华晖：一个人的文革时代（宜昌）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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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武汉“720”事件及对宜昌的影响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到处挑起武斗，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
  当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为一“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
“‘720事件’完全是**、‘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此后，几乎全部涉及武汉事件的记述、回忆、分析、论说文字，均按此基调演绎、辗转复制、臆断（仅仅是所谓“破坏文化大革命”被悄悄淡去），严重违背了基本事实，出现了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和真实历史的一种反动。
究竟事件是体现了**、“四人帮”反对毛、周，“破坏文化大革命”，还是充分和实质性地显示了反对文化革命的体制性、群体性的力量，对毛泽东为首的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线的强烈抵制抗争？
以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为首、以百万雄师为打手的一批人，他们当时反对周恩来（其实也就是反对毛的文革），围攻王力，丑化“三钢”，是代表十七年旧有体制的受惠者的利益，并不是对文革有先知先觉的认识。
宜昌保守派此时也表现得特别张狂。他们到处打人，到处撕三总部的大字报。完全是赤膊上阵了。
   7月17日，武工大队等数千人采用了对付红旗总部同样的方式围攻二中。这次二中的红旗战士来不及封锁楼道，这伙人冲上二楼，爆打红旗战士。无奈之中，十多人被迫跳楼。其中四人重伤，十来人轻伤。
   7月23日晚上，我经过解放路，见到三司一批学生在伍司令的带领下撕我们这一派的大字报。我当即上前制止。他们见我只有一人，于是上来围攻我。他们一上来，就抢了我的红书包，对我动手动脚。伍司令见是我，就制止他们，不让他们打我。这时，一个水泥厂武工大队的工人跑过来打我，我见状就往云集路方向跑。当我跑到云集路口回民餐馆门口时，他追上来了。我躲过了他的第一拳，他的第二拳被一双大手拦住了。刘盛华（后来是市中医院正骨科医生，以善推拿出名）正好路过此地，他会武术而且支持我们。那个工人见是他，只好弃我而去。刘盛华将我送到了市一医院。我在急诊室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不知是谁告诉了我的母亲，她到医院来找我，见我并没有受伤，才放心了。
  就在这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谢富治等从武汉回到北京，党中央支持武汉三钢三新等革命造反派的重大新闻。
  7月27日，中共中央给武汉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一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国重要的报刊都转发了这封信。信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肯定“武汉的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
  我们胜利了！保守派立即土崩瓦解。
  宜昌三总部造反派群众开始围攻少数保守派困守的天主堂。大势所趋，保守派的大多数都回家了，不少人很快加入了三总部。守在天主堂里的，只是一小部分三司的学生和武工大队的工人。
  晚上，从天主堂的广播里，传出了凄惨的二胡声，委婉叙述的，也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他们也当少数派了，也想念毛泽东了。
  毛泽东是文革中各派的旗帜，其实各派从本质上维护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保守派放弃了天主堂，往水泥厂逃窜。工人总部在谭超的带领下（刘德光7月27日才放出来），攻打水泥厂。同样是没用任何武力，人一到，保守派就望风而逃了。
  翻了身的造反派在全城揪斗保守派头目，那些整造反派比较凶的头目，自然遭到了报复。不少单位，出现了造反派打保守派头目的情况。
  我反对打人，也反对对个别人的打击报复。我起草了一份“紧急通告”，7月29日在新华印刷厂铅印了数千份，全城张贴，中心内容就是一个，那就是正确对待保守派的群众，不准打人，如发现红旗战士殴打保守派的人，当严肃处理。
  通告贴出，立即有了反响。宜昌商校的女学生找我告状，说他们学校的红旗打了她们。我亲自到商校，找到红旗九军团的头头，了解情况。那几个女生在三月份肃清流毒时，表现很凶。所以红旗战士烦她们。一个姓朱的军团头头因当时挨整比较利害，就在翻案后找她们理论，说到激动时，打了她们几下，并没有造成人身伤害。我说，下不为例。今后只能讲理，不能动手。他们表示接受。
  几天后，在解放路，碰到那几个女生，她们对我笑，感谢我。
  红旗四军团（财贸干校）一个头目，不把总部的公告当回事，在学校报复打人。我下令将他开除出红旗总部。并将开除他的公告在财贸干校里张贴。
  这些事，不仅很好地维护了红旗总部的形象，实际上也是给自己栽了花。在文革中我没有一个私敌，没有一个人恨我，所以我也没有受到来自任何群众的打击。
  迫害我的，任何时候都是各级“党组织”，在文革时期是共产党中反文革的官吏，在文革后是整个共产党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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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武装左派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给武汉革命群众的一封**中，提出了“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全国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开始大揪“军内一小撮”。在宜昌，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宜昌军分区司令员侯占太。他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是他迫害我们在先；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开他的批斗会在后。如不是毛主席公开支持武汉的“三钢”“三新”，我们不可能翻身，也不会有资格来斗侯占太。两年后，当局却指责造反派“反军乱军”，真是强盗逻辑！当年是想不通有情绪，现在明白了是毛泽东玩弄了我们。
    除了被侯占太打成反革命的三总部要斗他，就是那些起初并不同意为工联和野战军翻案、只同意为红旗总部翻案的一些组织，现在也争着要斗侯占太了。而且这些组织斗起来，反而更“狠”，比如游街，架飞机，搞身体折磨。因为斗他就是“革命”啊！越“狠”就越“革命”啊！
    宜昌城的八月，和火炉武汉一样，热得人受不了。
         8月1号建军节，宜昌供电局的造反派把侯占太放到一辆大卡车上游了一次街，侯占太就吃不消了！他的身体不太好，有肝病。军分区的一个参谋对我说了侯占太的身体情况，我当即决定，把他“控制”起来。我将侯占太弄到卫校，派专人看管。我宣布，没有我的同意，任何组织都不能单方面开侯占太的批斗会，如果要开，也要联合开，不能今天你斗，明天他斗。就是开批斗会，也不能搞游街，戴高帽，架飞机这一套。
    这么决定，一是有党中央的精神为指导，二是我自己温和的人性，其三是我对那些事后“英雄们”的反感。
    在卫校，侯占太握着我的手，双泪长流，不断地对我说，我错了，我错了。
    我相信，那一刻他是真诚的。看着他真心忏悔的样子，一句话到了嘴边，我没有说出口。当时我真想问他，我们是反革命吗？
    整个8月，全市造反派就开了两次侯占太的批斗大会，一次是8月10日，一次是8月21日。会上，也没有人给他戴高帽，架飞机。
    红旗总部已从五中迁至卫校。当时的卫校在云集路，宜昌老城的中心，而且卫校的学生中，红旗战士占多数。总部在卫校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搬到当时的“宜昌饭店”去了。宜昌饭店在中山路口靠近儿童公园（当年叫西陵公园）这边，四总部都在那里办公。红旗总部占了其中的一层（好象是二楼），我和《红旗报》主编孙宜培一间办公室。
    住进宜昌饭店不久，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陈明在解放路附近碰到我，他对我说，一中同学盛传我有了女秘书。我听后大笑，要他到我的办公室去看看。
    我和孙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两张单人床，床上一张草席，如此而已。陈明没想到是如此简朴，所谓女秘书云云，天方夜谈了。
    当时红旗总部有几十号工作人员，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办公室，后勤部，红旗报编辑部，另有两个宣传队和一个篮球队。占有一层楼20多间办公室，但我并没有想到给自己单独搞一间办公室。当年，我太不象一个头头。这是宜昌二中的红旗战士当着我的面说的。
        720事件后，宜昌城更换了支左部队。驻当阳的空军某部奉令开进宜昌城。三总部二万多人夹道欢迎。当阳空军旗帜鲜明地支持宜昌三总部，我们高呼“解放军万岁”。
    现在得知,当年的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以“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
   当年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但公开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却把毛主席的思想传达给了我们。
   8月25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按照毛泽东这一思想公开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据刘德光在1981年7月7日至7月15日在狱中所写的一份材料（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地委的报告）中回忆，1967年8月某日，杨春亭从武汉打电话给他，要三总部找宜昌军分区要枪，说中央有精神，要武装造反派。于是，刘德光连夜开会商量（注：本人没有参加这个会），再取得了当阳空军支左部队的和市人武部白国英副政委的支持，到市人武部提出了要枪的要求。人武部党委在宜昌军分区副政委王子清的参加下召开了党委会，决定给宜昌三总部一个加强连的枪支。
    于是，工联总部由刘德光带队从市人武部最先领取了一些枪支，随后野战军又在冯长丰的带领下到地区公安处领取了一些枪支。工联总部领取的枪支放在当阳支左办公室里，还没有下发时，宜昌电力革司闻讯就抢了人武部的仓库。
    宜昌支左办公室通知三总部到宜昌军分区支领枪。红旗总部作战部负责人张士和（二中学生）就组织人从军分区弄回了几箱手枪（二十响盒子炮）。当时我不在宜昌，等我回来时，张已将枪分完了，连我这个总部头头也没有分一支。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实践中学的红旗战士围住我，开玩笑式地搜我的书包，我清楚他们是在找手枪。我就让他们搜。结果自然让他们失望。他们想不明白，总部的主要头头为什么没有一支枪，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根本不需要枪。在整个文革期间，我居然没有开过一枪。连打一次靶的事都没有干过。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我不感兴趣。后来不知是谁给了我一支“小八音”，我在没人处试过一次，居然是支哑火，根本无用。我就给了一直跟着我的实践中学的一名红旗战士。中央“九五”收缴枪支的命令下达后，就交给支左办公室了。
    没有分到枪的群众组织，就组织人到处抢枪。最先抢枪的是宜昌电力的“宜电革司），三总部的一些基层组织，也有抢枪的事情发生。但那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和总部无关。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时，立即按照中央相关精神，发布了“命令”，“决议”，坚决制止抢枪和冲击军事机关的行为。8月21日，红旗总部成立了“拥军办公室”。
        1967年8月后，宜昌造反派手中究竟握有多少枪支，现在已说不清楚了，但在当年，宜昌并没有因这些枪支而造成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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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成立红代会

        1967年9月19日，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毛主席说，“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九六七年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于9月24日和26日，两次邀请一中红司，五中红司，六中井冈山，八中红旗公社，东山公社商议大联合问题。当时宜昌老三届学生共有一万来人，红旗总部有五千多人，占一半以上。各校红司加起来也就二千多人，是少数派。在我们看来，联合应当以红旗为主，也就是说，在新成立的组织领导人中，红旗战士应当占多数。在十五人的领导成员中，当时我提出的比例是九比六，也就是说，红旗九人，其他组织六人。
我的意见遭到了红司派的强烈反对。一中红司的代表退出了会场，会议不欢而散。
        10月10日，红旗总部再次邀请全市各校其他派别的组织商议大联合问题。会上，本人代表红旗总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在前一阶段红旗总部在大联合问题表现出了较强的“派性”，是不对的。有“唯我独革”的思想，认为只有红旗才是宜昌城学生中真正的造反派。大联合应当“以我为主”。
    我们的态度得到了有益的反响。在共同努力下，到会的各派组织代表达成了共识，签定了“十、十”协议。
    今天已经无法回忆起协议的内容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协议是有利于全市学生组织大联合的。看到大事记中关于签定协议的记录，心中还是泛起了一种自豪感。就是在当时，我们总是力求跟着党中央的步骤走。虽然从情感上对自己一手创立的红旗恋恋不舍，但从理智上还是服从大局的。
        10月13日，红旗总部在二中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的主旨是“斗私批修，促进大联合”。下午，我们再次邀请全市各校的其他派别商议大联合问题，会上，我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
        10月15日，空军7212部队来宜支左，宜昌造反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和晚会。
        10月16日，为更好地执行周总理在武汉对湖北大联合问题的指示，红旗总部又在二中召开了各军团负责人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明确了红旗总部的历史使命即将结束，大联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0月17日全市各学校的造反派在二中开会商议大联合问题，19日，同样的会议又在四中举行。这两次会议都有7212部队的人参加，会议仍然由红旗总部（也就是我）主持。
    这种格局，可能给其他组织的人感觉不好，所以几次商谈都没有结果。
        7212部队领导人张景碌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由部队出面，邀请全市各校的造反派组织代表到“五0二”工地开办大联合专题学习班，红旗总部主要负责人及各军团负责人3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召开前，张师长分别做了两大派主要头目的工作。他专门到红旗总部来找我。我给他表态，坚决拥护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红旗总部一定带好头。张师长很高兴，送了我一条“中华”香烟。我将它分给了总部的工作人员，自己留了四包。当时我还没有抽过烟，后来我给别人吹牛，说自己抽烟的起点很高，就是说张师长送烟给我的这件事。
    在“五0二”学习班上，两派关于“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的简称）人选问题分歧很大。我的观点也就是红旗总部的观点，那就是九六开。我认为是比较合乎实情的。可红司代表不同意。他们恨不得五五开。
    张师长再一次给我做工作。我只好让步，同意八七开，也就是说，在红代会十五个领导成员中，红旗总部占有八人，其他各派组织占七人。红代会主任由红旗总部的成员担当。
        11月5日，在“五0二”工地，全市学生造反派达成协议，成立了“红代会筹备委员会”。我圈定了红旗总部参加红代会班子的八人名单，其中那几个是常委，那些是委员都有明确意见，主任是张哲年。然后把名单给张哲年看，他见没有我，说不太好吧。我说，我不能参加。
    我不参加红代会的领导班子，主要是两个原因。其一，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一中已出现了大标语，有人说我要当革委会主任了，要当红代会主任了。我要堵这些人的口。其二，我自己的理想太过宏大，不想当官而想做大理论家。对于一中高三的某些人写了那样的标语，我在心中讥笑他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后来，红代会的常委都成了地、市两级革委会的常委，红代会的委员都成了地、市两级革委会的委员。再后来，——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中多数人都成了“三种人”，而我却幸免于难，这在于当时我的明智。
    张哲年和王宝生都是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进入那个班子后，王宝生比张哲年更能讨军区领导人的好。所以，王宝生当过地区团委副书记，有实职。而张哲年却是一个虚常委。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王宝生比张哲年风光。1976年后，两个人的命运基本一样：开除党籍，享受“三种人”待遇。我虽然没有划入“三种人”的范畴，但因为是影响比较大的造反派头子，在宜昌，同样也享受“三种人”待遇。
    复巢之下，岂有完卵！
    回到学校后，红旗和红司都取消，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我们没有搞两派协商分配名额的办法。我提出搞全校大选举，无记名投票。红司方面对我这个提议当然高兴。
    选举结果，我的选票在全校第二。王宝生第一。选完后，高三一班一个女生告诉我，红司领导人要她们班和高三三班两个班不投我的票。她说，她没有听他们的，她投了我的票。
    连红代会主任我都不想当，我还会在乎一中的革委会主任吗！其实在选举前，我就想到了结果。红司在一中占多数。但我的选票只比王宝生差几十票，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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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68年：造反派的分化和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抛弃


                                                                               1、硝烟前的宁静

         1967年底，红旗总部下属的各军团分别与各自学校的其他革命组织实行了大联合，随后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红旗总部已经不再存在，我这个总部头目，无事可干了。绝大多数同学一样，我回到了学校。
    宜昌一中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组织全校同学回校复课闹革命。在革委会中，我是副职，不当家。有人通知我开会就去一下，其他也没有什么事。
    当时一中红旗的几个学生，占了校长文达的办公室。具体是谁办成的这件事，我不太清楚，但后来我回校后，却住进了校长办公室却是事实。今天看来，当年我们这么做显然是“无法无天”。但当年我们却不会这么想，文达校长已经“靠边”了，不来学校上班，他的办公室空着也是空着，我们不占，也会有其他同学去占有的。紧邻文校长办公室的另一间办公室就被高二红司的几个同学占领了。一墙之隔，相互说话都听得见。
    学校又复课了。可我不再是一个用心学习的好学生了。理化课我根本不去，而是躲在文校长办公室里读书。我的读书兴趣也主要在理论方面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编印的未发表过的毛泽东的文章，我认真通读了。马列的书也开始读。这期间，主要是看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相对比较好懂的原著。辽宁师范大学编印的《世界近代史》（上下两本）也时常翻阅。一本叫《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书曾让我如痴如醉。
    但我很想全班的同学都回到教室来，所以对班上的事情，还是很热心的。象当年班主任做家访一样，为了动员同学们都回到学校，我和班上其他几个同学到处串门。为了动员一个姓郑的女同学到学校来，我们还专门跑到十三码头她家里去找他。我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我们班上除了一个姓鲍的男同学和那个姓郑的女同学，全部回到学校了。
    到快过年的时候，我组织班上几个同学，做了一批贺年片，给全班同学赠送，在我们教室里张贴，也到其他班上去张贴。
         1968年的春天，宜昌城还是比较平静的。班上同学之间的往来超过了外校造反派战友之间的往来，有一种回归到正常学校生活的迹象让我陶醉也让我向往。
    当然，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疾风暴雨，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回到正常的学校生活去了。
         1968年1月16日，宜昌地、市两级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五万人聚会铁路坝（现宜昌夷陵广场），可以说是宜昌城空前绝后的群众大场面。我站在一中同学的方块阵中，离主席台比较远，想想坐在主席台上的文革战友，心中滋生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真是在宜昌城风云一时的人物吗？当时，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的人虽在会场，心却跑得很远。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和我毫无关系。
    可有些事，你是躲不过的。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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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反一粉碎”及宜昌的运动形势

        1968年3月，宜昌军分区政委张波向地区革委会常委们传达了最新的中央指示，当时党中央揪出了“杨成武、傅成碧、余立金”三个军队内的走资派，并且说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将余立金逮捕法办的。中央当时提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粉碎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常委中的群众代表立即将这个信息散布到社会上。在民间，将党中央的口号简称为“三反一粉碎”。
        1968年初出现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现在看来，只是党内反文革的势力和社会上那些老工人，老党员等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组成的“保守派”对文革不满的一次情绪发泄。说不上是对文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因为当年他们的口号，也是拥护文革，声称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在他们心目中，造反派的头目，不是牛鬼蛇神就是坏人，广大造反派群众是受蒙蔽的。
    这当然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他又一次借造反派之手，对反文革势力进行了一次打击。
    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上方宝剑，造反派自然会闻风动。但1968年造反派的行动，主要是由已结合到各级革委会中的那些头目来组织和实施的。那些因各种原因没有进入各级革委会的运动初期的造反骨干渐渐引退，这是一个新的特点而没有引起现今文革研究者们的注意。
    宜昌的保守派组织，本来在“720”事件后都已土崩瓦解，但在1968年初，却出现了一个叫做“江城烽火”的地下联络站，他们要为武汉的“百万雄师”翻案，为“720”事件翻案。这个组织以地直机关的干部为主。宜昌支左部队对他们提出过严厉批评，地区革委会为此还专门召开过常委会。会议一致认为，宜昌的“江城烽火”地下联络站是当前“右倾翻案风”在宜昌的具体表现，他们的所有活动必须停止。
    在此种形势下，刘德光应地区职代会副主任吴军之邀，派了十个工人，协助他们破获了“江城烽火”地下联络站。
    事后，刘德光给地革委会常委们汇报，得到一致的肯定。支左部队还给《湖北日报》写稿，对此进行了表扬。
这本来是一次官方行为，后来，却成了刘德光“迫害群众”的罪证。文革中所有加在造反派身上的“罪责”，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
    全中国数千万造反派用他们一生的命运，只是在为毛泽东的异想天开“买单”。
    对于已进入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目来说，1968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自己在革委会中的地位。两派头目为所谓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的斗争，其实只是一种派别利益的争斗。当然，两派头目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宜昌“钢”“新”两派的形成，除了受武汉的影响外，也有自身的原因。
    三总部因为造反资历早，在宜昌因有“反革命”的经历，所以，被公认为是最坚决的造反派。三总部自己，也有宜昌造反派老大的感觉。而另一些组织，比如“宜电革司”“长办革司”及各个中学的红司等，本来就对三总部有看法，1967年“7.20事件”前，他们只是对我们红旗总部被打成“反动组织”不同意，对于刘德光，他们认为是坏头头。“7.20”后，在大联合的问题上，两派为了各级权力机构的人员分配又进行了数月的争斗，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这种派性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1968年发展成武斗。
    当年，攻击对方最好的借口就是“保皇派”了。1968年全国大规模内战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战斗的双方都以真正的“造反派”自居，从而攻击对方是新形势下的保皇派。
    当时宜昌的“新派”攻击“钢派”的主要理由，就是说钢派是新的保皇派。起因在于市委书记田英的一封信。
        1967年10月，被宜昌各派势力都当作“走资派”的市委书记田瑛写了一封申斥信，为自己辩护。他把信交给了刘德光。田瑛很清楚刘德光对他的看法，他是想通过刘德光，为自己进入“三结合”的革委会努力一把。刘德光对田瑛颇有好感，心中也是想结合他的。可他一个人无法改变当时宜昌文革的格局，他没有能力把田瑛报上去，更无法左右省革命委员会的人事裁决。甚至，他都不能公开说田瑛是个“好干部”。如果他这么做了，无疑会遭到三总部在内的全市所有派别的攻击。但他在工联总部的头目中讲过田瑛写申斥信的事，也曾表示过对田瑛的理解和同情。
    工联总部的二号头目郞某一直对刘德光心怀不满，他们之间究竟为何争斗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谁是谁非他人也无法妄做评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只是他们二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与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关，也与任何原则问题无关。但郞某却因此和“新派”暗中勾结，在当年的形势下，是不得三总部人心的。郞某将田瑛的信交给了宜昌的“新派”头目。宜昌新派据此攻击刘德光是保田派，宜昌三总部中有一股“保田的暗流”。
        五月初，宜昌城里两派争斗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三总部的头目重新聚首。他们让我召集红旗旧部，组织队伍，和另一派开展斗争。
    两派之间的斗争主要反映在地市革委员会里。那些已经进入两级革委会的两派代表人物，是1968年两派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如我这样的在野派，其实已没有多少事可以干了。只是因为我在红旗总部里的影响力，刘德光等人才叫我重新组织队伍。
    在我自己方面，也感受到另一派压力。住我旁边高二的几个学生乘我不在，砸了我寝室的门，将我的书全部抢走。在自己的学校都不能住下去了，不斗争能行吗？
    地委大院还是野战军说了算，他们给我在大院里安排了一间房，我和另一个红旗战士就住在里面。
    各校的红旗头目，陆续到地委大院来找我联系。各校的红旗战士也基本上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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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六、二一事件的前前后后（一）


        1968年4月初，我的同班同学王永兰告诉我，远安一中将成立革命委员会，她邀我去远安玩，当然，她要我代表宜昌一中革命委员会送一面锦旗去。我没有想也没有问王永兰怎么和远安一中的造反派头头认得的，我只想出去玩就答应了。记得王永兰是到一马路我家里去找我的，和她同去的，还有另一个女同学，高一一班的肖风云。当时我不认得肖，后来我们在远安一个星期，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我说送锦旗没有问题，代表一中讲话也可以。我给校革命委员会中的老干部赵步云（文革前的一中书记，此时是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实际上主持工作），讲了此事，得到了他的认可和支持。
    王永兰联系了一辆跑远安的货车，4月7日（日记上有记载）早晨七点多钟，我们三人就往远安去了。
    考虑到她们两个女同学，我就站在车厢里，让她们坐在驾驶室。
    虽是四月，天气也比较暖和了，可站在行驶的汽车上，还是有些凉意。时间一长，身体就有些吃不消了。王永兰想到了这一点，车过了当阳，她就坚持让我坐到驾驶室去，而她站到了车厢里。
    当年我晕车。站在车厢时，差不多快吐了，这也是我同意坐下去的原因，以为坐到驾驶室会好些。却不知一受凉然后又受热，人更加不舒服。坚持了一会儿，终于熬不住，吐了。
    这时，车已到了花林，离远安县城也就十多公里了。司机停车，让我们休息一会儿。肖风云的军用书包上有了我吐出的污物，她就拿着书包到路边的小河去洗。王永兰陪她下河去。我站在公路边，看着河边的她们，心中有些不好意思。
    远安一中的徐冠军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安排我们住在学校里。徐是远安学生中造反派的二号头目。一号是尚克，也是远安一中的学生，当年他是远安一中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我们在远安的那几天的所有活动，他们二人都一直陪着。
    在远安一中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宜昌一中讲了话，送了一面锦旗。会后，徐冠军对我说，你的讲话，鲜。发言稿是我自己写的。我当年的文风豪华而抒情，喜欢用形容词，这可能是高中学生写文章的通病。可对于同为高中生他们来说，也许就是好文章了。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印象就特别深，于是就记住了。许多年以后，当我和徐冠军坐在一起推杯换盏时，还曾说到过当年的趣事。
    肖风云是一中宣传队的，嗓子好，会唱歌。以前我不清楚。当她在远安一中的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唱歌时，那声音很让我惊讶。我听得都有些痴了，唱得真好啊！在我们的要求下，她唱了几首当年的流行歌。最好听的，当数“远方的大雁”了。也许，这和我们当年的心情有关，这首唱给毛主席的歌，寄托了当年我们太多的情感。
    无意中，我推开窗户，发现教室外站了很多远安一中的学生在听她唱歌。那一刻，我很有些自豪的感觉，因为，她是我的同伴，是我们一块来的。
    参加完远安一中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我们就没事了。为了让我们玩得开心，徐冠军安排了一些活动。
先是游了一回鸣凤山。同去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另外两个宜昌一中的女同学，她们也在远安，和肖凤云是一个宣传队的，也就一起去了。
    那时，从县城到鸣凤山下也没有通车，一路走过去。因为年青，少男少女在一起，只觉快乐不知累。从山下到山顶，差不多要爬半个多小时。40年后，我陪太太用了五十多分钟，才上了鸣凤山。
    远安人说，武当山远，鸣凤山险。这话当年我记下了，可只有当我三次上过这两座山后，才明白了这句话。虽同为道教处所，但这两座山其实是无法相比的。和气派而宏大的武当群峰相比，鸣凤山太小了。可它却独立远安，以它陡峭的山势，占了一个“险”字。这是远安人的心情，很吻合这个孤闭而有着渊远历史文化的小县城。
    在远安的某个晚上，尚克接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那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母亲，一位外表和善、慈祥的好妈妈。我们叫她柴妈。为了支持儿子跟着毛主席革命，她受尽了惊吓。所谓的文革十年，作为造反派的我们基本上是在挨整，文革结束后，我们更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尚克和我有差不多的经历。在儿子长达二十多年的受压过程中，作为母亲，柴妈的心灵曾受过多少煎熬，只要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是可以想见的。
    从柴妈家出来时，天已经晚了。有很好的月光照在柴妈家的菜地上。菜地周围用篱笆隔着，让我这个从城里来的中学生感到新奇、好玩。
    这时——这记得十分清楚——就在我看着月光下的篱笆墙时，肖凤云忽然对我说，你今天抽了七支烟。
    我心里一颤，一种极为美好的情感被触动了。我禁不住回头看了一下这个矮矮的长着一副圆脸的姑娘。那一刻，我感觉她和我很亲近，我们不是才认识几天的校友，而是相处了很久很久的兄妹。我笑了，我对她说，我真的抽了这么多吗？她认真地点点头。
    离开远安时，高三学生张耀仁来一中找到我们，他让肖凤云给他把二胡带回宜昌家里。当时，工宣队组织我校高三的学生在远安搞社会调查，还要几天才能回宜昌。当时我就奇了怪了，张是红旗战士，和我很熟，他的弟弟还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为什么不让我帮他带二胡回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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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二一事件的前前后后（二）

    回宜后，肖风云找我借世界近代史教材。在远安时我们曾说到过，我正在读这两本书。
         1968年6月初，一中革命委员会停发了几个红旗战士的助学金。他们给我反映了情况。我就回校去找赵步云。
那天是1968年6月16日。宜昌城里已经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武斗了。两派斗争的火药味已经比较浓。有人劝我不要回去，他们担心一中红司的学生会打我。
    我当时很自信。认为自己在一中没有一个私敌，没有得罪过任何一个人。人缘是不错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钢派还是新派，见面都对我很客气，没有那种很仇视的表情。再说，红旗战士有了事，我不去办，谁去？
    于是，我带了一个外校的红旗战士，回一中了。我先找到住在校外的当年的会计杨德昭（后来成了我的岳母），她说，这是学校革命委员会决定的。于是，我进校了。
    当时一中教导处的房子在学校中央的位置，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就是原来的教导处。我找到了赵步云，说了这个事。他推诿说，这事他还不清楚，但他答应搞清楚后给我答复。
    这时，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外围了十多个红司的学生。以高三三班的杨某（此人后来还当过宜昌二中的教导主任）和二五班的屈某为首，气势汹汹，扬言要打我。
    陪我去的红旗战士眼见不妙，就跑到紧挨一中的商校去叫人去了。
    赵步云制止他们，革委会副主任陈永和（他是红司派）也拦着他们。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情况。但我并没有慌张。我认真地盯着他们，一个一个地看清楚了。我想看看，谁动第一拳。
    也许是大白天，也许是我在宜昌社会上的名望（我手下可有一大批敢打架也善打架的红旗战士），也许有赵步云和陈永和拦着他们，总之，没有人敢动那第一下。如果有人动了第一下，那天我肯定伤得不轻。当然，那动第一下的人，自己也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从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出来，陈永和一直护着我。走到学校大字报栏附近，肖凤云跑过来了。她把两本书还给了我。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和她多说什么，她也感受到两派之间的紧张，同样什么也没有说。
    没想到，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五天后，宜昌发生有名的“6.21”事件。
         1968年6月21日早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就被宜昌供电局的高音喇叭吵醒了。从他们的广播中，我知道，宜昌昨夜发生了武斗，而且还死了人，大约到中午，我才从他们的反复广播中，知道死了三人，而且，肖凤云也在其中。
    茫然、心痛，也许还有其他，但今天，我已回忆不起当年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最为真实的感受了。但肖凤云，几天前还鲜活的肖凤云的逝去，却让我记起了我们全部的友谊，点点滴滴，就在她死后的那几天，全都在我的脑海中复活了，并且，从此镌刻在我的灵魂上，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忘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在她三十周年的忌日，我写了一篇怀念的文章，登在《三峡法制报》上。她的侄子，现在市文化局工作的肖某，因此给我打电话，问我，他姑姑的骨灰在什么地方，他说，他想为他的姑姑立一座碑。我说我不清楚，并且答应问问当年一中红司的头头们，看他们有没有人知道。我打电话问了孙茂洲，他说他也不清楚。于是，我给肖某回了电话。
    我不知肖某当年几岁，他还能不能回忆起他姑姑当年的模样，但他那份孝心，确实感动了我。
    这件事过去大约半年后，我带人到三游洞去玩，听说肖某是那里的负责人，就给他打电话。可是，他却推诿不愿意见我。于是，我明白了，他可能听当年一中红司的同学说过，我当年是“钢派”的，而他的姑姑，就是被“钢派”打死的。
    当年一中红司的同学，可能绝大多数会想到，一中“6.21事件“，一中红旗战团一定有人参与，而我，说不定就是武斗的指挥者。
    这种误解是极为正常的。在两派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这么想的确合乎情理。
    可事实真相是：“6.21事件”与我，与我们红旗战团毫不相干。事先，我不知情，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一中红旗战团也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这件事。
    事发当天，我给住在一马路供电局（当年“新派”的据点）的王宝生打电话，想约他谈谈。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就是要停止武斗。王宝生同意和我面谈，但他要我到供电局去，而我，却要他到钢派控制的地方来。我自信我能保证他的安全，但我不相信他。可能他也不相信我。几次电话后，我们面谈的事并没有兑现。
   “6.21事件”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我知道了，原来肖凤云和我们战团的张耀仁是恋爱关系。这让我明白，为什么张耀仁要把二胡交给肖而不交给我了。我和战团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住在卫校的张家，去看了一次他。我记得和我一起去的有吴学生、李浩全。
    张耀仁仍然处于悲痛之中。他说，他到供电局去悼念过肖。我们说不出什么安慰话，事实上，我们也不会说。只是陪他坐坐。我注意到，他的书桌上有一面小镜子，镜子的背面，夹着一张肖凤云的照片，一寸的登记照。张耀仁有意让镜子背面对着我们，让我们好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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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六二一事件的前前后后（三）

    其实，“621”武斗只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多年以后，我才慢慢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
    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柴油机厂的工人王先奎于2009年8月8号下午在我的家中，对我讲述了他所经历的“621”事件。后来，在事件发生时在学校的一中学生又给我讲了当夜的情况。综合两方面的讲述，我现在基本明白“621”事件的前因后果了。
    那天下午六点多钟，油漆厂的一位工人朋友告诉王先奎，柴油机厂的工人鲁禄华和曾凡峡二人被一中的学生抓进去了。当时的油漆厂就在一中大对面，他说他亲眼看到十多个一中学生在校门口绑架了路过的两名柴油机厂的工人。王先奎想，这二人都是工联的，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战友，他应当去把他们救出来。于是，王先奎就带了一个人到一中去。他的想法简单明了，就是想去交涉一下，他以为，凭他的人脉，他的社会关系，也许，一中的学生们会买他的账。
    那知，他们刚走到一中校门口，就见到了几个背枪的学生，他还没有说明来意，那伙人中就有人么喝起来。立马，从校园里又跑来几个背枪的学生。王先奎见状，立刻掉头就跑。他想，这不是说理的地方。一中的学生追了出来。大约跑了几十米吧，王的同伙转身用匕首刺破了一个学生的大腿。其他的学生忙着照顾受伤的人，就不再追他们了。
    就在他们回厂不久，闫梅章（柴油机厂七级钳工，造反派）带人将他们铸好的手榴弹壳子送往地委大院。当时宜昌三总部决定自制手榴弹，在柴油机厂做壳子，然后由医学院的老师龚某某负责装火药。当闫梅章的吉普车路经一中时，遭到了一中的学生们的袭击。学生们朝车子扔石头砸碎了车窗玻璃。坐在后座的梁其慧也受了点伤。闫于是指挥车上的向某朝学生们开枪。可慌乱之中，向某拉不开枪栓。此时，吉普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撞坏了保险杠。车子开到云集路地委院子后，闫梅章、刘金玉、梁其慧等人在院子里高声叫喊，说是被一中的学生们扔炸药包炸坏了车子，要报仇。站在一旁的谭毅见闫的动作有些夸张，禁不住就笑了。闫于是有些恼火，揪了谭的衣领，质问他。谭毅笑的是闫的动作，但对于一中的学生袭击吉普车的事还是很上心的。他也叫喊要打一中，要为自己的工人报仇。
    正在指挥部的三总部头目谭超闻声跑了出来。听说情况之后，他首先批评自己的弟弟谭毅，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谭超见情况并不严重，就反对组织人打一中。可闫梅章等人的高声叫喊确实起到了煽动情绪的作用，在当年两派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星星之火，也是容易引发灾难的。
    在闫的强烈要求下，谭毅给在场的二中学生小曾说，要他给学校打电话，派些人到柴油机厂去。谭毅后来在写给湖北省高院的申诉材料中说，当时的动机，是想要这些学生帮忙守厂。他们担心真和一中的的学生们干起来，学生们会打到厂里去。于是，这位二中的红旗战士就给学校打了电话。
    当时，三总部的主要头目刘德光不在宜昌。分管“文攻武卫”的吴军尚不清楚此事。可当晚的事件还是发生了。所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1980年10月30日的审判书中说是“作战部会议作出攻打一中的决议”，实属无稽之谈。
    谭毅是柴油机厂的造反派主要人物之一。他虽不是三总部的头目，但他的哥哥谭超是工联的二把手。谭毅经常在总部晃悠， 事实上也象一个头目。或者说，他经常可以起到头目的作用。
    王先奎在厂里接到了指挥部的电话，电话中要他组织人。现在他告诉我，打电话的人是谭毅或者是谭超。据刘德光今天的分析，谭毅打这个电话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是柴油机厂的人。但2009年月11月17日，谭毅对我否认，他曾打过这个电话。笔者认为，不论他打过这个电话没有，他当时主张打一中的立场是不会错的。但后来（1980年7月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他定为“621”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并因此判他十年有期徒刑，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为此，谭毅写了几万字的上诉材料，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定，撤销了宜昌市中院的判决，发回重审。重审结果，谭毅“免于刑事处分”。
    王在电话中问怎么办？电话中回答说，我们正在准备。
    王于是在厂里召集了十多个人。到十点多钟时，二中红旗百师团来了十多个学生。百师团的学生说，是指挥部要他们来柴油机厂集合的。
    晚十一点左右，王先奎就带着二十多人来到了一中。他们朝大门里扔了一个自制的手榴弹。一声爆响过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一中大门口根本就没有人守卫。于是，王先奎就带人进了校园。学生们没有任何抵抗而是躲在黒暗中一声不吭。王带人搜索每一个教室。终于，在一间教室里找到了鲁禄华。他躺在地上，屁股被一中学生捅了一刀还在流血。王安排人把鲁禄华送回电机厂了。\n    这时，一中的广播室忽然传出了学生们抗议的声音。
    王先奎发现了目标，就带人进攻广播室。当时一中惟有理化大楼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其余的都是平房。红司的广播室就在理化室的二楼。
    王带人摸到了广播室楼下，他先朝广播室扔了一个自制的玻璃瓶炸弹，结果扔在了栏杆上，他听见了玻璃落地时的脆响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同去的柴油机厂工人李元春也朝广播室里扔了一个自制炸弹，这回响了。并且，在广播室的红司派播音员肖风云和李启秀被炸。李失去了右手，而肖风云却失去了生命。
    据一中的学生讲，当时李启秀是想去捡炸弹，想把它扔出去。在她还没有抓到炸弹时，炸弹就炸了。而肖风云是面对炸弹故而胸部受伤。如果能及时救治她不会死。
    扔炸弹的李元春一年后进了牢房。
    这时，柴油机厂的另一拨人又在刘金玉的带领下，从得胜街这边又进了一中上。当时一中靠得胜街这边的院墙垮了一段。多数老师都住在得胜街一中的宿舍里，进出学校方便，也没有人提议修复院墙。当时的校革委会基本是红司一派当权，忙于内战，也无心去管修复院墙这种事。
    这时，又有人放枪。天亮时才晓得，一中另两名学生被打死。据说，邓华泰是想冲进广播室救人，路上被乱枪打死。而另一名学生王学友，却是被炸弹炸死的。
    王先奎见一中学生没有任何抵抗，加上想救的人也救出来了，就带人从一中的破院墙出去了。他们走到了得胜街，遇见了赶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军人们批评王先奎等，指责他们搞武斗。王先奎等没有做声，撤离战场回柴油机厂去了。
    谭毅受指使送炸药去一中前线。走到四新路口，碰见一中的学生抬伤员去医院。因为当时三总部的人正在寻找被一中学生抓去的鲁祿华，谭毅就拦住学生们问了一下，“抬的什么人”。见不是要找的鲁，就放行了。前后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可后来，这成为他的另一宗大罪。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书中说：“被告人谭毅亲自带人给进攻一中的武斗员送炸药包，途中遇一中学生送伤员去医院抢救，又布置人拦截，致使肖凤云流血过多死亡。”当事人（当时送伤员的一中学生）刘顺才、陈忠毅等证明，其一，他们在送伤员去医院的途中，没有受到什么阻隔；其二，肖凤云在被抬到四新路口前，就已经停止呼吸了。
    因武斗已经结束，谭毅的炸药包也就没有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