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风雨几度秋——李冬民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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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者：阎阳生，米鹤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4 9:27:29



  编者按：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更为亮丽的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和钟家仑、伊林、涤西等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责任等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文件传达到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米鹤都

几度风雨几度秋

　　李冬民口述

　　                 采写： 阎阳生 米鹤都
　　                 编辑： 阎阳生 米鹤都
　　


李冬民，河北唐县人，1947年生于河北。文革前为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跳两级参加高考。文革初期，他以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起家，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67年中学红卫兵分野，他是北京中学多数派，即四四派红卫兵的领袖。文革中，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有密切接触，曾被江青赐名，改“李冬民”为“李东民”，寓上随泽东、下连百姓之意。1968年被放逐张北的部队农场， 1970年加入中共。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8日，他率人在天安门等地公开贴出 “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标语，因而被中共中央列为重案，被捕入狱。后查清，此案纯粹是由北京市的“父母官”们为制造虚假的政治形势、胁迫中央决策而导演的假案。1980年由中共中央平反，获释。此后，李冬民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不久，组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价值分析导论》、《社会指标运动论》《社会管理》、《社会调查概论》等著作。
　
偷粮票的“侠客”
　　我老家是河北唐县，属于太行山区。爷爷家里条件好一点，供我爹念完了初小，又送到
　　山下县城念了完小[1]。那时候，我爹这点文化就不得了了，他后来在太行老区里当了校长。生下我后，父母把我放在了大伯家，他们就去了雁北，跟GCD闹革命去了。
　　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唐县上了一年学，1954年到北京的。那时候，我爹在北京
　　市委工业部工作。老干部很忙，都把孩子丢在学校不管。这样我就在住宿制的北京小学上学，因为很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我和他们从天性上一直没亲近起来。
　　北京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娇生惯养，没有人了解和懂得农村。刚到北京时，由于习性不同，
　　我总觉得他们很可笑。比如，羊就是羊嘛，他们要说是小山羊;兔子就是兔子呗，他们要说是大白兔。我那时候说话带着口音，一张嘴全是唐县的山里味，所以跟同学们说话也少，属于比较孤独的人。我有时间就看书，那时生活也无忧无虑，我们用童话般的目光看待世界，对事物的判断也很美好，充满乐观。但是，我心里一直惦恋着我的家乡。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里来的大批饥民，要饭的。我那时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着崇文门。崇文门南边是护城河，护城河边上搭着席棚，住着要饭的农民。我就跟他们聊起来，问他们是哪的?他们说从农村来的，如何如何……北京小学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是从有苏联阿姨照管的那种干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过来的。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实际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了，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我看了这些人，听了他们所说的，马上就信了，因为我有对农村的记忆。我身上有个一两毛钱，就给了他们。那时城里人粮食有定量，发粮票。我们市委宿舍中层干部住的院里，也办食堂。食堂有粮票，我不知道怎么动了心。我别的办不到，食堂里的那些粮票饭票啊，都在边上放着呢。我就和朋友夜里偷偷地去拿了这些粮票。
　　我当时也不觉得这是“偷”，应该是“拿”。偷着“拿”当然也不好了。但我准确无误地知道，我们不会被发现。因为那个食堂，到晚上就彻底没人了。忘了是不是爬窗户了，反正我们就进去了。第二天拿这些粮票分给了那些没饭吃的农民，心里感觉特别好。另外，我接触的一些文学历史，什么《夏伯阳》啊，《敌后武工队》呀，也使我对农民有一种喜爱，有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所以觉得偷粮票什么的，有点像援救游击队，或者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的那种感觉。
　　许多城里的学生，对这种社会现实不了解也不理解。大串联时一看全国各地那么多要饭的，认识社会的门才打开。
　　那时，我认为我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远远高于我的同龄人，特别是只在城里读书的学生。
　　而且，农村的那段生活塑造了我一个比较务实的性格，这对我在红卫兵运动和文革时期的影响都很大。

　　跳两级考大学
　　我的父母都是土八路出身，对分的概念和要求并不强，跟孩子也沟通少。好在我初一、初二都参加了课外活动，初中时我参加了在北海后面那个少年科技馆天文组的课外活动，也不要他们管。
　　那时候，辅导员看我接受能力强，就把我领到北京天文馆参加天文小组，听周培源讲相对论，讲完天文看星象，像这种时空观念，相对论这些东西，我当时也能听懂一点。我那时就喜欢自然科学，想当科学家，要当学者。当时看苏联一个科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的传记，很有感触。他是非欧几何的创始人之一。他十四岁上的大学，二十来岁当的教授，三十岁就当了大学的校长。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课内成绩不错，但在课外学的东西更多。高一的时候，我就偷着摸着，一边当班长，一边白天黑夜的看高二、高三的课程。这都是自发的，于是1964年夏天，我高一就考了一次大学。
　　当时学校不支持，原因是我们这批学生正上实验班呢，我把他们整个的计划打乱了，就给我算了个肄业。我拿着肄业证书到小西天街道，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去市教育局的社会教育处去报名，在27中的考场考的。北京那时候极少有跳级高考的，我考试成绩应该还不错，录取分够了。我俄语成绩考的是98分。这是我的俄语老师李洪达先生为我记住的。数学那一年开始有加分，我把懂不懂、会不会的反正都答了，我出来和别人对了对，我比认识的几个高三年级的考得还好。
　　考完以后，就苦苦等大学的回音。那时，郭沫若和钱学森办了中国科技大学，我就认为这个学校是新型的，是反映现代科学思想的学校。于是，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呢，是哈军工，更惨的是把清华报在第三志愿，特无知。最后，是山西太原的轻工学院录取了我。我当然没去，所以最后这件事还是没成功。如果学校和老师支持我，让我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以毕业生的身份高考，估计那年我就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了。
　　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有时间了。等着和大家一起高考，我等于还有两年时间复习。在我痛苦地等待下次高考的这段时间，我学点历史，学点文学，也学点理论。结果这段时间成为我在这些方面大丰收的时期。小时候看《杨家将》、《说岳》什么的，这时候看的都是些60年代的现代革命文学和外国文学。
　　学者嘛，都要写论文、写报告什么的，我也想装模作样地学学。这期间，我看了纽伦堡那本《德国间谍的内幕》，还有《美帝国主义的谍报工作》等比较风行的几部书。于是，洋洋万言，写了篇《论间谍》。这篇文章还挺像模像样的。中学的作文我得分并不高，但是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很随手。文革中能写出大块文章，可能与这么一种基本训练有关系。
　　这时期，我还把毛著从头到尾学了一遍，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问题的长篇，我都当理论文章来学。那些文章，触发了我心灵中那种革命的萌动，感觉不对的就想要变革。
　　我们那会儿虽然也不小了，不过对男女之间的事根本没什么感觉。男女合校的学生大概还能启蒙，可我们学校是男校，一色的男生，秃瓢学生。你要想看女生，得上大街上，斜着眼看女12中的学生，算是过过瘾。所以那时几乎没有什么“邪念”。
　　曲折插话(编者注：李冬民中学同学、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采访时在场)：在学校时，冬民他穿着不讲究，上面一件衬衫，下面一条蓝裤子，在文革中也没怎么见过他穿军装。他有点与众不同，不拘小节。比如说，他开会迟到，就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经常性的。比如说咱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那时在北京展览馆曾展出核爆的一些仪器。我们正上着课呢，他就带着我和几个同学跑去看仪器展。
　　他确实有点离经叛道，在高一考大学，学校开始不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这个在学校里头是很个别的。也是经过一番工作以后，我们学校教导主任毕老师特批的。后来他真考上了，但不是他理想的大学。所以他没有去。
　　那个时期，我们都是比较喜欢学习的，但是他在学生时代就把毛泽东著作全部通读了，马列的东西看得也非常多。应当说在中学生中这是很少的。

　　写出一面墙的大字报
　　1966年，我是高三(2)班的班长，那时叫班主席，也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6月2号，《人民日报》一登聂元梓的大字报，电台一广播，文革就算爆发了。6月3号，高三的一个学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校领导要把我们领向哪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马上来了主意，就把以前关于教育革命的想法端出来了。我没批校领导，大字报对事不对人，是对教育改革、对整个国家的宏观大论。
　　我一写就是长篇大论，有好几十页。大字报矛头指向修正主义，中间好像也写了几大部分，叫反修防修，实际上内容还是教育改革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学习的课程内容很陈旧，几十年前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过了几十年了，都不把这些东西给学生们讲讲。
　　当时这个举动影响较大，我虽然只是个团干部，但在学校里也是个有影响的人。我们班里就一派，都团结在我周围，我是领导。我大字报写的内容不一定全对，但是我敢写，大家也都敢贴。我一人写，全班毛笔字写得好的都帮我抄大字报。然后我们到学校前面的院子贴了整整一面墙。这在学校挺轰动。
　　6月9号，乱了几天以后，学校就没领导了。我就带着人到团中央找领导。那时候学校里还没分派别，等于是代表全校把信送到那儿的，希望团中央给我们学校派工作组。25中的工作组是北京市高级检察院的干部，从农村的四清工作组直接调过来的。
　　工作组大概是6月10号前后进校，他们工作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大家围在一起学《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些牛鬼蛇神什么的。可是咱们教育该怎么改革啊，这些事谈都不让谈了。就我们班还瞎忙活，讨论什么教育革命啊，大块文章还不断的出。然后我又提什么学制应该缩短，写了一堆学制上的设想。同学们也都闲不着，有的领纸，有的抄，有的去大门接人……我们班除了大字报，还有外校来串联的，我天生喜欢串联，外校找我们的电话就特别多。
　　工作组见我们没事老到总务室领大字报纸，还老写，就觉得我们事多。这时候工作组就开始限制了，不许外校来串联。学校当时有油印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拿钢板刻蜡纸，然后涂上油墨一推。那时候的印刷设备就是这个。我们把我们教育上的主张印了个传单，写了个呼吁书，每次油印几百份给大家散发交流。我们不叫红卫兵，落款是东风战斗组。
　　终于有一次，去学校领油印机的同学回来了，说工作组不给，说不让印。我们就很抵触了。

　　用《宪法》维权
　　这期间父母也自顾不暇了，交流更少了。我回家后有满腔热情的时候，也有苦闷的时候。这天晚上闷得慌，我就到侯子贞家去了。侯子贞是我们25中品学兼优、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可以说是全校的头号优等生，每年都得个优良奖章，连续三年叫金质奖章。学校还准备发展他入党。他父亲是外贸部的一个干部，对孩子管得很细，也跟孩子交流。我去他家也很随便，和他父亲也聊天。他父亲还看了并称赞过我写的那篇《论间谍》。
　　那天，我在他父亲的学习材料中，无意中抄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一翻呢，有个第三章第八十七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之自由。
　　我是想到就干的人。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人去跟工作组要油印机。工作组有个姓张的年轻人，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说不行。他说，你们印传单出了事谁负责?我说不是传单，我们就是一篇文章，一个呼吁书。他说，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拍着胸脯说，当然我自己负责，国家也规定，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他问，谁说的?我 “蹭”地就把兜里揣的宪法掏出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七条。他是检察院出来的，当时脸变得铁青，说：好，你负责，你拿去吧!
　　从这以后，工作组就开始让一帮初中学生盯我的梢，开始整我。我们学校第一批的老红卫兵都是一些高干子弟，那个时候积极跟着工作组整人。从此，他们就开始把我当成敌人，拿我当反对派，当成政治斗争的练习品，还拿着木枪，准备对我搞围攻。我就在黑板上写出毛主席的《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我们搞的并不是跟谁争领导权。我说，这简直是苏联、东欧修正主义围攻中国GCD的布加勒斯特会议!
　　工作组除了批我，还说我们班的曲折同学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曲折呢，家里是希望让他上大学，他那时就想要上山下乡。文革前，也宣传了很多这样的知识青年典型，如邢燕子等。曲折就一门心思想下乡，他要去当邢燕子。他就给家长念毛主席语录：“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是个裁缝，也用毛主席语录反驳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所以你要上大学，好好学习。有些同学就把这些生动的对话搬出来，说这是曲折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小“三反分子”
　　我们跟工作组的矛盾，比清华附中还典型。城里的这些学校，工作组要蛮横得多，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党，党就是一切。6月20号左右，他们策划了一个大会，叫全校文革辩论大会，而且还请了外校的领导观摩。
　　大会从早晨8点开始，大会由校文革的头头主持，工作组在下边坐镇。让我、侯子贞和另一班的团支部书记臧振彪站在前面，那次二中的刘龙江本来是来观摩的，后来也给陪绑了。我们在台上站着，前边有一排桌子。底下的人喊，低头啊!我没低头。中午吃完饭接着开，吃完晚饭再接着开。我中间的饭是怎么吃的，都忘了。为了表示不完全是冲我们这几个学生来的，他们也把一些“反动老师”也拉来一起批斗。那时还不兴打人，下面扔个石头什么的，他们都制止了，我们还没有受皮肉之苦。此后学校里斗老师，就有挨打的了。
　　这个会从早晨开到了晚上，全校三千人没有人敢不到场。当时，在礼堂前边操场，黑压压的。也有人困，也有人睡觉，叫醒了接着开，然后又从晚上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太阳出来，整整24小时。
　　大会名义上是大辩论，实际就是批斗了。所谓的辩论，基本上是说一些事实。那些事实，今天听了很可笑。他们说我们是“三反”，第一条反党。控诉我怎么跟工作组对着干，证据就是那个油印机的事。这个反党就很清楚了，我是跑不掉了。侯子贞呢，说他发牢骚吃不饱饭，农村里的农民更苦更吃不饱。这是反社会主义。臧振彪也有点什么，这样就给我们凑齐了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这次批判会之后，工作组宣布我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定成“反动学生”。我想，是不是“反动学生”的词分量轻了，另外有点像当年国民党说GCD学生用的词。
　　当时，工作组整我们非常地认真。他们把工作组成员派下去，分化瓦解学生。先分化瓦解我们班，以我们以往在同学中的威望、学习成绩，别人不敢反对。这时也出现了几个见利忘义的，跟着工作组收集我们的证据。然后，把我的班文革主任换了别人。不过，工作组也没有再找我个别谈过话，但勒令我们天天准时来学校报到，晚上还可以回家。
　　这段时间就天天在班里开会学习。到了7月29号，毛主席从南方回来，在人大会堂开会。主席那次说，让少数人也发表意见嘛，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将来如果真要写红卫兵历史，如果不反映文革的这个情节，就等于没把文革最激动的情景写出来。什么毛主席畅游长江啊，跟大伙没关系，跟我们命运相关的是，毛主席说，让少数也说话嘛。然后把刘少奇搁一边，让他承认错了，把工作组撤回去了。
　　我和工作组叫阵，想想真是不自量力，不过最后结果是工作组落荒而逃，这就要念毛主席的好了。

　　红色恐怖
　　红卫兵闹得风起云涌，始自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发达，从海淀到城里骑自行车得骑一个多钟头。但就这点距离，清华附中那个造反精神移到市里来，就完全变样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是跟工作组对着干，城里的红卫兵是支持工作组，而且帮着工作组整同学的。像我们 25中的红卫兵，跟工作组亲得不得了，整天给工作组打洗脸水。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就是这么成立的，很没出息，给工作组当服务员，从形象上就跟红卫兵的称谓不协调。
　　过了没多久工作组就倒台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转眼就翻脸了，他们勒令工作组滚蛋。贴上标语：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出去!这帮孩子愣是把工作组的脸盆、被子往外扔。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学校这些老红卫兵权力更大了。
　　他们跟工作组虽然跟错了，但他们又拿起了“血统论”作为武器。我最烦老红卫兵的，第一个是跟工作组，第二个就是血统论。他们在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重要关头，都错了。
　　工作组撤走以后，我就自由点了，但是他们听说我们高兴了，就马上捡起血统论做武器，表示他们是红卫兵，可以独掌生杀大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次班里开会，一位工人出身的同学秦喜昌提到工作组整学生，说：我越想越是工作组错了，不是我们错了。李冬民、曲折都是好学生，李冬民学毛选比谁下的功夫都大，都是很自觉的，还真不是假积极的学生。秦喜昌那天很激动：说李冬民他们是反革命，我不服，是工作组做错了。教室里哄的一下就引爆了，大家议论纷纷。那几个紧跟工作组的学生镇不住，就找在校文革掌权的老红卫兵，他们来了几个人，这时候他们新的棍子就是血统论。他们不直接冲我来，也不冲秦喜昌去，进来就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挨个问“你什么出身?!”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出身不好，他当时说，我父亲解放前是铁路上的职员，是不是官就不知道了。他给自己“上纲”，说，给国民党干的就是伪职员，伪的呢就是反动的。那我老子反动呢，我就是混蛋。这学生接着就当着全班的面开始检讨，很痛苦。另外一个当过校团总支委员的同学，也因为出身不好，一帮人过来问，你什么出身，上去就踩他的手。他们就想用这种低劣的手法把我压制住。
　　这些老红卫兵接着更错，上街去打流氓、剪飞机头、剪阿飞裤。简直就把革命给你形象化了，从抽象思维转到这具体形式，就是打流氓、破四旧。后来，我们又辩论过一次，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社会上，开始去打人、抄家。那时也不知道从哪儿抓来的人，拉到学校里打。在学校也把一些学生打成了“反动学生”。我们没有打人，也没有权力打。那时候我们自己反革命帽子还没摘掉呢，闹不好还会挨打。但当时我也没有觉悟到打人完全不对，认为要真是反革命分子，可以打，如果是抓住证据，比如抓住了特务，是可以打的。那时候我的觉悟是介于可以打和不能打二者之间。
　　“八一八”的时候，我没有参加，而是躲在二中一个同学家里。他家里有电视，所以会场的电视转播我看到了。毛主席接见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上去了。我觉得毛主席支持错人了。而且我并不喜欢红卫兵这个名字。“红”还可以理解，“卫”就有点不独立，依附，没点儿自己的思想。“兵”字我是没想过，但是不大气。但“八一八”下来，“红卫兵”的名字就改不了了。而且弄了个造反歌，不知谁写的?真难听，太低级了，我就觉得非常俗。只有中学生才能做出这么可笑的歌词。不过，动乱的年代，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成为暴民的口号和纲领。
　　8月份，整个北京的打人风就刮起来了。清华附中的造反精神是理论上的思维，到了城里整个是市民暴虐思想对市民阶层的迫害。开头，先是二中的老红卫兵大打出手，踹出了第一脚，这就撕破了这种道德和纪律上的约束，见血就光荣。我看我家附近女十三中有的那个小女生，刚打完所谓的地主资本家，那军用帆布皮带上都是血迹，就系在她们腰上。城里的红卫兵都是这样的，酿成了红色恐怖。当时我觉得，这是一帮暴徒。面对他们那种群情亢奋，我真实的念头是，红色小纳粹。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13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操着这样的语言，再拿着皮带打人，整个一帮红色小纳粹。当然也没想到我以后居然也成了“红色纳粹”头目了。

　　创建首都兵团
　　“八一八”我没赶上，但那以后我又开始恢复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秉性。我也不来学校了，有时间就上清华啊，北大啊，看大字报，也看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个“三论”什么的。后来，我想，人家都有组织，我没组织不行，就出现了拉山头的想法。到9月份，我觉得我们应该革命了，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了。
　　我父亲这时候其实已经被打倒了，我属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这时候臧振彪也缓过劲来了，被工作组批斗迫害的精神状况恢复过来，不那么萎靡不振了。我说，你父亲是革命烈士，出身没问题，也没人盯住你。我说咱们也成立个组织吧，最初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这种革命性的文件都是我起草的，我们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言》在25中贴出来，就占房子。只要是公共的房子，贴上条就是我们的了。
　　我们的宣言就批判老红卫兵的不良行为，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表示和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这个工农兵、革干、革军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有资格参加，同时非红五类出身，表现好的，也可以加入。就这么一条，宣言贴出来以后，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马上就门庭若市，效应非常明显。我们就这样成立了组织，臧振彪他们在学校就活跃了。
　　我呢，有更大的使命，出去到外校串联去了。我还是以教育革命的内容，串联二中和景山学校。景山学校过去在教育改革方面，是最早的实验学校，他们不仅学外语，还用外语原著讲数理化。这是我推崇的学习方法。我先和景山学校联系上，9月初，我们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开了一个会，串联了十几所学校名称是以“毛泽东”开头的红卫兵组织。原来我们叫毛泽东主义，听说毛主席不同意称自己为“主义”，我们就改叫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当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袖标
　　
这样，我一直在校外串联张罗着。1966年9月16日，我们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成立大会。有十来所中学的近千人参加。我读了宣言，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记得当时有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来会场采访，他询问了大会的宗旨、议题、负责人等情况。他后来成了《解放军报》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们成立时，和中央文革没有联系，我们还没“巴结”上呢。首都兵团不像老红卫兵，从家庭关系就和中央有天然的联系，但是，首都兵团大部分的骨干学校都是城里的学生，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中央的决策机关。
　　首都兵团司令部当时找到两个民主党派的办公楼，一个是民主促进会，一个是隔壁的农工民主党。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不是我们封的门，是当初8中红卫兵干的事。我们找到这里，就把它启封了。它离我们学校近，地方也够大，又有房子，又有摩托车，又有汽车。启封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办公楼占用了。我们后来又占了致公党中央机关，在那里办起了报纸。接着就占到了全国工商联，那儿也有我们的办公室。那时是占山为王，谁先占就是谁的。我在红卫兵运动中算是个人物，但是个比较温和的人物，也就是说比较讲秩序还讲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总结的是，我算是走中间路线的。因为我们态度和蔼，既不骂人也不打人，不像前面那些老红卫兵，对他们来讲有安全感。这几个民主党派，一看我们还真是仁义之师，像是解放军的形象吧，仁义的红卫兵。所以他们还挺欢迎，说来了一帮讲政策的红卫兵。而且从此以后，再有哪家红卫兵去了，他们就往外推，说：我们这儿已经被首都兵团占了。对，共军已经占了，国军就不要来了。
　　我们在北京市区占了几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地方，办了《兵团战报》，这是文的方面。在武的方面，那时候就是跟老红卫兵的东纠、西纠学习，拉一帮小孩子成立红卫兵纠察队。这帮孩子呢，都是各学校的，也是到处占地方。一个在学校占，一个在校外占。我就觉得这正是扩张的时候，光纠察队我们就建了7支。从1966年11月到12月份，这两个月里，我们的组织部长秦喜昌，靠勤奋的两条腿，坐公共汽车，坐长途车，在北京18个区县都建了联络站，建了“首都兵团”的支队。
　　后来，我们把一些封存的汽车也给接收了，还有体育学校的摩托车。那时候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快。中学生正年轻，开摩托那么刺激，能不开嘛!我喜欢摩托车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开始根本不会开，也根本没有驾驶本。我记得我第一次开摩托车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挂档，打着了以后，挂一档就开着走。半夜三更的，整个街上就它哒哒的巨响，就那么开着走了一路。还有一次，车还挂着档，也不知道怎么就打着了，那摩托车噌的一下就蹿出去了，想想挺危险的。刘龙江开摩托车的时候，摩托车一下挂二档，一条新裤子的裤腿整个被撕下来了。那时候摩托车都骑疯了，变成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了。
　　[1] 即六年制的小学。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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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部的小政变
　　当时在兵团内部，也有点分歧，分歧还是在对血统论的认识上。我们其实都反对对联，但龙江和另外几个人一边反对联，一边也心有余悸。

　　我爹原来是老区的，干部调动到北京来的，40岁的时候当了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1966年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整北京市委，他当办公室主任得罪人也比较多，很快就给打倒了。因为老区来的，他们找不着他特务嫌疑，他过去也没机会进监狱，当不了叛徒，就打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线人物了。我自己当然知道我父亲不是坏人。可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暗下知道我父亲倒了，说你父亲也黑了，你也就长不了了。

　　那次是66年10月份的事了，我们既然成立了组织，也得有活动啊。你建了这个庙，就得要烧香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革命性不强、但有社会公益的，欢迎中国石油1211英雄钻井队的大会。我们租了个会场，搞了一个向英雄致敬，向毛主席致敬的一个会。

　　后来我听说，那个万人大会，我穿一身蓝衣服，戴一红袖章，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那几个负责人嫌我太扎眼了。他们就指使人，给我写了一个条儿，说：你不要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影响不好。他们怕人家抓我这个黑帮子女的小辫子。

　　接着，他们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派人到二轻局去调查了我父亲的问题，开始排斥我了。因为这些事，我把另一个首都兵团元老秦喜昌调到兵团总部，就去黑龙江串联了。结果我到东北不久，首都兵团的内部矛盾就爆发了，一直延续到12月，我就赶回来了。

　　那时，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也腐败了点，不懂事，出门就爱坐个车，前呼后拥的，还有女秘书。秦喜昌是个绝对清廉的平民子弟，眼里不揉沙子，干事拼命，痛快利索。他去了立马对兵团这些非革命化作风进行各种抵制，而且他明着为我鸣不平，说我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而且落实在教育革命上。后来，他坚定地为我主持正义，最后决定采取具体行动。

　　秦喜昌那次带人包围了兵团司令部，他到会议室说：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这事不能说是我策划的，应该是我们大伙商量的，最后我也同意了。我们没有要打的架势，但是说得很明确。秦喜昌很文明，让他们走了就完了。这就是小政变。不过不是夺别人的权，是别人先把我排挤走了。事实证明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错了，于是我们就做了个决定，从路线上要清理他们。清理完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出去了。

　　靠上中央文革

　　有一次，因为兵团下面的人惹了点事，关锋、戚本禹找到了我们首都兵团。他们到我们这里了解以后呢，就向中央文革报告，说刚刚发现北京中学生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这么成系统的一个组织。这时正好老红卫兵垮台了，其他各派还没有成势的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我们就显得地位很重要了。

　　1966年12月11号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去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们这一群人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群人，有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往下是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还有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央文革都是一身军装，江青也穿军装。只有总理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

　　那次是我和中央文革的第一次见面。你想想那个场面!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其他人都来了。那么大一个阵容接见的对象，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子。据记载我们去了19个人，我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也10多个人，还有总理。他们在中学发现了这么一批新人，很好奇。当时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谈得也比较轻松。

　　寒暄完了以后，他们就了解中学的这个形势，了解全市18个区县的中学和我们的组织情况。当时有我，刘龙江，还有臧振彪等，我们这19个人是代表全市18个区县的。我们没有发言次序，大家都说了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说的多一点。那次会上，他们问的问题，是想了解中学里的一些情况，接着就是听听我们兵团的情况。

　　当时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工作组问题，工作组打击学生算一个问题吧;再一个，就是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在这时候已经变了味了。我们是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这些错误，称之为文革当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已经垮了，但是理论上还没清算呢，大家还在告状。

　　当时我们正筹备一个会，就是批判老红卫兵用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控诉中学里打人、伤人、害人的这些劣迹。这个会呢，定在12月16号，会场定在工人体育馆。和中央文革见面以后，我就正式邀请他们参加12月16号的大会。总理、江青当场就答应了。

　　12月16号首都兵团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中央文革也是全体到场，这就把过去说的所谓出身问题的阴影一扫而光。

　　江青为我更名

　　1966年12月11号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我们首都兵团，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

　　当我招呼大家都坐下后，江青这时候就假装熟悉似地看了看我，问：哎，你是谁家的孩子?江青可能还想套用以前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熟悉。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了，按我父母这个官对她而言也就是老百姓家庭。

　　我坐下跟她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江青就挺好奇，她问：那为什么?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康生和戚本禹两个人觉得我答得挺有意思，笑了，江青也一笑。她一笑我就给她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这是我见江青的第一面。

　　这次见面不像光明日报的记者后来在书里写的那样。在文革结束10周年的时候，这位记者曾问过我这次交往的情况。他后来写到：江青见到我的时候，还讨好似地问我，你是谁家孩子?文中写道：李冬民非常有立场，非常冷静地驳斥江青：我没见过你。那意思好像是说我当时对江青不屑一顾，所以对江青说：我没见过你。这个细节他记载得不对，我那时对江青非常尊敬，细节应当是我上面说的这样。
　　我和他们接触，我感觉我比较自然。既然说事嘛，和大人说事，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的也都是具体的事件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他们也在听，当时我也很坦然。

　　后来我们的活动都是对中央文革负责，直接接洽的是戚本禹、张根成。在上面对江青负责，但不对陈伯达负责。我们那时候都有点大人气了，而且我不是那种高干子弟，所以没叫过“江青阿姨”，而叫“江青同志”。不过江青倒是给我改过名字。我叫李冬民，有时候也用“李东民”三个字，在一开始的宣言啊，《团结大多数》等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李东民”。一些小报也用我这个名字，我开始的组织也叫东风战斗队，一是象征着咱们东方民族主义的色彩，又是GCD的革命色彩。东风总代表GCD嘛，有革命意义。当然最主要还是代表毛泽东，这种领袖的身份。

　　江青看我有时候用冬天的冬，有时候用东方的东。196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见面，她就说：你就把名字就改成“东方”的“东”吧。这样呢，这个“东民”是上跟毛泽东，下联系人民群众。江青还有这么一个解释。

　　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东民”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文革初期时的改名风潮，有点俗套，所以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我有几篇文章是用这个名字发的。户口本上没改过来，一直是冬天的“冬”。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和江青在会议上接触的次数比较多。最后一次见她是1968年的五一节，是在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当时最荣耀的是总理啊，也把老帅们请出来了。那时候像朱德，陈毅等那些老帅、老领导好久没在公众场合出现了。而中央文革的有些人，像关锋、戚本禹已经不见了。那次印象很深是对于老帅们的位置安排，从位置上也是在右边儿上，可能是中央文革做的这种安排。那时跟江青已经好长时间不见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上去给她敬酒。那次江青表现出来，还把我当孩子似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你长高了。我就问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很好。那一次她没有穿军装，是一身灰色的西装，有件灰色的披风。江青的形象还是可以称之为婷婷玉立的一个人，很有风度，言谈举止很潇洒，很自如，谈笑风生。她对我很亲切，那个时候像个女人看孩子似的。那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也从此就再也没见过。

　　总理不把我当孩子看

　　文革中，我们和上海的一月夺权不谋而合，也在一月占了北京市委大楼。1967年1月，我在北京市总工会参加了两次会议，是由北京工人造反派一个头头召开的。他们认为，李雪峰在当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实际上也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他跟着刘少奇改组了彭真的旧市委以后，给各地派工作组，等于在路线上也错了。

　　这些工人农民比较务实，他们不往上看，就瞄上了北京市委，认为新市委也错了，一直还没清算呢。工人农民啊，就在这两个晚上开会讨论这事。一个是市委有哪些罪状，一个就是调兵遣将，准备要占北京市委大楼。那两次会上，大学生只有韩爱晶一个，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很瘦，穿一身棉的黄色短大衣，实际上是他们北航的工作服。等到研究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的时候，只剩下韩爱晶跟我们讨论这件事，但他也调不来人。那时候城里的中学生就有个好处，人多、交通便利啊。第二天下午我们打几个电话，呼啦一下来了几百人，好像600人。以后第一机床厂又找了些工人，就这样把北京市委大楼给占了。

　　当时我也去了，在里面待了两天。二楼是机要室、电话室，有小会议室、小礼堂，就动用几个学生看管住。我们去了三楼，三楼是核心部门。后来北京成立了革委会后，三楼是领导办公的地方。中学生对这些知道的不太多，也不懂这个机要那个档案的，所以都没碰。这时候，接了一个电话，中央文革通知我开会：去听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宣讲。那时候中央文革已经知道首都兵团了，也有电话了，有这种会一般都通知我。

　　这样我就去了人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开会应该是晚上7点半，那时我也不知道忙乎什么，到那儿已经9点了。那天晚上挺热闹，那些上海的工人代表正在讲，之后才知道是王洪文。他们介绍“上海公社”，介绍一月风暴的夺权经验。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这些人都在台上。我急急忙忙地到最后边，要了张纸写了个条子。给总理和江青写的，当时我就认他们俩。我写：“周总理、江青同志，昨天晚上，北京的革命群众已经进驻北京市委大楼，造了北京新市委的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最后写上我的名字。

　　那时总理正主持会呢。一会儿他就说：请李冬民同志上来。我赶紧从后面跑上去了。总理说：你来给报告一下情况。我就现场报告了一番，说我们多少工人，多少学生，怎么把整个北京市委大楼占了。当时正在讲上海夺权，我这么一个报告挺呼应的，也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东西。

　　我讲完下来，总理就专门走下台，对我说：你去打电话，告诉这些革命群众，我们支持你们夺权。进去了就要坚持住，不要再出来，要抓好全市的生产，管好人民的生活。后来我也挺奇怪，北京市委被占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人往上反映。外界还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偏偏就是我去报告这些事。而且总理还让我去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我也像个大人似的，跟他的秘书一样，赶快去通知传达。

　　我经过这一次和总理的接触，就觉得很随便了。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能够不像家长和长辈那么和我谈话，在我接触的人中，总理是最早的。我感到他比较和蔼，而且他喜欢听具体的事情，我跟他交谈，说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还有一次，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开什么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告诉总理，北京饭店的两派要打架，一派要封门，一派要找外边的造反派冲进来。这些造反派都是已经工作的职工。因为我一直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所以消息比较灵通。我得知这情况后就告诉总理了。

　　总理听完我说的，特别认真。他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外事单位不能乱!这是北京饭店，是北京进行外事活动的地方，不能叫造反派进来，更不能封门。然后他马上对我说，你去给他们打电话，不要封门。我说：好，我马上去。他一边讲一边让服务员去给我找电话，把我领到小礼堂后面，让我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

　　总理跟我交谈的时候，做特别安排的时候，从不把我当成一个中学生，而拿我当个可以依靠的人。你给他讲这个事儿，他就委托你办这件事。总理没拿我当个小孩子，这是第二次。

　　吃面条谈“三结合”

　　1966年底前后，兵团里有一个景山学校的女生被人报复打了。江青听了很气愤，就指派谢富治查办这事。当时我在场，跟谢富治就是在这个场合认识的。谢当时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负责抓人查案子的是谢富治。这事最后也没查到，但是谢富治很认真。

　　此后一个时期，组织这种大、中学生座谈会时候，都由谢富治出面。我们见了多次，也比较熟悉了。而且他对首都兵团呢，应该说比对别的学生组织更熟悉一点。

　　1967年1月，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谢富治单独找我。他打电话把我叫到人大会堂，我到那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从南门进了江西厅。在小厅里，只见谢富治正弄着一碗面条，在那儿吃。我说，谢副总理，您还没吃饭呢。他说没关系，你坐下谈。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也如实说：我也挺辛苦的，也没吃饭呢。他就让服务员也给我弄了一碗面条。清汤肉丝面，我对味道倒没感觉，解饿嘛，还是跟副总理单独吃饭。

　　我们边吃边谈。他说：是这么回事，毛主席现在有个意见，要北京市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原则，第一，要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第二，当然解放军要有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干部，也参加进来。这就是三结合。

　　他说：你看我们北京也成立这么个权力机构，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他问，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三结合的原则，你们革命小将准备着，按这个原则去把自己的组织建起来。作为一个方面，作为这个权力机构的支柱。他也没说我是头儿，也没有提具体的名单，但是当时中学生里，他就找了我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这是最早的一个通知。

　　接着，谢富治有次召集工作会议的时候谈北京的运动形势，捎带着讲准备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他说，有这么一个原则，通知你们一下。党中央和主席指示我和戚本禹两个人，抓北京市的权力机构建设。我们给你们当联络员，给你们做服务。再往后，就是在2、3月份，正式通知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当时北京的大学几十所学校，大约有16万人。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是500多所，大概有50多万人。

　　江青在多种场合下，表扬过谢富治。她说谢富治同志是个好人，多次说到他是好人。谢富治总是很憨厚的，喜不自禁地笑笑，发出那种非常欣喜的、呵呵的笑声。他对毛主席特别忠诚，然后就是办事可靠。谢富治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看得出他们的关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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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中学红代会

　　谢富治和我谈过之后，就没再找我，而是中央文革和我具体谈。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运作体系大致是这样的，上面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成，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具体办事的是防化处的处长刘丰。他非常精干，做事也细致，跟我个人感情也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到处跑。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像外地的中学生基本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而且从八一八开始，实际是中学生在主导着北京的局面。二是人多，而且大部分都在城区，这是大学生没法比的。所以北京的中学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中央文革之所以那么重视，还专门接见我们的原因。这时候老红卫兵已经倒了，其他派别还没有成气候。中央文革要具体联系中学的时候，除了我们找不到别人。首都兵团，一个是批判血统论，在这点上站住脚了。一个是搞毛主席号召的教育革命，虽然没吹起来但也有影响。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有个遍及北京城郊的组织系统。这样，一个是谢富治，一个是卫戍区，再就是中央文革，他们几头找，都是找到我们。

　　那个时期，革命左派就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一些中学生便投靠了他们。“三司”在下边也弄了个中学中专部，设在现在民革中央的地方。“三司”就此野心勃勃地想把北京的中学生都管起来。但是由于有首都兵团的存在，而且大学红卫兵还有“一司”、“二司”两派，这使他们未能得逞。作为我个人，认为“三司”太左，也从心里不喜欢“三司”把手伸到中学、想把我们也一统天下。可他们偏偏碰上了我这么一个人，我当时要是已经上了大学，北京可能就没有中学红代会了或者就是“三司”的傀儡。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找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点名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第二，他确定了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先找个代表人物，戚本禹让他的秘书张根成推荐了刘X，让我去联络。第三，红代会里光是学生不行啊，戚本禹又推荐了一个朝阳区的一个老师杨XX。第四，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XX，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开始筹备时，确实有三司中学部的人参加。我一看，什么三司中学中专部!我没有小算盘，但我很明智：你不能跟我们中学的首都兵团来对抗。后来，几个三司的人很明确地被我踢出去了。

　　中央文革推荐清华附中的刘X，看来也是蒯大富他们的意见。我先派人找了刘X。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跑到101中，在学生宿舍里找到任XX。这是戚本禹很欣赏的，极有口才的一个人。他瘦高个，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我再找了中央文革推荐的杨XX。另外我推荐了刘龙江。在筹备会之前，我们几个凑到一起，在宣武师范学校住了十天左右，搞集训。中央文革派来几个北师大的学生，类似辅导员，帮助我们工作。

　　接着又召集了各区县的人，这些人主要是秦喜昌提供的名单。说到这，不得不说几句秦喜昌。上学的时候，有一阵大家迷数学，一套数学竞赛辅导书有三千道题。他能没日没夜，一个人把三千道题全解一遍!他身体素质很一般，走路还外八字，而且家里条件差也没有什么体育投入，各种球类等活动都不会。后来他就找最省钱的办法，练长跑。他能够从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外八字，练到连续两年在全校运动会长跑比赛中夺魁，我们可是有3000名学生的男校啊!他就是那种不辞辛劳的拼命三郎。组建首都兵团的时候，他曾经跑遍了北京郊区。这次筹备成立红代会的时候，他又一个人下去跑。那时候我们也有车，大家都抢摩托车骑。他没有，就是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十八个区县他都跑遍了，奠定了红代会在区县的基础。

　　中央文革的张根成跟我说：你不能都弄成你们首都兵团的人啊。我说，对，面还得大一点。不过其他这些红代会的基础骨干，特别是区县的，别人提不出代表来呀，全是秦喜昌搜罗来的。所以，最后还是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为核心。

　　人选最后的审定，实际上是由卫戍区和下面的军训团负责。由他们几个人和我决定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最初根据中央文革的推荐，我们内定的核心组成员是5个。我一个、刘X一个、任XX一个、刘龙江一个、还有杨XX，一共5个人。[1]这个过程中，我和任、刘的关系都还是好的。对于这个机构将来怎么设置啊，也听他们意见。任跟我个人关系非常亲密，关系极好，他发誓要跟我并肩战斗。我也确实欣赏他有口才，他也承认我有组织能力，也知道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这些事情。那时候我们编《兵团战报》，觉得他嘴行，我笔快，互相还是挺欣赏的。

　　内定者落马

　　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遇到麻烦了。我们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下边还要听取学生意见。你这人物社会上有点影响，你还得在原来单位过得去才行。解放军是正规照章办事的人，下去一调查，发现问题了，中央文革点名推荐的3个人都有些问题。

　　朝阳区的那个中学老师，一调查说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这肯定不行。中央文革又介绍了一个地院附中的老师，叫薛玉峰，也很有才。他那会儿30多岁，跟我和刘龙江还嘻嘻哈哈的。

　　任XX呢，他在学校没有群众基础。很多人，包括和他一派的一些人也并不认可他。他的家庭呢，他爷爷在苏联，见过列宁，是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的成员。据说，后来俄罗斯还真承认他这段历史。按GCD的算法，他们家应该是老革命。当年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军外调的结果，说他家是伪官僚。也可能是说他爸，没说他爷爷。我其实挺喜欢他，但解放军不愿意惹这麻烦。结果在3月份要成立红代会的时候，把他拿下了。任得知这消息找我激动地长谈，他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干。我没法说话，最后我说这个没办法改变，咱们以后还多合作。他非常气愤地离开了，日后他成为我的对立面—— 一个铁杆的“四.三派”。

　　刘X原来也内定是中学红代会的核心组成员，因为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吧。清华附中那些人，说她和蒯大富来往密切，老泡在清华大学里，整天不在学校。没有什么其它正当理由，就说她没有群众基础。她被替换不是我宣布的，而是清华附中军训团要换人。她也跟我翻脸了，后来也成了“四.三派”的干将。

　　我承受的这些，都无缘无故啊。最后凑了一个班子，一共37个委员吧。核心组就是5个。军训团外调后，把101的任XX换成了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必须要有一个，于是换了一个工人出身的程金香。她是军训团推荐的，很老实一个人。核心组最后就是：我，二中的刘龙江，清华附中的程金香，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教师代表是地院附中的薛玉峰。

　　在成立区一级红代会的时候，我还推荐过女4中的罗雪柯，她家是文联的吧，家里藏书巨多，这是我一直很羡慕的。实际上我们有点少男少女那种朦胧的情感。那些解放军看我对她挺认可的，让她当了朝阳区红代会的头。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影视创作者，后来嫁给了101中的鲍国路(后改名为柯云路)。大名鼎鼎的柯云路背后，应该说有不少罗雪柯的心血。

　　首都大学红代会首先成立，中学红代会紧随其后，是1967年3月25号在人大会堂成立的，当时除了主席和林彪，总理以下的都去了。开幕词是我写的，我读的。总理，陈伯达都讲话了。红代会的权力机构叫核心组，我是核心组组长。

　　中学红代会成立后，接着成立了工人代表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这样革委会的四大支柱表面上就搭起来了。这四个会开完了以后呢，就在这四大支柱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9人主席团，谢富治为主任。军队上的是郑维山、付崇碧。地方干部是吴德，再往下呢，就是有一个学部[2]的人，还有就是四大支柱各出一个人，大学红代会是聂元梓，中学里是我，代表工人的是刘锡昌(音)，代表农民的是邓万田(音)。我们9个人组成了主席团。


　　1967年4月20号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富治是主任，几个副主任有吴德、聂元梓、付崇碧、郑维山。中学生里只有我一个常委，其他的是委员。这个名单是中央文革决定的，当然最后都是毛主席的意见。当年对我们的任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那时，我身为中学红代会的头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也没什么权力意识。不过，代表着北京500多所中学，几十万中学生也觉得挺自豪。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栏杆上右数第三人为李冬民。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兵多得很哪”!我诚惶诚恐地赶紧对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您的兵!”

　　“四.三”起烽烟

　　好景不长，随着中学生中思想认识的分歧以及中学红代会中的矛盾，中学很快分裂成两大派。

　　1967年初，军队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派出宣传队进驻中学，对学生军训，实际上是接管政权。接着，各学校成立了一批革委会。在军队派来干部的帮助下，东城区50多个学校，纷纷把革委会建立起来了。我们25中的军训团是铁道兵的，二中来的是工程兵的。

　　这时一部分不安分的学生，又开始活动了。大学里的一些人也与他们有联系，鼓动这些中学生冲击刚成立的学校革委会。这批后来成为“四.三派”的学生呢，就和来学校执行军训的解放军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学校里的“老兵”以及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学生都发生了矛盾。当初我们首都兵团批判对联的时候，他们中有些和我是朋友。在1966年9、10月份，我们这些后来的“四.四派”，认为对联不符合党的政策，自来红的思想是不对的。怎么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是好汉呢?怎么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就一定不好呢?我当时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再说就是自己弄不清楚，也不会去迫害别人，而且我们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是有帮助的。但其中有些人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激进，反过来批判我，批判我们这些曾经帮过他们的人，说明确点就是要夺权。

　　这些学生闹起来，矛头首先是对着解放军的，因为在学校执掌大权的是军训团。他们逼着来军训的解放军，让人家表态支持他们。有的学校还把人家小战士逼到屋顶上，不表态就不让下来。这是极不合理的一些事。当时弄得很乱，他们就上访告状，并通过大学的一些渠道捅到了中央文革那里。

　　1967年4月3号晚上，红代会成立还没几天，正在有条不紊地做事的时候，我突然被叫到人民大会堂。我去了以后，先见到蒯大富，我问他开什么会啊?老蒯洋洋得意地说：你听听就知道了嘛。我到会场上一看，都是中学一些比较激进、不满意军训的人，其中有与老蒯关系密切的清华附中的，有27中的、28中的、6中的、地安门中学等学校的一些人。一会儿，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戚本禹，应该也有陈伯达，就都到了。还有负责军训的解放军也去了。

　　学生和解放军坐在下边。一开会，这些学生就开始控诉军训的解放军，批判军训团，说解放军支持“联动”，是反动的啊，不支持他们革命派。他们在会上说的话，有些是很极端的，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生说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有个首长还说什么什么了。他们一告状，江青很激动，问：是哪位首长啊?有学生说是周依冰。当时北京各区军训有个联合指挥部。东城区负责军训的是65军的参谋长周依冰，就是后来“六.四”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江青情绪来了，用手一指，问：谁是周依冰呀，站起来我看看。周依冰当时也坐在下边，他长的还比较魁梧吧，穿一身绿军装。被江青叫起来很狼狈啊，当众羞辱，站起来搭拉着脑袋，什么也没说。

　　会上江青很激动，说：我们几天没有关注北京，北京就出了鬼啦，就闹了鬼啦!闹鬼，就是妖魔鬼怪的鬼!她真的很激动，说，这个事情，是解放军的立场问题。你们解放军军训的领导呢，要好好地听取同学们意见，改正错误。我们有些问题，还可以坐下来一起谈。但她很明确，是要让解放军改正错误。

　　江青后来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说了一大通后，江青最后又加上几句：我今天的话，是我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说的话。她也明确要求：你们不要弄成中央首长讲话，不要散布到街上去。

　　这个会是中央文革组织的，只通知了中学里这部分激进的学生，叫我去是因为我有个中学红代会头头儿的身份，他不叫我不合适。[3]但是从程序上，既然有红代会，你首先应该是通过我了解情况，然后再开会才合适。我觉得，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实际是中央文革在各大学的那帮联络员和三司为首的一些大学生。他们不满意中学里的权力格局，更不满意军训团支持保守派、压制激进派的立场，于是搜集情况，串联找来这些学校的激进派，向中央文革告状。事后分析，一是三司他们把中央文革给套进来了;一是中央文革自己需要这么个形势。因为上面有二月逆流嘛，下面中学也有逆流，他要打击打击。

　　会议是中央文革和学生座谈的形式，一个个举手，随便站起来发言，但一看都是事先组织好的。

　　当时康生也说了话。他说：同学们这些发言呢，让我们感到北京情况有些不对头。前几天，我批评过李钟奇同志。李钟奇和一些联动分子谈话时说：你们的父母都为革命立过功劳。这是给这些联动分子鼓气，是不对的，所以现在造成中学出这些问题。

　　会开了4个小时，谈到半夜，我没发言。当时在江西厅可能也还有几个不同观点的人，就和他们吵了起来。快散会的时候，我找到戚本禹，我说今天你们首长谈话，听的都是一面之词，参加会的都是一派的人。我记得好像也跟江青说了这些话。我实际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说的话很片面，你应该两边都听一下。戚本禹说，行，明天可以考虑再组织一次。

　　[1] 编者注：据刘龙江回忆，中央文革指定五个人作为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小组。其中，李冬民为组长，还有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的刘刚，101中学的任公伟，还有一个姓杨的老师。”参见刘龙江：“我信奉中庸之道”，《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
　　[2]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现在的社科院前身。
　　[3] 据王宇和侯瑛回忆，当天通知他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市中学红代会组织部长秦喜昌。



(二）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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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逼迫中央文革认错

　　4月3号说是中央文革听取中学生的意见，结果闹了一场全是激进派参加的会。第二天开会还是在人大会堂江西厅，不过这次会是我组织的。

　　中央文革原定连续开两天的会，4月3号和北京中学生座谈，4月4号他们在河北厅又召开了一个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座谈会。我知道是这会是召集大学生座谈，按常规来说呢，不通知我去。但我就到市革委会那儿，让文教组负责中学和中央联络的老同志赵唯理用红机子[1]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说4号这个大学生的会我要求参加，提前打个招呼。我就这么去了。

　　那次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各位首长，江青同志说了，不许把昨天的首长讲话用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可昨天后半夜，大字报就上了街。今天一天，我们东城区50所中学的革委会全被冲垮了。现在整个北京几个城区，特别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中学一片混乱。军训的解放军已经没法工作了。我希望首长对两边的不同意见都听一听。另外我说，这里在座的很多大学生在当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中央文革当时也承认了是大学生汇报的情况。特别是康生，一会摘眼镜擦擦，一会又戴上，显得很不安，有点尴尬。他后来说，我们也感到这个情况没有听全面，我已经跟付崇碧司令员道了歉。我们中央文革很多工作，也是靠卫戍区的帮助。所以中学这情况，我们要再重新听一下。江青接着说，你马上通知人来开会，我们再听一下。

　　于是，我就在大会堂打了几个电话，通知了一些人。我挺公道的，把两派的人都叫来了。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叫了，前一天来开会的、后来成为“四.三派”的也叫了。

　　我那会儿真的像个做官的，比较稳重，是以召集人身份听取两边的意见。这些“四.四派”的学生去了，就不像我似的，比较猛。人到了以后，就跟“四.三派”的学生吵得一塌糊涂。从八、九点开始，吵到后半夜。中央文革的人就都从大学生的会上过来了，有江青，戚本禹，康生等。陈伯达没来。

　　4月4日的会上，“四.四派”坚持的观点是认为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即革命委员会，有老师、有解放军、有学生，是多数，是不应该被拆的。事实上，解放军到了学校以后，维持秩序，各校都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这些学生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几派里的骨干，工作还是稳定的。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是通过一定程序选举的。这些委员呢，包括“四.三派”的学生，他们当时也都举了手。掌权的这些红卫兵，一度也叫“选兵”，所谓经过选举的红卫兵。卫戍区主导的军训，就基本把北京中学生纳入了正轨。所以对各学校的革委会应当维护。

　　最后结果呢，是中央文革出来劝架。对“四.三派”昨天会后的做法，他们表明反对。他们提出两点：一是不许攻击解放军，不要再搞破坏，也不要再写攻击军训团、攻击李钟奇的标语。把那些大标语都撕掉。中央文革说，毛主席都通过大标语知道李钟奇了，以后不许炮轰李钟奇。二是补台。因为各校革委会里基本是以首都兵团那个体系为主，属于“四.四派”的，也包括一两个“老兵”里的温和派，还有少量的“四.三派”。中央文革说，革委会可以补台，中学军训还要继续进行。把原来“四.四派”为主的中学红代会，再增补一些“四.三派”成员，作为补台。让解放军两边维持一个平衡，其实也就是维持中学秩序和稳定。

　　这样，这个会就对4月3号会上片面的东西进行了纠正。对中央文革情绪一激动而表态的错误，主要是对江青和康生煽动破坏的极左思想做了个纠正。而且是康生道歉，向解放军道歉，他们自己又收回了4月3号的讲话。我们事实上占了上风，但是也以此为标志，“四.三派” 和“四.四派”就这么公开分裂了。后来，“四.三派”就把我划为“四.四派”了。我说，我很恼火，我是整个中学红代会的头儿，给我分派，不是降我的“官”嘛。

　　“我是个小小老百姓”

　　江青可能从开始就觉得我和那些中学生不一样。这次一天之内起了这么大变化，小孩子能像个大人似的反映情况、说出问题，而且不过激，应该是个“当官的料”。因此她关照过我两次。

　　其中一次就是4月4号那天晚上，我在大学生座谈会上说完那番不同意见后，我起身要走时，江青就把我拉到她身边。我就说，他们昨天没有按照你规定的不许大字报上街，后半夜就上街了。所以今天北京市区的这些中学全乱了，没法工作，希望首长关注这事。她说：小李啊，你反映的那些情况还是对的。我就跟她说，首长，我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真实的，还是应该注意的。他们昨天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片面的。但是她还是警告了我一句：你注意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走到群众的对立面去。她是很温和跟我讲的。

　　我估计，这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可能还是需要“四.三派”的声音，所以让我不要脱离“四.三派”。她也找不出我别的毛病。在政治上可以说我基本上左右的意见都反映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过度。至于个人生活方面，那时候我还来不及腐化呢。我是很老实的、很憨厚的一个人。他们觉得我小小年纪，原来也是学生干部，有点小官僚的劲头。

　　江青这个话就被旁边的陈伯达听到了，他就借题发挥了。我和陈伯达接触过很多次。最早是在1966年底，我给他起草过中学文革的十六条。我写完后，我们《兵团战报》的编辑部一看挺好，就给他送过去了。陈伯达看了以后，还比较欣赏，他认为我能够从宏观上提炼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包括把他也关注的教育革命问题给写出来。里面也提到了学制，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学制，都是一些实际问题，可能是我上中学有那几年身体力行，体会比较深吧。之后，我和陈伯达才有接触。从我给他的印象看，陈伯达可能觉得我想当官。

　　陈伯达在文革初期，从理论上把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说成是血统论，把“老红卫兵”和“联动”给批判了，宣判了死刑。整个那段时间在政治舞台上就没有中学生的地位了。我们起来之后，陈伯达又支持学生里的极左派、支持拆台派，破坏学校革委会的组织，破坏这种秩序，这可能也是我跟陈伯达的主要矛盾。而陈伯达就在“四三”、“四四”问题上也对我很反感。

　　在江青警告我不要脱离群众的时候，这个话就被旁边的陈伯达听到后，添油加醋地不断发挥，说我是小官僚。大约是4月13号，在人民大会堂又开了一次关于补台的会。好像是安徽厅，比较大。那次人很多，召集了两个派别的好几百人。这次会呢，有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陈伯达阴阳怪气的讲：什么“四三派”、“四四派”啊，我是不三不四派。会上讲大联合，他说不三不四。他还说，我这个小小老百姓，是不三不四派，我是个不三不四派的小小老百姓。

　　我不知为什么，就觉得陈伯达这“小小老百姓”的缘由是冲着我来的。冲着我来的原因呢就是，在“四三”问题上我能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能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加上江青一句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他认为我是个小官僚。而康生又道了歉，向卫戍区道歉。中央文革很没面子。

　　那时中学红代会没地方办公，人家推荐了当年的少年宫。少年宫的那些辅导员，一见我们开封，也乐得欢迎我们进去。但是呆了没多久，陈伯达到那儿去转了转，又说我们官僚。说你们都是当官的?然后让我们中学红代会革命化，都赶到外语附中去办公。外语附中给搞了两间破房子，他说这是革命化。《人民日报》接着发了一篇文章，说石家庄的红代会搬到学校里面，据说是陈伯达指示让宣传的样板。

　　那时他见我面呢，我一伸手，他不跟我握手，说：你们都当了官啦，我是小小老百姓。有一次阿尔巴尼亚使馆搞活动，我们也去了，大家听他有什么指示。陈伯达又故伎重演，见了我以后也是阴阳怪气地说：“我不跟你握手，你们是大官了，有汽车，有秘书。我没有汽车也没秘书，我是小小老百姓。”

　　但是他除了说我小官僚，始终没有说出我所以然来。我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没有错啊。而且“四三”问题上确实是中央文革错了，他们自己又收回4月3号的讲话。他就用什么大官的形象来描绘我，而且还什么汽车呀、秘书的当众造谣，他这“小小老百姓”就是这么干的。

　　到了1968年8月份呢，中学生开始要上山下乡。他就开始轰我们这些人走。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见着我了以后，一提就是：你怎么还没走啊?这是后话。

　　我看红卫兵流派

　　在中学的文革运动中，如果按左中右来算的话，“老红卫兵” 包括后来的“联动”，是保自己父母的，在文革中都可以按右派来算。

　　实际上老红卫兵，早期那些人呢，应该说是从北大附中的宫小吉写“五分的秘密”开始，到清华附中的“造反精神万岁”的解脱与反抗，这种民主主义萌芽在国民素质上，我觉得都是个启迪。造反精神呢，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合理的事，大家应该有这个权利。这种精神状态还是应该有的。但是“老红卫兵”呢，打人，搞血统论。两红嘛，自来红，红色恐怖，搞这个暴力的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到1966年12月，陈伯达写的东西，就把老红卫兵，后来的“联动”，其实也还是一帮孩子，给定性为反革命了。其实对早期的老红卫兵，也不能笼统的全否定，反对所有青春向上的东西。

　　后来的“四.三”派呢，在文革初期受到了“血统论”的迫害。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被老红卫兵挤压，也就酿成了激进的造反精神。于是，翻过来以后，“四.三派”就把老红卫兵，尤其是联动也当成反革命来对待。当初他们的政治作用，一是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是在北师大谭厚兰反二月逆流的时候，做了附应。中央文革很高兴，支持了他们一把。可在毛主席和中央批准成立中学红代会后，中学形势刚刚稳定，又挑起了冲突。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左。当时，北京中学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尽管那时候连课本都没了，英语也只学个Long life Chairman Mao，但毕竟还是好事。结果让他们给搅和了，这些都停下来了。

　　反过来，“四.三派”认为“四.四派”就是保守派，没有立场，和稀泥，说我立场不稳，是保守，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他们才是左派。“四.三派”人数不多，但是有革命激情，敢于说极端的话，敢破格做极端的事。他们战斗力强，能突破一些框框而形成一种强势。

　　当时，遇罗克已经工作，但他是个不是中学生的中学生，也参与了“四.三派”中学生的一些活动。他弟弟那时是25中的初中生，我还当过他们班的辅导员。遇罗克文革中写了“出身论”，并在《中学文革报》发表，影响很大。这样，有些问题也就有了一些理论色彩。在1967年3月18日纪念法国巴黎公社的时候，有人提出了文革以后怎么办，然后讲财产、权力的再分配。有一个逻辑就是，过去地主资本家压迫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就革命性很强。后来呢，GCD建立政权以后呢，这些老革命就慢慢退化丧失了革命性，因此，文化革命就是要“革革过命人的命”。对此，有人称之为“四.三思潮”。当时各派都办了报纸，北京中学生中有三、四份。《中学文革报》是“四.三派”的舆论阵地。有一个时期，它就宣扬“四.三思潮”的一些观点。我认为，这种理论骨子里是反GCD的。这话你今天讲，说是反GCD这种专制，这有道理。但是你那个时候说搞财产、权力再分配，要“革”革过命人的命就太极端了。

　　中央文革是干GCD这活儿的，你给中央文革拍这种马屁不是要他的命嘛。这种话大学生知道深浅，没人敢说。这帮中学生呢，傻蛋，青春无忌，一说出来，中央文革的人马上堵他的嘴。那时候还很少杀人，作为一个思想错误杀遇罗克，让人很难理解。我觉得中央文革把他抓起来，并很快处决，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要和他划清界线，所以杀人灭口。

　　我当时就认为遇罗克不该杀，这太过分了。但是在当时中学运动的作用上，1967年初刚刚趋于稳定的时候，他又给我们搅和添乱，所以我对他也没好感。与右派，像当时的老兵啊，联动分子啊，我们还都可以说一说，拉一拉啊。但是和左派(我们当时认为他们是极左派)，却很难沟通。

　　“四.四派”就是当时的中间派，也是多数派。事实上，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动荡后，中学生中的大部分对上层情况并不了解，都希望稳定。特别1967年春天以后，就希望我们搞复课闹革命。特别在北京城区，部队派人到各中学普遍进行军训。大部分学生都回学校了，开始搞军训、复课闹革命。这样做，就把中学的秩序稳定下来了。但是“四.三派”的公开分裂，就又乱套了。

　　不久前，我碰上当年红卫兵的头面人物。我说：老兵打也打了，闹也闹了，在历史上也留下了“红色恐怖”和“造反精神万岁”。“四.三派”搞极左，他们独树一帜，冲击一切，现在说成是反对专制的先觉者。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走极端的人，都能留下痕迹，而看不到的是中间派。但收拾摊子的，却是这些中间派的多数。这样，大家才能继续往前走。

　　江青大骂造反派

　　当时上面插到北京市中学的有两条线：一个是张根成，代表中央文革戚本禹;一个是刘丰，代表卫戍区李钟奇。我们对戚本禹负责，戚本禹对江青负责。戚主管中学工作，中学里三教九流的这些事，他都知道。我们接触很随便，什么意见都可以谈。我觉得他什么都明白，又装糊涂，痞拉吧唧的一个人。北京的中学生们老踩乎(编者注：北京话，看不起的意思)他，特别是老红卫兵和后来称之为联动分子的这些人，动不动就说戚本禹是17 级的“大干部”(意思级别太低)。也许他也有些自卑感?

　　他个子挺高的，穿着军装，带副眼镜。我总觉得他还有点浅麻子，长的不怎么好看。在中央文革的这些人里头，他是唯一一个不像个成年人，也不像个革命干部的人，有点嘻嘻哈哈的，经常发出坏笑。

　　有一次，有个同学给我带了块表，大家都看，那时候中学生没有带表的。戚本禹就凑上来逗，你这是不是抄家抄来的啊?让人感觉很贫，有点痞子似的那个劲儿。

　　在中学红卫兵的派系上，戚本禹对 “四三”的人很欣赏。组织中学红代会时，“四三”的几个干将都是他推荐进入红代会的，只是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戚本禹就觉得“四.三派”的这些情报部啊，作战部啊，非常积极，非常能干。他认为我呢，很迟钝，中学红代会因循守旧，没有削尖脑袋四处钻。戚本禹批评我：你看好多活动，包括“七.二O事件”，王力和谢富治从武汉回来，他们坐着军用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大家都去迎接了。你们“四.四派”就不如“四.三派”敏感，消息也不灵通。

　　那时候，左右分得很清楚，“四.四派”就是一个中庸派。“揪刘(少奇)火线”，我们很晚才去，而且是为了凑份子，但是人家“四三派”早就摆了摊，都在中南海附近，抢位子似的。

　　可是不久，毛主席批判“王关戚”：什么冲击军队啦，“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一夜之间就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弄倒了。主席做了批示以后，江青大发雷霆。有一个晚上，江青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头都叫到人大会堂，轮番训斥了一回。

　　其实在各个大学里，这种反军和揪军内一小撮呢，实际上都是中央文革的人支持的。在北京就是从支持“四三派”、批评军训的解放军开始;在外地就是江青支持河南“二七公社”的文攻武卫，武装造反派开始。以后，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大规模武斗，局面不可收拾。主席批评以后，江青就翻脸了。在人大会堂召开的这次会上，她对这些学生领袖大发雷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他们几个人都挨了骂。

　　在中学生里的，就把我点了名，饶上一顿。这又是因为陈伯达给我造谣，说我是小官僚。中央文革对我真是没的可骂，因为从一开始，我一直欢迎解放军在学校搞军训，维持秩序，开展复课闹革命。当时陆海空三军都派人到中学来了。军队干部来了以后，遭遇过大学的极左派，中学“四.三派”的反对。而我支持军训、支持军队，是有口皆碑的，当时也有一定影响，他们都知道。

　　江青点到聂元梓时，说反军就是她挑动鼓动的，说她企图夺权，夺谢富治的权。轮到蒯大富，因为老蒯是极左的，部队里都说他很狂妄。江青讲，这些冲击军队的，都是蒯大富派去的人，是他指使到全国去煽风点火的。然后江青很气愤的说，我都不愿意说他了。意思是讨厌得都不愿意说他了。

　　然后点到韩爱晶，说得很严厉：你自称是小韩信，你鬼主意特别多，说了很多阳奉阴违的话。但说韩爱晶的时候，还说了些爱惜的话：我这么批评你们，这么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爱护你们。三娘教子，古时候有这个三娘教子，我现在就是教子。

　　她接着说谭厚兰极左，说主席、中央一再不让你们冲击军队，这些冲击军队的责任，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了。说王大宾也是那样。我们坐在下面，她挨着个把这几个人都说了一下，而且不容他们发言。

　　会上陈伯达、康生也都讲了，但主要是江青讲。我觉得她是埋怨性的，是嫁祸于人的批评。反军的事，她难道没有责任?当时，江青有一个很低级的讲话就是“文攻武卫”。这首先应该是中央文革负责任。

　　这次会是在1967年的秋天。在我的印象里，这样长时间的听她讲话，应该是最后一次。

　　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时，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春天。江青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表扬山西省的刘格平。说这个同志受多少年迫害，他的水平很高，他老早就提出反对干部的特殊化。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像巴黎公社那样建立新的革命原则。然后说这种机构，以后都是作为工人农民，革命群众的代表。这应该经常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东西。这时大家就谈到了红卫兵的前途。

　　红卫兵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我们曾经想过，一次开学生座谈会，我给刘龙江提过：就是让红卫兵啊，把青少年给组织起来。而且认为它不能光是一个地方的组织，应该有全国性的组织，要起到过去共青团的作用。当年我们确实探讨过前途吧，说要改造红卫兵代替共青团这个事情，虽然一提而过，但我一直念念不忘。

　　当时有一个政治难题，在中国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这事是不能提的，即使在文革那种混乱之中也不可能。因为党中央，包括中央文革，态度非常明确。

　　有这么两件具体的事。1966年底，我们开始到处夺权。我们在这儿占地方，在那儿占地方，占了东四致公党总部，我又最早在那办了报。等规模大了的时候，我们就想占更大的报社，曾经一度和大学红卫兵“二司”一起，把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社给占了。那儿的职工对我们还非常欢迎，他们印刷工人组织的造反派，为了表示自己跟一般工厂不一样，也按学生味儿的叫红卫兵。

　　大学红代会有个北航的学生，叫红兵，他跟韩爱晶比较熟。我们把《中国青年报》占了以后，红兵说：这样吧，咱们就把这个《中国青年报》，建成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办成一个全国红卫兵通讯社。以后还可以叫世界红卫兵通讯社。

　　红兵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我就听他的。他写了个书面的东西，在一次座谈会上交给中央文革的人看，我记得江青当时就提出反对，不同意。她说：你们建立这种全国性的机构，要毛主席批准才行。江青是个说话爱激动，有时候会自作主张、下一些决断的人。但是在这件事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原则：全国性的机构、全国性的组织，一定要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结果我们虽然接管了中国青年报，但没有敢成立全国通讯社。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哈尔滨的造反派成立了一个“荣复军”，是由荣誉军人、残废军人、复转军人组成的。他们搞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荣复军”，马上就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取缔了。那时候我正在东北串联，看到到处张贴着布告，就是在全国性地通缉反革命组织“荣复军”。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也有人给我传播点中国的政治知识：就是GCD绝对不会批准你成立全国性的机构。

　　当然你名称就是叫世界红卫兵也可以，还真有人叫过这名字，但是你不能有实际上的组织。那时候虽然不知道这些规矩具体是什么，但多少有那么点政治常识。所以那时候我们只叫首都兵团，再没敢狂妄的叫什么中国的、全国的，还是叫对了。不过在中国，从没人正式讲过这些禁忌，GCD自己也不光明正大地说。表面上它也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实际它没有给大家这种结社权。

　　发配部队农场

　　1968年夏天，北京很乱。各大学武斗，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大学，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但中学情况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整个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人考虑这些。虽然我大小是个官，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能有什么作用。

　　在此之前，我的同学曲折他们一些人自发地去上山下乡。曲折要求去农村呢，是他文革前的想法，一种个人的理想主义。为此，曲折付了很多心血，他们找了市革委会的老赵，文教组的赵唯理，先找的新疆，最后决定到内蒙，纯粹自发组织的。没有人给他出钱，也没有人给他宣传，也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他们走之前，到天安门宣誓的时候，当时也聚了一些人，应该有几万人，规模挺大。

　　曲折他们走的时候是1967年的秋天。他们在北京销了户口，带着户口走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大点的孩子也都懂，可以说这是要有很大魄力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事，红代会也不知道，市革委会文教组其实也是不了解情况。曲折他们这种对下乡的探索，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宣传，是瞎猫撞死耗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呢，从中央高层讲，全国千百万人的就业，肯定是个社会问题了。谁来解决?我估计是干实事的，只能是周总理了。他利用曲折他们这个事，开始宣传，慢慢形成了气候。后来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同时，城里大批臭老九，下乡跟这个思潮也有关系。我觉得，老毛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工农相结合。周总理做这个事，可能经济因素考虑的多，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啊。他们俩出发点不一样。

　　红代会在成立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清谈馆，应该说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到了1968年的8月份，就开始轰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的中学红代会，好像曾经讨论过上山下乡，但当时的核心组没有谁主张和支持上山下乡，至少没有明确的意见。上山下乡始终没有在中学红代会成为议题。但对斗批改的教育改革的事，我很支持，也做过这种安排。当时在我们东城区教育局的小院，还设了个中学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侯子贞和女二中一个学生许惠琴。

　　我没有考虑过去农村。因为我从农村来的，从记事的时候就在农村。我文革前就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的还是科学和技术，而咱们对科技太忽视了，没有在这上面下力气。我觉得上山下乡跟自己的革命理想不一样。另外，自己的出路，我也在考虑。我觉得，大学还是应该办的。为这个，我还跟市革委会的负责人丁国钰直接争论过。他是老滑头，他支持“四.三派”，把我们当敌人看。怎么左，他怎么搞。他只跟上面，不了解下情，也不会同情下边学生有什么问题。丁国钰当时捂着我的嘴，不让我说。我是高一就要考大学的人，文革那几年，动不动就到清华北大，但还是和大学无缘。

　　1968年春天我看上大学没什么希望了，要当兵去。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提出来：你先不能走。在别人呢，不算工作。在你呢，有个中学的工作，还没有完，你现在不能走。当时我眼睁睁看着二炮和武汉空军要人，可惜都没有走成。

　　到了下半年，陈伯达一见着我就说，你怎么还没走啊?我于是向谢富治提出：我要走了，不让我当兵，那我去种地去。陈伯达明确告诉我说，你去农村你就会拉山头。我说我一个人去，他说一个人去也不行。最后，他就把我弄到一个部队农场种地去了，说是执行“五.七指示”。那时候北京大批的人马还没有走。我一个人下到65军一个生产点上，既不像当兵的，又不是插队的，孤零零一个人在那生产基地待着。我当兵和我的任职免职等，都是谢富治办的，但这些手续呢，都没进到我个人档案里。弄得现在我要退休了，连工龄都说不清楚。这是后话。

　　到了1968年的10月，北京举行“十一”庆典。北京市革委会就把我叫回来了。刚回来，就让红代会的人安排我去机场接哪个外宾。在机场，我穿着部队给的一身军装，见到了周总理。总理看见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是红代会通知，十一参加这个活动。总理说：你完了就赶紧回去，既然下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最后一面见总理，他就是这么说的。

　　落差和思想动荡

　　我1973年就离开了部队农场，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日子实在没意思。回北京有一段时间没工作。我的兴趣在科学研究，原来还是想搞中学时候喜欢的物理研究，看了一些资料，特别向往搞生物物理，研究植物的光合作用，是比较前沿的学科。我自己定的目标是进科学院，但是那些单位都不招人。我父母都是老干部。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被下边机关的人批斗，直到1971年才解放安排工作。所以他对我有很多顾虑，担心我在文革当中的身份，怕我惹事，觉得我少接触人、少说话为好。所以他也没兴趣帮我找人，认为我还是去工厂好。

　　北京市那时候还有三支两军办公室，管部队复员转业的这些人呢，就是卫戍区的几个处长。文革当中，我跟部队的关系很好。他们见我回来也很关心，帮我找工作。当时最好的工作呢，待遇高点的，就是银行，特别是海关。他们都给我联系了，让我看待遇，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不进国家机关、专政机关，其他地方你想挑什么挑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过去讲的军警宪特这些强制机构，他们在整人、在管理国家。我干什么都成，但不能进专政机关，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把我们排斥在外，这让我特别反感。他们全是好意，也是对我特殊照顾，但是事实在这摆着。

　　我父亲过去在市委工业部基建处工作，跟一些大企业的厂长们一块搞过基建什么的，比较熟，他就把我弄到第二通用机器厂，后来叫北京重型机械厂。这是个上万人的工厂，当时也就算比较现代化了。我分在修理车间，叫热修工段。工厂有高炉、平炉，我们就负责维修这些。我到这以后，我父母就觉得放心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工厂在西郊，要经常进城不太容易。我要是晚上下班后进城活动的话就回不去了，要是我老回家他们就发觉了。不回家呢，那你就很困难，因为就要赶末班车往回走。骑自行车跑，要四十多分钟，也很辛苦。

　　我在1973年，就是这么一种不甘心的状态。进工厂有两方面的不甘心，一方面，就是我希望从事青少年时期爱好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居然没有成功。那时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实际上在GCD体制下，连给自己安排一个安乐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人生基本生活条件都不懂。我的父母那时候也是局长，权利也很大。我父亲那个轻工业局在北京市有十几个公司，有五六百个工厂，有十五万工人。从解放初我父亲一进北京，他就管工艺美术这些行业。这个行业现在看来都是宝贝，如象牙雕刻、玉器、钻石金银器、景泰蓝、雕漆等，而且对一些老艺人都有特殊政策。比方他们做字画交易或者珠宝交易的时候，都是先批几万块钱的货带走，允许他们在饭店里去交易，然后才交钱。那时我家在东单市委宿舍，那屋子经常满满的人。他们送的东西不计其数，但是都拒收或上交了。一直到九十年代，我父亲家的床，都还是铺板，就是一个木板下边两条板凳架着，那个板凳上和铺板上还都钉一个小铁条，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房管处财产，还是租的。他们整个生活就这种状况，对生活享乐不懂也不讲究。我想找一个能搞研究能看书呆着的地方，这么一个愿望也没达到。

　　另一方面，就是感到这个国家对我们的不认同。心理上不服气也不平衡，当然还是对文革。我觉得我们做得都没有错，而且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原来那些熟人啊，像吴德、丁国钰啊这些高官，四人帮在政治上搞的很左了，他们仍然是一口一个正确。包括我父亲这样一些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这些人上来以后整体上对年轻人有怨气，但又不是冲着发动文革的人，不给他们提意见，而是对着年轻人来，冲着我们来。就是在家里，我也觉得这些人很不对劲，那些过去挺左的人毫不羞耻地就变身，把脸一抹就成一贯正确的了。好像他们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从来没举过毛主席语录本，没做过那些极左的事一样。他们不是很客观地平心静气地来承认，哪些地方对的，哪些地方错的。那时，你如果承认毛主席路线对的话，那你应该至少对群众不能否定。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群众起来都是乌合之众，但是群众让你见识到一些东西，而且反映出一些真实的问题。你们自己的工作作风，至少是不很切合实际的。我觉得从这些大的变动上，看出这老一代很不诚实，而且我觉得他们报复心理很强。

　　《论新思潮》

　　有件事让我更不平静了。那时候，我接触了一些被整成五一六分子的重要人物。当初，北京市革委会里的常委中，大学有那五大领袖，这些人当时是知识分子，但是不务实。工人里有一些，农民里还有几个，中学生里就我一个。但是到1974年，北京市革委会的四大支柱里的三个，工人、农民、学生的代表人物，个别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没挨整，上述这些群众代表都被批斗被整治。除了我之外，几乎无一漏网。我跟总理接触过，周总理很喜欢我，用我办事。老毛据说当时也喜欢我，当时传闻老毛在1967年说，青年学生里有三个比较好的群众领袖，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一个是他的湖南老乡，北师大的谭厚兰;再一个就是中学生李冬民，他提到这么几个人。我认为道理上应该能讲通，但是这种传闻的渠道背景都不太清楚。吴德和丁国钰实在也找不出我有什么毛病，而且我对部队的三支两军、恢复秩序，都是很支持的。所以他们还想利用我，据说要在二通用给我安排一个万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但是我看吴德那些人，他们有些事做得还是不对。我从1967年以后基本上不跟风了，因为中央文革做事太违背常理，太脱离实际了，自己说话也矛盾。而吴德那些人还在跟风，特别是“五一六”的事，大批工人被弄得家破人亡，自杀的非常多。现在说起来，至少在政治艺术上也不应该这么做，中央文革这些人呢，我觉得很不理解他们。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北京的这些事都是谁干的?一个是谢富治，谢富治死了，剩下吴德变成第一书记了，事情都是他们干的。这“五一六”后来弄不下去了，而且这事明摆着是个错，在别的地方只要领导换了，就开始纠正了。可北京市的头儿还是吴德，他干的事，他就不认错。我这时候认为这个应该纠正，就犯傻，仗义执言地就这事开始提了意见。我们几个朋友和工人一起，三次到市革委会门口贴了大字报，主要是批评北京市抓“五一六”扩大化等问题。当时的口号是批林批孔，责任还是推到林彪的头上。

　　这就在政治上就形成了对这个体制上的矛盾，我也跟这些人谈过，跟吴德、跟吴忠、丁国钰都谈过。我说，对这些人的问题，你没事实就应当纠正，有些人的职务你也可以不恢复，有些能力不行的你也可以不用，但是不能在政治事实上给人家弄个乌七八糟，不清不白的。我说的合情合理，这是可以做的事。但他们不讲道理，吴德在会上还攻击我，说了我很多坏话。你当领导的说话不能这么不负责任，这把我说怒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公开化，贴了大字报。现在看来，我也不后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们政治上很不光明。

　　我的思想呢，这时开始对文革的极左行为有了一种系统的认识，就是至少可以在文字上能系统描述，这就是“论新思潮”。1975年初，我写了一个几千字的《论新思潮的出现》的论文提纲，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翻来覆去，不三不四”，“实际上失败”了。中央文革等“纯粹的文革派，已成了新贵族”，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巴不得他们早日垮台”。新思潮其实是对极左路线的一种批判，从政治上、经济上、工业上、科技上等。我写了不止一篇，还有一些。我写的这个《论新思潮的出现》，现在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这个东西后来被他们抄走了，结果就成他们的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当时很多认识都是正确的。当然，我们那时的“第三势力”和美国安东尼·吉登斯说的“第三道路”还不相同，我们实际上阐述的是一种赶超发展经济，全就业、全保障理想状态下的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我在这个提纲里就提到了。包括工农业生产的步骤方针，对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大学生的否定态度，包括对样板戏等等。当时我们的这些东西，包括我写的，虽然有那时候的语言，甚至有点不合乎GCD的口径，但今天看大多都站得住。

　　这期间，实际上交流的有一些人，但是没成立什么组织，因为我知道GCD最害怕别人成立组织。我们真没有什么组织，但是我们亲爱的党不放心，我估计把我列成危险的另类，主要是怀疑我们有组织。我们那时候比较经常交流的，工人是一类，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他们是一类。他们看了些书，比较早地在民主思想上提出了口号，这是GCD所不容的口号。实际上呢，就按GCD所讲的民主体制来讲，毛和中央文革也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也至少应该恢复一个集体领导啊。这种说法也就基本说明我们的态度。我的一篇文章提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是在文革当中利用群众运动的声势，在政治上形成了极左的路线。按照当时文革当中的“法律”，就是攻击罪了。

　　盯梢、眼线加设局

　　当时市革委会一些人要给我定罪，不过他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首先，他们对我采取了专政的特殊手段，那时候还没有安全局，就让公安局成立了专门的小组，两个处长带着，使用了外线、邮检等手段。他们用各种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还有那时候刚进口的日本轿车，就为了我这么一个人，白天夜里值班。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整天跟踪。我后来就感觉不对劲啊，怎么上班、下班、回家、找朋友，总有人跟着呀。

　　197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了王府井。大约到了王府井大街南口，我就突然转身把那便衣揪住，然后当众揭露，搞得他们非常狼狈。但是没用，他们还是白天黑夜的跟着我，我去找朋友，他们就在楼下守着。我就体会到电影里描写的那些地下工作者和狗腿子特务了。后来我也就习惯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局还用了一个“眼线”，是一个曾经在《工人日报》做过事的一个编辑邹X。这个人给吴德还是给谁写了份自荐信，自荐当特务打入我们内部打探消息。因为要给我定罪需要过硬的证据。那个特务，他不仅打探消息，还有意设局。他把我和首钢的工人张兆庆，同时骗到他家去。然后他鼓动张和我交流“思想”，企图借此引出我的反动言论。公安局长刘传新交代：“要想办法让张兆庆、李冬民见面，……只要李同意了张的话，就是反革命，就能抓李。最好能一网打尽。”张兆庆那次没有带文字的东西，但是他谈了他的一些观点认识。张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本人是1958年前后当兵的。他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他那时候就谈到，对老毛，他基本上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文革，老毛从1957年反右，1959年对彭德怀，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是错的。他当时重点是谈毛泽东，但还提到华国锋搞的是一个右派的军事政变。他谈得很系统。他这个观点我还接受不了，因为我没那些经历。我当时觉得反右还是对的，因为有人要夺GCD的权，老毛不干，把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文革当中这些事我很清楚，所以我说，你对毛全盘否定，这个我不接受，我们是GCD的崽子。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过犹不及，过了就是错的，不够也是错的。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对他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我是这么说的，这是我当时对毛的真实看法。他们做的这个局当时没有得逞。

　　平反四五，呼吁小平出山

　　我们到1976年总理去世，大家都觉得一种希望的破灭，也对四人帮他们搞的东西有种怨恨的情绪。打倒四人帮让大家稍微松口气，大家吃螃蟹，三公一母。大家敲锣打鼓欢迎一通。当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红军书法家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大概是10月7、8号，她拉着我去香山公园，在公园里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觉得眼睛一亮，这是条件反射，我又高兴又担忧。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是华国锋，明明知道他水平不行，还说“放心”，其实这是他最后最不放心的。另外，从道德和私人感情上讲，朋友托付你的事，你完了把人家老婆抓起来，怎么也是不妥的。反对错误路线的功劳让华国锋夺了，但他思想上恰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对老毛还来了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之后到我们出事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去向。对这个事怎么看，一个是对华抓四人帮的事大家是高兴，但是仍然存在着好多问题呢，希望能够完全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华国锋能解决下边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如果不解决的话，从我们的心理来说也是有阴影的。为此，我当时找过许多人交流，一些文革中打过交道和没打过交道的，找过一些工人，找过一些有想法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影响的人。后来看，华国锋还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和四人帮的极左的东西，也没想到他对老干部居然还是那么个态度。

　　老华呢，思想上抵触民主这套，就是GCD内的开明政治也没做好。而且在技术上，他不搞民意调查，不搞社会调查，你不看看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马上下发一个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不许对老毛说三道四。我们在1977年初的时候，包括伊林涤西啊，又开始议论，GCD体制没变啊，该当反革命的继续当反革命，然后老华接着抓新的反革命。那时候大字报还没取消，在北京长安街上，很多人写了很精彩的批四人帮的东西，也点到了现在应该有些改变的东西，再往后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从理论上更有力地对GCD现有体制进行了批判。

　　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我们想应当把群众的要求反应出来。群众要求一个是反四人帮，要把四人帮极左的东西，他们称为路线的东西纠正过来;另一个要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最主要是天安门事件应当马上平反。我们商量了三个口号，第一条是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立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一个焦点。第二条呢，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是体现民意。第三条呢，惩办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原来想说吴德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刽子手，最后缩小目标，缩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刘传新。后来我看到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上，有这一条标语的照片，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那个台阶下边。参与这件事的主要成员有我;重型机械厂的赵尔明;有电报大楼的李永萍;有张立才;刘握中;再一个是钟家仑，他在部队的时候曾议论四人帮，被抓起来打成反革命;还有郑小龙，他现在搞电影的。我们是在钟家仑提供的景山后面总政的一个楼里商量决定的，具体日期是应该在1月5号左右。写大标语是在六部口电报大楼后面李永萍的宿舍里，主要是张立才执笔写的。钟家伦找的人弄车拉浆糊，在总理逝世一周年前一天的1月7号，[2]贴出来了。那一条欢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大标语贴在新华门对面，然后另外是王府井到东单，现在的东方广场下边。

　　拍案惊奇的假案

　　吴德当时没动我们，人家怎么商量的不清楚，到了2月份，他们先把我父亲支开到大庆，让他带了一个考察团去大庆学习。好像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我在工厂上班，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说，有事开个会，把我从工段叫到车间。我到车间没多久，一帮便衣和一个穿藏蓝制服的警察就进来了，呼的一下都拥到我身前。他们说：李冬民，你被逮捕了。我问，为什么?那人说，别问，跟我们走。2月25号，把我送到半步桥监狱。同时在北京市一共抓了大概六、七个人，我们厂抓了三个，有我、赵尔明、王健。在去监狱的路上，在城里抓了李永萍。还有程潜的小女儿程昱，那年大概还不到十八岁，是我的干姐妹，她跟我们议论过这件事，也把她也抓了。还有刘龙江、秦喜昌也被抓了。这几个其实跟我们刷标语的活动一点干系没有。然后是刘握中、张立才，他们俩没进监狱，在单位被专政了。钟家仑和郑小龙可能都是在单位审问、监管，但没有逮捕。还有同仁医院的护士王玲。还有些是跟这些人有关系的被牵扯的二三十人，北京市是这样。

　　然后外地抓了三个，在内蒙跟我们有来往的两个人，李明启、唐志洁，跟我们议论这个事，被当地公安局抓起来了。青海的王如山，原来是北航的，也被抓了。其余还有谁，我不知道了。这些人家里都被抄了，拍了许多照片，据说是给吴德、吴忠这两个人看。据他们自己讲，搞这次行动，出动的警察、干部和街道的积极分子七百多人。这些人抓了我们、拍了照片以后呢，大功告成，然后在颐和园听鹂馆搞了个庆功会。这当中，那个特务立了功。他不仅报告了许多后来成为我们罪证的东西，而且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一般般的反动。

　　这个案子把首钢那个工人张兆庆放在第一个。吴德说，要让他担纲，但重要的是抓李冬民，因为他影响大、联系人多。接着，吴德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华国锋。三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讲话，就利用我们这个案子，来给全国定大调调。一个是天安门事件不予平反，二是不让老邓出来工作，然后一个是两个凡是，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坚决反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照办。这两个凡是是从我们这儿提出，跟后边的那些说法实际一点关系都没有。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查明，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一个张兆庆，一个李冬民。他们要抬邓小平，排斥华国锋，叫抬邓排华，分裂中央，要抢出在押的王洪文，另立伪中央。这是一个巨大的反革命阴谋。这样，他们就借此把全国的方向给定了，并规定不许随便去天安门写大标语。这是华国锋搞的一个事，为维护他的基础，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假案，压制邓小平，也遏制了全国人民要把极左路线纠正过来的愿望。

　　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老邓出来工作，我觉得这是华国锋要抓我们的根源。直接原因则是吴德和北京遍布的四人帮残渣余孽，他们多年来执行这些错误的东西，包括像“五一六”，以及工业、农业上的问题，自己怕承担责任。于是欲盖弥彰，就这样把我们上报给了中央。后来抓这个案子的一个市委书记，在文革当中曾积极支持极左派，和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对头。我曾经说过中国工人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还远远比不上波兰的独立工会，都差很多等等。这个话呢，也让吴德用上了，说我攻击中国工人阶级，另一个就是说我提倡工人与党对立。他们把张兆庆和我捏到一块，再把张兆庆和王洪文捏到一块，说我们要武装营救王洪文。这个编造过程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和张兆庆见面的时候，我说的是对毛主席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仅凭这点要定我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很难。但批判我时，他们很极端，说我们要打倒毛主席。在我写的文章上用的是“毛主席”这三个字，不是称为“毛泽东”，其实称他为毛主席就还没有要彻底批判他的意思。他们要给我定罪，又从这里面找文章。可是文章里“毛主席”三个字前面并没有“打倒”两字。一个姓陈的具体办案人员，是原来市革委研究室的，他就请示管我们这个案子的负责人贾X。那个人就跟这些具体办案人员交待，前面缺“打倒”两个字，你们就模仿李冬民的笔迹，给他填上。只要符合李冬民的反革命思想就可以作为证据，搁到案卷中。那时候，他们已经有复印机了，好处理了，他们就拼到一块。他们就是这么办的案子，所以这个案子后来叫李冬民假案。贴上去那两个字就组成了“打倒毛主席”的字句。北京市委做了大量的印影本，批四人帮用的是大本，批我们有两个小本。我们的反革命集团案当时传达到群众，家喻户晓。

　　当时华国锋为稳定局势，全国下令处决了四十六个政治犯，最著名的就是史云峰，一个吉林工人。听说也有人提议要枪毙我，也许因为这案子做得太假，他们还是有点心虚，没有成真。后来，中央全会开会，把华国锋、吴德等人拿下的时候，也是用李冬民假案来做的炮弹。当时有人主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来教育全党全国。主管宣传的领导人说，这个事情就别登报了吧，有些事情如公安部门用眼线、模仿笔记造假等太黑暗了，不宜公开，就在内部说说吧。我想，使用眼线啊，设局啊，造假啊，这种公安的特殊手段，让GCD的脸会没处搁了。给我平反、消除影响下发的文件，GCD才发到全国的省军级传达。所以这个案子GCD做得不伦不类，直到今天还没有真实报道过。

　　[1] 保密电话。

　　[2] 编者注：据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的口述回忆，商议写标语的时间应为1月7日夜，贴出时间应为1月8日。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

（三）

tuffy05

好材料！

hachen

根据李冬民另外一个版本的口述，当毛泽东说“你的兵多得很哪”!，他的回答是“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 （口述：李东民，整理：纪彭，《李东民：我是毛主席最喜欢的红卫兵领袖》，《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另：中选网刊出此文时，没有用GCD指代“共产党”。

yangharrylg

用户名：tomwave发表于：2011-11-24 20:23:10
文章中关于“老红卫兵”的说法有片面之嫌，你只能说你们25中的红卫兵是跟着工作组的，而且工作组还是你们请来的，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可是跟工作组对着干的。关于对联的问题，从一开始知道这个对联的内容，大家就讨论过并且取得基本共识，认为这个对联不正确。

[7] 用户名：tomwave发表于：2011-11-28 11:14:02
3楼应该说明自己学校的名字，民间史是凑出来的，每个人的记忆都不能保证完全准确，多人众口一词的话可信度就大大提高。 用户：dxhe2001 发表于：2011-11-24 21:48:30 ================================================= 我当时所在学校是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位置在阜外白堆子，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7月14日，是在工作组进校以后成立的。 工作组进校之前，学生们已经自行组织了学生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是工作组进校后就开始整人，整学生，这恐怕也是各种运动的一贯方式吧。

http://www.politicalchina.org/article/224/218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