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文革回忆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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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文革回忆 （一）“抄家”

往事发生在1968年的一个傍晚，在哈尔滨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家属大院。晚饭后，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的家。领头的是一个高个子，有一副“招风耳”，后来听说他是父亲“专案组”的组长。他年纪稍大，不到30岁，其他的人都是当时哈军工的大学生。他们打开了所有的箱子、衣柜，拿走了所有的外文火箭、导弹书籍。那个招风耳口中还念念有词：“他（指我父亲）不应该读这个！”后来才知道，我们家被怀疑是苏修特务, 和父亲来军工前的老首长有关。50年代。父亲在北京空军工程部任职，结识了这位长官。他是吉林人，出身贫寒，少年时期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四十年代中期，他担任过牡丹江防戍司令，指挥了“林海雪原”的战斗。1965年，他在黑龙江殉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和父母常去探望定居在哈尔滨的烈士遗孀和几个未成年的哥哥姐姐。抗联老英雄的尸骨未寒，他的夫人被抓进了哈尔滨监狱，罪名是苏修特务。原因就一个：她在苏联留学过。文革早期，父亲曾按排过被红卫兵揪斗的人去烈士家避难。后来有人告发了父亲和烈士一家的关系。这大慨是红卫兵抄家的初始原因。

         有人打开了姥姥的皮箱。这个皮箱，姥姥日夜放在床边，守护在那里。父母当然也不知道里边有什么。我只知道，里边有一把精致的佩刀，是舅舅从新疆少数民族那里带来的。有时，我也发现姥姥白天在翻弄什么，神神秘秘的。

红卫兵抄出来的东西使我们全家大吃一惊，父母呆在那里，面面相觑。我睡在床上，用眼偷看发生的一切。第一份被抄出来的是蒋中正代表国民政府颁发的嘉奖令，表彰外公对伤员的救死扶伤和抗日有功；随后抄出的是一份用毛笔书写的奖励牌匾，是刘少奇代表中共写给外公的，大意也是表彰抗日有功一类的话。在场的红卫兵们如获至宝，大声欢呼，因为全国在批刘少奇。我们全家其他人谁也没看过这些东西，当时也没有机会仔细看这些文件，就被红卫兵抄走了, 且从此下落不明。

当红卫兵抄到箱底的时候，一套崭新金光闪闪的，配有全部领章装饰的国军上校呢军服，被扔到地上。另外，还有几套备用的领章装饰。我当时躲在被子里，吓坏了。这些只在电影里看见的东西，居然平时就放在我的床边。

红卫兵们在欢呼声中离开了我家。他们走后，望着凌乱的地下，我发现父亲非常镇定。他没有埋怨姥姥，但她自责地坐在那里。可以想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院里，居然深埋着如此“反革命”的东西，结局可想而知。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红卫兵，应该是个大学生，推开了门。她非常腼腆地喊着父亲的官职，问其他人去哪儿了？父亲回答已经走了，她非常有礼貌地退出了。这一场景，多少冲淡了我的焦虑和不安，但已经记不清当晚我们全家人是如何度过的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楼下食堂，四张大字报已经贴在食堂的墙上了，正对着大门。这个“招风耳”大慨兴奋得一夜未眠，大字报标题是“XXX罪该万死！”。我看完所有的内容，才知道我的祖父、伯父和外祖父都是“反动派”（其实他们都是参加抗日的学生或专业人士，但大字报里，只字未提）。当然大字报里并没有提到我父亲的罪，虽然我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水平，也马上感觉到文不对题，这些狗屁大学生，祖辈的事关我父亲何事？难道连我也是“罪该万死”？我想马上撕下这些大字报，但害怕连累父母，终未动手。奇怪的是无人停下看这些大字报，大概成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明。为什么是刘少奇，而不是长住重庆的周恩来, 写题词给我外公？看来这将永远是一个未解的答案。

几天后一个下午，全学院家属在1号楼哈军工大礼堂开会。我们此前也常去那里看电影。姥姥也被叫了去，坐在台下。会中，有人一个个的喊：“把反革命家属XXX押上来”，这样就有数十人被押上主席台。姥姥也是其中一个。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在一大群无知少年和几个成年人的打骂声中，姥姥回到了家门口。她被逼着跪在地下，从一楼爬到四楼，用了半个小时。她的头发零乱不堪，满身是痰迹，身上挂着巨大的牌子“反革命家属－XXX”。这一场景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可是她并不惧怕，她的口中不停地喊着：“我不是反革命”，“我的丈夫是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日英雄!”

似乎没有人理睬她说的话。回到家里，一群人，多为青少年，仍跟随着她，打骂着。这时一个少年（大约十三、四岁）大胆地赶走了所有的人，最后走到我面前，万分内疚地看着我，要我把门锁上，不要让生人进来。他临走前的眼神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我的父母都已被单位关押。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唯一一次姥姥受到的大冲击, 也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按当时情景，不少人被批斗了许多次。数月后，姥姥、弟弟和我去军工服务社买东西，在路上遇到了那个招风耳的红卫兵。他居然一眼认出了我，拦住我的路，他说：“你还认得我吗？”，口气虽然是居高临下，但亦面带微笑、一副想套近乎的表情。

我瞪了他一眼，迅速闪开。他其实并无恶意，只好怏怏地离开了。但我隐约感到他的不安，或想得到某种“原谅”，至少从孩子那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大叫：“招风耳”。

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是在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这时离她去世只有几年的时间。她已满头白发，步履艰难。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立刻浮现在眼前的即是动乱和文革时期的情景，而她对此早已淡忘。国家和社会的变革对她已是家常便饭。当我看到舅舅保存的一张照片时，再次对她的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在50年代初全省医生的大合照中，我惊讶地看到在数百名医生中，仅有她一位女性，而且她是一位亲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女医生。外公1948年去世后，她靠自己的双手独自抚养了六个孩子，且个个成为专业人士。尽管她身上仍然保留着各种各样的、我们今天认为的所谓“旧式”陋习，但她仍然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这表现在她对国家、家庭、丈夫、子女的忠诚和尽职尽责。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她的生命轨迹绝不平凡。



文革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李时珍塑像前，姥姥、弟弟和我的合影。




原哈军工1号楼。1966年4月1日，哈军工集体转业，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塑像，为哈军工员工于文革早期建立。



原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旧址

tuffy05

    哈军工文革回忆 （二）患难之交    2011-11-13 22:19:28        

文革期间，我们全家结交了不少患难的家庭。在哈军工，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少家庭和我们一样，或多或少有许多“不光彩”的过去。当时的哈军工院长是刘居英将军，他的哥哥叫刘居美（原北大校长陆平），听了名字就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了。有一天放学回家，家门口的楼下停着一辆大卡车，车上载着三个人，中间一个戴着大高帽，全脸全身都已被涂黑，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名字上有三个红Ｘ字。看热闹的全是孩子，也包括我在内。老师告诉我们，这些人全是“黑帮”。当我回到家里兴奋地谈到这件事时，姥姥和在哈尔滨探亲的舅舅却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老师讲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当时我一脸茫然，不知其意。

直到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时，我才大概明白了一点。我在学校也不算孤单，因为象我这样被父母亲牵连的孩子不少。我父亲专案组的红卫兵在那位招风耳的带领下，两次来到育红小学找到我的老师，向我询问家里和亲属的情况。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班主任--张颂，利用一切机会保护我，避免受到心理伤害。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想从我这里找到线索，核实我父母交代的情况。他们甚至认为外公没有去世，而是潜伏了下来。因为当时他们无法找到外公埋葬的地点。其实，不光我父母专案组的红卫兵，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也来这里找过。几十年后我们才得知，当地的村民在他们长辈的嘱咐下，几代人一直替我们保护着外公的陵墓。这些善良的农民知道这里埋葬的是一位曾经帮助过他们先辈的济世英魂。1983年姥姥去世后，她也被埋葬在这里，永远安息在外公的身边了。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是我们家和唐家的交往。当年的哈军工，校园颇大，服务设施齐全。平时我们很少走出院外，每次外出都算一件大事。因为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大门外，然后乘车去市中心。记得有一次姥姥带着我和弟弟乘车去市里，在车上姥姥带着乡音的话引起了一位女士的注意。于是姥姥和那位女士用家乡话聊了起来，当时我听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

回到家里，姥姥和母亲谈了这件事。母亲听后大为紧张。因为当时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大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很少与生人来往。当姥姥说她已将家里的地址告诉了那位女士后，我们全呆了。大人们预感有不详的事要发生，但也无法挽救了。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家被抄后不久。

这种不安的心情，夹杂着姥姥的自责，一直延续到周日的到来。那天下午，一位女士带着她的儿子、女儿扣开了我家的大门。当母亲打开门时，两个人全呆住了。来人姓唐，与我母亲是同乡和中学同学，在哈尔滨一所大学任教。而她的家居然就住在我们家楼的对面，彼此可看见窗户。唐姨的丈夫在空军系任教，他随后也来到我们家。姥姥后来谈起两家的身世，唐姨是“唐老圩子”的四小姐。而唐姨告诉我，母亲是“周老圩子”的二小姐。两个家族早有密切来往。两位“落难公主”在冰天雪地的异乡相见，自然是惺惺相惜，有说不完的话，唐姨干脆住下不走了。因为红卫兵随时会去他家，她丈夫将一个拖把挂在窗台上，作为信号，告知家里有无红卫兵的到来。

后来我得知，唐姨的哥哥在美国，造成了他们一家罪上加罪的证据。她的哥哥是在内战期间到美国学历史的。当时的情况下，唐姨和她的母亲无法和她的哥哥有太多的联系。唐姨成为我们家的常客，她和姥姥、母亲谈话的时候，所有人都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她们已暂时忘记了外面的恐怖和现在的不幸。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抗战期间，一起逃难到大后方的故事，和抗战胜利返乡的情景。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到一个陌生的词：“北平”，这令我非常吃惊。唐姨还笑着对我们说；他的先生可是山东大地主的儿了。我注意到不善言辞的姜叔叔在旁边嘿嘿地笑而不答。唐姨的出现，像一阵春风，驱散了我们一家头上的雾云。在以后的数年里，我们两家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记得上初中时，唐姨在我家为我做了一套新衣服。

70年代初，有一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大幅照片。此后，唐姨告诉我母亲，她家里的情况立刻得到了改善。当唐德刚返乡省亲前，当地政府为她母亲的家换了一套崭新的沙发迎接主人的归来。唐德刚教授为何对中共如此重要？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相信连唐姨本人也未必清楚。30年后，我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馆找到了答案。唐教授是国际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首先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中共成立的历史资料。而这些资料在战乱的中国早已丢失殆尽，他当然是不可缺少的统战对象了。唐德刚教授于2009年10月26日，在美国家中因肾衰竭去世，享年89岁。

  

原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旧址

  

原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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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军工文革回忆 （三）红墙内的故事    2011-11-15 19:00:01        


文革时期，并没有多少书籍可看。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很多家庭都将书烧毁了，尤其是可供儿童看的书籍几乎没有，很多人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种知识空白的环境下长大的。但很多老年人却喜欢给我们讲故事。记得有一位在哈尔滨乡下长大的老太太，在隔壁一家当保姆，她讲述了许多日治时期和苏军占领期间的往事。这位普通的老太太，不知道时代的变迁。她口中的压迫和解放者，显然不是我后来在学校里知道的那些。我至今也相信，她或许有偏见，但不会扯谎。她的身世和讲话的目光，已经牢牢地刻划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老人们住在一起，姥姥也是喜欢讲故事的一位。

我听过她数次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我成年之后，看到的这个故事却和她当年讲的内容大相径庭。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和她本人的身世有关，正是这样的传统中国文化支配了一生艰难的路程。她当年随外公逃难到大后方参加抗日，参加抢救了无数蒙难儿童。虽然历经艰辛，但也经历了外公给她带来的荣耀和幸福。她多次提到，抗战胜利后，身位国军上校军医的外公退役。 他们乘美军登陆艇从重庆返回安庆。在快到家乡的时候，国军驻合肥的最高长官出城20里外迎接他们。

可是这种荣耀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1948年外公去世后家境巨变，1949年国家政权的易手，使外公的抚恤金成为泡影。姥姥不得不自己独立支撑起这个家庭，继续靠行医养家。姥姥对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她对新中国是抱有希望的。她给我讲过的以下几个故事，足以证明她的心境。她讲这些往事的时候，并无成年人在场，她不需做作去迎合时代的需要。她提到从重庆返乡的时候途经汉口，全家人亲眼见到国军军官虐待已经投降的日本士兵：一个国军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让日本兵跪下，军官踩着他的背骑上马。随后又下来，要日本兵反复做此动作，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最后这个日本士兵头撞街石，当场自杀身亡。

当她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心灵的不安和对国军军官的不满。她似乎预感到这样的政权不得人心。她还多次提到过另外一件与八路军有关的故事。她说有一天晚上（1948－1949年），外面枪声大作，又有军队或土匪来袭了。不久外面安静下来，有人敲门，并高喊：“我们是八路军”，“我们知道你们这家是寡妇，我们只在院子里休息，不要害怕。” 姥姥说，果然一夜无事。我多次纠正她，那时已经没有八路军了。不过她坚持说，外面人就是这么喊的。她没有说出来的是，她是国军军官的眷属，显然附近的人都知道，可是当时的军队并没有为此难为她和家人。

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值文革期间，我们全家住在哈军工大院。在这里姥姥接触到了更多的高干和高干子女。有一个故事，是她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常提到的。我们家当时住在一个大套间里，其中有一间卧室属于单身女生宿舍，里面也住了几个高干子女。在那个年代，高干子女和普通员工相处，相当融洽。文革时期，副統帅的大女儿林晓霖就读于哈军工。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寒假期间无处可去，林常来这里找她的朋友。我和我的父母从未见过林，因为每次林来的时候，正是我们上班、上学的时间。那时候没有电话，林多次来找江，她的门都是锁的。姥姥会请她先坐下来等待，但姥姥并不知道她是谁。久而久之，她们也就熟悉了，他们越谈越多，每次都交谈到江XX回到家。姥姥从谈话中知道了林的身世，她告诉我们，林说话带有明显的口音和很多林的家事（其中很多事情，现在网上也可以查到）。最使姥姥感叹的是林本人，她说想不到一位高官的女儿，如此平易近人，令从旧官场出来的姥姥感叹万分。”913事件”之后，我们全家仍然住在这间套房里，但女生宿舍早已迁走，我则搬进了那间几年前林和江交谈的房间里。我知道，姥姥一直惦记着林晓霖，尤其是“913事件”发生之后，但我们都不想谈这件事情。


附1．1919年七修《周氏宗谱》第七卷, 第67页摘要

孝骞, 字希闵，1896年农历九月初二生于合肥县，河北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在合肥县永安集开办《德生医院》。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四川战时儿童保育院川八院医生，重庆江北后方医院总部医生，国民革命军第120后方医院医务长、院长，上校军衔。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安徽省卫生厅工作。1948年农历2月16日病逝，葬于肥西县。

石舜英，1907年农历3月17日生于合肥县城，庐州女中毕业。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战时儿童保育院直四院任医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肥西县农兴集开办《德生诊所》，生一子五女。1962 到1969 年，居哈军工。1983年11月24日病逝，葬于肥西县。

战时儿童保育院：抗战初期，无数的百姓在逃亡，在流浪，其中最悲惨的是儿童。他们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24日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为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无数热血青年奔赴战火纷飞前线抢救难童， 详见：http://www.edubridge.com/an-e/zhanshiertong2

tuffy05

    哈军工文革回忆 (四) 红色小学堂    2011-11-17 22:03:33        


1950年，朝鮮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领教了现代化战争的残酷和科技的重要性。毛泽东急招新任志愿军司令陈賡大将返国，在靠近苏联的哈尔滨，秘密组建103部队。在苏联顾问团的指导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科学技术学府， 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于1953年9月1日成立。

在军事大于一切的年代，哈军工迅速成为“天字第一号”的高等院校，包括毛泽东，林彪，和其它十几位元帅，大将的子女均就读于哈军工。有人称其为“红色贵族学校”,有失公允，因为大多数的哈军工员工，均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平民家庭。用少年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哈军工基本上是个官兵平等，和谐相处的红色大家庭。如果和现在的中国社会相比，上述的评价并不过份。

哈军工只存在了13年，历史并不长。 面对中苏交恶，这个红色大学堂，在70年代被分拆为后来的6个高等学校，包括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但哈军工属下的红色小学堂却躲过了60多年的风雨，并成为哈军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向大江南北的历史见证。哈军工在50年代末，已成为全国的最高学府。与之相配套的附属幼儿园和小学条件也必须好过任何国内高校，这是当年哈军工的建院方针。

我是1964年从其它幼儿园转入哈军工文庙幼儿园的。 按道理， 我是不需要再入托了。但姥姥对我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满口新名词，未经她亲手调理长大的孩子并不感冒。 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进了哈军工幼儿园。虽然住的楼离幼儿园也就一，二百米的距离， 我仍然住在园内，仅在周末回家。这才有了今天的故事。

印象最深的一天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那个晚上（1964年10月16日），哈军工校园里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平时要按时睡觉的孩子们，兴奋地在床与床之间跑过来跑去。老师们也溜了号，都踮着脚往窗外看。我们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直到几年后，在小学礼堂观看了原子弹爆炸的电影和预防知识。

记得有好一阵， 家属楼外放了不少靶子。一到周末，长辈们拿着手枪，和一群他们的同事对着靶子练习。我们这些孩子看得心里痒痒的。我住在园内，玩着幼儿园的冲锋枪，心想的是把手枪。但父亲看得紧，我始终没找着机会，偷到枪在自己手上摆弄一下。后来手枪上缴，不知为何却漏了一颗子弹在抽屉里。 这下可把我乐坏了。可好景不长，文革一来，父亲被关，姥姥见着这颗子弹犯了愁。 家里本来就一堆说不清的事， 再让红卫兵看到这颗子弹，那还得了。一个清晨，我把这颗子弹扔进了马家沟。为这事，我还心疼了好几年。后来，我和楼区的一群子弟，瞒着父母，钻过内墙，躲过哨兵，溜进军工靶场，挖了不少子弹壳。那个高兴就甭提了。记得也碰到几个军人想制止我们，但子弟们哪把他们放在眼里。回到家，东藏西藏，正好被父亲撞见，子弹壳被当场没收。

文革之前，哈军工的管理一切都是正规化的，包括幼儿教育。哈军工幼儿园的师资水平远高于院外。要不然每月全托要25元？记得我们班有三个老师管理。那时候我们虽然已经是大班了，但尿床尿炕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老师们非常负责，总能很快地清洗干净。她们最忙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洗澡的时候。全体老师上阵，通常是女先男后，分批进行。可是临近毕业时却发生过一次“意外”。不知为何，女生们还没洗完，脱光了衣服的男生们也被赶了进去。进入育红小学后，我们有些幼儿园的同学被分到一个班里，男女生天天相见，多少还有些尴尬。



曾“赤诚相见” 的十三届大一班全体同学。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毕业时全班大合照那一天。在军人服务社，老师点我们的名，要大家笑。这张带笑的照片从那天起，一眨眼已经跟随我超过45年了。我进入育红小学65级七班，班主任是一个未婚姑娘。她对我们非常负责，并且在文革中多次保护我们这些家长遭批斗的儿童。

比哈军工还年长的育红小学，最早为大西南野战部队的子弟学校。50年代初，跋山涉水来到松花江边，参与创建哈军工。其后被命名为建军小学，当时为军事化管理，学生均为“小八路“。学校改为文庙小学后，一切转为正规。1965年，军委下令，文庙小学被移交到地方，改名为育红小学，但仍只收军工子弟。

1966年文革爆发前，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全年级同学聚集在高年级楼，集体加入了少先队。一个六年级的小学姐（好像住在老红楼）帮我系上了红领巾。她的天真可爱笑容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我们宣誓要走父辈的路，接过他们的枪。可是脖子上的红领巾还没戴热，就被要求除下了。幸运地是我的父母带我去服务社，拍下一张系着红领巾的照片。可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帮我们的弟妹们系上红领巾了。后来全班同学都变成了红小兵，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想当红卫兵。这个愿望直到我上初一，育红小学也改名为育红学校时，才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也没能戴上几天，就永远地成为我的收藏物了。

不久，年级的班级被打散，不再按住宅区划分班级。学生要填写“家庭成份”，出身不好的同学难免要受到歧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远不如以前了。几乎每周都要去大礼堂开各种各样的大会。大家席地而坐，每个男同学前后左右都是女生，这样隔开的目的是防止有小动作。现在想想也真不容易，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和几个同学想了办法，干脆将书包垫在屁股下。有一天，一个男同学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我们听后傻了眼，出了一身冷汗，生怕又給父母添麻烦了。只见这位“聪明”的同学打开书包，找到课本里有毛主席像和语录的那一页，证实我们是坐在毛主席上面的。老师听后，也不敢怠慢。 不过我很快发现，老师的严肃是装出来的。好多年后，我找到了当年的幼儿园毕业证书，评语里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地主、资本家是坏蛋，党和毛主席是好人，……”感叹到，我们那位同学的政治觉悟确实远远高于我们。到了二，三年级，我们不少人的水平也只停留在幼儿园阶段。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不胜枚举。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哈军工的批斗热潮也进入育红小学。校长被拉上主席台，牵着刘少奇塑像的手，低头弯腰对着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一天傍晚，一辆卡车载着三个人进入家属区74、75、76号楼前， 正好在小学对面。中间那位戴着高帽、被涂黑脸的正是当时哈军工的刘居英院长。孩子们沸腾了，大家跟着汽车边跑边叫。这还不算，红卫兵们还将这些干部、教授的家属，强行拉到学校草地上拔草劳动。我看到有几个无知的孩子向她们谩骂、扔石头。大多数的孩子还是和我一样，站在一旁，冷言观看。有一次，学校出现了反动标语。一大清早，我们排着队，一个个地走近进行辨认，学校里的气氛如临大敌，这种紧张的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另外一件不能忘却的事情就是参观“东北烈士陵园”。这时已是文革后期。里面有三个主要墓园。中间是朱瑞烈士，两边是陈翰章和汪亚臣烈士。未进入墓室前，谁也没告诉我们将要看到什么，只是要求肃静。但进入碑后的小墓室，要一个个地分别通过，并弯腰致敬。我看到前面的同学，路过墓道后立刻面色苍白，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了, 几个女生，更是花容失色，身体颤抖。等到我走过时，才知道墓里摆放着烈士的头颅，浸泡在一个玻璃缸内，有一个眼睛还是半睁着的。那时哪敢再抬头，出来后，还要故做鎭静，生怕给同学看扁了。这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十多岁的孩子。记得回来的路上，没人想说话。

当然更多的是开心事。一是参观太阳岛，我们是乘坐大客车去的。去前每人发了一瓶汽水、一个面包。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天真地认为，哈军工外面孩子的生活是和我们一样的。其实不然，几年以后，我们就明白了军工大院院墙之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参观儿童公园，其中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乘坐儿童小火车，去北京见毛主席。当年哈市凡有外事活动，经常要育红小学的学生参加。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很简单，因为哈军工的儿童相对生活条件好，穿着打扮入时，孩子们的脸上多数充满了阳光。记得当年哈军工大门的警卫人员是从来不看大院儿童证件的，谁是院内的，谁是院外的，他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总的来说，在哈军工的儿童和少年的生活是幸福和充实的。既使在文革最困难的时期，这些孩子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委屈。记得夏天的时候，每到傍晚，几个相邻楼的孩子，总喜欢聚在一起，坐在楼下的凉棚上面，注视着变幻无穷的哈尔滨晚霞和对面的育红小学。那幅美景，在以后的岁月中，仍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哈军工已走向了全国，但她的红色小学堂：育红小学仍然健在。因为是军产，她躲过了多次被拆迁的命运。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小军校，演变成了今日的平民小学。她的许多毕业生，已散落到全球各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正在改写国家的科技历史。

  

文庙小学十二届毕业生合照(1963年7月10日)。 鸣谢：哈军工子弟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