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 王宇访谈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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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1）

卜伟华

王宇，辽宁海城人，1946年6月29日出生于齐齐哈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北京二十八中高三二班学生。王宇是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的负责人。1967年4月以后，北京中学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四四派”以后，二十八中“八一八”是“四三派”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之一。1968年1月19日，王宇被军训团当作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被批斗。1969年5月随父亲到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后进入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当工人，现已退休。

时间：2008年11月22日、2009年3月7日
地点：丰台区观音寺侯瑛住所
访谈时在座的有：当年王宇在二十八中的同学侯瑛（高一三班）、李红旗（初三一班）、曹力合（高三二班）；当年王宇的“四三派”的战友潘菁平（师大女附中）、沈小川（女一中）；“文革”研究学者米鹤都。

提 要

一、“文革”前　1953年全家从哈尔滨搬到北京。小学上的是北京铁路第七小学，初中上的是北京铁路第二中学，高中上的是北京第二十八中学。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我当时老去西城图书馆借书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我自己的课外书。我课外书看的挺多，看的挺杂。高一的时候，差点儿被打成右派学生。但是我人缘挺好，而且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认识的人就挺多。
二、文革初期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学校里大多数是保的。反的就是一般好玩的，保的一般都是学生干部。我属于好玩的。我实际上当时只是出来仗义执言，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派。结果这一闹，没有几天工作组下来了，说校党支部有问题啊，最后一选，把我选上了，选成革命学生代表。高二的马美英等三人，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口号，什么黑帮之类的词都出来了。工作组认为他们是反动的。我也不同意那些人的观点，但认为即使不对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但工作组斗了他们。工作组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说要“揭开假左派真反革命王宇的画皮”。结果这大字报一贴出来，学校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以后工作组就控制不了局势了，工作组就丧失了在学校里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了。
三、成立“八一八红卫兵” 六中红卫兵成立很早，来二十八中串联过，但我觉得他们太激进了，他们要搞大革命。要建立什么毛泽东城。北京要改名字啊。这个我就特别反感。工作组撤走的第二天，师院附中红卫兵来帮助成立了二十八中红卫兵。由于对这个红卫兵不满意，在8月5日左右，我和任七一又组织了二十八中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叫“红旗”。“红旗”这些人出身好，大部分是部队的孩子。“红八月”的时候，他们开始打人。我就几次警告他们不许打人，抄家。我说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不能动手打，这是一个杠。他们屡次放杠，我就把他们全开除了，开除以后，我就把“八一八红卫兵”给拉起来了。我们成立以后，立刻宣布，二十八中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随便批斗老师和学生。然后牛鬼蛇神队解散，回家交代罪行去，需要批斗的时候随叫随到。我们后来把学校里原来最优秀的分子全发展到我们“八一八”里来了。原来所谓的保皇派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
四、“破四旧”　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你要不抄家，不点个景，将来会有人说你的。“八一八”也抄过家，但那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好，登记好，然后故宫博物院来的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八一八”曾经抄过一个国民党中将的家，他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家里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的多。
五、参加“三司中专部”　曾经想参加“西纠”，没人理，于是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三司中专部”。10月18号那次接见前，“三司”就招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要冲击那次接见。我说，这事儿要是一错，可能要掉脑袋，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接见中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三司中专部”的壮大我是使了一把力气的。在真假“三司中专部”之争中，我们比较支持四川饭店的那个。
六、“四三”、“四四”讲话和“五一”、“五二”武斗　“四三”大会上，我成了主要的发言者。会后，要求不要把讲话传出去。结果，我们当天夜里就把讲话整理出来，并且它贴到长安街上去。还写了“炮轰李钟奇”、“打倒李忠奇”的大标语。“四四”开会去的人比较少，主要是戚本禹讲话。听说汪东兴对军训团团长说要抓人，就去和军训团团长闹，军训团团长把汪春平叫去训了一顿。“五一”中午，汪春平找人把我打了一顿。当晚，通知很多学校，来了一两千人，把二十八中包围了。把老兵和“红旗”打得稀里哗拉的。有几个人打得很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五一”、“五二”武斗以后，陈伯达来到二十八中。
七、被打成“坏人”　1968年1月，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二十八中地理位置太优越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军训团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人扑上来就动手了。然后直接把我撅到大会上去斗争。抓我那天，中南海那边都架着枪。我被抓以后，开始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听说江青都说了“王宇就是反革命”，我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就是反对毛主席。把我关在学校里，斗了我有300多次。天天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进行抗争。曾经用石头砸自己的头，还摸电门，也没电死。后来就进行绝食抗议，绝食了6天。挨整以后，神经出现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王宇（左）与卜伟华，2009年3月7日于北京

一、“文革”前
卜伟华：请先谈谈你父亲的情况。
王宇：我父亲叫王福恒，原来是在哈尔滨当铁路工人，是火车司机。日本投降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党，当了干部。
卜伟华：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王宇：53年到北京。
卜伟华：怎么来的呢？
王宇：当时铁路上急需要人才，从哈尔滨调到北京来的。
卜伟华：那时候你父亲是工人，还是干部？
王宇：是干部。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
卜伟华：那时候他做什么工作？
王宇：在铁道部搞信访。
卜伟华：53年一来就是在铁道部？
王宇：对，到北京就是在铁道部搞信访工作。
卜伟华：他原来在哈尔滨做什么工作？
王宇：他在哈尔滨铁路局当总务科科长。总务科是管医药卫生、后勤、建筑，感觉比现在副局长管的范围还要广一些。后来调到铁路部，一直到去世，除了个别时期，他基本上一直搞信访或监察局，信访撤销了，就到监察局，监察局撤销了，就再回信访局。一直到死。去世的时候66了吧。一直没退休。我们家亲戚有不少都在东北铁路上工作，各个地方都有。他是火车司机，就是毛泽东号机车组那个单位。后来他当了个副段长。
卜伟华：你母亲呢？
王宇：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
卜伟华：53年到北京的时候，你应该有6岁了吧？
王宇：7岁。8岁上小学。上的是铁路第七小学，那个学校刚成立的第一年的第一届一年级学生。铁七小当时在北京是非常好的学校。
卜伟华：在什么地方？
王宇：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卜伟华：现在还有吗？
王宇：据说最近和另一个小学合并了。当时铁七小是跟史家胡同小学齐名的好学校，因为铁道部特别重视这个学校，投资很大。文化革命以后，铁七小衰落了，最后就等于被人家给吞并了。
卜伟华：你初中是在哪儿上的？
王宇：铁二中。铁二中的老兵，“四三派”，“四四派”，这几派的头头都是我原来的同学，而且跟我关系都一直特别好，文革当中，文革前，文革后，关系都特别好。
卜伟华：铁二中在你们家附近吗？
王宇：对，也在我们家附近。铁二中原来也是比较好的学校。现在差一些了。铁二中的人都比较老实，因为家里都是铁路上的。为人都比较正统，做什么事都讲规矩。我就说过，铁二中出不了人才，人太规矩了，就不出人才。到现在，铁二中一共就出了两个人才，一个叫马晓天[1]，副总参谋长，前几天电视上还出来了，看来是负责外事活动的。还有一个就是作家陈建功[2]。
卜伟华：马晓天是不是比较年轻的？
王宇：不是，我估计他是老高一的。
卜伟华：文化革命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哪派的？还有陈建功？
王宇：不知道他是哪派的，陈建功也不知道。后来高中上的是二十八中，二十八中当年在北京还可以算是中等偏上一点的学校，不像现在。
卜伟华：二十八中当时是对全市招生吗？
王宇：全市招生。过去高中初中都是全市招生，随便报。我考铁二中是九十几分啊，反正铁二中当时招生是要96分以上的。学校呢说考本学校优先，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十三中，第二志愿报的铁二中，我的平均分是93分，结果铁二中没要我，我落到二十八中。
卜伟华：二十八中比铁二中怎么样？
王宇：要差一点。铁二中当时就是比八中低点，跟三十五中差不多。因为它是铁道部的重点，一个大单位重点支持。铁二中的老师都是很出色的一些人才。
卜伟华：你说说二十八中的概况，这个学校全校有多少人？
王宇：二十八中有2000多学生，初中都是十个班嘛，三十个班。
卜伟华：一个年级有十个班！我们一个年级才四个班。我们学校（清华附中）是1200多人。
米鹤都：我的印象中，你们学校的操场不行。

侯瑛[3]：操场小。只有三个篮球场。
王宇：我们学校据说从前是吴三桂的戏园子。
侯瑛：不是，是清朝的那个升平署[4]。六中和二十八中都是升平署的，当时给隔开了，成了两个学校。
卜伟华：最早它俩是一个学校吗？
王宇：不是。庚子赔款后美国人办的学校，不是有汇文[5]嘛，二十八中当时叫义文。资格特别老。我们老师讲，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二十八中都是先锋，都是最早参加的。
米鹤都：这里离天安门近。
王宇：对。文革前还请了老校友化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叫张学文来做报告。他说，一二九时就在这边活动，还说当时郭影秋[6]是在哪间教室与他们秘密接头的。
卜伟华：就在你们学校吗？
王宇：对。二十八中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米鹤都：六十年代你上学那段时间，你觉得那时的教育对你来说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
王宇：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就是说我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那时最高分一般是120分。多一道题。有一次考化学，我哗哗哗写完就走。我写字一向都特别糟糕，有的字老师都不认得，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跟老师吵了一架，我回去就把化学书全背下来了。第二回考试又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就跟老师说，我的答案就是根据化学书第几章第几节，在第几页第几行。老师一看没办法，就说，好了，给你八十分吧。那时的化学老师叫赵光雄。
王宇：我上高中以后，得了近视眼，我又不爱带眼镜。我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不怎么管我。我上学时，把一只笔往口袋一插就上学了，那些课本就放在抽屉里头。老师讲课时，我就学习下一节课的内容，我自己学。学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开始做作业了，当天预留的，和可能预留的作业我都做了，而且往多了做。下午我就看课外书。
卜伟华：那时候你觉得学习还比较轻松吧？
王宇：我觉得上课对我来讲是太耽误我时间了。
卜伟华：耽误你干什么的时间呢？
王宇：我当时老去西城图书馆借书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我自己的课外书。我课外书看的挺多，看的挺杂。
卜伟华：你有没有担任过什么班干部？
王宇：最多就担任过课代表。
卜伟华：什么课代表？
王宇：化学课代表。初中时当过历史课代表。我们那个历史老师挺有学问的，是印尼华侨，也给过我一个59分。
卜伟华：你在中学有没有入团？
王宇：没有入团。
侯瑛：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基本上就是右派学生，但是没有带帽子。
王宇：但是我人缘挺好，而且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就认识人挺多。我是上学每天正点到达，放学了，一撒腿我就走了，学校里都不呆。我们班的女同学有一多半我不认识。这回同学聚会的时候，出来几个女同学，既不认识，也不叫不出她们的名字。
卜伟华：可能是因为几十年不怎么交往，这么多年都没见过。
王宇：除了必要的情况下，我跟我们班的女同学不说话。
卜伟华：你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还是非常呆板的一个学生？
王宇：都不是。我有功夫就玩儿去，打篮球，打台球，到玉渊潭游泳，夏天整天就泡在那儿了，下课铃一响，我就奔玉渊潭了。
卜伟华：你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是怎么回事？
王宇：可能是高一的时候，跟一个老师吵了一架，闹的挺厉害。
卜伟华：因为什么事呢？
王宇：因为什么事我现在还真忘了，但好多人还都记得这事。
卜伟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有没有处分？
王宇：后来不了了之了，没给处分。因为这个事，我还跑到教育部去告状，教育部的信访室，一谈，说家里干什么的。赶紧给我爹打了一个电话。他们都认识，都是搞信访的。
卜伟华：跟你矛盾的对方是班主任呢，还是学校的领导？
王宇：跟我吵架的老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叫张金铎。文化革命后，他请我到他们家吃饭去。他说，王宇啊，那时候我就怕你审我啊！我说，哪能计较那个事。那天他把自己做的醉枣都拿出来了。
侯瑛：他那个事应该是在我们中学里头算很大的一个事。他们那几个学生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就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结果。
王宇：在几个人中，我的态度最强硬。

二、“文革”初期

卜伟华：你在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那到文化革命前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做考大学的准备了吧？
王宇：准备都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开始玩了，不复习功课了。
卜伟华：那时候大概是毕业考试已经考完了，但是高考还没有进行。
王宇：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把福建编的，浙江编的十年高考试题全部做完了。我还把苏联的那个十年高考试题做完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复习的了。
卜伟华：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女一中，男四中那个废除高考的倡议[7]，一出来你有什么感觉？
王宇：这事好像我都不记得了。
侯瑛：女一中，男四中的倡议是什么时候搞的呢？
卜伟华：6月初，女一中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后来男四中也写了个信，然后六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女一中和男四中的信，并且公布了中央、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
侯瑛：一开始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发表以后才知道。那会儿我们学校已经特别乱了，王宇正在忙着贴大字报呢。

李红旗：我认识王宇就是在那时候。文革前我不认识他。北大大字报[8]出来以后，《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我们学校大概6月1号、2号就有大字报了，然后大概一两天之内我就看见王宇他们班几个人，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人，在学校贴大字报。
卜伟华：你们学校最开始贴大字报，是贴在哪里？
侯瑛：就贴学校的院墙上了。
卜伟华：是学校让贴那儿的呢，还是大家自发贴在那儿的呢？
侯瑛：自发的。
卜伟华：我们学校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五楼大教室，拉了好多铁丝，让大家把大字报都挂在铁丝上。后来就不管了。你们学校是一开始就贴在教学楼外面的墙上了？
侯瑛：我们学校没有楼，都是平房，大字报都贴在平房的墙上。
王宇：当时我没有写大字报。他们几个起来贴大字报，受到许多攻击，我就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允许人家发表意见。这一来呢，就把矛头都指向我了。
卜伟华：一开始学校所谓的两派，是一派要反学校党支部，一派是保党支部，是吧？你是什么态度？
王宇：我是支持反校党支部的那一派。
卜伟华：大多数学校还是保的多一点。你们学校反校党支部的的都是什么样的学生？
王宇：大多数是保的。反的就是一般好玩的，保的呢一般都是学生干部。我属于好玩的。我实际上当时只是出来仗义执言，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派。结果这一闹，没有几天工作组下来了，说校党支部有问题啊，最后一选，把我选上了，选成代表了，革命学生代表。
卜伟华：工作组是几号进校的，记得吗？
侯瑛：工作组好像就是6月20号进校的。
卜伟华：那比较晚了，我们学校是6月8号。
王宇：工作组进来之前，一部分学生跑到校长室那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结果这么做呢就引起一拨人的反感，但是当时反的这帮人也就是提意见，并不是要反校党支部，绝对不是，就是提意见。
卜伟华：当时很多学校都不许随便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是反对了。
王宇：工作组进校我立刻就当了代表。因为工作组一进校就说我们学校党支部是错误的嘛。
侯瑛：工作组进校之后，好像很民主，每个班要出一个革命学生代表，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围绕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
卜伟华：工作组进校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成立一些组织？
王宇：还没有。
侯瑛：还没有组织，但是已经有那个群而不党的劲头了，你一拨我一拨的了。还没有拉起旗帜来。
王宇：工作组进校以后，马美英他们三个人提出了当时我们认为是过激的口号。
卜伟华：什么口号？
王宇：大约是反对党支部这类的。我们这帮人说他过激了，不支持他。而工作组就开始斗争他们。
卜伟华：工作组进校以后，对学校党支部是什么态度？
王宇：好像也是反对的态度。
卜伟华：说学校党支部是有问题的？
侯瑛：不是，他不是明显的说有问题没问题，就是由他们来主持这个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个工作，学校党支部这些人呢没怎么着他，靠边站。但是也没说他们怎么着，他们还该干嘛干嘛。但是已经明显的由这个工作组来主持革命。学生里有代表，老师里也有代表，但是老师里的代表没有干部，主要领导都靠边站。
卜伟华：在工作组期间，北京市各个学校基本都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你们学校最早的有那些组织？
潘菁平：不对，你这个印象是错的，可能只有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在工作组时期就成立了群众组织。
卜伟华：当然海淀区那时候成立的多一些。
潘菁平：当时我们学校肯定没有成立组织。
卜伟华：我也有一些材料，就是哪个学校的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大概也有一些材料。
侯瑛：那他是瞎吹呢，没有。
潘菁平：成立组织都是工作组撤了以后。工作组撤了之后，才揭竿而起。只有你们清华附中是早的，北大附中也算早。其他我就不太清楚了。但城里绝对没有。城里的中学都是在工作组领导之下。
卜伟华：工作组期间，一般在各个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或者筹委会。
侯瑛：不叫革委会，也不叫筹委会，就叫文革会。
卜伟华：各个学校的名称不大一样，像我们学校成立的叫文化革命师生代表大会。
侯瑛：对，二十八中也是叫这个，就是叫革命师生代表大会。
卜伟华：但是我们也管它叫革委会。
潘菁平：不叫革委会，叫文革会。
卜伟华：就是一个意思嘛。
侯瑛：不，是毛主席有一个什么批示之后，才叫革命委员会的。
卜伟华：不是，那又晚一点。
潘菁平：不是，我跟你讲，革委会是在67年的1月份以后。
卜伟华：那是两个意思。67年1月以后的那个革命委员会，是夺权性质的革委会。在66年6、7月份工作组在校时期呢，成立了一批文革会，或者革委会，或者师生代表大会。像北大叫校文革，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像我们学校叫革命师生代表大会。还有的学校叫一些其它的名字。但是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有一个群众性的选举出来的专门的组织，领导文化革命。十六条里专门讲了一条，就是说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是那时候成立的还不是夺权性质的革委会，还是一种群众代表性质的。你们学校也成立了？
王宇：对。
卜伟华：你是代表吗？
王宇：是代表。
卜伟华：你还记得当时那个代表委员会大概多少人，或者是怎么个形式吗？
王宇：那不知道，反正是一个班一个。
卜伟华：全校一共有多少个班？
王宇：全校共42个班。
卜伟华：你们学校不是一个年级有10个班吗？
王宇：初中是10个班。高中一个年级有4个班。
卜伟华：四三一十二，加三十，四十多个，然后加老师，四五十个代表。
侯瑛：对，得五十多，还有老师呢。
卜伟华：在7月中旬的时候，团中央有一个精神，就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一些学校恢复党团组织，二十八中有这个情况吗？
王宇：没有。
卜伟华：潘菁平你记得吗？师大女附中好像是恢复党团组织了，在7月中旬以后。
潘菁平：这个我不记得，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当时7月中旬以后我们去邢台军训了，到8月的时候回来的。那时候我不是团员，所以没有任何印象。
王宇：工作组斗马美英这几个人，就激起了民愤了。
侯瑛：在工作组进校的前后，我们学校高二有三个人，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就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口号，不是一般的意见了，是比较严重的意见了，甚至什么黑帮那些词都出来了，大概他们也是从社会听来的。然后工作组进校之后呢，就先拿他们开刀。认为他们是反动的。像王宇这些人呢，他们也不同意那些人的观点，但认为即使不对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但工作组斗了他们。
卜伟华：王宇你为那几个人说话，结果把矛头又对准你了。
王宇：对。我就认为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当时已经有那种意思说要抓右派分子了，我是高三的学生比较显眼，一说话，矛头就对准我了。我不服气啊，当时就顶起来了嘛。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确实没有组织。当时心里也有点寒，因为我是高三的嘛，毕竟跟初中学生不一样，对右派这个词还是知道一些的。工作组抓右派，但对我当时他动不了手，因为支持我的人多。他就开了一次大会。
卜伟华：这是在工作组进校以后，过了多长时间的事？是不是已经到了7月份？
王宇：差不多，也就是工作组进校后的十来天二十天的样子。
卜伟华：工作组斗马美英他们，你替马美英他们说话，结果工作组又把矛头对准了你。对你开批斗会了吗？
王宇：学校开大会，就是要抓右派学生，在开大会的同时，工作组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要“揭开假左派真反革命王宇的画皮”。结果这大字报一贴出来，学校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以后工作组就控制不了局势了，工作组就丧失了在学校里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了。
米鹤都：大字报是谁写的？
王宇：是工作组支持学生写的。
侯瑛：就是那些原来的学生党员啊那些人。我觉得工作组来了什么事也没干，就是围绕着马美英的事，后来还有王宇的事，天天辩论那些事。
卜伟华：辩论什么？是开全校大会进行辩论吗？
侯瑛：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自己班里也在辩论。比如说你们班辩论吧，我们班就会去好几个人。去两拨人，有拥护你的，有拥护他的。当时学校里的这种辩论会，民主气氛特别浓厚，随便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会，非常好，畅所欲言，我觉得中国就需要这种民主。
王宇：就这一个大会，等于把工作组搞垮了，他再也没有领导权了，威信降底了，他没有支配权了。
侯瑛：工作组到咱们学校干的几件事，一个是马美英他们那件事，还有一件事也特别逗，有两个青年老师，一个姓吴，一个姓韩，那天晚上他们俩聊天，就说了点什么，给他们整了个“吴韩夜话”，然后天天批斗。我感觉工作组时期，跟斗走资派啊，跟旧教育制度啊，都没有关系，就整二十八中自己这点烂事，瞎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工作组就撤了。学校里就形成了二派人，实际上是三派。一派呢，就是原来倾向学校党支部，倾向工作组的这派人；还有一派人呢，就是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的，经过那一个多月的陶冶，就开始联合起来了，观点也一致了；当然还有一派人，是什么都不干的一派人。

[1]马晓天（1949－　），河南巩义人。2007年9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是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2]　陈建功（1949－　），广西北海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出版过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嬉笑歌哭》以及《陈建功散文精选》等。
[3] 侯瑛，文革开始时是二十八中高一三班学生，后为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1968年1月，与王宇同时作为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被解放军军训团“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批斗。
[4] 升平署，清道光七年(1827)设立，主持清朝皇宫内演出事务。升平署旧址珍藏的剧本、档案、戏衣、道具、剧照等，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升平署旧址包括原北京六中和二十八中和女一中（现北京一六一中学）校舍。升平署戏楼院是保存较好的一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是一组四合院，内有北向戏楼一座，四合院北房前出轩，适合观赏演出。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5] 北京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海淀区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址，原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后改名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北京解放后，1952年9月更名为“北京市立第二十六中学”。1989年校名恢复为北京汇文中学。
[6] 郭影秋，应为郭明秋。郭明秋（1917－2001），河北涿鹿县人。1935年后担任北平市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学生会主席。她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运动中担任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
[7] 1966年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条建议：一、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二、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三、假如今年一定要有一批人去升学，就请党在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挑选。
6月11日，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学生的两封信，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中说：“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高级中学的招生考试也采取这种办法进行。”
　　由于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很快就出现了全国大混乱的局面，1966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自然流产。
[8] 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于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晚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转自 卜伟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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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2）

卜伟华

三、成立“八一八红卫兵”
王宇：老红卫兵就在这时候孕育产生了。
侯瑛：老红卫兵？我们学校老红卫兵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师院附中红卫兵上我们学校去串联才搞起来的，就是工作组撤走那天他们去的，在后院开了个大会。
卜伟华：那应该是7月30号左右。
侯瑛：对。但是在那之前呢，六中的红卫兵好像跟王宇串联过。六中红卫兵很早，在6月份就成立了。他们红卫兵那几个人跟王宇关系特别好。就是浦为民、陈晓伦他们几个人，是不是还有那个王冒民？王宇那会儿我觉得你不买他们的帐，好像对他们不感兴趣。
王宇：我觉得他们太激进了，他们要搞大革命。要建立什么毛泽东城。北京要改名字啊。这个我就特别反感。
卜伟华：那是到了8月下旬了，“破四旧”那时候了。
侯瑛：不是，他们7月份就来往了。
卜伟华：提出这种口号的一般都是在那个时候。
王宇：不，7月底就提出来了，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形成影响，胡万军还写了文章给我，我说，不是反对个人崇拜嘛，这毛主席自己都没提，咱们这样做不合适。我的思想不是激进的，就到现在，我的思想也不激进。
侯瑛：我记得工作组撤走的第二天，海淀那个师院附中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串联。因为我们学校有好几个人的哥哥姐姐都在师院附中，都有关系，他哥哥姐姐是红卫兵，他就把他们领到了我们学校。六中红卫兵那几个人也来了。但是他们没表态支持谁。那天就开了成立大会，就是海淀那帮人帮助二十八中成立了红卫兵。
卜伟华：最早成立的就是二十八中红卫兵，也就是所谓的老红卫兵。这个时候，学校里只有一个组织？
侯瑛：对。后来成立的第二个组织叫“红旗”，是王宇成立的，但是王宇自己没参加“红旗”。
卜伟华：那是怎么回事？
侯瑛：“红旗”是王宇跟任七一俩人成立的。他们成立之后就让给别人干了。
卜伟华：“红旗”成立的时间大概比红卫兵晚多少？
侯瑛：也就几天，那个《红旗宣言》是我写的，我记得特清楚。
卜伟华：那也就是8月初。
侯瑛：“八一八”以前吧。我们学校在8月份成立了三个红卫兵，8月1号或者7月31号，第一个红卫兵成立了。然后大概是8月5号，“炮打司令部”那天，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叫任七一的一个女生，她串联王宇成立的“红旗”。他们成立“红旗”的意义，我当时认为就是冲击第一个红卫兵，对第一个红卫兵不满意，说第一个红卫兵是“保”字号的，根本就违背了原来最早的红卫兵造反的意义，就是说他跟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类的组织。
王宇：而且他们这些人，在学校里都是学习不好的，调皮捣蛋的。本来就没什么威望。
卜伟华：第一个红卫兵他有些什么特点呢？比如说都是出生好的，或者都是干部子弟？
侯瑛：对，干部子弟多。
李红旗：好像以过去保校党支部的或者跟着工作组的那帮人为主。
卜伟华：“红旗”又有些什么特点呢？
侯瑛：“红旗”几乎都是一些部队的孩子。
李红旗：而且是反对整马美英的。
侯瑛：就是王宇、任七一的小兄弟。这帮人也敢打，那帮红卫兵也拿他们也没辙。
卜伟华：人数上和红卫兵比较起来呢？
王宇：“红旗”要少一点。
卜伟华：红卫兵有百八十人吗？
王宇：有。
卜伟华：“红旗”有二三十个人？
王宇：差不多。
李红旗：刚成立时也就二三十人。
侯瑛：好像一开始“红旗”找李红旗来着，你也没参加。
卜伟华：当时为什么不参加呢？
李红旗：当时好像……
侯瑛：他心里根本就看不惯那些人，陈少楼、烂鱼头那些人能跟他弄到一块吗？
王宇：因为他们那些人本身学习成绩都不太好，当时在学校里毕竟是学习成绩好的，或体育运动各方面比较好的，在学校里才有威信。浦为民他就是“红旗”的，他父亲是粮食部的党委书记，浦为民跟我特别好。
侯瑛：他们家是哥儿仨：浦为民、浦新民、浦益民。他的一个哥哥是六中的。
潘菁平：他是谁的孩子？
王宇：粮食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部长是沙千里。文革的时候，我常到他家里去，跟他们老头聊天。
李红旗：他哥哥在六中是打手里的头儿。但是打人不像王冒民那么狠。
侯瑛：算了吧，他们都打人，他们几个都一样。
李红旗：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我也不想过深的介入。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
卜伟华：当时“血统论”还是很厉害的，是一股潮流。
王宇：“红旗”这些人出身好。“红旗”成立以后，后来我就陆陆续续介绍人进去。完了就开始“红八月”了，他们开始打人。我就几次警告他们不许打人，抄家。我说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不能动手打，这是一个杠。他们屡次放杠，我就把他们全开除了，开除以后，我就把“八一八红卫兵”这个红卫兵给拉起来了。
卜伟华：就是跟他们“红旗”那些人分道扬镳了。
王宇：还不是分道扬镳，因为我在那时候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我有支配“红旗”那帮人的地位。不光是他们，我又另外拉好多人进来。
侯瑛：我替你说吧，他当时规定就是，谁再打人就开除谁，就是不许打人。王宇的意思是，你要是打，你打红卫兵那帮人行，但不许打地主资本家。
潘菁平：王宇你当时在学校是什么出身？
王宇：我啊？工人。
潘菁平：你出身算“红五类”啊，对吧？
王宇：对啊，我出身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我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啊，火车司机啊。
侯瑛：你老还爱提你爸是工人，你爸爸解放后就没当过工人。那时候说工人干部好听嘛。
王宇：我父亲是处级，他兼的最高职务是国家信访东北协作区主任。
卜伟华：你爸是哪年入党的？
王宇：48年入党的。
卜伟华：当时对什么叫革命干部，有几个标准，有的说45年以前，有的说49年以前。
王宇：我父亲是解放前的，也就是49年前的。
卜伟华：刚才说“八一八”前成立了三个组织，是吧？
侯瑛：“八一八”就是当天成立的一个组织。
卜伟华：就是“八一八”当天成立的“八一八”？
侯瑛：对[1]。
卜伟华：那天你们学校去天安门广场了吗？
侯瑛：咱们学校有人去广场了。
卜伟华：有没有上观礼台？
侯瑛：有上观礼台的，但没有上天安门城楼的。
王宇：反正我没去，没有上观礼台。
卜伟华：你们要成立的话，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是下午成立的？
侯瑛：那天夜里，我记得是那天夜里。
王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成立之前就有基础，已经有一部分人了。人是比较多了，就干脆把“红旗”这帮人给开除掉。我说，你们走！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就是开除，还不算分道扬镳，他们还不愿意走呢！一宣布成立“八一八”，人马上就扩充起来了，就在学校里占据了很大势力了。
我亲眼看到（六中的）王冒民、朱支前到二十八中打人，打老师。我们一成立以后，我立刻宣布，二十八中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随便批斗老师和学生。然后“牛鬼蛇神队”解散，回家交代罪行去，需要批斗的时候随叫随到。
卜伟华：你们学校的牛鬼蛇神包括什么人？
王宇：就是老师、书记、校长、教导主任，还有右派。
潘菁平：教师中有问题的人。
王宇：当时资格最老的是赵光宁吧，北京特级教师，北京最老的特级教师。
侯瑛：你知道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啊，后来为什么跟他（王宇）特别好？那个人后来当西城区副区长了，他是一点没受罪。
李红旗：很多学校的校长、老师都要挨打的。
王宇：他们也挨打了，估计也就是半个月，打的也够狠的。打得最狠的实际上是六中的人打的，不是我们本校打的。
侯瑛：对，是六中红卫兵过来打的。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没有势力，他不敢，他就找六中红卫兵。六中红卫兵那帮人狠，打人出名，就把他们请来了。这帮小子呢，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皮带就瞎抡开了，你们说打谁就打谁，就跟一群混蛋似的。
潘菁平：王宇，你的这个组织就肯定没有打过人？
王宇：没有打过人。
潘菁平：董良翮本人动手打过人吗？
王宇：他好像没动过手，我看那个人还挺稳当的。
侯瑛：董良翮、浦为民，都没打过人。陈小伦跟黄光明打过人，他们上我们学校来打的，好像打人董良翮都没去。
王宇：“牛鬼蛇神队”解散以后，朱支前来了，我就当面跟他们说，以后再到二十八中打人，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就要收拾你了。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搞，当时我还威胁朱支前呢，我说，你爹还是那个模样呢，你还来打人！
侯瑛：那会儿，王冒民的爹好像正在受审查呢。
王宇：咱们看了毛主席著作，知道一部分内容，朱支前的爹当时迫害刘志丹那帮人，杀了那么多人。
米鹤都：毛泽东点过他爸爸的名呢！
沈小川：他爸叫什么？
王宇：朱理治[2]。
卜伟华：就是毛泽东说的两个钦差大臣嘛。
王宇：朱理治、郭洪涛。
沈小川：在什么上写的啊？
王宇：毛选。毛选注释里有。那时候我们高三的人啊毛选都学了。
侯瑛：什么高三都学了，我高一也都学了。
王宇：还有费尔巴哈的，普利汉诺夫的，也都看了，当时看的进去。但是就有疑问，为什么？斯大林怎么110个中央委员，下一届的时候不到10个了，全给杀了[3]，又成立了一届中央委员会，再开会的时候，又杀的不到一半了。当时就产生了疑问。
卜伟华：你把“八一八”成立的情况再讲得具体些，当时主要是对“红旗”不满意，才想起了另外再成立一个组织？
王宇：那倒也不是，也是早就想成立了，但是迫于当时“血统论”压力。像曹力合（我们班的）来找我，他是小业主出身，我说你先别进来，你进来影响不太好。
卜伟华：当时正是“血统论”比较盛行的时候。
王宇：对。不敢，怕被别人抓住把柄。
李红旗：刚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红旗”，因为我不同意“血统论”，这一点跟他们区别。这个可能是没参加红旗主要的原因。那帮人全是军队子弟，我们平时关系很好的。
卜伟华：李红旗家里是做什么的？
侯瑛：他也是干部子弟。
李红旗：我父亲是新华社的。“红旗”这个组织，是造反派，但它是同意“血统论”的，而且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
王宇：社会上不同意“血统论”人很多，但是气势上压不过对方。
卜伟华：你要看是什么时候。文革初期肯定压不过，但是到67年以后，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血统论”就逐渐没有市场了。
潘菁平：原来我在我们学校是老红卫兵的，也是不赞成他们打人，一看打人都傻了。展览馆“一二二六”大会后，我们就分开了。后来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四三派”。
卜伟华：那个大会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破私立公大会”。
侯瑛：就是“联动”自己啊想检讨检讨，破私立公。
卜伟华：“联动”想跟中央文革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说我们做了检讨了，你来参加会，承认我们的革命行动嘛。
潘菁平：那中央文革谁去了？
卜伟华：中央文革说行，我们准备参加。
侯瑛：不是有一个叫阎什么的去了？叫阎长贵？
卜伟华：就是秘书记者去了几个，中央文革的人呢，我不知道是答应了不去，还是确实因为那天晚上毛泽东把他们拉去吃饭了。[4]
侯瑛：就是骗他们的。答应没去。
卜伟华：他们还真是去吃饭去了，那天毛泽东、江青请了6个人吃饭，请的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到他们家吃饭。
侯瑛：我听我们学校那几个“联动”的说是骗他们的。
米鹤都：如果那天中央文革去了，可能局势会好转？
卜伟华：最多短时间缓和一下关系，大的格局不会变。
王宇：其实，当时社会上开的各种会，我都没有参加，辩论会、批斗会我没有参加一个。
卜伟华：为什么？
王宇：唉，我就不爱凑热闹，我就窝在我学校里那块地盘。
卜伟华：讲讲成立“八一八”以后的情况吧。
王宇：成立“八一八”之前，我在社会上什么活动都没参加过。成立的第二天就宣布学校里不许斗人了，当然不是绝对不斗，你要是抓住什么把柄还是可以斗。
侯瑛：还有解散“牛鬼蛇神队”，立马全部就解散。
沈小川：你当时成立这个组织后，在学校里就有权力了吗？
王宇：支持我的人多。
卜伟华：这个组织大概多少人？
王宇：一开始不知道，我们最后大约是1200还是1400多人。
卜伟华：就是说占全校的一半了？
王宇：对，占一半多一点。
卜伟华：刚开始有多少人？
侯瑛：三五十人。
王宇：刚开始没注意过，但是“八一八”宣布成立的时候那可就有几百人了。
侯瑛：成立那天也就三五十人。
王宇：一成立，曹力合那帮人都找过我，都好多人找过我。我都没让他们参加。李红旗是参加了。
潘菁平：当时你们学校还有那个红卫兵和“红旗”，是吧，再加上你们“八一八”，三个组织并存的时候，那谁能掌握这个学校的权力呢？
王宇：我们。支持我们的人多。
李红旗：最早成立的那个红卫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也没有什么领导核心，在学校里起不到什么作用。
王宇：成立红卫兵的时候，把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会的干部全给抛开了，那是些有威信的人。
卜伟华：这些人后来多数到“八一八”了？
王宇：对，全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后来把学校里原来最优秀的分子全发展到我们这里来了。原来所谓的“保皇派”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
卜伟华：你记不记得，你成立组织以后，你们这个组织有些什么机构？比如说：核心组，或者叫领导小组，或者叫总部。
王宇：没有叫总部，有个核心组。
卜伟华：核心组大概几个人？是谁？
王宇：大概六七个人吧，么树垣，三个笔杆子，袁家芳，现在是大学教授，还一个现在当北京文史馆的办公室主任弧冠军。核心组是属于领导的，为什么领导呢？他们每个人都领导着一帮人，可以说人家带着一帮人加入进来的，带着队伍来的。
侯瑛：苏继芳也是带着队伍来的。
王宇：张琳也是带这他们全班过来的。
卜伟华：你大致概括一下，你们这个组织和其他两个组织不同的地方或者有那几个特点？
王宇：老红卫兵啊这些人哪，我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他们。一开始呢，保学校党支部，又保工作组，到后来人家走了，他才开始反对，而且反对的观点比原来属于激进的还激进的多。我这人不喜欢这种反复，我认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错了我公开承认，我再改。你别以为，我原来是对的，我现在还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何况这些人在学校里也不是什么有威望的人。“红旗”这帮人是比较单纯的，除了“血统论”，在别的方面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这帮人就是打人。拿坦克兵皮带打人，他们拿出来给我看的，皮带上的大铜扣都打弯了。我说，上回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许你打人。我说，你再打人你就给我滚。
卜伟华：打人分两种，一种是打学校内部的人，一种是打社会上的人。
王宇：当时开始是打社会上的人。
侯瑛：打咱们学校的人是谁来打的？也有咱们学校的。
李红旗：老红卫兵的马文成他们。
王宇：老红卫兵打了我们学校的老师、干部，但是不如六中那边人过来打的狠。我看见他们把图书馆的书拿来的烧了，红红的，这么高的火苗，还让老师从这上面打滚滚过去。
侯瑛：我们学校原来图书馆特别好，原来是一个什么驸马的藏书楼。
王宇：据说二十八中图书馆是北京中学里头第二大图书馆，据说第一大的是四十七中，当时那么说。
侯瑛：我听说最好的图书馆是师大女附中的图书馆。
四、在“破四旧”运动中
王宇：以后就进入抄家了。8月份一抄家，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
卜伟华：杀向社会，你们也去了吗？
王宇：去了。
卜伟华：去干什么呢？
王宇：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过三家，有两个是国民党军官，解放以后一个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官，一个是北洋军阀的官僚，是我们班同学的父亲。他们抄的过程当中我还去了两次，那时红旗去了，我可以说，那是北京最文明的一次抄家。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好，登记好，然后故宫博物院来的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
潘菁平：你们抄的谁家？
王宇：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原来北洋政府的一个建筑副财政大臣。
侯瑛：好像还抄过施金墨[5]他们家呢？
王宇：那我就不知道了。
潘菁平：你们抄家的时候打人吗？
王宇：没有，绝对没打人，而且没毁东西。
侯瑛：当时我觉得我们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 ，就当时我们学校二十八中对面这块儿，尽是名人的家，绒线胡同、长安街南边特别多，如果你不去，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封上封条你别的红卫兵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抄了一家，就是对面大院的一家。那个人后来他见到我就跪着磕头。
卜伟华：就是说他还挺感谢你的。
侯瑛：那当然了。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边有一家，“八一八”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陈小龙那帮人住在那里，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他们就特恶劣，还勾搭他们家的小姑娘。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
沈小川：他们怎么花他们家的钱呢？
侯瑛：抄了就用了，好东西全给拿走了。
沈小川：那是几月份啊？
侯瑛：8月份啊，9月份还有。
李红旗：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30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给撕了。
侯瑛：他们把施金墨家特名贵的中药，给洒了一地。
卜伟华：施金墨和你们学校的人有什么关系吗？
侯瑛：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名单，提供名单，说，我们那胡同有一个人呢你去抄去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其实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我们家就在天安门那边住。那一块儿住的全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抄的特别厉害，全是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他们找附近的中学，像三十一中、二十九中，这些学校去抄家，全是这么来的。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
卜伟华：西城区在“破四旧”时死人是比较多的。
侯瑛：原来住的有钱的人多啊。
卜伟华：你们抄完家后，东西有没有拉回学校的？
王宇：没有。都是直接送故宫博物院，他们来车。
卜伟华：那是一次，其他次的抄家呢？
王宇：其他的我都没有参加。
李红旗：那一次我知道。就是抄那个交通部刘毓中他们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他说那一个小杯子当时就值1500块钱。
王宇：我看他们家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有4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他说值4000元。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的登记了。
卜伟华：是你们主动通知他们来的？
侯瑛：对，我们主动通知他们来的。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上银行，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
沈小川：后来收条呢？
侯瑛：后来收条给他们家了。以后被抄东西好像也都要回去了。
沈小川：只要有收条的都能要回来。
王宇：他唯一还没要回来的，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
侯瑛：对，800多块钱。
王宇：后来他表哥来找我，说要那个存折，还说家里特别困难什么的。我说你拿走吧。大约用了有个200块钱，买大字报纸了,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后来西四和北长街不知道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的，我就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一个国民党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就落到这种惨景，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就是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的多。所以感触挺大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节，你这个中将，你这一生打了多少仗啊，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潘菁平：那个人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王宇：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指挥过一次抄家，我去也就是点个景。为什么？你要不抄家，不点个景，将来会有人说你的。
侯瑛：当时抄家也是一种革命行动。
李红旗：对，当时报纸上都在宣传，说好的很啊。
侯瑛：那会儿红卫兵也在破四旧，“红旗”也在破四旧，“八一八”也必须去破四旧，如果你不去，人就会说你是伪红卫兵。
沈小川：抄家持续到什么时候？
侯瑛：好像到10月。
李红旗：不，最激烈的是8月份、9月份，但是一直延续到年底。
卜伟华：大规模的、疾风暴雨似的就是8月下旬到9月初，以后都是零散的，个别的一年两年还有呢。
侯瑛：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8月份抄的时候认为漏网了，认为当时他还没有问题就没抄，后来发现他们家里有问题了，查出他历史有什么问题了，或者说他原来是革命干部后来是黑帮了，所以就接着抄。大概10月份,李东民、秦喜昌[6]他们那个联合行动我们都参加过，就是抄那个胡克实[7]家。
王宇：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侯瑛：还一种情况是最恶劣的，就等于是清洗了。原来抄的时候就面上抄了一下，后来呢，我不知道你们别的学校，就我们学校附近都是这样的，像我们学校红卫兵，他们都是弄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占一小楼，就资本家小楼或大院，他们占了以后，就在那吃、在那喝。南长街那家就是那样的。把人家的金银细软啊，值钱的东西，都占了。当时，我们学校的“红旗”跟红卫兵在学校站不住了，就干脆搬到学校外边去了。连吃带喝，什么都有，连钱，再买点什么东西这类的，那会抄的更狠，等于过好几遍筛子，就把人家所有东西都弄没了，把人一家人轰到一间屋子去住。
沈小川：你们觉得在抄家的时候，贪占的多吗？
侯瑛：那太多了。
王宇：后来，政府要求把抄家抄来的东西都上交。
沈小川：什么时候要求上交的？
侯瑛：不是11月份就是12月份，后来都给拉走了。我们学校红卫兵他们内部也清理了一回，但是“红旗”呢就没有，“红旗”就是乱来了。
潘菁平：红卫兵和“红旗”比较，是红卫兵文明些吗？
王宇：“红旗”文明些，
侯瑛：因为“红旗”简单些，思想单纯，他们就是瞎胡闹。听说人家成立了“联动”，他们自己就宣布自己是“联动”，其实他根本也不是。
卜伟华：“联动”开始时就是海淀区的十二个学校发起的，后来变成了凡是老红卫兵的，都宣布自己是属于“联动”的。
侯瑛：我们学校的就是自己宣布的。
卜伟华：其实在组织上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
李红旗：王宇，你记得吗？抄家的时候你还撕了一个存折。
王宇：就那个存折，还给他了嘛，我刚才说了。
李红旗：还有一个香港的存折。
卜伟华：有多少钱呢？
李红旗：5000。当时我说，这儿还有一个香港存折。后来他拿去，看了看，他就给撕了，上面有5000港币。
沈小川：你为什么要撕呢？
王宇：我现在不记得这事了。


[1] 据二十八中“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北京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究竟是个什么货色？》（1967年5月10日）一文中说，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是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
[2] 朱理治（1907-1978）,江苏通州人。1935年7月，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指派到陕北，任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
郭洪涛（1909-2004）,陕西米脂人。1935年2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秘书长。9月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同时任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成员。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会议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会议作出决定：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3] 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
[4] 1967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六人吃饭，席间，毛泽东讲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意见，内容可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3-700页）。
[5] 施金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著名中医学家。解放后任北京医院中医顾问、中医研究院顾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还曾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6] 李东民、秦喜昌，北京二十五中学生，1967年3月25日，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成立后，李东民任核心小组组长，秦喜昌任常委。
[7] 胡克实（1921-2004），湖北武昌人。当时任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兼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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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3）

五、参加“三司中专部”

卜伟华：“破四旧”以后就到了大串联了。你串联去过什么地方？
王宇：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从重庆往南走。
卜伟华：几月份出去的？
王宇：10月份，因为前边不是还有个“10·18”嘛。
卜伟华：就是10月18号那次接见中发生的“口号事件”[1]。“三司”[2]认为后来发的口号删去了几个口号不对，是阴谋。
潘菁平：10月18号“三司”已经成立了吗？
卜伟华：“三司”是9月6号成立的。刚成立不久，就发起这么一个大行动，就是要冲击这次接见，后来惊动中央，紧急开会，招集这些人来，说，你们别冲了，我们把这些口号恢复了，但是后来还是冲了。
王宇：“八一八”成立以后，我们感到有点迷惑，没有方向。你除了抄家，这革命下一步往那走啊？所以也想到社会上找一些路子。我就跑到西四，要求参加西城区纠察队[3]。当时他们占的是九三学社那个位置，结果去了以后，问了这个，问了那个，没人理，我一生气，去你妈的，你不要我，我还不要你呢。后来听说文化宫里头有三个司令部，我就跑到那儿去了。听说“三司”最革命，他的第一政委是陈伯达，第二政委是谢富治，第三政委是郑维山[4]。我们到那儿就参加了“三司中专部”。“中专部”当时有三个人，太平桥中学一个，铁一中的金刚，还有四十四中的刘露，等于是也就三个学校，他们是第一批，我们是第四个参加的。我们参加以后，三十一中又来参加了，接着就有很多学校来报名。我记得还有景山学校的贺红缨，有人说这是贺龙的姑娘。对很多后来报名参加的怎么办，我们就开会讨论。三十一中坚决反对都吸收，说要严格审查。我说，不行，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组织，愿意参加的你就参加，愿意走的你就走，把口直接放开。当时领导我们的是北京大学的高赤宇，代表大学的领导我们。放开了口子以后，哗哗的好多人都来参加了，队伍呢立刻就壮大起来了。我们跟社会上建立了联系，我就退出来了，回到学校，派我们学校一个人叫李国祥，派他参加“三司中专部”的领导，我就退出来了。10月18号那次接见前，“三司”招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说这个口号变了。我看了半天，我说没觉得多大区别，可能我水平低，他们就做了一番解释。回去以后越想这事越不对头，我们就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我说咱们不管口号不口号，有什么内容，这事要一错了，咱们就全完蛋，可能要掉脑袋这种事情。当时大形势在那，我们又不能躲。我说，你们跟在后面，别站在前头去，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那次接见我在北太平庄[5]那里当红卫兵纠察连的连长。回来后我一问，也是吓出一身汗。据说毛主席的车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转了一圈，一拐弯的时候，群众队伍哗就把毛主席的车队一下给截断了，把后面的车全给截住了。后面的车后来拐个弯才追上毛主席的车。那段时期可能是比较萧条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我说干脆走吧，串联去吧，一串联串联了一两个月。
侯瑛：你再说说见到毛主席的感觉。
王宇：毛主席的车远远的过来了，因为我是站在最近的，最里边一排只有我一个人。我确实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而且我感觉他这个人身上发着一种红光。我这人不是迷信的人，我也不是搞个人崇拜的那种人，可是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记忆特别深刻，就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
侯瑛：毛泽东那天是穿着军衣。
沈小川：我碰到一个人，说他见到毛主席的脸色是很黑红的那种脸色。
王宇：我那天看到的是红光满面。他们中央首长肯定有特殊的保健品吃，因为我跟周恩来握手时，我感觉这手不同寻常，特别的嫩，说的不好听像南豆腐一样，特别的柔软。
沈小川：你觉得你对毛泽东没有崇拜的精神吗？
王宇：不是，对毛泽东确实是崇拜，这个不能否定。但是有人把毛泽东说的怎么高不相信，因为这不符合人类的规律。
侯瑛：（问卜伟华）你见过毛泽东吗？
卜伟华：我“八一八”在天安门上见过。我就感觉他的肤色特别黑。样子有点老。毛泽东不像个普通人。周恩来在旁边说话什么的像个普通人，忙忙碌碌好像是一个正常人，毛泽东像个菩萨似的，一句话不说。
潘菁平：我觉得王宇当初对毛泽东的感觉，和一般年轻人相比，还不是那么崇拜。
王宇：我记得，当时我对说毛泽东是“顶峰”不理解时，侯瑛跟我解释，当代，你要看当代这两个字。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的人，他容易脑瓜糊涂，但我不是那种人。
沈小川：见到毛泽东，你是否很激动？
王宇：没有，我这人从来没有激动过。有时候爱发脾气骂人，但我这辈子没有为啥事激动过。
潘菁平：我8月22号那次参加清华的大会，跟周恩来的距离很近，因为我坐在前排那个地方。那天下雨把我们所有人都淋湿了，穿雨衣的下身也都湿透了，每个人都冻的面色发青，发紫。周恩来很奇怪，他就是满面红光，他那个脸色就是非常的红。
王宇：我跟周恩来一握手，我就感觉他肯定吃了什么补品。
卜伟华：我问你个具体问题，当时“三司中专部”有一个真假“中专部”之争。
王宇：这事儿我听说过，但我不太清楚。我们这边比较支持四川饭店的那个。
侯瑛：那个事啊其实特简单，我知道。
卜伟华：是不是两家都想一个正统的名义？
侯瑛：对，两拨人。一拨是以三十一中的一帮人为首的，还有一拨是几个中专的。两拨在文化宫那边争领导权，然后三十一中这拨人呢，他们原来的头儿，这人我认识，和我原来住街坊，叫孙克平。他就领着一帮人就把“三司中专部”弄到四川饭店去了。
卜伟华：你们是跟谁比较接近呢？
侯瑛：王宇跟他来往时还是一家，没有两家，后来分的两家。后来我们串联回来，发现他们分成两家了。
王宇：“三司中专部”的壮大我是使了一把力气的。
卜伟华：开始你参与了，但后来的事你不知道了。
侯瑛：在10月上旬的时候，当时“三司中学中专部”搞的还比较正点，我记得我还跟你（王宇）去过一回。当时看着他们都挺忙的，就跟电影演的敌军参谋部似的。等我们一起出去串联，在全国各地转了一圈，往西走，往南走。
王宇：到了重庆、桂林、长沙、韶山，转了一圈才回来。
卜伟华：一次跑了有一个多月吧？
侯瑛：对。等我们回来以后，那边已经变质了。一帮人在那儿混，吃点喝点砸点，反正就是乱折腾。然后王宇就跟他们不来往了，就把一些东西，都是抄家来的那些东西，两边都一样，没什么好东西。把东西搬到四川饭店了，因为四川饭店离三十一中很近，在那儿逍遥法外去了。然后两拨就互相说，我是正统，你是假的。
王宇：李晓度就说他是四川饭店那拨的。
侯瑛：要说正宗的呢，应当是三十一中那拨人是正宗的，中专那拨人是后来的。中专那帮人是等城里的局面好转了，对造反派有利的情况下，他们才起来的。原来他们在各个学校好像都是少数派。10月份以后，我们学校已经比较太平了。那个红卫兵已经大势已去了，“红旗”那帮人就在外面吃喝玩乐，我们“八一八”这帮人当时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会儿专门负责写大字报，然后领一帮人上街上去贴。然后王宇带着我们就去串连了，等串连回来，北京城局面就又不一样了。
王宇：就赶上“十二月黑风”了。
卜伟华：“十二月黑风”就是有一些人提出反中央文革，开始反这些人了。
王宇：对。“十二月黑风”，挤兑朱成昭[6]，又说中央军委有问题，都发生在那段时间。
卜伟华：朱成昭那事儿还要晚一点，1、2月份。
侯瑛：好像那会儿我们跟朱成昭没有来往，跟聂树人[7]有来往。他上我们学校去过几回，他跟王宇关系不错。
米鹤都：说说你们学校广播站的事和在“十二月黑风”中的作用。
侯瑛：从南长街开始，一直到中南海这个小门，这中间那个莲花灯上边的喇叭都是我们学校的。
卜伟华：怎么都是你们学校的？应该是北京市政府的吧？
侯瑛：不是。我们自己安的。就是那种25瓦的喇叭，我们自己安的高音喇叭。
卜伟华：那一共安了多少个呢？
侯瑛：那我忘了，有多少个电线杆子就安多少个。
李红旗：应该有三四个。
卜伟华：要是都安你可花不起那个钱！
侯瑛：那会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喇叭，都接到原来我们“八一八”总部旁边，就是原来我们学校的播音室，就接到那屋。我记得闹“联动”的时候，“红旗”还冲进播音室，打起来了。他们还向外播音，什么“北京二十八中红旗坚决支持联动”什么的。记得那天晚上打起来了嘛，抢我们的广播室。

[1] 1966年10月16日，有关部门为毛泽东的接见印发了统一的“标语口号”。因为有些标语口号太长等原因，10月17日又重新发布。较之16日印发的，删去了一些（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口号。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8日凌晨，“三司”进行总动员，和北航“红旗”等造反派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并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三司”还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此事惊动了毛泽东。10月18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随即开会讨论，恢复了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2] “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6年9月6日成立。
[3]  西城区纠察队，即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1966年8月25日，由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其后又有西城区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加入了“西纠”。
[4] 王宇的说法有误，北京“一司”、“二司”、“三司”都是由杨成武、刘志坚担任辅导员，并没有什么第一政委、第二政委和第三政委。
[5]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没有采用红卫兵游行的方法，而是让红卫兵站立在街道两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蓬吉普车进行检阅。毛泽东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然后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行进。
[6] 朱成昭（－1998），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调干生，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后因为“炮打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1980年被正式平反，1998年病逝。
[7] 聂树人，当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首都三司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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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4）

六、“四三”、“四四”讲话和“五一”、“五二”武斗

米鹤都：说说“四·三”、“四·四”的事儿。我听李东民说过这一段的事儿，你再从你的角度说说。
王宇：从“十二月黑风”以后，我们就往回收，社会上的事儿我们就不参与了。中学红代会筹备的时候我是筹委会的委员，军训团通知我到西四去开了一次会。后来又通知说哪天哪天开成立大会。开大会之前，有好多人纷纷来找我们，拉我们参加反对。这当中就有很多熟人，如三十一中、女八中的，这我们就有倾向性了。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碰见李东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我不认识他。他说，听说你跟黄淑美是一个班的？我说，是啊，他跟我初中是一个班的。听他个口气是将来要提拔我。因为当时只给了我一个筹委会的委员，正式的没有我，有点儿亏了我，将来给我弄上去。开会的时候，谁给我一个条子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像是跟军训有关系。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我就走到第一排，交给康生了。康生看了看，就给郑维山了。郑维山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侯瑛：给你条子让你反映意见的是赵伟理，赵伟理上我们学校找过他，赵伟理好像是中央文革秘书组的，反正他跟谢富治关系特别好。
卜伟华：反映什么意见？
王宇：反映军训的，对军训不满嘛！我从大会堂里头一出来，看到满大街都在游行呢。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但是这些人跟我关系比较好，我们就等于是加入了他们，但还没有具体行动。
侯瑛：你说你开中学红代会那天出来吗？
王宇：是呀。满大街都在游行嘛，用的咱们的大喇叭，好多队伍都在游行。后来就发生了“四·三”讲话。
侯瑛：“四·三”讲话那天，是秦喜昌找的王宇。那会儿外头的事王宇他不管，外头的事都是我去办的，秦喜昌找到我，我告诉他到里边找王宇。当时秦喜昌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让王宇准备准备。
王宇：有人给我写了张条子，是谁我也不认识，说让我去说。实际上那天的会上我就成了主要发言者，发言最多的除了周恩来就是我了。先说李钟奇[1]。别人给我李钟奇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条说，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
潘菁平：这是谁说的？
王宇：李钟奇。当时总理说，站起来，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我说，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他不承认。我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也不认识你，不止一个人给我递的条子，还有当场会议的记录。总理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后来，李钟奇作了检查，这事就过去了。然后，我看见的第二个条子是什么呢？是说胡生、吴京华被军训团关起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总理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当时还有二十七中的梁音宗，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闹，要进来。于是就有人给我递条子说这个事儿，我就跟总理说了。总理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我就走到大门口去把他们叫进来了。
卜伟华：“四·三”这个大会大概有多少人参加呢？
王宇：人相当多。
卜伟华：上百人还是上千人？
王宇：反正没有一百人，也差不太多。你想想，那帮大头目就有多少？你往下数啊：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丁国钰……光他们那帮中央领导人，我估计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整个加起来，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沈小川：你说的“四·三”会就是4月3号开的？
王宇：4月3号晚上。然后下边就开始汇报军训团的问题。
米鹤都：你反映的主要是什么问题？
侯瑛：两件事，一个是李钟奇的讲话，康生把李钟奇训了一顿，让他作检查。李钟奇一开始不承认，说那讲话不是他讲的，他说这个稿子不对，最后还是作了检查。中央领导人呢也有点替他抹稀泥，这事就过去了。第二件事，是王宇反映了，一零一中把胡生、吴春华给关起来了，就问这个北京市军训办公室的人，有一个头儿，那个人后来特别恨王宇，问他有这事没有，他不承认。总理就说，你把人接来解决问题。马上总理就派人把两人接来。
沈小川：是一零一中的？
侯瑛：对。然后，王宇又干了一件军训团特别不高兴的事。在3月份的时候，二十七中的梁音宗他们的组织“铁军”已经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已经取缔了。梁音宗过去在“三司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然后王宇就发动西城我们认识的好多朋友，像三十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六中的，就声援去了，搞了一个声援大会，连游行，骑自行车，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什么的，咱们俩都去了，搞的声势比较大。
卜伟华：就是二十七中军训团把他们取缔了，你们去表示声援，说他们是革命组织。
侯瑛：对。原来西城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跟我说过这事，他的意思是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正好那天梁音忠在人大会堂门口啊，王宇就当着首长的面非要让他进来不可。
王宇：不是我要让他进来，是我把他的要求反映给首长了。
侯瑛：你给反映的，不就是让他进来嘛！所以就给军训团来一个下不来台。
卜伟华：梁音宗进来以后是不是又讲了一番话，讲他们组织是怎么被取缔的？
侯瑛：对，梁音宗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我觉得王宇当时在“四三派”的大群体里，始终不是那种过激派。但那些人都跟他是朋友，这个事就非常麻烦。结果呢，我觉得有点代人受过的意思。人家特恨梁音宗，你非要帮他说话，人家就恨你呗，就这么回事。因为那天我参加整理记录稿，不是王宇一个人记录的，还有六中的，还有女八中的，把他们几个人的记录综合整理出来。
卜伟华：这个稿子你们现在找不到了？
侯瑛：那上哪儿找去？早就没了。不是你说的有讲话记录稿吗？
卜伟华：要好好找找，说不定能找到。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那个中央首长的讲话，没有群众发言的内容。
侯瑛：最后首长有一个讲话，是谁说的忘了，是总理说的还是谁说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结果呢，那天王宇临走时告诉我，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结果我们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这等着，我觉得那天夜里应该有庞军，有几个人在那儿等着，还有六中的不知是谁。都是附近各学校的。当时王宇、康典他们几个说，把“四三”讲话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卜伟华：就是把讲话原文抄出去了，另外有没有批判李钟奇的？
侯瑛：有啊！当然有啊。而且还贴了大字报，炮轰李钟奇，打倒李钟奇。
卜伟华：所有才又有了“四四”讲话。
侯瑛：所以第二天下午秦喜昌又来了，还埋怨王宇，说你看，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这玩意又“四四”讲话了。“四四”讲话整理出来又跟“四三”讲话不一样了，反着了。
卜伟华：“四三”讲话是批判李钟奇的，“四四”讲话是给李钟奇说好话的，说你们不要给李钟奇贴大字报。
侯瑛：对啊。所以这个事就闹的比较激烈。
米鹤都：人家李东民特有意见，说你们“四三”那天晚上说好了不扩散，结果你们晚上全给刷出去了，第二天早上满街全是大字报，满街都是大标语。
侯瑛：所以才导致后来说汪东兴要让谢富治抓人，原因就在这里。但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谢富治一直挺保护我们的，而且谢富治对王宇印象很好。
卜伟华：谢富治对“四三派”一直态度不错。
侯瑛：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赵伟理，经常找王宇，我们见过好几次。这个人岁数挺大的。
卜伟华：他穿军装吗？
侯瑛：不穿军装，穿便装，有点胖。他是中央文革的秘书，好像是负责跟谢富治联系的。
米鹤都：是戚本禹的秘书吧？
侯瑛：不是。
沈小川：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侯瑛：不知道。后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时候他是副秘书长。他在北京革委会。
潘菁平：最后整你们和抓你们，可能都跟4月3号晚上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吧？
侯瑛：那肯定，最后导致那个结果了。
王宇：不一定有关系。我们早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了。我们也判断出来了，但我们没逃跑，不想逃跑。
侯瑛：王宇已经知道要抓他了，但他不告诉我。就在他被抓的前一天晚上，还让我上地质学院附中去找薛玉峰，薛玉峰当时也是北京革委会的。我半夜骑车从地院回来了，第二天早起王宇就被捕了。
沈小川：我就老奇怪，那个时候挨斗的人为什么不逃跑啊？
侯瑛：王宇他被抓，其实跟李钟奇的事关系不大。主要就是军训团。
李红旗：“四四”那天，总理问，你们谁看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卜伟华：“四四”那天总理没去吧？
李红旗：去了。
侯瑛：“四四”总理没去。
李红旗：总理绝对去了，我听到总理说的话。他提出这个么问题。
侯瑛：别争了，“四四”那天总理没去。“四四”那天降了格了，“四四”是戚本禹去的。“四四”那天说话的是戚本禹，你回来还用笔记呢，没错。
米鹤都：有一个细节，就是“四三”那个会，是秦喜昌通知你们参加的，可是李东民说，“四三”的会他没什么准备，他去了以后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四三派”的人。
侯瑛：他说的不对。“四三”的人是多一点。不是临时通知的，是上午或者中午左右通知的。
王宇：“四四”讲话的时候，戚本禹问我，我站起来，我说我看过。他说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结果他也没正面说，也没说错了。
米鹤都：你把“四四”那天开会的情况说说。
王宇：那天开会人去的比较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主要是戚本禹讲了些话，然后戚本禹提出这个问题，我站起来回答，戚本禹解释了解释。另外他在谈到军队的时候说，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
侯瑛：那天会议上，戚本禹先把王宇训了一顿，就是让他站起来，说二十八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传出去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卜伟华：其实是很多个学校干的，不止是你们学校。
王宇：二十八中倒霉在它这个位置，它挨着天安门。
李红旗：而且整理稿子的地点是在这里，然后从这里把稿子发出去，大家去贴，然后大家印传单。
沈小川：后来是不是有一个“四一四”讲话？“四一四”讲话的那次好像我参加了，戚本禹讲了遇罗克是不是？否定了《出身论》，然后遇罗克才被抓住了？
卜伟华：对，否定了《出身论》。抓遇罗克又晚一些了。但是戚本禹这个讲话以后，全北京就都开始批遇罗克了。
侯瑛：我们没有批。
卜伟华：当时基本上是所有的组织都在批，“四三派”和“四四派”都在批，包括大学的造反派，也都在批《出身论》。
沈小川：为什么那时候还会有一个“四一四”讲话呢？
卜伟华：因为《出身论》在那时候已经有一定影响了，他中央文革的人当然要出来讲话。
侯瑛：军训团来了以后，中学的造反派中有一拨人是合适的，有一拨人不合适。比如说二十八中王宇就合适了，军训团就支持他了。像二十七中“铁军”呢，他们就不合适，军训团就不支持它。我估计一零一中的胡生他们，军训团也是不支持他们的，他们就挺倒霉的。当时四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卜伟华：四中在“五一”前不久好像也有一场武斗。
侯瑛：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写《出身论》的那帮人特别活泛，好像印了一个报，叫《中学文革报》，然后到处去卖，满长安街都有这个报。李东民那个首都兵团[2]，后来在西城不是有个点嘛，在缸瓦市那儿，然后这些人就纠集一帮人去四中砸那个报去，闹的挺激烈的。刚才卜伟华不是说了吗，就是不管“四三”、“四四”，都去砸那个报社。
卜伟华：因为中央文革正式表态了。
侯瑛：原来大家在《出身论》问题上还有争论，结果戚本禹讲话以后，就等于彻底否定了。
卜伟华：其实你们学校军训团对你们还是不错的，是吧？
王宇：对。
李红旗：军训团它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二十八中“八一八”是左派，这个是社会上公认的，他带着这个任务来的，就是说进学校就要支持二十八中“八一八”。
王宇：实际上，他们还是倾向我们学校的老兵。
侯瑛：他们在各班里都支持的是老兵。那些人比较听话。
王宇：而且他有了倾向性以后，还斗了一部分学生。
卜伟华：斗了什么学生？
王宇：杨燕宁。
卜伟华：是哪个组织的？
王宇：是我们“八一八”的。
侯瑛：他当时是我们的吗？
王宇：当时还不是我们的，后来是。为这，我跟军训团干起来了。杨建宁是初二的，对民主党派说了一句话，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错误的，然后他们班的也斗她，军训团也斗，斗了一回不行还要斗。她就找我来了，我就去找军训团团长了。我说，一个初二的小姑娘，说点什么错话无所谓。我说她这句话并不错误，我现在忘了，马列主义是有这句话，但是她说错啦，军训团说那就是反动。我说咱们马列主义的老祖宗也是错误的，真理多走一步过去就是错误。但军训团说不行。我就急了，我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告诉她的，你能怎么样？我说，从今天起，二十八中再随便斗一个学生，我就让你下不了地！当时斗了好几个呢，侯瑛好像也挨斗了。
沈小川：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宇：67年的春天。
侯瑛：就是他们解放军刚进校的时候。
王宇：另外我要求军训团对老红卫兵管着点，别满世界去坑蒙拐骗偷啊，这一类的。他们军队进来思想上是倾向于老红卫兵的，容易站到他们那边。
李红旗：而且部队上层都互相都有联系，跟老红卫兵的家长都有联系。
王宇：军训团表面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暗地支持老红卫兵，但是老红卫兵他又扶不起来。
潘菁平：其实这也就是北京中学的规律。
卜伟华：大多数学校的军训团都是如此。但有的老红卫兵参加“联动”了，参加“西纠”了，这些都不能支持。有的军训团就支持“四四派”。
潘菁平：“四四派”窝囊，没观点，或者说是随大流，听话，出身也稍微好一点。
卜伟华：他们没有镇压群众这一条。
潘菁平：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学校“四四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军训团支持他们。
卜伟华：你们学校“四四派”叫什么？
潘菁平：叫“东方红”吧。
卜伟华：“四三派”叫什么？
潘菁平：叫“红色造反团”，。色儿团。
卜伟华：你当时认识王友琴吗？她是初一的吧？
潘菁平：不是，她是高一的。
侯瑛：军训团撤出了一段时间，后来原班人马又都回来了。当时好像有个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个讲话。
卜伟华：对，9月份10月份全国都在学习，还有就是大办学习班。
侯瑛：军训团回来之后，我觉得他们还是特别收敛了。在我们学校来说呢，还是拉着王宇，那时候又成立一个筹委会，王宇还是副主任。
王宇：不是，我给推了。财迷是副主任。
李红旗：让王宇干，他不干，最后给推掉了。
王宇：好多大事我后来都是推的，让别的人去的，“三司中专部”开始是让李国祥去的，后来是财迷。
李红旗：当时虽然他不出头，但大事还是他说了算。
卜伟华：然后又在什么事上交锋了呢？
侯瑛：最激烈的就是11月份交锋最厉害，当时准备成立革委会，在干部人选上，王宇坚持要让几个干部进革委会当副主任。
卜伟华：是原来的校领导吗？
王宇：一个是教导主任，一个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侯瑛：在关于教导主任的问题上，斗争比较激烈。这人叫何国栋，人现在已经死了，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这个人好像还是原来旧北京市委要提拔的苗子。
卜伟华：“八一八”要求结合他，然后红卫兵和“红旗”反对？
侯瑛：对。军训团也反对。
卜伟华：反对的理由呢？
侯瑛：说他曾经当过叛徒，历史有问题。他历史问题我们都调查过，就是他当儿童团长的时候，十四岁，国民党军队来了，问他谁好。
王宇：问他国民党好还是八路军好，他说国民党好。 就这么一句话。
侯瑛：不知道怎么整出这么句话，跟神话似的。
王宇：可是这句话双方都调查了。
卜伟华：现在看起来，也很好理解，那么小的孩子，一吓唬什么不说啊？
李红旗：调查材料我都看过。包括我们学校对立派的调查材料，我们都看过。当时国民党来了，就哄儿童团，给他们拿了好多糖，给他们吃，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材料不知道怎么整出来的，我们认为没问题，他们认为有问题。结果就在干部三结合的问题上，一直闹到西城区那个郭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坦克部队的副司令员，都出面了。他们劝王宇听军训团的，结果他就不听。双方斗争特别激烈，简直就没法开会。
王宇：反正就是他认为是叛徒，我们认为这就是革命干部。材料一样，结论完全相反。然后是书记，书记的哥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枪毙了。
侯瑛：就是我们后来那个书记，后来当了西城区区长。他的历史其实很清白。
卜伟华：他的历史清白，但社会关系复杂。
王宇：事实呢大家都认定是一样的，但这两个结论完全相反。
侯瑛：就跟调查瞿秋《白多余的话》似的，那个文章是他写的，但是一派就说他是个叛徒，另一个派就说他很英勇，唱着国际歌壮烈牺牲。所以后来就跟军训团闹的特别厉害。就在大概前一个月，听说郭副司令员派一个姓邓的参谋长，下来蹲点。二十八中、六中、女一中这三个学校都由他负责。
卜伟华：因为那时候全北京都在办学校班，不断有报喜的，说这个学校大联合了。有一些学校僵持不下，就作为难点，老大难问题。
侯瑛：就是说一定得把王宇拿下。
李红旗：那会儿陈伯达来过一次。
侯瑛：陈伯达是“五一”、“五二”以后来的。
王宇：不，陈伯达3月底就来了。
卜伟华：3月底陈伯达到六中去了。
王宇：那天我说了，4月5号也许是4月6号，《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要保护革命小将》[3]，记得吗？
李红旗：那是江青讲了话以后。
卜伟华：题目好像是《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李红旗：江青在工人体育场有一个讲话，那会儿你已经被抓起来了。
王宇：我是说67年。
李红旗：67年我不知道。
王宇：陈伯达那帮人老到我们这儿来。
侯瑛：这个事我不知道，咱们实事求是的说。他曾经秘密来过，我听财迷说过。但是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露面，是在“五一”、“五二”武斗之后，他来了没表态，陈伯达什么也没说。他的讲话是泛泛的讲了一下，就是不要武斗。
王宇：但是他有倾向性。因为我当时跟陈伯达急了，吵起来了。实际陈伯达倾向我们。他是“五一”、“五二”武斗以后来的，在后边的院里开大会。他说，王宇来了没有？我就过去了。他说，你站到我旁边，他坐着。旁边是他的秘书，他说话别人听不懂，那会儿我头一回听他说话。
潘菁平：王宇，当时中学红代会5大领袖有你吗？
王宇：没有。筹委会有我，中学红代会就没有我。
潘菁平：那都有谁啊？
侯瑛：李东民，秦喜昌、陈永康、刘龙江，薛玉峰、程金香。
卜伟华：程金香是后上来的。程金香原来不行，李东民走了以后她才上来的。
潘菁平：哦，陈金香是你们清华附的。
王宇：她还到阿尔巴尼亚去了一趟，程金香“四三派”的。
侯瑛：程金香既不是“四三派”也不是“四四派”，她那个人没准儿。她跟我们也挺好。据说因为刘刚名声不好，所以推的程金香，军训团推的。
潘菁平：我觉得文化革命有些事情挺可笑的，比如你们学校的刘刚，当一个什么头儿，她不就是凭着跟蒯大富的特殊关系嘛。
卜伟华：刘刚这人也有特点，这个人还是挺直爽，挺敢说话的。
米鹤都：她自身也有点儿能耐。
卜伟华：原来是我们学校排球队的，排球打的不错。
王宇：她有些能力，性格直爽，自我感觉也有点儿高。
侯瑛：刘刚没什么能力。她干什么了？
潘菁平：她是个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的那种人。
王宇：我记得“四三派”开会从来没有把她当回事儿。
卜伟华：刘刚后来在国外待了几年，是吧？
王宇：是，她在西班牙待过，最后离婚了。
侯瑛： “五一”、“五二”武斗的时候，为什么能召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那天王宇晚上在广播站一说，很多中学生都在外面游行、狂欢呢，那天晚上，一听喇叭都跑过来了。
卜伟华：其实跑过来时都已经打完了吧？
侯瑛：不是。第一仗打完了。第一仗我们是亏了，是他们把我们打了，第二仗是王宇把人叫来，又把他们打了。你说的那是第二仗没开始呢。第一仗王宇让人家打的头破血流的那天，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啊。
卜伟华：挨棒子打的还是挨砖头？
王宇：棒子，打到脑袋了。
侯瑛：第二仗人就多了，就控制不住了。我们学校的房子就是那种古典建筑的老房子，他们红卫兵在一个耳房上。来声援“八一八”有六中红旗、三十一中东方红。来了一大帮子人，都站到高墙上，往红卫兵站的矮墙上打，最后把他们打得稀拉哗啦的，全从房上滚下来了。那天有几个人给打的挺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
米鹤都：为什么打起来的？
沈小川：什么时候打的？。
王宇：“五一”晚上。
侯瑛：那个事儿跟汪东兴有关系。4月份那会儿我跟“红旗”那几个人经常来往，所以王宇就说我，说你怎么老跟“红旗”的人勾勾搭搭？“红旗”那几个小哥儿们，原来是他的哥儿们，后来跟我都不错，现在我们还来往呢。“红旗”的陈庄路突然告诉我一消息，他说汪东兴叫我们军训团团长上中南海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就透露出汪东兴要谢富治抓人，要在4月底抓人。
卜伟华：抓什么人？
侯瑛：就是抓王宇啊！
卜伟华：1967年？
侯瑛：对啊。1967年4月底。
潘菁平：为什么抓啊？
侯瑛：就说是反军训。汪东兴的儿子汪春平把这个信儿告诉“红旗”的，汪春平是老兵的，陈少楼是“红旗”的。汪春平告诉陈少楼，陈少楼把这事告诉我，我就告诉王宇了。王宇就去跟军训团团长闹，闹的我们那个杨团长都怕他了。他天天跟他闹，他拿他一点辙都没有，叫他开会就不开会。那时王宇是我们筹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呢是团长，副主任就是他。军训团进校之后明确表示坚持支持左派组织，支持“八一八”红卫兵。但是正主任老是指挥不动这副主任，特别恼火，而且因为“四三讲话”是我们第一个公布到长安街上去的，所以军训团特别恼火。
后来杨团长把汪春平叫过去臭训了一顿，说你不该透露这个事儿，还说，我回头通过卫戍区司令部告诉你爸爸。结果呢，汪春平就特恼火，就找了几个人，陈少楼、王学应他们几个人。5月1号中午，我那天跟李红旗两人从女一中回来，李红旗不知道干嘛去了，我一个人在那儿，他们找到我，丁光五四的就把我打了一顿，还骂我，说你为什么说这事。当时他们人多，我就从兜儿里掏出把刀子来，抵挡了一阵，还把陈少楼扎伤了，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结果他们就到后院去了，从后院回来就带来了一帮人，到我们“八一八”总部，王宇正好在那屋里呢，就把王宇打了。当时屋里好像没什么人，就一两个女生。
王宇被打之后，当时就火冒三丈，就赶紧组织人马。结果就通知好多地方，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到天快黑的时候，天蒙蒙黑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各学校五一那天都到天安门广场狂欢去了嘛，都打着旗子去了。我们一广播，我觉得应当有一两千人吧，就把二十八中团团围住了。后来的场面我没去，我听说乱七八糟就打起来了，最后打的军训团出面掩护老兵、“红旗”那些人撤退了。
卜伟华：他们老兵和“红旗”一块儿跟你们打？他们两个组加起来也没有你们人多啊？
王宇：对。没有我们人多。
侯瑛：后来就收不住了，往死里打。把陈少楼他们几个打的挺惨的。当时王宇怕出事，就放他们走了。
李红旗：当时啊一个是放他们走，还一个呢，也是没见过武斗那么厉害，当时打的头破血流都看不出来脸了，而且男男女女哭成一片，我们也都有点蒙了。
卜伟华：事情起因实际上是偶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指侯瑛）把汪春平的话说出去了，他不高兴了，找人打你，然后你们又把他们给打了。
米鹤都：汪春平不是也挨打了吗？
侯瑛：挨打了。当时4月底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局势就很紧张了。因为“四三”讲话以后，“四三派”势力比较大了，那时候我们学校是门庭若市，很多人都是那会儿认识的。

[1] 李钟奇（1913－2003），辽宁省建平县人。1931年参加东北义勇军，1933年编入抗日同盟军。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2] 首都兵团，全称为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1966年9月16日成立。
[3]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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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5）

七、被打成“坏人”

王宇：在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我们托了很多人，向黄作珍、刘绍文[1]等打听情况。当时报纸上已经有江西开始开始抓坏头头的消息了，还有江苏。北京电报大楼的“红电”、“红迅”也抓了一些人。后来我们还开会分析了一下形势。我们打听到的消息都说没有这么回事。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对头。二十八中地理位置太优越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看看那些小报，全国各地那出什么事都有“四三派”的事。我觉得“四三派”的力量相对力量比较弱，因为你是中学生嘛！你又事事出头，非招嫉计不可。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我们学校要动手了。可是一打听呢，黄作珍他们都说没有这么回事。那天，我们从二十八中分校走到学校门口，天上飘起雪花来了。我说，你看这个天就不对劲，今天八成要出事！等到抓我的时候，那个雪就停了。
卜伟华：早上？
王宇：早晨。天上飘着雪花。
卜伟华：怎么抓的？军训团来几个人对你说：跟我们走一趟？
王宇：没有。他们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人扑上来就动手了。
卜伟华：怎么动手？
侯瑛：上来就把他摁倒了。
卜伟华：还有这样抓的啊？然后呢？
王宇：直接把我撅到台上去，就斗争了。
沈小川：要开大会斗你，你们都不知道啊？
王宇：不知道。当时会场人不多。
卜伟华：应该是全校大会吧？
王宇：说是全校大会，但没多少人。
卜伟华：有百十人？
王宇：对，也就百十人。我被抓以后，一开始我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他们关押我的人说，你还得意？江青都说你是反革命了！说是在一个什么大会上，江青说，谁说中学生没有反革命？二十八中就有一个，王宇就是反革命嘛！我一看坏了，不能再顶了，我就承认了我是反革命。
潘菁平：江青什么时候说的？
王宇：就是抓我的那几天。
卜伟华：他们开斗争会斗你，总得有几条啊，他们为什么斗你啊？
王宇：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
卜伟华：怎么反对的？
王宇：说是王宇猖狂的说，毛主席怎么怎么样。猖狂的、恶毒地说什么话什么话。
米鹤都：都有些什么话？
王宇：就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
卜伟华：是当着你的面揭发的呢？还是？
王宇：在大会上宣读的。
卜伟华：我是说，他们的这个材料是怎么来的？
王宇：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卜伟华：这些话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确实说过没有？
王宇：没有。最后一句也没落实下来。
卜伟华：这些话都不知从哪里来的，你自己觉得是不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王宇：没有，都没有。我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以后，但是一到具体事实上，还是不承认。
卜伟华：肯定不只是这几句话，还有很多呢吧？
王宇：那多极了。有人揭发，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一问，他也回答不上来。后来就开始问，侯瑛说过什么反动话，曹力合说过什么反动话，李红旗说过什么反动话。一个个地问。我说，他们都没有说过反动话。
卜伟华：那天就抓了你一个人？
王宇：抓了我和侯瑛、何国栋，那天会上斗了三个人。
卜伟华：三个人上去都是喷气式？
王宇：先斗我一个人，我走了以后斗的他们。
侯瑛：一个一个斗的。
卜伟华：开完会后，把你怎么样了？
王宇：就关押起来了。
卜伟华：关在学校里，在学校里找一个教室？
王宇：不是教室，是一个小偏房。中南海的围墙底下，修了一排小平房，很小很小的房间，只能放一个床，差不多六平米。
卜伟华：不许回家，每天就在那里住的？
王宇：每天斗我。
卜伟华：谁看着你啊？
王宇：就是学校里的学生。24小时看守。那时候斗了我可能有300多次，最起码300多次。以后就开始扩大了。
卜伟华：300多次是你记得的，还是你听说的？
王宇：我记得的。
卜伟华：你怎么能记得住？
沈小川：每天斗多长时间，每天几次？
王宇：每天三、四次，挨着个儿。有的时候，这边斗完了，转身进那边，一直搞到中午。我这两胳膊现在还有点毛病呢！
米鹤都：开斗争会撅的？
王宇：嗯。
米鹤都：那天斗你的时候，你说看见中南海那边都架着枪？
王宇：抓我的那天。把我押到小平房的时候，从教室后边一拐进来，很小很小的一个院，上边就架着枪嘛。
米鹤都：平常没有？
王宇：没有。
侯瑛：你看见架枪的了吗？
王宇：我看见了。
卜伟华：就是说他要采取这个行动，还要防止有人狗急跳墙，到时对中南海造成危害怎么办，就在墙上做了些戒备。
王宇：对。八三四一部队要出动，当然我是听人说的，因为我是在里头嘛。
侯瑛：好像那边是有部队过来，就是八三四一的部队。
王宇：我听说，怀柔的首都警卫师都出动了。说做好全部准备，因为当天就有好几千人要来抄家二十八中。
米鹤都：那你还在学校里，那保险吗？没有把你转移了？
王宇：他们有那么多部队呢！很快，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就扩大了，把好几个老师，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关在我旁边。关在我隔壁的叫杨成辉，现在是北京工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亲舅舅是陈少白[2]，就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会长，他因为是大资本家啊，出钱。杨成辉一辈子没结婚，说他的历史问题复杂。他那天吃饭也来了，都80多岁了。还有一个反革命，是姓王的工人，也是我们这一派的。关了一大排。再下一步就抓老兵这帮人，关在顶头那间屋子里。
侯瑛：打于安林打得好狠呢，打的吱哩哇啦地叫。
卜伟华：关他们、打他们的，是些什么人来执行呢？
侯瑛：“四四派”的。说是“四四派”的，也是原来他们老兵的。
侯瑛：好像是叫“东方红”吧。
卜伟华：二十八中东方红，基本上军训团依靠他们。
王宇：好像不叫“东方红”，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因为我看不起他们。老红卫兵后来分化了，有参加我们的，有参加他们（“四四派）的。“四四派”的人比较柔弱，他们一开始就叫什么“红外围”。当时我们就觉得，你要革命就革命，跟在人家后面干嘛？出生不好嘛，比较柔弱。但是打人的还是这帮人，等于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像于桑的儿子于安林，打得叮咣乱叫。整个里面没挨打就我一个。
卜伟华：哦，你反而倒没挨打？
王宇：他们说的要好好保护好典型。当时抓的人挺多的。
卜伟华：但是别的人抓的没那么长时间吧？像侯瑛关了多长时间？
侯瑛：跟他的时间差不多，也有一年多。
王宇：我不知道他，可能比我早出去两三个月吧。那时候有军宣队进来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干起架来了。军宣队说我不是反革命，因为没有一项罪行能落实。军宣队队长还找我谈话了，一项也没有核实。军宣队说，你受冤枉了。
卜伟华：这个事儿在全北京出现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有好多学校有好几次要声援二十八中呢！
王宇：对。
卜伟华：像六中比你们晚多了，六中到4月份才宣布康典李锋做为坏人，抓起来了。也是军训团抓的。
王宇：那我就不知道了。到“五一”的时候，学校喇叭里广播，到处贴标语，红色电波传喜讯，中南海畔春烂漫，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给二十八中军训团打电话，问那王宇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这话是看守我的人告诉我的，我说后来怎么说啊？后来说完这句话，总理就把电话挂上了。
沈小川：东城几个学校，就是男五中、男二中什么的，也抓了几个人，也是给扔到小黑屋子里。
卜伟华：也都宣布了一些坏人。
米鹤都：你就没有关到监狱里去，是吧？
沈小川：他关的时间很长，好几年吧？
王宇：对，然后每天押着我，一年零四个月。
卜伟华：一年多，人家都下乡、插队分配走了，他们还呆到“九大”以后。你是这样，抓起来以后，开始跟他们顶，后来听说江青有个讲话以后呢，就说不行，顶不住了，干脆我就认了，你说反革命我就反革命了。那你就应该算态度比较好了，为什么还跟你没完呢？
王宇：因为具体的事情没交代出一件啊。
卜伟华：虽然口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是所有的事实都不承认，所以还是态度不好。
王宇：当时也觉得自己有错误。在那种压力下，天天给你灌输的。
米鹤都：你觉得自己怎么错了？
王宇：有些事可能是做错了，有些思想上是错的。
侯瑛：你想啊，“四三”讲话，“四四”讲话给闹出去了，那肯定是错的。
卜伟华：但是那些事说起来都是一些不太严重的错误，还不是那种恶毒攻击，敌我矛盾的错误。
王宇：后来他们反而逼的更紧了，天天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进行抗争。
卜伟华：你是什么时候绝食的，你还记得吗？
王宇：真不记得了，天比较凉了。
侯瑛：1968年的秋天。
卜伟华：我看到是7月份的一个材料，说二十八中革命小将王宇已经绝食6天了。
侯瑛：你看到的是几月份的材料？
卜伟华：7月份，那时候还不凉，肯定还挺热的。
王宇：我这儿还有一个伤疤呢。有一天早晨扫地，拿这么大块石头自己砸的。拒绝扫地，接下来还摸电门，也没电死。然后我就开始绝食，绝食6天。
卜伟华：你当时受的压力很大呀！
王宇：因为原来我不承认，现在我承认错误了，你们还不依不饶。但是时间一长，脑瓜的思绪就又开始转变了。在他们的压力下，觉得自己是有错，越往那边想错误越多。但是在被逼到的极限了以后，又想，我是对的，我是正确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情绪又开始转化了，我想，反正是死，就斗争到底。
卜伟华：那时候你应该也就20岁左右。
王宇：21。68年，快22了。
卜伟华：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侯瑛：王宇那时候神经有点问题。
卜伟华：表现在什么地方？
潘菁平：你承认吗？
王宇：我是挨完整以后，神经一直就没好。
侯瑛：他后来过了一两年才恢复过来。
王宇：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侯瑛：你现在神经没毛病吧？
王宇：谁说没毛病啊，我自己都知道有毛病。
潘菁平：你说的是什么种类的毛病啊？什么样的性质？
王宇：神经啊。思考问题啊经常丢三落四。以前考虑问题要方方面面，今天有时候考虑到这儿，另一外方面可能就给忘记了。有时候说着话呢，就突然蹦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
潘菁平：这是肯定的。我学过心理学，他实际上对你的神经系统造成一种永久性的伤害。
卜伟华：受刺激。
王宇：后来我跟几个人，其中有孙道临[3]的侄子，到北京市委上访。出来一个北京革委会的头头，是一个军人，我记得他穿着蓝色的衣服，估计可能是海军的。我说，我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含含糊糊的。他说，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一听，急了，我说，操你妈！当时拿会议室的椅子就抡过去了，抡过去以后还要用另外的椅子去砸他。后来被他们几个拦住了。他说，他现在神经受刺激了。那人说，我们理解你，理解你。工宣队的队长审我的时候也说，你在这儿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教育，经过这个呢你就更成熟了。
卜伟华：站着说话不腰疼。
李红旗：我忘了什么时候，大概是67年，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去劳动，我们当时到苏家屯去劳动，解放军是组织到大兴去劳动。我们组织的去了1200人，他们组织的不到200人，还淹死了一个人。老师百分之九十五跟着我们去苏家屯劳动了。
王宇：当地农民对我们特别的满意。我们给他们割稻子，什么都不麻烦他们，做饭都是我们自理。等我们回来一进城，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满城贴的打倒肖华，这是67年夏天。
侯瑛：解放军在我们学校，他一个是不得人心，再一个他也有点不知所措，他很难办，他底下的兵有好多也支持我们。
王宇：67年底还到大兴去劳动了一回，这次是我们跟他们一块去的。我跟团长又干了一架。团长让当兵的逮刺猬，陪他喝酒。我跟我们这几个人说，刺猬的事都不要弄，咱们就好好劳动，我们是来锻炼的。结果他这人喝起酒来了，我进去就把他给骂了一顿。我说，就你长的这么胖，打仗的时候你跑的动吗？你走你都走不动。他是在部队搞后勤的军官，可能吃好的吃惯了。后来，他还立了大功了，得到提拔了。可能是68年3月27号，《人民日报》有一条，在右下角，我记得特清楚。华北三支两军会议，有两个典型向全国推广，另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个典型就是我。到69年年初的时候，内蒙的、黑龙江的、上山下乡的学生，他们那会儿都来了。那时候，我在院里随便活动，有时候在门卫房子里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帮工人干点活儿。
卜伟华：也就是说，工宣队对你看管的不那么严了？
王宇：不是。那是因为他们让我出去，我不出去，他们干脆就不管了。
卜伟华：你就是要求给你一个结论，是吗？
王宇：是啊。沈阳的一拨儿外调的来了，进来，我在门卫坐着，外调的人说，你们学校的王宇呢？王宇现在干什么呢？我说，王宇就是我。他说，你不是全国典型吗？我说是啊，是典型啊。后来宁夏军垦的有个连长，东北农场有一个副场长，都跟我谈了，说你上不上我们那儿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都让我上他们那儿去。依据就是那个典型。
米鹤都：什么典型？
王宇：三支两军。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会议立了两个典型，其中我是一个。
米鹤都：怎么你是典型？应该是团长是典型吧？
卜伟华：就是整他的这个事儿。
王宇：就是抓“坏人”这个事儿，团长就立功了，得到提拔了。抓“坏人”典型向全国推广。
米鹤都：那你等于是反面教材了？
王宇：是。
卜伟华：最后怎么结束呢？最后你也答应出来了？
王宇：我没有答应出来。
卜伟华：到最后呢？
王宇：最后他们找我，我不是到北京市委去了一趟嘛，感觉到好像也就这么糊里糊涂了，毛泽东思想大学要毕业了，我又回去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李红旗他们几个人来找我，说你待着也是待着，待着也没个年头，干脆走吧，出去转转吧！我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从山西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追究就完了。后来，我托人找了汪东兴，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抓我？因为你出动部队了。
沈小川：你什么时候去找的汪东兴啊？
王宇：68年，让别人找的。不，69年。后来汪东兴的回答就是说，这是上头命令的，不能说。
卜伟华：这是通过汪春平吗？
王宇：通过谁我不知道。后来我还给陈伯达打了个电报，打完电报几天，是12月底，69年12月底，在工体开了十万人大会，有人参加了，回来跟我说了。说陈伯达在会上说，二十八中有个王宇，现在提什么要求，你革命小将嘛，是有功有过的，在革命中经受锻炼。就来了这么一句话。
卜伟华：你觉得，这个就算是给了你一个交代，一个平反的意思了？
王宇：是啊，这就是平反了，但是没有正式宣布。我就一直不服。到70年，我又给陈伯达写了封信。后来，林彪的事情出来了，我就想，算了，以后再不惹这事儿了。我现在已经自由自在了，别回头又搅和进什么事儿去，我后来就再也没提平反的事儿。以后分配工作把分我到湖北。头儿来找我，因为我名声大啊，好多头儿都想和我认识认识，聊聊天。我说，别找我，我是流氓。工人惹我的话，没事，凡是头儿惹了我，我说，操你妈，你找死啊？有一回，班里开会，从武汉来的一个工作团，到我们这儿审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75年，有人念《湖北日报》，什么下乡干部跟农民“三结合”，我随便说了一句：又是他妈扯淡的事！工作团的人说，这是党报。我说，党报上扯淡的事儿多了。回去就给我汇报了，完了要开会批斗我。
卜伟华：那时候在什么地方？
王宇：湖北襄樊。
卜伟华：什么单位？
王宇：铁路修配厂。当时正准备要整我们单位那些造反派呢，我说了这话以后，这些兔崽子就盯上了，说王宇要打人，要开个会，批判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等等，就是批判我。一天，我们在打牌，一个小年轻过来找我说，王师傅啊，批判你的话，是那个领导让我说的。我说，跟你们年轻人没关系，明天我打那个兔崽子去。结果说完话，连夜他们全跑了，工作团全跑了，一个人没有了。

[1] 黄作珍（1914－1991），江西宁都县人。当时任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
刘绍文（1912－1981），江西吉安县人。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
[2] 陈少白（1860－1934），广东新会人。1895年参与组织香港兴中会，筹备广州起义，事败后与孙中山逃往日本，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897年去台湾设立兴中会分会。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1911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1921年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大本营参议。1934年在北平病逝。
[3] 孙道临（1921－2007），浙江嘉善人，著名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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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6）

2009年3月7日访谈

侯瑛：“一·一九”那天，五分指从女一中、六中、三十一中调来好多人。几个当兵的押着我们两个人出来。付光利他们就冲出来，喊：凭什么抓人？！院里集结了有几百人，简简单单开了个批斗会就散了。
卜伟华：他们打人解放军看着也不管？
侯瑛：不管。六中老兵被抓了6个，以后学校就出现了真空，老兵虽然不行了，但红旗也还是不行，康典、李锋他们才30多个人。军训团抓他们是逮着他们点事儿，就是西单绒线胡同的“二流社”，搞了好多黑材料。地质附中王白沙，是王光美的侄女，父亲是七机部副部长。王白沙在地质部搞了个点儿，整了好多材料。李锋他们在联动冲公安部的时候在那里指认谁是联动。六中四个头儿，康、李、金坚、刘向荣。
曹力合：“一一九”以后，挨着班斗，还有就是办学习班，把我放在初一的一个女生班（二十八中初中分男生班、女生班）办班。北工大东方红在1968年夏天冲过二十八中，想救王宇。
王宇：北工大几次抓了二十八中整王宇最厉害的人到北工大去，揍了一顿。
曹力合：为什么二十八中“八一八”在“四三派”里有影响？就是因为“八一八”在学校里说了算，在每个班里都占多数。二十七中“铁军”，在学校里根本站不住脚，光杆司令一个。军训团一进校就宣布它是反革命组织。谁给它挺起来的？是我们带着人到他们学校去开会去了。
王宇：老兵是打老师，“四四派”是斗老师，我们是保老师。
侯瑛：二十八中革委会老是成立不起来，把王宇一抓，很快就成立了革委会。
卜伟华：1967年春，《论新思潮》，讲要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说“四三派”最主张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因而是最革命的力量。湖南的杨?光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也被打成大毒草，被批判。这些都是“文革”中最激进的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我想向你们几位了解一下，你们当时作为最坚定的“四三派”来说，对这些思潮有没有一些了解，或有些什么看法。
侯瑛：这些事当时我们就知道。从情绪上来说，大家都叫好。这好像是替“四三派”在说话。但“四三派”的多数人都没有反应。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跟《中学文革报》的观点有点儿雷同，我们当时按王宇的要求，对社会上的一些过头的说法，一般都不参预。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有点儿再革命的劲头。良乡电校“八一八”和建校“飞虎队”，都是“四三派”中最激进的。对财产和权力怎么进行再分配？是不是能够说，一帮学生就是最革命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了。
李红旗：对这种说法和对遇罗克的观点，当时我都是不太同意的。所谓“被压制的就是最革命的”观点，那不就是说“地富反坏右”就是最革命的了。觉得它还不能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没有很深的根基使它能够站住脚。
卜伟华：现在有一种“两个文革论”，说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文革，还有一种文革叫作人民大众的文革，说有千百万受压制的老百姓，乘着毛泽东的文革追求自己的利益，改善自己的地位的文革。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原来我们学校的郑光召（郑义）。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是否认同这种理论？
王宇：六二年，大饥荒，各地饿死很多人。北京城里也有吃不饱的，但我们生活好一点，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没有明确的理论，但他的生活感受使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要求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搞民众的文化革命，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在北京，生活好一点，没有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要求。湖南的“湘江风雷”、石家庄的“狂人公社”，我还到东北去串连看到的，他们的所谓造反，残暴。我东北有一个表哥，谈起文化革命来，说他们把走资派吊起来打，我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始终认为两派是人民内部矛盾。
侯瑛：“两个文革”的理论我是赞同的。但我觉得文革中利用毛泽东的文革办自己的事，我们这些学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毛泽东搞文革，客观上给了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权利，这在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我会在文革中跳出来当了造反派，到了那种气候下，不由自主地就会跳出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一个启蒙的作用，让中国人尝试了一下民主。郑光召说他当时就是反对这个社会的——
曹力合：郑光召在国外这么说，他是在哗众取宠。
侯瑛：1949年解放的时候，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都特别感谢共产党，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旧家庭，但是党引导他们参加了革命，不受外国人欺负了。生活再清苦也觉得很好，他们根本就不会反对共产党。
李红旗：文化大革命也说不上是两个，其实也就是每一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都不一样。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是毛主席所没有想到的，就是现代人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

附一：《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
　　　　　　　　　——北京二十八中把学习班办成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

    本报讯　北京二十八中革命委员会，在驻校军训团的帮助下，遵照毛主席关于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紧密结合校内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发展了校内革命的大好形势。
    戳穿敌人的阴谋，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革命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无比锐利的武器，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高二年级举办的教育革命学习班刚刚开始，阶级敌人就散布说，我们学校十七年来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意思是没有什么好批判。革委会和军训团及时地识破了阶级敌人的新阴谋。他们组织广大革命师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教导，引导大家对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革命师生有力地驳斥说：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校内的走资派勾结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顽固地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笔大账想赖是赖不掉的。我们一定要狠抓革命大批判，把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批倒批臭。
    原先，有部分同志对革命大批判的态度不够端正，有的犯过错误的同志担心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会烧到自己头上；有的同志觉得革命大批判和自己关系不大，等等。革委会和军训团就抓住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启发大家认清了搞不搞革命大批判，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革命师生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越是死劲地反对革命大批判，我们就越要搞好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散布的一切流毒。
    大批判结合斗批改，最实际最有效
    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为了使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革委会和军训团认为：阶级敌人最害怕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丑恶面目就会更加暴露，他们就会更加无处藏身了。于是，革委会和军训团紧紧地把革命大批判和继续狠揭校内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各种学习班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时，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的教导，以亲身的经历，大量地揭发了校内走资派十七年来勾结叛徒、特务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不遗余力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事实；揭发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在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教导，驳斥了中国赫鲁晓夫散布的“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党、政、工、团都要面向教学”的谬论，揭发批判了校内一小撮阶级敌人亦步亦趋地紧跟他们的黑主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砍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肆贩卖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成名成家”黑货和排斥工农学生等罪行。大家越揭越批，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本校的代理人越恨，越发看清楚了本校阶级斗争的现实。
    在党员学习班里，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揭发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本校走资派包庇重用校内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广大革命师生一致反映，把革命大批判同校内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的作法好得很！这样作，最生动，最实际，受教育最深，收效最大。
    批修批得狠，斗私更有劲
    毛主席教导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里，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狠抓校内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许多革命师生都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身边存在着尖锐、激烈、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每个人来说，随时随地都有站在哪一边、执行哪一条路线的问题，如果不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有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由于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看不起工人，一心想成名成家。在学习班里，他愤怒地控诉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本校的代理人对他的毒害，他沉痛地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真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使我忘记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忘记了阶级斗争，险些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认真地锻炼和改造自己。”
    在党员学习班里，同志们更加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特点，就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拉出去，打进来，对党员进行腐蚀侵袭。因此，要在新的条件下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就一定要把思想改造放在第一位。有些党员在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同时，检查了自己站错队的原因，自觉地挖根源，查危害，狠触灵魂，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作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附二：《解放军报》相关报道

驻北京二十八中军训团帮助革命师生狠抓阶级斗争
发动群众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

本报讯　驻北京二十八中军训团，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帮助学校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充分发动群众，揪出了两个操纵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和一个幕后操纵者、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使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和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促进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落实。　　
这个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建立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基本上成为两大派。自从去年二月学校实行军政训练以来，混进“八一八红卫兵”的两个坏头头和一个幕后操纵人，不断挑拨一些群众同广大革命师生闹对立，制造事端，散布反动言论，蛊惑人心，阻挠和破坏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落实。军训团组织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小撮坏家伙就对曾经受过蒙蔽的同学百般刁难。毛主席发出伟大的“三· 七”指示后，学校里掀起了班级革命大联合的高潮，这一小撮坏家伙又叫嚣“大联合是大杂烩”，“班级大联合可以休矣”。军训团领导革命群众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教育，他们就胡说什么“二十八中重新陷入白色恐怖”。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回班复课，他们就诬蔑这是“又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没有一点火药味”，猖狂破坏全校的革命秩序。军训团曾四次帮助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引导两大派狠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但由于这些坏家伙背后捣鬼，使两大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毛主席教导我们：“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军训团在革命师生的帮助下，经过观察、调查、研究，逐渐掌握了这两个坏头头和一个幕后操纵者的情况，认识到二十八中的问题不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必须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线，首先狠抓敌我矛盾。于是，他们协助学校开办了一期以阶级斗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思想和一系列最新指示，武装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引导革命师生大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大讲校内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发动革命师生大找毛主席最新指示在本校不能落实的根本原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揭发批判，广大革命师生擦亮了眼睛。他们说：二十八中就是有坏人捣乱，只有挖掉这个毒瘤，拔掉这个毒根，才能解决问题。　　
军训团在斗争中对群众加强政策教育，广泛宣传划清三条政策界限：坏头头和群众之间的界限；坏头头和整个组织之间的界限；坏头头和一般头头之间的界限。并公开表明“八一八红卫兵”是革命群众组织，它的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同时，军训人员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动革命师生通过各种途径，对“八一八红卫兵”中受蒙蔽的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绝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提高了觉悟，纷纷起来揭发坏头头的罪行。大量事实证明，这两个坏头头是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那个幕后操纵人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手。广大革命师生剥开了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揪了出来，决心把他们斗倒斗臭。　　
黑手斩断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克服了，广大革命师生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迅速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得到落实，复课闹革命和斗批改步步深入，全校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

（《解放军报》1968年4月14日第一版）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紧跟毛主席
——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同首都军民欢度“五一”之夜（节录）

来自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军训团的同志们，再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怎能不格外激动！是毛主席给他们指明了方向，使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阶级警惕性，和革命师生一起，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不久前，正当二十八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串通一气，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企图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的战士岂容阶级敌人逞凶！军训团的同志们面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帮助革委会成员和广大革命师生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引导大家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戳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持续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右倾翻案风。

（《解放军报》1968年5月2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