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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期文革述略
赵 晗 汤竞飞（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东亚系）
新疆地处边陲，和多国接壤，人口构成又以少数民族为主，历来是国家关注的重心。1949年后，新疆有自治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文革时期，新疆地区情况错综复杂，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人员构成，在文革中引发出种种矛盾冲突，深刻影响了新疆地区的形势。本文着重分析和概述的，就是兵团文革早期阶段（1966年春夏－1967年初）的状况。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概述
1. 兵团成立背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在设立初期，兵团由中共中央新疆局和新疆军区领导。1956年农垦部成立，兵团又隶属农垦部和军队双重领导。到1958年，则不再隶属解放军，而成为一支军垦部队。到1966年，兵团又恢复了与新疆军区的隶属关系。
兵团人员在初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王震麾下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和第五军大部，另一部为由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麾下数万官兵改编而成的解放军新疆军区二十二兵团。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前夕，陶峙岳所统属的国民党驻疆部队共3个整编师、10个整编旅，合计7万余人。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史称新疆“九二五”起义。
1954年，这两部分人员的大部，共约10.55万人，连同家属在内共17.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编入生产部队，分别整编为十个农业师、一个建筑工程师、一个建筑工程处、一个运输处（兵团组建初期构成及分布详见附录）。
兵团的十个农业师中，农八师是最富裕的一个，工业相对比较发达。而且各个师当中，它距离乌鲁木齐比较近，和管理整个新疆的党政机关之间交通也比较方便。八师师部设在石河子市。石河子距离乌鲁木齐市大约150公里，由乌伊公路联通，是乌鲁木齐市到伊犁市的必由之路。解放前当地只有少量少数民族散居，从事农牧业生产。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后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6师（后改为农八师）及25师（后改为农七师）一部，到此开荒生产，并在兵团统一领导下，开始建城。石河子地区属于兵团建设核心地带之一，拥有大量兵团人口。该地附属的学校、工厂（如新疆当时唯一的糖厂、纺织厂、毛纺厂等等）、团场众多，还拥有兵团附属唯一的一所正规大学——兵团农学院，以及两所大专中的一所——兵团医学院（另一所为塔里木农垦大学）。因此，石河子堪称当时兵团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兵团司令部一度驻扎在此，后来才迁至乌鲁木齐。因此，在文革初期，石河子的各方势力都比较活跃，有影响力的事件也大多发生在此地，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文革第一枪，即“一•二六”枪击事件（或称“石河子事件”）。
2. 兵团和农场
“兵团”，按照当年兵团人的习惯，实际指的是兵团的行政管理机关，主要是指兵团总部、各师师部、各团团部，有时候也包含附属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和直辖的武装力量。这些都在城市里或在镇上。农场，归兵团团部管辖，但主要指其下面的生产建设单位，即以连队为中心的自然村。团部和连队这两级组织中间虽然还设有营一级机构，但仅仅是一个过渡层，基本可以忽略。
在文革中，“团”和“连”这两个关键机构所呈现的基本局面为：团里闹，连里不闹。主要原因在于，团部包括了许多机关，还有附属的单位、工厂，构成复杂。团部人员既有实权，又有相关利益。比如，在各个附属单位工厂之间就有着贫富差距，福利待遇也不同。而机关所掌握的职工的分配问题就与每个人的利益直接相关。同时，机关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广泛，政治触觉比起连队人员更加敏锐，对于运动的反应也就相对积极。文革中的一些主要运动就发生在这些团附属机关以及工厂里。连队则属于最基层生产建设单位，构成单一，工作简单，担负着很重的生产任务。每天下地干活，光完成当天的任务配额就已经很辛苦，没有多余的时间及精力。连队的准军事化管理体制也对政治运动有一定限制作用。石河子下野地五场（属农八师一三二团）的一位老垦荒者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
“十年内乱”初期，极左路线盛行，到处抓走资派，党政工作均受到冲击，五场党委在这种情况下没被压倒，他们深知光口头革命社会不会前进，农场不生产职工发不下工资，工人就没有饭吃，更谈不上上交国家，为此他们决心冲破重重阻力，耐心教育群众，引导大家既抓革命（在当时情况下）又要抓生产，决不能因革命而影响生产，更不能破坏生产。
1967年是五场最乱的一年，党委仍能把两派不同观点的干部组成检查组，并强调到连队不准讲观点，春播开始各组分头到片指导春播，麦收秋收也是如此。
在那样动乱年月，五场党委能出面领导工作，生产没受多少影响，除能按月发工资外，还有上交。
（邹品第主编《一三二团场志》，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第604页）
由此可见，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连队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生产方面，连队里的状况相对平静。
二、兵团人员构成及社会矛盾
文革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员构成十分复杂，既有在当时看来出身较好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劳教人员，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省份、地区的支边青年和自流人员。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地位上存在的较大差异，都对这些人造成深刻影响，使得他们在文革中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如朱培民分析：“‘文革’前夕，兵团内部自上而下矛盾重重。既有因转业干部歧视、压制、打击‘九•二五’起义人员和支边人员，而与后两者的矛盾，以及复转军人、支边人员与压在最底层的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的矛盾，又有兵团领导人之间解放军系统与起义干部的冲突，还有奉命改造兵团的丁盛系的新干部与老干部的矛盾”。（朱培民,余习广《“文革”第一枪：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57313.html）
下面就文革前兵团内部不同阶层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1. 背景不同的复转军人所引起的矛盾
兵团最初的屯垦建设工作主要是由第一兵团和第二十二兵团的转业官兵们进行的，他们都是兵团建设的功臣。但第一兵团出身工农红军和三五九旅，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则出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建国初期越来越强调阶级出身的社会氛围中，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会有所分别。但是，兵团老领导采取的政策是以安抚为主，所以起义人员的社会实际地位虽然略低，大环境下并没有明显的歧视。这些人也一直因出身关系言行谨慎，不招惹是非。经过了长期的相互磨合，早期驻疆转业人员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
1954年起，兵团开始从全国各地接收复员转业军人参加边疆建设。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交恶，在经历了1962年的“伊塔事件”（1962年春夏，发生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的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事件）后，军委从各大军区调派了数万转业军人加强兵团。文革前的1964—1966年间，兵团集中接受内地新的转业军人3. 4万人（到1966年底，兵团总人口已经达到148.5万，新近到兵团的复转军人占了职工总数不到5%）。后文中所说“复转军人掌大权”指的就是这批于文革前三年（1964－1966）进新疆的复转军人。他们和早期（1954－1957）转业官兵是背景不同的两批人。这批新复转军人以“革命军人”自居，又怀着江山是共产党的部队打下来的这类优越感，看不起起义人员、自流人员、知识分子等“出身不好”的人。但由于入疆晚、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兵团获得的待遇往往不如那些已经辛勤苦干了多年的起义人员，和身怀一技之长、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们。这就使他们对领导层有了诸多不满。
出于这些不满，在日后兵团上层领导发生分裂斗争时，这些新近到兵团的复转军人站在了新调任的丁盛、裴周玉等人一面，坚决打倒兵团老干部，打压出身不好的兵团其他人员，以便为自己创造掌控中层和基层权利的环境。而在丁盛系取得斗争胜利，成为“当权派”后，这些人由于支持的是现任掌权领导，因此被人们看做“保守派”。与之相反，被这些人所歧视打压的对象，特别是起义人员等，因为丁盛等人的到来使自身待遇直线下降，心中不满也逐渐扩大。这些人怀念兵团老干部以前所创造的温和环境，由此同情或暗中支持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希望能够打倒当权的丁盛、裴周玉等人，恢复自身以前的待遇。虽然起义人员本身由于被打击和压制得太厉害，并不敢加入某个派别，但是，他们那些长期以来被斥为“狗崽子”的子女们多数都加入到打倒当权派的行列中，积极参与夺权行动，因此被称为“造反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行动从某种程度来讲，都和保护或争取自身利益有一定关系。
2. 兵团知识青年面临的问题
文革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批安置城镇知青。60年代初，苏中关系恶化，新疆的战略地位越发显得重要，急需加强兵团力量。因此，当全国各大城市由于“大跃进”造成经济萧条，一下子涌现出数量庞大的失学待业青年时，国家即以这批青年为主要对象，制定了一个大规模向新疆移民的计划。
1963年9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9月。参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第366页）。由于战争年代所建立的功勋，军队在年轻人心中拥有崇高的地位。部队官兵所代表的荣光和兵团所许诺的优厚待遇吸引了大批青年参加兵团建设。文革前，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做动员时，曾经许诺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不满16岁的，到新疆可以上技校，毕业后愿意回上海的就回上海。仅上海一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吸收了知青9.7万人。加上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的知青，总数达12.7万人。（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第367页）
可是，等这批知识青年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却面临着生活和劳动上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住的是地窝子，或是红柳编起来的房子；吃的是杂粮，一年到头仅在过年的时候吃一顿肉和米饭。正是理想和现实存在的巨大落差，使得部分知青对兵团原有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方式产生了种种抵触情绪。欧阳琏是文革前1963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他谈到：
……如果兵团的那些领导能够对我们有一点儿关心，有一些人情味，如果他们能够给我们讲道理，正确地进行引导，可能大家还安心一些。实际情况是，知青一到目的地，就没人管了。当时有个顺口溜：“上海娃子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下了火车没人要。”这种生活环境，艰苦得不得了，再加上领导的愚昧，麻木不仁，知青有苦没地方诉，积怨越来越深。用一句毛主席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那边压迫得最凶，所以反抗得最厉害，“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闹得最凶的一个团场。（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第455页）
在文革开始后，这部分知青的抵触情绪自然演变成为“造反”心理。同时，还有很多知青在对自我和周边环境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强的优越感。正是这种优越感促使他们更积极参加运动，以期改善自身待遇。出于个人条件和思想观点的差异，在立场和派别问题上，知青们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有相当数量的知青加入。但是，家庭出身稍有问题的人，不但在文革前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在文革期间也一直不敢参与到各派群众运动中。
3. 自流人员、劳改犯人和刑满人员、右派分子
复转军人和知青当中，很多人都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兵团里也有很多人，比如自流人员，右派分子，劳改犯人和刑满人员，往往因为身份问题，只能努力和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
兵团自1954年起开始接收自流人员，至1970年共安置自流人员就业21．5万人。其中1960-1962年间，各地饥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却能维持生产，兵团职工没有饿死的（兵团职工中没有饿死过人，但在最困难的1960年，兵团的劳改犯人因粮食问题饿死的有近1000人。加上地方上饿死人数，全区总共死了7000多人。参见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第293页）。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河南、甘肃、四川等地（主要为河南、甘肃）大批灾民往新疆涌入，补充团场农工。由于这是非组织的灾民自发迁徒，因此被称之为“自流人员”或“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盲流”以河南人为主，数量特别庞大，以至于在南疆各地州、北疆石河子、奎屯等地的各个兵团团场中，河南方言被作为“官方语言”使用至今）。这些人由于是自流来的，在兵团的地位一直较低。其中还有许多“成分”不好的地富分子或地富后代，他们在新疆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成份， 当起了普通农工。这些人一经查出， 则很有可能立刻被清退遣返。
1955－1956年，兵团又先后从四川、上海、浙江及自治区公安厅接收了大量劳改犯人和刑满人员，陆续开展了针对这些人的留场就业安置工作。兵团对这些人实行同工同酬政策，但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处在兵团最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政治运动中，有近千名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新疆，大部分都到了兵团。“反右”风头稍一过去，这些来自各名牌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和优秀学子，就陆续被安排在各个团场的子女学校去当老师。
在文革期间，以上这些人因为身份等问题不敢出头，对运动并不积极，以免引火烧身。但是，他们也迫切渴望着能改善生活待遇、提高社会地位。因此，这些人也还是会在暗地里支持一些他们自认为有利于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政策，其中以造反组织居多。
因此，总结来说，新疆兵团文革中群众组织派别林立、互斗内斗不止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革前各类矛盾的一种延续。
4. 兵团上层领导间的矛盾
除基层人员构成复杂外，兵团上层领导中也一直存在着内部斗争。领导人根据入疆时间早晚，有不同派系之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由王恩茂任兵团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当时，王恩茂主要在自治区工作，兵团事务并不直接负责。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副司令员赵锡光、参谋长陶晋初等是国民党起义人员中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被中共真正信任。他们虽然担任兵团各部高阶职务，多数有职无权，可以享受高干待遇，但没有其他“根正苗红”的高干的权威和底气。平时说话做事也都谨慎小心，只干实事，不过多参与行政。因此，兵团早期组织工作由兵团党委第二书记、副政委张仲瀚一手主持。
到文革前夕，丁盛、裴周玉调入兵团，逐步取代张仲瀚等兵团老领导，掌握了权力。其中丁盛1964年8月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其后丁盛又升任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二主任、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直至1968年调广州。裴周玉于1964年调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兵团第三政委，排名张仲瀚之后。但到了1966年，裴周玉已经升任兵团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顶替张仲瀚，主持兵团党委常务工作。到1967年，裴周玉完全取代张仲瀚的职位，担任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可以说，丁盛是兵团文革前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裴周玉则是新疆兵团文革时期最主要的领导人（李福生、方英楷主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1997，第770页）。
文革前期（1966－1967年初）兵团领导间的内部斗争，简单概括即为以张仲瀚为代表的兵团元老，和丁盛、裴周玉等新贵间的矛盾斗争。这些斗争在文革中从隐蔽而逐渐趋向于明朗化，最终引发了“夺权”事件，领导机构全面洗牌，领导干部整体大换血。兵团领导间的内部矛盾斗争构成兵团文革的重要部分。
张仲瀚自1949年初随王震率部队入疆，垦荒戍边，大抓生产建设，主要精力全部放在经济发展、城乡规划等方面。张仲瀚比较务实，用人则注重其才干。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轰轰烈烈开展各项运动的年代，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兵团在张仲瀚领导下，政策一直比较温和。比如，在对待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的问题上，张仲瀚一直是以使用、安抚为主，和这些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三反”运动期间，兵团决定的政策界限是：配备政工干部以前发生的事，一律不予追究。从而在整个运动期间，国民党起义改编部队二十二兵团军官中没有打一个“老虎”。丰收《镇边将军张仲瀚》，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第169页）。而到了“反右”时期，也是在张仲瀚的领导下，兵团不但不主动划右派，还对很多已经划成右派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给与了相当的照顾（曾经有下层组织负责人请示张仲瀚，他们单位按多少比例划右派：“看全国的架势，我们总不能一个都不划啊。”当时张仲瀚回答：“脑子是你自己的，你的功夫就在于如何把中央精神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这就是你的领导水平。”丰收《镇边将军张仲瀚》，第359页）。
中央于1964年将丁盛、裴周玉调至新疆，在兵团领导层任职。上任时，丁、裴两人仍然是现役军人，与已经就地转业的兵团老领导相比，行事风格大不相同。特别是丁盛，依旧带有军人的专断作风。他们在工作上时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兵团以前所遵循的怀柔政策有很大差别。由此，兵团领导层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矛盾的中心围绕着究竟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主，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张仲瀚主张抓生产，肯定兵团成立以来的成绩和贡献；丁盛、裴周玉主张抓阶级斗争，否定兵团成绩、批评兵团历史上各次运动中的做法。在1966年，丁盛、裴周玉更是利用传达“五一六”通知的时机，公开批判兵团是“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除了不开妓院，什么都敢干”（丰收《镇边将军张仲瀚》，第472页）。这等于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对兵团以前的建设成果做了全面否定。
等到1966年8月，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裴周玉任组长，兵团党委工作改由裴周玉主持，张仲瀚等人被令离职。对兵团以往工作的评价此时已由“毛泽东思想的产物、伟大创举”转变成了“全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综上所述，如何理解与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是当时兵团上层领导的矛盾焦点，还是双方今后斗争所用的直接借口，既影响对兵团过去工作的评价，也决定着兵团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1966年和1967年初的兵团文革
根据陶晋初将军的儿子文革后回忆，在文革初期，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兵团上下普遍处于一种“不理解”、“不清楚”的状态。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初期，很多人是把文化大革命当做另一场“反右”运动来进行的，认为斗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国民党起义人员。兵团当时也依照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文革初期政策，模仿其他省市的做法，由各级党委往下派遣了工作组。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新疆地处边陲，算得上天高皇帝远，运动开展比其他各地要晚，因此从派遣工作组到工作组撤出，时间跨度非常短；第二，兵团不同于地方，有自身独特的军事化体制，组织上对个人行为的控制力度远高于平常地区。由于时间和制度限制，工作组在当时当地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兵团文革初期，群众发起的贴大字报，反对领导等活动，与其说是受到工作组的操控，不如说是受兵团上层领导的直接控制。例如，丁盛就曾经说过：“我们是这里也派了武装，那里也派了人，要领导群众，控制各种势力（的）活动。”（根据某知情人回忆。）文革初期，兵团文革斗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矛头方向。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上层虽然积累了很深的矛盾，在没有经过中央明确定论时，谁也无法真正有效地、触及实质地打击对方，因此都还留有一定余地，相互间也还没有彻底撕破脸面。
此时下层群众之间也没有划分出一个明确的阵线。群众所组织的批判活动，完全是依赖于自己的好恶判断来进行。前面分析过，兵团人员成分复杂，出身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导致了每个人的政治倾向不同。无论张仲瀚还是丁盛、裴周玉等人，都各自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妨碍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文革初期并没有明显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分。各方都统一以“造反”为论调，所有上层领导统统揭发、批判、打倒。张仲瀚、丁盛等人全部被批斗过。
下面依照时间顺序，阐述1966-1967年初兵团文革各主要事件经过。
1. 小匈牙利事件（6.24事件），1966年6月24日
1966年6月24日，丁盛到位于石河子的兵团设计院视察。几名被设计院党委打为右派的干部在设计院礼堂召集了不少支持自己的群众，为了能在本单位的权力斗争中获得优势，这几名干部挟持了丁盛，并借着群众的声势，逼迫丁盛表态支持他们，要求解除他们在设计院里的对手们的职务。丁盛可能一时还缺乏对付文革中的“革命群众”的经验，同时也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就遵照这些群众的意见，宣布了兵团设计院政治部主任、副院长、人事科长等师团营级别干部的停职的命令。被设计院党委打成了右派的干部们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丁盛回到兵团后，立刻向兵团党委汇报，经党委同意，决定采取措施强力镇压。兵团向设计院派出了由武装排护卫起来的阵容庞大的工作团队，对闹事的群众进行了处理。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十六条》下来后，丁盛为表示自己先知先觉、支持群众，把“6.24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全改写了。他否认武装排和工作团是他派去的，将“镇压革命群众”的责任全推给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兵团副政委贺振新（白水博客：http://1966to1976.blog.sohu.com/113660345.html）。他还声称：自己是主动到群众中去的，并没有被挟持；他在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后，支持了“革命群众”，罢了那些“坏蛋”的官，还因此受到贺振新的打击迫害；是贺振新将“6.24事件”定为敌视社会主义、意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匈牙利事件”；而他本人则是“和你们一样也差点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随着丁盛的演绎，这一设计院内小范围的对抗事件变成了兵团党委内斗的一部分，成了兵团文革进程中的核心事件之一。
该事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丁盛和兵团副政委贺振新。其中贺振新是新疆和平解放的功臣之一，张仲瀚的老部下，曾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这支由国民党起义官兵改编而成的部队。在个人理念和政策执行上，他和兵团老干部走的是相同路线（李大龙、侯国恩《贺振新》，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第361页）。1952年，贺振新去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后一直在外工作，1966年初才调回新疆。“小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贺振新刚回兵团工作不到半年。由于工作时间短，他个人和丁盛等人并没有结下矛盾。但他是随王震、张仲瀚等人一起入疆的旧部，本人也站在兵团老干部立场，因此，在斗争中很自然地就被归到了张仲瀚一派，成为被丁盛一派打击的对象。“小匈牙利事件”反映了丁盛与张仲瀚两派在文革初期激烈斗争的状况。
2. 八楼会议，1966年7月底
1966年7月22日至30日，兵团党委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八楼召开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座谈会。张仲瀚与丁盛两派矛盾在该会议上更加明晰。张仲瀚在肯定兵团过去成绩的同时，对丁盛、裴周玉等人否定兵团成绩的言论开展了批评。之后，参加座谈会的独立团团长许光途写信向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密告会议情况。王恩茂因而在两派中做出抉择。8月2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兵团文化大革命问题，会议上王恩茂作出决定：“鉴于张仲瀚同志有病住院，兵团党委常务工作由裴周玉主持，重大问题同张仲瀚商量。”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兵团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作了调整：组长丁盛，副组长陈实、李荆山、杨宗胜（朱培民、余习广《“文革”第一枪：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因此，在某些人看来，八楼会议可以算得上兵团权力更替，丁盛系开始占据上风，张仲瀚等兵团老干部失势的一大转折点。
但乌鲁木齐宾馆八楼会议算不算得上是兵团文革的转折点，还存在不同的看法。真正的转折点，即兵团党委彻底洗牌，大权真正落入丁盛等人手中，则是发生在1967年初的新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1967年初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意图明确地贯彻了林彪指示，清洗了贺龙一系。其中唯一特例幸免的，就是“投靠了林彪，抛弃了原来立场”的自治区一把手王恩茂。张仲瀚等老干部作为贺龙系人员被打倒，丁盛等则作为林彪系彻底接手工作）。兵团文革并不是短时期内一蹴而就的，丁盛、裴周玉等人夺取权力，取而代之的行为，在初期曾遭到兵团上下的全面抵制。在1966年8月25日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丁盛和裴周玉宣布“兵团揪出了以张仲瀚为主帅、贺振新为副帅的反党集团”，“张仲瀚十大修正主义”，“张仲瀚三反罪行”。兵团老干部们不同意这样一个定性，为此和丁盛系的人马互相拍了桌子。三干会议争论不休，结果从8月一直开到12月。也就是说，八楼会议之后，张仲瀚等人的所谓罪行都是由丁盛一派单方面宣布，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张仲瀚靠了边，但表面上的理由只是“养病”，是身体原因而非犯了什么错误。这表示中央依然给予他政治上的承认。因此，以他为首的兵团老干部们仍然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和抗争，甚至还保留着部分权力。
3. 群众组织出现，1966年8月-12月
1966年8月24日-26日，兵团机关部分干部成立红卫兵组织。但是此时的红卫兵组织和1966年底时广泛成立的群众组织不同，目的主要是组织开展一些学习和活动，并没有批斗、夺权等行为。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兵团也组织选派人员参加。之后，大批兵团人员陆续离开新疆，参加全国串联活动。直至1966年11月25、26日，毛泽东第七、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结束，这些人员才分批回疆。正是参加串联和上京的人员回来后，兵团才由1966年11月底、12月起，逐步成立各种各样、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在一开始，这些群众组织比较分散，各立名目，出现大量不同派别。但随着运动进程，不同组织间互动整合，逐渐将各个分散的小组织聚拢起来，最后形成两大主要派别。前面提到过，由于丁盛一派是台面上的实际掌权者，那些支持他们，或者在他们的影响下进行活动，意图彻底打倒兵团老干部的群众组织就被视为“保守派”。例如兵团农学院的“延安大队”，石河子中学的“无产阶级夺权造反司令部”（简称“夺司”）等。这些保守派组织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成员多为党员、党支部成员和学校领导等，因此具有号召力强、成立迅速，成员众多等特点。为后来的“八野”成立奠定了雄厚基础。而反对丁盛一派掌权的，则是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由基层群众自发形成，大部分规模很小，有的甚至只有三四名成员。其中一些小组织便联合起来，再成立一个新的规模较大的组织。例如石河子中学的“红色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红联”），就是由一些小组织联合而成。所有造反派组织中，以兵团农学院的“兵农造”（全称“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司令部”, 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第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和农八师中学的“红旗造”最为出名。此外，当时还有既不属于“保守派”，也不属于“造反派”的第三方组织。
针对群众组织的活动，中央仅仅提出“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中共中央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1966年9月7日，收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6年第2版）。对所有组织一视同仁，并没有明确支持或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在这段时期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十分活跃。双方虽互有争斗，但还没有明显的优势劣势之分。
4. 贺振新之死，1966年12月12日
兵团的斗争形势明朗化，始于1966年底的兵团副政委贺振新去世。1966年8月26日，丁盛、裴周玉宣布：“兵团揪出以张仲瀚为主帅，贺振新为副帅的反党集团。”之后，贺振新遭受了一系列的批斗。特别是1966年11－12月，许多声称在“小匈牙利事件”中受贺振新迫害的兵团设计院群众，在他身体已不堪负荷的情况下，仍坚持对他进行批斗（兵团机关《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彻底揭露和清算三反分子张仲瀚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主沉浮》,1967年10月30日。参见《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辑第二十卷，周原主编，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99），致使他心脏病发作。1966年12月12日，贺振新再次病发，晕倒在批斗现场。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于当晚去世（李大龙、侯国恩《贺振新》）。
由于贺振新是张仲瀚的老部下、老战友，在立场和感情上都自然而然归属于兵团老干部系。丁盛站在矛盾的另一方，与贺振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敌对关系。他在自传中写道：“贺振新这个人有心脏病，他们批斗他，批斗完之后（贺振新）回去洗了个澡，当天晚上就逝世了”（丁盛《落难将军•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 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 2009，第80页）。可以看出，丁盛对贺振新的死因极力轻描淡写，以洗脱自身可能会因此承担的责任。而张仲瀚等老干部则与贺振新感情深厚，对他的死自然既痛心又愤慨。就这样，丁盛头上被记下这一笔账，他本人也为此受到了群众组织造反派的攻击和质问。同时，贺振新的死令兵团老干部们非常寒心和恐慌。之前的高层互斗及群众批斗虽然也很激烈，但还没有斗死过人，贺振新算是兵团老干部中第一个被批斗致死的。他的去世让与他有着相似处境或共同立场的老干部们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也激起了那些同情他的人的强烈不满，这些人的总体力量不可小觑。张仲瀚等人在当时虽然离职，仍没有被彻底打垮，而丁盛被看做应该为贺振新之死负责的“罪魁”。在已有人以贺振新之死的名义攻击丁盛时，丁盛如不能尽快将张仲瀚这些对手彻底打倒，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很有可能被张仲瀚一方借此事件反戈一击，重新落入下风。因此，这一事件可说是双方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在斗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5. “一二•一九”绝食事件，1966年12月19日
1966年12月18日，兵团农学院、塔里木农垦大学等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和兵团驻乌市部分单位干部、工人、学生，为贺振新之死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兵团党委主要领导参加，说明真相。结果没有什么重要领导甘愿自触霉头去参加会议。第二天，12月19日，发生了“一二•一九”绝食事件。兵团农学院的学生去到自治区昆仑宾馆八楼进行绝食抗议，批判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贺振新之死是这次抗议的诱因之一，因此抗议行动也有为贺讨公道的意思，其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当权的丁盛、裴周玉等人，但也包括了虽已离职，仍属于兵团领导层的张仲瀚等人（也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认为，一二•一九绝食事件针对的主要是王恩茂。但王恩茂作为新疆最大的当权派，从文革开始就一直是新疆各类群众大会上的批判对象）。即便如此，张仲瀚一派的领导还是对学生表示了同情。丁盛在绝食事件发生前的12月17日，被王恩茂、郭鹏（新疆军区司令员）等新疆军区领导用飞机送往北京。根据丁盛自己的回忆，送他去北京的原因是：军区得到情报，造反派要利用12月18日开大会的机会“搞死”丁盛，贺振新的儿子可能就在其中参与谋划（丁盛《落难将军•丁盛将军回忆录》，第81页；兵团机关《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彻底揭露和清算三反分子张仲瀚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主沉浮》, 1967年10月30日）。
这次事件中央指定由王恩茂将绝食代表送至北京。“一二•一九”事件最后是由周恩来接见绝食学生代表直接解决的。但在解决期间，周恩来通过军区党委并没能找到绝食代表，之后便将寻人的命令下达给张仲瀚，本来因“养病”而失去实权的张仲瀚却很快找到了学生代表，圆满完成了周恩来交待的工作。但根据一些知情人的观点，张仲瀚能够轻易找到学生代表，这反倒让周恩来怀疑他和学生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甚至就是他本人在暗中操纵学生搞运动。后来为彻底解决新疆问题，中央于1967年3月3日召开了京西会议，在会上，周恩来的讲话也透露出这种怀疑（周恩来在京西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主编）。
从这点来说，此次的绝食运动的确给了丁盛一方一个绝好的攻击机会，也确实成为击垮张仲瀚的一大罪状。在给张仲瀚的问题定性的时候，此次绝食事件和一•二六事件联系起来，被看做是张仲瀚一派操纵群众，冲击军事单位、破坏边疆安定、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状（丁盛《落难将军•丁盛将军回忆录》，第190, 194页）。
6. “八野”成立，1967年1月1日
1967年1月1日，一夜间，保守派的统一组织，“八一野战军总部”（简称“八野”）从无到有，并在短短十几天内发展成一支三万人的队伍。成立之初，“八野”的主要成员为1964到1966年间新疆建设兵团集中接收的复员转业军人。其下设有12个方面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团，后扩展到20个方面军。“八野”总部负责人称“勤务员”，有潘苏灵、郭雄、邵定远等人。和底层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不同，“八野”有着十分强大的官方背景。其后台为兵团独立团团长许光途、农八师主管武装的副师长龚建楚等人，并得到兵团和军区主要领导人丁盛等人的支持。其中“八野”的“勤务员”潘苏灵，后来作为新疆军区的十一名党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共“九大”。
7. “石造联总”成立，1967年1月23日
1967年1月23日成立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石造联总”）是由“兵农造”、“红旗造”等各学校、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组建而成。以兵团农学院教师彭正云为首要负责人，主要成员为支边人员（“支边”指计划迁移中投入工、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以及计划批准来疆插队的知识青年；“随迁”指与以上两类人员同期随迁和随后批准迁入的家庭人口）、自流人员、部分老干部和起义人员子女，以及造反的学生红卫兵。由于受丁盛系所执行的阶级斗争路线压制迫害等关系，“石造联总”的口号是坚定地“打丁盛、裴周玉”，并获得了兵团老领导的支持。由于其组织并不敢正式提出“保张仲瀚”的口号，因此宣传口号中只是打丁、裴等人，然而这种行动仍然被保守派一方认为是实质上的“保张仲瀚”。
8. 石河子“一•二六事件”，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事件直接原因，是造反派“石造联总”与保守派“八野”双方为了夺权互相冲突所引起。1967年1月25日，石河子中学，毛纺厂等处的大量造反派人员在“石造联总”总部的安排下来到汽二团团部试图夺权，并与得到消息，前来反夺权的“八野”方面发生冲突。在冲突中，造反派缴了前来支援“八野”的独立团值班部队的部分武器。其中绝大多数都被作为“独立团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证”上缴至乌鲁木齐，留下三支下了枪栓、无法射击的枪被毛纺厂工人带回厂里，藏在仓库中。随后，“石造联总”的另外部分人员又于石河子农八师大院夺权（即夺取公章）成功。“八野”方面于1月26日凌晨对造反派展开反击，在独立团值班部队的武装人员支持下开进毛纺厂，搜查25日晚独立团被抢去的枪支，并与造反派成员发生冲突。在冲突中，独立团向造反派开火，造成四人当场死亡、七人受伤、还有一人送医院后死亡的结果。
毛纺厂流血冲突同时，农八师大院也发生了“八野”和独立团值班部队人员联合，针对“石造联总”的“反夺权斗争”。1月26日凌晨，值班部队派出了四个连以上战士进行反夺权行动，“石造联总”方面则调动了上万名成员，凭借人数优势将“八野”和值班部队人员包围。随后不久，毛纺厂人员伤亡消息传到八师大院。造反派群情激愤，要求值班部队交出枪支、惩办凶手，包围圈更加紧密。双方在农八师大院僵持到下午3点左右，值班部队开始突围，并向围堵的造反派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人、伤六人。凭借开枪冲出包围圈后，值班部队从八师大院撤离，在离开大院后的撤离路上，仍不断对周围人员开火。甚至，同属其中的两支队伍不辨敌友，相互射击，误伤误亡达二十多人。
在26日发生的整个事件过程中，值班部队共打死二十六人、伤七十四人（朱培民、余习广《“文革”第一枪：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震惊了中央乃至全国。这一事件随后被称为“文革第一枪”，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一•二六”事件发生后，中央在最初的判断中，将其定性为“人民内部的武装冲突”（同上），做出了严禁开枪、释放群众等指示。周恩来还曾下令“八野”解散。然而，这些指示并没能够贯彻执行。无论是“造反派”还是“八野”，都想利用此次事件，彻底斗垮对方。双方持续相互攻击，且矛头均指向高层。造反派由于死难者众多，一直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对“八野”进行控诉，指值班部队的开枪行为是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还召开了控诉大会、批斗“八野”骨干，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丁盛被认为是 “八野”后台、镇压群众的“凶手”，受到造反派的猛烈攻击。
“八野”则声称是“石造联总”发动“反革命暴乱”，将张仲瀚等作为“一.•二六”事件的“幕后黑手”上报中央。同时，丁盛及新疆军区负责人从“八野”群众中选派代表，冒充无派别无观点的现场目击群众，赴京汇报，宣称是非武装人员在事件中开枪打死值班部队干部战士（囚童《将相难和——丁盛、武光和“文革第一枪”事件》：http://www.fyjs.cn/bbs/htm_data/158/1003/239683.html）。
兵团地区形势紧张，一触即发。作为事关国家安危、稳定关键的边疆地带，中央又决不能允许兵团大乱，因此必须马上在两派间作出最终取舍，结束互斗状况，才能维持整个地区的稳定。毛泽东在1967年2月7日，批示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有些问题处理得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丰收《镇边将军张仲瀚》，第480页）。
1967年3月，京西会议召开。在会上，丁盛等人再度提出“张仲瀚反党集团”问题。周恩来则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张仲瀚等老干部被革职审查，甚至关押，直至文革结束。丁盛一系完全掌握了兵团上层权力。之后，新疆地区以“一•二六”“肇事者和凶手”的罪名逮捕了46名“罪犯”，其绝大多数为造反派头目及骨干，中间包括“石造联总”的一号负责人彭正云。也就是说，“八野”方面获得了斗争的胜利及官方的持续支持；造反派则受到镇压。“石造联总”成立不过百天，就被迫解散。造反派仍分散为“兵农造”、“红旗造”等小组织，继续活动。这些组织虽然具备人数优势，却由于上层的党政领导中没人与之呼应而丧失抗衡的胆略，一直被“八野”所压制。在以后的运动中，“八野”高调活动，四处打击造反派。这一状况延续到1969年上山下乡为止。当时，以造反派为主的大批人员被下放至农场连队劳动，群众组织被全部解散。
四、结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动阶段（1966年5月－1967年1月）、夺权与武斗阶段（1967年1月－1968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进入斗批改阶段（1968年9月－1976年）（李福生、方英楷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第769、779、787页）。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可以说是发动阶段和夺权武斗阶段间的分水岭，也是兵团早期文革运动的一个高潮。经过这次事件，兵团在中央的支持下，在上层，彻底更换了文革前的领导团体，推翻了过去的怀柔政策；在中基层，大权由复转军人牢牢把持，保守派“八野”从中得利；造反派夺权失败，一蹶不振，再没有大的作为，出身不好的起义人员、自流人员等被持续打压。追根溯源，这一局面的造成，离不开兵团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它在当时环境下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位处战略要地，管辖着中苏边界大片地区。从成立作用及意义上来看，毛泽东曾要求兵团能够一身兼三职，建设成“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 3》，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第9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鉴》，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1，第49页）。在建立之初，边疆稳定，兵团便以开荒生产为主要任务。张仲瀚等兵团老领导的怀柔政策对众多起义人员、自流人员等起到安抚作用，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得兵团在文革前获得了很大发展。可以说，文革前的兵团政策，既顺应了当时形势，又为老领导班子打下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群众基础，在文革中就演变成为以“造反派”为主的大批兵团底层人员对兵团老领导的同情和支持。
到了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战备成了兵团工作的核心，战斗队这个任务成了第一重点，生产队和工作队这两个任务，暂时被放在了次要位置。这是丁盛、裴周玉等现役军人获得支持，并顺利掌权的大背景。丁盛从八楼会议后开始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和独立团值班部队武装力量相互支持，这些活动，应该看做是新疆党政领导对60年代初在全国开始的加强战备的自然反应。所以，王恩茂等自治区和军区的领导舍弃老部下张仲瀚等人，支持或默许了丁盛、裴周玉在兵团领导层里的行为。还在丁盛受到对立派威胁时，出面对丁盛进行了保护。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对“一•二六”事件的调查部署尚未到位时，就已经认可了根据丁盛一面之词所做的报告（朱培民、余习广《“文革”第一枪：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随即彻底批倒张仲瀚等老干部。这一行为间接支持了“八野”，压制了兵团内的造反派。
中央完成石河子“一•二六”事件的处理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各级机构在丁盛等人及下属的复转军人严密控制之下，基本维持了大体环境的平静。这种相对安稳的状况，实际上符合了中央对边疆地带的要求，因此能够延续下去。可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早期文革运动，一直受到兵团自身体制和中央对边疆地区政策的限制。中央对边疆，对兵团的政策要求，才是丁盛一派在领导层斗争中胜出的根本原因。兵团中下层的群众运动，则受到了领导层内斗的影响。保守派组织“八野”，一直受丁盛一派的直接控制；而为数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也和兵团老干部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和领导层之间的关联，才决定了两派组织在“一•二六”事件后的不同命运。
上层直接控制群众组织，领导内斗影响群众运动，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期文革运动的一大特点。
本文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吴一庆教授的支持与指导，在此谨表示感谢。
附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构成分布如下：
农一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师部驻阿克苏市,拥有阿拉尔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最早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以“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闻名。
农二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师部驻库尔勒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六师。
农三师：1966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喀什地区境内，师部驻喀什市,拥有图木舒克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五军步兵第十四师。
农四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原伊犁地区境内，师部驻伊宁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五军步兵第十五师。
农五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师部驻博乐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六军步兵第十六师。
农六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师部与五家渠市“师市合一”。前身是第一兵团第六军步兵第十七师，即西北野战军新四旅。
农七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奎屯附近，师部驻奎屯市，拥有奎屯市奎北新区，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五师。
农八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石河子附近，师部驻石河子市，师部与石河子市“师市合一”，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六师。
农九师：1962年成立，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北部边境地区，师部驻额敏县，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七师。
农十师：1959年成立，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境内，师部驻阿勒泰市北屯镇，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
建筑工程师（后通称建筑工程第一师，简称工一师）：1953年成立，以工业、工程施工为主，师部驻乌鲁木齐市，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生产建设兵团志》卷37，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转自《记忆》第七十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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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30 13: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