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六十年代末期四中文革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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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8年初（13岁）进入北京四中学习，当时虽有“新四中公社”等红卫兵组织存在，但很少见他们在校内有什么大的政治活动。只记得看过他们的大型合唱团演出，演唱《红卫兵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诗歌联唱。那个短暂时期内的政治空气似乎不很浓烈，学校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复课闹革命”，似乎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通过一些辅导员，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高年级学生。他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高尔基小时候接触平民知识分子的感觉一样。他们的魅力在于一是读书多，知识广；二是爱讨论，有一些“自由”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阅读和讨论的一些内容，如：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共运历史、文革内幕、世界形势以及西方文学名著等。我当时交往比较多的有潘廷宏、刘志民、郭世杰、王小平、金铮、柏铮、廖致杰、唐华、祝文、娄宾、王文光以及高一（4）班的许多人；后来还多次向马凯（现任国务委员）讨教过；还有一位经常给我讲解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人穿着打扮像农民，思维谈吐像大师，个子不高，圆头圆脸，不幸被我忘记了名字。
这种暂时的“平静”很快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打破了，一大批教师变成了“阶级敌人”。我记忆中留下了以下一些画面：学生们冲进“老校长室”质问杨滨为什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刘铁岭态度平和地在全校大会上批判自己的“反动日记”，勾起了我内心对五十年代的温暖回忆；一位中年女教师用剪子剪断自己的喉咙，惨死在大礼堂后面的夹道里，情景恐怖；不久前还登台演唱的音乐教师曹会澄（电影演员曹会渠之兄）穿着破旧的工作服，神情黯淡地砌墙垒砖；有一次我们在长安街游行时把“打倒刘少奇！”错喊成“打倒廖锡瑞！”让旁边别校的游行队伍莫名其妙；二十多位中老年教师（阶级异己分子）关在“牛棚”（大教室）里，由红卫兵小将日夜轮流看管，饮食、起居、劳动、学习、批斗、早请示晚汇报等大小事情，都得唯唯诺诺地服从我们管理……
后来，一些学生也受到了迫害。我们旁听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源的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后来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的一位处长）通过关系将他隐藏在白洋淀，才得到保护；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时，军代表向全校传达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南海谈话，告诉他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坐喷气式”。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曾受到过冲击。一位是现已十分著名的电影导演陈凯歌（其父是北影老导演陈怀恺），1966年几个四中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彭德怀的部下，八一厂的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听说了江青三、四十年代的轶事，私下告诉一位要好的同学，后被揭发，打成了“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和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领命，上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地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是我的好朋友。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先是1968年时，初三学生赵京兴在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他说要利用宝贵的青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可对赵京兴的选择和陈说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首先我主张年轻时多读书，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于“知识越多越反动”；其次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密友、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恰巧我又参加了看管；同时我作为红卫兵小将代表还参加了学校的专案组，负责“陪同”批判，也就是不管在北京市哪个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去登台作批判发言。这样，我就与赵京兴“朝夕相处”了，也开始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而且自己着手撰写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批判》。他还对1966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一写了批判文章。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而我确乎受益匪浅，有如精神享受。每次批斗回来，赵京兴都要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了！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让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四十多岁的便衣警察。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叫赵京兴吗？”赵站起来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言论反悔吗？”赵答：“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一辆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绝尘而去。之后，赵京兴经常被警察押解到各地接受批斗，我则一如既往地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后来从未看过我一眼，更别说没再讲过一句话了。这以后的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每次批判会前后都有一批人在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或拳打或脚踢或扇耳光；赵京兴则毫无表情地忍受着。最后，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一位令观者无不动容的美女，名叫闻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
文革结束后，赵京兴被释放。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傍晚，我碰见他与三、两朋友在故宫筒子河畔散步，谈笑风生。我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引为憾事。八十年代初，听说赵京兴读完经济学硕士在社科院工作，再后来可能出国了。我再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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