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润坤 “文革”中我所经历的文登两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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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所经历的文登两派斗争

1.文革起，北京取经闹串联

1966年春夏我们文登一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正在紧张地复习以迎接7月14日的全国高考之时，上级突然下达通知：全国大中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此后我们各班级就开始统一组织收听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学习报纸社论，讨论有关政治形势问题。那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多年来受“智育第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一心想着“学好数理化，走到天边也不怕”，考上大学才有出息。即使停了课，脑子里也在想着书本，幻想着高考会马上恢复，因此对政治学习是逐步适应的。紧接着，毛主席发出了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继而北京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引起我们的思考。首先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揪出邓拓、吴晗、廖末沙，接着中央又撤销彭真北京市长的职务，调东北局的李雪峰任北京一把手，再后来又打倒了“彭、罗、陆、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以后我们基本上天天写大字报。写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写谁，只要能上纲上线就行。学校教室外面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数都是批判打过右派的老师，也有的给学校或者老师提意见，连我都招来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揪出杨升东的小走卒刘立范”。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班的徐元新写的。他不过是嫉妒我而已，有一次校长杨升东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表扬了我。其实校长根本不认识我，他表扬的三好学生很多，不单是我。徐元新学习很好，也很聪明，在班上经常与我竞争上下，而且是老师要推荐到清华的高材生。但是此人太傲，目中无人，天下第一，品行多不为人赞赏，嫉妒心太强，后来分成两派，我与他肯定不是一路人。
在写大字报批判的过程中，学校领导机关也派出有关人进行暗察暗访，特别是对学生揭发老师中的问题还秘密叫学生写出证明材料，并盖上手印，这些都成为后来批斗老师的材料。最可笑的是，我们班不知谁组织编制的一张大图表张贴在教室西山头上，上面统计某某老师搂抱女学生多少次，亲吻多少次，摸捞多少次……各种流氓行为多少次，一时之间就传遍全校，引来好多人去看，一下子把那位老师搞臭了。
6月下旬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逐渐走上了高潮，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大家把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学校领导也有分歧，以刘仲麟为书记的党委当时是当然的正确派，谁反书记谁就是反党，所以一般都不批他，而杨升东校长解放前据说被捕过，所以是应先打的死老虎。不知是在谁的挑动下，一些人突然把杨校长押解出来在校内沿路游街批斗，许多人跟在后面不断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杨升东！”。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高，愤怒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一直发展到谁不呼口号，谁不动拳头就谁不革命似的，人群中出现一些人争先恐后地竞相争打杨校长，有的还把鞋子脱下来向杨校长身上扔，结果把杨校长的锁骨打断，在四清工作组的制止下一场闹剧才停了下来。
那年8月份，毛主席发表给清华附中的一封信、“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又在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全国革命师生代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一中各班也选派了一些出身好表现好的老师和学生代表前往北京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接见。这期间学校也不放暑假了，都要参加斗批改运动。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判会。记得一开始是先批戴过右派分子帽子的老师，如王大行、朱绍庭、王中华，紧接着就批斗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特别是那些有能力不负别人管的老师，如安家政、杨作录、梁少春等老师。在批斗中引起了不少的笑话，安家政老师很有文采，在大学时就是学报编辑，毕业后也经常发表小说，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就是因为高傲自大，口无遮拦，得罪不少人，结果在批斗会上有人竟把在大学时的话也翻出来，强迫他承认，所有被批斗的人没有任何申辩机会，只能低头认罪。杨作录老师是物理老师，又是学校排球教练，因为训练严格，得罪了个别人也遭到了批斗。在大批判期间所有没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组织起来管制劳动，不允许乱说乱动。
随着中央接见红卫兵的次数增多，进北京的学生代表也越来越多。通过到北京的串联和参观，从北京回来的人传来一个新的消息：红卫兵是自发的群众组织，不需要选举和学校批准，见到毛主席是每个学生的愿望，谁都可以到北京，根本不需要选派。这一下全校就炸开了锅，学生自发组织队伍要求学校发给标志、证明和费用，开始了大串联。这样有的组织长征步行串联，有的坐车乘船前往北京，一时之间全校基本是倾巢而出，凡是有条件外出的老师和学生都离开了学校。
我当时因为患腿痛，身体虚弱，不仅不能步行长征，而且人家也不愿与我结伴而行，所以拖到最后一批，与王善友、周继本等五六个同学一起旅行。由于进京心切，怀着奋不顾身的心态，也未告诉家里和任何人，先到中心医院拿了4瓶中药汤，又到同村好友刘范和处借了20块钱，就随着串联队伍出发了。一出门才知道全国各地各接待站都把我们当做毛主席的客人，坐车一律免费，在接待站吃住都免费，在青岛接待站，医生还免费给看病、打针吃药，那时感到生长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万分的幸福。一路上，由于人多车挤，列车多次晚点，从烟台、青岛、济南、德州大概经过五六天才到达北京。到了北京下了列车，汽车把我们送到首都机场的一个村庄，叫杨里营。到晚间安顿好以后，向老乡一打听，天安门离这里还有一百多里地，这可急坏了我们，心想，这么远啥时能见到毛主席呀！这一晚上我们怎么也睡不着，我与王善友商议，明天进城熟悉路径，找个离天安门近的的地方住下。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俩坐交通车从东直门进了北京城。在北京城逛了半天，回返杨里营，接着就背着行李又打车直到天安门，已经是晚上。从天安门进到紫禁城，到处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初进首都皇城，看什么都新鲜，这一夜我们就到处观赏，毫无倦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非常高兴。天快亮了，我们相约到八大学院去看看，就又乘车到了石油学院。第一次进大学，也有神圣感和新鲜感，这里来串联的学生特别多，住都住不下，连厕所里都住满了，一看那瓷砖铺的地面比咱乡村的房间干净多了，我们也挤了进去，放下行李休息一会儿。那天上午我们在接待站登了记，就在石油学院住下了。在北京凡是学生，吃住坐车都不花钱，天冷了还可以借棉衣、绒裤。为了迎接毛主席的接见，各接待站都派了军管人员，帮助训练队形及接见时应统一作的动作和步伐要领。训练之余，我们跑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同时到个大学去收集传单和宣传资料。在串联之时，我们遇见了一中高九级毕业的石油学院大学生王本才，后来他也到胜利油田工作。
1966年11月7日，就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那一天，我们吃完早饭后每人又领了两个面包、一个鸡蛋、1个灌肠，说是作为当天的午饭。接着就由军宣队带领队伍沿着八大学院的公路往西走，一直走到中午才走到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跑道的两侧坐满了数不人群，靠近跑道的前3排都是解放军，显然是为了保证中央首长和车队的安全。成千上万的学生坐在地上耐心的等待，大约下午3点左右，远处传来“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坐在我们前面的人呼啦一下站起来，后面的人也急忙往前挤，谁知哪里出现乱的情况，中央首长的车队的速度就越发加快，结果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影子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很幸福，急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1966年11月7日下午点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感动人的是，在我周围不远的地方，一位青岛姑娘被狂起的人群踩死后，他父亲说，为了见到毛主席，她死得骄傲。
车队跑出机场后，整个机场尘土飞扬，人声鼎沸，满场都有扔下的被子、鞋子背包等，因为太阳已落西山，天色将暗，大家竞相争找交通车。我们将近晚上9点才赶回接待站。
到北京最大的目的就是见毛主席，这个愿望实现后我们就开始到大学的许多红卫兵组织中去取经学习，并收集到许多资料，多次听一些大学生的讲演，很受鼓舞和启发。大家在参观的过程中就酝酿回去怎么组织红卫兵投入新的革命。

2.搞夺权,两派组织初形成

1966年11月底，也由于天冷的原因，大多数外出串联的人都陆陆续续回到母校，从此文登县的红卫兵组织就如火如荼地扩散开来。
那年12月初，文登一中22个班级几乎都行动起来，大小战斗队不下50个，天天都有新的组织产生。当时学校广播室是公用的，有什么消息谁都可以在那里发布，各个组织可以通过广播亮明自己的纲领和宗旨，宣传自己的主张。我与初正囍、王明组成“上揪下扫”战斗队，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不管上面的领导或是下面的百姓，只要有反对党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行为都要统统进行批判。12月9日张从华、于学章等人与我们上揪下扫战斗队合并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2月11日张景杰、王大山、孙永贵等成立了“12.11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当时一中人数最多的两只队伍，后来成为“二.一派”组织的核心组织。以侯献范、于国贤等组织的“井冈山”组织、于乃智等组织的“驱虎豹”、王贵武、张文洲、林文山等组织的“风雷激”等后来成为“井冈山派的核心成员。当时的各类组织五花八门，名称也奇形怪状，但大都从毛主席诗词中或是革命历史中取名。如“千钧棒”、“战恶风”、“云水怒”、“韶山”、“延安”、“遵义”、“长征”、“八.一八”、“战熊罴”……总之，都是与阶级斗争相关而且都具有战斗性和革命性。
1967年上海挂起了“一月风暴”，王洪文、张春桥都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一行动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马上影响到全国各地，各类组织虽然目的不同，都在竞相仿效，就是从当权派手中把权重新夺过来，再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在这种形势下，文登的各类组织也在秘密串联，各自在找观点相同的组织联合。根本的分歧就是对旧文登县委的态度，即使要夺权，要由什么人夺权和掌权。全盘否定文登县委的大都是在过去运动中挨过整的或是出身有问题的，显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落后分子都站到他们一边。这一派由于受到的压力大、迫害多，所以反抗性大，造反性强，正迎合了当时造反有理的潮流，因此得到外地来文登串联的大学生的支持。外地来的大学生大都是文登中学毕业的往届毕业生，如北师大的吴世华、北体的初元浦、车宝仁、北京政法学院的于远河等一大批文登籍的大学生都回到家乡煽风点火，充当了领导的的角色。应该说他们都很纯洁又很幼稚，敢于革命和冲动，缺乏智谋和策略，特别致命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有点像当年同盟会，只依靠少数激进分子，最终都不能成功。
1967年1月26日，在外地大学生的参与与支持下，文登的激进造反派突然夺了文登广播站的权，并向全县广播文登的宣传喉舌开始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从此这一派就叫“1.26派”。一时之间，文登广播站成为全县的焦点，全县各地为了弄明白真相纷纷派人进城调查，结果发现进出广播站的人有不少是在以往运动中受整的有问题的人，最有名的是我们一中的体育老师王遂，因为他曾经被打成右派，所以舆论上就宣传是右派分子抢了权。这样反1.26派的组织在县直机关革命干部的操作下很快又联合成与1.26派相对立的一派，叫大联合指挥部。这一派获得文登驻军的支持，于1月29日以曲万学、姜树欣等为代表的大联合指挥部又把广播站重新夺了回来，并且把王遂老师和吴世华等人都抓了起来。接着在2月1日又正式宣布夺了以姜伯远为首的旧县委的权，成立以军代表岳立丹为首的文登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的基础就是大联合指挥部。这以后一个多月里，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除了从舆论上反复宣传大联合指挥部的几号通令，让全县人民了解革命委员会的主张外，还对反对派进行了大肆抓捕，像车宝仁、于远河、荣风电等学生头头也被抓进监狱。在文登夺权的时候，好多地方还没有动静，所以县革命委员会与上面领导机关的关系还未理顺，严格意义讲，上级承认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不久，山东省也夺了谭启龙的权，成立了以王效禹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其群众组织的基础是“红三指”，即红卫兵山东工人指挥部，学生指挥部、贫下中农指挥部。接着他们派出联络员分赴到全省各地进行新的串联。来到文登的红三指代表，看好了“1.26”派的造反精神，他们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侯献范、荣在民等树起了“文登井冈山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旗，红袖章一律用白色金字写着“井冈山”，开始在全县招兵买马，很快形成一支与“二.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相对立的“井冈山”派。
文登突然出现了新的“白字兵”，一下子引起了悍然大波，使很多人开始彷徨不安，犹豫不决：到底谁是正确的一面？二一派得到解放军的支持，井冈山派为什么得到省里上级的支持？……这一期间真有意思，两派群众互投诚，跑来跑去。学校广播站几乎不间断地广播某某某又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最可笑的是我们一个体育老师叫于德基，他是烈士子女，所以两派都争取他以扩大影响，结果在强大的压力下，于老师被搞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那一天他就两面来回跑不下十次，类似于老师的人很多，在两派斗争中经常处于左右摇摆之中，忽东忽西，立场很不稳。我的好朋友徐元智也在压力下动摇不定。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二一派即使是保守组织，也没有像井冈山派到处打砸抢，做坏事，不得人心，何况还有解放军的支持，不会错到哪里去，我不准备倒来倒去，就坚定不移了，倘若这个组织有坏人我们就一定把他揪出来绝不姑息，你既然想过去，那就过去好了，组织再怎么样，反正我们自己不做坏事就行了。那时，我们亲身体会到抗战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国民党、共产党、汉奸土匪和伪军，我们处在那个年代，可能也会艰难地作出抉择。自从出现二一派和井冈山派后，全县长期开始了争执和大辩论，就连一个家庭也分成了两派，严重的时候出现儿子和老子互相防备的现象。我们班也处于不断地分化中，到最后全班55人大多数成了逍遥派，少部分倒向井冈山派。剩下的二一派坚定的只有徐守勤、宋协万、张文玲、宋修杰、冷传信、柏秀英、王翠凤、荣风序、王天进、王基清、隋书芙等十几个人。
1967年4月后两派斗争日趋紧张，因为中央发出了“四.一”指示，以安徽于得水被害事件为例，号召全国各地夺权单位尽快把抓捕的反对派放出来。井冈山派利用这一机会发动大批群众在县政府门前静坐绝食示威，大造声势，要砸烂二一派支持的革命委员会。同时发动井冈山派在全县各地冲击领导机关，偷摘政府的牌子，大肆举行打砸抢活动，闹得全县各地不得安宁。井冈山派的疯狂进攻，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促使二一派也进一步扩大了，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善良的群众变得聪明起来，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予以应对。二一派成立以高碧华、毕务忠、杨勇、宋协泽、孙永贵等为代表的总司令部，下设作战部、参谋部、组织宣传部等机构，同时与同派的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学生司令部、贫下中农司令部、机关干部司令部建立了领导关系，作为二一派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开始组织指挥二一派的各种行动。
二一派夺权后的最初阶段，我参加了一中二一派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主要成员有辛国金、徐双成、初照明、宫兆建、张从先、张可芬、战培玲、林影等。我们经常到各乡镇区进行宣传演出，同时到文登县驻军各种部队去慰问，如6024部队师部、坦克团、炮团、步兵团以及霄罗顶、虎口窑和泊石驻军都去过。由于演出的节目内容都与夺权和革命委员会有关，所以几乎每次都受到井冈山派的冲击，双方经常发生拳脚相斗，群众受伤的事经常发生。宣传演出任务完成后，我又参加曲衍森、姜树欣等领导的宣传夺权、揭发井冈山罪行的编写任务，最终以“二一夺权前后”为书名，完成了一部30余万字的资料选编，发行到全县各地，进行学习，对团结广大群众，认清真相，站稳立场，统一思想行动起到巨大的作用。 以后各指挥部又组织材料组，编印报纸。曲衍森、曲志国和文登师范的几个女同学负责二一总司的报纸，我与于夕水、丛培芬、毕文民等负责学生口的红卫兵报，李明政、刘郁金等负责农民口的报纸，文师的几个秀才负责工人指挥部的报纸宣传。我们实行分工合作，有写稿子的，有刻蜡板的，有管油印的，还有负责采购油墨纸张的。发行时，有下面各战斗队和各地的联络员来取。虽然简陋，我们也体会到当年革命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是如何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办报纸的。因为我们两派都派出专门队伍去随时捣毁对方的宣传资料机构，所以经常处于高度警惕状态，随时准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记得我们这个材料组就曾经在生产村、文山村、农具厂和西南庄等地战斗过，多次被洗劫一空，再想办法重新组建。

3.战犹酣，文攻武卫争胜负

1967年6月份，大概根据中央的指示，所有驻军都参入了支左斗争。由于山东省王效禹、韩金海、王竹泉、鹿田计等主要领导偏向文登井冈山派，全省群众组织分化很大，在军队里也出现了不同观点，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派别。在文威地区6024部队继续坚决支持二一派，威海海军和6109守备部队表示支持井冈山派。这样两大群众组织由于都有强有力的后台，有恃无恐，武斗械斗逐步升级，甚至敢于冲击部队机关。
1967年7月8日，井冈山派数十人冲击6024部队师部机关，打伤了军代表杨永勋。二一派为保卫军代表也出动人员打伤井冈山派的烟台代表，双方在部队西大门争执不休，相持不下，静坐示威达近一周。这一期间，我们材料组搬到离闹事地点很近的百货大楼办公，随时掌握信息动向，及时发表文章，印发传单，十分忙碌。我在这里练就了一个硬功夫，就是敲锣打鼓也休想影响我睡觉。因为我们忙得四五天基本未睡觉，事件平息后，困得我们倒下就睡了十几个钟头。
到那年九月份以前，各地武斗虽然时有发生，但是大多数还只限于拳脚 ，两方队伍常常是你推我挤，拖来拖去，有部分拿棍棒的一开始还不敢明目张胆。在这些小型武斗中一批力量型的同学也逐渐地暂露头脚，像井冈山派的林文山、郭桂茂、王贵武、张文洲、蔡华祝等，二一派的徐承滋、于培海、于作之、唐方富、于震模、王福良、王国成等都是有力气的勇士。
八月的一天，泽头镇发生武斗后，有人向文城的二一通报消息，说是井冈山派头目于海东要到城里搬兵，要相机活捉。不料车子在油厂路边被截获，油厂的工人也不认识谁是于海东，竟把躺在车上要到中心医院治病的徐ＸＸ打成重伤，不治而亡，实际上于海东根本就未离开泽头。这一事件后来被井冈山抓住不放，因为多人乱中武斗，无法惩办凶手，只得由当时住在油厂的二一派领导成员负责。于是二一派宣传部长宋协泽被逮捕判刑1年。
随着武斗的逐步升级，城里与乡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常常是互相策应，调兵遣将，互相支援。九月初，文登一中的两派又发生武斗，二一派的孙永贵、董明礼等头头被殴伤，惹起二一派群众的愤怒，附近的农民也被秘密调进城里，伺机报复。九月六号黎明，大批的二一派人翻过一中的围墙，悄悄摸了进去，不料中了埋伏，井冈山派早有准备，一阵乱打，大部分二一派带着伤落荒而逃，从此井冈山派全部占据了一中所有地方。
九.六打一中受挫后，二一总司决定实行全县大罢工以抗议井冈山对二一的迫害，此后多数二一派头头都到烟台、济南、北京等地上访串联，将近半个多月里，文城大街上冷冷清清，二一派都转入地下，活动在农村厂矿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不久，中央发表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沿途讲话，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联合起来搞好斗批改。二一派立即决定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高举起大联合的旗帜，并责成我们材料组的一些人组织策划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我们很快就选定了一些人，组成军乐队，学习排练法国双锤打鼓的方法，同时剪裁刻印彩旗，打起大联合、拥军爱民、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多面旗帜，反复训练了好多天。九月23日，文城大街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二一派举行万人大游行，一下子冲破将近20天的沉寂，向全县人民宣示：二一派仍然生机勃勃。井冈山派坚决反对同他们所谓的保守派搞联合，派出好多支队冲击游行队伍，由于我们事先采取了应对措施，所以大联合游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征得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为二一派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1967年11月,武斗在全县各地都在升级,双方都在加紧训练自己的武工队,都戴上了柳条帽,拿起了长枪大刀,有的还准备匕首以防身。文城里外大都被井冈山占据，特别是几处学校，都没有二一派立身之地。为此，二一派的学生大都被集中在农具厂、拖修厂、油厂、皮革厂、发电厂、七里汤丝厂和西南庄化肥厂小楼。这几个被井冈山派称为据点的地方都处在城郊西面，控制着文城向北向西向南的主要交通要道，所以井冈山派决心要一个一个拔掉这些钉子据点，由此这里在整个冬天基本上都处于武斗的状态。我比较熟悉的是西南庄小楼的几次战斗。这个小楼是新建化肥厂刚刚竣工还未交用的办公大楼，里面已经粉刷干净，从上到下都是石头砌成的四层建筑物，楼下西头有现成的伙房，前面有宽敞的操场，再往南就靠近国道公路；西面不远就是油厂和七里汤丝厂，东面是皮革厂和发电厂，北面与农具厂、拖修厂遥相呼应，这里不远还有酒厂等单位。也就是说文登的大多数工厂都掌握在二一派手中。井冈山派的骨干单位，主要是中心医院、运输公司、北宫村和生产村，双方的领军人物都是文登一中和文登师范的学生。大概是11月6号，我们一中的二一派集体回到学校把各自的被褥带出，一起住到西南庄小楼，我们几个口的材料组也搬到这里办公，从此这里成为二一派大本营的重要指挥机关，被井冈山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带领大股队伍向这里进攻。有一次我在楼上看见井冈山总司令侯献范带着柳条帽拿着指挥刀亲自指挥向小楼进攻，有几个亡命之徒几乎就打上了二楼。我们楼上早就准备好很多大小石块，一个对派分子顶着门板向上冲，被我们掀动的大石头一下压在下面，他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人拖走。我们这里上下一心，听到警报就各即各位，严阵以待，井冈山打了多次也未得到什么便宜。
这里经常传来各地的战报，各地的武斗大都是井冈山挑起的。井冈山真把二一派当做敌人了，在各地都是主动寻衅闹事，他们成立一帮一帮的武工队，拉着队伍到处以消灭保皇派为名进行打砸抢，就上面被井冈山成为据点的二一派居住地，经常受到他们的侵扰，二一派一直处于自卫防击之中。记得12月份，东北汪疃告急，小楼派出20多人前去救援，据说双方都有20多人被打倒在河滩上。不久葛家又传来血案：葛家公社党委秘书王政敏因为是坚定的二一派，被井冈山派的两名歹徒杀死在办公室里。这一事件激起很大的民愤，二一派也借此时机广造舆论，抬着王政敏的尸体在葛家集举行万人大游行，把井冈山派搞得声名狼藉不堪。在文登西半部，井冈山派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一时之间，大批的中间派都纷纷离开井冈山派。在葛家镇、晒子镇、铺集镇、小观镇、泽头镇和宋村等地，二一派都占有绝对优势。为了挽回败局，井冈山的头头们阴谋策划了几个特大事件，妄想集中兵力在文城一举拿下有二一头头办公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被井冈山称之为的“1.11”大捷。

4.大转折，派斗升级无正果

所谓“1.11”大捷，就是打农具厂和拖修厂事件。我亲身遭遇了这个事件，有幸死里逃生，大体了解那次事件的基本情况。
1968年，刚过元旦，双方武斗就不断发生，我们住在西南庄小楼就有一种预感，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升级，大家都准备好了防护武器和自卫武器，就是我们材料组的同志因为主要工作是写作和宣传，所以没有准备任何自卫武器。1月11日，我与毕文民等商议到附近的工厂去选几杆矛枪或者短刀等。上午八九点种左右，我们窜到农具厂，找到工人师傅要了两把钢锉，想用砂轮打成匕首，正在制作中，突然响起了警报，说是井冈山大批人马浩浩荡荡的向这里开来。于是我们扔下东西就往外跑，准备回到西南庄，不想迎面就是一排人赶来，我们立即转头向西北面的拖修厂奔去。进了拖修厂，大家也正在布置守卫，一部分人守大门，一部分人爬到车间大厅顶部，我与毕文民随着人群也爬上了房顶。房顶是两面屋檐接成的v型通顶，形成天然的防护工事，上面早就布满了石头和铁块钢球，两边还有木板打成的掩体。井冈山真是精心策划有备而来，他们把男女老少大人小孩都不放过，个个都带着柳条帽，至少手里拿着一根棍棒，一队一队地有部署地开到指定地点，把农具厂和拖修厂分割包围，然后偷袭农具厂一举成功。我站在房顶上看几百米外的农具厂十分清楚。
上午10左右井冈山完成了对农具厂和拖修厂的包围后，离农具厂不远的运输3队突然用长枪打掉了农具厂的瞭望台，接着开着包装好的货车向农具厂西大门冲击，里面的二一派进行英勇还击，石块钢锭燃烧瓶都往外扔，打了很长时间货车也未能撞开大铁门，里面的二一派也把全部精力贯注在大门口，放松了工厂周边的警戒。就在此时井冈山一支精锐大队突然在农具厂东北角出现，很快突破防守并且越墙而过登上周围的房顶，用房顶上的砖头瓦片居高临下地砸击院子里的二一派，打得下面的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大门口也腹背受敌，终于被攻克。大多数二一派被迫放下了武器束手就擒。二一派的几个领导如曲衍森、孙一周等被押解，工人王建立在大家都停战后还继续进攻，腹部被对方的长矛穿透，被抬往医院抢救。（两年后他伤愈结婚，我还喝了他的喜酒）其余被俘人员分别被押送到各单位审问洗脑。我们在楼顶上看见成群结队的被打得鼻青眼肿的人举着双手被两面棍棒押着走。
农具厂被打下后，大批人马又集中把拖修厂团团围住。他们用拖拉机顶开大门，冲了进来，我们的人全部退到房顶。井冈山一些武工队员开始在车间内外进行打砸抢，
一些人对着楼顶人员大喊大叫，进行劝降，说不下来就烧死你们。接着就向楼上投掷石块、甩火球，有的还向上射箭，我的脸上挨了一石头，立刻肿了起来。我看见我们班的徐元新等在下面指挥，生怕被他看见，就悄悄隐蔽在楼上掩体里仔细观察下面的动静。到了中午时分，井冈山换防轮流吃饭，暂时停止了进攻。但我们在楼上不敢下来，只能干挨饿。下午3点左右他们又开始了行动，这一次不知谁想的怪招，把几根钢丝绳绑在车间的顶柱上，然后用几辆拖拉机向外拉，妄想把顶柱拉断，使房屋倒塌，让上面的人摔下来。结果拉了几个回合也拉不动，就又在策划新的办法。夜幕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班的徐守勤，也是房顶上的指挥人员，他找到我与毕文民说：“现在老这样被动的等着挨打也不是办法，必须赶快搬救兵，前面已派出两名文师的学生偷偷潜出去了，不知到没到目的地。现在想派你们俩到东北王疃去搬兵，你们到了那里找到姜礼子想他回报这里的情况。等一会儿趁着天黑他们吃饭的机会突出去，怎么样？”我们像战争年代的战士一样，也毫不犹豫的说：“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大概晚七点左右，我们分别找了一件白色被单披在身上，悄悄从高屋顶上踩着脚蹬慢慢下到车间最底层的窗台上，向北面一望，月光下一片白茫茫的积雪，西面的公路上，人员有撤退的迹象，我们俩跳下窗台就向东北面跑，因为那里是工厂衔接区，旁边就是小河村，是二一派统治的村子，井冈山晚上一般不敢到那里去。我们跑了没几步就被人发现。只听人喊：“有人逃跑，快追，……站住，站住……。”我们拼命地跑，一气转到小河村街巷里，后面追的的人才返回。我们打听到迟新滋同学的家就敲门进去，正好他父母出来迎接。其实全村的人都在观望西面两厂的战斗，连往外面跑的人他们都知道，随时准备接应。老两口知道我们一天未吃东西，就急急忙忙做好了米饭叫我们吃。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就疲劳的睡着了。午夜3点十分，迟大爷叫醒了我们，说：“拖修厂被打下来了……。”我们问：“是真的吗？怎么打下来的？”老迟说：“听说是井冈山在楼底下点着了老鼠药，用烟把上面的人熏下来，都抓走了……。”我们都难受地沉默了一会儿，走到外面向西南方向看，已经是沉寂一片，方才确信消息是准确的。
第二天早晨天刚刚放亮，我们还在迷糊之中，大街上又传来了叫喊声。迟大爷跑进院子告诉说：“井冈山开了两卡车人来搜查昨晚跑出来的人，你们快藏在草籮里。”我们钻进草垛里一会儿，感到不十分安全，就决定跑出去为上策。（事后迟大爷告诉我们说，那天多亏走了，不然的话非受伤不可，因为我们刚走，井冈山人就进来用长枪向草罗里乱捅乱刺）于是我们就夺门而出。不巧，刚走到大街东头，迎面来了一队井冈山人吵吵嚷嚷，毕文民见情况不妙就翻进一个猪圈里躲了起来。我仗着是百米运动员就转身向北面的山上跑去，一气跑上山顶把他们甩在身后老远，他们见追不上就悻悻而回。
山北下面就是梁家沟，是我的同学梁国华家驻地，一年来我们经常在一起，他为我们采购纸张油墨，十分辛苦，农具厂一战也不知他是否落网。我沿着梁家沟的路直接向九里水头村奔去，在这里我打听到一中有两个学生是这个村里，恰巧遇到六级的王晓燕同学，她是比我晚四级的小女生，她侄女比她大，是一中十三级的学生，也都是二一派。那时同派人就像八路军一样亲，我在她们家吃过饭，就继续奔东北汪疃镇而去。
好不容易在下午一点走到汪疃镇，找到了姜礼子还有一中几个认识的同学都在这里。我向他们汇报了有关情况，他们说早就知道了，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得知两个厂子已被打下，就只得返回。他们说如果上级不正确处置这件事，就准备拉人马到昆嵛山打游击，现在他们已经劫了汪疃镇武装部的枪支弹药，正准备行动。事后知道，并不是抢劫，而是因为武装部的人都是二一派，当然愿意献出武器以对付对方。
下午3点大队人马开始集合，足有一百多人。我看见姜礼子全副武装，项上挂着千里眼，腰上捆着武装带，背着两把手枪。队伍里有扛机关枪的，有打旗帜的，都是背着长枪扎着武装带，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武装军队。大队向西进军，后面也跟了许多老百姓，沿途边走边向群众做宣传，就与游行示威大同小异。记得我们先走进汪疃西不远的鹦鹉村，然后浩浩荡荡向烂木村开发，谁知走到村边，烂木沟村的两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我们的武装队伍进村，原因是怕在这里打枪走火伤害村民，为安全起见他们不同意带枪进村，不过可以安排吃一顿饭。这样我们在这里吃晚饭之后，队伍开进界石镇，我由人介绍到高坎村暂住。
在高坎受到民兵连长和妇女主任的热情招待和安全保护，为了防备被井冈山分子发现，经常移动住处，有时还住在队里的地瓜窖里，他们派人送饭吃。在这里大约三天，上面派汤天君、宋协万、孙启华等同学与我取得了联系。不久，毕文民也找到了我，从此以后半个多月，我们经常来往。汤天君是一中六级四的校友，家就住在界石附近。腿比较勤快，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孙启华是壕耩人，离高坎不足十里地，都是本地人，工作起来十分方便。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主要是摸清情况，见到任何人都不轻易暴露身份。来到一个生疏的地方，认识的人太少，我们就集中找与一中有联系的地方。我们翻过青龙山，踏着积雪到崮山后村找到王立叶，她是王建立的堂妹，也是坚定的二一派。通过她，我们知道于家产的情况，那是我们同学于夕水和于浩的家乡。从于家产我们又，到过崮头集，在那里我们召集了该村有关人会议，对整个晒子公社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那个时候，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整天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整天东西南北的奔波，进行秘密串联。而二一派的群众对我们又是那样地亲，既管我们吃住，又帮我们联系，我们体会到当年共产党为什么会取胜的机缘，老百姓什么时候都是水，是土地，没有水和土地万物都难以生长。
在高坎若干日子，有一天，宋协万通知我们，有联络站的同志负责把我们送到葛家镇占甲埠村待命，要我们做好准备。果然一天下午，于浩带领几个骑自行车的人把我、毕文民和孙启华三人带到占甲埠村。这个村在抗战年代曾是八路军的地下兵工厂，所以很多人都会制造地雷、手榴弹。一进占甲埠村边，就看到麦田里到处布满了石头雷，他们告诉说大多数是线雷，一碰就会有好几个雷响，这些是为防备井冈山偷袭的。进了占甲埠村民家里，也是一片备战景象，桌子上的瓶子大都是装了炸药的手榴弹。我住在二一葛家总司令宫本栋家里，他很清瘦，个头不大高，握握手感到手无搏鸡之力，真难以想象他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领军人物。接触几天后才感觉他很聪明机灵，很有号召力，威望很高。我住在他家曾经历了一次非常王危险的事。有一天下午吃完午饭后，我们坐在西里屋的炕上，宫本栋坐在我对面边谈边擦枪，突然不小心枪走火，哒哒哒七发子弹从我身边的墙壁穿过，一直顶到东里房的墙壁上，把坐在东房炕上交谈的几位妇女也吓个半死，真是有惊无险，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从来不忘，那年腊月23日过小年那一天，我想家也不能回家。其实占甲埠离我家仅有12里地，只因南面生格庄井冈山把守着交通要道，来往检查行走不便，才定下心来不回家了。谁知上午宫本栋突然告知，下午将有联络站的向导把我们送到泊石。我问明了缘由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西南庄的战友们现在都住在泊石部队军营里。在这件事上，6109部队立了一大功。本来6109是守备部队，他们的观点与6024野战部队的支左行为不同，长期来是支持井冈山派的，后来对井冈山到处挑起武斗十分不满。“1.11”打下农具厂后，他们发现西南庄小楼的一中同学要去报仇雪恨，深知会引发一场大的流血事件，就急忙派人到西南庄做说服工作，讲明利害关系。最后秘密地把小楼及东西有关人员、只要是二一派的学生全部接到离文城十里地的泊石军营，连井冈山都不知晓，避免了一场大战和灾难。
得知二一派主力的情况后，我们十分高兴。下午就跟随向导沿着岭上的路直奔赤金泊，在赤金稍停，又换了向导领我们穿过母猪河，进入苤秀山东南群山之中。晚上掌灯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山口附近，一打听说是叫石灰窑村。向导告诉我们这个村有反动道会门，都是井冈山派，要小心了。正说着远处对面有一些人吆喝着过来，看样子不怀好意。我对孙启华、毕文民说：“走，向北面山上跑。”山上是松林积雪，我们一脚深一脚浅，跑了没多远，就听到“呯”的一声，是枪声，他们还真敢放枪！我们顾不得这些，到了山顶就抱著身子向下滚，一气滚到北坡山下，黑夜间听人说是八里獐子山。我一听，知道已经走到文城七里村南面的山岚里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跑了不下40里了。我们仨在黑夜里沿着往东南的山路小心翼翼地前行。大约半夜时分我们走到一家亮灯的人家窗前问路，说是南圈村，这里有四个圈，即南圈、北圈、东圈、西圈。我们继续往前走，快天亮了，猛然间，我们看见了灯塔，那不是张家埠的灯塔吗？张家埠我以前去过，在海边上，离文城起码也有30里地，看来我们走过头了。于是我们三人找到通往张家埠的公路，沿着公路向回走，方向向北。虽然我们都疲倦不堪，但总是看到了希望，再说天气已经大亮，清晨气爽，斗志昂扬，我们鼓足了勇气，加快了速度，一气走到有二一派站岗放哨的路口。解放军把我们接到泊石军营，一看我的那么多同学都在这里，他们还穿着解放军给的大衣，个个兴高采烈，向我们问寒问暖。接着同学们给我们端上了饭菜，呵，小米干饭，白菜炒肉，还有鸡蛋汤，甭说我们跑了一宿十分饥饿，就是多少年来，我们当学生的也未吃到这样的饭菜，一会儿我们狼吞虎咽就吃饱了，赶忙向他们打听我们不知道的消息。
在泊石的几天，我感到就像是到了延安一样。也可能是由于消息公开的原因，也可能是部队做工作的原因，二一派的人不间断地来到兵营，也有好些是被井冈山刚刚释放出来的人。记得有一次吃饭，于震模一下子夺下于喜森的碗，还训斥道：“你这个叛徒，动摇分子，怎么有脸来这里吃饭！”于喜森是我们12级2班的同学，一直都是我们红卫兵的头头，曾经有一阶段想投到井冈山那里，但并未行动，农具厂被俘，并没有像曲衍森那样受过刑，因此有人怀疑他告密，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由于军队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两派终于和解了。那年连春节也未回家过，军队开着卡车把我们送回文登一中。回到一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丢失的被褥和行李。二一派上一年九六事件后都离开了学校。井冈山把一部分学生被褥都集中放在化学物理实验室里。我由于记不清自己被褥的颜色，也不愿冒领，只得在招待所借了一床被子暂时住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学校采取的几大行动使两派组织最终解体。一是根据上级指示，老三届学生一律毕业出校。出校前要进行四个面向教育，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我当时想，胡闹了一年，我们农村来的肯定要回农村，有城市户口的和军烈子女的，有可能到工矿招工，到边疆的，还不大情愿。我要回家了，要学点什么呢？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能力。于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学针灸推拿技术，又到缝纫社找了一本剪裁缝纫教材进行钻研，妄以为将来靠这两门技术吃饭。
两派组织的骨干力量都是老三届学生，他们一走就如釜底抽薪，马上就散了架子，都没有了战斗力。结果我们这批毕业生连毕业证都没给，就打发还乡了。学校采取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在毕业生中招兵，结果很多同学都参了军。参军的同学是最幸运的，他们基本没有再遭受后来派性批斗之苦，而且大多数都提了干，即使后来转业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都发展不错。学校采取的第三个办法，就是安抚两派的头头，尽量在工厂学校给安排工作。当然这些办法不一定是学校决定的，可能是军代表和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提高党性打倒派性的一种政策，事实证明，这几个策略对瓦解派性实现联合还是很管用的。
1968年4月12日。文登一中的老三届学生全部离开了培育自己青春年华的母校,开始在新的征程中彷徨思索。

5.浪淘沙,各奔前程路难测

学生是走了,但派性斗争仍然很激烈,两派都希望自己取胜,独自掌权.掌握各级领导权的人大都是二一派的,因为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以及红五类子女大多在二一派,尽管说他们保守\保皇,但他们最忠于共产党,最忠于毛主席，最看不得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而这恰恰是造反派的致命点，也是井冈山派的致命处。68年夏天，两派争斗终于有了结果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九点意见发表了。虽然承认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挑动群众斗群众和挑起武斗的人提出严厉的批判，并且撤销了省革委领导王效禹、王竹泉、鹿田计、韩金海的职务，这无疑是给造反派当头一棒。从此以后，这些造反派的头头只有作检讨被批斗的义务，哪有进领导班子的权利？在文登井冈山派的头头未被抓起来那就是很幸运的了。大多数在以后的参军入党招工提干中都受到了影响，甚至我的同学在1977年高考中还受到多方限制。
但是，世事难料，人生难测，路是人自己走出来的。有的人你别看今天闹得欢，明天就可能拉清单；有的人虽然仕途坎坷，但后来成了大才；有的在官场上炫耀一时，后来碰得头破血流；有的一时暴富，又很快成为穷光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认为时势造英雄，环境造就人，同时又认为人有主观能动作用，既能改造客观世界，也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有些错误是客观造成的，还可以原谅，但是主观故意违法乱纪，那就是自食恶果，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惩罚。我们这一代人，处在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的年代，出格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比方批斗游行呼口号、大字报、大辩论都是随大流的运动，甚至受到侵犯采取自卫行动，我想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独出心裁去阴谋伤害人做坏事，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这批同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一代，应该说是共产党培养最成功的一代。因为受到党和政府17年的最好的教育，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环境和思想道德最好的年代，优良传统和作风哺育了千百万青少年。即使受到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摧残，但事实证明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依然是栋梁和骨干，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文登这些文革中的青年学生大都是这样，除了少数发生意外，都各自找到自己的归宿。
据我了解，由于文革后期国家需要发展教育，需要大量的教师，而老三届在当时在农村就是“圣人”。所以有一大半人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以后又通过考学和提拔分散到各个部门。就我掌握的信息，我的战友和同学发展情况讲给大家听一听以共勉。
高碧华和杨勇是文登劳动大学的毕业生，文革中是二一派的主要领导。文革后高曾任文登酒厂的厂长，以后调任文登二中任校长，正常退休。杨曾任文登工业局局长、烟台啤酒厂厂长，是知名的企业家。
孙永贵是一中当时唯一的学生党员，当过兵，有武功，文登县革委委员。毕业后被推荐到烟台师专进修，后到文登13中任教，30多岁才结婚，以后又被贬到联中小学，很不得志，郁郁而亡。
宋协泽，文登师范毕业，文革中任二一派宣传部长，由于受油厂武斗事件牵连，坐监一年，出狱后从一般老师逐步当上领导，曾任文登电大校长和文登教育局局长，能力非凡，发展很好。
曲衍森，文登一中12级3的高材生，二一总司的领导之一，被井冈山称之为“曲铁嘴”经常公开摆擂台辩论。“1.11”被俘受尽严刑拷打，外面谣传说割去了舌头，说明井冈山很在乎他。由于他颇有才气，大联合后被军代表带到胜利油田工作。曾从事报社记者、采油运输等多种行业。东营市成立后当过市长助理，对发展经济很有见解，后回到油田当过药厂经理、石油销售公司老总，对胜利油田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毕务忠、张景杰、曲志国、于夕水、于喜森等都是一中的学生，二一派的领导骨干。毕务忠是副司令，二一总司的二号人物；高中毕业后在文登四中任教，很快就被选拔到县委办公室当主任，后到威海市委任重要领导；张景杰任过威海市人大主任；曲志国任过威海市房产局局长；于夕水是烈士子弟，毕业后在拖修厂当工人，接着当厂长，后又报考山东农业机械学院取得学历后回文登任工业局局长，到威海后又任威海市医药公司总经理。于喜森是一中十二级二的高材生，两派联合后曾在文城公社任党委书记，后调任威海市疗养院任党委书记。
唐方富、于震模、田国昌、王基清等一大批一中学生都战斗在教育战线，都当过中学校长。徐守勤、徐承滋是二一派先锋骨干，一中毕业后留在县直机关，曾负责工会工作，后来徐守勤到文登人民法院担任领导，徐承滋因在蔄山公社做出成绩，有开拓精神被提拔当文登县副县长。
侯献范、王福良等一中学生毕业后经营公司，成为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冷传信、王熙辑是我同班，后来参军转业都在山东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我们班班长王占平在家乡经营有方，大发横财，多年在威海闲情逸致，练练书法，优哉游哉。老校友孙启华参军转业后在烟台港务局当领导，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
不在本县工作的一中学生大都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升入各类学校，为改革开放做出自己的贡献。像孔庆信毕业后在山东农业厅工作，拿国务院专家津贴。王敬滋参军转业考入山东农学院，后在胜利油田被提拔为中层领导。我班同学刘玉友、吴仁岐等很多都考上了大学；宋协万、王基信、张从善、丛树卿、乔聚香、辛国金、林影、王光华等同学都是比较早的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出优异的成绩。王基信曾在浙江杭州任法庭庭长，宋协万在青岛水产研究部门当领导。
人生之路总是坎坷不平的，我的同学也有不少失足的，造成一辈子的遗憾，而且
大都在两性关系上未处理好，影响了仕途。像孙永贵、张从华、谭先国等同学都曾经是时代的骄子，都是很有能力的人，正常情况下能发展得很好。特别是谭先国同学，在大学毕业前半年被捕判刑5年，失去了好多机会。丛令滋曾任葛家公社党委书记和文登水利局局长，因作风问题受到处分。于方明、张海亮在任公社文教期间，与几十名女民办教师发生两性关系，也受到处分。在几次同学聚会中，我们感到老三届的大部分女生，因为结婚早和家务事的拖累，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一直在广阔农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那些未考上大学同学大都是民办老师，后来文登教育局在全国率先实行全部转正，福从天降，享受公务员待遇，实现了人生抱负，也是天理公道，命中注定。
我熟悉的还有一些不是一中老三届的朋友，后来的发展也各有特色。像刘玉淑同志在文革之前就是闻名的先进分子，文革后曾在文登和牟平县担任县委重要领导。隋桂元是二一总司的工人领袖，大联合后担任过发电厂厂长。张树泮从公社领导提拔到副县长。宫本栋在家乡成为石料公司经理，80年代初就创收几百万，敢打敢闯不减当年。
文登一中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后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语文组的老师都被提拔。张庭均老师任文登师范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临星回潍坊任昌潍师专校长，曲夕志、曲庆威老师到县委任掌管大印的秘书，姜新堂也另谋高就，安家正老师到烟台教育学院任教授。其他学科的老师也调动频繁，大都到高校谋职。
有意思的是人生之路可能有多次选择，该当机立断时就不能犹豫。在文登文化大革命时，张太连、邢玉郎、王善财是很有名的人物，在两派斗争中是很有影响的智囊大员。由于后期二一派掌权，所以在多次运动中，井冈山派没少挨整和受苦。王善财见势不妙，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即调动到莱阳农校工作，逃脱一劫。后来又调到胜利油田党校工作，子女也都在日本落户，安养天年。相反张太连、邢玉郎受尽折磨，贫病交加，忧郁谢世。三十六计走为上，树挪死，人挪活，还是很有哲理。其实，谭先国也是遭此一劫罢了，他与同桌女生通奸也不是不能妥善解决的，如果当机立断与家里的妻子离婚，可能受害女生就不一定要把他逼到绝地，落得如此下场，虽然说那样也不道德，但总不至于犯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嚒。我的一中同学蔡华祝山师毕业后在文登三中任教，因与妻子长期不和导致离婚再娶，各自找到自己的归宿，从发展结果看也比较圆满。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我们文登一中12级一班真是藏龙卧虎呀，文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他们班是最典型的缩影，两派的主要骨干力量都出自此班，好多动人的故事也出在此班。你看像侯献范、于国显、于夕水、孙永贵、王大山、罗敷敏、丛培芬、张可芬、谭先国等都是当时很闻名的人物，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他们也不一定认识我，但是他们班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毕业后他们班结为伉俪的很多。据我了解的就有徐承贵、徐承琴、孙国君、杨子君、于夕水、从培芬等，他们中的许多佳话至今被人传颂。
文化大革命的日日夜夜把我们上下各级的同学和学友都串联起来，所了解的新人新事特别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几本书也写不完。那时年轻，记忆犹新，终生不忘。时至今日，我们老三届都基本到了退休年龄，轰轰烈烈几十年，在毛泽东时代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创业，也无愧于社会和人生，也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长江万古流，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历史永远如此。

（转自新浪林润坤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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