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的感受

tuffy05 · 发表于 2011-5-1 06:37:54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的感受

郝怀明

　　1966年2月，一边是彭真他们在起草《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一边是毛泽东导演江青主演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可谓针锋相对。4月10日，《纪要》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中共中央的批语盛赞《纪要》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表示“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纪要》中最具震撼力的是这样两段话，这样两段一反常态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的话。
　　一段是：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笔者注：即《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笔者注：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已经发表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一段是：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线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有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文中的粗体字为毛泽东修改时所加)。
　　毛泽东对周扬历来十分器重。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他就对周扬说，这次你就不进中委了，现在是打仗，部队的同志要多进一些。1956年党的八大上，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会上为周扬说项。他说，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咱们党内的梅兰芳就是周扬。周扬当选为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现在呢?却把他说成是一个“专了我们的政”的“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大坏蛋了。
　　此时，周扬因患肺癌切掉一叶肺，正在外地疗养。当他得知《纪要》的内容后，感到大惑不解。他非常清楚，自己一向对毛泽东十分崇敬甚至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从延安以来，直到建国以后这些年中，自己一直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自己写的一些有影响的文章，都是经毛泽东看过甚至改过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检查改正就是了，但说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执行的是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是不可能的嘛!
　　在文艺处工作多年的“笔杆子”李曙光(黎之)的感觉是紧张、震惊、不解和反感。他在回忆中写道：“被专政的‘我们’指哪些人?部队、党中央、毛主席?整个党被专了政，这问题太大了。在堂堂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竟然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有点接近局部政变了，这怎能不令人紧张、震惊。”“当时我想，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中的错误，周扬当然是主要负责人。但是，纵使周扬有三头六臂，他也无法专了‘我们’的政。这专政者到底是谁呢?!只记得江青曾经说过，文艺的一些问题，不好批，一批往往批到总理头上。《纪要》放手来批了，批谁呢?!不敢深想。”(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85、486页)“文革”中几次三番试图搬倒周恩来，看来并非事出偶然。
　　我对《纪要》中的许多说法当时也疑惑不解。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曾经从事过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周扬的许多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并奉为工作的指针。在我的心目中，周扬就是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代言人，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忠实的、创造性的阐发者和执行者，是党在文艺战线威望很高的领导人，是我们许多年轻人崇拜的理论权威。现在，突然之间，周扬却成了“专了我们的政”的“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总代表”，我真有五雷轰顶之感，思想上一下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至于说这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就更不明白了，这怎么可能呢?上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那么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政权在我们党的手里，即使真的有那样一条“黑线”，那也不大可能让它“专了我们的政”呀?早就把它给打掉了。就拿所举的“黑八论”来说吧，无论哪一条，不是当时就被批判过吗?怎么能说“专了我们的政”呢?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至于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鲁迅当年就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茅盾也说过两个口号非对立而为相辅，周扬后来也一再检讨自己那时年轻，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够，许多事情处理得不好，两个口号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应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应互相反对，互相攻击。这段历史早已过去了，按说也已大体取得了共识，怎么现在又翻腾出来，说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这样一来，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的共识又给颠覆了。这两个问题，是文件的核心之点，我的思想认识确实跟不大上，想不太通。我不敢再去多想，再想那就更跟不上了；更不能随便去说，一说那就有“反党”的危险了。好在我不在文艺处工作，没有这方面的揭发和批判的任务，无须我瞎积极。
　　从2月3日至4月5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7篇专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在毛泽东支持下，林彪在全军全党全国刮起了一股“突出政治”风，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部里印发了部分专论，让大家学习。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讲“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业务的统一”，这些正确原则，现在都受到了批判和否定。我怎么也想不通，但又不敢说。
　　毛泽东对中宣部的批判，《纪要》的出笼，中宣部的厄运已然注定，但领导上还是力求努力跟上。此时，对吴晗进行政治诬陷的文章，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左派”们风光无限。4月1 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国转播，各报转载，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号召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北京市委也跟风而上，以示积极，在《北京日报》上加上《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的编者按语，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但很快，中央书记处就下令首都各报不得转载，说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精神。在中宣部，就我接触到的而言，也有一件小事，就是秘书长童大林把我们教育处几个年轻同志找去，出了几个题目，要我们分别写点文章，批判吴晗等人的教育思想。童大林从1960年以来一直协助陆定一进行教育试验，创办了北京景山学校，对教育很有研究。我们几个写好后交给了他，由他送《北京日报》。结果一篇也没有发表，几个月后全给退了回来。“阎王殿”罪孽深重，已处于被告席，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单位的人，属于哪个“司令部”的，还想发表文章批吴晗和“三家村”，给“阎王殿”涂脂抹粉!不发也好，这倒使我们减少了一次胡批乱批的错误。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批评了彭真、陆定一，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直到这时，毛泽东才走出“秘密”状态，他的观点才为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集体所了解。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7次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前几天的会议，陆定一被排除在外，没有参加。鉴于中央正在处理他的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的问题，他应该避开。周恩来也对他说，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他从3月6日离开北京，在上海呆了一天，即赴江西，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重点考察了江西劳动大学，上了革命故地井冈山，然后来到安徽。此时他正在合肥。
　　陆定一在南昌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觉得，“这个《纪要》打得是‘部队文艺工作’的幌子，实际上却要管全党全国的文艺工作。自己长期以来就是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人，去年1月以来又接替沈雁冰兼任文化部部长，如果说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自己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次可能在劫难逃了。他不知道这个《纪要》产生的背景和经过，但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这个《纪要》和《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分庭抗礼的。”“陆定一深感问题的严重，他立即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许立群，要求在中宣部开展批评，首先是对他自己进行批评，愈尖锐愈好，并请他们把批评意见转告他。”(陈清泉宋广渭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93～494页)
　　4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张子意受党中央之命前来合肥向陆定一传达：他的夫人严慰冰是“反革命分子”，已于4月28日被逮捕，并向他宣布了五条必须遵守的纪律，要他不要将此事泄漏，不与严家的人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
　　5月6日，杨奇清、张子意离开合肥没几天，陆定一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来的电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他立即回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8日，陆定一乘坐特地派来接他的飞机回到北京。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已不能回到他多年的居所中南海增福堂，而是住进了一个新的住处：宣武门附近的安儿胡同1号。那里还住有一个班的战士，戒备森严。他立刻明白：自己被软禁了。
　　此次随同陆定一出行的中宣部教育处徐汝京2007年9月9日在谈到当年情况时，曾对笔者这样说：“名义上是让陆定一到南方去休养，实际上是不让他参加中央的会议。这次出去，陆定一经常同我们一起散步，谈笑话，聊天，后来就闷闷不乐了。在合肥，有一天，红机子(保密电话)响了一个晚上，总理与他通了话。气氛很紧张，陆定一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天闷闷不乐。平时我们下棋，他不下，就站在旁边看。这天，他呆在屋子里不出来。我问陆定一怎么样啊?有位同志回答：有心事。我猜疑说：是不是要打仗啦?大约在‘五一’前，杨奇清来到合肥，陆的警卫员也换了，原来的警卫员带走了。杨对我们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回去了。当天我就和一位同志先回京了，比陆定一早回来几天。陆定一回来下飞机就被软禁了。”
　　陆定一回京后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参加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于会议的情况，笔者这样的小干部当时当然是一无所知。看到5月8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何明”就是关锋，“高炬”是谁呢?当时听说是江青，后来知道不是。当时只觉得文章火药味十足，口气很大，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
　　5月19日，部里印发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时，我们才知道了一点这次会议的内容，知道了毛泽东关于“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指示。中宣部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阎王殿”了?陆定一成了“大阎王”了?就像在我们头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我也猜想过，但想不出。敌情太严重了，太可怕了!我没有也不敢更多去想。
　　这次会议还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罗、陆、杨进行专案审查。《说明》对陆定一的所谓“错误”，讲了三个方面：陆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写匿名信攻击和辱骂林彪及其一家，陆同她有“密切牵连”；陆“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教条主义，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同彭真完全一致，垄断中宣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文革”中对陆定一的揭批，大体就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进行的。
　　会上怎么批判陆定一的，他怎么检查的，讲了些什么，当时我和部内绝大多数同志一点也不了解。大约两个月后，我们看到了林彪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即那个有名的大念“政变经”的“5·18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捕风捉影、凭空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他的名言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显然，在林彪看来，严慰冰的那封匿名信，是最触动他的“阶级仇恨”那根神经的了。
　　关于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具体内容，在中宣部“文革”中，一点也没有透露过，大家一概不知，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才从有关文章著述中知道，不过是些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也了解到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荒诞的一幕。那天，陆定一在会上检讨，会前，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手迹的复印件，字有核桃大，内容是这样的：
　　我证明：
　　(一)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在如此庄严的会议上，竟然发了“处女证明书”这样的东西，亦可谓天下奇闻、今古奇观了。就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回答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林彪猛地拍桌子吼道：“你不老实!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平静地对答：“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顿时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
　　陆定一在会上受到猛烈的批判，他的辩解被打断，情急之中只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以此抗争。
　　许立群、林默涵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许的感觉是“会上气氛很恐怖”。林的感觉是林彪的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的那个“处女证明”“真是丑不堪闻!”
　　严慰冰的匿名信，反对的是叶群，讲的是生活问题，根本说不上是“反革命”，且同陆定一无关，更不能构成陆定一的“罪行”。对于严的匿名信的内容，在中宣部“文革”中始终一个字的实情都没有透露过，只是一味臭骂狠批其“极其恶毒”。政治斗争暗箱操作，群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只能跟着“上面”的意图瞎批胡斗。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行政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毛泽东钦定中宣部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等都成了要“打倒”的“阎王”，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一下子把中宣部许多干部给打懵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不同阶层的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等待着这场特大的狂风暴雨的来临。“阎王”们惴惴不安，他们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中宣部，这样对待他们，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们又不能起而反抗，面对灭顶之灾，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许多中层以上干部也直感大难临头了。李佩珊生前曾对笔者回忆说，当时在武清县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宣部的同志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时，干部处处长赵进(他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在发言时不禁失声哭了起来，他们几位中层干部也跟着流下了眼泪。他们想不通，陆定一、周扬，几十年来一直是党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毛主席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阎王”?他们这一层干部几十年来跟着部长们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们不知道中宣部究竟干了什么坏事，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看看再说吧。还有一些人，或者因为过去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同领导有分歧，受到排挤、打击，未受重用，感到怀才不遇，或者“胸怀大志”，意有所图，现在机会来了，出头之日到了。他们在观察，蓄势待发，准备行动了。对于刚刚调进中宣部不久的许多年轻干部、大学生，以及机关事务管理处的基层干部、工人来说，他们自认为当属被“解放”的“小鬼”之列。他们涉世不深，没有粘上多少“阎王殿”的“鬼”气，他们要造反，要自己解放自己了。
　　5月30日晚，中宣部收发室7位同志，他们多为复员转业军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向“阎王殿”开火了。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旗》杂志社的同志立即贴出大字报，欢呼收发室同志的革命行动，予以坚决支持，煽动中宣部的“小鬼”起来造“阎王殿”的反。从此，“阎王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炎黄春秋 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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