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宝：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tuffy05 · 发表于 2010-1-10 03:57:46

陆小宝

清华校友编辑了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书，我在一次次翻阅这本书稿时，感到有些兴奋，又有点沉重。这本书里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参加了的。我们见证了这段历史，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我们改变了这段历史。这是记录在历史书上的“我们自己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认为，翻阅“ 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别有趣味的一件事。老同学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几多文革事，俱付笑谈中。但是，我心里沉甸甸的，实在有点笑谈不起来。对这段“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常常感到不堪回首，不敢回首，甚至有点羞于回首。眼前这本书把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一件件、一天天地陈列了出来。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庄严而荒谬、多么的虔诚而幼稚、多么的疯狂而惨烈，无可否认，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当时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本书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鼓起勇气，去认真地直面。

直面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回顾、解读和反思清华的文革历史，对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真相，和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史不可缺少的样本

当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橱窗和样本，可见清华大学在中国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外文革史专家将清华文革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有扎实依据的资料，现在流行的不少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是失真的。为了举例，我在网上游走，随手抓了两篇文章，都是讲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

第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变态整人记》，其中涉及清华大学的内容不少，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

另一篇是一个电视台的专访节目，题目叫《水木清华九十年——大革文化命》，是采访吴晗外甥女的。主持人叫陈晓楠，其中一段，她说道：“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出贾春旺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贾春旺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相信所有参加过文革的清华学生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清华文革的历史实在是知之太少。可是他们却能说得如此有根有梢，有名有姓，似是而非，而又义正词严。遗憾的是，在现在的媒体上，类似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这次《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华文革公开资料不足的缺口，为深入研究清华文革史铺设了坚实的路基。清华大学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橱窗和样本，而这本《大事日志》提供了这个研究样本的原生态的记录资料，虽然它不够完整，还不够深入，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它为线索，还可以再引发出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回忆，将清华文革乃至全国的文革研究进一步扩展开来，深入下去。

我们说，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样本，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央高层各种力量相互争夺的制高点，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谢富治，江青、王光美、张春桥，到薄一波、贺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乎所有文革“ 中央首长”统统在清华文革的历史剧中充当过角色。清华学生中还有众多高干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李井泉儿子李黎风、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等，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所以，清华文革也是观察中央最高层内部动态的窥视口。离开清华大学，中国文革的许多事情就无法说得清楚。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就是毛泽东发起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打倒了刘少奇。王光美是清华文革工作组的幕后主使者，清华大学就成了毛泽东袭击刘少奇的触发点。现在许多文革研究者似乎认为，派工作组是毛泽东罗织刘少奇罪名的一个口实，刘少奇则是一个无辜入罪的受害者。仔细阅读清华文革《大事日志》的话，你可以看到，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刘少奇一方也进行了种种的抵抗、反攻和挣扎，而这些反抗行动大都是接过毛泽东文革的口号，顺其势将运动推到更荒谬的极端，力图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下层干部和底层百姓，从而把文革运动搞得更加扩大、更加污黑、更加残暴。

《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这本《大事日志》中，附有刘涛的揭发材料，和王光美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的书面检查，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史料。特别是王光美在检查中承认，她“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 “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的反蒯斗争。在这份检查中，她并没有太多给自己上纲，而是一件一件地就事论事，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事实。

这本《大事日志》基本上是按天记事，但也有几天格外详细，精确到按小时记事。正是这几天，是清华文革史中的重点。1966年8月24日，就是按小时记事的一天。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记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倒的。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少其实是干部子女们自己写的，或者一些学生们看着这些高干子弟们的言行，猜测着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在中央高层某人的示意下，几位高干部子女策划、调动了12座中学的2000多红卫兵进校镇压。他们的镇压，是借用“ 破四旧”和“打黑帮”的名义而进行的。他们制造红色恐怖，推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对强迫劳动的清华党政干部“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进行毒打，场面极为凄厉吓人。这本大事日志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史实。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了。

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文革大折腾的思想根源

这本书还翔实地记录了清华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从发起、成长、壮大、分化，内哄、武斗直到同归于尽的全过程。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特征是“ 运动群众”巨手操纵下的“群众运动”，这本书提供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四一四派的群众组织的研究样本，十分珍贵。说它珍贵，有两个原因：其一，清华的群众组织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操控和影响，分析清华群众运动可以明显看出背后“运动群众”的官方痕迹；其二，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群众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清华学生，他们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清华两派制造了不少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这些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大多是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引伸出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分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的原因和重大危害，可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进一步将文革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果说，权力之争是文化革命的实质的话，那末，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则是它的思想支柱。在中央是这样，在基层也是这样。在目前的文革研究中，人们往往将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高层权力之争和对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揭示的工作上，而对文革中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危害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清华两派争论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本《大事日志》，一次次记下某省某省成立了革委会的消息，并非闲笔。仔细分析后可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华两派的斗争也随着急速升级。蒯大富尽管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在清华校内却始终搞不掂一个四一四，成立不了革委会。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为了建立他的“红色政权”，他下的赌本也越来越大。

清华两派争论的内容，是各趋极端的思想观点。文革中外校许多人都爱到清华来看大字报，说是清华才子多，大字报水平高。确实，清华的大字报诗词对联，五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两派都有一批核心战斗组，经常制造出一批批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理论中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并不多，基本上是被时行的报刊社论和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牵着鼻子走。团派和四一四在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两派各执一端，你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你引你的毛泽东语录，我引我的毛泽东语录。为了证明对方荒谬，团派攻击四一四是“复辟”，四一四攻击团派是“大翻个”。奇怪的是，为了旗帜鲜明，两派笔杆子都索性认下了对方给自己演绎到极端的观点：你说我要复辟，我就正是要复辟；你说我是大翻个，我就正是要大翻个。就这样，双方观点越来越极端，双方的情绪越来越对立。

当然并不是说，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事实上，四一四和团派在干部问题上一场大辩论，“理论含量”且深且广，对17年的评价、文革中的极左行为，以及文革后中国往何处去，等等，都可以打包到干部问题中来辩论。干部问题的辩论，说到头，是对文革本身的辩论，也可以说，这是清华部分造反派对文革提出了最早的反思。这样的反思，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事实证明，两派的思想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文革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既不是“ 复辟”完全回到十七年，也不是“大翻个”完全否定十七年。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只要一极端化，必定是谬误，必定是罪恶。因为这种极端的观点，不把事实作为依据，没有客观的标准，永远都不会有统一的认识，争论只会越争越烈，走进死胡同。争不出结果，最后兵戎相见，残酷的清华百日武斗就是这种派性观点争论的必然结果。

清华从68 年4月23日起开始了“百日武斗”，其规模在全国武斗中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在全国最高学府，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死于自己的同学之手，不少人造成终身残疾。它历时之长，景象之惨烈，真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本大事记中，1968 年7月27日这一天，也是按小时记事的。在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宣告了轰轰烈烈、历时三年的学生文革运动的全面终结。用四一四头头沈如槐的话说，是“两派同归于尽”了。

清华两派同归于尽了，但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同归于尽。文化革命结束三十多年了，这种以权力之争为实质、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为思想支柱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不久前，胡锦涛提出“不折腾”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究竟“不折腾”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折腾”？什么叫“不折腾”？过去为什么会“折腾”？以后怎么样才能“不折腾”？对这些问题，各个阶层、各类人士却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我认为，胡锦涛的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目前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确实存在着发生某种折腾的可能性，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仍然是隐藏在权力之争背后的思想支柱。例如，有一部分人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否定改革三十年，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看作是普世价值，主张彻底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政治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特征，这就是先抱定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绝对化，走极端，非此即彼，不断地否定历史，不断地“矫枉过正”、“推倒重来”。从根子上看，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文革遗风。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文化革命中，有人提出否定十七年。当时在清华两派争论中，叫做“ 大翻个”理论。文革后，有人提出否定改革前三十年，事实上，也是一种“大翻个”。走到现在，争来吵去，有的提出否定改革后三十年，有的提出否定解放后六十年，甚至否定中华三千年文化的历史，竟然还是“大翻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得起这样反复的否定和“折腾”。“矫枉过正”就像一根铁线，大幅度地弯过来又弯过去，反复扭曲，“金属疲劳”后，最后一定崩断。大家都痛恨文化革命的折腾，想不到过了三十年，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难道，我们就绕不出这个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了吗？

怎样才能“ 不折腾”呢？“不折腾”不等于无所作为，也不等于“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隐盖矛盾、躲避矛盾的做法，不能真正防止折腾，相反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最终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和大折腾。“不折腾”不等于不辨是非，也不等于“不争论”。事实上，在“不争论”的名义下，公然塞进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政策，本身就是折腾。

看来，要绕出文化革命的“ 折腾怪圈”，还要从正确认识和总结文革教训入手。首先，我们应该透过文革的种种荒谬现象和惨重后果，重新认识文革运动的某些合理内核，认识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恶化膨胀，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和折腾的根本。同时，我们还要透过文革的失败和巨大破坏性，重新认识文革的历史教训，认识“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矫枉过正”思想方式的危险性，才能清除反复折腾的思想根源。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立足中国实际，放弃任何原教旨主义的完美模式，探索走出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子来。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现在不少清华学生开始写回忆文革的文章。这本清华文革《大事日志》，提供了不少当时的情景和线索，可以帮助校友们记忆，让更多的同学都参加到反思文革的队伍中来。

在汇编这本文革大事日志的时候，有的校友对《大事日志》中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提出疑义。他们耽心同学间重新引发派性斗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同学不希望在文革资料中出现他们的真实名字，有的人或许是害怕回首自己所受的心灵创伤，也有的人恐怕是不愿意让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重新曝光。这样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要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首先必须还原文革的真实面目。还原真实的历史很不容易，有时可能会揭开伤疤，刺痛心灵。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历史，敢不敢去直面，考验着我们的勇气。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要有一个的严肃态度：如实回忆、认真思考，求真，求实，不媚俗，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清华文革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写的，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反思的形式、内容和结论也不可能相同，但是，凑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历史画面。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也不意味着要刻意地抹黑自己的历史。整个来说，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文革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文革中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和坚持。

也许有人要问，在文革这样的荒谬运动中，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和坚持的？我认为，我们要肯定和坚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华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是当时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共同特质。文革初期，我们是正面理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积极参加运动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某些合理的内核，我们跟着做的某些行为，也有其合理的成份。文革中，我们为了中国前途，争吵、辩论、甚至付出生命。我们的这种精神绝不是愚昧的，虚无的。文革时期的清华学生中，后来不但有胡锦涛、吴邦国为代表的一大批体制内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也出了一批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不懈探索者。有的同学用诗歌的形式呼吁为刘少奇平反，有的同学写了全国第一本揭露反右斗争真相的书籍，也有的同学在全国首次以详细资料揭开三年大饥馑的历史盖子。他们政治观点虽不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宗旨和精神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都是我们清华的骄傲。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今天，我们回忆文革，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本大事日志中，1968 年5月30日，也是按小时记事的。这一天，两派几百人摆开决战的阵容，在东大操场和东区浴室拼死搏杀，用长矛和毒箭，血淋淋地将自己的同学置于死命。最近，我看到一篇谈到清华530的网上文章，文章作者责问道：“这些被杀和杀人的，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中国人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除非中国人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 大机器里的小另件’。”

实在说，看到后人这样的责问，我的心灵在颤抖。这些为什么，正是我们这些清华文革亲历者应该责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文革研究，不能只关注揭露高层内幕，反思文革，也要反思我们自己。

文革后，不少清华学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觉得自己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感叹自己“受骗”了，甚至说，被人家“耍了”。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抱怨不无道理。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呢？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还是文革的参加者，毕竟是我们的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将来，我们有必要反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文革中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应该总结出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代，不要再犯我们在文革中犯过的错误。

文革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暴露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不少严重问题，也暴露了解放后清华大学在教育方面的不少严重问题。我们当时接受的都是传统共产主义的正面教育，宣传和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意识形态和理想的成份太多，内容太单向太封闭。这种单向和封闭，一旦决堤，逆反效应就会化为丧失人性的泛滥洪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对我们影响不容低估。文革初期的造反是“奉命造反”，是甘愿的盲从。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在社会上努力表现自己的愿望，但不能不说在接受清华教育时 “厚德载物”的“厚”字上有所欠缺：我们缺乏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也缺乏宽厚的传统道德素养。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实也应该列为清华的校训，但我们那个时代的清华教育对此却是完全排斥的。这是清华教育史上应该总结的一个教训。

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为了“ 政治进步”或者保护自己，对同事和同学进行陷害或告发，是知识分子基本人格的丧失。对权威盲目随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可怕的，是对权力的主动迎合，这是知识分子道德灵魂的丧失。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又是知识分子学术灵魂的丧失。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痛切反省。

我们对文革的反省，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灵魂救赎，而是为了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过去我一直认为，研究文革的任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主要是留下史料，而解读真相、总结教训的那部分工作，只能留给后人去做。现在看来，对后人寄以过高希望的想法，本身就不可靠。要靠，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整理和诠解。

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群众运动的历史，最好能让更多的人都来写。我们应该、能够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我们也应该和能够给后人留下我们的反思。我们整理的原始史料，是我们的切肤所感；我们总结的文革教训，是我们的铭心之痛。其实，对文革的反思能否做到公允和可靠，不在于是“ 当时人”，还是“后来人”，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的是非恩怨，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眼皮下的政治、经济利害的小圈圈。我们已经老了，不必再斤斤计较文革派性的你对我错，争名夺利的人间俗务也应已逐渐淡化。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

2009年3月于纽约

原载《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17-25页，据清华校友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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