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耀文：似水流年之水木清华

tuffy05 · 发表于 2010-1-4 02:19:48

顾耀文：似水流年之水木清华（上）

看历史有两种角度，历史学家看历史，站在高山之巅，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看的是大趋势，“宏观历史”，但是有许多生动的记忆和细节则被“淘”掉了。而个人的回忆，是种“情景历史”，“微观历史”，身在历史长河之中，随波而下，直接体验，事事皆出偶然，这种种偶然却汇成历史洪流，使寻常成为不寻常。我从苏州这一有着二千多年传统文化气息的古城一路走来，来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走进美丽的清华园。未曾料及的是历史长河将在此纠缠出个大结，过山车似的急转几圈，惊涛骇浪一场。也许是种宿命，1936年我父亲进清华时也遇上一个“大结”，他在清华园仅生活了一年，就南下经长沙，香港，河内，蒙自……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 从此对清华园魂牵梦绕, 却再未回来过。当年他送我上火车时，又何尚不是在重拾他的旧梦呢。

初进清华
一九六三年高考作文试题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和“五一日记”二选一，这一届同学都是怀着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走进大学的。我写的是“五一日记”，因为没有把握把国际歌全背下来，有位同学就把国际歌歌词接错了轨，误撞进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谁愿做奴隶，谁愿做马牛”, 但还是考上了北师大的文科。可能阅卷者关注重点在“所想起的”，想的对路就好。当时形势是中苏论战硝烟弥漫，反帝反修方兴未艾，三分之二人类在“水深火热”之中，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全民皆兵，举国“愤青”。
一九六三年夏天北方发大水，京沪铁路被冲垮中断，北上学生只好乘火车到济南东转到烟台，再乘轮船过渤海到塘沽进北京。那是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沿途所见什么都新鲜。烟台车站位于海边，几乎就在海滩上，一走下车就面对浩瀚大海，令人心旷神怡，有种“海阔任鱼跃”的兴奋。各高校在当地都设了联络站，安排学生到小学校的教室里休息过夜。我们去了山上的苹果园，第一次吃苹果可“从心所欲”如嚼五香豆。在烟台小餐馆用餐，要了黄瓜炒鸡蛋，在江南黄瓜都是凉拌生吃的，从没尝过炒黄瓜，好生奇怪，感觉少了点清脆，多了股清香，后来在北方常吃鲁菜“汆丸子”，汤里都有几片黄瓜，色清味香。第二天登船过海，我不但没晕船，还越摇越有趣，在船上靠着围栏与中学的女同学们聊了起来，比高中三年里说的话还多，堪称“破冰之旅”。海上一夜颠簸，第二天到达塘沽，下午到北京。由于是短途火车，停靠前门车站，香烟盒上的“大前门”突然耸立在眼前。有清华接待站的车送我们新生到校。从前门往长安街一拐就是雄伟的天安门，天安门以及里面的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都是明初永乐年间，苏州香山帮工匠蒯祥的设计，蒯祥带一帮香山工匠技震京城，后来官居二品，相当于建设部长，在“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十分难得，至今太湖边上还有他的墓。如今我这香山人的后代来到北京也志在当一名工程师。
“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这是当年最使我们陶醉的话。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各高校都进行了院系改造，结束了“教授治校”的美式管理理念，搬来苏联模式，系和专业分得很细，与计划经济相配，一个萝卜一个坑，未来的工作岗位都是计划好的。清华原是理，工，文，法齐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改造后只剩一个“工”，似乎是应了学校行政中心“工字厅”的谶纬，使清华博大精深的学术地位因此降格，无法再与世界名校比肩。也与“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育人理念相去日远。所谓通识，首要的是教人如何为人，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并非只是功利性的技能和实用主义的“拿来”，它决定了个人乃至社会精英层的素质。武汉大学创办人王世杰说过：“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 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何谓素质？有人定义为：当你把所学的东西都忘光，“内存”全部清零，剩下的就是素质。按此解，素质是形而上的“舍利子”。当年的院系改造也曾引起一些教授的质疑和反对，最后多以行政和政治手段解决，不少被冠以“右派”帽子，镇在雷峰塔下。而当时我辈学子高则信奉“科学救国”，俗则守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能躺进“工程师的摇篮”自然踌躇满志。蒋南翔校长毕竟难免素质教育的情结，学制安排长达六年，前三年全上基础课，“专识”集中在后二三年，认为学校给学生的不只是一袋干粮，而应是一把猎枪。而后来几十年的社会风雨，更使我感到，没有干粮，也缴了猎枪，人生或可沉沦，能不失尊严，不被“夺志”的才是够格的人。
工物系男生宿舍在东区五号楼，我这届新生近150人，分五个班，所有十多名女生都集中在905班，其余四个是“和尚班”，六人一间宿舍，各班分配完房间后剩下一些“零头”，就“收官”于一室，我是零头之一，我们宿舍成了“联合国”，与高四级的“五字班”为邻。“联合国”消息灵通，掌握全年级动态，中学生的淘气未退，经常午休时嬉戏打闹，晚上熄灯铃响，聊天不止，如被全室“公决”吹牛，罚款三角，中秋时换“玫瑰香葡萄”共尝，屡屡引来高年级的抗议。当年北京的月饼实在不敢恭维，硬如钢盔，甜得刺牙，而“玫瑰香葡萄”则是王母娘娘才有的果品。有个叫赵德胜的同学，入校后发现政审不合格，转入电机系，却人去心留，常来“联合国”坐，后来文革武斗，出了人命，误了一生。
当时工物系的食堂在十饭厅，位于东西区界河边的五，六排小平房里，与其他食堂比，显得简陋寒酸，所有食堂都只有桌子没有椅子，站着吃。十饭厅最拿手的招牌菜是“焦溜肉片”，以后岁月里即使上高级酒店也很难再尝到昔日滋味，食物滋味也与时空有关，在特定环境下的某些美味是倾天下美食也无法替代的。美是一种机会，没有公式，机会消失，美感就不再了。到北京第一次吃窝窝头，黄澄澄的像蛋糕，看相可爱，入口却粗糙难咽，够肠胃忙一阵的，很耐饥。那时粮食还较紧张，据说有位南方同学去找艾知生告状，说食堂有人克扣粮食，把窝头都“偷心”挖去一块，引为笑谈。开始每月伙食费是12元5角，没多久，毛泽东亲自过问，伙食标准提到15元5角，改善良多。通过“巩固，调整，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经济已从困难中逐步恢复过来。当时按学生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大多数同学都能申请到全额或部分助学金，我也得到了13元5角的助学金。三十年后，借花献佛，说服公司董事会，在清华化学系设立“晶华奖学金”，每年六万，延续五年，虽属企业行为，也兼含点滴回报母校之心。
新学年开学未几，蒋校长接见了本届考分最高的八位同学，都是各省市高考状元，我系有四位，与之为伍，心里颇觉自豪。开学后，成天在宿舍，教室，操场，图书馆几点间穿梭起来。和中学相比，教室是不固定的，分大课小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课间时间往往是匆匆在各区间赶路。每班不只设班主任，还配一位政治辅导员。辅导员从高年级学生中选取，是蒋南翔培养又红又专“双肩挑”干部的创新。当时清华从教师到干部几乎清一色“清华出身”，后来被批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今日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当时就是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贾春旺后来官至公安部长等职，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那位穿着中式黑棉衣，带三分土气的辅导员。数十年后回看蒋校长的“双肩挑”可算得硕果累累。大二时我也到清华附小当了一阵子辅导员，做“孩子王”，每周去一至二次给四年级小学生讲故事，玩游戏，班上有艾知生的儿子艾民，陶德坚的女儿陶森华，还有胡健，腾藤，邢家鲤等校领导的孩子，全是清华子弟，天真烂漫，活泼可爱，阳光之下像铁达尼克号上的乘客，谁能想到前面那即将来临的风暴和浩劫？
清华人对“美丽的清华园”有个内部评价：一大二乱。清华的西区不负美名，尤其大礼堂，图书馆前后那些老建筑，风格和谐一致，又不乏变化生动。工字厅水木清华一带，皇家园林的风韵尤存，二校门外的教授楼，一幢幢红砖小别墅，星星点点撒落在白杨林中，堪称幽静雅致，新建的一至四号学生宿舍楼，大屋顶，仍不失气派，可一走进新开发的东区就顿刹风景，五至十二号楼八栋宿舍有如兵营，单调无味，东区主楼当时正在建设中，据称是仿莫斯科大学，原本顶上还有个带五角星的尖塔，后因经费不足，或因中苏交恶而省去了，与西区全然是两种不同风格，一边自由随意，一边刻板僵直，东西相比“半面娇”。
沿西区更往西，经荷塘，荒岛，直至圆明园，有种野趣，荒草萋萋，林木森森，断垣残壁，泛漾一种沧桑之美，冷月诗魂，使人感慨流连。五，六月间，槐杨树花开，一串串风铃似的挂在树上，阵阵清香略带甜腻，走在校园的小路上，不禁深呼吸起来。如果用气味来标识某城某地的话，遇到槐杨花香，就会想起北京，想起清华园。
清华的领导，校级的系级的无不能说会道，口才一流，尤其听何东昌，艾知生的讲话，妙趣横生，毫无倦意。文革时有学生给艾知生贴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又圆又滑”，若是形容其口才倒也传神。四十多年过去，记忆中最生动的却是不善言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那时已七十来岁，一头白发，白衬衫，红领结，穿着比长裤短一尺，比短裤长一尺的格子呢裤，今人称之“七分裤”。在礼堂的讲台上，握紧双拳，中气十足，像拉拉队员一般对我们一千多新生高喊“要跳，要跑，要运动！”几十年后在厦门鼓浪屿看到他的青铜塑像，那个小岛真是人杰地灵，还出了林巧稚，殷承宗等多位精英人物。蒋南翔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目标，只怕对于多数人是难以企及了，国家给我们只计划了四十年不到。
蒋南翔在教学上的另一创新是“因材施教”，数学，物理都开“提高班”，给部分学生“加料”。这一做法今日已在全国的中小学里遍地开花，“奥数班”“重点班”“超常班”之类五花八门，所有学生都处于极限状态，学的都是应考之“专识”。与之相应又办起“女生食堂”，把全体女生集中在七饭厅用餐，像厕所一样男女有别，这一“性别歧视”引起许多男生的愤愤不平，有的女生也惶惶不安，怕成了“资产阶级娇小姐”。当时理由是女生吃得“少而精”些，要做“一两十个”的饺子，其实这在江南并不特别，苏州的“小馄饨”就是一两十个的，还有个雅名“绉纱馄饨”，皮薄如纱，男女都吃。文革起来，首先被“砸烂”的就有“女生食堂”。
初入大学的一连串新鲜过去之后，那股思乡之情就在心头云升雾障起来，按之不下，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唯读书可以忘记乡愁，唯乡愁会干扰读书，偶尔看充满江南风情的电影如“舞台姐妹”“蚕花姑娘”，“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 不禁痴痴的呆了。

山雨欲来
一九六三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消息传来，校园里一下子沸腾起来，敲脸盆，敲饭盒，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再现一九五七年的“轰麻雀”交响乐。当时中苏论战唇枪舌剑，“一评”，“二评”直至“九评”，一连串“组合拳”连击出去。在国人胸中燃起两股悲情，一是中国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屈辱，二是十月革命的成果被赫鲁晓夫篡夺，红色江山变色的沉痛，路漫漫其修远兮，世界革命的重担落到了我们身上。为全人类的解放，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悲情转化为豪情。
学校里的政治氛围日益浓烈，展开“九评”学习，讨论苏联变修的教训，人人联系自己，从家庭，社会各方面深挖“修正主义”根子。毛泽东对文艺界，教育界的指示和批评接二连三。传达了与毛远新的谈话，其中“学生负担太重”， “六十分万岁！” 颇受学生欢迎。
学校举办了反右斗争历史展览，“老物八”的历史最为惊心。工程物理系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建系的，目标是培养核能人才，包括发展核武器。这个目标尖端而激奋人心，建系时首届学生都是从各系抽调的最优秀人才，一九五八年毕业，即“老物八”。不幸的是“老物八”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几乎全军覆没，一半成了“右派”，成为全校右派浓度最高的系。系领导痛心疾首，反复讲这惨痛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勿蹈覆辙。当时心里有个说不出口的问题，为什么总是最优秀的人当右派呢？无论“老物八”，还是在社会上看到的，莫不如此。
一方面学习“防修反修”，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一方面要以“老物八”为戒，对当局者不能有任何腹诽心谤，此中已暗含一个悖论，藏着两年后文革分成两大派的玄机。
胡适先生说过：“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们自由发展”。“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你们个人才会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这种闪烁理性智慧的灼见，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清华园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当年我辈学子，不乏悲情，独缺理性，满腔豪情，皆为以情绪用事之“愤青”。
清华的大礼堂是座美式建筑，大铜门，圆屋顶，罗马式立柱，很有特色。在礼堂内靠顶的大理石墙上刻着八个字正对着舞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老清华的校训，取自易经中乾卦和坤卦的卦辞，八个字囊括乾坤，可见当时办学者用心之深，气势之宏。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无人注意，代之以“又红又专”“反帝反修”。
在大礼堂前的第二教室楼后面，曾有一块苔色斑驳的石碑，那是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记念碑，全文二百五十来字，最后一段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维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老一代教育家教人，育人，立人的精髓，中国近代思想神圣的灵魂，“五四精神”借以生发，“新文化运动”赖以开展。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却已无人提起，甚至“沉默之自由”也已不再。“五四”以降，以思想启蒙起，以文化专制终，只有陈寅恪在南方的中山大学孤守，谁要循其真传，只怕难免“老物八”的劫运。
美学家王元化先生在谈到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倾时引用萧伯纳的话：“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左倾，就是没有出息的青年。如果他二十五岁以后还是这样，也是没有出息的。”就是说二十岁的人要有激情，二十五岁则应回归理性，成熟起来。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又一个左倾的时代，我们怀着双重的悲情，无限崇拜毛泽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年的境界。64年暑假前，到南口当兵一个月，通宵行军八十里，走得脚上起水泡，边走边打盹。寒假到天坛公园的防化兵训练营进行军训，天寒地冻，朔风凛烈，出晨操不准带手套，握拳稍用力手背的皮肤就绽开了，血滴像露珠一般渗出，带着防毒面具和全套装备跑步，几乎窒息。从大一起，九月份整月每天在东操场练习走方阵两个小时，为了国庆参加天安门前的游行。通常国庆节凌晨，天色未晓就赶到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安定门车站，再步行到王府井等候。十点正，庆祝仪式开始，军队，民兵，学生，工人，农民，文艺大军各路人马，一个接一个方阵从天安门前通过，震天动地山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激昂之情由心而发，那是人类的救星，世界的明灯。就这样年复一年，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中国人的宗教观是散漫的，中国人的造神却是狂热的。南怀瑾先生谈到英雄与圣贤的分别时说：“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贤自己挑尽天下人的烦恼。”毛泽东是英雄，还是圣贤？
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位学者呼吁“教育不是宣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把宣传当成教育。“阶级斗争”“全面专政”“不断革命”一个又一个概念陷阱，使人失去了“本来面目”。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天性，有了“真”人类才有科学，有了“善”人类才有宗教，有了“美”人类才有艺术。这是文明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无所不有，就是没有“文化”，除了政治目的，在文化层次上正是在颠覆这个基础，把一切都涂上阶级的油彩。
九评学习，批修反修，一路下来，像一把山火，越烧越猛，由外而内，由远而近，直逼山顶。1965年由批判“三家村”进而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开始只是引发了清官，贪官之争。有的认为没有清官，有的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似乎贪官是女娲娘娘派到纣王身边的苏妲己，加速让旧王朝烂掉的“卧底”。这是“阶级斗争”理论推演出来的怪论，其实历史不是条人为挖掘出来的运河，历史长河虽有其势，却没有定式，黄河，长江，亚玛逊河….各有各的走法，是大量偶然事件的总和，非要按某些理论设定的路线走，往往造成乌托邦式的悲剧，多少人间惨剧，多少血腥丑恶是在高尚的理想旗帜下上演的？
毛泽东一句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结束了清贪之争，揭开了政治之争。十年前看到吴晗外甥女的一篇回忆，她曾问吴晗，你是学历史的，应当懂得中国文字狱的厉害，为什么去写“海瑞罢官”？吴晗说：是毛主席两次指名要我写，能不写吗？恍然大悟，吴晗是“覆盆之冤”申诉无门，有苦难言。
吴晗当年数学不好，是破格录取进清华的。最近一位年逾百岁的前辈老校友告诉我，当年胡适赏识吴晗，但数学过不了关，于是让吴晗作为插班生报考，插班生不用考数学，只考文史，所谓“破格”也还是有原则的。吴晗进清华就是二年级。
一九六六年开始，各系各班都纷纷组成写作小组，向文艺界的各种“大毒草”猛烈开火。凡贴上“封资修”标签的，就是炮轰的靶子。这些写作组就是后来“战斗组”的雏形。凡事成为“主义”就会走向极端，“毒草”越批越多，乃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一张报纸，一本杂志，都要在灯光下透视一番，看背面有无刀枪之类正好对着正面的领袖像。谁也不敢在报纸上乱涂鸦，唯恐触了“地雷”。中国文字的特点容易助长文字狱，中文字是单音字，一音多字，一音多义极普遍。于是中国人爱“八”忌“四”，结婚不分“梨”，老人不送“钟”。ENGLISH让银行家念是“应给利息”，让政客念是“硬改历史”，让打工仔念是“硬给累死”。再加上“说文解字”的“拆字”功夫，为文字狱之道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朱元璋到雍正，乾隆，多少人为了 “僧”“明”“清”字丢了脑袋，雍正年间，有主考官出题“维民所止”，维止二字乃“雍正”去头，于是主考官被“去头”。既然“罢官”让海瑞与彭德怀串到一根绳上，作为付市长的吴晗与北京市委一班人马都得罢官。

城头变幻大王旗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北大是“三家村”黑店的重要据点，北大校长陆平被揪了出来。清华师生如过江之鲫涌往北大看大字报，北大出事了！人心鼎沸，群情激昂。六月四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管北京市委，彭真为首的旧市委休克靠边。一股洪流堰塞湖似的直冲下来，清华开始强调“内外有别”只限于西大饭厅内的大字报立时决堤般漫延开来，大礼堂前贴满大字报，热闹如庙会。当年清华园里高干子女云集，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大字报“亮剑”直指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
六月十日晚上，我正走在新水利馆前的路上，迎面走来一群人，提着行李，领头的一位带眼镜中年男子，问我八号楼“胡适之”？我把他们引进八号楼，中途得知他们是石油部来的“工作组”，进驻工物系。没几天各路工作组接管了清华园，蒋南翔为首的“独立王国”顿时瓦解，甚至都没经过“保”“反”两方的充分交锋，被“端”了出来，何东昌感叹是“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从那时起，清华园成了台风的中心，各种政治力量，各式人物，各类派别，风起云涌，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今为刀俎，明为鱼肉，历史的轮回报应，从未以这么快的速度兑现，就像舞台上的历史剧一样，兴亡只在顷刻之间。
六月中，在外参加“四清”的“八字班”“七字班”同学回来了，那天上午，看到一些回校同学把系团委书记吴英禄堵在一楼的一间宿舍里，把他诘问得结结巴巴，全无招架之力，有谁拿一只废纸篓扣到他头上。没一会，外面人声嘈杂，哪个系的学生押着几个头戴纸糊高帽的在游街，随后几天内高帽制作水平“日日新”，主要体现在高度上。据说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活学活用”来的，以前在城隍庙里看到“白无常”“黑无常”戴这种帽子，“鬼帽”也。  历次运动，各种“分子”，“帽子”虽多，至此才修得个“帽形”。
后来知道，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毛主席没在北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红过几天的林杰说过，“政治斗争就是引导对方犯错误”。
1966年6月24日，天气晴和，略显闷热。傍晚六时清华大礼堂前已是人头簇拥，摩肩接踵，黑压压挤满了来自各系的同学，在礼堂紧闭的大铜门前，挤得前胸贴后背，无立锥之地。
当晚，化九蒯大富等十位同学将与清华工作组在此展开一场辩论大会。起因是化九的十人小组在阶梯教室前贴出的一份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对进校伊始，未及半月的工作组提出质疑。
当时还未形成后来的各种跨班越系的“战斗组”，只是在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过程中各班形成了一些写作小组。工作组进校后派往各系的人员都来自中央各部委机关，风格水平不尽一致，但总体上尚未在学生中引起明显的不满和对立。工作组主导成立了以高干子女为主的文革委员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化九的质疑大字报涉及的只是些很具体的事情，诸如：原说王光美要来参加座谈，为什么没来？工作组为什么不做解释？虽然内有“机锋”但绝大多数同学是抱着中立的，好奇的态度来“见机而行”的。在那“怀疑一切”的气氛四处弥漫，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环境下，空气里充满着要揭开阶级斗争又一个盖子的神秘，燥动和兴奋。
下午，我班几位同学去走访了化九的十人小组，傍晚我们十多人早早守在礼堂前。终于，礼堂的大铜门开了，人流如决堤之水，蜂拥而入，抢占有利地形，同班组的同学都占据了相连的座位，急切等待辩论开始。序幕拉开，主持会议的是贺鹏飞和我系的李黎风，登台的化九学生代表是蒯大富，鲍长康，工作组方面是组长叶林，副组长周赤萍。使人失望的是辩论会没有“辩论”，双方各吹各的号，你说你的我打我的，工作组极力回避对方提出的问题，就认定一条：蒯大富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就是反党夺权，就是反革命。周赤萍是位老红军干部，感情朴实有余，说话逻辑不足，硬压强扣，引起台下学生的强烈反弹，辩论会顿时变成蒯大富的“主场”。台下群情激昂，有的同学站到椅子上带领大家怒吼“下去！下去！”，要把周赤萍轰下台，工作组陷于被动，局面失控，只好鸣金收兵。作为结束语，叶林引用了当时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逃脱不了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暗示了蒯大富的性质。
回头看来，工作组采取的是历次运动的一贯逻辑：反对我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个“我”大可是一党之首，小可是一单位之“长”，有异见就是“反对”。就久经“运动”历练的人而言，是既定的逻辑。而另一方的学生则是经历了“九评”洗脑，“反修防修”观念深植脑海，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以世界革命为已任是心中的神圣使命，虽然学校一直用五七年许多学生沦为“右派”的教训警示大家，但当时当地，“右派”紧箍咒对这批初生之犊已失去阻吓作用。他们信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这就是所谓“老革命”和“新问题”。
辩论会草草结束，学生却意犹未尽，很多人通宵未眠。午夜细雨纷纷，或聚在教室赶写大字报抨击工作组，或赶进城去找国务院，新市委反映意见，或走访工作组各抒己见。这场辩论会的实际效果是造就了一股巨大的反工作组的力量，也为工作组形成了接下来几十天里整肃的对象，使运动脱离了发动者设定的方向。
个体在历史转折关头走向哪个阵线，往往有极大的偶然性。六二四那天挤进礼堂的人，很大部份不由自主的成了“蒯派”“反革命右派”，而后“造反派”“八八派”，再后“团派”…… 沿着因果的轨迹延伸下去。而当时也有些“听话的”同学，受命于工作组进会场收集情况，会后写“报告”，抓“蒯派”的，又会沿另一条轨迹走去。那天深夜我们班十几人聚集在二院的教室里赶写抨击工作组的大字报。朱德义，朱敖金和朱观明三人去“善斋”走访工作组，回来讲述访问之经过，绘声绘色所见之诡异，我正执笔，顺手挥就一篇小品“夜话”，署名“三朱”，后来被批判大字报改称“三猪”。一支秃笔，累三“朱”成“猪”，此后岁月，歉疚之心常有，悔反之路已无。
往后的四十天是整“蒯派”的日子，蒯大富被多次大会批判，却始终不服，并绝食抗议。各系则纷纷批各系的“蒯派”人物，压力很大，恐怕要步“老物八”后尘，当右派原来就这么简单。郁闷中突然爆出个惊人消息：朱德义在“五道口”卧轨自杀，失去一条腿。原来工作组在他日记中发现有怀疑刘少奇的“活思想”，穷追猛逼之下走此绝路。差点出人命，工作组倍感压力，对其他“蒯派”的压力缓解了一些，我们轮流被派往北医三院看护朱德义，暂避是非之地。
七月底，沉寂了一个多月，一声真正的惊雷响彻北京，毛主席回来了！
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清楚运动该怎么搞。八月四日晚，清华二万师生云集东大操场，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首长出席了“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师生员工大会”，市委书记李雪峰，工作组长叶林公开检查，“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周恩来作总结发言，指明“斗批改”的运动方向。会前周恩来找蒯大富通宵达旦长谈两个晚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解放了！如同再生，对毛主席的感激崇敬之情更加刻骨铭心。
作为“人”的毛泽东可能也未料到作为“神”的他，这颗“精神原子弹”威力有多大，他按下了核按钮。中国人民史无前例地享受了一次“大民主”，当然是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毛泽东思想不容怀疑之前提下。一个民族的民主精神需要经历一个培育过程，一个民主的过程也是个操练的过程，否则在“大民主”的旗帜下，人性中的野蛮，残暴，偏执，狂妄就会泛滥起来，形成“民主暴力”，蜕变成“伪民主”“法西斯主义”，雨果描写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国重演。
八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写出“三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睥睨天下，气势迫人，继而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月八日，中央公布文革“十六条”，清华成立“八八串联会”，以反工作组的力量为主，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二天，“文革委员会”发起“八九串联会”，以保工作组的为主，属“正统”红卫兵。未几，传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旋即于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此后半年共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八次之多。八月中，“三问王光美”进而“王光美是头号大扒手”的文章出现在清华，有的锋芒直逼刘少奇。
八月二十四日，也许是清华园最恐怖的一天，也是北京城极其血腥的一天。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开进清华，杀声震天，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高潮是用推土机拉倒了前清大学士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二校门。“第一红岩”等知名的“反对派”战斗组连夜出逃避难，北京城里“破四旧”，抄家成风，军用铜头皮带四处飞舞，有的中学校长被活活打死，有的大学教授自悬在圆明园里，一些中学生只因没投好胎被同学用皮带打得白衬衫成了红衬衫，市郊有的农村，“地富”全家被灭门，古代的髡刑“古为今用”变身“阴阳头”剃度各色“牛鬼蛇神”，“士可杀而不可辱”老舍即在那二天自沉于积水潭。一个只讲“阶级”“集体”“公权”的社会，个体已被虚拟化，人命不如草芥。这种“红色恐怖”到七十年代又被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变本加厉“光大”了一次。
陆小宝校友有段深刻的解析：“文革中受迫害者，或预感到将受到迫害者，为了自保，往往抛出比他自己低一层级的‘阶级敌人’，变本加厉地加以迫害。他们是受迫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结果导致文革的受迫害面越扩越大，迫害程度越演越烈，而受害最深的还是那些处于最低层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个文革中的丛林生态法则是解读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迷团的钥匙。”
九月初，蒯大富为首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其他红卫兵必须“红五类”才能加入，“井冈山”比较宽松，发展很快。我们组的人都投奔了“井冈山”，并开到身份证明，投入全国“大串联”的洪流。先后到了武汉，长沙，韶山，杭州，上海，南京。和其他同学比，只是小小的一圈。
在湘江边上感受毛主席当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在岳麓山下体会“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气概。到了杭州，发现受西子湖陶冶出来的杭州大学生是最有理性的一群，顶风保住了灵隐寺未遭浩劫。第一次来到岳坟门前，大门已封，“心向往之”而不得入。  我祖母以前常来杭州敬香，我不愿请假脱课，未曾跟随来过，每次都给她恭恭敬敬叩三个头，请她转达给岳元帅，在坟前代我三叩首。到了上海，发现上海人对北京来“点火”的红卫兵没有好感，甚至厌恶，“下车伊始”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当时心里很想去苏州看望祖母，退思古人尚且“三过家门而不入”，革命岂可挟私？而作罢。在南京与心仪的高中女同学不期而遇，在草地上拨土弄草，流波送盼，转而却挥刀断水，挥手道别，岂料这柔嫩的小草却在心里留下永久的划痕，每当触及，犹痛犹惜，丝丝在心。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工作组临走安排下的“临时文革领导小组”已经式微，“井冈山”上已是旌旗相望。星转斗移，到了年底，“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为“井冈山兵团”，三国归“井”，清华园获得了短暂的统一。

                                       ---- 待续 ----

                                 顾耀文  二○○九年四月

注：本文中有些事件参阅“孙维藩文革日记”提示之资料。
      刘涛 — 刘少奇与王前所生之女
贺鹏飞 — 贺龙之子
李黎风 — 李井泉之子
叶林 — 国家经委付主任

顾耀文：似水流年之水木清华（下）

水火之间
1967年初，上海暴发“一月革命”，经过上年红卫兵大串联，文革之火终于由学校烧到社会，转化为各省市，各工业企业的夺权斗争，由文化而转为政治。“四人帮”的王洪文就从那时崭露头角。火势也漫延到远在大西北玉门关外的戈壁滩上，那里有我国的核工业基地。工程物理系与核工业对口关联，基地的造反派自然的找上我们，请我们去大西北声援他们“革命造反”。当时，清华“井冈山”就是“上方宝剑”，请到几个当“外援”，即可大振声威，何况那是个消息非常闭塞之地。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似要下雪。二机部造反派调来一辆汽车，请我们十几位同学去二机部声援他们“揪”部长刘杰，要把刘杰带到西北去批斗。一行几十人直冲进二机部的大会议室，刘杰正在主持部领导成员开会。刘杰是我国发展核工业的有功之臣，看上去却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老头，与看传达室的大爷没多大差别。那时基地职工得“肝炎”的比例远高于常规，后来知道是放射性物质防护不足造成的。二十年后，听曾在核基地工作过的人讲，他们有不少同事和战友永远长眠于当地的烈士陵园中。战争会死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死人，只是没那么血肉横飞而已。当时群众就把怨气和愤怒都对准了刘杰，欲揪回去斗之而后快。
刘杰的高层会议被冲散了，被造反的工人团团围住，纷乱中只见刘杰的翻毛绒帽子滚落到地上。我注视着这顶再普通不过的帽子，不慌不忙，慢悠悠，孤伶伶地滚出了六七米远，直到会议室门边，无奈地转了两圈，扒在地上，无人理会，对刘杰的一丝恻隐之心油然而起。还有一个人也在注视这顶帽子，就是在我身前坐着的付部长钱三强，他发现我也在注意这顶帽子，扭头对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人皆有恻隐向善之心，此一笑使我心里一震，尽在不言中。那时节，再高的官都戴高帽，被揪斗，何况一个部长。
我们一起搭乘基地的专列来到玉门关外，来到那并非海市蜃楼的小城，经过一番调研，支持了比较温和，群众基础好的一派，与引我们入厂的那派不欢而散，分道扬镳。那里的员工收入都较高，不差钱，但生活闭塞单调，我们离开时纷纷塞钱在我们手上，要我们买北京的小报寄给他们，有种对信息强烈的饥渴。当年有些干部确实“天高皇帝远”关起门当“土皇帝”，民皆恨之。
回到北京，已过了春节。得知我祖母于年三十过世了，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毕业，她养育我整整八年，而且为我准备好大学六年的生活费用，临终我却不在身边，锥心之痛毕生难忘。每年回去只能为她擦拭骨灰盒，（那时公墓被毁，已无葬身之地，存放于家中多年），也擦不去心中之遗憾。
六七年春，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反映老帅们对文革的极度不满，然而刘少奇大势已去，几乎成为定局。一月初清华“捉鬼队”将王光美从中南海骗出，在西操场初次批斗之后，于四月上旬，“清华井冈山”再次在清华东区主楼前批斗王光美，各路英雄云集清华，数十万之众，人山人海，“一时多少豪杰”，似乎江湖上的“屠龙大会”。王光美被套上旗袍，挂上几十个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尤如鲁智深的大佛珠，成了真人漫画秀。在工作组撤走前，王光美曾到各食堂给每位学生打过菜，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此对她实在有失厚道，毕竟还是国家“第一夫人”。那天“清华井冈山”达到鼎盛之极点，盛极而衰，没几天，“四一四”成立，从此分裂为“老团”“老四”两大派，开始一年多的内战。
“四一四”的出现，有路线之争，有权力之争，有思潮之争，颇费思量。回头看，当时蒋南翔是被“端”出来的，对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并没真正解决，不可避免有一场思想交锋，这也是“四一四”那边中层干部较多的原因。而这一争论的结论，又必然逻辑地导出文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问题，恰恰这个问题是不容怀疑的。这种“难于启齿”使老四在运动方向上一直强调抓“二小撮”，抓“右派翻天”，猛攻“出身”较软的“红教工”等教师组织。后来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真的亮出了旗帜，他就被送进了监狱。
“物九”的老团成立了跨班的战斗组，叫“契卡”，0字班的叫“第二契卡”，名字虽带“恐怖”色彩，行事还较为理性，后成为清华团派的“名牌”战斗组。曾经写过些较有影响的文章如“红线与黑线”等，冷静地讨论教育界十七年的主色问题，用的“公理”当然是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点明了两派之争背后的要害。不久一些跨系的理论班子成立了，我们和“打落水狗”“倚天剑”等几个组组成“向东航学习班”，成为“老团”的“智囊”。当派性越来越强时，理性就一天天走弱，理性被派性绑架，就像今日台湾的“蓝-绿”，只有颜色，没了是非。
到六七年夏季，全国一片造反夺权之声，权力出现真空，到处分裂成两大派。参与“支左”的军队也分成两派，一般野战军多数支持造反派，如河南“二七公社”，湖南“湘江风雷”，湖北“百万雄师”等，地方军分区多支持保守派，这很自然，朝夕相处，他们与地方政府联系更多些。两派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终于走向“政治的最高形式”武斗。由大刀长矛，到步枪机枪，大炮坦克，十八般武器全部登场。此时虽已停止“大串联”，但兵团总部仍会组织些“小分队”四出了解各地情况。七月“打落水狗”准备去湖南，约请郑则经和我同往，我们也欣然愿往，但总部说另需派人去武汉，正有两张武汉车票，就拟去武汉，未过一天，陈继芳说要我们去河南，结果弃武汉而取郑州，同行的有机械系“精六”的杨军，外号“铁公鸡”，实际是位江南淑女，性格泼辣，天生当“大姐”的，还有广播台的“喇叭花”靳玉琴等共五，六人。
当时河南的武斗已相当惨烈，残酷，尤其开封打得最惨，一些血腥的现场照片触目惊心。我们到了郑州，巩县，洛阳，与三十八军的野战师在一起，他们倾向“二七公社”，受到贵宾式的礼遇。后来回郑州，与当地造反派接触，了解当地情况，也介绍北京动态。一天夜晚，我与郑则经外出回郑州大学，穿越一小树林即是住地，突然“叭”的一声，猛觉腿上被鞭梢狠抽一下，顿时无法站立，“哎哟，不好！”郑说：“怎么了？”“好像踩地雷了，快跑！”两个人三条腿连蹦带跳冲出林子到宿舍楼，灯光下一看，才知左膝中弹了。马上找来汽车送往河南省人民医院，拍片后看到子弹正在膝关节中间，半月瓣之后，斜穿进去“歪打正着”。立即手术，主刀的医生是位胖老头，“反动权威”模样，技术上却给人安全感。所谓“主刀”是仅他一人，护士也没有。他让我躺上手术台，白布单上血迹斑斑，像块砧板。情急之下请杨军，靳玉琴充任临时护士，拿盐水瓶，刀具盘伺候在侧。她俩是扭着头环顾左右而完成“规定动作”的，“目不忍睹”，很利索取出子弹，给我留着“纪念”。在郑州养伤数日，有时男生不在，靠“铁公鸡”把我背上背下，难为了她。
回到北京，才得知“打落水狗”的李磊落在常德中弹身亡，他是站在卡车驾驶室外，用身体保护司机冲出封锁线时遇难的，他出身不好，用生命证明了自己，岂料这是场错误的“战争”！另一位朱以文腹部中弹，侥幸而回。去武汉的两位，肖化时同学在“7.20事件”中被排山倒海的人群挤进长江而遇难，当时，有人谣传“毛主席来了”，引起混乱，人像下饺子似的前赴后继往江里挤落，会游泳也伸展不开。那个时期生命真如朝露。
学校里两派对峙，僵持不下，同学间尚相安无事，运动停滞不前，气氛沉闷无聊，期间复了几天课，都是心不在焉。68年元旦，我回了次家，见到父亲眼角青紫，发型改成“板寸头”。在我记忆里，他是很在意发式，从不剪“板寸”的，显然是受过“冲击”，家也抄了。据说他曾找我姑母们打招呼，说他暂时不会去她们家走动，不用担心，他不会自杀，因为有一家子要养活。父亲从不干涉我的事，对我受伤之事只是婉转地说了句：“要是子弹再高二尺会是什么后果？”我回答：“要是偏左右二尺就没事了。”话虽如此，再回清华园，对运动已感到厌倦，开始“逍遥”起来，无聊就到“学习班”看看书，聊聊天，打发日子。
三月尾，同组同学说我“革命意志衰退”，不能消沉，正好“罗文李饶”专案组整出不少材料，要人去写批判文章，让我到专案组去看材料。专案组在长城脚下的“三堡”，是清华的一所疗养院，一起去的有土建系的华晓和动力系的王鹰，王是北京高校花样滑冰冠军，主演过冰上芭蕾“白毛女”，大眼大嘴宽肩，“现代美女”，大大咧咧，又带点“骄傲公主”的气质，曾见她随手拿只洗脚脸盆，垫张写大字报的黄纸打饭回来大家吃。“罗文李饶”是派战中“老团”攻“老四”的“重磅炮弹”，案涉对文革的看法。中国人搞刑讯逼供可算源远流长，司马迁二千年前就写过“酷吏”传，还为中国语言供献了一个成语“请君入瓮”。在自然界生灵中，也只有人类对同类如此残忍，并能找出“正义”外衣的。专案组戒备森严，由学校体育代表队的彪形大汉做警卫。久搞专案的人，可能都有点“虐待狂”，“心太软”的干不了。王鹰那样的显然与环境不协调，住了十来天就一起回学校了。就在离开的这几天里，清华百日武斗拉开帷幕，我住的八号楼宿舍已被老四占据。武斗开始那天，力九的沈惠川把我的行李铺盖都搬到一号楼五楼的一间屋里，那是研究生住的，有些空房。一号楼是逍遥派的天堂，位于最北边，非军事区。
我们系的老团部队占了新航空馆，老团的“总部办公室”设在那里，主任是段永基。“总办”办了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我从初中到高中同学六年的一位女同学也在那里做“文员”，上初中时我坐在她后面，有时上课无聊就玩她的辫子，常被她“秀眉横竖”“杏眼圆睁”，以至大了都不敢有“非份之想”。我常过去串门，用钢锯在砂轮上打了把漂亮的匕首，又用它砍来树杈做了个精致的弹弓，小时候家里不让玩弹弓，这回算遂了“宿愿”补了“缺憾”。

同室操戈
五月三十日那天，团四之间上演了一场“百日武斗”中最为血腥的战争。一年前“老团”要成立“革委会”，被老四搅了局，时逢周年，要出口“恶气”。进攻目标是东区浴室，在九饭厅背后，三面都是开宽空地。雨果在“九三年”里写到拿破仑在滑铁卢那个倒楣的早晨，当时法军发起冲击，要越过一条深沟，事先准备了跨过深沟的木梯，到时才发现短了一截，贻误了战机，终成大败。这个错误在“5.30”被“老团”重演，上浴室偷袭的梯子短了一米，突袭变成攻坚，付出惨重代价，这是“要命的”一米。
那天早晨双方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玻璃瓶的“燃烧弹”，有二个“战区”，浴室是主战场，东面靠东操场阻挡老四援军的是第二战场，逍遥派“观战团”在西边十饭厅前，我们系的“老团”在五号楼后面离浴室几十米做“第二梯队”，我也在那儿“客串”。浴室是二层建筑但楼层较高。进攻者从两个方向往房顶攻，拼杀中不少人从云梯上或房顶掉下来，运气好的掂掂脚，伸伸腿就没事了，摔得不巧的可性命相关，其中段洪水因摔伤头部，脑水肿身亡，足球队的时作隆摔成高位截瘫，残疾终身，东操场那边的许恭生在阻击时遇对方“土坦克”，后退时殿后，不慎绊倒，被对方十来条长矛刺中，致命一枪是刺断股动脉，当时当“卫生员”的女同学没有经验，又羞于撕开裤子，到医院已失血过多，无力回天。他是个“遗腹子”，高校击剑冠军，所使长矛不像别人的长达二米，只有齐眉高，全不锈钢的。我们年级的周剑秋，在老四的“土坦克”里，被“燃烧弹”烧伤，破了书生清秀之相。这一仗没有赢家，事后老团成了“哀兵”。回顾文革中英年早逝的那些同学，其献身之“事业”固然已成荒诞无谓，其牺牲之精神每常使人扼腕叹息。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的热血更不可轻抛，要珍爱生命，免遭挥霍。赵本山给国人普及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忽悠”，当有人以“崇高”“正义”“民族”之类旗帜要你“献身”时，务必以人类最普世的价值掂量一番，看看是否合乎“天下人”之人性，合乎“真善美”。
“5.30”后，冷兵器渐渐转向热兵器，双方反有所收敛，未有大战。当时老四占据二校门东的“机械馆”，老团占据西侧的“一教楼”，每日按时对骂，骂完再互以大弹弓轰击，尤如金门厦门之间，还常有看客在“二校门”（当时已不存在，变成毛主席塑像）前面观战，如看网球比赛。其时我仍住一号楼，同室住进一位上海复旦逃过来的周谷声，外号“蟹兄”，盖因长着“蟹形脸”，他是复旦“炮司”的“副司令”，因炮打张春桥被列为“胡守钧反革命集团”，来京上访。文革中老团对张春桥和康生始终不怀好感，或因其奸相太形于色。许多年后“蟹兄”在纽约经营“出国人员礼品店”。当时一号楼有不少外来的“流亡者”，“观看”武斗，打牌，下棋，聊天，谈恋爱，好不热闹。也是在那里，我遇见了后来的首任妻子，她是附中高中学生，因被其父亲单位一派追杀，流亡在此当“难民”。桃之夭夭，窈窕淑女，相看俨然，凭般腼腆，偶尔拨弄一把提琴，“未成曲调先有情”。当时有年长的同学问我：何不趁在校解决“个人问题”，我说婚姻是缘分，缘到自成，何用刻意“解决”，没当回事。毕业离开后听她好友说起，她曾因我烦恼，冒雨赶到城里，独自灌了一瓶啤酒。此说立时把我击倒，堕入情网，啤酒，外观清新沁人，内却热情似火，给人清凉中的沉醉……
不久，工物系的老团们“调防”到了“乙所”，“甲所”“乙所”旧清华时是校长的住处，一层的别墅，面对一大片茵茵绿草，景色宜人，逍遥之余常去串门聊天。至六月间，“老团”已将“老四”的“科学馆”团团包围，切断了联系，成为“孤城”。得到情报说老四在“科学馆”和“机械馆”之间双向对挖地道，此两处相距有二三百米，工程不小。为找出地道，老团在“一教楼”后垂直方向上挖了条一米多深的战壕，通往“土建系馆”，晚上夜深人静，在战壕里埋上水缸，扒地静听，这是从电影“地道战”学的。我系刘尚培在一教的“前哨广播台”，曾跟他一起试着“监听”一会，这要有钓鱼的耐性，还要能忍蚊叮虫咬。某日，传来消息说成功破了老四的地道，原来老四挖地道的动静终于被发现，他们在听清楚挖过战壕数米之后才引爆炸药，把地下的“工兵”堵在了死胡同里，等把人挖出来，惊魂未定，如同泥猴，只剩牙齿和两眼“骨碌碌”有点白色。就战术而言这次行动可算“经典”，好在双方未有任何伤亡。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老团遭遇了“七二七”。
“七二七”意味着毛泽东要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了，“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但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
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北京几十所工厂的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分成几路，一边游行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强行拆除武斗的工事。在深陷派性之中的老团看来，这是“黑手”来为老四解围了。于是发生激烈的对抗。当时我正在“乙所”，只见不远的“善斋”前面，总部的任传钟带一群人拿长矛正与工宣队对峙，往对方扔墨水弹，工宣队不少是在上班的大叔阿姨，白衬衣成了花衣服。有的工厂自己才结束武斗不久，也不乏好战技痒之士，用棍棒相对。
“乙所”没有工事，但要来收缴武器，发生争执，有人粗暴的抓住女同学“鬼妹”的头发往墙上撞，引发男生的怒火。傍晚，大队工人已退去，各处工事一片狼籍，听说东区有人扔了手榴弹，老团们悲愤交集，一心要揪出“幕后黑手”。晚上工物系和电机系一百多人聚集在“乙所”前，接受总部的一项紧急任务，夺回“9003”。
“9003”是机械系一栋新楼，位于东区主楼外，里面有不少精密机床，是老团的“兵工厂”，工宣队把临时指挥部设在那里，白天抓了一些老团的人也关在里面。为了救人，更要防“黑手”把它交给老四，当夜一定要将其夺回。“存亡之秋”我“义无反顾”参加了这一回“武斗”。当夜月黑风高，清华园里清寂无声，百多人扛着长矛，悄无声息，沿通往清华附小的林间小道，婉延蛇行，来到“9003”前五十米的铁丝网下。“9003”在东区校园以外，四周围有铁丝网，楼前五十米开阔地带停着工宣队几十辆车，楼前的大台阶直达二楼，总共楼高四层。当时商定战术，不可纠缠恋战，直冲上四楼，然后逐层往下赶人，以取回大楼为目的。
一声令下，形如脱兔，猛扑过去。发现来袭，楼前几十台车突然大灯齐明，如同白昼，直晃人眼。顷刻间人已冲上台阶，那情景与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进攻冬宫无异。一二回合把零星的抵挡者逼回一边，没几分钟就上了四楼，却发现各室一片漆黑，悄然无声，室门紧闭。撞开房门，骇然发现每室都有一二十人聚成一团。我们高喊“请大家出来！出去就不会伤害你们。”于是，屋里的人成群手挽手簇拥着走了出来，有的还高唱“国际歌”，作大义凛然状。总觉得是在看电影，其实人生不就如一场电影，如梦如幻如光如影吗？不到一小时，夺回大楼，与被抓的同学相逢，兴奋之情不可名状。发现工宣队留下成箱的面包，点心，水果，香烟，够吃上一星期的，连夜构建工事，把楼梯都用家具堵死。就在那晚我试着抽了第一支烟。
工宣队没有撤，在楼外把大楼包围起来。与一小时前比双方仅交换了场地，半夜下起一场不小的雨，不禁有些可怜雨里的人。楼里和外面的消息全断了，电话不通，只能听“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而许多学生那晚逃离了清华，谁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毛泽东于“7.27”深夜在人大会堂召见学生领袖，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领导，却找不到蒯大富。28日楼外的人和车越来越多，双方相持不下。下午工宣队开始广播凌晨接见的一些指示，包括林彪说的“再不投降要予以歼灭”。为了与总部联系，只能用广播报送“数字密码”，两边约定一本书，报出数字即该书的某页某行某字，一查便知。需要有个人出去送“密电码”，通知对方用哪本书。我荣幸被选为这“秘密交通员”，可能我长得斯文，不像“暴徒”。29日清晨，我从楼后的小门溜出去，钻出野草丛生的铁丝网，来到通南校门的那条路上，过了此路就可从树林中走了，就在此时碰见了工宣队的流动岗哨。他们在十余米外叫住了我，正在危急关头，路东职工住的红砖平房里走出一位工人，好像是“工总司”的，有点认识我，他见状忙走上来一把拉住我说“是我们家的”，把我领到屋里，什么也没问就出门去看动静，不一会回来说“可以走了”，顺手拿顶旧草帽扣我头上，送我出门。我不知为什么赠我草帽，可能电影“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里武工队进城都戴顶破草帽吧。此后一路无阻到“化学馆”找到邢晓光，“闷上心头嗑睡多”他还在睡觉，把书名告诉他，任务宣告完成。从“化学馆”出来，在楼前的丁香花树下碰到“黄毛”（雅岚），问我何往，答：“9003”，她说“别去了，很危险”，我说：“弟兄们都在里面，岂能独善，一定要回去。”挥手道别，虽是夏天，却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一路顺利回到“9003”，下午总部广播通知我们勿动静候，正在和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谈判，当晚又通告达成了协议，第二天上午空手撤出“9003”，“和平解放”。第二天，楼前开来几辆军用卡车，上百名解放军战士分两队左右夹道保护，把围楼的工宣队挡开，让我们鱼贯而出上了车，没有他们可能会挨不少“冷拳”。卡车送我们到“明斋”前面，下车与总部的人会师后作鸟兽散。工宣队终于完成了对全校的“占领”，也开始了全国“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新一章。“红卫兵”谢幕了。
出来后才知道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斗批改”要靠工人阶级来完成。毕业后到工厂，和外地大学的毕业生讲起“727”，他们说“闯祸的是你们，受罚的是我们”，当地有的工宣队让全体学生在操场罚跪半天谢罪，分配时有恋爱关系的，天南海北，有一对拆一对。“727”那天到底有多少伤亡，始终没见到确切的数字。

梦醒时分
八月初，学校显得寂寞冷清，没多少学生。我们一帮难兄难弟十多人到燕山山脉的最高峰“百花山”逍遥一番，散心解闷。武斗时剩有一些“粮草”，面条，腊肉等正可用上。虽是盛夏，山上很凉，在山顶露宿，男女生分别以两块巨石为床，被子上铺塑料布，第二天能倒出半盆露水来。夜晚，天色那么清朗，满天的星星近得触手可及，万籁无声，与世隔绝，什么烦恼都留在地上与我们无关了，也许这就是在“天堂”里的感觉？舞蹈队的薛铮情不自禁在岩石上独舞起来。那时山下的民兵封山，防堵“流窜”的学生，煮饭只能躲在山沟里，不能露出火光，紧张而刺激。
三四天后回到学校，我仍住一号楼，六字班的郑则经毕业分配了，有工资，离校前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请大家上颐和园游泳戏耍，豪饮啤酒，快活了一阵。
八月初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突显了对工宣队的支持，并寄于厚望。在全国掀起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热潮，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都入驻工宣队。逐步稳住了全国的无政府混乱局面，要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实际上工宣队的核心是军宣队，各个企业的大联合都是派驻了军宣队才成立革委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军队实际上掌控了各级行政之实权。四十年后看到“吴法宪回忆录”，说到当年全国各地实权落到军方手里，江青，张春桥等在主席面前颇有微词，这是毛泽东对林彪削权的起因。
清华各系各班同学重新由工宣队召集到一起，大家又回到自己班上，每天组织学习，批“派性”，检查武斗和驱赶工宣队的错误。背诵“老三篇”，并开始传教跳“忠字舞”。我在上海上小学时是舞蹈“小明星”，以后十多年没跳过，未想这点“童子功”变成的“细胞”还在，一出手即成“舞林高手”，后来毕业到工厂几乎成为“专业”，一年有半年在“文艺宣传队”四出演出。苹果电脑创始人JOBS说过，生活中有些孤立的点，你不可能从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要相信这些点迟早会连接到一起。他大学时退学了，无聊中选修了一段书法课，十年后，设计第一台电脑时，把各种漂亮的文字版式放进了电脑。才有今天那么多字体的选择。
我们系的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的，属毛主席当作典型抓的“六厂”之一。每天带领大家“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每天开饭，开会，无数次挥动“红宝书”，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万疆，万寿万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听说外地有些城市，对当地的“一把手”也要表示敬意，还要加呼“某某主任身体健康，适度健康！”
安静没多久，我们年级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标事件”，搞得人心慌慌。起因是有人在桌子上乱涂鸦，写了一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又有谁写了句“将一事无成”。也不知鸡和蛋谁为先，反正发生“追尾”撞在一起事就大了。查了半天，揪出了孙乃雨，成了全年级批斗对象。可能他在那位子坐过，或也曾涂过，更重要是他父母在美国，据说是学汽车制造的，于是推论出“给美帝制造坦克”“镇压越南人民”，有此阶级斗争背景，孙乃雨千口难辩，此事后因缺乏实证而不了了之，孙却很受了阵罪。
还有位同学陈治国，因家乡“莫须有”的纠葛被整，工作组时他挨整摸过电门，这回又在二号楼从五楼跳下来，竟未受大伤，自己走了回来，愿他“必有后福”。文革中自杀者多不胜数，有位体操队的“反动学生”，从二号楼五楼的平台上助跑跃下，在空中还做了个 “空翻”，生命的最后几秒还在追寻“美”。这样的生命为什么要夭折呢？
终于有消息说要让我们提前半年毕业分配了，学制由六年减为五年半，元旦前报到。计委把分配方案下达后，工宣队认为“太好”，不够艰苦，要“四个面向”，向边疆，向基层……退回去重做。结果我们这届是分得最惨的。三分之二的同学因家庭情况变化进不了核工业系统，转分其他部门，有的先分到县里再“二次分配”，有的分到烟花爆竹厂生产爆竹，也算与核物理对口，都与“爆炸”有关，有的到卷烟厂做香烟。到分配才知道有同学的父亲或母亲在运动中自杀了，这样的家庭惨变，他们一直默默忍受着。
我分到化工部在陕西凤县的红星化工厂，在秦岭之中，属“大三线”，与同学比，不上不下，不远不近，不城不乡。当今中外教育体系都兼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学生，二是筛选学生，小学，中学，大学一路筛选，一流大学是由一流老师和一流学生造就的，把最好的种子发配到最下层，岂非“逆向淘汰”？
快毕业时，同室的周伟雄说，“快分别了，写首诗做个留念吧。”我对古体诗词只知点皮毛，没什么训练，但心有所感，就写了首“浮萍”相赠：
来去匆匆似梦游，  衰萍点点起秋愁。
伶丁自恨无根底，  沉浮惊感处急流。
大浪三翻摧一统，  长风万里撒九州。
任凭霜雪千回打，  不思春江绿水柔。
居然有不少校内外的同学步韵相和的，都是一样的感受。
由于派性对立，没什么道别活动，大家各走各的，全班在二校门旧址，新立的毛主席塑像前合照了张集体相，“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同学关系是最纯朴，最没功利的关系，却变得水火不容，及到社会，才知什么老团老四，彼此彼此，都是“老九”。
工宣队给大家发了临时毕业证书，过了好几年才回学校换成正式的证书。1940年我父亲也是先拿了张西南联大的临时证书，一年后才拿到清华的证书，前者虽是在信笺上用毛笔手写的，却字字神秀，笔笔锋芒，工工整整，足可当书法作品留存。
三十年后，同学们回校重聚，每人介绍毕业后的经历。有些同学原以为自己历经磨难，特别不幸，一讲才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是整代人的苦难。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这代人的不幸却也是相似的。
68年12月底，一个阴雨天的下午，黄昏来得格外早，我和苏玉林等几个登上往四川的火车，“同窗”的还有“力九”的沈惠川和叶志江，只见叶公与所爱依依惜别，酸酸楚楚，除了迷茫和惆怅，还多了两行“离人泪”。清华的六年结束了，当年进来时揣着理想和信仰，今日走开时带着遗憾和怀疑，六年水木清华的浸润，是让人糊涂了？还是清醒了？

                                 顾耀文  二○○九年五月

有些情节参考物九张比同学“回忆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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