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28 10:57:22

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宋永毅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尚处于发动阶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１９６６年７月至８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这副对联从北航附中、清华附中等北京中学迅速地流传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主要高校。它非但成为刚诞生的中学红卫兵（后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以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红五类子弟”为核心），而且成为中学红卫兵以“游行”等方式狂呼对联冲击各高校及社会的思想基础。因为这副对联带着过于粗陋和荒谬的封建世袭的思想色彩，并力图把中国社会当时就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它一出笼便遭到了大多数学生与人民群众的反对，在中学与高校处处引发了极为广泛而对立的大辩论。尽管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但经过辩论它却反而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全国，成为风靡一时的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此时正要利用以“血统论”为组织基础的老红卫兵作他们政治斗争的“革命先锋”。如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ヾ。二是红卫兵的“血统论”作为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来自古籍古人，而是直接来自中共长期以来执行的“唯成份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说穿了，“血统论”不过是一群不懂策略的激进的高干子女，公开地撕下了“重在表现”等等貌似公平的幌子，把同样是浸透了封建权力世袭意识的“党的阶级政策”出了一个水落石出的公开版而已。　　

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７月间，在一篇由红卫兵的创始者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署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公开揭示：“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ゝ换句话说，血统论的中心点是政权，即由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女夺权─掌权。不管老红卫兵的发起者中是否不乏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它的组织路线的血统论则只强调先天的血统高贵。也就是说社会某一部分人的子女可以不通过艰苦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公平的社会竞争，即制度化地攫取社会权力和财富，成为高踞于广大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至今为止，中国国内流传着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尝试，看来是不无道理的。当时，风靡一时的鼓吹血统论的重要文献还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做顶天立地的人》，北大附中红旗的《烈火捂不住盖子》ゞ，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十号通令。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至１０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由于血统论的传播不仅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公开分歧与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毛泽东及文革派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这些人则是无法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方面，他们纷纷组织保卫自己的红卫兵，另一方面，他们挑动一部分群众（红五类子女）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黑五类及其子女），以转移毛泽东对他们斗争的政治方向。８月１２日，高干子弟、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贴出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々，企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来阐释血统论的合理性，以弥补“对联”的粗陋。同时，又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２０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甚至主张对黑七类子女“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把工作组及刘邓派的中共干部受到的批判说成是非红五类子女企图利用文革翻天的证明。由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０月中旬的文革运动已冲击了一大批“血统论”鼓吹者的父母──中共老干部，因而当谭力夫激动地质问反工作组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幺？”他的讲话正在重复与阐释着刘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自我保护论，同时在一大批老红卫兵中激起极大的思想共鸣。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与其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刘邓派干部，为了保护自己在与毛泽东的上层政治斗争中不至于被打倒，便利用“血统论”把红卫兵的祸水引向广大无辜的学生、教师与群众。正是在“血统论”的指引下，是红卫兵在北京第一次开了残酷的“红色恐怖”──暴力斗争的先河。仅８月下旬至９月底的４０天内，据官方材料统计，仅北京市就有１，７００人被打死，３３，６００多户被抄家，８４，０００多名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赶出北京。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有３２５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血统论”的倡导者们残杀，２２户人家被灭门，其中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出生３８天──“血统论”暴露了它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１０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ぁ（陈伯达）。　　

至此，“血统论”才从一种占主导性的，为官方默认的社会思潮成为一种为中共文革派批判的异端思潮。　　随着“血统论”被批判和群众造反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中的崛起，尤其是随着“血统论”鼓吹者们的父母被一一打倒，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５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红卫兵中的一批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颁发了著名的００３通告。在这一通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左倾机会主义”的有益思考，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一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六省市”的革干子弟。又如同一时期“联动”对其他学生──黑七类子女的恐吓信。《紧急联合通告》，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１９６０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あ。　　

但由于他们所倡导的“血统论”以及耀武扬威的贵族子弟的言行正是最为广大人民所憎恶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突出表现，他们的这些言论只能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保卫自己父母及自己优越的政治特权的一种本能挣扎。　　

１９６７年１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这使一批“根正苗红”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然而，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来自毛泽东的始乱终弃，相反怪罪于反对血统论的其它家庭出身的中学同学。所谓《紧急联合通告》便是最典型一例。通告中讲要借“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们给压下去！”あ所指，正是戚本禹把《出身论》（遇罗克着，见本刊ｚｋ９６０８ａ──编注）骂成“反动文章”的讲话，在不遗余力执行血统论上，联动又一次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同流合污。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ヾ关锋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反动思潮》（１９７０）

ゝ原载北京《兵团战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ゞ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々同注ゞ。

ぁ陈伯达《对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的总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载《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第３０２页。

あ同注ゞ。□　

转载自《中国之春》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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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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