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众
一、关于铜像
为遇罗克塑像的事是很多人的期盼，十多年前《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和遇罗克的胞妹遇罗锦就发出过集资兴建罗克塑像的号召.我虽然期盼，但总担心它问世的难度。
2009年清明节这一天，遇罗克的胞弟遇罗勉打来电话，约我到通州宋庄美术馆去看罗克的铜像，这真是喜出望外.由罗勉开车，同去的还有罗克的挚友郝治，罗勉的挚友王嘉才(他们也都是当年《中学文革报》的参与者，传播罗克文章的人）。先行到达的有徐晓，丁东和郑敏等人，他们是此举策划的人，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尊约两米高的铜质胸像十分传神；罗克眉宇凝重，两眼直视前方，表现出与血统论誓不两立的坚定信念.塑像是28岁的美院学生郑敏先生完成。铜像雕刻着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凡是不经过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摘自《出身论》）这句话简要地概括了罗克所有文章的精髓——平等的理念。铜像的设计者能够在罗克的多篇文章、十几万字中挑选出这句话来，使我不得不佩服其慧眼识英雄的才能。
参加揭幕式的虽然仅仅大约二十人，是个低调的悼念活动，但是眼前一些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使我为之一振，就在这一刻，让我感到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时代进步。更让我感触的是，罗克牺牲40年了，可是他追求的理念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
二、回忆和罗克相处的时刻
1966年秋，我和前妻徐钟玲（已故）住在南郊的和义庄，距城里较远，徐当时在东四办事处主管劳动分配，她多次向我讲述；在待业青年中有一个外号叫“伊拉克”的人如何聪明礼貌和学识渊博，她同情他并努力为他向用工单位推荐，父母都是右派，他的名字叫遇罗克。不久，徐告诉我，遇罗克给咱们提供了一个住房的消息，说他们院里一家小业主被红卫兵撵走了，腾空了一间小东屋，徐征得了我的同意后，找有关部门批准搬了进去，从此我和罗克一家人有着一段非常时期的邻居关系。
罗克一家人通情达理，谦恭谨慎，平和乐观，令人敬重，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和为人，他们承受了那场摧残生灵的风暴。就在此时，北京乃至全国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众所周知，50年代以来统治集团开始推行制造等级划分的血统论，它蛊惑了多少不法之徒兴风作浪，又致使多少人受到出身之苦遭到迫害。这幅对联虽然出自早期红卫兵之手，其实代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一贯政策，只是剥掉了虚假的外衣而已，谁敢不服从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许多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因为出身有问题又对对联有点异议，被红卫兵暴徒活活打死的大有人在；以对联为宗旨杀灭“黑五类”全家的事件层出不穷。那时候真是哀鸿遍野、尸骨成堆、人人自危，罗克也因为出身和自己的日记问题被所在工厂的红卫兵关押起来遭到批斗。在这种压力下，不屈的罗克已悟出了《出身论》的腹稿。
当年深秋，罗克的两个弟，带着哥哥的《出身论》文稿参加了全国大串联，并在外地将它油印散发。
一天，罗克把他的两万余言的蜡纸版《出身论》拿给我看，并征求我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所写的文章，当我看完后，我眼前的遇罗克立刻变得高大起来。他用生命在思考，他用生命在写作，他用生命维护着真理，他用生命维护着人的尊严！他的文章平白质朴，逻辑严谨，说服力强，而且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辞，通篇文章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谁知这个饱含真理的文章竟成了罗克的绝命书。
我时常想起我们一路去上班，一路散发《出身论》和一起到龙潭湖游泳的时刻，还想起狭小煤屋的灯光和罗克与姥姥开心的笑声……
三、伟大的思想家和斗士
著名学者丁东先生在他《精神的流浪》一书中说道：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学者多而思想家很少。我非常赞同。遇罗克能把血统论的重大社会问题揭示出来，而且指明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目的在于宣示人权的生而平等。他勇敢地申明自己的观点，唤起民众的觉悟，他其实非常明白是在向强大的专制政权挑战，他是中国少有的思想家。
今天，许多人由于不了解专制政权的本质，尤其不了解当时专制政权的穷凶极恶，反而不理解遇罗克所作所为的意义，他们远不如独裁者本身清楚，《出身论》击垮了实行多年的阶级政策，让血统论再也无法貌似公允地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更令独裁者恼火的是罗克竟象嘲笑似的使用大量马列式的语言。所以罗克被当权者杀害自然是顺理成章的。遗憾的是，至今许多研究遇罗克的人还没有理清这样一种规律——专制政权与血统论有着必然的联系。（国际上一些事件也证实了这样的规律，比如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以及现在的朝鲜。）所以经常有人讨论罗克是不是个思想家，甚至有人还想挖掘出罗克被杀害的其他“真相”。
遇罗克在被枪杀的十年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大报相继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和《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等为题的大块文章进行了讴歌。作家徐晓称罗克为英雄，还有人称遇罗克为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值得一提的是与遇罗克先后遇难的还有“党的好女儿——张志新”，报载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罗克的母亲询问有关部门为什么有烈士和非烈士的差别？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是共产党员，就可以追认，否则不行。这多么不可思议；一个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竟然因为不是共产党员而不能成为烈士！这分明仍是不平等的写照。多么大的一个讽刺：一面宣扬着争取平等的斗士，一面还在继续制造着不平等！之所以形成这种荒唐局面，足以说明多年的不平等制度已经使人们陷进这肮脏的泥潭有多深，而挣脱出来又有多难。当有关部门好心地建议追认罗克为中共党员的时候，遭到了罗克母亲的婉拒。在她无意中告诉我这件事以后，让我更对她老人家肃然起敬，我只是想说：罗克不愧有这么伟大的母亲；母亲也不愧有这么伟大的儿子。这也应了那句俗话：“知子莫如母。”
“乾坤特重我头轻”写出了罗克人生的使命，让他走上了思想家和斗士的不归路。他十分清楚向专制政权挑战的结果，他说过：“我为他们说话是应该的，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即使我牺牲生命也是情愿的。”（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1页）
四、家国之不幸
因为我与遇罗克一家的每个成员都熟识，熟知，常把他家的遭际与国家命运联想。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1955年在华北电力总局任工程师，由于我国的钢材紧缺，遇崇基在北京良乡的一个建筑工程地上，大胆地以竹筋代替钢筋建造了四十四栋二层小楼取名竹筋楼。他说这是为了解决职工住宅问题，是短期安排，设计寿命十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楼房使用期竟超过四十年，还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考验。这些楼房还形成了良乡城的一个地名，叫“竹筋巷”。由于开发新建用地，2003年才拆除了最后几栋竹筋楼。这样一个堪称重大贡献的业绩，也没能使他幸免被打成右派的命运。他在贫困潦倒中还相继写出了《科技日语翻译技巧》一书和翻译了有关围棋的《白布局》、《定式要领》、《死活与收官》等九卷书。
罗克的母亲王秋琳也是日本留学，长于财经。“解放”初在北京创办了一个“理研铁工厂”，反右运动中，王秋琳被打成右派，工厂也在公私合营运动中成为国营企业。王秋琳虽经多次动荡，却仍能保持乐观，镇静，豁达的处世精神，在危难中维系着一个多舛的家庭,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她的一个同事说过，王秋琳在工厂里所遭遇的磨难，换成任何一个女人恐怕也难活下去。我还要说一次，她是个伟大的女性。
遇罗克被害以后，妹妹遇罗锦怀着悲愤之情写下了长篇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走上文坛，这本书在80年代成了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如今客居德国。
遇罗文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勤劳智慧，从不停息用脑。在多家技术杂志上发表自已的产品创意。他开办过“节能炉研究所”，“黑陶研究所”，后又与弟弟罗勉共同开办“专利新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水力切割机（即水刀），出版过自传体长篇著作《我家》。《我家》是我和许多朋友最喜欢的书，我有幸为该书写了跋。罗文2001年移居美国。
遇罗勉是家庭成员中最小的，也是个有成就的电子工程师，因为技术成果突出，80年代被评为北京市劳模，他有着父亲酷爱围棋的基因，现留居国内。
从以上我们知道到这样一个家庭，如果不因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会给国家和人民做出多少贡献？—然而这样的家庭就是因为出身的问题，不但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就连安身立命之地都曾经难以觅求！
遇罗克一家人的遭遇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它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也是我们家国的不幸，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五、不朽的英雄
在对遇罗克的纪念文章中，大都记述了他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我感到这似乎过于简单了一点。因为所谓学徒工的概念，是指旧社会的一些贫困家庭，为了给孩子们的未来找个生活出路，把他们托给艺人或工匠门下，学上一技之长，时限一般都是三年零一节，在此期间不但是无报酬的劳动，而且要经受住老板的打骂与侮辱。“解放”后，大多是以企业招工的形式招收青年徒工，虽然有着社会保障，但还是低报酬的。
遇罗克本应是展翅翱翔的雄鹰,但他却无枝可栖。我的前妻徐钟玲曾多次向用人单位美言推荐，都因出身问题而被拒绝。这样才把遇罗克委身为“学徒工”。其实在他当学徒工以前，已经工作了5年，他当过农民、科技资料员（兼翻译，临时工）、代课老师等等。
遇罗克之才不同凡响，锋芒毕露，他在当学徒工不久，就写出了震惊国人的《出身论》，代表中国受压迫和受屈辱的人群发出了人权宣言。
许多人一说到英雄，总会联想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食人间烟火那种脸谱化的形象。棍据我对罗克的了解，他是个非常讲义气、有人情味的人，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两件事对我感动极深。
首先说我亲身经历过的。那是1966年冬天，我和罗克一起去看望我们的邻居、好朋友。他们一家被红卫兵撵到农村，因为农村不收又被撵回北京，原来的住房已经住上了别人，此时已经无家可归，暂住在一个大型的收容所里。被撵走的时候是夏天，红卫兵没收了他家的全部财产，他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罗克见状当即脱下姥姥刚缝制的新棉衣送给了他。要知道，那时候棉花、布料都要凭票供应，而且少得可怜，一个人好几年才能攒出一件棉衣的材料，能像罗克这么大方的可不多。
其次是从《我家》得知，罗克父母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父亲被关在北京郊区的良乡，母亲下放到密云水库劳动，都不能与家人见面，仅仅15岁的罗克独自一人乘火车去看望父亲，又组织弟弟妹妹给母亲写安慰的信。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的亲情和关爱有多么巨大的作用。那时我也是因为右派问题下放到郊区房山农村劳动，在周围的不理解和敌意当中，多么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同情啊，哪怕是一句话、一个会心的微笑，她或许就是让你坚强地活下去的理由，因为自己的家是最后一道防线，多少人就是失去了这道防线（比如划清了界限），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绝路。
当然，80年代以前，当局给出身不好的青年划好了一个出路模式，那就是与家庭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表现突出的算是革命行动，能得到当局的“犒赏”。50年代就能看到苏联有这类文艺作品了，甚至描写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因为大义灭亲被父母杀害了；红色高棉更是让出身不好的青年亲手打死父母和兄弟姐妹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朝鲜的情况必须等到文明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中国的情况就是学校里、社会上、报刊及各种传媒无休止地大谈出身不好的青年怎么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到了80年代初期，突然罗克在官方报刊上成了正面人物了，由于人们的惯性思维，根据罗克的资本家、右派出身，自然要想到他得有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罗克难能可贵之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都有自己的独立想法，绝不会在谁的诱导下随波逐流，更不会有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在我和他的接触当中了解到，他判断是非的标准很明确，而且爱憎分明。他不仅亲近我这个右派分子，也从来没见他鄙视过任何“阶级敌人”。起码我相信罗克15岁已经不是糊涂虫了。我所以尊敬罗克和他的弟弟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困境中团结一致，对父母能够理解和敬爱，而没有受到反人性宣传的影响。
基于同样的原因，罗克的父母对罗克也是疼爱有加，可想而知罗克的牺牲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伤痛。罗克的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知道这个伤痛有多深，已为人父的我刻骨难忘这样一个场景：罗克的母亲每天上班和回家的路上，都要路过公判罗克的工人体育场，她每次到了那里都要把头别过去，为了不看那个地方。
罗克的母亲象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爱向人倾诉自己的伤心之处。还是从她死后的日记中我们知道，罗克牺牲十几年以后的一个3月5日，她又想到了儿子，从此一病不起，于5月1日去世，这天正是罗克的生日。母亲对儿子的生日永远是记得最清楚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鄙视那种“贴金”的行为，尽管他们可能是尊敬罗克的，但是他们永远也不能读懂遇罗克。
罗克母亲的同事告诉我，宣判并执行罗克死刑的那天，单位领导强迫母亲亲临这个罪恶的会场——人性竟会如此泯灭！现在有些人或出于健忘，或出于别有用心，千方百计地美化、歌颂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仅仅这一件事，他们就该哑口无言。
遇罗克给中国历史留下沉重的记忆，也给他的生命带来辉煌，他应当有值得人们景仰的塑像，因为他是不朽的英雄。
永远沉重的3月5日。
二O一O年二月
附注：
1、作者任众乃真实姓名，系遇罗克一家人东四北大街519号邻居朋友
2、作者1957年在北京市公安局被划成“右派”现年76岁
3、作者于去年写过《饶了遇罗克的父母和他的家人吧》，可在各大网站搜索
3、作者电话：64933430手机：13522148009
发表于 2011-2-25 16:2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