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成亚 陶铸与人大红卫兵

tuffy05

再讲点“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陶铸与人大红卫兵

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性连缀、交织起来的必然性。谁能料到，曾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第四号领导人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与“人大红卫兵”发生过一段情缘。

至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众多中外学者，尚无一人知晓，“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乃至全国第一个高校红卫兵组织。

“人大红卫兵”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红卫兵成立初期，毫无疑问，其成员是青一色的“红五类”。加入“人大红卫兵”要有一系列的严格审查和组织程序，其政治和思想品质上的要求，毫不夸张地说，比共产党还要严格；无论是在政治条件上，还是在道德品质上，哪怕有一点点不合格，想要加入“人大红卫兵”都是不可能的。以至于当时不少人抱怨：加入“人大红卫兵”比入党还难。因为，当时确有的人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申请加入“人大红卫兵”却被拒之门外。不过没过多久，这一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即遭到了红卫兵组织内外许多人的批评、指责。慢慢地，迫于舆论的压力和“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红卫兵的大门也就逐渐地敞开了。这是后话。

“人大红卫兵”是秘密成立的。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活动也是处于“地下”和保密的状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北京的“红卫兵”好像只是少数几个中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的中学生瞎胡闹的事，而大学里是否可以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的群众组织，这是谁也不知道的，所以十分小心谨慎。

“人大红卫兵”成立之时，人大学生、教师、干部就如何看待副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等问题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此，少数人主张应对郭的问题进行揭发，经过揭发、辩论后，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而多数人（主要是干部、工人）则认定郭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坚决反对对他的任何揭发、批判，甚至有人认为反对郭就是反党、反革命。“人大红卫兵”既然已经成立，就不可能对此争论置身度外。八月十一日，“人大红卫兵”贴出了两张署名大字报，一篇叫《给筹委会的十点建议》（按：“筹委会”即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笔者），一篇叫做《造郭影秋修正主义错误之反有理》，对两种意见公开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两张大字报一贴出，全校一下子就炸开锅。一部分人表示坚决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现出极大愤怒。他们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是反革命，是要夺“筹委会”的权。一时间，校内掀起了一阵到处围攻甚至抓打“人大红卫兵”（已暴露身份者）的局面，弄得“人大红卫兵”只好东躲西藏，活动也只能秘密进行，甚至搞“单线联系”。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时已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位第四）、中宣部部长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突然通过北京新市委通知人大校文革筹委会，要于八月十七日（上下午记不清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红卫兵”代表。这一消息，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大红卫兵”来说，不说是晴天霹雳，确也是喜出望外。校筹委会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敢违命，无可奈何中派车将十多名“人大红卫兵”代表送到人民大会堂。

我作为“人大红卫兵”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接见。接见中，陶铸同志再次向红卫兵代表们了解了人大文化革命的情况（在此之前，他本人已来人大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人大师生代表），并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人家红卫兵都戴红袖章，你们怎么不戴呢？我们回答说：我们现在还被人家说成是黑组织，到处抓我们，不敢戴。陶铸同志听了，笑道：哈哈，还有这种事？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是黑组织了。回去买点红布，把红袖章戴上，戴上！

陶铸同志的这次接见，不仅对“人大红卫兵”，而且对整个人民大学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都非同寻常。从此，“人大红卫兵”在校内真正地成了合法群众组织。后来的所谓“人大三红”就是以“人大红卫兵”为核心，逐步发展、组合起来的。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自全国部分地区的群众时，奉北京市新市委之命，“人大红卫兵”的十名代表，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领袖毛泽东。

当是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楼梯口等候和欢迎了我们；然后，又组织大家站好队，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并安排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接见，与之握手，并合影留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见到了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时我们请陈毅元帅签字留念，他说：我的字不好，毛主席的字写的好，你们还是请毛主席给你们签吧！我傻乎乎的跑了一圈，结果只得到了当时已到中央军委的廖汉生同志的签字：“老红卫兵 廖汉生”。

这次上天安门，因事发突然，当时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隐隐知道，“人大红卫兵”代表能享受此种“殊荣”，完全是陶铸同志的建议和安排。

说老实话，“人大红卫兵”对陶铸同志至始至终都是很感激、很尊敬的。以至于到后来“四人帮”掀起的反陶铸、“打倒陶铸”的浪潮中，“人大红卫兵”迟迟不愿表态。这就是后来的“人大三红”被说成是“保陶派”并获得了“陶小三”的雅号的原因。

“文化革命”已成为历史。不管其具体过程中许多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但我作为一个被卷入这场运动中去的青年学生，至今仍对陶铸同志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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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侯成亚“文革”中我曾为陶铸挡石块

陶铸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前，我对陶铸同志就印象极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陶铸题为《松树的风格》文章。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松树各种“风格”生动形象的描述，寓意共产党人、革命者应有的革命品格和情操。文章说写得是“文质彬彬”，声情并茂，华美动人，寓意深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又听说毛主席称陶铸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使我对他更加佩服、敬重了。

“文革”期间，陶铸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曾两次到人民大学参加校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辩论会，了解人大“文革”情况，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是陪同邓小平同志来的。同来的还有陶鲁茄、张经武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议由当时的北京新市委副书记吴德主持。第二次是八月二十日。这次是以陶铸同志为主，陪同的仍是陶鲁茄、张经武等同志。

两次辩论会的中心，都是应该如何看待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郭影秋（历史学家，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南京大学校长）的问题。

我对第一次辩论会印象模糊。我当时也和许多同学一样，只是台下的一个听众、观众，对于台上辩论的问题及领导人讲话的内容，孰是孰非，搞不清楚。只记得当时我校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党史专家何思敬老先生，抱着一大堆材料，要上台和郭影秋辩论，但被劝止了，感到十分有趣。

第二次辩论会，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我已是“人大红卫兵”“勤务组”负责人之一。会议由“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校革筹”）主持。当时，由于学校各职能部门已不起作用，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校革筹”不得不向“人大红卫兵”求援。于是红卫兵“勤务组”经过研究选出了十名忠实可靠、身强力壮的红卫兵“战士”，由我带领，到主席台上充当了临时的安保人员。

在两次辩论会期间，邓小平和陶铸等同志还曾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八月十七日），并对人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指示。我作为“人大红卫兵”的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当时人大干部、教师和学生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已发生了严重分歧。一派认为，郭影秋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现在看来，确是如此）；一派认为郭是什么人，应在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辩论搞清楚，不应在“文革”一开始就定性并保护起来。而陶铸同志在“八.二”辩论会上的讲话及在人大会堂会见时的指示精神，被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是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的，因而很难接受，并出现了十分激烈反对的意见。于是，当陶铸同志在第二次辩论会（八月二十日）上出来讲话时，台下就出现了吼叫声。“校革筹”负责人几次出来制止都无效。而且到了后来，台下竟有人往主席台上和陶铸同志身上扔砖瓦石块。陶铸同志当然并不在意，但是，我们作为身负保卫领导同志安全的人就着急了，万一陶铸同志或其他领导被打伤了，怎么办？这时，我看到情况混乱、危险，毫不夸张的说，真正是“挺身而出”，站到陶铸同志的前面，用身体和双手拦挡住了从台下各个方向飞来的砖瓦石块，身上挨了好几下，头上还出血。亏得我是校武术队队员（教练是北京高校武术七项全能冠军、后为交通部交通干部管理学院教授、好友李德山），身手比较敏捷，没出大问题。另外九名“红卫兵”也分别站到了其他领导人的身旁。此时，主持会议的“校革筹”负责人也站了出来，拿过话筒，大声呼吁，要大家安静下来，并一遍又一遍的高声宣读《十六条》中的有关内容。这一招还果然有效。因为《十六条》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陶铸同志是根据《十六条》和毛主席指示精神来人大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你们乱来，就是反对《十六条》，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不听劝止，就是“反革命”。这样，会场才逐渐又安静下来，听陶铸同志把话讲完了。记得陶铸同志最后说：“是不是我也喊个口号：“毛主席万岁！”没想到这成了后来一些反对陶铸同志人的口实：喊毛主席万岁怎么还要“是不是”呢？现在，许多人可能不理解，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值得庆幸和欣慰的是，我和我的一邦“战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对陶铸同志和其他领导人的保卫工作，并得到了陶铸同志的表扬。而这又成了后来“人大三红”（其核心是“人大红卫兵”）被人说成是“保陶派”、并被诬称作“陶小三”的重要原因。真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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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侯成亚的博客

  答王鸿飞
——给王鸿飞先生讲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

谁能料到，大名鼎鼎的现代“精英”王鸿飞先生，竟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和极不正当的手段，对我这个糟老头子发难了。他在科学网上公布了我在“文革”中的“档案”，并以胁迫的口吻，要我给他讲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对此，我既感“受宠若惊”，又有点莫名其妙，也不知道王鸿飞先生究竟是什么“来头”。怎么办？出于无奈。我只好在此公开的向王先生做个“交待”了。
说来话长，只能是长话短说了。
本来，我已退休，赋闲在家。平日里，就是养花，养猫，喝酒，吟诗，有时和朋友喝喝茶，打打小麻将，悠闲自得。由于平生爱好哼点诗词，因与诗人李祖龙先生是好友。他先上了科学网，并建议我也来科学网消遣消遣。我想，也好，在网上发点博文，动动脑经，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又听说，科学网档次较高，于是，我就撞到科学网上来了。
刚来时，只为好玩，对网上的各种明规定、“潜规则”，以及什么“牛人”之类，一概不知。以至于连科学网的第一“牛人”王鸿飞先生也没在意，几乎没浏览过他的大作。后来，因他的名声太大，几乎每天都是上首页；有人和他讨论，也有人崇拜他，追随他，吹捧他。这样，我也就在有意无意中看了他几篇博文。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么一个“牛”家所写的东西，竟然乱七八糟，满嘴胡说八道。特别是，在他那“精英主义”世界观的驱动下，在他的博文中，透露出一股从骨髓里发出的、根深蒂固的、对“普通大众”的蔑视和仇视心理。也许由于我就是出身于“普通大众”的“普通大众”的原因吧，我对王鸿飞先生这种封建贵族式的高贵和骄傲十分反感。但是考虑到王先生究竟还是一个“精英”、名人“大牛”，还是应当对之保有几分尊重，所以并没有像其他老博友那样，以博文的形式与之讨论；而只是在他的博文后面跟了几个帖子，发表了点不同意见。同时，我顺便还指出了他以不正当手段提高点击率的伎俩。比如，他那篇题为《一个馒头的血案》的博文，明显就是一个骗局。许多人都是冲着王先生所标示的“血案”来的，但看后只得大呼上当。你上了当，可他的点击率却上去了。这能说是一个名人所应有的作为吗？
说穿了，就是因为两条原因，使他对我这个“普通大众”产生了仇恨：一是我把他那个人穷就没有思想和人格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二是因为我揭穿了他的骗局。本来，对于不同观点，应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平等的商榷、讨论；自己做错事，被别人指出，就应虚心地检讨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王先生显然缺乏这种修养，在自知理亏的情况下不仅不反省自己，而是恼羞成怒，想些歪门邪道，对我进行打击报复。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了“文革”中“四人帮”整人的绝招，即查找并公布对手的档案，揭其“老底”。四月六日，王鸿飞先生把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我的“文革”中的“档案”，在科学网公之于众了。他以为把我的“老底”一公开，我就成了“全民共诛之”的大坏蛋。就可以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不翻身”了。
但是，王先生不知想到没想到，他的这种做法，是极不光彩、不得人心的。因为，他搞的完全是“文革”中整人的那一套。表面上，他对“文革”持批判的态度，实际上他却继承了“四人帮”的衣钵。年纪轻轻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呢？
王鸿飞先生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大错特错了，是要大失所望的，除了替我扬名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本人在“文革”中的确当了群众组织不大不小的头头。但是，王先生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我经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严格的审查，在“文革”中竟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不但没做坏事，而且还做了不少好事，正确的事，如保护老干部，保护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在武斗中救护伤员，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康生，等等。因而，我至今仍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被评上先进党务工作者，至今还当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王先生可能不服气，可有什么办法呢？
王鸿飞先生如果怀疑党组织对我的审查结论，那好，我拜请王先生对我在“文革”的表现重新进行审查吧。王先生如有这种兴趣能力，我会全力支持、配合。我可以向王先生提供至少100个有权威性的调查对象。他们，第一，都是我当年的“战友”，对我十分了解；第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第三，他们在离退休前有的在党和政府任有司局级以上的职务，有的是著名学者、教授。问题是，王先生有那种胆量和能耐吗？
王鸿飞先生既然已在科学网上公布了我的档案，并逼着我给王先生讲文化大革命的故事，那我就把我的有关情况向王先生“交待”一下吧。
本人出身山东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个老抗日战士，曾任抗日游击队队长和抗日民主政权的乡长。大哥解放前参加解放军，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弟弟中学毕业参军，曾参加三年抗美援越战争。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老共产党党员。
本人一九六四年以优异成绩考人王先生最憎恶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老师是肖前、李秀林。我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这在人大哲学系乃至全校都空前的。而且，据李秀林老师讲，我的这篇文章论文“通了天了”（其意是说，文章到了毛泽东那里了。可惜，他老人家没有对我的文章做什么批示，可能是还不能令他老人家满意或感兴趣吧）。这篇文章使我一下子成了全校知名人物和学习的榜样。而这也正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推上了风头浪尖、当上了群众组织头头的重要历史原因。
王鸿飞先生不是要听我讲“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吗？在这方面，我所知道的肯定比王先生了解的多得多，也切实得多。为了教育后代，我闲了没事时，确实也经常给我的儿孙们讲点“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但给外人讲，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那就要收费的。王鸿飞先生一定要听，我们可以签个合同，双方按合同办事。但以我的身份，讲“文革”的故事，收费标准应该是很高的，王鸿飞先生要想好，想好了给我信息，我等着。
一篇博文，不宜写得过长。如我们还有缘分。就下次再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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