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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x% v" F |再讲点“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M. w3 f# v7 C) w4 T _
——陶铸与人大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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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H$ c) k$ ]: i- m* ^ 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性连缀、交织起来的必然性。谁能料到,曾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第四号领导人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与“人大红卫兵”发生过一段情缘。$ K( O/ N F. Q+ @
6 X& _6 F' b& }8 \+ t. m 至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众多中外学者,尚无一人知晓,“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乃至全国第一个高校红卫兵组织。) h7 I( Z8 J+ f) G5 R$ E* u
% u8 k5 R/ o/ n" ? “人大红卫兵”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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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成立初期,毫无疑问,其成员是青一色的“红五类”。加入“人大红卫兵”要有一系列的严格审查和组织程序,其政治和思想品质上的要求,毫不夸张地说,比共产党还要严格;无论是在政治条件上,还是在道德品质上,哪怕有一点点不合格,想要加入“人大红卫兵”都是不可能的。以至于当时不少人抱怨:加入“人大红卫兵”比入党还难。因为,当时确有的人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申请加入“人大红卫兵”却被拒之门外。不过没过多久,这一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即遭到了红卫兵组织内外许多人的批评、指责。慢慢地,迫于舆论的压力和“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红卫兵的大门也就逐渐地敞开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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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S8 J# k/ E& [8 ]& y$ T S) g. I “人大红卫兵”是秘密成立的。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活动也是处于“地下”和保密的状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北京的“红卫兵”好像只是少数几个中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的中学生瞎胡闹的事,而大学里是否可以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的群众组织,这是谁也不知道的,所以十分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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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h( _ p) [% r ~ “人大红卫兵”成立之时,人大学生、教师、干部就如何看待副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等问题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此,少数人主张应对郭的问题进行揭发,经过揭发、辩论后,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而多数人(主要是干部、工人)则认定郭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坚决反对对他的任何揭发、批判,甚至有人认为反对郭就是反党、反革命。“人大红卫兵”既然已经成立,就不可能对此争论置身度外。八月十一日,“人大红卫兵”贴出了两张署名大字报,一篇叫《给筹委会的十点建议》(按:“筹委会”即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笔者),一篇叫做《造郭影秋修正主义错误之反有理》,对两种意见公开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x. b& Z$ ]* M+ N9 s; z
$ |0 C9 j& I$ Y0 J; o 这两张大字报一贴出,全校一下子就炸开锅。一部分人表示坚决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现出极大愤怒。他们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是反革命,是要夺“筹委会”的权。一时间,校内掀起了一阵到处围攻甚至抓打“人大红卫兵”(已暴露身份者)的局面,弄得“人大红卫兵”只好东躲西藏,活动也只能秘密进行,甚至搞“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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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J, z8 e/ Y1 H. l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时已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位第四)、中宣部部长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突然通过北京新市委通知人大校文革筹委会,要于八月十七日(上下午记不清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红卫兵”代表。这一消息,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大红卫兵”来说,不说是晴天霹雳,确也是喜出望外。校筹委会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敢违命,无可奈何中派车将十多名“人大红卫兵”代表送到人民大会堂。8 f- f3 _9 R1 i, |4 T4 U0 ?' g2 z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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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人大红卫兵”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接见。接见中,陶铸同志再次向红卫兵代表们了解了人大文化革命的情况(在此之前,他本人已来人大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人大师生代表),并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人家红卫兵都戴红袖章,你们怎么不戴呢?我们回答说:我们现在还被人家说成是黑组织,到处抓我们,不敢戴。陶铸同志听了,笑道:哈哈,还有这种事?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是黑组织了。回去买点红布,把红袖章戴上,戴上!# n0 l1 k4 r2 K5 u1 p5 Y' g)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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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同志的这次接见,不仅对“人大红卫兵”,而且对整个人民大学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都非同寻常。从此,“人大红卫兵”在校内真正地成了合法群众组织。后来的所谓“人大三红”就是以“人大红卫兵”为核心,逐步发展、组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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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自全国部分地区的群众时,奉北京市新市委之命,“人大红卫兵”的十名代表,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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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楼梯口等候和欢迎了我们;然后,又组织大家站好队,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并安排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接见,与之握手,并合影留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见到了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时我们请陈毅元帅签字留念,他说:我的字不好,毛主席的字写的好,你们还是请毛主席给你们签吧!我傻乎乎的跑了一圈,结果只得到了当时已到中央军委的廖汉生同志的签字:“老红卫兵 廖汉生”。6 L: b7 N' m$ g) w! Z, I
" e$ ^% f& Q0 Y- o* L3 k a 这次上天安门,因事发突然,当时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隐隐知道,“人大红卫兵”代表能享受此种“殊荣”,完全是陶铸同志的建议和安排。: Q2 d: {+ m3 |6 O. J) k8 t# w
! {) ]8 P, C" ^; b0 p0 l1 v+ k& S; ] 说老实话,“人大红卫兵”对陶铸同志至始至终都是很感激、很尊敬的。以至于到后来“四人帮”掀起的反陶铸、“打倒陶铸”的浪潮中,“人大红卫兵”迟迟不愿表态。这就是后来的“人大三红”被说成是“保陶派”并获得了“陶小三”的雅号的原因。! O8 @9 l( a* b
* z- z$ O% B4 N. U! j “文化革命”已成为历史。不管其具体过程中许多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但我作为一个被卷入这场运动中去的青年学生,至今仍对陶铸同志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 Z2 I+ T7 b5 y- {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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