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晋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公案—文革专案人员刘海楼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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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公案
——在文革中搞过专案人员刘海楼同志的自述



笔者与刘海楼(左)的合影


我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有一件公案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一提起这件公案，不是干部部门遮遮掩掩，就是组织部门含含糊糊。而大多数参与者、知情者也不愿意提及此事。说起这段公案，这就是如何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搞过专案的同志的问题。
粉碎林彪、“四人帮”后中央似乎对在文革中的专案工作似乎早有定论，对在文革中参加搞过专案的人员也早已处理过了。他们大部分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被从关键岗位撤换，有的被从要害部门调出。笔者采访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他们对这一段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是多么的不公平。提出这种政策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
何谓专案，顾名思义专案就是专门设立一个名目，组织一个专门的班子，对某人、某事进行审查、绝大多数受审者人身自由是受到限制的，这样一种审查方式。
这种审查方式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而是由来已久的。在我国封建社会就有了这种方式。封建社会的“诏狱”、“文字狱”都是这种形式。在我国现代，这种形式的审查方式从我党的创建革命根据地之初就有了雏形，这里也有苏联早期肃反委员会“契卡”的影子。只不过在文革中它被“进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了当权者打击异己，排斥对方力量的主要手段。当然这种手段也可为正直的人们所用，去驱逐阴霾，争取光明。我在采访一些在文革中搞过专案的人员时，他们在搞专案时，曾经所做的事情，是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但是他们凭着一种革命的信念，一颗正直的心，自觉地去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力图挽回党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谁说在文革中凡搞过专案的人没有好人？请看刘海楼同志在文革中是如何搞专案的。而他得到的又是什么呢？他因在文革中搞过专案，被从公安部赶出去，而美其名曰叫作工作正常调动。但他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继续为党工作。像他这样的干部还有几百人。都因是在文革中搞过专案，就被调出公安部。有的在壮年时就被赋闲在家，失去继续为党为国家工作的权利。
这一公案的彻底解决，我想是要遵照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人员具体对待，既不一刀切，又不一风吹。好的给予道义上的平反，不好的维持原处理决定，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还要绳之以党纪国法。但像现在这样毫无声息，漠然处之的态度是不行的。
于晋

2010年2月1日于晋采访刘海楼同志记录

于晋：　　　
上次采访过您一次，这次主要是谈谈公安部搞专案的事。专案的事我经过查找，给你带来一个文件，是中央某领导给中央写的一封信。上面有XX同志有批示。从现在来看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XX同志的批示：“过去搞过专案的原则上调离公安部。”这封信是XX5月26日写的。报给XX后，XX同志画了个圈，6月8日。XXX同志6月8日也画了个圈。XX批了“赞成”，是6月11日批的。这个事情我已有所了解，就是文革中挨过整的人，简单说，就是XX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办专案的人中有公安部的人，现在这些人仍在公安部，就会引起干部群众的疑问和担心。XX提出三条解决意见，归结起来就是这些人不能留在公安部。现在没有人触及这个问题，是个禁区，因是XX批的。
还有一个文件，是１９８１年部党组召开的交心会，我父亲在会上提到中央专案的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指我父亲于桑）参加中央三办的问题。他讲了对专案怎样看，其中讲了自己的意见。还讲了他到中央三办后搞过的一些案子，他记忆中有十五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我父亲在他那个层面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我今天来是想听专案组的具体情况，讲事实。另外还想听听你搞的范谨那个案子。

刘海楼：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参加的是中央“三办”。是１９７１年６月份宣布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公安部干部都下放到黑龙江笔架山“五．七”干校，你爸也下放了，我们一起去的。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问题，历史也没有问题，但是属于不可信任的人。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我们是１９６９年过了春节去的，将近一年时间。你爸是在北部分场，我们是在南部一队参加劳动。到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抽一批干部到当地生产队整建党，把我们抽去了。到１９７１年“五一”以后，公安部派了王俊才，他是军队派到公安部的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在大礼堂宣布一大批干部留在当地，当场宣布了名单，其中也有我。我到集贤县革委会政治部，王文林到地区等等。宣布后，有的到职了，有的未到职。我们因宣传队工作未完，所以没有到职。到了１９７１年的３、４月份，我们的整建党１９７１年就结束回到单位了，总结学习搞了一段，不久郝仲华（当时一队负责人）就宣布，公安部决定你们不留在当地，要调你们回公安部。大概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后又集中学习了一段，５月份，把要调回的人员集中到笔架山造纸厂，这个纸厂是公安部帮助援建的。到５月底这一百多人乘火车返回北京。当时还要到哈尔滨转车。是我和王肇元去打前站，找了黑龙江公安厅和哈尔滨车辆段办的手续，没有出站直接转车回北京了。回来后让我们去政法干校（现在的公安大学）又学习了三个星期。之后向我们宣布少数人回部机关，多数人到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还有一些人到“５．１６”专案组。时间是１９７１年的６月份。到专案组后再具体分配去哪个专案。三办就在公安部办公。公安部南大楼的四楼。军队去的赵文星向我们宣布谁去哪个组。我去的是中央专案第三办公室“蒋匪兵工署专案组”。简称叫“兵工组”。我们这个组成员有刘栻、周志增、李一民、陈义华、尹静、小黄、陈彦伟、张从明，刘海楼、王喜文等，去了十几个人。原来部队的还有四五个人，像朱凤高、还有卫戍区的四五个、还有公安部的，加起来不到二十个人。组长是朱凤高，原来是总政保卫部的干部，后来他退到301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刘栻、周志增是副组长。别人都是两三个人负责一个案子，就我一个人负责范谨同志的案子。组长介绍这个案子，好像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六几年立的案子，开始不叫兵工组案，叫俞（俞正声家）家案。俞大维过去是国民党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与俞正声家（也就是范谨家）是亲戚。后周总理将“俞家案”改成“蒋匪兵工署专案组”。这案子已搞了好几年了，反革命性质已经定了。当时我想既然性质已经定了，还让我们来干什么?过去谁办的这个案子组长没介绍。我们也不便问。到底谁搞得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我看了材料。开始还不了解全案的情况，后来慢慢了解了。案子起因是对外文委群众组织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是国民党溃退时留下一批潜伏特务，是什么人呢？都是国民党兵工署的。涉及到三条线。这就涉及到俞正声，他父亲是黄敬，他原姓俞，是俞大维的侄子。这是一条线。外边还有一条线，在香港说是俞大维的弟弟，原是航运公司的一个襄理，但这个人是支持两航起义的。跟咱们统战有关系的人，是进步人士。还有潜伏在全国各地的。这就是三条线。他们（原搞专案的人）写出报告，说经调查确系有一批潜伏特务。报总理，总理就批了，捕了十一个人。江青也批了，她在范谨的名字下面批了这么几句话：XX 的干将，在延安时就写反动日记，有反动活动。过去一直把范谨同志当特务对待。我接手这个事情以后，一翻这个材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材料里说范谨同志在中学时她们一批人就搞革命活动，这些人有在铁道部的（也是司局长领导干部）、有在沈阳的，有在各地的，他们一起在学校搞革命活动，后来一起到延安的。到延安后，再到冀中，再到解放范谨就没有离开革命队伍。说她是特务，她什么时间参加特务组织的？她没参加特务组织，怎么来的特务活动？看了材料我产生好多疑问。给组长讲，反革命性质已经定了，这就对不起来了。这样就得查呀。一是在中学里是不是有革命活动，，一查确实有革命活动，是一批人到得延安，不是一个人，是集体的。到延安1941年搞了整风运动，有个人咬了她一口，说她是特务，可是那个人在延安整风后期就把这个事推翻了，说我是说的假话。就找这个人核实，他是关键人啊。他就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找到他，他说他在延安时就推翻了。我们三个人去的，两个是部队的。我让他把延安整风情况说一下，他说那时他年轻，不交代问题不让睡觉，交代问题让你吃面条鸡蛋。那时小，就瞎编一通。实际上没有这个事情。他说实际上在延安整风后期我就把这个问题否了。过程讲的非常清楚，我说你把你谈的如实写个材料。他说好吧就写了材料。一出门，部队的人就很严肃的对我说你怎么这么调查？我说怎么调查呀？他们说这个材料不能要啊。得要有问题的材料。我说咱别在路上讲，回到办公室我给你们说。回去后我说按照他讲的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这个材料才是真实的。按别人需要的材料去写，那就不真实了。说有问题，没问题的材料，是他本人讲的都让他写出来以后，你再去伪存真。所以我就发现问题了，他们调查都是有问题的材料，他们才要，没问题的他们就不要。这样问题怎么能搞清楚呢。他们是带着框框去调查的。说是一批潜伏特务，就是这么来的。我接手以后就得重新复查。没有多长时间就出现“9.13”事件。就停下来了，材料也封起来了。学习一年，从71年的“9.13”到第二年的9月。开始批林整风，于部长在整风会上讲话。于晋：是不是在公安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先由李震讲话，我爸作的动员。刘海楼：是的，我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先是李震作检查，后你爸作批林整风的动员。你爸在这个会上讲的“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这个话，我记得十分清楚。以后又被借到审干复查组去了两三个月。72年底73年初又开始复查。不实的材料都否掉了，复查报告是我起草的。73年的10月份，李震自杀之前，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写出否定她（指范谨同志）特务问题的报告。题目是“关于范谨同志的复查报告”。报告中讲她一没参加特务过组织，二也没在延安写过反动日记，三也没有搞过反动活动。她从中学就搞革命活动，直到延安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队伍。还讲俞大维的弟弟俞大纲在香港来内地时到天津，黄敬请他吃了顿饭，范谨也参加了。这是亲属关系，并且俞大刚回内地是咱们统战部门请回来的。查清楚后，报告提出赶快释放，写出释放报告，恢复党籍，补发工资。这个报告李震批了，上报中央。李震一自杀，很快就把于部长刘部长抓起来。专案工作又停止将近一年时间。所有的专案组都停止了。我们整天交代问题，哪天去哪了有谁证明。搞了将近一年时间。我向刘栻组长提出，要给范谨平反。刘讲可以。我又说范谨的问题江青是有批示的，不定哪天要翻过来，我们要准备坐监狱，我说老同志，怎么样，你敢不敢？他说敢。我说抓起我们来，关到监狱里我们也不怕。我们有事实、有证明材料，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准备我们都作了。这个案子是三办第一个平反的案子，到1973年10月就准备平反了。是三办平反的头一份。报上去一出李震事件又拖下来。结论让范谨同志也看了，她一看也知道要释放了，结果又是拖了近一年多，她想的比较多，在这一段脑子出了问题。到了1974年的春天，又写报告，说她有冠心病，有随时发生问题的危险，这句话很重要，要赶快把她从监狱放出来，后放出来了。就去找北京市的周家家鼎，他原是周总理的秘书，找李立功，白孟祥，都安排好了，别出问题啊。北京市派了高级大夫，主任医师，将范谨接出来，安排在北京同仁医院高干病房后，才向她宣布无事。以后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写了正式结论。当时还没有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还没有看得那样清楚，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的罪行。为什么要迫害老干部他要篡党夺权。他们的目的是这个。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重新写了平反结论，还是我写的。前两份结论报告没有给范谨同志看，最后这一份结论给她看了。时间可能是1978年。这个结论在范谨同志的档案里都有存档。
除了这些我还给范谨同志办了这样几件实事：
一是在范谨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我看了材料认为她没有问题，就对监狱管看守的人讲，因都比较熟，都是公安部的，我说范谨原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市委常委兼北京报社社长。她没问题，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给她吃病号饭，就是小灶。别人是十几块钱，她是二十几块钱。从我经手她一直吃病号饭。二是经常问一问她，身体怎么样？有什么要求。她的家属也来探视。俞正声我也见过。他们家属来探视都是我给他们找车。三是范谨同志被抓起来以后，他们报社不管了她了。她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山西插队。老太太被赶到和平里东街两个楼之间的一所小房里，也没有暖气。我对北京市地方上干部讲了后，才给老太太调到青年路一个二层楼一居室的单元房，后来又调到光华路，这时范谨同志已经出来了。老太太每次提出要看范谨，我都给她从公安部联系面包车。我在公安部政治部干过，各方面都熟，要车他们就给。拉着孩子们、带着东西一起去探监，中午叫他们在那里一起吃顿饭。他们进屋谈话，我从来没有进去听过他们谈话。再有黄敬同志有补助，他是正部待遇。范谨的工资也停止了，就老太太一个月几十块钱，两个女孩都插队一个精神还不太好，我给北京市委写的报告，北京市委批到北京报社，给范谨同志补助了（当时是以借的名义给她的）万把块钱。这在当时还是很多的，这个钱还是很解决问题的。还有把她两个女儿都从山西调回来安排了工作。一个安排在北京工艺美术公司，一个安排在北京东风无线电厂。这都是我去办的。让北京市委出面，他们去办的。
于晋：
今天讲的这一段太好了。以后抽时间再谈。你讲的我回去整理一下发表，这些事情咱们不讲就没人讲了。

转自于晋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