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Ｏ年的北京四中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9 09:47:21

暴风雨的记忆& d e( S" L; o! w( s
　　　　　　　
6 o$ E* @0 v8 c5 N' E　　　－－一九六五至一九七Ｏ年的北京四中
* L) v' X! V4 Q" e& E$ f- c2 f, \
5 X$ e V' v5 s# j' q3 e2 Q
编者按语
+ k: I6 \2 m! X* P
·北岛·

编者按：
这里收入的文章选自《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一书，是曹一凡、维一和我共同编辑的，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这是北京四中“老三届”（即六六届至六八届初高中）学生关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回忆文字的结集。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爆发时，他们的年龄只有十三岁到二十岁之间，这场暴风雨不仅中断了学业，并把他们全都卷了进去。在一所中学的小小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可以说这是我们编的“七十年代”专辑的延伸，一直上溯到六十年代。我相信，通过一所中学的学生们不同视角的追忆与叙述，会进一步丰富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质感，使任何相关结论都显得为时过早或过于草率。

北岛
二零一一年元月十三日
于香港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9 09:47:52

似水流年

·牟志京·

牟志京，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去白洋淀插队，一九七一年转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后在山阴县化肥厂和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高考恢复后，就读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工作。一九八四年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IB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

小学毕业时，对北京的中学几乎一无所知，听老师讲到男四中的好处，不知深浅报了。暑假从海滨回来，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愿学校发通知的说法，心头一凉，打开方知虚惊一场。我和四中长达八年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四中，除了北边那栋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邻的是少数住校生的宿舍。礼堂兼学生食堂有些残败，座落在校园西南角。藏书可观的图书馆，还有数个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分布在校园南边。操场在教学楼北面，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环绕足球场，北面靠墙还有几个篮球场。完整的院墙，把四中与外边的世界隔开。校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从东面正门进来，还是能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

上了中学，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虽难免为作业和考试所缠，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领会新知识时醍醐灌顶的神奇感觉，特别在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上，老师就像来自天界的导游，把我们带进满是宝藏的神圣殿堂。我们这帮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本以为政治和数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断钻研与质疑，其实不然，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涡。

一 “四清”运动

初中毕业，老师在评语中，把我的政治表现说得一塌糊涂，让我很伤心，看来上高中是没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从海滨归来，竟然收到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数学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没什么察觉。一天，我在操场打排球，正在兴头上，同班同学杨百朋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在这儿玩啊！还不快到班上看看，墙上贴的都是什么。”说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进教室，才注意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小字报。

同学们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顶顶惊人的帽子。我奶奶穷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后一直想方设法周济穷人，几十年后，包括党支书在内的村民还时常怀念她。爷爷曾是大连、烟台一带的富豪，早在抗战胜利前，受到汉奸市长的敲诈迫害而突然离世。还没到解放，爷爷的土地资产散失殆尽，家里一贫如洗。虽不是文化人，新社会给穷人带来温饱，让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还是看在眼里，心怀感激，怎会有变天之想。爷爷的花园楼宅被弃置多年，后来成了一所学校的宿舍，公私合营后，奶奶领到些微定息。我十岁以前住在大连，有时陪奶奶去领钱。不知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认大片房地产的“变天帐”的故事。

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噗嗤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护国寺影院看堂吉诃德，深受感动，当晚在日记中自我抒发一番。有人对我的日记表示兴趣，我毫无戒心，拿出来与之分享。“四清”时给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于我的日记，结果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亵渎了。

除了文字讨伐，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十几岁孩子，如何熬过那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西什库大街北口的小铺，我买了碧绿的青酒，一饮而尽，虽伤感有余，但还是没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四清”的风波也慢慢平息了。

后来战死在缅甸的同学张育海，在“四清”高潮时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讲了不少令人费解的道理。他还找我到操场东墙边，坐在石头上促膝长谈，其中玄机多年后我才领会，无非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杨百朋也给过我类似的劝导。可惜我那时悟性差，白费了他们一片苦心。

二《海瑞罢官》的辩论

一九六五年后半年，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海瑞罢官》一戏的文章。家里订了《光明日报》，其中有不少相关的重头文章，我饶有兴致读进去，慢慢看出其中一方的蛮横，心中不平起来。姚文元就是我当时最反感的笔杆子之一。几个月下来，我一篇不漏细细地读下去，在报上留下的批语也越来越长。到了六六年春天，语文课竟然出了这题目，在作文中，我趁机把几个月的激愤发泄出来，结果当然再次成了众矢之的。不过经历“四清”的风雨，这场闹剧就算不得什么了。让我不解的是，在讨论中，大家似乎对实质内容并无兴趣，都在关心我这个迟钝的人捉摸不透的某种东西。

一年后有人帮我解开这个谜，他就是我后面还要提到的遇罗克。相识不久，我们谈起《海瑞罢官》。说到语文课的作文，罗克马上问我时间，我说大约六六年的三、四月吧。他脱口说出让我惊讶的一句话：“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写那样的作文。”难道真理有时间性吗？我狐疑满面，等待着他的解释。

他从屋角找出一张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文汇报》，上面有一篇署名遇罗克的文章。读下来，明明与我的立场一致，更加深了我的疑惑：难道只许他在大报上发表文章，不许我在课堂上写篇作文吗？

觉察到我的疑惑，他说他那篇文章投稿时间早在头年十二月，几个月后发表前并未再与他商酌。在大报发表文章让我暗自羡慕，不知其不满从何而来。“编辑把我的文章篇幅消减了三分之二，文字上改得面目全非，显得咄咄逼人不说，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在六六年的春天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到底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一‘辩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在那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自投罗网。”

我终于恍然大悟。

三血雨腥风

进了高中，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去农村生活几天，除劳动锻炼，还有政治教育。对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男孩来说，倒也不失为有趣的经历。

上高一时，我们去了北京远郊区的桃山。据说那是抗战期间所谓“拉锯地带”，开忆苦会，副校长刘铁岭把一位白发苍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搀上台。谁料到，这位没文化的老太太哪懂政治，讲到痛心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八路军和日伪军统统都骂了。台上台下全都懵了，还是刘铁岭校长镇定自若，把老太太当即扶下台去。

六六年春，我们被送到郊区的农场劳动，睡在大马圈里。夜里被蚊子包围，浑身是疱；白天在烈日下干农活，挥汗如雨。日子过得很苦，我迅速消瘦下去。幸好校方突然宣布提前结束农场劳动，我们长途跋涉，一路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回到学校才知道，世界已变了样——“触动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变了，变得让我难以辨认，恍惚如梦。教研组小院南墙贴出许多大字报，针对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局。我觉得很神奇，身为学生，他们从哪儿得知那么多校外动态呢？

某日，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被拉出来游斗示众，他们胸前挂牌子，头戴高帽，一路被抽打推搡，还有学生往他们身上泼墨汁。我回到教室，从室内扩音器听到老师们带哭腔的发言，支持“小将们”对自己采取的“革命”行动。

某日，在总务处小院，我看见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坐在书堆上默默流眼泪。第二天就听说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尽了。某日，在校园有人用担架抬着教历史的朱老师。他一脸平静，问起来，据说是自杀未遂。

新成立的红卫兵身着军装，武装带要么系腰间，要么在手中挥舞，威风凛凛。校园到处是娇艳的美人蕉，一夜之间，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

不知何时，校园竟出现了“小监狱”。解放牌卡车进进出出，从车上推下被反绑的人，从“小监狱”传出一阵阵惨叫声。某日，我见有人扒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

一位同学带全班去批斗他父亲，我实在不忍看那父亲所受的侮辱，便溜出去到颐和园游泳，没想到回到班上，竟受到他本人的严厉指责。由校领导和部分教职员工组成“牛鬼蛇神劳改队”，时不时被拉出示众，低头弯腰请罪，还要唱所谓“嚎歌”。此歌含半音，唱不准，就要受辱被罚。刘铁岭副校长唱得最好，经常躬着腰领唱作示范。

我走在校园里，耳闻目睹这一切，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四荒谬的“对联”

有一天，我们被召集到教室听重要讲话。演讲者是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最初就是从她口中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对呢？我查阅了毛选和中央文件，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写了批判“对联”的大字报，骑车到红卫兵发祥地——清华附中。原以为会受到红卫兵阻挠而发生冲突。但那天校园十分清静，没什么人影，我把大字报贴好，安然离开了。

八月一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正开“对联”辩论会，我和同学李家柱一起骑车去了。在音乐学院校园，我们偶然碰见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他胸前挂大牌子正在铲煤。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主持大会的是个梳两把刷子的女生，我报名发言，她先问明我的立场。在我前头报名的不少，看起来且轮不上我呢，可没过几分钟，就有个女生过来让我准备上台，我感到意外，她解释说发言大都是支持对联的，让我这反对派上台，好增添大会的辩论气氛。

几个主持会场的全是穿黄军装的女生 , 我在后台等着前面的发言结束时，她们毫无粗鲁表示。没想到，我上台还没几分钟，那几个女生就冲上来，满嘴脏话，抢夺我的话筒。我双手攥住，她们使出全身力气也没用，接着她们拽我，用拳头在我背上乱捶，也没什么效果。让人讨厌的是，几个女生转到我面前，朝我脸上吐唾沫。我的发言就在这样有点滑稽的场面中结束。

下台后借来纸墨，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留下大字报，并署了名。过几天回去一看，居然有不少回应，大多是无理谩骂，只有一篇还算相对讲理，领头署名的居然与我同姓，是红旗学校的学生。明明是一帮女生，却在结尾处学男人的粗鲁腔调：“你xxx要是有种，就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给你点教训。”

有约在先，我只好去赴“鸿门宴”。她们非但没给我什么教训，谈话气氛反而颇为友善。那位同姓女生容貌姣好，临别她象对待好友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竟有些恋恋不舍。作为一个男校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与同龄女生打交道。

一天我在家中葡萄架下读书，一位同班同学找上门来，以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勒令”我立即去开会，宣布全班同学都正在教室等我，要跟我清算反“对联”的罪行。“你不但公然反对，还在外面到处散布反动言论，象什么话？”他愤然对我说。

全班同学果真在教室等待。一场所谓的辩论开始了。我发言后，一位高干出身的同学发言，讲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出发三十万，到延安只剩下三万。“我问你们，那剩下的二十七万人上那里去了？”他激动得尖声细气吼叫着，以此证明“对联”的正确性。

最难忘的还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讲话，结尾时他情绪高昂地喊道：“我出身反动，我就是xxx。你不承认我是xxx，那你就是xxx。” 讲到那最后三个字，他满面通红，脖上青筋暴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老兵”推波助澜的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于是“老兵”中的核心人物成了“走资派”子女，按他们的逻辑，就是成了“狗崽子”。然而，“老兵”们断然拒绝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并组成以“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为首的威慑力量，活跃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与造反派抗衡。

五 “大串联”

“对联”辩论结束了，听说兰州“文革”形势激烈，我和同班同学刘捷、赵颐庚和王建复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兰州。谁料到，在包头被一伙当地红卫兵查问出身，以非“红五类”出身为由，将我们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头红卫兵就溜掉了。我们要继续“大串联”，却遭到学校和班里红卫兵的阻挠，于是来到中南海北门等待，盼着能拦到一位中央首长为我们作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门外等得太久，赵颐庚担心他家院门已锁，我把他领到四中学生宿舍，打算介绍给别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俩刚坐定，宿舍里一个熟人突然恶狠狠地问赵颐庚：“你什么家庭出身？”赵颐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着吗？”那人便说：“好，你在这儿等着。”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宿舍小院人声嘈杂，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高声叫喊：“是哪一个？”带路人指指坐在床头的赵颐庚。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给了一拳。

我见状便朝那打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满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语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我本能地举起拳头，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红卫兵而被公审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几个打手却认定我要还手，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从小院出来，我感到牙齿有些异样，于是来到四中旁边的口腔医院。一位女大夫检查后，把一颗门牙复位再用钢丝箍好，她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弄的？”我回答：“骑车摔的。”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年头啊。”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

此后我们不再寻求红卫兵的许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长，开了一张乘车纪录，在八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别快车，从北京直抵广州。在越秀山下的农村参加了几天劳动后，刘捷只身返回。其余三人离开广州继续旅行。我们在桂林游饱览了漓江山水，在遵义拜访了革命遗址，在贵阳吃到大馅汤圆，在闹市碰上被小孩们围追的巨人穆铁柱，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刘文彩的“收租院”。

再沿宝成线，窗外闪过诸葛亮挥泪斩马稷的街亭。在宝鸡过夜，第二天搭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多月在路上，早已习惯了列车的拥挤，但这装满学生的列车还是远远出乎意料。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金鸡独立”，好在夹在人丛中，无须保持平衡即可放心睡去。上厕所是最大的问题，只能抓行李架，脚踏座椅椅背从空中穿行，没有点真功夫不灵。厕所也挤满了人，勉强钻进去，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厕。

快到新疆，车厢一下子宽松了，我躺在过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睡着好几个男女学生，脸贴脸，手脚互相交错，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后，游览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再搭上东去的列车，我撺掇两位同伴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鲁番。火车停靠处，我们从车窗跳下来，四处张望，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一打听才知，城镇还有几十里。仅有长途汽车，而红卫兵并不享有免费搭乘的特权。两位同学打退堂鼓，而我自费买了车票，与他们分手。在戈壁滩颠簸了几个小时，景色突变，汽车驶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吐鲁番古城。

在街上游荡，不知当夜在何处栖身，见到县委的牌子便闯进去。侯书记是汉人，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并打电话到吐鲁番火车站，安排王建复和赵颐庚与我会合。我提出到维吾尔族村庄劳动时，他满口答应下来。

走出县委，心里踏实多了。来到唐代遗迹苏公塔，只身爬到塔顶，从小窗孔眺望这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扬的歌声吸引，在另一房间，几个青年男女弹琴唱歌，与北京听到的汉人编的新疆歌曲几无相似之处，格外动听。

第二天，候书记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主食是一种叫 “馕” 的面饼。我把面饼转圈咬了一遍，竟连个牙印也没留下。只见旁人挥斧先砍个缺口，再用牙齿扩大“战迹”，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无菜，饭后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的西瓜。

从县城步行约一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前进大队——维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提老汉家，彼此言语不通，靠手势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队下地，收割当地特产的白高粱。队长利普兹个不高，但身体健硕，天性开朗，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起干活的大多比我们年纪还小，也喜欢唱歌，有个满头小辫子的姑娘，歌声最甜美，她叫玛尔江。每当夜幕落下，村里阵阵歌手荡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队长利普兹请我到他家吃饭，在炕上盘腿而坐，当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端到桌上，出于礼貌，我等候主妇共餐，一番比划，利普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诉我女人与客人不同席。那顿饺子特别香。饭后，他提议轮流唱歌。我很喜欢他唱的歌，问歌词大意，他摆摆手，用生硬的汉语说：“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干活的孩子学了点维语。每天早上，人人以“亚格西”彼此问候，模仿起来并不难。两位同学从村庄撤回到县里，我独自留下又住了几天。临行那一天，在塞提老汉家整装待行，心里竟充满依恋的感情。

正独自伤感，忽听到门外有动静，推开门，只见玛尔江泪水满面站在院中。她见到我，擦掉眼泪，面色凝重地递给我一本维文小书，其中夹着维文的信。盯着我的眼睛，她说出一串连一句也听不懂的维语。我示意让她等一等，冲到屋里，解开刚刚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汉语书，递给玛尔江。

在回吐鲁番县城的路上，一想到村里那些纯朴的人们，眼泪就止不住上涌。县城在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调头往回走。在田里找到利普兹和那些孩子们，我终于哭了出来。

离开吐鲁番，到达西安，从那里徒步“长征”八百里，终于来到延安。一路上，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每天走一百里。途中拜碣了保存完好的黄帝陵。一路在老乡家的棚屋过夜，吃的是小米饭加盐粒和辣椒粉。第七天我发起高烧，幸好赶到某空军基地，得到及时治疗。休整两天后上路，第十天终于看到巍巍的宝塔山。参观了革命遗址，我们响应中央停止“大串连”的号召，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六《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大串连”归来，京城风向已变，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收缴了“老兵”行使 “党卫军” 权力的牌照，出现造反派（或称为第二代红卫兵）诞生前的真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周恩来、江青等出席。我们班同学王祖锷和高二（五）班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同班同学朱景文起草），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言，其中提到我反“对联”的经历和代价，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对“这位同学”予以赞扬，让我十分感动。

十二月底，在北京西什库一根电线杆上，我读到油印的《出身论》，极其钦佩。在“对联”的辩论中，我的勇气来自本能的反感与义愤，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武器。《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逻辑严密，正气凛然，文风清新，让人为之振奋。我当即按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他是遇罗克的长弟，身材硕长，带几分书生气。我们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聊到扩大宣传途径，便产生了把《出身论》铅印传播的念头。

在校多年，固执的天性总给我带来重重险境，谁想到反“对联”之举，竟在新的形势下赢得正面的名声。靠这点政治资本，我向学校总务借贷，五百元轻易到手。我小学同学朱大年，是男三中造反派“刺刀见红”的头头，与“三司”（“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长有交情。我们骑车去地质学院，开出盖着“三司”大印的介绍信。

回家路上，经过北太平庄附近的解放军一二零一印刷厂，乘兴闯进去。负责接待的是业务部金科长，他戴金边眼镜，笑容狡黠，但一看介绍信，态度立即变得严肃认真。那时“三司”如日中天。印刷业务很快就谈成了。

那年头纸张极紧。六部口纸张批发部缺货，柜台后的职员，建议我们去地安门的农工民主党总部试试。那里果然有货，但很贵，终于买到十五令上好道林纸。这就是《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用纸与众不同的缘由。

罗文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取来《出身论》新手稿，那是一叠白底兰格的超长稿纸，字迹小而清晰，让人望而生畏。可拜读后，我感觉行文中透着一股怨气，文字也显刻薄，大大削弱了理论客观性的份量，会让人对作者的个人利害关系产生猜疑。我虽对“小组””充满敬意，却并不妨碍我对《出身论》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论上我了无新意，但无疑改变了文章的色彩与基调。不料遇罗文读罢，一反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说“小组”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修订稿就这样敲定了。

再到一二零一厂与金科长商酌，决定采用四开版五号字，本以为差不多，没想到排好版竟多了个“天窗”。金科长问如何利用这一空间，办报的念头油然而生。

我起了个毫无创意的名字——《中学文革报》，拉出“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唬人的大旗，并请擅长美工的三中学生朱维理拼出毛体报头。

我从小学同学朱大年和刘姜仁处各征一文，还有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署名“敌敌畏”的杂文，再选用师大女附中陶洛诵和汪静姗编的一组动态消息，准备完毕，我在原四中语文教研室连夜撰写《出身论》的编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告。天近拂晓，我把版面、字体、字号、花边等编排好，把坐在椅上打呼噜的罗文唤醒，打了招呼，只身骑车去一二零一厂交稿。第二天我到厂里拿到清样，校订后签字付印。《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发行。

七《中学文革报》的历程

《文革报》问世，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我们设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索买观望的最多，而热情支持和恶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者讲述他们受“血统论”迫害的亲身经历，反对者在联络处外墙贴满侮辱性的标语和大字报。

北京气象学校的李金环和纪亚琴来到接待室，要求参加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我问起来，她们居然还没看过《出身论》，但从反对者的言论，她们坚信这是一篇好文章。在她们前后加入的，还有十三中的闫世钧和帖汉，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陈加华，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校的魏雷，轻工业学院的郝治。我们报社不断发展壮大。

《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与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全国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到了连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蹬三轮车去邮局领取。处理读者来信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多数为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向我们倾诉的。遭遇之惨烈，心声之真诚，往往让我们沧然泪下。

在一个贵阳市青年的信中，讲到他在市中心见到人们簇拥在长篇累牍的大字报前（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出身论》一万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纸张和功夫！）出于好奇，他从头读起，刚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跑回住宅，哭罢再赶回现场，读了几行又忍不住哭了。就这样，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终于读完《出身论》。

除西藏和台湾外，读者来信在全国各省分布均匀，来自北京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突出。在《文革报》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各类小报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滞销缓销，而《文革报》刚好相反。每一期仅在市面出售半数，其余半数留给外地邮购和来访者。从读者来信中得知，有人花两块钱买一份《文革报》。一个小报交易市场在北京西单应运而生，其中《文革报》成了“硬通货”，可用来换任何小报，还出现过比值达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杂务缠身，很少参加卖报。有一次跟着去了，我们的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只手伸过来，我的手中塞满大把钞票，刚递出的报纸，不知被谁一把扯去，甚至来不及找钱。转眼间报纸被抢购一空，我双手不停哆嗦，才知卖报的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述过他卖报的类似经历。

据我所知，《中学文革报》是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报，此后非官方小报如雨后春笋。不少卷入《出身论》的辩论，有的为政治利害，有的为开拓销路。仅北京一地，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等。李冬民的《兵团战报》曾以“首都兵团”名义登出“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其中《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分别由我小学同班同学朱大年（三中）、刘姜仁（京工附中）主办。在《文革报》问世前，我们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带来的《出身论》，一致认为值得广为传播，对出版、印刷和发行有过商讨与策划。后来果然各自推出报纸，互相配合，《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各为出身问题留出一版，由我负责编辑。从策略出发，这两家报纸对出身问题采取中立态度，同时刊登赞同和反对的文章。罗克对此十分欢喜，特地采用辩论文体为两家报纸撰文，以活泼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反对派的荒谬。

《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他们个个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机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鸡。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其实，“老兵”也有比较理性的一派。创刊后第三天，几个身着黄军装的学生来访，通报学校姓名，原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他们态度平和，跟我谈及“配合”与“协作”，让我深感意外。办报后期，有些“老兵”在兵马司胡同开办“出身论”的辩论场所，气氛严肃而健康。反而在校内外造反派中有少数人深怀敌意，作过损害我们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谈了。

《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自《文革报》创刊起，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第三期出版之际，他们郑重向我转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传话：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和《文革报》，从而为我们的命运画上了句号。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讲话中，大谈出身问题，他讲到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动”的观点，虽未点名，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八《中学文革报》的终结

由于出版一再受到“联动”等势力的严重干扰，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到了第七期，在北京出版已不可能。我独自乘火车去天津，在火车站外蜷身露宿，终于联系上一家小厂。再次赴津，我正在厂内小屋校稿，抬头看见李金环和纪亚琴二位女生站在院中，神色沉重。她们告诉我戚本禹的四月十三日讲话，并说罗克建议我立即返京商议对策。

回到北京，我从火车站径直去罗克家。罗克把我迎进他的“冰窖”，讲了一下大形势，他抱歉地对我说：“你这样年轻，就由于我而置于这种形势，真对不起。”我不以为然，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惦记的还是报纸的前途。罗克问起来，我说：“我看一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对抗，原定第七期照印不误；二是投降，在第七期上作检讨；三是停止出版，既不对抗，也不认错。”“那你准备走那一条路呢？”“走第一条路是不识时务，走第二条路有违良心，我看只剩下第三条路还可以走。”“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随后，我召开报社全体会议，宣布这一决定。《中学文革报》由此告结。

《中学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同年二月二日、二月十日、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别出版了第二至六期。这六期先后在解放军一二零一印刷厂（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厂（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第四、五期）和西便门印刷厂（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数是三万份，其他几期印数在三万到六万份之间。除了这六期，还在景山胶印厂影印了一万五千份创刊号，另外还出版了以《出身论》为主要内容的特刊，先后付印两次，总数约六万份。除第四期为六版（售价三分），其余每期都是四版（售价二分）。全加在一起，总印数共三十万多，销售总额在六千元以上。

在我们报社，大家都尽力而为，谁也没有正式头衔。卖报时各自拿一垛，回来把钱交上，无人点过报，数过钱。大家因公外出办事，从来没想过报销这回事。这在当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其实很不寻常。

遇罗克作为特邀主笔，以“北京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六期报纸上分别发表了《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六篇文章；此外，他在《中学论坛》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发表了《谈鸿沟》；他还在《首都风雷》创刊号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署名“步曙明”的反对《出身论》的文章，另一篇则是以“小组”名义驳斥步曙明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罗克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的名义，在《中学论坛》发表了以对话形式讨论出身问题的文章《〈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而第五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则是罗克和我不约而同各写的一篇同主题文章然后合成的。

九《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同班同学王建复和我。我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当过技术咨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请），他曾任《内蒙古文艺》编辑，我向他学了不少编辑知识，受益匪浅。《文革报》的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显然与毛老师有关。王建复“大串连”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就这样成了创办人之一。

创刊号问世后，不少人陆续加入报社，前面已提到。到了后期，女五中张颖和王玲，女十二中张君若和张富英也加入进来，报社成员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创办之初，罗文是“小组”和报纸之间唯一的链接，没有他办报是不可能的。后来出特刊，与“老兵”在兵马司辩论，也都有赖于他的操持。

财务最初由我掌管，办到第三期赚了钱，如数还清学校贷款后，还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王建复毛遂自荐，从此由他接手财务。

李金环、纪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为订户邮寄报纸，工作繁重，却从无怨言。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汉人，贴汉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生，却显示特有的稳重与才能。他是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阎世钧出身“革干”，憨厚实干，为报纸各种杂务跑前跑后，总是笑嘻嘻的。韩基山社交广，举手投足带江湖气。我一到会场，他总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时刻他对我说：“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联络等事务中他功不可没。王嘉材和陈加华头脑灵，点子多，腿脚快，在后勤与卖报的分工中贡献最大。

郝治是罗克的朋友，高个子，一张喜剧性的长脸，化名马列。按他的话，这名字别人不敢喊“打倒”。由于年长智深，他常在会上对我的决策表示嘲讽。魏雷年岁稍长，唇上留髭须，每逢棘手事，最是老谋深算。张颖、王玲、张君若和张富英等女生加入时，我们已陷入逆境，她们没领略报纸昌盛的风光，倒甘愿与我们分尝这最后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诵和阎世钧在清华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场舌战把蒯大富说得哑口无言。他问洛诵哪个学校的，“好厉害的一张嘴”。他们二位随后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讲起这趣事，大家笑弯了腰。

由四中“红旗”战斗队写的《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一文，登在《文革报》第五期第四版上。罗克从不干涉报务，但读了此文，深为赏识，极力劝我邀请“红旗“加入。谁料到”红旗“第五期后加入，第六期还未出就倒戈了，他们在四中校园贴出大字报“出身论是大毒草”，还到西便门印刷厂，企图抢走刚要出厂的第六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首都兵团”派了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第一次面我就起了疑心，罗文却极力推荐。随后其他成员也都觉得可疑，最终查清他的身份，于是用各种方式捉弄他。我们常在景山和北海会面，却故意把他引到别的地方，还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在严峻的形势下，给大家平添不少轻松快乐的时刻。

《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几天未在报社露面。然后我召开全体会议，向所有成员转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再往下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请求对牺牲没做好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而别人对他们“没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责。”让我难忘的是，全体成员无一人畏退。

一九八零年夏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纷纷为罗克平反正名后，我召集报社成员在陶洛诵家相聚。我这才知道除罗文在六十五中受到严重迫害，其他中学生大都未遇到太大麻烦。而郝治、李金环和纪亚琴几位大专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分别在轻工学院和气象学校被残酷批斗。

那次见面，本以为看到的是大家的无悔与自豪，没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自嘲，令人怅惘，但我永远忘不掉当年那集体的勇气。

我们也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场所。遇罗文与陶洛诵之间有过恋情，后与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陶洛诵与四中“红旗”的赵京兴结为连理，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佳话，并历尽重重艰难。在此不谈。

由于主办《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与刘姜仁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刘姜仁曾很长时间被关在校。《只把春来报》成员中，张育海和沈大伟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先后战死。吴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从军未遂，不久赴东北后失踪。何大明在张育海一案的调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后来完全恢复，并写过办报的经历。

十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革报》创刊号出版时，我并不知道“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身份，随后去罗文家拜访，初次与罗克见面，哥儿俩全无相像之处。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宏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他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大笑起来。一张口就让我感到绝非一般人物，并开始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第二期出版后，交往渐深，他向我讲明他就是《出身论》作者。基于形势，他请我对此保密。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被正式告知“小组”的身份。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对中文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清晰可辨。而罗克的文风却出污淤泥而不染，自成一体。读过其文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文辞犀利，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他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出版上困难重重，往往无法预知下一期的出版时间。罗克放下话，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发表的所有长文，都是这样一夜写成的。

罗克非书痴，小脑也很发达。和我玩一种打手游戏，他总把我的手打得噼啪响。他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我试图捉弄他，告知他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坚称我所言不实。

他独自住在正房与院墙间搭成的小屋，严冬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在“冰窖”对坐，彻夜长谈，直至天近拂晓。他兴趣广泛，跟我谈的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他是一个机敏的人。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们同去东北。在火车上，一个面相凶恶的人突然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此话不知从何而来，让人莫名其妙，但他毫不迟疑地巧妙答道：“我看你面熟。”

罗克对自己的口才相当自负，蒯大富曾讲过我们成员的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而蒯从未应战。

他一直在不断思索。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好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多年的建筑，竟不能与日本在某占领地短期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后，罗克开始写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提出工资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可惜那时此文已无处可刊载，他被捕后不知下落。他进一步观察到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治曾讲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十年后在中国开始的体制改革若有罗克的参与，不知会获益多少。

有一次，我注意到他书架上有一本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提起我也有一本。他听后很兴奋，当即与我拟订共同攻读此书的计划，并交换读书笔记。

他批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必定借助语言垄断。“猫睡觉做梦时，四腿有时会作出跑的姿态，胡须也会颤抖。难道它也使用某种语言吗？”有时他会问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比如“你作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罗克问到我对鲁迅的看法。他把鲁迅的作品比作一盘珍珠，每颗都很明亮，却没有串成一条彼此相关的项链。他喜欢杰克·伦敦，提到濒死的狼和一个人的搏斗，最后以人饮到狼血而获胜。“他的人物在逆境中表现的毅力，在别的作品中是难能看到的。”他向我推荐梅里美的《卡门》，并把书借给我看，谈起女主角那奔放自由的性格，极为感叹。

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很有见地。谈到《浮士德》一书的翻译，“郭沫若的译本比起冯至的拙劣错讹之处甚多，但被出版的却是前者。”他对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非常钦佩。他讲过一些朱生豪的故事，如何在战乱逃难的途中不缀译笔，但终未实现译完莎士比亚的弘愿而早逝。

在他的小屋，我们一起不知度过多少时光。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你的知识多么渊博啊！”他听后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反他平日的诙谐，用严肃的语气说道：“等你到了我的年龄，你的知识会比我更渊博。”虽然我对他无比信服，但还是不相信这番话。

讲起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他找出一张鲁迅赠给瞿秋白的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神情郑重地把它送给我。

他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为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

十一遇罗克之冤案？

从东北回来后不久，形势越来越紧。罗克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出于幽默，他转身找到跟踪者，开他们玩笑，弄得他们很尴尬。凌晨从他家离开，我也被跟踪过。有一次我骑得飞快，把跟踪者甩下一大截，再转身慢悠悠迎面骑回来。在昏暗的路灯下，跟踪者看看我，又看看前方，一时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朝前方骑去。

一九六七年年底，罗克告诉我，他感觉自己被捕的日子不远了，建议我从那一天起，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终止往来。他还请求我在将来的调查中，不要犹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你承担什么责任，他们要加给我的‘罪责’是不会减轻的。”他把事先写好并封口的一封厚厚的信交给我，请我“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罗克于六八年一月被捕。此信屡屡更换藏匿地点，但插队多年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他的在天之灵。

那时四中在“军宣队”掌控下，我与负责我们班当兵的和指导员常常激烈辩论，反倒给他们留下坦诚的印象。有一天，当兵的在操场找到我，说有人来“外调”，又说“指导员让我告诉你，不用紧张”。进了指导员小屋，两个穿警服的坐在里面床上。指导员把门关好，对他们介绍我说：“他一贯忠诚坦白，你们可以完全信任他。”那两位听了这话，满脸不快。但那时解放军的势力远在公安之上，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此后一两个月，这二位多次来四中找我。我一口揽下自身的责任，这态度让他们诧异。我讲话时，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无非是两条，一是罗克是《文革报》的幕后操纵者，二是罗克的“反动”言论。这两条均非事实，我毫不费力地挡回去。

他们要我揭发罗克的“反革命”言论，我回答“一句没有”，无可奈何，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我写下他的言论。几日后他们当面一读，勃然大怒。“照你这么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份子了。告诉你，他是中央定了性的反革命份子，你还包庇他，你可知道性质的严重吗？”其中一个把掏出枪来，朝我晃了晃，又“啪”地拍在桌上，显得十分滑稽，我忍不住失声大笑。

相持一阵，他们的调查忽然转向，集中到“手榴弹事件”上。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心里不禁一惊。与罗克停止见面后，出于同一考虑，所有报社成员也都停止来往，我无从了解原委。他们试图把他说成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却发现在我这里找不到任何线索，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从此不再打扰，竟让我多少有被冷落的感觉。

罗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一九七零年一月九日的公告中被列为二十几名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除了遇罗克，公告中所列死刑犯当日都被枪决。而他的死刑延至三月五日，在另一次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公审大会后执行的。在六八年他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拒绝签字。据内部消息，他的死刑是经最高层亲自指示，并委托重要人物办的。在最后关头，罗克保持一贯的机智和幽默，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审大会后，他声称有重大案情未交代，作为“五·一六”份子，他与某某单线联系。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月多的时间。

为何从十五年徒刑改判死刑？在判决书上，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却只字未提。

罗克是如何涉嫌暗杀的呢? 一九六七年夏天，东北武斗正盛，部分《文革报》成员结伙北上。一到长春，在火车站就给每人发武器，离开长春时，我曾嘱咐大家将所有武器退还，以免留下祸根。后来才得知，罗文并未退还领到的手榴弹，把它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个酷爱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对他来说搞政治纯属误会。他曾热衷于恶作剧，比如在我家撒下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他还为报社成员表演火箭发射，火药想必就来自那颗手榴弹。私下带回手榴弹也罢，他却在风声正紧时，找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去香山埋藏。当局一恐吓，有人就招供了。他们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其幕后操纵者，我当时尚不解，直到读到判决书，才知道当局的企图。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虽个个聪慧，但办事往往有失周全。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她竟藏到中山公园公厕。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不过，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愚蠢的推理，而是懦弱的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终于到来。我和罗锦在《光明日报》社与记者王晨数次会面后，《划破夜空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于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登载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他成了广为人知的英雄。

十二峨嵋山

一九六七年四月报纸停刊，我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久，我和杨百朋、吴景瑞（毛子）、王建复、陶洛诵、遇罗文等四中同学和报社同人一起抵达成都。

从成都搭乘慢吞吞的长途车，我们来到了峨嵋山，下车就去报国寺投宿。大殿有三尊佛的立像，全然不为尘世纷争所动，安详地俯瞰人群。早听说蒋介石国难当头时曾在此隐避，对这座寺庙格外好奇。虽是动乱年代，在庙里挂单的游客却不少，大多数是学生。到斋堂用饭，师父先问每人饭量，据说饭越少，菜越精，收费都一样。菜端上来，见到鸡蛋很惊奇，这才知道素食的涵盖比想象得广。在报国寺还吃到“雪磨芋”，味道和口感让我想起北京的冻豆腐，但更鲜美。

翌日起了个大早，草草洗漱后开始上山，抵达洗象池天色还不算晚。大家决定在此歇脚。庙里住宿费本来就不高，我正要交钱，被百朋拦住了。在寺外与一群猴子逗耍一番，百朋招呼我再去登记，果然又价钱又降下不少。名不虚传，果然有白象在池中，混沌不解其义。一夜平安，早上发现厕所悬空架在悬崖边上，方便时往下一望，让人心惊肉跳。

离开洗象池不远，山路在云雾缭绕之中。离开上山正路，拜访了几个小庙，殿中无人，经书满地，显然遭过破坏。但象峨嵋山所有寺庙一样，佛像都是完整的，这在那年头也算得奇迹了。

一路上林茂竹密，鸟叫猿啼，此起彼伏，令人惊心动魄。与几位同伴钻进林中，很快被枝蔓纠缠，无路可走。只好用菜刀开路，没过多久，我们已筋疲力尽，并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绝望中齐声呼救，本以为无望，却意外听到回答，在不断应和声的引导下，我们终于回到正路，对周围草木有了敬畏之心。

暮色降临前接近金顶，浓雾中，下起瓢泼大雨，未带雨具，很快就成了落汤鸡。到了庙前，一位比丘尼迎上来，把我们引到生着火的殿堂，帮着烘烤衣服，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耳边雷声滚滚，闪电的蓝光不时照亮殿堂。有人喊看神火，从山门口望出去，果然有蓝色荧光在暗中游弋，灿烂夺目，实为奇观。

翌日晨，为看日出早起。第一次见到云海，汹涌澎湃，几座天际的雪山如海中仙岛。太阳跃然而出，苍茫云海瞬间换了颜色，由铁青到雪白。稍晚，无人应邀同行，我独自去了千佛顶和万佛顶。海拔三千多米山顶，植被与山腰不同，依然赏心悦目，散发浓烈的草木香气。

为观看天下闻名的峨嵋光，我和建复留到下午四时后下山，然后与他人在九老洞汇合。这一奇观定点定时，在上有阳光下有云海时才会呈现。一位比丘好心引路，岂料头上阴云密布，只好败兴而归，那师父忽在我们身后喊道：“有了”。只见阴云裂开一道缝，阳光射下来。待我们赶上去，阴云又合上了，可惜终未看到这一奇观。

从金顶到九老洞本是一天行程，我们却在下午四时后才出发。上路不久，天色渐渐暗下来。在黑暗中穿过峨嵋山有名的险路，坡陡路滑，到处都有坠入悬崖的危险。天完全黑下来，仍看不到九老洞的影子，我们早已精疲力竭。而鸟鸣兽吼，被夜的寂静放大了。眼前又是个大坡，我俩认定翻过坡再看不到九老洞，就只好死在这里了。爬到坡顶，居然远处有几点昏黄的灯光。

用餐时间早过了，僧人还是为我们备了饭菜。夜宿的大堂有几十张床，只有我们一行。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产生强烈的恐惧感。陶洛诵是同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不敢独宿，请求我们允许她与大家一起过夜。我煞有介事把菜刀枕在头下，但很快被疲劳征服。再睁眼，一片光明，夜间的恐惧显得非常可笑。

在火车上听到九老洞的传说：几个和尚备了七天食物，打着火把，走了三天未达洞底，又折返回来。如此神奇的洞，我非进不可。听僧人说洞口离寺庙往返三十里，众人都失去兴致。我独自而行，来到洞口，周围尚有大片积雪。进洞没走几步，便是令人魂飞胆丧的轰响——无数只受惊的蝙蝠从洞中飞出。没走几步，陷入无边的黑暗中，用小手电筒照出去，什么都看不见，只好跌跌撞撞摸回洞口。

从九老洞下山，一路从容，与同伴们在报国寺相聚。当晚与毛子商定去越南的计划，次日便踏上东行之旅。

十三越南之行

越南之行其实目的不明。过去虽在政治风波中屡遭批判，政治信仰并未动摇。办报的失败，才使我真正陷入迷茫。莱蒙托夫的诗句“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或许正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

与峨嵋山之行的同伴分手，我和毛子踏上去广西凭祥的旅程。按照计划，我们买下几斤巧克力和一把快刀。

“如果我的手指被毒蛇咬到，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帮我把它切下来。你答应吗？”毛子严肃地凝视着我。虽说彼此承诺，但这还是心理上的严重挑战，我问毛子如何作想，他却摆出不屑的姿态。

北上成都，东抵重庆，与几位各地游客凑在一起，步行至九龙坡扒货车。九龙坡是个大编车场，几十股轨道上机车呼啸滑行，让人目不暇接。我在一条轨道上行走，陷入暇想，对人们的呐喊和调车员的哨声毫无反应。突然有人猛然把我推出轨道，我正要发作，只见一节车厢从我身边悄然滑过，这才意识到是一位铁路工人救我一命。他追上那节车厢，跳上去，没给我一个道谢的机会。

从九龙坡搭上的货车，在贵州某站被查处，我和毛子自恃一路练就的本领，漫步到车站数里外，等开动后再扒飞车。那火车司机早把我们的意图看在眼里，列车一起动就全力加速，汽笛长鸣不已。不顾毛子的呼喊，我奋力疾跑，几次伸手抓到车厢扶手，可每次都被魔术般反弹回来。列车驶入前方隧洞，轨道上只剩下我们俩。我看出毛子对我的失败而庆幸，果然，在他估算出车速后，并未像我那样尽力。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买下两张短程车票，搭上一列东去客车。在靠窗座位上，我要了杯热茶，安然坐下，读起史第文森的小说集，毛子在我对面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后，列车员查票，我和毛子将在下一站被赶下去。

对列车员的粗鲁很反感，我心生一计，叮嘱毛子留在原地，车一靠站，我就跑到售票处买了两张票。还买了些食品，待回我们车厢门口，在我出示车票后，列车员仍拒绝让我上车，毛子也被两人从车厢架到门口，他拼命挣扎着，拒不下车。列车起动了，我扔掉手中食品强行登车。经过一番搏斗，我被踢下车门阶梯，我们的背包被扔出车外，而列车载着毛子消失在远方。

我向站长报怨，讲述了刚才的遭遇，他把我请到办公室，挂了几个电话，建议我到车站附近用餐后再来找他。在小饭馆昏暗的灯光下，满耳犹如异邦之语。沮丧和屈辱之中，想起史第文森笔下一对老夫妇的悲惨遭遇，感到十分凄凉。再次见到站长，他告诉我已安排好毛子在贵阳下车与我会面。他语调平淡，面无表情，刻意掩饰那与时代相悖的善意。

在贵阳车站候车室见到毛子，让我欢欣不已，毛子却摆出无动于衷的嘴脸，仿佛这重聚早就在他神算之中。

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广西凭祥。一踏上站台，便感觉到浓重的战争气氛。南下的列车满载大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让人惊讶的是，从制服、帽徽和肩章上看分明是越南人民军，在饭馆吃米粉时发现他们讲的竟是中国话。一位同桌的士兵向我们眩耀说：“美军在越南五十万，我们人数从不在他们之下。只不过说起来一个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民军，不是解放军。”讲到此，他诡秘地一笑。我心中甚是羡慕，他忽然叹口气加上一句：“剩下半年，咱回家看媳妇喽。”顿时让我扫兴，怎么会有人在媳妇与打仗之间作出那么糊涂的选择。

从凭祥到越南的捷径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在无区域地图的情况下，我们靠指南针一直向西走，一路上绕开有人烟的地段。傍晚时分，进入茫茫无际的山区。每座山丘虽不算高，但陡峭危险，满山齐腰高的野草，茂密得迈不过去，每一步都要把脚抬到草尖上，再踩下去。举目望去，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苍山绿海，让人怀疑是否能走出这无人地带，再度回到人间。

夜幕降临，下着毛毛细雨，在半山腰踩倒一片草，铺好塑料布准备安营扎寨。由于坡度陡，必须用脚蹬地才不至滑下去，再加上湿衣服贴在身上，看来这夜难熬了。伤感之余，也为境遇的荒唐与危险而兴奋。我探出头，瞥见一串摇曳的光点向我们移动。我唤醒毛子，用食指放在嘴边示意不要作声。我们屏息观察，断定那是一支打着手电筒的巡逻队。不一会儿，这些光点接近我们的宿营地。令人不解的是，光点的大小亮度并没有因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我下意识伸出手去，居然抓住其中一个。毛子打开手电筒，我松手一看，吓个半死。原来是一种带萤光的丑陋飞虫，与常见的萤火虫毫无相似之处。

第二天一早，吃上几块巧克力，我们又踏上行程。我浑身都是蚕豆大小的蚊疱，不时停下来抓痒。毛子手持木棍在前边打草开道，反复嘱咐我准备好刀子以防蛇咬。有一回我刚要落脚，瞥见草丛中盘着一条蛇。它仰头与我对视，毫不示弱，最后还是我绕道而行。下午时分，在山谷中遇到一条小河，我们脱衣洗浴，毛子身上的蚊疱还不及我三四成，心中有些不平。

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海报。再上路，草丛没那么密了，坡度也平缓多了，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忽然在山脊看到一条蜿蜒小道，穿过漫无边际的山丘。我们坐在小道上，正享受美味的巧克力，忽然有个人从坡下冒出来，让我们一惊。我故作镇静，先后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专注倾听，却只是连连摇头。我和毛子不禁欢呼雀跃，庆祝我们越境成功。那人受我们感染，也咧嘴笑了，然后弯着腰朝山下指去。沿着他指的方向走下去，来到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子。

在村口碰见一位年轻农妇，模样标致。她招手示意，让我们跟她走。她家是架在几根木桩上的竹棚，地板和墙到处是缝隙，透光漏风，对我们来说，异国情调十足。语言不通，但她的微笑充满善意。她升炊做饭，又围过来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好奇地打量我们。她端上热汤，又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能磕磕巴巴讲几句汉语。看来他把我们从北京来这事说清了，围观的人不禁唏嘘。农妇问到我们此行目的时，他似乎未听懂我的回答，农妇听了翻译照样满脸疑惑。喝完汤后，并没有再上饭菜，让我大失所望。

与农妇道别，踏上山间蜿蜒的公路。不知为什么，毛子在后面越拉越远，我知道没有岔道，便大步先行。走了一两个小时，忽然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是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把夹在后座的书递给我，示意让我搭车。我跳上车，翻开书，首页是托尔斯泰画像。再一翻，是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站分手的插图。在这战火中的国度，遇见一位托尔斯泰的热心读者，让我无比感动。我们开始用英语简单交流，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都理解都认同，似乎远比我见过大世面。我们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年轻人放下我，我们告别。

我在街上东张西望，一个小姑娘凑过来，用标准普通话大大方方问我：“你饿吗？你要吃东西跟我走。”我感到惊讶，问起来，她指指胸前的毛泽东像章说自己是中国人，问她什么地方，她说谅山。我告诉她在等一个同伴，她向我保证会领他与我会合。跟她走进一个院子，全是身穿制服的武装警察。一个中士能讲流利的中文，我向他讲明去河内参军再南下的意图。他摇了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有车带我们去河内。大约一小时后，那小姑娘果真把毛子领来了。

晚餐除了清汤只有一小碗米饭，我们饿坏了，就是十份也填不饱肚子。大堂里，不少人在烟雾缭绕中围观下棋，居然是中国相棋。毛子在旁观战，时不时摇头叹息，很快就被请上去。毛子的棋艺在四中是有名的，那帮越南人那是对手，不甘认输，又到镇上搬来援兵。毛子不失大将风度，不动声色，越杀越勇。我感到无聊，倦意袭来，便独自去睡了。

数日来第一回头上有顶，肚中有食，这一觉睡得香甜自不必说。醒来，毛子还在梦乡。我到院中漫步，碰到会讲中文的中士，问起去河内的车何时能到。不料他态度粗鲁，让我起了疑心，回去摇醒毛子，提议逃跑。可不管我说什么，他只要睡觉，终于误了大事。

一辆吉普车到了，一位英俊的少尉跳下来，向我们行了军礼，把我们请上车。他讲的中文无瑕可击，却绷着脸不与我们交谈。问起我们是否正去河内，他说先带我们见一位首长再说。一路上时有石峰拔地而起，有桂林山水之秀。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吉普车拐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我们被领到一间厅堂，不一会儿，连汤带肉外加米饭端了上来。虽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吃得好香，只是牛肉太老，把腮帮子都嚼酸了。勤务兵收走碗筷后，一位有首长风度的胖中校走进来，坐到我们对面。他和颜悦色，通过少尉翻译听完我们的陈述，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表示欣赏。接着他讲到抗美援越要经由政府安排，我们应回国申请。绝望之余，我言辞越来越激烈。那少尉停止翻译，居然直接与我争吵起来。毛子拉拉我的胳膊，说了句很可笑的蠢话：“别那么说，要注意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啊。”转念一想，抗争也不是出路，便假装认输，盘算在回中国的路上另想办法。

两位军官消失了，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下士进来，示意跟随他走。我以为他就是司机，可从厅堂走到营外不见车影。问起，下士只咧嘴微笑，露出一颗金牙。没走几步，路一拐，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城楼，上面刻着“友谊关”。下士走到关前，与中国士兵互敬军礼，然后金牙闪闪与我们道别。刚一入关，我们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拖进小屋，不由分说地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来，又到另一处登记，并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发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又是那些套话。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有毛子和我二人。吃饭时遇到好几十个学生，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回凭详的卡车上，我打量其他学生，发现胳膊和腿也满是搔破的蚊疱。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红卫兵的黄军装。

我们从越南回来不久，张育海和沈大伟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

十四长春三日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与《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外加遇罗克，一行十几人去北戴河，当夜步行到秦皇岛，搭上一列无点运行的列车北上沈阳，游览北宫后与罗克分手，我们继续向北，抵达长春。

我们刚下站台，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一伙全副武装、戴袖章的人领到站台一端。与上百个年轻人一起，莫明奇妙成了他们的兵源。有人发言致谢，然后把枪枝、弹药和手榴弹发到我们手中。

对我们的款待包括一顿丰盛的晚餐。我把武器搁在一边，正大快朵颐，同行的王嘉材面色凝重地凑到我桌旁。“嘿，你知道站台那些席垛下边是什么吗？”“粮食呗，” 我信口说。“不是。跟我来。”

到了席垛跟前，四面张望，他猛地掀起苇席一角。我心一沉：哪里是什么粮食，而是一具具尸体。“昨天夜里抢武器库给打死的。”有人凑上前来，扔给我们这么一句。

晚餐后，我们被唤上了几辆卡车。每辆有六七个保镖，驾驶舱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侧站着自动枪手。我们这帮学生蹲坐其中，车队以疯狂的速度向城区驶去。出于好奇心，我刚试着站起来，被大声喝住。另一保镖见我不快，侧过身来歉意地向我笑笑：“上一趟死了两个，不能大意啊。”

目的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晚上与嘉材住同一间宿舍，睡得正酣时被他唤醒，只见夜空被焰火般的弹道切割，传来一阵阵柔和的爆炸声。我刚要走到窗前探身出去，嘉材喊道：“你疯啦！趴下。”第二天早上，在走廊里听说两个与我们一起的学生死于半夜的流弹。大院里在开追悼会，十几个死者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汽车司机。一个悼亡者在喃喃自语：“妈的，拼了！拼了！”

嘉材在追悼会场转了一圈，双手围拢在我耳边说：“嘿，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车？蹲着开，看见电线杆子拐弯。”在白花圈和黑袖箍的包围中，我感到极度麻木。

下午时分，我被唤去处理一个不快的事件。我们同行的几个，发现附近文研所无人看管，顺手牵羊拿走几本西方小说。而遭殃的只有君若，她被剪了头发关起来。她来自女校，受过舞蹈训练，长得美身姿也好。从北戴河步行到秦皇岛，她一路向我倾诉，关于黑暗的现实和绝望的心境。此后我有意无意避开她，没想到这回倒霉的偏偏是她。再见面是在回京的火车上，她头戴假军帽，见到我默默无言。

第二天嘉材和我找到一个自由市场。国营商店全部关门，自由市场反倒繁荣起来，玲琅满目。走着走着，忽闻一阵枪声，一辆吉普车载着几个全身武装的人，在人群中疾驰而过。有位老汉摆摊卖蒜头，我上去问价，老汉满面堆笑说：“老总，看上就随便拿。”不管怎么说，他死活不肯收钱，最后我拿了两个蒜头走开。心里正纳闷，嘉材在旁冷笑说：“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原来我手握折叠水果刀，削过罗卜忘了收起来。没走多远，只见前面聚众成群，围着一个倒在血泊中的人。有人感叹道：“唉，就为了跟那帮人要苹果钱。这年头。”

听说长春有座大楼原是伪满州国的银行，坚实到连大炮也啃不动。一路找去，四周渐无行人。远处有一座雄伟建筑，我抬手一指，一阵枪响，在头上方的标语牌留下一排弹孔。我和嘉材立即扑倒在地，敏捷地匍匐前进，向附近的墙角爬去。速度之快，超乎我自己的预料。越过大楼的视角，我们站起撒腿就跑。

当晚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决定次日去哈尔滨。临行前，我说：“重要的是所有武器一律上交，以免招嫌。” 我带头把武器上交，以为大家也都跟着做了，后来才知并非如此。

第二天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因武斗客车不敢进站。候车大厅拥挤不堪，我跑到站外，刚在一个门洞躺下，就昏睡过去。不知睡了多久，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一个枪手藏在我的门洞，向斜对面的铁路局大楼射击，大楼上闪烁着还击的火光。“进站里去，这儿不安全，”那枪手头也不回地说。“别跑，慢慢走。他们专打跑的。”他补充道。我犹豫着迈出几步，周围的枪声格外密集起来。身不由己，我飞快地跑起来。那枪手朝我大喊：“别跑，别跑啊！”

车站大厅，人们围着一位老汉，他胸口被炸开碗口大的洞。他大口喘息着，在众目睽睽下咽了气，身边留下一箱没卖掉的冰棍。这场枪战，更让我怀疑搭乘客车的可能，便决定带大家搭货车。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一列北上的货车。车长好说话，让我们坐在守车里等着发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同行中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非要去买食物充饥。走后不到一刻钟，列车哐当一晃缓缓驶离车站。嘉材和我对视一下，随即把他们的背包推下守车。我们终于离开长春。

在武斗的硝烟中，我和嘉材游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连。我们在哈尔滨横渡松花江；我在大连看望亲戚和童年好友，在宁静的海滨游泳、抓海砺子。途径沈阳时，竟奇迹般与长春分手的同伴会合。

据洛诵说，最后一次与毛子见面，他说要去东北找我。从此渺无音信，如果他真去了，很有可能在那里丧生。

十五插队之际

六八年年底，辍学两年的中学生开始去农村插队。一位小学女同学到山西绛县，我和刘姜仁到北京站跟着混上“知青”专列。站台上，车厢内，哭声震天，连欢送的锣鼓声都被淹没了。列车启动，这告别的一幕达到高潮。

在晋南与列车上的“知青”分手，我们南下渡黄河，西进抵华阴，在严寒中游华山。再回山西，跟着姜仁去他老家。那是晋南襄汾的小村。两个北京学生到来的消息传开，招来一些好奇的老乡。其中有个原北大的学生，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这里。他个头矮小，衣衫不整，满脸稀疏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滔滔不绝，连讲了好几个小时，从农村的贫苦到政策的失误，能看出他心中无尽的苦楚。

村边有三嶝山，孤零零坐落在平原上，并不算高，但很有气势。我和姜仁爬到山顶眺望，在薄雾下，村落星星点点，阡陌纵横，方整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天边，令人心旷神怡，一时忘掉心中的烦恼。

我们来到山顶的古寺。听村民说，虽寺舍残缺不全，一位法师却拒不下山。踏进山门，那法师双手合十迎上来。他清矍安谧，黑色髯须飘逸，真有如仙人一般。

古寺不大，院中有各朝代留下的石碑，不少已毁，但文字尚可辨认。我边看边向法师请教，他回答简要。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对话离开碑文，涉及到宗教本身。

我对佛的认知大致来自《西游记》，实在少得可怜。问到佛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佛象你我一样，是一个人，如果你发愿，你也可以成佛。”他又告诉我，人生有八苦，一个人通过修行，达到不以八苦为苦的境界，那他也就成佛了。

只身离开襄汾，我又到盂县看望刚插队的小学同学，下了火车，才得知长途汽车因大雪停运。在雪地徒步三日才到目的地，在那里，我对插队生活多少有了些体会。

在太原火车站搭上回京的夜车，座席已满。我站着，注意到一位坐窗口的姑娘满面泪水，不断用钢笔在小桌上画画。待我坐到她身旁，聊起来，发现她也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周围乘客的阵阵鼾声中，我们一直聊到北京。她转乘去唐山的火车，我陪她在车站等候。即将分手时，我们突然变得沉默。把她送上火车，走到天桥上，望着那列火车冒着浓烟消逝在天际，十分惆怅。不久收到一封厚厚的来信，一张是《牛虻》中亚瑟的肖像，另一张画的是在火车站两人分手时相对无言的情景，其中的我戴着那顶黑色狗皮帽子。

十六　尾声

罗克的被捕，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而我的交际由此扩大了，逐渐形成新的圈子。“文革”的疾风骤雨，无情摧毁了我的政治信念，在心里留下一片空白。即将步入成年，发现自己对人世间几乎一无所知。与新结识的朋友一起，我们开始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其中包括“白皮书”，诸如《新阶级》、《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赫鲁晓夫主义》，在政治上增添了新的视角。在哲学上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企望从中找到社会与人生的“元素周期表”。与此同时，我陷入文学狂热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科夫等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家，尤其让我着迷。而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斯汤达、拜伦、雪莱、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霍桑等欧美作家也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我在四中的最后一个冬天，晚间时光大都是在冰场度过的。与八年前不同，我的冰鞋从三十五号换成四十三号。幸运的是，四中的八年时光，在自然科学上让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政治上的磨难为我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一九六九年春，姜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鲍有悌。他俩收到白洋淀一个叫吴世陆的同学的邀请，姜仁不能赴约，由我替代。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徐水站下车，步行到安新县城，在城东码头搭上去郭里口的六艙渔船。从县城到郭里口十几里水路，碧波荡漾，煞是好看。到了那四面环水的岛村，刚坐到炕上，一个陌生人闯进屋来，莫名其妙拉着我们去大队部，显然被误作他人了。一位村干部拉长脸嘟囔着，给我们开出户口迁移证，所在地是安新县王家寨公社郭里口大队。将错就错，我从此离开四中，开始了在白洋淀的插队生活。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9 09:48:34

我的阅读与思考

·赵京兴·

赵京兴，北京四中六六届初三（三）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初因文字入狱，关了三年。一九七三年先做临时工，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自一九八零起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自一九八六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

引子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我回答说没有。队长提醒我“馒头”二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

头一天上午正赶上每周伙食改善。每天两顿饭，上午九点半，下午四点，由“劳动号”分送到牢房。为落实毛主席把犯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指示，“队长”宣布，每周改善一次伙食：除了照例每餐一碗汤菜外，馒头代替了窝头。每到这一刻，总会引起一阵莫名的激动，本不准随便说话，馒头一到手，大家话就特别多。

大家正欣赏那白白嫩嫩的馒头，我和另一个 “政治犯”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馒头掰开前里面是否有颜色。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陈伯达，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认为，馒头掰开前里面是无所谓颜色的，颜色是光与物质作用后留给我们的视觉印象，而馒头掰开前见不到光，虽说具备反射全波段可见光的属性。我罪加一等：宣扬唯心主义，这回和马赫挂上了钩。

一、为什么读书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六岁，在北京四中读初三。在我看来，“文革”似乎有一种必然性。“要末在沉默中爆发，要末在沉默中死亡”，如果把其中的“沉默”改为“沉闷”，就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在“文革”前几个月的日记中，我用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概括我的深切感受——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时代的疾风骤雨，甚至已听到遥远地平线上的滚滚雷声。在同一篇日记中，我用高尔基《海燕》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结束。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如今回头来看那段历史，正是学校教育的危机触发了一个少年学子的内心矛盾，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终于走上一条不归路。

按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四中一大特点就是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父辈包括部长、将军，教授、工程师，甚至国家领导人。要说绝大多数很低调，很平民化，但不经意的一举一动却透出生活的富裕与优越——他们显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等级。而我，父母都是工人，每月收入加在一起才一百零八元（这在他们厂已算高工资了，他们以此感到自豪），要供养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吃饭穿衣，特别是按时缴学杂费书本费，还是紧巴巴的。他们不是政治口号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公私合营前靠小裁缝铺糊口谋生，合作化后进了工厂，成分只是“独立劳动者”而已。与许多同学的家庭相比，我家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差了一大截，除了下意识的自卑外，也让我深感困惑。

还有一件更让我痛苦的事。当时在学校，对人生观教育抓得非常紧，不仅老师课上课下讲，还让我们读了大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一类的书——不仅是完美无瑕、高尚的一生，还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让我感到绝望的是，按此人生标准，这辈子看来都无法企及。我往往既是自己的心灵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内心折磨得支离破碎，为自己乱七八糟的想法而羞愧，甚至恐惧。

无人可请教，更不敢问老师。在“文革”前不久的一次政治课上，我问政治老师“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老师一脸茫然。要不是他素知我这个人常有古怪念头的话，我很可能会被打入反动学生的行列——居然敢质疑这样普通的政治常识。

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读书，读文学、读哲学。我在初二读过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可书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思想无出路的苦闷与循规蹈矩的课堂生活的反差，让我备受煎熬。“文革”终于爆发了，它首先宣称砸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让我获得某种解放感——至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寻找答案，不必再照本宣科了。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在同学中流传，他鼓励青年人看点“封资修”，要“钻进去再爬出来”，这对我鼓舞很大。虽说在我从未在阅读上设限，但有了“尚方宝剑”，我可以堂而皇之把托尔斯泰《复活》摆在晚自习课桌上，没人敢说三道四。

某些书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倒不是书中有什么现成的答案，而是那些作者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在思想的泥潭中挣扎，我引为知己。从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和康德，我在他们的书中读到别人读不到的东西。即使艰深晦涩如黑格尔、康德，写的其实都是个人的思想历程。有一次赵振开（北岛）问我，听说你读哲学就像读小说。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答的了。但我确实觉得二者没什么区别，《精神现象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小说，只不过是用哲学概念讲述的个人故事。

二、《出身论》与遇罗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大串联”已接近尾声，我和几位同学组成长征队，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徒步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翻越太行山，穿过山西，进入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最后到达延安。“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解开了我脑袋里的种种谜团。在我看来，认识世界是需要“眼睛”的，否则除了现象，你不可能发现背后的意义。所谓“眼睛”，指的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能力。事实本身不会说话，认识既来自客观也来自主观的认识能力。这是我在那一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后来我在《哲学批判》中做了系统阐述。

一九六七年年初，我们从延安回到北京。在一份《中学文革报》上，我读到《出身论》，当即写了大字报，署名“牛虻”，支持《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主办这份报纸的是“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背后就那么几号人。头头是我校高二（二）的牟志京。我和刘力前、刘新等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支持《中学文革报》。

有人通知我说，“老红卫兵”要在北兵马司胡同举办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我和刘力前等人前去应战。据说那是叶子龙的住宅，被没收后成了“老红卫兵”总部。会议室很大，能容下五六十人，挤得满满的。作为主辩方，我们坐在长桌的尽头，辩论对手围坐在桌子四周，后面站满人群。当时我并不知道遇罗克也在场，他在窗外观看。

在辩论会上我说过什么，早就不记得了。作为主辩手，我临场发挥不错——思维敏捷，引经据典，外加一摞马列毛经典著作在桌上压阵。我方显然占压倒优势。这引起遇罗克的注意，他随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四中。但他把名字误写成“赵金星”，正好我校有个高一的同学叫这名字，信先到他那儿，辗转了一个多月，才落到我手中。

遇罗克在信中以鲁迅为例，讲述了伟人的悲剧命运——往往被后人利用，失去他们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显然是对当时极左派对马列思想歪曲滥用的不满。结尾处，他邀请我去他家一叙。

就在不久前，由于某些同学家长得知遇罗克的家庭背景出面干涉，“红旗”战斗队集体退出《中学文革报》的活动。对此，我深不以为然，还是如约去了他家。

他住在山墙与院墙的夹道中搭建的小屋里，除了床，还有写字用的小桌，墙上有两层木板的简易书架，放着哲学、历史、文艺理论书籍，其中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正在找这本书，他借给了我。没想到这书和它的主人命途多舛——书从我家被抄走，遇罗克和我锒铛入狱，他不幸蒙难，书再也没回到主人身边，恐怕早已成了纸浆。

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谈锋犀利，阅读范围广。在我们交谈中几乎未涉及《出身论》一文，我相信《出身论》只是他思想中极小的部分。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辩论。他当时是工人，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嘴唇很薄，用词犀利，咄咄逼人，激发了我辩论的热情。我们享受着思想交锋与词语撞击的快感。

我还参加过由遇罗克发起的一次郊游，参加者多是中学生。我们一起骑车去爬香山。他那年二十五六岁，似乎还没有女朋友。他是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兴致勃勃，爬山时总是走在众人前头。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狱中得悉他的死讯。同号们都认为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在批斗中，我的罪名之一就是与《出身论》和遇罗克的关系。而我们这些支持过《出身论》的中学同学都逃过这一劫。据说与戚本禹有关，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讲话中表示，对涉案《出身论》的中学生概不追究。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出身论》对特权势力造成建国来从未有过的冲击。其实，出身只不过是特权势力把持特权的一张牌，据我所知，至今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解读《出身论》。相反，人们往往把悲剧解释成闹剧。遇罗克几次临刑前宣称有重大问题交待揭发，以期延缓刑期等待转机。不少人解释为遇罗克惯有的机智，使之看上去如同闹剧。在我看来，他一定怀有真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行为与“文革”发起者的动机是一致的——矛头指向特权势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可以说，一代人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特权势力，否则改革开放不会那么顺利，但真正对中国特权势力造成冲击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开放。在引入市场机制后，金钱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地打击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特权势力。但在那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探索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恐怕就是悲剧的根源。

三、北京图书馆

一九六七年年中到一九六七年底，正当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北京图书馆对外开放了。除了被列入淫秽图书如《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作品外，一律敞开阅览。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置信。

那一段时间我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我带上干粮，来到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大门外排队。为了确保每天都能进去（每天只发两百多个座位号），并继续借到头天没读完的书，唯一的办法就是早去。最难熬的是冬天，在严寒中站上两三个小时是一种考验。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南海北门对面，那里日夜有人站岗放哨。警卫战士对与这些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学生很是好奇，最初常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历哲书籍，还结交了各路朋友——交流思想，分享读书的喜悦。而北京图书馆最后关闭像开放那样突然，那些朋友大多不知去向，后来保持来往的只有林大中、林大庆兄弟俩。林大中长我几岁，那时是北京摩托车厂技术员，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文艺批评，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很有研究。林大庆小我几岁，借阅的主要是乐谱和俄罗斯文学，他长得如我想象中的《白痴》里的梅茨金公爵，后来进电影学院，最终成了电影导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关于中国阶级划分问题的讨论。

当时都自带干粮，图书馆提供白开水。一到中午，大家就聚在大厅或楼梯拐角处，边吃边聊。一天，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同学聊起马蒂厄的《法国大革命史》。他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只有官民两个阶级。那时我倾向于用社会力量来描述中国不同的社会集团，认为用阶级这概念已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即使用阶级概念，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结构仅仅分为官民两大阶级似乎过于简单化。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多年。后来我的研究结果证明，对于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来说，它离真理的门槛最近。

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图书馆关闭了，我的读书生活并未中断。我常常泡在旧书店；或在废品收购站，从别人手里买下当废纸处理的旧书；或与同学互通有无，他们几乎个个都是书痴。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字，我特别翻阅了近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中国国家图书馆大事记(1909-2009)》，发现对“文革”期间北京图书馆开放一事要么一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我猜想，这些书的编著者实在无法解释，在一个“焚书坑儒”的年代，为什么北京图书馆还会对外开放？

四、大字报与隔离审查

从“文革”爆发到一九六九年初，我总共写过三张大字报。第一张是我和同班同学刘力前一起写的一份声明，缘由很简单。刘力前的父亲是全国总工会的普通干部，我父亲是“独立劳动者”，都不算红五类，也非黑五类，我们认为剥夺我们参加“大串联”的权利违背毛泽东思想，按当时的逻辑就是“造反有理”。我们俩说干就干，光天化日之下撬开那间代表权力的办公室，取出公章，一连盖了好几张外出证明信。这势必招来红卫兵组织的质问和围攻。为说明我们行动的合理性，我奋笔疾书，写了这张大字报。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一次造反行动。随着读书兴趣日益浓厚，我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越来越小，或者说读书就是我最热爱的实践。

第二张就是上面提到的支持《出身论》的大字报。第三张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时间应在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发表不久，即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初，为了申明我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也过于胆大妄为了：不仅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还敢公然与学校工宣队叫板。由于熟读毛主席著作，用起来得心应手，我首先从概念上阐述毛主席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含义，然后引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有三种形式，一是走马看花，二是下马看花，三是安家落户。我在大字报中写道，即便是安家落户，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上山下乡——纯粹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我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照样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爱抠字眼，注重如何正确理解经典作家所用的概念，尤其对“文革”中流传的毛主席指示，我认为这也是他一贯倡导的学习方法。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就特别强调过“党内共同语言”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是下面的人不了解毛主席的语言，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自认为真理在握，更加理直气壮。

本来“工宣队”对我整天捧着《资本论》而不学毛主席著作就极不满意，质问我“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却要读‘资本’论”。这张大字报正好提供了借口，正赶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们把我抓进学校，隔离审查。那是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关押在四中音乐教室小院。自“八一八”以来，那里一直关押着“牛鬼蛇神”，后来都是所谓有问题的老师。我被关进去时，廖锡瑞老师还关在那儿。和我前后关押的还有黄其煦和史康成，还有其他人，名字都记不住了。

那时廖老师似乎刚满四十，在我们眼里已是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了。他是我们班语文老师，总能带来某些课堂以外的新知识，比如“莱塞”（激光）。让我记忆犹新。我们亲热地称呼他廖先生。在关押期间，他的房间就在对面，每天他总是低着头被几个学生带去劳动，却没有机会打声招呼。改革开放后，廖老师连续三年带出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后来在北京办了所高考复读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前几年，我们班部分同学还为他庆贺了八十大寿。

我和大康（史康成）那时还不太熟，只记得他有一次用暗语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黄其煦是初三（一）班的，因为鼓捣无线电发报机，被派出所以“特嫌”之名送到学校，他和我同年级，时不时能聊上几句。掌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组织了几次我的批斗会，除了针对那张关于上山下乡的大字报，以及我的日记片断，再就是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提纲。幸好阴错阳差，批斗我的人尚不知《哲学批判》的存在。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写在《哲学批判》之后，手稿早已遗失。我能记起的主要观点有，一是农业的社会化问题，以及社会化必将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这在我的《哲学批判》中有所反映；二是关于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我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工农业之间缺少社会化的联系，从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社会主义要想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必须实现包括农业和工农业关系在内的生产社会化。农业社会化主要是因地制宜基础上的分工，而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的作用是对整个社会资金进行管理，从而在资源分配上发挥核心作用。我后来报考研究生时选择货币银行学专业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今天，从一名职业经济学工作者的眼光来看，这一想法与其说是研究结论倒不如说是猜测更恰当，它来自于我对历史逻辑的认知，既缺少严密的经济理论基础也缺少经验材料的支撑。

批斗我的人认为提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没说过。为了自我辩护，我只能说，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这下更是罪加一等，因为触犯了林彪的“顶峰论”。

对“工宣队”的种种作法，我认为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原则，故决定上告。

被关押近一个月时，我趁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厕所紧挨着院墙，由于院墙很高，几个看押的学生放松了警惕。我经常练单杠，一个引体向上就轻而易举翻了过去。我一路狂跑，找同学借了点儿钱，冲向永定门火车站，搭火车直奔白洋淀。

上山下乡早在一九六七年底就开始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大部分同学已在学校安排下去东北、内蒙、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或山西、陕西的农村，剩下的少数人自找门路。有两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东北的莫里达瓦，一个就是河北的白洋淀。这两地不仅收入高，且风景优美适于生存，一个是草原牧区，一个是北方的鱼米之乡。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等校的同学，于一九六八年陆陆续续到白洋淀安家落户。其中有我的女友陶洛诵。这里后来还出了一批诗人，像多多、芒克、根子。

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也是《中学文革报》的一员，我是在卖报时认识她的。由于顶不住校方和街道的压力，一九六八年底她和几个女附中同学来到白洋淀插队。我曾在这儿住过几天，和当地老乡的关系不错，也算是“下马看花”。逃脱后，我自然首先想到白洋淀。

陶洛诵住在名叫邸庄的小岛上，那是个仅有几百户的渔村。在这儿插队的还有的三个女附中同学，后来她弟弟和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来了。一度招来不少北京的地下诗人和画家，留下足迹。

话说回来。我一到白洋淀，立刻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申诉信，又返回北京把信寄到中南海。我住在同学家，既没钱又没换洗衣服，只好打电话找我弟弟，我弟弟告诉了我父亲。他是过来人，知道逃跑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我送回学校。不过没多久“工宣队”就把我放了，估计是申诉信起了作用。“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时说，四中再有两个像我这样的，他们就得卷铺盖滚蛋。这里的“得”是老北京话，发“děi”的音，意思是“不得不”。

这次虽把我放了，但还是埋下了祸根。没过一年，“工宣队”找了个碴儿，把我直接送进了公安局。

五、《哲学批判》与牢狱之灾

我对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初二就看过我大姐上中专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读本。我也喜欢文学，尤其偏爱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鲁迅等带哲理性的作品。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后期，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古典哲学的译作，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加上更早的培根、洛克、贝克莱，以及古希腊哲学家的篇章；当然还有马克思（包括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罗汉诺夫。为吃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我用很长时间钻研《资本论》。

通过阅读，我对哲学有了独立见解，并提出自己的哲学命题。我有抄书的习惯，把我喜欢或认为重要的文字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并每天写日记，整理一天的思想。有一阵，我为自由与必然这对哲学概念着迷，它们在辩证法中居于特殊位置。每天夜深人静，我进入沉思默想的特殊状态。有一天我用日记的形式整理自己的思想时，一个命题“人的本质就是对必然争取自由”脱颖而出，没有逻辑推理，突如其来，就像闪电照亮大海。那一刻甚至伴随着生理上的亢奋，对我来说是难忘的精神历程。

上述命题成了我的《哲学批判》的核心命题。

按今天的眼光，《哲学批判》只能算是一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而我却是按哲学专著的形式处理的，分成上下两卷，外加一篇序言。上卷为“哲学的认识”，包括“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两章；下卷为“哲学史”。全书是按对立统一的辩证结构铺排的。我认为，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真正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只是从现代开始的。“哲学史”的两章分别论述了我认为是现代哲学代表的英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已不属传统哲学范畴，并未专门论及，于是另辟“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人本主义哲学”的附录。

之所以称为《哲学批判》，主要是在我看来，认识论哲学最终必然演变为人学，即以人的活动（实践）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则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顶峰。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哲学，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传统哲学，即使是认识论哲学，实际上已被扬弃了。这里批判一词的潜在含义是“终结”，模仿《资本论》副标题的用法——政治经济学批判，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诞生，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终结。

认识既然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那么进一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这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西方古典哲学内涵的发展方向，在“哲学史”部分我试图发掘的就是这一内在逻辑。

在“哲学原理”部分，我首先把哲学定义为“是研究人的活动规律（或者说人的本质）的科学”，再进一步把人的活动（实践）规律归结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这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概念与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分析综合获得的。实践就像眼耳鼻舌（医学上称为分析器官）一样，同样是人的“分析器官”。这是《哲学批判》的核心思想，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并说明其创新之处及在哲学中的意义。这是我最珍视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我的哲学专业知识的部分。

《哲学批判》的写作始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每天写几百或上千字，至十月底才完成。这刚好是我预定的时间——我准备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陶洛诵。用一本哲学著作作生日礼物，一是浪漫，二是把我的心得与她分享，尤其她正处在对人生对社会无限困惑与迷惘的阶段。按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阶梯式，我在扉页写下：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诵。

陶洛诵把《哲学批判》借给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们似乎对“历史哲学”部分更感兴趣，恐怕因为包括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劳动史，从劳动引出分工，再由分工引出阶级，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需要“用商品经济来打破农业个体的自给自足生产的桎梏”，从而使农业像工业那样实现社会化生产。只有如此，人类才能进入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

这正是陶洛诵的理想。她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文革”一直被批斗，她对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感到厌恶。我想告诉她的是，不理想的现实是某些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其实这部分是受逻辑与灵感支配，涉及现实的思想完全脱离现实，不仅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纯属异想天开，在结尾处展现的未来社会更是遥不可及：“整个人类劳动将用强大的工具体系为自己与自然建下巨大的屏障，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劳动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把它刻成蜡板油印出来，谁想到闯下了大祸。当时公安部门正在追查一份油印的反革命传单，首先追查油印机、蜡板等设备材料的来源。那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如惊弓之鸟，试图把油印机从学校转移出去。她们用塑料布包住油印机，送到余永定（他也曾是四中的学生）的家。多年后，我在社科院再见到余永定，才知道故事原委，为此他还受到牵连。这一神秘举动难逃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的眼睛，很快就报告了公安局。

由于没有经验，那几位女同学又把蜡板扔进插队所在地附近的井里。对此我一无所知。

一九七零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和陶洛诵在我姐姐家刚吃完饭，突然一帮我们学校的人闯进来，把我带走。到四中不久，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把我铐起来，塞进轿车。

到西城区公安分局已深夜十二点多。搜身登记随身物品后，警察把我带到一间木栅栏监房，那小门弯腰才能进去。犯人分两排躺在木地板上，头冲墙，脚对脚。后来才知道，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虎笼式牢房。犯人们被惊醒了，纷纷坐起来，为我腾出地方，我终于靠墙坐下。没过多久，第一次提审开始了。那是个高大壮实的警察，提审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称费尔巴哈为唯心主义，我纠正他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我还引用了宪法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自己辩护。这让他极为震怒，没几分钟就把我押回监房，上了背铐。一戴就是半年，除了上厕所，吃饭睡觉都不打开。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陶洛诵的声音，她在院里大声向队长提出什么要求，显然是告诉我，她也在这里。出狱后才知道，公安局本来并没打算抓她，而她坚持“不论到哪儿”都要和我在一起，结果作为同案犯也被关进来。

和我关在一起的几乎都是所谓政治犯，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没有这个字眼。犯人自然而然被分成两类：刑事犯和政治犯。我有大约十多个同号，包括前西城公安分局局长，北京医学院大学生，女六中语文老师，其他几位也都因思想或言论而获罪，只有一个所谓“老炮”（即长期关押的老犯人），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解放后被捕入狱，“文革”中趁乱从劳改农场跑出来，再次被捕后暂时羁押在这里。

刚入狱那几个月，社会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正轰轰烈烈，几乎每天都把我拉出去批斗。从四中开始，向四周延伸，几乎遍及西城所有的中学。每次批斗，都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上有背铐，下有脚镣。我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与其说是被批斗的反革命，倒不如说更像被押往刑场的共产党。我成了活靶子，只要社会上的运动流行什么罪名，肯定都安在我头上。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着我胳膊，低头弯腰，汗珠子往下淌，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我也不想辩驳，麻木如道具，似乎那是别的什么人不是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迟早会被释放并得到平反。

再往后的故事，超出本书限定的时间范围，为了给读者个交代，还是简单说几句。在西城分局关押了三年，仅提审三次。据说，起初不相信一个十八岁中学生能写出《哲学批判》这样引经据典、自成体系的长篇巨作，上面指示一定要查出背后的黑后台，花了大量的人力进行外调而一无所获，于是送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专家审查只得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结论（这可能是当时最善意的“罪名”）。一九七二年年末，离新年仅隔一天，我终于被释放了。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在当时是常用的说法。除此结论，实际上还有一个内部结论，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但因此我被剥夺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报考研究生的考试资格。直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才接到西城分局书面的平反通知，肯定了我写《哲学批判》的大方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遇罗克已平反，参与《出身论》不再构成问题；关于那张大字报，由于知青已大批回城，上山下乡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已得到社会公认。他们还把没收的《哲学批判》手稿还给我，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的手稿则遗失。

陶洛诵早我半年出狱，重返白洋淀插队，在小渔村做民办教师。我出狱后做临时工，空余时间重操旧业——阅读与思考，只不过改变了阅读方向，从哲学转向经济学。促使我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周边的工人、农民是多么渴望过上好日子——白洋淀农民为住上新房，顶着烈日，围海造田般用河泥筑成一块块宅基地；北京家庭主妇把劳保手套拆成线，再一针一针钩成装饰窗户桌面的针织品。此情此景，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9 09:49:10

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希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

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

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

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Ｑ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

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得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

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

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修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希来和薄希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指示”。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允许红卫兵的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象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地暗。

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份。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

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被毛主席一脚踢开。 “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9 09:49:33

走在大潮边上

·唐晓峰·

唐晓峰，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一九七五年秋毕业，先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做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一九八一年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到美国Syracuse大学地理系读书，一九九四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回到北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书至今。

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发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有公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号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中，家庭地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木板，任我们锯开粘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飞天上）。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小心硌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理摽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刘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浓度越来越大，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报告，把人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做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大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斗私、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是课代表，算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大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受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heart to heart 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们大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了，只好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划了一下。他的手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线。那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承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善长考试的四中人来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懵着来。

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大字报一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成为某些四中同学（不得不，只能）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即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真是读进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生疑问，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回形势紧急，伍贻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边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划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是错的，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1·1 5 5|5 31 2-|1·1 5 3|2 1 5-|6·6 5 5|15 12 3 23|6·6 5-|31 22 1-|（注：红字下面加点，是低音。）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撤消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着，还以为是工人子弟。可如今他戎装一身，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带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嘛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嘴马恩列斯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明戏，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卸下来。

“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派x名红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豁！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字？”“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的狂潮。“要武”的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的不甘示弱。“八一八”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锷提出到“西纠”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锷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祖锷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的王祖锷，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连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红五类”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他为“混蛋的平方”，也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坦定、自信，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卷巨澜”、“星火燎原”，合称“长卷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锷、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锷和吴宝麟，都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欢大串连，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贮藏柜见到杨百朋家的相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零相机好像已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带上围脖，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卷巨澜”（简称“卷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课代表，毛老师私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借的，120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管。一天，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管“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屿、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音乐老师曹汇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没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连），“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连，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骨，合唱队头头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天建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的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某某！”，只见前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六七年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呛呛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人！”

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趋，当时的说法是新的革命大方向。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地图，说土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车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我：“上了四中，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9 09:50:00

青春剑

·陈凯歌·

陈凯歌，北京四中六八届初一（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赴云南屯垦戍边，后从军，复员后回京，进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任客座教授。处女作《黄土地》被称为“里程碑式的作品”，《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主要作品还有《孩子王》、《边走边唱》、《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梅兰芳》、《赵氏孤儿》等。

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Ｆ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Ｆ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Ｆ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Ｆ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Ｆ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Ｆ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Ｇ。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二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粹，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Ｆ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Ｆ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Ｆ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Ｌ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四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六

Ｆ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Ｇ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Ｆ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Ｆ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Ｆ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Ｆ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Ｆ，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Ｆ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Ｆ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Ｆ。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Ｆ，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Ｇ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Ｆ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Ｆ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Ｇ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Ｆ，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Ｆ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Ｆ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Ｇ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tuffy05 · 发表于 2011-2-9 09:50:22

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白羽·

白羽，北京四中七零届三连五排（按当时名称）学生。一九六八年进北京四中，一九七零年离校后当小学教师。一九七七年进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节目主持人、编辑和记者。自一九八八年起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和导演。导演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获得多种国际国内奖项与荣誉。

一九六八年初我进入北京四中时只有十三岁。所谓“进入”，是由于那时已取消了入学考试和男女分校的规定，我们这些“七零届初中生”，连男带女，按居住区域就近分配到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当然，我自认为即使没有“文革”也能考进来，因为我在小学成绩突出，又是少先队大队长，原来的理想就是考四中。虽说就近入学已无昔日的荣耀，可迈进四中大门那一刻还是挺激动的。

辅导员们的精神向导

第一次走进四中校园，到处是西北风撕扯翻卷的大字报碎片。而高年级学生和老师们却文质彬彬、几乎没有社会上革命造反的火药味，我恍如回到“文革”前父辈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感到很亲切。虽有“新四中公社”等群众组织在，但很少在校内搞政治活动，只看过他们的合唱团演出的《红卫兵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诗歌联唱。在那短暂时期，政治空气并不怎么浓烈，学校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复课闹革命”，似乎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承继了“文革”前四中的传统，我们七零届和六九届以及后来的七一届各班，都有“老三届”的学生做辅导员，正是这些辅导员和他们的同学，把我带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我很崇拜这些辅导员，他们博览群书，谈吐不凡，善于独立思考；他们在讨论或辩论时，或慷慨激昂，或沉潜深邃，或妙语连珠；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或崇尚理性，或性情浪漫，或以天下为己任，或独善其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阅读和讨论的内容，譬如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共运史、世界局势、“文革”内幕以及西方文学名著，令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少年如沐春风，为之陶醉。在思想禁锢的年代，应该说那是我们启蒙的开端。辅导员及其同学们就像大哥哥，他们取代了老师，成为我们的精神向导。

我清楚地记得“老三届”一位同学的文章第一句便是：“法国大革命这个真正的金刚力士……”，读得我热血沸腾。他们传阅的一位高干子弟的文章则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感。

潘廷宏在老校长室给我耐心讲解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还画了图示。刘志民每天下课后仰靠在窗边的课桌椅上，啃着大部头理论书籍，低年级新生常扔石子骚扰他。有一天，我去郭世杰家，他讲述了美国宇航员登月之举，以及尼克松就职演说提到的“那个蓝色的小球”。“上山下乡”前，他送我一本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化革命大事记》，我至今依然珍藏着。王小平登台讲解“反右”和彭德怀事件。廖致杰听说我家藏书幸免于难，趁夜色专程来翻阅品评。娄宾用复写纸传抄“九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讲话以及各种内部文件。王文光读遍了巴尔扎克全部的中文译作，认为其笔下的人物仍活在今天。在我看来，常去他宿舍的曹一凡就长得颇像某个插图中的人物。我常常倾听高一学生在宿舍的高谈阔论，有柏铮、金铮、祝文、褚维春、高中等。马凯每天都打乒乓球，登台为我们讲解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唐华谱写了许多歌曲，我们排练后去中央电视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直播演出。还有一位高手常给我讲解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哲学，穿着打扮像农民，言谈举止像大师，个不高，圆头圆脸，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

“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暂时的平静，很快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打破了，一大批教师成了“阶级敌人”。

在我记忆中，留下某些难忘的画面：学生们冲进校长室质问杨滨为什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刘铁岭在全校大会上批判自己的“反动日记”态度平和；一位中年女教师用剪刀铰断自己的喉咙，惨死在大礼堂后面的夹道里；不久前还登台演唱毛泽东诗词的音乐教师曹会澄穿着破工作服，神情黯淡地砌墙垒砖；有一次，我们在长安街游行，把“打倒刘少奇！”错喊成“打倒廖锡瑞（语文教师）！”让别校的游行队伍莫名其妙；二十多位中老年教师（阶级异己分子）关在“牛棚”里，由红卫兵小将日夜轮流看管，饮食、起居、劳动、学习、批斗、“早请示晚汇报”……

不久，一些学生也受到迫害。我们旁听过对刘源源（刘少奇之子）的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后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某处处长）通过关系把他藏在白洋淀。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军代表向全校传达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南海谈话，告诉他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喷气式”……

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一位是电影导演陈凯歌（北影导演陈怀恺之子），一九六六年几个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八一厂”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把江青三、四十年代的轶事讲给一位要好的同学，结果被揭发出来，打成“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并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遵命。上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赵京兴案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一九六八年，初三学生赵京兴在校园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声称要利用宝贵的青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浪漫想象，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赵京兴的选择。首先我认为年轻时应该多读书，尽管当时社会舆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再者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他的密友和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巧合的是，我不仅是“牛棚”的看管，还参加了学校“专案组”，专门负责对他的批判，也就是说，无论在北京市任何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着登台作批判发言。这样，我与赵京兴“朝夕相处”，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并撰写了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批判》。他还对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一写了批判文章。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中年便衣警察。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叫赵京兴吗？”赵站起来从容回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言论反悔吗？”“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扬长而去。随后，赵京兴经常在警察的押解下被批斗，我就像他的影子一样，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从未再看过我一眼，也没再跟我讲过一句话。这类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在会前会后有一拨人在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拳打脚踢外加扇耳光，赵京兴总是默默忍受着。最后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一位名叫闻佳的美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令观者无不动容。

七十年代末一个夏日傍晚，我在故宫筒子河边见到赵京兴，他正与三两个朋友散步，谈笑风生。我犹豫再三，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引为憾事。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