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上）

tuffy05 · 发表于 2011-1-30 07:13:42

岁月流沙
蒯大富口述

采写：米鹤都张琦
编辑：米鹤都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于江苏省滨海县。1966年，他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3年级读书，6月初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团籍并关押，在毛泽东回到北京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后被释放。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到清华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从此，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国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与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并称“五大学生领袖”。 1967年4月，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蒯在文革中参与并指挥了众多批斗刘邓和老干部的活动，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不良后果。1968年7月毛泽东召见并批评了“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从此基本退出了文革的舞台。
1968年12月蒯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告一段落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四人帮倒台后，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底，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不久调到山东蓬莱任职。现在深圳的一家电器公司任总经理。（引自电子辞典,此段需修改）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还是比较殷实富有的，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大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他们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够把孩子送去读书的话，肯定还是有点实力的。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结果，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早就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1950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我母亲1945年加入共产党。我父亲的党龄比我岁数还大，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86岁，党龄60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这是肯定的。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像我父亲那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我干农活的时候都快人民公社了，当时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比较难，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你就割草给喂它。牛是比较听使唤的，你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上骑上去了，牛还是比较乖的。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是1952年成立的，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益于他们得益的太多了，当时教我的6个老师中，4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但是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这种优秀的老师学习起来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真正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拉，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1963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4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水平绝对是非常高，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了。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好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让他们评判谁对。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从这以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的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450分，6门课平均75分，我考了482还是多少，就是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540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嘛，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公社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你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话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2点多就起来，用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同学座谈嘛，当时教导主任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是非常努力的。他夜里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然后放假休息了，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很落后的。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热衷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1958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一亩地连麦粒都要堆快一尺高，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这样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吃好呢。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这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各家自己做呢，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帐。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保护我，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比较有信心嘛，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啊。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235，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的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32个同学，到文革前都是团员,是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一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份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XXX那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清华的校广播台啊，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后来当了广播台的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各种事情都好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还是比较左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矶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我就收集那些，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的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倒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显得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整个吃下去。我也这么要求人家这样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九评”出来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6月3号、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化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是反校党委的。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的。
6月13号吧，上边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就差得比较远了。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当上了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去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正好那天薄一波来清华，走到我那张大字报跟前站住了。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其实我也在旁边。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吗，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文革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的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王光美未到会引发的大辩论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后来我就发动同学赶快把屋子扫干净，准备些水。但是下午会议正式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根本没法领导了。到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文革临时筹委会的主任贺鹏飞（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当时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写了大字报等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就很心虚嘛，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他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采，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过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莉芳、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后来我也同意了。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我就宣布：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 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比较好的，思想上也不是比较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很快就转过来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就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涛（刘少奇之女）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4号,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后来老有人来探访。于是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他们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的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后来谁救了我一命，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后来，我实在的说是绝望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你无论怎么着，他肯定都要处理你。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个下场。肯定会被送到那些地方，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气，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又挨整的时候，打人的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我听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来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19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起来十八天。我们班的团书记就到我那里，告诉我说：唉，蒯大富，你回到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文革小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完了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工作组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校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由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毛主席了。
从7月19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5号左右，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的女儿，雷蓉是雷英夫（副总参谋长）的女儿，那他们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算账去，叶林在8月3号吧，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这样就算了。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7月29号，或者是30号，反正是在建军节之前。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了，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又听见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远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的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到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个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说，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就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他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叫周伯伯。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来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其他就没什么干扰了，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吧，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来。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是七月三十号晚上的事情，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两天了。现在看起来就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上面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我想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都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那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跟着没几天，8月5号嘛，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五十多天的。。，中央少数同志参加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是白色恐怖，镇压革命派，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何其毒也。联系1964年的形左实右，岂不发人深省。（核对）那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前面向周恩来的汇报，关系很直接，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最后怎么出那么大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平反也不管用。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即便周总理宣布平反的时候，会场上就有些人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我平反后，就是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在很长一段时间，没多少人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所以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是由朱成昭拉起一帮当时各个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的。三司是1966年9月6号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那一派，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也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6号到16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 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还是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的，我们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质学院来了几百人，从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不过我们筹备大会的时候，给中央领导，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啊，都发了邀请信。我们的邀请信是油印的，他们都收到了，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
我们在校内逐渐得势。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的人面说过这个话。
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这些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和刘少奇和王光美有关系。“百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百丑图的作者不是清华的，那个作者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百丑图在清华的报纸发表的，《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说他是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的。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但是我当时还挺欣赏的，觉得他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的，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11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当时火车挤得要命。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骗斗王光美
1966年1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大二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呢，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抓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这时大字报还没有点刘少奇的名），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主席台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同学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 11月6号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嘛。他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他来找我。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后来我就问孙岳同志，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在会场用大喇叭上宣布了，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1月6号这次斗王光美有好多周折。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嘛，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当时在清华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反正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那个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着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间，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打电话来，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刚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我说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王光美根本不认识我，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基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七机部的一派组织）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斗了一下，如何如何。有些小报说我当时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叫李康群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是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的头头讲话的时候说，在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变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他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嘛。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可以说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他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反对的。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12月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角度提出来的，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话的。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12月30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后来我就广播请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你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她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一直到死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 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除此之外，我们一直没有批斗过刘涛和贺鹏飞。直到现在的各种回忆文章，也没人说我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事实上肯定也没有。这个也是贯彻江青的指示。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轻工业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见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基本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挺讨厌她，她个人为人也很糟糕。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弄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的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立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立夫讲话我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1万1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1000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比例中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他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会议，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怎么说呢，从个人能力看，讲的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和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待续）

bj6708 · 发表于 2011-2-21 20:49:27

尊敬的版主或博主：
在贵网看到转载由我采写编辑的蒯大富《岁月流沙》一文，提出以下意见：
1、该文流传出来的是录音整理的部分草稿，内容错误很多，包括一些史实、人名、时间等。希望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快删除，以免以讹传讹。
2、该文正式稿已交出版社，有版权问题。如有需要，待正式出版后经我们同意再刊登正式文稿，以正视听。
现在这样刊登出来很不妥当，希望能予以合作。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和不必要的纠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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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沙》的采访和编者：米鹤都敬

bj6708 · 发表于 2011-2-21 20: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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