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 从刘晋《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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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卜伟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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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晋《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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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第5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刘晋的一篇文章：《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可以说，刘晋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重要见证人之一，他在1966年6月4日起任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分团副团长，6月8日至7月底兼任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他的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地会引起“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研究者的注意。

刘晋，1925年3月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42年日寇占领烟台后，为了抗日投奔抗日后方、经安徽、河南、陕南，到达四川绵阳国民六中。1944年至1946年读高中期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任自治会会长。1947年到达晋冀鲁豫北方大学，任学生总会主席。1948年8月调刚刚成立的中央团校学习。在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于1949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直至“文革”前夕，先后担任班主任、指导教师、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被关“牛棚”三年、干校五年。1975年至1987年调农业部，历任宣传处长，农业部党校副校长、书记。1987年离休后，任国务院扶贫办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农业部优质产品开发中心顾问。著有自传性的纪实文学《流亡之路》、同名电视剧本等。

“文革”之初，刘晋正当不惑之年。那时的他，精力充沛，热情高涨。1966年6月8日，他率领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当晚，在附中操场上召开了全校大会。刘晋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当时在学校中占少数的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严厉要求以万邦儒为首的清华附中原校领导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当有人在会场上递条子对工作组表示不信任的时候，刘晋豪气冲天地大声说道：刘晋的权威是打不倒的！当时的情景相信清华附中的很多人还会记得。

工作组撤出学校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人都没有对工作组过于纠缠，没有像有些学校出现的将工作组揪回来批斗的事情发生。后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了批判团中央和胡克实，找刘晋做过一次调查。8月17日，清华附中在清华大学礼堂召开批判斗争胡克实大会，刘晋到会做了揭发批判发言。此后，再无刘晋的消息。这中间，曾听说过，刘晋有一个儿子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因反对江青被捕了，后来是通过胡耀邦的亲自干预才解决了他的平反问题。40多年过去了，现在从《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刘晋的文章，一时感慨良多。刘晋能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为后人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很有意义的。

刘晋年事已高，对当时一些具体情况的回忆难免有错漏不妥之处。我作为当时清华附中的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和一名多年从事“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历史的研究者，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认为有责任将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资料写出来供后人参考。

一、紧急受命，刘晋率工作组到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造反

刘晋在文中披露了组建清华附中工作组的前后经过：

6月8日中午，我接到总团胡克实同志的紧急电话。他说：海淀区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已自发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学校当局也组织学生保护学校当局。因为保学校当局的是多数，所以“红卫兵”受压制，处境困难。他要我立即带人去清华附中建立工作组支持文化革命、支持红卫兵、支持全校师生起来揭批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胡克实同志强调，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是他亲自掌握的两个重点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城里的师大附中）。他要我每天晚上9点用直线电话向他汇报清华附中的情况。

1966年6月8日，在清华附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日子。这一天，清华附中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学校领导感到来者不善，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闭了校门。学校领导还亲自出面到校门外劝说外校学生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连，以免发生意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则纷纷走出校园，向外校学生表示慰问，介绍情况。外校的学生在校门外坚持了10个小时后，才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某某学校红卫兵的字样。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就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

6月8日下午，刘晋率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并于当晚召开全校大会，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红卫兵，全校师生也都跟着转变了态度，以万邦儒为首的原校领导则立即威风扫地，成为众矢之的。

刘晋文章披露的情况说明，团中央，乃至党中央，在6月8日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原校领导进行斗争的情况。而这应该是红卫兵多次向党中央写信反映清华附中问题的结果。

5月20日，清华附中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较系统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列举了从1964年下半年起，本校高62级（62级是指1962年入学的，下同）、高63级、高64级的部分学生与附中党支部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份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是个不坚强的党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其到底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讨论）。”

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信中说：“我校党支部……长期以来，没有认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拒绝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阶级斗争观点，基本上没有执行无产阶级的办学方针，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贯彻党阶级路线。”这封信洋洋万言，列举了学校党支部的20种“错误”：1、阻挠毛泽东著作的学习；2、说“清华附中没有阶级斗争”；3、大力宣传“政治要落实业务”的谬论；4、大树“业务好、政治差”的标兵和榜样；5、不搞并且阻挠“突出政治大讨论”；6、不抓阶级教育；7、突出方法论，冲淡人的思想革命化；8、对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的学生不做工作；9、根本不抓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10、政治事故，百出不穷；11、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一些学生腐化变质；12、阻挠《海瑞罢官》的讨论；13、阶级路线的右倾倾向；14、团发展工作的错误方向；15、教学改革脱离无产阶级政治；16、业务学习压倒政治；17、一支封资凯的教师队伍；18、学校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方法；19、学校培养人的方向是贾桂；20、大搞形式主义，大搞浪费。全信共列举了清华附中61件具体事例来进行说明。

预652班学生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中说：“我校几年来一直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向党中央，向您——最敬爱的毛主席揭发和汇报清华附中所贩卖的这些修正主义私货。”“有党中央、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广大的工农兵给我们做坚强的后盾，我们什么都不怕，即使在清华附中暂时的‘孤立’我们也不动摇，坚决斗争到底。我们是在为毛泽东思想而战，为共产主义而战，这是光荣的孤立！”“因情况紧急，希中央急速派工作组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6月中旬左右写的一份小结中也谈到：“修正主义党打击，压制我们，我们就找中央。我们三番五次地写信打报告，送到中央、华北局、北京新市委以及解放军报社，同党中央联系！”

刘晋文章谈到：胡克实在电话中强调，清华附中的运动要由他亲自掌握。胡克实之所以特别重视清华附中，并不只是因为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而主要是因为中央高层在6月初就已将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定为黑线人物，重视清华附中，是想从附中“挖出清华党委的问题”。6月8日晚，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宣布校党委停止工作，党委职权由工作组代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人召集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司、局以上干部会，揭发批判蒋南翔。[1]6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令蒋南翔停职反省。6月15日，新上任的中宣部长陶铸在高教部干部大会上说：“今天我要向同志们宣布的就是高教部这次紧紧依靠群众，依靠同志们的多数，依靠革命左派，把高教部的问题，蒋南翔的问题彻底揭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央是很满意的，完全支持的。今天我来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彻底地把高教部的问题弄清楚，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斩断。”[2]6月10日，胡克实在对刘晋等人的谈话中说：“清华大学的领导对文化大革命是采取对抗的态度”，“蒋南翔用他取得的领导权来进行反对文化革命的活动”。他要求清华附中工作组“要进一步挖出清华附中的黑线人物”“清华附中搞好，是清华的突破口”，“希望从你们附中挖出清华党委的问题”。[3]

二、关于红卫兵的成立

刘晋在文章中说，他找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头了解了红卫兵组织的情况：

据他们讲：5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而王铭、卜大华、张小宾、邝滔生、罗小海等7个人（家庭出身都是高级干部）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执行阶级路线,不应该发展这个学生入团。为此，他们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当时这7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夜里跳墙出学校到圆明园开会，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红卫兵”，并以“红卫兵”的名义在6月2日写了一批批判学校当局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学校当局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刘晋的这一段回忆与事实出入较大。当时红卫兵批评学校领导确实有一条是“阶级路线的右倾倾向”[4]，但当年红卫兵与学校领导矛盾的由来已久，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并非仅因一个人的入团问题。而且，刘晋所说“5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一事并不存在[5]。红卫兵批评学校领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否认学校内部存在阶级斗争；二、以往在学校中没有突出政治；三、消极对待文化革命；四、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五、压制批评。

学校当局对少数反对他们的学生有过批评，但未能说服他们，按照传统做法，接下来一般就会要从政治上整人了，据说当年学校领导也找来了几个学生的学籍卡片，准备有所动作，但接下来形势发展很快，还没来得及作出什么动作学校领导就垮台了。但刘晋所说“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这种事情在别的学校可能出现过，但在清华附中并无其事。

到了红卫兵要成立组织的时候，已经远不止7个人了，全校赞成红卫兵观点的已有几十人之多了。圆明园就在清华附中西边不远的地方，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早读和散步，后来组成红卫兵的一些学生也经常到圆明园去聊天和聚会，成立红卫兵的会是在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里开的，并不需要“夜里跳墙”去。在1966年4、5月份，后来成为红卫兵的一些学生，主要是预651班的学生，他们常常在晚上活动，有的时候在教室里，有的时候就到学校西边的圆明园里去，开会，研究形势和商讨对策。往往要在熄灯铃响后很久才回到宿舍楼里来。好几次，等他们回到宿舍楼的时候，宿舍楼大门早被锁上了，他们只好从倒垃圾的孔道爬进楼里。刘晋文中“夜里跳墙”的印象可能和此事有关。

6月2日下午，红卫兵在附中教学楼五楼大教室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一批”），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是一张表决心的大字报，说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没有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内容。

6月2日以后，确实出现了许多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当时学校内拥护校领导反对红卫兵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中一些学生也进行了类似的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在一起摸索持红卫兵观点的人的动向，商量对策，主动搜集红卫兵一些人违反学校纪律等问题的材料，与红卫兵的少数人进行暗中对抗。[6]清华附中大多数学生拥护校领导，反对和批评持红卫兵观点的学生，都是自发的，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资料显示，学校当局曾“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 ，而且我们的记忆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真有此事，在之后不久学校领导垮台后，肯定会有人揭发的。

三、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

刘晋文中说：

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刘晋的记忆有误。1966年6月下旬，运动才刚刚开始不久，根本不可能有“复课闹革命”的提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是1967年3月份才提出来的。

对红卫兵等组织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是有的。6月27日，胡克实在听取刘晋的汇报后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7]

刘晋文中说，“当时中共中央对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与‘红卫兵’的那种革命精神是相抵触、相矛盾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当时的中央已经一分为二了，一方面是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相矛盾的，但却正好符合毛泽东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大力支持红卫兵，使红卫兵运动能够风靡一时，席卷全国。

刘晋文章在谈到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时说，“他们对我要他们讲政策不能乱来不满意，并说工作组保守了，后退了，他们开始与工作组有矛盾。本来这种大字报也是针对工作组的。”“6月24日清华附中出现了一些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来知道，他们在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从一篇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经他们修改后，把‘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张贴出来。”“真想不到，这张“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是那样符合中央文革的要求，并神通广大地经中央文革江青之手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仅对这些大字报加以赞扬，而且给“红卫兵”小将写了回信”。

红卫兵《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原校领导的。1966年6月下旬，工作组进入清华附中才半个月，而且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红卫兵是左派，坚决支持红卫兵造原校领导的反，红卫兵与工作组的矛盾还不突出。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矛盾是在6月下旬以后才逐渐发展，越来越尖锐的。其实，《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在某种程度上是冲着团中央去的，与这张大字报同日贴出的还有一张题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8]，公开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批评6月23日《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一味强调团结，散布了阶级调和论，抹杀了复辟反复辟斗争的严重性。”

《汉弗莱的哀叹》这篇短评刊登在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没有注明毛泽东这段话的出处。文中没有黑体字，当时还没有形成将所有毛泽东的语录都用黑体字的模式。（见影印件）[9]

刘晋说《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符合中央文革的要求，不对，这是舍本求末了。这张大字报主要是符合了毛泽东的要求，而不是符合了中央文革的要求。毛泽东要打乱现存秩序，重建一个党，当然需要大力宏扬造反精神。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办事机构，原来并不太引人注目，1967年后才逐步替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威机构。

在7月28日北京展览馆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邝桃生、骆小海将两篇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请她转给毛泽东。这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并不需要什么“神通广大”。

四、两次北京展览馆大会

刘晋文章谈到了两次北京展览馆大会，但把日期记错了。

第一个北京展览馆大会，即“周杰[10]罢官事件”的那次大会，刘晋说成是7月28日，应该是7月27日。

第二个北京展览馆大会，即江青等人参加的批判周杰的大会，刘晋说成是7月29日，应该是7月28日。

7月29日有一个更大的会，即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

关于“周杰罢官事件”，因刘晋并没有参加那次大会，所以大会情况只是后来听说的。当年海淀区文化革命分团的办公室主任是曾宪新，他亲自参与组织了7月27日的大会。他在一篇文章中比较具体生动地谈到了那次大会，：

7月27日周杰主持召开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场设在展览馆剧场。会议进行中间，北大附中一名学生站起来要求发言，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周杰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让她发了言，发言后这个学生就离开了会场。没过半小时团校一位司机匆匆来主席台告诉我，吴德和王力来了。我当时是海淀区中学文革工作队办公室主任，这次会是我参与组织的，当听说吴、王两位大员来了，就急忙报告给正在讲话的周杰。说时迟，那时快，周杰刚放下话筒，身穿纺绸衫裤、手摇芭蕉扇的王力就来到了主席台前，周杰伸出手表示要握手欢迎，不料王力用力把周杰的手一挡，将他推到一旁，径直拿起话筒开讲。他说，我和吴德刚才在江青同志那里商量了一下，认为海淀区工作队是压制革命的工作队，我代表江青同志宣布罢周杰的官!(大意)此言一出，刹那间会场静下来，我也蒙了，倾刻会场又乱成了一锅粥，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吵成一团。[11]

关于7月27日的北京展览馆大会，现在普遍的说法都是说，江青派王力去罢了周杰的官，但据王力说，派他和吴德到北京展览馆去支持彭小蒙，罢周杰的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值得注意（见《王力反思录》，下册第611页）。

7月28日，还发生了“胡启立罢官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会上，宣布罢了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分团团长胡启立的官。[12]

1 O) ?! x3 K0 d% w9 Z[1] 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52-53页。[2] 《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15日）。[3] 《胡克实、惠漱昌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4] 《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1966年5月31日）。[5]刘晋的这个印象可能来自于当年6月4日红卫兵写的一张题为《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大字报，其中说：“学校用什么样的标准树立榜样？是业务第一，体育成绩第一。对于一些学习拔尖，体育成绩出众的人，学校便让各班注意培养。有位老师曾说：“×××学习在初三是最好的，他父母都是教授，体育也有前途，学校准备好好培奉他，树为三好……”见清华附中红卫兵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1966年9月。[6]参见原清华附中学生，现旅德学者仲维光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7] 《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26日、27日）。[8]这张大字报在后来收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时，将题目改为《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应该批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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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杰当时是中央团校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6月初任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分团团长。

[11]曾宪新：《“文化大革命”中的马石江》。[12]郑洸：《“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青运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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