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册子《华北局暨李雪峰问题批判资料汇集》

tuffy05 · 发表于 2011-1-17 11:33:46

转自文革研究网

华北局暨李雪峰问题批判资料汇集

▲　“坚决要求华北局工作组回市委机关进行检查”等五种批判材料

▲　“北京饭店会议”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1966年10月)

▲　从<<北京日报>>看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北京日报>>红卫兵、革命职工210余人，1966年10月19日）

▲　李雪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五大罪状

　　（北京政法学院<<红旗>>红卫兵战斗团政治部，1966年1 0月27日）

▲　“李雪峰是镇压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等八篇材料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延安>>战斗队等组织1966年1 1月）

▲　“李雪峰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修正主义路线”

　　(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1967年3月22)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转发了一部分大字报供大家批判时作参考。

《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

坚决要求华北局工作组火速回市委机关进行检查

　　华北局工作组在市委机关呆了三个月之久，你们都干了些什么？简单一句话，你们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请看事实：

　　一、你们从运动一开始，就给群众规定了许多框框。5月11日，你们让陈克塞出面，向全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动员，在大会上规定只准写小字报等等，还说什么议到哪儿算哪儿，议到谁算谁，连个黑帮分子的名字都不敢点，当时黄志刚就坐在一旁，不吭一声。

　　二、你们进大楼后，一直在小灶饭厅吃饭，高居五楼，三番五次找黑帮分子和他们的亲信谈话，你们接触了多少革命群众？你们依靠群众了吗？不少同志对你们这种脱离群众的官老爷作风提出批评，你们不但不接受，反而大整群众，要“人人过关”。

　　三、正当革命群众揭发黑帮集团进入高潮时，你们却召开北京饭店会议，把那里作主战场，把市委机关革命群众甩在一边，而且还规定会议期间不准斗争这些人，你们对黑帮分子为什么这样关心备至?这不就是保护反党黑帮吗？

　　四、北京饭店会议期间，机关一部分革命群众斗争黑帮干将张大中，斗争初获战果，张大中被迫刚刚交待些问题，工作组就急急忙忙给张大中吃定心丸，告诉他：“交待的好，回机关可以不再开斗争会。”并且在有关张大中罪行的材料上加上“同志”二字，把“罪行”改成“错误”，这不是严重的右倾表现吗？

　　五、“六．三”事件你们没有责任吗?在十六条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对待这样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池必卿同志在8月30日全机关工作人员会上，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符合事实吗?这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吗？

　　《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你们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我们强烈要求你们火速回市委进行彻底检查。

　　（市委宣传部钟春发、程曼珍、刘克恒、陈瑞美、章千、徐群。1966年10月11日）

　　华北局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红旗》十三期社论）华北局工作组在市委的三个月，是执行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这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还是让事实讲话吧!

　　一、5月11日华北局工作组进大楼，首先和前市委各部部长开的见面会。会上万里传达雪峰同志的指示是：“华北局派工作组来帮助市委搞文化大革命，和大家一起学文件。”工作组长黄志刚说：“我们来帮助搞文化大革命，同时也了解各方面情况，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办理。”万里说：“我们机关同志一面学文件，一面照常工作。”5月12日在全体机关干部会上，工作组没有“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摘自二十三条）。陈克寒却说：“可以出小字报，可以写文章向报社投稿。”“工作不要打乱……。”雪峰同志指示：“一面学文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面要坚守岗位，做好工作，丝毫不要松懈。”

　　为什么工作组不亮旗帜，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靠工作组少数人扎根串联，还是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这不是两条路线吗?雪峰同志指示“坚守岗位”，让黑帮分子们继续主持工作，让他们坚守什么岗位？

　　二、前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留下来主持工作。5月11日宣布让李琪代邓拓主持文教方面工作。崔月犁是市人委学习办公室主任。常浦是市委学习办公室副主任，张锋会一度负责办公厅工作。这都是为什么?谁的主意?只是由于当时对这些人认识够吗？崔月犁交待说：“万里同志把我引荐给雪峰同志。”

　　三、卫生体育部办公室主任，支部书记张藻南，自己不揭发问题，还压制群众运动。

　　5月下旬，部内同志酝酿要揭发张藻南，工作组同志说“要团结对敌”，不让揭发张藻南的问题。工作组同志还对张藻南说：“你不用紧张，要好好揭发，黑帮划不到你的头上。”这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态度吗？

　　四、北京饭店开会，给我们的任务是“为第一线提供子弹”，没有让我们参加斗争崔月犁。会后，我们提出斗争崔月犁的要求时，工作组没有把北京饭店会议期间，崔月犁的有关情况向我们作负责的介绍，只是说：“已经是死老虎了（意思是已经定案了），就凭你们的材料斗就行了。”只靠当权派在北京饭店开会，崔月犁就能被揭深、揭透、斗倒、斗垮、斗臭了吗？崔月犁是否撤职了，一直不告诉我们，经再三询问，才说是撤职了，但不让我们贴大字报。

　　五、7月中旬以后，工作组同志强调“抓紧时间，结束运动投入工作”，具体安排是：“张藻南批判三个回合就行了，”“卫生体育部问题简单，抓紧把卫生工作中的黑线找出来，大家讨论划清界限”，“同时把运动总结弄出来”，“争取8月初结束运动”。正当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深入的时候，崔月犁还没有斗，张藻南还没有老实检查，修正主义还远没有肃清，为什么就急于结束运动？

　　六、8月16日工作组同志突然说：“今天下午我们就回去了，先不要向大家宣布，明天再宣布。”为什么工作组走的这么匆忙？

　　这些，都是哪里来的精神?

　　（市委宣传部董墨华、王适文、胥伯勤、王淑彤）

　　1966年10月11日

　　“六．二”事件和工作组到底有没有关系？

　　8月30日池必卿同志在市委机关干部会上讲话，意思是说工作组和“六•三”事件没有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6月3日下午池必卿同志在报告中说：“攻击雪峰同志的大字报，有的人可能不明真相，签名的人犯过一点小错误。”

　　6月4日雪峰同志在机关干部会议上说：“……反对我说的就是反对中央的决定，是执行决定还是宗派主义，要注意暗流，提高警惕。”

　　在6月3日早晨，华北局工作组同志就让我们注意“收集动态”。

　　在6月5日和6月7日，根据学习办公室的布置，卫生体育部普遍检查了对团市委大字报的思想活动。在6月7日的会上，工作组同志发表意见说：“立场、世界观很重要，不注意改造就会犯错误，我那天看了两张大字报后，就觉得气味不对。”

　　这些事实，能说和学习办公室的布置没有关系吗？工作组在“六•三”事件中没有责任吗？

　　（市委宣传部董墨华，王适文，胥伯勤，王淑彤）

　　1966年10月11日

　　揭开市委机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到哪里去了这个谜

　　毛主席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8月下旬，正当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广大革命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一切牛鬼蛇神闻风丧胆、寝食不安之际，新市委突然紧急决定于8月26日凌晨四肘，将市委机关的黑帮分子及其一部分亲信集中起来，送往一个神秘的地方，并且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为了准备斗争郑天翔，昨天我们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这是一座漂亮的楼房，叫反修堡，位于居庸关北十里，周围群山环抱，风景优美。据说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修建的消夏别墅。房子标准相当高，内部装肴暖气、自来水、磨石地面、绷纱窗、漂亮的窗帘。黑帮住的那栋楼门厅还摆着两只沙发，院里的花池正开着各种鲜花。这简直是一个世外桃园。看到这些我们非常气愤。

　　通过和工作人员谈话，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安排是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黑帮的一个铁证。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

　　一、黑帮和他们的亲信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每天上午学习，写材料，下午劳动二个多小时，晚上开小组会，每天九个多小时睡眠，这群修正主义的老爷们就连这两个多小时的劳动也不好好干，有的磨洋工，有的丑态百出，有的还弄虚作假，他们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如陆禹说：“这地方不错，挺清闲，没有红卫兵干扰。”

　　一、逃脱了群众的监督和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气焰嚣张拒不低头认罪。这里住着黑帮分子和他们的亲信共八十一名，工作人员仅十余人，从力量对比看，敌人占绝对优势，因而他们气焰嚣张，拒不交待问题，并且越是头子或大个的态度越坏。二号黑帮头子刘仁一来就提出：一不出操跑步；二要每天给安眠药；三不劳动。让他交待问题，他说：“1962年以前我贯彻的是中央的方针、政策，1962年以后我没管事，农村四清是赵凡搞的，城市四清是郑天翔搞的，文教是宋硕、张文松搞的，招降纳叛是余涤清搞的。这些和我没有关系。”

　　郑天翔还说：“我的问题现在说不清，十年以后再看谁正确。”

　　鲁文根本没有低头认罪，到现在还挑剔饭菜不配套，吃米饭的时候嫌没有肉。

　　三、给敌人进行反革命串联以可乘之机。队部虽然规定不能互相串联，实际上管不住。刘仁就曾拉拢张大中，说：“你身体怎样，安捷（张大中的老婆）被斗没有？”张大中说：“ 身体还好，安捷被斗了。”刘仁又进一步挑拨说：“安捷刚去，怎么也被斗了？”

　　陆禹也在暗中活动，他对一个处级于部说：“你们跟我们一起来这里真寃。”廖沫沙甚至还在介绍抗拒斗争的经验。他说：“红卫兵一打我就使劲叫，其实没打痛。”

　　四、经过群众斗争过去认了罪的，有的企图翻案。如张大中经过原城市四清办公室

　　和宣传部的革命同志的斗争，交待了一些问题，也承认了一部分罪行。到这里后表示后悔，说：“以往交待的太多了。”

　　这里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这样下去有问题，应同黑帮展开斗争，但苦于没有力量，现在只是逼着他们学毛主席著作。

　　把这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放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脱离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怎么可能低头认罪呢?所以我们坚决要求立即把他们揪回来，交给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批判斗争，把他们彻底斗垮、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群众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有权知道上述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公诸于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强、陈凌，1966年10月10日）

　　从右派分子朱启明的一次交待看 “反修堡”是如何管教右派的

　　看了工交口王强和陈凌的揭发“反修堡”内幕的大字报，我们非常气愤，我们怀疑是管教，还是庇护?

　　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们专门斗争了一次右派分子朱启明。下面就是朱交待的 “反修堡”管教右派的一些情况：

　　一、作息制度：

　　早六点起床、做操、打扫卫生；

　　七点半吃饭，八点至九点学毛主席著作；

　　九点至十二点写交待材料；

　　十二点至下午二点半午饭休息；

　　下午二点半到五点四十分劳动；（按：走路约半小时，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每天劳动只有两个多小时，这是劳动还是养尊处优？）

　　下午六点半吃晚饭，七点半至九点半自由支配，学毛着或写交待材料，（每周一次生活会）十点熄灯睡觉。每天睡眠九个多小时。

　　二、管教办法：

　　朱启明所在小组共有右派十三人，两名工作人员管理，一名任组长，朱启明和常浦任副组长，有时管理人员不在，右派分子自己召开生活会（乱弹琴！）。

　　朱启明说：

　　在那里感到更多的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对待我们，压力小，不象在机关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对待，组织我们学习整风文献、“老三篇”（按：右派分子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还是首先缴械投降、低头认罪的问题？！）。还强调要带着阶级感情学，我们也觉得主要是低头认罪的问题，怎么带着阶级感情学呢?（按：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能有什么阶级感情？他们能够带着什么阶级感情学毛着？）

　　有一次我和一位组长说，我很害怕，组长说，你回去翻翻毛选三卷八百三十四页，上面讲：“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的叫他们治疗。”“反修堡”的负责人对我说：“你好好交待，党籍可能保留。”（按：对一个参加过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家伙，竟然这样打起保票来！）。

　　三、右派的表现：

　　右派在那里改造得怎样呢?朱启明说：

　　王镇武表现很轻松，他说他的问题就是闹本位主义的问题，提高了就是独立王国。梁正中比王镇武更轻松，他架子都没有放下，净违犯制度，带着大前门香烟、茶叶，不到起床时间就抽起烟来了。劳动时想站会儿就站会儿，刨白薯丢了许多。他挨批评最多。张文松问我这次回来为什么这么紧张，我说有问题没有交待，说了谎话，他还劝我安心呢！

　　凡此种种，这能算是管教吗？

　　朱启明又说：

　　我觉得机关好比手术室，“反修堡”象是病房，需要动手术，拉回来，动完了送到反修堡去。在机关一开就是斗争会，压力大，在那里都是右派斗不起来（按：这不说明反修堡成了右派分子的避风港吗？原来把右派集中起来说是严加管教，实际上却是如此庇护；这不是形“左”实右吗？对革命群众不支持、不信任，到压制、打成“反革命”，对人民的敌人却是如此“优待”，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不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吗？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

　　我们强烈要求，立即组织检查组检查对右派的管教情况，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改变生活条件，真正对他们实行专政。

　　（市委办公厅政研室董永健、周长松、冯宝珠等七人1966.10.13)

　　《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翻印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转发了一部分大字报供大家批判时作参考。

《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

“北京饭店会议”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揭开北京饭店会议的内幕

概况

　　北京饭店会议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揪出了前市委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后召开的一次市委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时间：1966年5月23日开始至6月27日宣布会议“暂停”，然后留部分人继续开会延至7月底。前后共历时两个多月。

　　地点：北京最豪华的饭店——北京饭店，故名“北京饭店会议”。

　　参加人员：有前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委各部正副部长，市人委正副局长以上干部，各区、县委书记、各大厂党委书记、厂长、各文化团体的党委书记、各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重点中学的支部书记等共584人；一句话，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或有严重问题的人。

　　会议的领导：会议作为华北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工作会议的一部分，直接由华北局李雪峰同志领导，会议的具体负责人是当时华北局派驻北京市委的工作组组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同志。华北局工作组大多数成员参与了会议的指导，每组都分配有华北局一名同志参加。

　　这个会议花了这样长的时间，召集了这么一伙人，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在仅就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揭发如下：

　　l.甩开革命群众，转移主战场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北京饭店这个会的召开，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抗的。

　　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北京市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市委机关为例，五月八日发表高炬，何明的文章，五月十一日市委机关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短短十天时间内，形成了大字报高潮，贴出了四千多张。以彭、刘为首的反党黑帮分子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少部、委革命群众已经开始斗争黑帮分子。

　　在这种形势下，以李雪峰同志为首的新市委领导，（五月上旬李雪峰同志就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华北局工作组（五月十一日进市委）慌了手脚，他们急急忙忙召开了“北京饭店会议”，把前市委的主要黑帮集中到北京饭店，逃避群众的围攻。他们说：要抓住一头稳住一头，即是先抓好会议，暂时稳住基层单位的局面。

　　这样做，给革命群众大泼了冷水，大家很有意见，他们却名之曰“主战场转移”，开展了一个“先党内后党外”，“自上而下”的文化革命运动，避开群众斗争，在北京饭店为黑帮分子开了一个“世外桃源”。

6月1日，毛主席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后，全市广大群众的革命烈火立即被点燃起来，形成了全市的革命沸腾景象。毛主席彻底地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的思想，如旭日东升，鼓舞着革命的人们。但，这个时候，北京饭店会议的领导人李雪峰、池必卿同志对主席的批示无动于衷，我行我素，既不执行主席的指示，又不理睬革命群众的要求，会议照常无声无息、冷冷清清地进行着。这是明目张胆地和群众顶牛、和主席对抗。为什么召开这个会议？会议领导人李雪峰说：这次会议是原想解放大多数领导干部（注：即解放黑帮），让他们回去领导文化大革命（注：即让黑帮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大会讲话中，他又说：参加会议的人“要早洗澡，划清界限，轻装上阵。”可见，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怀着错误的目的，开的错误的会议，是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本。

2．依靠黑帮，团结黑帮，让黑帮斗黑帮

　　会议一开始，华北局工作组故意藏在幕后，不出头露面，不亮明旗帜，却向大会宣布让黑帮头子赵凡（前市委书记）担任大会秘书长，主持大会日常领导工作。副秘书长是前市委政法部付部长张锋，也是黑帮分子。在这两人下面彭、刘、郑的亲信，谋士前市委付秘书长高戈、办公厅副主任肖甲等，把持了大会秘书处。彭、刘、郑的心腹，会为彭真作过秘书的马句，把持大会记录组。这班人本性难移，恶习不改，阿谀逢迎，媚上欺下，把吹捧前市委彭、刘、郑的那一套照搬到这次会上。在他们整理的简报上，把李雪峰和华北局工作组吹的天花乱坠，每当李雪峰报告以后，简报上总有几句：“华北局、新市委紧紧跟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从雪峰同志口中第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等等类似的话。池必卿同志一讲话，“旗帜鲜明”“打中要害”等句子也就上简报了。更恶劣的是那个马句，当时十分嚣张，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公开对记录人员讲：“咱们都是前市委的人呀！工作要小心，不要犯错误呀！”弄得记录人员束手束脚，人心惶惶。

　　会议开始，各口的召集人、各组的组长绝大部分是彭、刘、郑集团的亲信、黑帮分子、或有严重问题的人。城区口的负责人是前市委刘仁的亲信、前东城区委第一书记魏彬，农村口的负责人是刘仁的左右手、前市委农委副书记张还吾。另外组长还有赵鼎新（前文化局长）、阎毅（市卫生局副局长），李瑜铭（顺义县委书记）、崔旭东（平谷县委书记）、李杏村（市委党校副校长）等黑帮分子。华北局工作组口口声声说：“搞四清一进点就搞三结合是修正主义的”。你们领导的“北京饭店会议”一开始就搞三结合，而且一进点就和黑帮分子搞到一起去了。

　　在这个会上，一些黑帮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斗争”黑帮的“积极分子”，例如刘仁的亲信、黑帮分子张还吾（市农委副书记）、单昭群（市水利气象局长）、李瑜铭（顺义县委第一书记）成了“斗争”刘仁的“积极分子”……郑天翔的打手，黑帮分子鲁文（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王镇武（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李锡铭（石景山发电厂党委书记）、李文瑞（琉璃河水泥厂党委书记）成了“斗”郑的“积极分子”……因此，在斗争会上出现了许多滑稽的场面：有的劝道：“天翔同志（前市委第三号头目），你再考虑考虑嘛。”“老王呀，（指前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汉斌）你再好好想想嘛。”等等娓娓动人的细语声。有的黑帮分子发言更露骨地讲：“刘茵（机电局副局长）、黄英夫（机电公司党委书记）你交待交待内幕嘛，不然回去群众斗我们，我们怎么交待”（发言的是机电公司下属的厂长、党委书记们）在“斗”刘仁的时候，刘仁不老实交待，说记不清了，参加会议的这些“积极分子”（全是黑帮分子）帮他回忆问题，斗争会变成了“对口会”，记录人实在忍无可忍，突破了不准发言的框框，站起来抗议说：“是刘仁交待还是你们交待”？有的黑帮分子当组长，主持会议不斗黑帮，华北局工作组还再三给他们打气，要这些黑帮斗黑帮。毛主席说：“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会议的领导者完全违背了最高指示，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

　　3．牛鬼蛇神的庇护所、避风港、安乐窝

　　(1)北京饭店会议是反党黑帮的安乐窝。

　　正当北京市的一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群众斗的心慌意乱，睡不好、吃不下、坐不稳的时候，华北局李雪峰等同志却把这些人招到富丽堂皇的高级饭店，吃每天一元的伙食，顿顿大盘小碟、鱼肉名菜、住一天六元的房子，天天大小沙发、地毯、软铺。会议安排依然是前市委的“九三学社”，上午九点开会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开到六点，清早睡懒觉、中午睡大觉、晚上自由支配、逍遥自在，逛市场、商店，搞阴谋活动。北京饭店一时成了黑帮的休养所、安乐窝。

　　(2)北京饭店会议是反党黑帮的避风港。

　　6月3日以后，由北大一张大字报点燃的革命烈火，迅速波及到全市机关、学校、文教部门、工矿企业。其势如燎原大火。反党黑帮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惊慌万状，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有的白天开会晚上回本单位搞阴谋活动，压制群众革命；有的用电话遥控，调兵遣将、安排人马、压制革命；有的回去被群众揍了几下，就在会上大放阙词，把群众运动描绘的一团漆黑；有的发誓，回去要和群众运动相抗衡，说：“我死也不戴高帽子”，“市委不叫我检讨，我就不检讨”；还有的打电话探听消息，小巫大巫对着电话哇哇大哭。一时闹的乌烟瘴气、奇谈怪论满天飞。反党黑帮这样猖狂活动，会议领导者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任其放毒，甚至在场的工作组同志也闭口不予反击，实在令人气愤。

　　这时候，全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实在忍无可忍，纷纷跑到饭店，要把本单位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回去。华北局工作组对群众的这种革命要求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拒之门外。有的接待人员竟然和群众吵了起来。

　　这时候，反党黑帮看到日暮途穷，在会上叫喊，“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下自然直”。果不其然，雪峰同志在六月廿三日报告中大讲：“站起来积极领导”、“引火烧身、自觉革命”、“易地革命”等等，给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吃了定心丸，贴上护身符。报告的当天，这些人都眉开眼笑，兴高采烈，对李雪峰感恩戴德。小组讨论时，他们说：“真感到了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党的温暖”，“感到十分亲切”，“躭心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下面两个人（密云县委副书记梁XX和水利气象局副局长王XX）的对话，活画出他们被“救命菩萨”搭救的样子：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你为什么也这么高兴?”

　　“你是不是解放了？”

“我解放了，你不是也解放了吗？”

这些人解放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雪峰同志的报告把反动路线的逆流推到高潮。大长了敌人的气焰，大灭了革命的威风。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入冷宫。

（3）“北京饭店会议”咸了反党黑帮的庇护所。

　　六月廿八日，会议宣布“暂停”以后，许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惧怕群众斗争，不敢回原单位。华北局工作组和雪峰同志，不仅不对这些人批判斗争，反而指示：

　　“暂时回不去的，自己要求留下的，工作队不让回去的，都可以留下。”当时就有一百多人留在饭店，逃避斗争。最突出的是钢铁学校党委书记马克，在散会后又呆了近一个月才回原单位（回去就被斗了）。黑帮分子，原石钢党委书记肖平，经理周冠五，黑帮分子原焦化厂党委书记王大任，黑帮分子原农机厂厂长李平等等，都是在散会后迟迟不走，躲在李雪峰同志给他们安排的安乐窝里躲避斗争。有的打电话问能不能回去？工作组回答说：“等我们做好工作，群众火下去了，你再回来。”毛主席说：“一个人”，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李雪峰同志；黑帮分子如此感谢称颂你，说明了什么？请你回答。

　　在会内是对黑帮分子如此关怀照顾，如此温情，在会外则大整革命群众，残酷镇压，两相对比，充分说明了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罪恶深重。

4．和平共处、和平谈判、和平劝降

　　会议借斗争之名，行保护之实，自始至终贯穿了二条和平共处、和平谈判、和平劝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全市广大群众对反革命黑帮的阶级义愤恰成鲜明的对照。

前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彭佩云的丈夫王汉斌在小组里拒不交待自己的反党罪行，参加会议的人员既不揭发，也不批判，会议开的冷冷清清，这个组的工作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劝降，不厌其烦地反复劝说：“老王呀，政策你是知道的，你要好好交待呀，你不交待就被动了，你还是放明白一点吧！”结果王汉斌一句三顶，根本没有交待什么有分量的东西，影响极坏。

　　特别是会议结束以后留下大黑帮分子，崔月犁（前副市长）、项子明（市委副秘书长）、吴子牧（前市委大学部部长）、李琪（前市委宣传部长）、张大中（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名曰继续斗争，实则继续和平劝降，百般保护，每个人都有一名到两名华北局工作组的同志保驾，小组会上要揭发什么、批判什么，都事先告诉给黑帮。需要黑帮交待什么揭发什么，也事先通知他们。工作组把这套对敌斗争的严重右倾路线，美其名曰“搞阳谋”。有人对这条路线想不通时工作组就反复做工作说：“这是党的政策，我们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这些黑帮分子根本没有经过群众斗争，而且根本没有交待清楚自己的罪行。但会议结束时，工作组却让记录人员，分别给他们整出结论性的材料，企图了结他们的案件，有的还为他们涂脂抹粉，甚至不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例如，黑帮死党分子李琪（前市委宣传部长）根本没有交待他和黑帮头子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阴谋活动，“简报”就给他做结论说“李琪交待的差不多了”。黑帮头子赵凡（前市委书记）“下楼时”三个组有两个组不同意，但工作组同志却指示农村口，记录人员在写简报时写成“大部分同志同意下楼”。黑帮分子，前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宣武区四清工作团长项子明，在交待一些材料以后，工作组同志就对他讲，“你可在适当的时间，在办公厅检查一次，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到宣武区工作团（项原来在那里搞修正主义四清）检查一下”。工作组的同志还准备让他抓国庆的筹备工作。项子明在这次谈话后眉开眼笑，如释重负、重获解放。大有重振旗鼓、跃跃欲试、卷土重来之势。如此事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工作组同志和这些黑帮们，也很亲热，同桌吃饭、谈笑自如，项子明就在饭桌上给工作组同志大谈奇闻。工作组的同志还让他带着去和平宾馆游览刘仁的“行宫”。项子明在小组也和大家一起买瓜果吃，关系甚为亲密。真正是把革命变成了请客吃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会议领导同志的敌我关系如此不清，岂不令人吃惊吗?

　　对待黑帮头子更是倍加照顾，前市委黑帮二号头子刘仁，在会上态度十分恶劣，威风不减当年，每天专车接送。摆来摆去，根本没有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直到大会临结束的前两天，才让他表个态，分两次，一共才作了三小时的所谓检查，而且蛮横无理，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公然讲：“我在62年以前没有反党，62年以后我有病，不管工作，我的错误就是在李遂和白庙四清时，批评了社员就是。大家说我反党，我理解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前市委黑帮第三号头子郑天翔，同样拒不认罪。检查时不仅把自己反党打扮成不自觉的，而且还为自己评功摆好，说：“姚文元文章我让北京日报发表，北京日报不发表。”黑帮分子如此嚣张，吴德同志在6月29日全体大会结束时却说：“在会上多数同志态度是积极的。有些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也比较沉重的检查了错误，交待和揭发了问题。只有少数人负隅顽抗。”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会议领导对黑帮如此温情脉脉，这是什么感情，什么立场？

5．只揭“四清”问题，目的何在？

　　《红旗》社论指出：“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会议初期，会议领导者没有引导大家揭发前市委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大罪，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会议中间，华北局工作组和李雪峰同志忽然宣布会议进入“揭发时期”，积极的引导揭发四清的问题，把会议的主要精力集中引导去揭发前市委如何抵制城乡四清运动上。会议期间安排了三天大会，组织了九个大会发言，名曰“揭发高潮”，实际上除一个是揭发前市委包庇邓拓倒卖字画外，其余八个都是前市委黑帮反对抵制四清方面的典型案件，会后又印发了四清的十大案件，让全市党员干部学习。我们不禁要问；前市委罪状累累，为什么会议领导者，只引导揭发四清方面的问题，而对其它问题不引导揭发呢，尤其是为什么不去揭发前市委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等同志的罪行呢？特别是会上黑帮分子项子明（前市委秘书长）交待了彭真等人恶毒攻击陶铸等同志的罪恶活动(收集陶铸、陈毅同志的材料，准备整左派)，“简报”、“简报增刊”（送中央的）为什么不予刊登呢?即使是四清问题，也没有引导大家揭发彭、刘、郑集团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是把前市委的这条罪状主要归纳为反华北局，反李雪峰，反X X X派出的中央工作队的问题。李雪蜂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一再突出这一点，大讲：我说“23条是反右的，彭真就说是反左的，彭真不敢和我争论”。“23条一下来，我就把彭真看透了。”

　　这里不能不使人怀疑，会议为什么对四清问题如此感兴趣，而对前市委直接反对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则如此冷漠？我们知道，XXX在他主管四清工作中，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华北地区的四清也是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路线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23条就是和这条错误路线相斗争的产物。这次会议对华北局的四清拚命的吹嘘，是否想要为这一条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打掩护？

　　另外，在大会发言中，有的关于四清问题的揭发材料，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如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揭发”北京六中四清问题的发言，就是一个掩盖自己修正主义路线的大阴谋。会上印发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关于李遂四清运动的材料，也是美化自己，掩饰他们四清问题的材料（张铁夫现已停职反省）。有的发言人本身有严重的问题，如揭发邓拓倒卖字画的前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是反党黑帮死党分子李琪的亲信，她上台发言，有气无力，毫无无产阶级感情，又如，揭发城子矿问题的张英侠是个思想反动的黑帮爪牙，回去后就被群众揪出来游了街。

　　6 把毛主席的指示置之脑后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话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但在整个会议期间从没有引导大家学习主席著作。会议开始时，印发了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必读的五篇著作。可是会议一直没有安排时间组织学习，即使对于中央的《通知》和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这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也没有领导群众认真学习。是没有时间吗?完全不是。如前所述，这样一个“九三学社”工作安排，晚上完全是自由支配；既然很多人有游逛市场商店的时间、有搞阴谋活动的时间，为什么没有组织学习毛选的时间。我们要问：会议领导人，你们对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

　　尤其令人生气的是会上李雪峰同志歪曲传达主席指示。关于打人问题，毛主席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今后不许再打人。”李雪峰传达时竟然不传达“今后不许再打人”的指示。又如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毛主席是不赞成派工作组的，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李雪峰一边传达这个指示，一边大叫前线告急、大派工作组。李雪峰对主席的指示竟然如此阳奉阴违，毛主席在他的心目中究竟占什么地位？人民日报社论说的好，“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衡量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反革命，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尺度。”会议的领导者如此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主席的指示，实在命人气愤！

　　7．长篇报告、传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李雪峰在会上几次作报告，传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5月26日李雪峰同志在前市委委员和大会小组长会上，大谈特谈彭真犯了“一言堂”的错误、书记处会议不多开。说：“我兼任市委第一书记也可能会犯这个错误，今后要多开书记会议。”我们不知李雪峰同志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彭真的问题等列齐观。为什么不着重揭发彭真篡党篡国的罪行。

　　6月3日，李雪峰同志向大会和高等学校代表作报告，大讲“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为工作组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群众定下了调子，又下达了“八条”，束缚群众的手脚。

　　最恶劣的是6月23日的报告，把形势估计得一片黑暗，大讲“排除干扰”，把北大“六•一八”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过早地宣布恢复党团活动，并提出保护黑帮的办法。这篇报告不准录音，记录稿发给基层以后，接着又发了几次通知修改。

　　七月初，市委又召开了三天会议，让一些黑帮分子也参加，介绍所谓开展文化革命的“经验”（让张承先介绍的北大整学生的经验，让团中央介绍的反对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经验，以及清华大学工作组整“右派”蒯大富的经验等等，这是一次十分恶毒的会议）会后，其它工作队效法这些经验，掀起了斗群众的高潮。

参加会议的黑帮分子从雪峰同志报告和“经验交流会”中，受到了鼓舞，知道了工作组的策略，学会了斗争革命群众的“经验”，散会之后，回到原单位，镇压革命群众。例如琉璃河水泥厂党委书记李文瑞（黑帮分子）散会以后回厂在职工大会上大肆攻击革命群众，说“水泥厂运动会受到右派分子的干扰”，进行了反攻倒算。

8．向中央写报告，大肆吹捧这次会议

会议领导者，对于这个“北京饭店会议”，还向中央写了报告大加吹捧。五月二十六日，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第一个报告，极力宣传说雪峰同志和大家见面，亮明了旗帜，大家极为振奋。临结束时又写了会议总结报告，又大肆宣扬了会议的巨大“成绩”，极力美化在会议中贯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主席，欺骗中央。

结论

　　“北京饭店会议”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它针锋相对地对抗以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左派，包庇右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这次会议是包庇右派的一个典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市委办公厅政研室：刘政、段柄仁、肖衍庆、周长松等二十余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翻印，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

　　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从《北京日报》看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推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地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它给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下，“新生”的《北京日报》，成了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

　　对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彻底肃清它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地推向前进，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是镇压全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

　　“五•八”以后，特别是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和评论员的文章以后，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奋勇而起，口诛笔伐，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形势大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却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错误地估计形势，故意夸大“阴暗面”，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从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左派的反扑，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支持并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对革命左派的围攻。这就是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实质。这个讲话是李雪峰两个月以来扭转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进一步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

　　李雪峰说，“……我们不要为大好形势所陶醉。在群众起来反击反党黑帮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资产阶级对这场革命客观上有点总动员，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积极进行破坏活动，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趁机出来了。观在已经出观了反革命活动，比如贴反动标语，写反动信件，还有的造反革命谣言，挑拨捣乱，鼓动打人打架，一个大学（指北大），趁工作组开会，坏学生鼓动打人”等。并指出，“这些事，性质大体上有几种：

　　“①黑帮分子的预谋。

　　“②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

　　“③还有右派的活动也出笼了。

　　“④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

　　事实果真如李雪峰所说的那样吗？所谓“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挑拨捣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等等，果真如此吗？事实证明他所指的“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反革命分子故坏”等等，其中很多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给新市委，给李雪峰，给工作队提意见的革命群众。人们还记得，李雪峰不是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吗？“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党”，因为“新市委是党中央的新市委”，“工作队是代表党的领导的”。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于是提出了所谓“抓游鱼，反干扰”的反动口号。六月十四日《北京晚报》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以及《北京日报》印刷厂的“新三家村”就是在这个口号指导下的“试验品”；接着北大张承先工作队来了个“六•一八”事件，把许多革命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并进而到市委工作会议上去进行了全面推广。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扑灭下去了。许多革命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一切严重后果，李雪峰必须负主要责任。李雪峰罪责难逃！

　　李雪峰对整个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样对《北京日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必须进行清算。

　　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两处提到《北京日报》的问题。他说：“《北京日报》的改组，我们原想多保留一些人。头一段，希望原编委会站起来革命，但是他们不行，站不起来；再一段，派工作组帮助，还是希望编委中一部分站起来革命，但是也不行，第三段，不得不来个彻底改组，成立新编委会。”这完完全全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以李雪峰的这段话去同《北京日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况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华北局派遣到《北京日报》的以朱子强为首的工作队的的确确是按照李雪峰的这个“三部曲”进行工作的，，这个“三部曲”是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投降主义的三步，第三步看来好象是彻底革命的样子，实际上由七个人组成的新编委中，总编辑翟向东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编委曹世钦、武荫芳一直是翟向东的忠实爪牙。

　　五月八日，高炬，何明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一致声讨前《北京日报》的滔天罪行。报社革命职工也奋起投入这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斗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彭真，范瑾反党集团，大字报贴遍全楼，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彭真、范瑾的革命大围攻。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朱子强工作队不是引导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范瑾、周游的反党罪行，而是按照李雪峰的“指示”把群众撇在一边，召开范家编委常委扩大会，同范瑾促膝谈心，搞“和平谈判”。这就是李雪峰的所谓“希望原编委会站起来起来革命”的具体化。

　　五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日，在工作组主要负责人之一沉重所主持下的前《北京日报》编委常委扩大会，就是这样开过来的。

　　这个会，美其名曰“检查”前《北京日报》的错误，其实是工作组给前编委常委会制造的一个合法的群丑聚会。参加会议的人，挖空心思地在那里为范瑾献计献策，阿谀奉承，讨好卖乖，竭尽卑劣之能事，哪里还有一点革命的样子? !

　　朱子强工作队对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和平谈判会，是市委工作会议的试点。历时一个月的市委工作会议就是按照这种和平谈判的形式召开的，这是李雪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严重罪行。它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革命群众的威风。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引向了邪路，给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二、李雪峰派遣的朱子强工作队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北京日报》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李雪峰改组的《北京日报》新编委会是镇压报社文化大革命的帮凶！

　　在《北京日报》的文化大革命中，朱子强工作队和以翟向东为首（翟向东被揪出来以后以吴象为首）的新编委会是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怀备至，千方百计地进行保护包庇。而对革命群众则深恶痛绝，打击、压制，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

　　五月上旬彭真黑帮的女干将范瑾，在全国人民重重包围之中，感到走投无路。可是李雪峰却在市委全体会议上与中央大唱反调，说什么《北京日报：》至少是个“伤风感冒”问题，为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北京日报》翻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瑾辩护。同时亲自操弦定调，为前《北京日报》定下了一个只有二百来字的五月九日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公然与高矩、何明同志的文章唱反调，为范瑾和前《北京日报》的反党罪行开脱。并声言“这是华北局定的”，不许群众进行批判（当时有几千份来稿批判这个编者按）。李雪峰怕范瑾垮台，还把黄志刚（华北局候补书记）、朱子强（华北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从四清中调回来帮助范瑾。

　　五月十二日，朱子强工作队进入报社，以后又从这个工作队中分出了以翟向东为总编辑的新编委会。

　　工作组长朱子强曾任《河北日报》总编辑、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新任总编辑翟向东一直是朱子强的第一副手，朱子强调华北局后，翟接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仍兼《河北日报》总编辑。朱，翟二人与范瑾是多年老同事，相交甚密。他们本身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报社后与范瑾结成了新三家村。他们狼狈为奸，继续对报社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推行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帮助范瑾镇压报社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谈到的关于《北京日报》运动的“三部曲”，充分暴露了他包庇范瑾等右派的意图。朱子强工作队正是按照这个意图一进报社就与范瑾搞和平谈判，一直到市委工作会议上还是这个架势。奈何范瑾太不‘争气’，李雪峰最后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撤了她的职。但通过朱子强的嘴还流露出李雪峰对范瑾的无比留恋：“范瑾是不是个‘分子’，市委还没有定！”“范瑾过去还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慧瑾是第一个在市委常委中站起来揭发彭真的”等等，不断地为范瑾搽胭抹粉，甚至连斗争会上，也不准喊口号，还得让范瑾坐下，对范瑾的爱护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在报纸上点名批判范瑾，新市委更是毫无打算，尽管早在五月中旬，报社革命职工就一再要求在报纸上公开揭露范瑾的罪行，而且出了不少好题目，很多同志表示了极大热情，愿意承担任务。最后，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朱子强工作队虽然勉强同意建立了个编辑小组，但当编辑小组根据大字报编出揭发文章后，又不许发排，而作为机密材料保存起来。弄来弄去，一直到六月五日，还没有一篇现成的专门揭发和批判范瑾的东西。六月五日夜里十时左右，黄志刚（华北局派到市委的工作组负责人，当时在报社蹲点）、朱子强和翟向东听说《光明日报》第二天要发表揭发和批判范瑾的文章，这才慌了手脚。他们一面火急请示市委，一面急忙把杨德华同志从家里找来，连夜赶写了一篇揭发范瑾包庇廖沫沙的文章，于清晨见报；同时，还叫郑继功等同志也连夜赶写揭发范瑾包庇吴晗的文章（未见报）。

　　当被迫在报纸上点名批判范瑾之后，致志刚、朱子强还一再指示：不许说范瑾是黑帮的一员，不许说范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许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只能提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说什么“范瑾和别人不同”，“不一定大搞”。在李雪峰及朱子强工作队，翟向东为首的新编委会包庇下，《北京日报》只发表了三篇很不像样的揭发范瑾的文章（每篇不过三千字）。这个包庇范瑾的主意，不仅在《北京日报》贯彻执行了，而且还由翟向东电话通知了《河北日报》。《河北日报》原来准备了不少揭发和批判范瑾的文章，可是翟向东却不让人家大搞。

　　对范瑾如此，对周游等其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是如此，至于他们在《北京日报》的流毒更是远远没有肃清。

　　朱子强工作队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李雪峰的“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的错误口号指引下，大搞“抓游鱼，反干扰”、“治乱”等活动，把一些运动初期积极起来揭发范瑾等人问题的同志和敢于向朱子强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等等。一百多人的印刷厂“揪”出了十二个“反革命”、“坏分子”和“牛鬼蛇神”，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北京晚报》也拉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从此，《北京日报》的大好革命形势就急转直下，迅速走向了低潮。

　　朱子强工作队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爱护和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正是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日报》的具体表现。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了。《北京日报》广大革命职工学习了《十六条》，明确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十六条》为武器，分析和判断前一段运动的问题，纷纷贴出大字报对朱子强工作队进行批判。李雪峰唯恐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败露，于八月十五日下令匆匆撤走朱子强工作队（上午十时通知，下午一时就走。）来抗拒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

　　虽然朱子强工作队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也在八月中被揪出来斗争后送回《河北日报》去了。但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没有走，它被以吴象（副总编辑，原《山西日报》总编辑），林青（副总编辑，原《天津日报》副总编辑）为首的新编委会和这条反动路线的一小撮追随者们继承下来，并且有新的的发展，这个新编委会本来就是由工作队中派生出来的，虽然他们之间的分工有所侧重，但仍然是两位一体。他们和工作队一起，包庇范瑾、周游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参与对革命群众的镇压压活动。而在李雪峰利用《北京日报》贯彻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新编委会更是负有直接的罪责。他们是朱子强工作队扼杀报社文化大革命的帮凶。如果说朱子强工作队在《北京日报》时，他们在镇压报社运动上还不很抛头露面的话，那末朱子强工作队走了以后，他们就赤膊上阵了。他们象《红旗》十三期社论中指出的那样：“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吴象、林青为首的新编委会等支持一小撮人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陷害；鼓动一小撮人攻击群众的革命大方向错了，力图把水搅混；限制革命群众的正当活动等等，等等，为报社文化大革命设下重重障碍，企图让报社运动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轨道继续走下去，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历史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正以《十六条》为武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坚信：斗争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敲响了！

　　三、李雪峰七月中旬对《北京日报》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扼杀《北京日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计划。

　　七月十五日，工作队领导小组成员袁学诗在报社各部门领导小组长会上传达了李雪峰对报社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在七月中旬，工作队负责人朱子强向新市委书记处汇报了报社运动情况后，李雪峰当面指示的。其主要精神是：报社运动形势好，当权派斗倒、斗臭了，运动可以加快，可以在八月底结束运动；要狠抓办报，办报第一；对中层以上干部，要解放，要使用。

　　《北京日报》的文化大革命，在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严重地走了过场，正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李雪峰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指示，就是要完全葬送《北京日报》的文化大革命，使《北京日报》永远充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第一、关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

　　李雪峰说：“报社运动要抓紧，斗争时间要抓紧，不要拉的太长了。报社运动从‘五.八’以来，已经两个多月，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当权派撤掉了，斗倒了，斗臭了，很多人间题闹清了，性质明显了。对斗争重点要很快拿下来。对范瑾的大会批判不要再开了。对周游的大会再开一次、两次。”

　　李雪峰的这段讲话，虽然与过去的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宗旨还是一个：保护范瑾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事实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庇护下，报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没有低头认罪，那里谈得上斗倒、斗臭呢？对范瑾，还是在群众的一再强烈要求下，才开了三次大会批判。这几次大会和风细雨，连口号也不让喊，发言人数本来不多，还有不少是范瑾手下的红人。范瑾根本不承认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不承认与彭真黑帮的密切联系，反而在交代中说自己是不自觉的，是上了彭真的当等等。朱子强工作队竟借口“斗争结束在高潮上”草草收了场，李雪峰也赶忙说对范瑾的大会批判不要再开了。可见他们对范瑾这个彭真黑帮的女干将是何等体贴入微，感情竟如此深厚！至今报社革命同志也说不清范瑾有几条什么罪状，这就是李雪峰说的“斗倒、斗臭了”！而对周游，果真就只开了一次大会批判，周游本人“交代”了一百分钟，群众发言两个多小时，就算结束了，最后便放在理论部的小组会上去“落实材料”，以便“定案”。朱子强工作队还创造了个“周游不斗就臭了”的说法，为李雪峰的“斗倒、斗臭了”提供旁证。

　　这样看来，李雪峰所说“抓紧时间”是假，包庇右派是真。“抓紧时间”结束运动正是为了把这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下来。

　　第二、关于“办报第一”的口号。

　　李雪峰说：“下一步要清理检查报纸各版发的文章，肃清前市委的影响。……在清理时，要注意过程和时间，是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情况下发表的。……用主席思想来检查我们的报纸。另外，还有什么好的，也要总结。一个报纸发行这么大的份数，存在这么多年，总是有它的用处。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也说过，爱看《北京日报》。这就说明有好的东西。”又说，“现在，办报第一。有些部门光关起门来搞自己的运动不行，象市委还要管下边的运动。等你搞完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过去了，这样损失很大。所以要边清理边加强，清理本身的问题，加强报纸。报纸办不好，什么新市委、新编委都不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李雪峰提出的“办报第一”则是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口号，是违反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的。“办报第一”，就是把办报凌驾于运动之上，就是把业务凌驾于政治之上。

　　前《北京日报》是彭真黑帮的一个反动据点，李雪峰竟要求去总结它的“好处”。还吹出一股冷风，说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爱看《比京日报》，企图为《北京日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滔天罪行翻案。李雪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不是暴露得十分清楚了吗？他这样讲的目的，不就是要《北京日报》继续发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作用，来为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吗？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其它解释呢？实际上，李雪峰已经利用《北京日报》，来为他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推波助澜了！

　　第三、关于中层以上干部下楼复职问题。

　　李雪峰说：“如何区别对待，有些人过去写过一些文章，包括报社一些中层以上干部，为黑帮服了务，现在检查了，清楚了，调转了枪口，就要使用，像有些人过去在前市委的领导下，是盲目执行。有些人问题不大，但过去也不积极工作，靠这些人不行。有些人过去积极工作，但犯了比较多的错误，弄清了问题，作了检查，还要使用。”

　　朱子强工作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大搞中层以上干部下楼复职活动，包庇了一大批右派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并要他们官复原职，要让他们重新把持《北京日报》党政大权。例如那个在《四．一六》大骗局中精心编排了版面的副总编辑王立行，是范家编委会即将提升的总编辑。在讨论其下楼复职时，广大革命群众都坚决反对，可是朱子强和吴象却百般为其辩护。他们这样卖力气，无非是要这批家伙再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效劳，为实现李雪峰的“办报第一”口号服务！旧范家编委的机器还未打碎，一个“新”的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班底又在形成。“新生”的《北京日报》已经完全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了！

　　四、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以新《北京日报》为工具，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北京日报》是以彭真为首的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服务的反动工具，新《北京日报》是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

　　李雪峰很懂得抓报纸对于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性。他提出“办报第一”的修正主义口号，三番五次催促《北京日报》加快运动步伐，要《北京日报》八月底结束运动，九月初全力投入办报。

　　“新”《北京日报》从六月六日发布编委会“公告”，到九月二日宣布暂时休刊“启事”，前后共八十九天，发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五、六篇。

　　通观这些社论，不难发现，贯穿始末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六月二十日的社论《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六月三十日的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是以李雪峰为代表的新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是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宣言，流毒全国，危害极大。至今，其恶劣影响，在一些地方尚未完全消除。

　　这些社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假批判，真包庇，保护他们过关。（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六月二十日社论美其名曰：《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但与《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所列举的十大罪状一比，原来搞的是借“彻底肃清”之名，行包庇保护之实。例如，“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前市委反革命集团的两大罪状，对这两大罪状，《红旗》杂志用了大量篇幅，进行具体的揭发和批判，而《北京日报》这篇社论却把它放在很不显眼的地位，一笔带过。《红旗》社论揭发批判前市委反革命集团的“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和“打着红旗反红旗”，《北京日报》社论更是只字不提，我们不禁要问：前市委这些滔天的罪行，这些要害问题，你们如此对待，不是假批判，真包庇又是什么？！

　　六月二十日，全国全市各单位的运动刚开始不久，社论却说：“那些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帮分子，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围之中，受到沉重的打击。”果真是这样，当然很好。事实上在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下，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正和那里的黑帮分子讨价还价，排演“兵临城下”、和平谈判的滑稽戏，黑帮分子根本没有受到什么沉重的打击。有的黑帮分子还没有被揪出来，仍然逍遥法外。

　　更为恶劣的是，社论还直接向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暗送秋波，出谋献计，抛救生圈。社论语重心长地写道：“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人，采取了假发动、真压制，假领导、真抗拒的办法抵抗运动．这种人如不悬崖勒马，幡然悔悟，革命的群众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在报纸上点他们的名，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斗倒、斗臭。”考虑的多么周到多么全面啊！为确保这一策略方针的“圆满实现”，李雪峰更身先士卒，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亲自作出示范．

　　其实，李雪峰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关心，岂是从市委工作会议才开始？！又何只表现在六月二十日这一篇社论上？！自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以来，大小报告都要规劝这些当权派老爷们一番，要他们争取主动。而“新生”的《北京日报》开宗明义第一篇社论《迎接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六月七日）中竟连斗争的主攻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不提，却按照李雪峰的调子笼统地提出各单位领导不要消极应付，自找苦吃。

　　这样，李雪峰还不放心。六月三十日，《北京日报》又发了一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的社论。社论替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右派打保票，反来复去地讲“北京市的党员、团员，党组织、团组织，大多数是好的”，“从北京市来说，我们的党员、团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在运动刚开始不久，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这样讲无非是要阻碍群众的揭发，达到他们保护右派的罪恶目的。实际上这篇社论果真被许多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当成了救命稻草，成为他们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级专政的理论根据。

　　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北京日报》这几篇社论忠实地推行了这条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路线，其危害甚大！六月十八日北大张承先工作队制造了个镇压革命师生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六月二十二日《北京日报》却以题为《发扬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精神》的社论，不惜歪曲事实，肉麻地吹捧：“在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领导之下，……全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气象。”来肯定张承先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行为，同时，也是为第二天（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作的打击革命群众的动员报告，作舆论准备。而六月三十日的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更是全面总结了由黄志刚、朱子强在《北京日报》小型试点、由张承先在北大全面推广，而由李雪峰亲自总结提高的所谓“抓游鱼、反干扰、扫荡革命障碍”的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经验。从此，不少地方的工作组和单位领导，大搞其“治乱”，整“假左派”，揪“牛鬼蛇神”，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严重事件。而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的一些负责人，却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自以为得意！直到七月十九日，《北京日报》社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推向新高峰》中，还公然号召要把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永远打倒在地，不得翻身，大叫什么“要把那些仍在混水摸鱼或企图蒙混过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完全挖出，不使漏网。”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在六月初形成的高潮，就这样被打了下去，代之以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局面。

　　但是，历史的巨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它重新点燃了全国、全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们要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对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消算，肃清其恶劣影响。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坚决向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日报》红卫兵、《北京日报》革命职工二百一十余人（签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

毛主席语录

在观在的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李雪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五大罪状

编者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指导着这场伟大的运动：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员贵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李雪峰就是顽习地坚持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我们是最忠实于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无情地揭露李雪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李雪峰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公然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忠实贯彻彭真的黑纲领

　　李雪峰在文化革命中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是一贯的，由来已久的。去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李雪峰领导下的华北地区各省、市报纸长期不予转载。今年三月，毛主席就指出，吴晗的“海瑞罢言”要害问题就是“罢官”。李雪峰不但不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事，反而忠实贯彻黑帮头子彭真所泡制的“二月提纲”。今年三月邯郸会议李雪峰还传达“二月提纲”。今年五月，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李雪峰还在强调“学术批判”，强调“座谈讨论”，不要“大轰大嗡”搞“形式主义”，还指定宣传部为大会编印了一批材料，亲自定名为《学术批判论文选辑》。大会的精神和彭真的“二月提纲”完全是一个基调。

　　二、极力扼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毛主席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并于六月一日向全国广播，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可是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却遭到陆平黑帮的疯狂围攻。当夜李雪峰匆忙来到北大，召开了党团员大会，他只字不提支持这张革命大字报，而是大讲所谓“内外有别”，说什么“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集中制”，“内外要分开。”指责聂元梓等同志违犯了“党纪”、“国法”，诬蔑这张大字报有“泄密”现象，责令大家“用批判邓拓的大字报把它盖起来”，并说：“大字报你可以贴，我也可以贴，可以反驳”。煽动群众围攻和扼杀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在李雪峰指使下，陆平黑帮耍阴谋，放暗箭，大肆围攻这张大字报，对聂元梓等同志实行反革命专政。六月一日，毛主席亲口指示康生同志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李雪峰惊慌万分，失声叫道：“这下子给了我一闷棍，就苦了我了。”

　　三、毛主席点燃革命烈火，李雪峰充当消防队长

　　六月一日，广播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北京城立刻爆炸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奋起炮打本单位的司令部，矛头直接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但李雪峰被革命群众运动吓破了胆，说什么在这样情况下“只有派工作队”。李雪峰急忙赤膊上阵，四处呼救，八方求援，先后拼凑了四百二十多个工作组，共五千五百多人（仅清华就派了五百多人），对他们既不进行政治审查，也不交代政策，匆忙塞进各大专院校，镇压学生运动，并欺骗群众说：“工作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其实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五十多天的事实证明，工作队完全充当了扑灭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消防队，李雪峰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四、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革命群众

　　李雪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群众害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划框框、定调子，下禁令、贴封条，企图把群众运动纳入他的资产阶级轨道里。

　　五月中旬，革命群众刚要起来的时候，李雪峰就提出什么“不要开声讨会”、“声讨会不是最好的形式”，“不要上街”、“上街外国人就要说我国政府要摇摇欲坠”，“不要把大字报贴到街上，贴到街上外国人就要照相”，“不要用文艺形式”、“不要画漫画”、“不要提倡大字报”，“党员不要写大字报，如果写要批准”，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搞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等等，还要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实质上是坚守资产阶级阵地，加强对革命群众的镇压。

　　六月三日李雪峰又盗用中央名义，向群众宣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央八条”，压制革命群众，反对革命串联，使他的一系列镇压革命的哲学更加合法化了。

　　六月初各院校强烈要求停课搞文化大革命，而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害怕“天下大乱”，不让停课，以此压制学生革命。

　　五，极力抵制、反对革命的大宇报

　　六月二日，市委有人给李雪峰贴了二十多张大字报，他便暴跳如雷，多次在会上威胁群众说“这是阶级斗争，不要揭（大字报），贴它一、二十年，这是反面教材”，并说写大字报的人是“右派”、“政治商人”，诬蔑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是“糊涂虫”，是“政治投机家”，是“拿鸡毛当令箭”，要他们“马上交械，不要再干了”。在李雪峰的授意下，华北局驻市委工作组马上组织反击，追“妖风”，借口“反对李雪峰就是反对党中央”，围攻左派，挑起了群众斗群众，一直搞了二十多天。参与这个事件的190多人，都被迫作了检查，有的被无故打成反革命，甚至表示支持的、或对写大字报的人批判不力的也作了检查。

　　六，歪曲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的政策的领导。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无论是那一级党委，都不能代表党的领导，都立该反对。但是，李雪峰从来不谈什么是党的领导这个实质问题，却大讲什么，”在现阶段，拥护还是反对新市委，这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大讲汁么“在特定条件下，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甚至说什么“工作队是代表党的，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这些谬论，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成了李雪峰、工作组和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围剿革命派的“王牌”理论根据。

　　七、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目标

　　六月中旬，各校普遍发生了赶工作队的现象。李雪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这些事情统统看作反革命活动。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一个总动员令，在这个报告里，他大讲所谓阴暗面，说什么“现在的形势同五七年反右派相似”，“有右派赶工作队”，“右派争夺领导权”，“敌人要混水摸鱼”，并煽动说：“在这个紧要关头，党员要站起来维护党的领导（保护工作队），否则，纳吉就要上台！”并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扫干扰”，“抓游鱼”，“揪假左派”等口号，“党员要反复检查过关”，以此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群众，转移了斗争目标。

　　八、一篇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宣言书

　　六月三十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的社论，这是李雪峰一手泡制的镇压革命群众的宣言书。它重复着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调子，说什么“有些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企图夺取领导权，伺机进行破坏。”“阶级敌人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有时公开捣乱，有时假装左派蒙蔽群众，混水摸鱼”，企图“煽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毛泽东思想的阴风。”号召一切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认清形势，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并善于辨别谁是真左派，谁是假左派，及时地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凡是牛鬼蛇神趁机捣乱的，要依靠群众揭穿他们的画皮，粉碎他们的阴谋，把运动推向前进。”在这篇反革命宣言发表后，全市就掀起了大规模的“抓游鱼”，“扫干扰”的阴风，把许多革命师生打成了反革命，从此混战代替了斗黑帮，分裂代替了团结，形成了一时的白色恐怖。

　　九，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许多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

　　在这次文化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革命闯将，他们有智慧，有魄力，同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也大胆地造了工作组的反，有的贴了李雪峰的大字报。李雪峰却借口“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说“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右派，要引蛇出洞，有毒草就除”。这样，就把许多敢想、敢说、敢于的革命闯将都打成了“反革命”。

　　北大的“6.18”事件，是革命师生冲破工作组的阻力，奋起斗争陆平黑帮的革命行动，但李雪峰和张承先也把它打成了反革命事件，对革命师生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北京市一片白色恐怖，什么“假左派”、“投机分子”、“反革命”、“反动学生”等罪名，加在了许多革命同学身上，严重地摧残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造反精神，使文化大革命走向了邪路。给革命群众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十、大肆推广反革命经验

　　李雪峰、张承先把北大‘“8．1 3”革命事件打成了反革命事件，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自以为得意。李雪峰对这种镇压革命的“经验”大加赞赏，在北大文化革命简报第九期上，加上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示”，把它当作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七月初，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连续集会，专门让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郭影秋、张承先之流介绍反革命经验。这样，给北京市以至全国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要不是毛主席及早发现（主席当时在武汉），指出“北大“6．18”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这些反革命经验就会流毒更广、为害更大！

　　十一、一个极其露骨的、镇压革命学生的自白书

　　七月三日，《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是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证。它完全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它把工作组分为三类，而把能够“控制局面”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最甚的工作组划为第一类；把革命学生分为三派，一是“革命派”，二是“保皇派”，三是“在野的右派”或“暗藏的新生的反革命”。凡是敢于造工作组的反，敢于贴李雪峰大字报的革命学生都被诬蔑为“在野右派”，“反革命力量”，“貌似强大的政治逆流”，诬蔑他们的革命行动是“反动势力有组织地本能地跳了出来，制造混乱，企图扭转运动的方向，阻止运动前进”。还居心恶毒地说：“以上种种干扰，本身就说明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这一方面扰乱了我们的主攻方向，是坏事，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牛鬼蛇神的真面目，对运动大有好处”，工作组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让右派充分暴露，敞开辩论，然后将他们一个个驳倒，辩臭，孤立起来”，“组织大字报围攻搞破坏的人，揭露他们的阴谋！把他们包围起来，使他们无法活动。但不急于开展斗争，基本上是‘围而不歼’，让他们继续暴露。”还说什么：“经过上一阶段的动乱，在野的右派，暴露了他们的面目，尤其是那些极右分子，暴露得更加露骨，陷入孤立，如清华的蒯大富。”

　　这个长达数千言的汇报要点，通篇都是镇压、屠杀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叫嚣，统统都是刽子手的自白，其居心险恶，可谓登峰造极！事实上，李雪峰也正是这样做了的。

　　十二、包庇工作组，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而李雪峰却把它当作命根子，拼命地支持工作组，粉饰工作组。当革命群众起来赶工作组时，他出来说：“工作队是代表党的”，“要准备人家赶，但赶也不走”，“要硬着头皮顶住”。还说：“工作队是革命的”，“如果有人赶工作队，至少把他摆在黑帮嫌疑的地位。”这样，工作组成了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了。

　　当革命群众要求工阼组作检查时，他又大讲“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为工作组评功摆好。

　　中央指示，工作组离校前，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提完了，工作组检查好了才准离校。而李雪峰却迫不急待的把工作组召集在一起，关门整训，以此阻止革命群众对工作组的批判，加深了群众的对立。

　　十三、采取了新形式，推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工作组撤走了，这对李雪峰来说，尤如当头一棒，他寄托在工作组身上的希望破灭了，李雪峰罢休了吗？没有。他施了一个“借尸还魂”计，令工作组撤走前，赶紧建立院文革委员会或筹委全、院务委员会、临时党委全。并留有观察员、联络员、特派员等新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仍然压制群众，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这样通过工作组一手包办起来的这些组织贯彻的，它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同学斗同学，起到了工作组所不能起的坏作用。

　　十四、把臭名昭著的谭立夫发言视若珍宝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然而李雪峰和新市委却公开支持谭立夫这个发言，并大加推广，当广大革命师生起来批判这株大毒草时，市委还打电话给谭立夫，要他顶住、因为谭立夫的讲话和李雪峰的灵魂是臭味相投的。

　　十五、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大唱对台戏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关头，毛主席派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到北大了解情况，此时，李雪峰心怀鬼胎，也派出了由他的两位秘书组成的所谓华北局调查组到北大，实际是摸中央文革的底。他自己抛开了原来“北大”这个点，又和X X X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去“蹲点”，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大唱对台戏。

　　十六、假冒主席之名，传XXX之经

　　五月下旬，当革命群众奋起声讨三家村黑帮、质问《北京日报》时，李雪峰说“主席不让这样搞”，“不让那样搞”，实际上是X X X的意图。

　　六月三日，李雪峰传达了所谓的“中央八点指示”，实际是XXX的“指示”。

　　六月二十二日，李雪峰把“北大”张承先泡制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期（一个镇压革命的反革命文件），加上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示”，实际上是X X X的“批示”。

　　李雪峰曾反复传达了xxx所谓的“左派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根本没提到毛泽东思想，是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相对抗的。

　　李雪峰向来无视毛主席的指示，而把XXX的“指示”奉若神明，坚决执行，“四清”中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这样。

　　十七、公开支持武斗

　　运动初，出现了不少打人观象，李雪峰采取什么态度呢？他说：打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是坏人，打了活该；你是好人，右派打了你是光荣；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并说这话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毛主席并没有这样讲过。结果使打人现象越来越普遍，引起了严重后果。

　　在十六条公布后，李雪峰还支持并亲自参加了一个十万人大会，斗争了五个小流氓，进行了武斗，这是违背十六条精神的，是方向错误。

　　十八、调虎离山，削弱革命力量

　　正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革命学生奋起造反的时候，李雪峰和新市委对敢打敢冲的中学生非常害怕，他们采用了调虎离山计。七月份，把全市的中学生调到部队“军训”，派到农村劳动，使全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停顿状态，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这是一条扑灭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毒计。

　　十九、华北局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李雪峰罪责难逃

　　李雪峰所在的华北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直到现在群众没有彻底发动，大字报完全不对外公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二十多天了，那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还没有展开。并且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阻挠革命串连，拒绝外单位看大字报。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北京政法学院“红旗”红卫兵去看大字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却遭到百般阻挠与刁难，有的人还采取了欺骗、威吓等手段。我们要求广播、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不让，经过斗争，他们被迫同意，但华北局之大，找不到一个适当地方播音，竟把广播台给设在厕所里，真可谓天下奇闻！更重要的是有的人抓住政法学院、建工学院个别同学的小辫子，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围攻同学，在辩论时故意起哄，华北局的干部能有如此的高水平，真不负李雪峰的一番苦心。

　　二十、千方百计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五月中旬，前北京团市委召开五届三次会议，高炬、何明文章发表后，广大基层团干部要求揭前市委黑帮的问题，（万里）请示李雪峰，李雪峰不但不支持，还说：“如果有人要揭，你们要绝对顶住”。

　　五月底、六月初，正当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的时候，李雪峰同时开了几个会议，以开会为名把黑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起来，避开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就是李雪峰开辟的所谓主攻战场。

　　在北京工作会议上，名义上是揭发斗争前市委黑帮分子，实际是和黑帮分子搞和平谈判。为了保护这些人，李雪峰在会议结束时公开讲：“有的同志说校门不好进了，那你可以迟回去几天，在饭店看看文件，必要时调换调换，易地革命。”结果有些黑帮就在这个“避难所”闲住了近一个月之久。

　　华北局工作会议把全区各省、市、地委、“四清”（旗）以上的领导干部（其中不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集中起来，在前门饭店开秘密会议，时间长达两个月。各机关单位纷纷要求揪回这些当权派，有的把大字报送到全场，却被李雪峰拒绝了。还让张承先等人介绍反革命经验，李雪峰还说这些“经验”有“普遍意义”，实际是明目张胆地让这些当权派回去按张承先的“经验”，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

　　在北京西苑旅社四清干部会议上，广大工作队员强烈要求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雪峰、张铁夫等人借口住旅社花费太大，匆忙强迫提前解散会议。显然，李雪峰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有意识地保护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的。

　　二十一、为黑帮分子设立“世外桃园”，让他们逍遥法外，

　　八月下旬，正当革命群众斗争黑帮很激烈的时候，市委书记处突然做出紧急决定，

　　于八月二十六日凌晨，将前市委机关八十一名黑帮及其亲信秘密送到居庸关北的“反修堡”进行“训练”（原来准备送往山西前寨和五台山）。这个地方是黑帮头子蒋南翔专为资产阶级“权威”修建的一个“世外桃园”。这些黑帮分子在这里养尊处忧，逍遥法外。黑帮头子刘仁刚来就提出“一不跑步出操，二要每天给安眠药，三不劳动，”黑帮头子郑天翔气焰嚣张地说：“我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十年以后再看谁正确，”黑帮分子廖沫沙公然介绍起抗拒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说：“红卫乓一打，我就使劲地叫，其实并不痛。”还有的说：“这个地方不错，挺清闲，没有红卫兵干扰。”请看，李雪峰就是这样包庇、纵容黑帮分子，为他们想得多么周到！

　　二十二、包庇前《北京日报》反党罪行，继续让其充当反革命喉舌

　　正当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前《北京日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李雪峰在五月八日的一次讲话里说：“报纸（指《北京日报》）也要彻底险查，最低限度也是伤风感冒问题。”还说：“现在先不要险讨？在这个情况下容易激怒，容易过火。”还说什么“《北京日报》过去办的不错，有它的特色”等等，公然为《北京日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辩护。

　　当报社职工奋起揭发黑帮分子范瑾、周游时，李雪峰在七月十四日说：“批判范瑾的时间不要太长了，问题不多了，不要再搞了，到批得越高时，只好承认，不好帮了”。“不要形成干部越大，错误越多。”还说：“对周游也要搞一、两次大会，轰一下就拉倒，不要让这些总对我们干扰。”七月十五日他又别有用心地说：“报社运动形势很好，当权派斗倒了，运动可以加快，可以在八月底结束运动，九月初全力投入办报，”并且提出“要狠抓办报，办报第一”的修正主义口号，在他的指示下，报社大搞中层干部复职活动，包庇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并要他们官复原职，重新把持《北京日报》的党政大权。

　　《北京日报》虽然改组了，但是并没有新生，仍然充当了反革命喉舌。在李雪峰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发表了社论《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发扬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战斗精神》、《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等，都是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新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是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宣言，流毒全国、危害极大。

　　二十三，以改良代替革命

　　李雪峰对《北京日报》采取了改良主义政策。起初希望原编委会站起来革命，但他们站不起来；后又派工作队帮助，实际上是与报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和平谈判；最后，才不得不来个所谓的“彻底”改组，成立新编委会。这是改良主义的三步曲，-是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投降的三步曲。看来第三步好象是革命的，但改组的结果，新编委还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为首的修正主义编委会。

　　二十四、包庇重用坏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李雪峰长期包庇重用坏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李雪峰一向器重黑帮分子邓拓，让他多次起草加工润饰华北局的重要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今年三月份毛主席对文化革命做了几次指示，几次点名批评了《前线》杂志，可是李雪峰还让邓拓起草《华北局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这是公开抵制毛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伟大的毛主席著作的玷污。在邓拓的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李雪峰还让邓拓主持编写《现代革命史大事记》。李雪峰的立场不是很清楚了吗？

　　李雪峰到市委上任后派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承先任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令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为《北京日报》总编辑；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黄志刚掌管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大权。这些人都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并且还保留了前市委黑帮分子赵凡、陈克寒等人的职务，其它常委、各部部长，副部长，基本上原封未动，有的借调出抓工作为名逃避群众斗争。

　　对这一切罪行，李雪峰却搪塞为“用人不当”、“不解”、“官僚主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二十五、假检查，真对抗，企图蒙混过关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革命师生很快就识破了李雪峰的阴谋诡计，千百张大字报戳穿了他的画皮，向他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开始，李雪峰还装模作样说“欢迎炮轰华北局”，“欢迎批评新市委。”接着就是抵赖，说什么“我那有那么大的权力”，“我要检查”，“我准备检查三次、四次……我认识不上来。”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才勉强做了几次检查，但检查很不象样子，极不深刻，根木没有触及到灵魂，在师大、工人体育场，北大的几次检查大同小异，都是照着一个写好的稿子念，以此搪塞革命群众。这充分证明，李雪峰是假检查，真对抗，企图蒙混过关。

结束

　　李雪峰一贯的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阳奉阴违，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包庇黑帮，重用坏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决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当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时至今日，李雪峰仍不老实交待，低头认罪。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了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得臭臭的，砸得乱乱的，宣判它的死刑，使它永世不得翻身。

　　警告李雪峰！如果你仍负隅顽抗，不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不管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名望多大，就要罢你的宫，撤你的职，夺你的权！总之一句话，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把你打倒！

北京政法学院《红旗》红卫兵、战斗团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李雪峰是镇压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日益广泛、日益深入，向前发展。这埸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这个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事实正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埸上，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压制、打击革命群众，实际上充当了镇压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

不破不立。不批倒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目前，北京市对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判高潮。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这埸斗争进行到底。

一、派工作纽、保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

　　六月一日，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以极高的革命热情支持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并亲自指示广播了这张大字报，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向反党黑帮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迅速被冲垮了。

　　面对着这埸群众斗争的暴风骤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已解放自己。另一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信任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当群众运动刚刚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时，就派出工作组“控制局面”，力图把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轨道。因此，在这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还是不派工作组，便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问题。

　　李雪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埸上，害怕群众，害怕革命，被北京市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吓破了胆，他张惶失措。“怎么办？”他首先想到的是“派工作组”。李雪峰说，“群众起来了，许多单位领导瘫痪了，怎么办？只有派工作队”才能够“控制住局面”。于是，多方求援，先后拼凑了四百二十多个工作组，共五千五百多人，匆匆忙忙塞进各大专院校。

　　在群众运动刚刚兴起之时，李雪峰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反复强调“加强领导”，要各级党委“坚守岗位”。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这是极为反动的！这种“控制局面”的工作组，只能成为束缚群众手脚，镇压群众运动，保护黑帮过关的工具。李雪峰劝黑帮分子说：“自己引火烧身是最聪明的”，不要“坐失时机”，“万一不行，工作队出来帮个忙。”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雪峰派工作组的目的是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压下去，以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因此，派工作组本身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李雪峰派工作组的目的是要“控制局面”，把运动拉向右转；而广大革命群众要彻底革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目的，必然使广大革命群众与工作组的矛盾日趋尖蜕，运动开始不久，革命群众就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并要求撤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李雪峰则耍阴谋，放暗箭，继续压制群众，步步为营、且战且退，力图保住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工作组。所以革命群众反工作组同李雪峰保工作组的斗争尖锐起来了。这又是一埸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

　　在北大，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仆组进校五十多天不斗黑帮反而斗群众的事实，使越来越多的革命师生认识到：群众与工作组的矛盾不解决，就根本解决不了群众同陆平反革命集团的敌我矛盾。于是，革命师生要求罢张承先的官，撤消工作组。李雪峰闻讯后，亲自出马，施出舍车保帅的手法，企图把历史系工作组撤掉，以缓和矛盾，保他张承先。群众不理他这一套，问题越揭越多，越揭越严重。李雪峰一计不成又施二计，一面让张承先“引火烧身”作几次假检讨，欺骗群众，一面又让自己的秘书黄xx刘女儿（历史系学生）蒙骗一批同学大唱“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调子，妄图控制舆论。但这一套仍然骗不了群众。李雪峰便施出更卑劣的手法，在他的纵容下，反党分子张承先利用政治骗子XXX拉拢部分同学为工作组涂脂抹粉，力图保住张承先在北大的地盘。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北大革命师生员工乘胜穷追，终于赶走了张承先工作组。可见，包庇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包庇反党分子张承先的罪魁祸首正是李雪峰！

　　更严重的是，李雪峰为了保住工作组，不惜用“反党”的大帽子压制革命群众，恶毒地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他在“六．二三”报告中说：“现在看来，党组织瘫痪了的单位，工作队就是代表党的”，把工作组和党等同起来，谁要是反对工作组，就会被打成“反党分子”。他还恶毒地说：“对于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楚，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起来维护党内的领导，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李雪峰从幕后指挥，操纵到赤膊上阵，把造工作组反的群众，说成是“右派”夺权，是“纳吉就要上台，”用心何其毒也！

　　在李雪峰的报告出笼之后，很多院校工作组都组织了所谓“反干扰”“扫阻力”，疯狂地镇压反对工作组的革命师生。例如，清华大学组织对蒯大富等革命学生长期围攻，把他们打成“右派’，北京工业大学组织了所谓的“抓游鱼”；地质学院、航空学院组织了所谓“反干扰”，“扫阻力”，等等，都是残酷打击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这一切都说明了李雪峰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派工作组还是不派工作组，保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的焦点。派工作组的，是李雪峰，保工作组的，还是李雪峰。总之，一句话李雪峰是北京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祸根！

二、束缚群众、镇压群众，转移斗争目标

　　《红旗》六六年第十四期社论论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埸，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李雪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转移斗争日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讲看，李雪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何等的卖力！

　　(1)扼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了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毛主席给予高度的评价，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可是，这张革命大字报却遭到了陆平黑帮的疯狂的围攻。当晚，李雪峰同黑帮分子蒋南翔、张彦等匆匆忙忙来到北大，和陆平黑帮密谋之后，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雪峰在所谓“不讲内容，只讲形式”的报告中，大讲“内外有别”，“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对聂元梓等同志进行了无理的指责，还说什么：“大字报我可以贴，你可以贴，我可以反驳嘛！明天就可以做”，并下令“用批判邓拓的大字报”把这张革命大字报“盖起来”。这样，第二天陆平黑帮就对革命左派实行了反革命围剿，造成了五.二五一六•一的白色恐怖。

　　(2)建立所谓的“革命秩序”

　　李雪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埸上，害怕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大“乱”，大喊要建立所谓的“革命秩序”，要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

　　五月中旬，革命群众刚要起来的时候，李雪峰就提出什么“不要开声讨会”、“不要上街”、“不要用文艺形式’、“不要提倡大字报”等等，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不要搞得乱七八糟”，还要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以达到其压制群众的目的，

　　六月三日，李雪峰向向全市宣布了一个所谓“八条规定”（见附录“六三”讲话）用来束缚革命群众，从而使他的一系列压制革命群众的框框更加合法化。

　　六月初，各院校强烈要求停课搞文化大革命，而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则害怕“天下大乱”，不让停课，压制学生闹革命。

　　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借建立所谓“革命秩序”为名，用各种清规戒律捆绑群众手脚，进一步镇压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张承先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打着“防止坏人破坏”“建立革命秩序”的招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纠察队日夜巡视，大门戒备森严，限制群众活动，禁止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的串联等等，这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被扼杀了，北大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3)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李雪峰设下了一系列框框来压制、束缚群众。但是，群众不听他那一套，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时候，李雪峰就利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缺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6月13日，北大的革命师生冲破工作组的罗网，自发地起来斗黑帮。一个上午，就斗了五十多个黑帮分子，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自己的志气！退是，李雪峰却抓住运动中的缺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这次革命行动说成是敌人的“阶级报复”，并指使张承先进行镇压。于是当天晚上，张承先就大喊大叫，说“六•一八”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此后，便在各系革命群众中抓“右派”，划“牛鬼蛇神’，搞人人过关、个个检查，许多革命师生员工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李雪峰在六月下旬还让张承先等人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此类“经验”，以致流毒全市全国，许多学校相继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事件。

这一系列的“反革命事件”的出现，和李雪峰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李雪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埸上对这埸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析，错误地认为当时的形势“同农村搞四清不一样”，“和反右派斗争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群众，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们坚决要求李雪峰认其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

三、开批判会、办训练班，黑帮逍遥法外

　　《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不要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批倒批臭，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问题。李雪峰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和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请看下列事实：

　　1．借召开会议之名，行保护黑帮之实。

　　五月底、六月初，正当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李雪峰急忙召开了几个会议，美其名曰“主攻战场”、进行“斗争”，那么他是如何作战的呢？

　　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名义上是揭发、斗争前市委黑帮分子，实际是搞“和平谈判”。会上李雪峰说：“群众已经起来了，对准了领导，面对面了，不能拖了。”因此“我们曾经几次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引火烧身，发动群众……群众看你是好样的，不信群众会打你，万一不行，工作队出来帮个忙，也不至于搞得那样被动，紧张。……事到临头，如不采取主动态度，结果只能是挨打，……垮台。”李雪峰对这些黑帮是多么体贴入微！哪里还谈得上斗争？会议要结束时，有的黑帮分子害怕群众斗他们，不想回去，而李雪峰马上献计说：“你可以迟回去几天，在饭店看看文件，必要时调换调换，易地革命。”于是，有些黑帮分子就在饭店舒舒服服住了一个多月。

　　再看前门饭店举行的华北局工作会议：这个会把各省市地委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不少黑帮分子）都集中起来，时间长达两个月。此时革命风暴席卷圣国，各机关单位纷纷要求揪回这些当权派，有的还把大字报送到会埸，而李雪峰却不准动这些黑帮的一根毫毛。更令人气愤的是，他在这个会上大肆吹捧张承先镇压北大革命运动的反革命经验，说它有“普遍意义”，明目张胆地为黑帮们打气，让他们如法泡制，回去镇压革命群众。

　　在西苑旅社召开的北京郊区农村四清干部会议开了几个月，一直冷冷清清，但到广大工作队员奋起揭发和强烈要求斗争这些黑帮分子时，李雪峰竟借口住旅社花费太大，匆忙下令结束会议，至此，李雪峰召开会议的目的便暴露无遗了。

　　2，开训练班，让黑帮逍遥法外。

　　八月下旬，在“十六条”鼓舞下，文化革命出现了新高潮，正在群众奋起千钧棒，向黑帮开火之时，李雪峰却把前市委机关的八十一名黑帮及共亲信秘密送往居庸关以北的“反修堡”，进行“训练”。“反修堡”是黑帮分子蒋南翔专为资产阶级“权威”修建的一个“世外桃源”。黑帮分子来这里根本不是受什么训练，而是养尊处优，逃避群众的斗争，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例如黑帮头子刘仁一来就提出，他“一不跑步出操，二要每天给安眠药，三不劳动。”另一黑帮头子郑天翔甚至扬言“我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十年以后再看谁正确。”廖沫沙公开介绍他对抗群众运动的“经验”，说“红卫兵一打，我就陡劲地叫，其实并不痛。”这就是李雪峰的所谓“训练”！难怪有的黑帮说：“这个地方不错，挺消闲，没有红卫兵打扰。”这样“反修堡”就变成了“养修堡”。

　　3.保护黑帮分子陆平过关，企图使斗争走过埸。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承先是扼杀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当革命群众起来清算他的滔天罪行时，李雪峰又出来帮忙了。为了保张承先，他出主意要张立即展开对黑帮头子陆平的斗争，张承先秉承旨意，立刻行动起来，搞出了一套斗争方案，制定出什么“立法手续”，下令群众每十五人选一个代表参加斗争大会，计划在几天之内搞完斗争。这不仅是要转移群众对张承先的批判，而且这种形式主义的斗争只能起到保护陆平的作用，丝毫不会触动其反动的灵魂，既保张承先又保陆平，真是一箭双雕！

　　※※※

　　种种事实告诉我们：李雪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他一方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压制打击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保护黑帮过关，充分暴露了他所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作为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我们要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破不立，只有批臭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真正地得到贯彻，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决心发扬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彻底清除这条反动路线及其流毒。

　　李雪峰，你必须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埸上来，如若坚持错误，拒不悔改，就是把自己摆在了同党同人民完全对立的立埸，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谁！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延安》战斗团

　　19 6 6. 11．

　　李雪峰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而陆平黑帮则惶恐万状，对它怀着刻骨的仇恨，组织反扑，开始对革命左派进行围攻，白色恐怖一时笼罩北大。

　　当晚，李雪峰同志匆忙来到北大，作了一个反革命报告。他站在陆平保皇党的立埸上，大谈什么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文化大革命要有计划、有步骤”，“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这篇黑话灭了革命者的志气，长了陆平黑帮的威风。

李雪峰同志在报告中说：“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很明显，李雪峰同志污蔑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泄露了党内的机密，借口“内外有别”，企图把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扼杀于襁褓之中，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我们认为，聂元梓等同志不畏强暴，以革命的大无畏精制，揭穿“三家村”反党阴谋，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好得很！李雪峰同志为什么那样害怕这张被毛主席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呢！因为这张大字报揭穿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黑帮分子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反革命指示，正是在华北局授意下作出来的，大字报揪出了宋硕，危及了李雪峰，难怪李雪峰同志这样害怕了。

　　李雪峰同志说：“因为这埸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北大这样一个文化重地，要做得好些。”李雪峰这段话，明显地暗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这些“三家村”干将不在“三家村”之列，报上又没有点他们的名，因此不可轻举妄动，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乱了运动的步骤。李雪峰同志既然以保姆的姿态，教训的口吻，指责革命左派的革命行动，企图保护陆平黑帮过关，这不是很清楚吗?！

　　李雪峰同志还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乌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至极！李雪峰同志不是用“党纪国法”这条绳索来束缚革命群众又是什么？我们要问李雪峰同志：你说的党是什么党？你说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你强调“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明确地表明李雪峰同志所说的党和纪律，就是陆平的保皇党和它的黑纪律，也就是“三家村”黑帮集团的党和它的纪律，并且要让陆平黑帮一手扼杀这埸伟大的群众运动。

　　告诉李雪峰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我们就要坚决抵制，就要坚决造反。

　　李雪峰同志视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如洪水猛兽，恨不得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他竟然为陆平黑帮出谋划策，“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大字报我可以贴，你也可以反驳么，明天就可以做。”第二天，陆平黑帮果然不负李雪峰同志之所望，对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组织了大规模的围攻，到处出现了攻击、谩骂、诬蔑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

　　“五•二五”晚上正当群魔乱舞的时刻，李雪峰同志来到北大，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支持革命派，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保皇党的立埸上，扼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李雪峰同志是什么人，不是很清楚了吗？难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李雪峰同志立刻感到“吃一闷棍”了。

　　李雪峰同志五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是一个反革命的报告！

　　向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哲学系《灭资兴无》战斗队

　　李雪峰六月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一栋大毒草

　　毛主席在六月一日指示发表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革命大字报，一埸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了。革命师生纷纷向本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仅派开炮，威力之大，火力之猛前所未有，吓坏了一切牛鬼蛇神，运动一开始，李雪峰就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出现在革命群众面前，千方百计地要把运动拉向右转，给群众运动大泼冷水，妄图把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压下去。

　　六月三日，李雪峰召集北京文教、工交、财贸等系统的负责干部开会，作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充分暴露了李雪峰所推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李雪峰在这个报告中谈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为黑帮分子出谋划策，鼓动黑帮分子“坚守岗位”，“加强领导”。

　　当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群众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本单位领导表示极不信任的时候，李雪峰却在报告中说：“你不领导有人领导，革命者不领导，右派就要领导，”“所有的同志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说叫坚守岗位。”

　　大量事实证明，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大部分是在黑帮分子统治之下。李雪峰要这些人“站到自己岗位上”“坚守岗位”，这不是叫黑帮负隅顽抗、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又是什么？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夺权！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李雪峰把无产阶级夺权说成是“右派夺权”，用心何其毒也！

　　李雪峰说什么“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坚守岗位”，我们不禁要问：你要他们站的是什么“岗位”？你要他们坚守的又是什么“岗位”？事实一再告诉我们，李雪峰所谓的“坚守岗位”，就是要黑帮分子坚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岗位、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二）把给自己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坏分子”，为张承先之流镇压革命开创了恶劣的先例，李雪峰在提到5.25他在北大讲话之后，有人给他贴了大字报时说：“有人现在还活动。我在北大讲一次，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反面的东西贴它一年，对大家是个教育。有人受了蒙蔽，听风就是雨，这些人是可以原谅的。还有一种糊涂虫，或是坏分子。今天以前还有人活动，今天再宣布一次，要停止活动。有错也可以站出来，你们要好好险讨，可以减轻错误”。

　　在这里，李雪峰把给他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说成是“受了蒙蔽的”，是“糊涂虫”，是“坏分子”，要他们“好好检讨”。为什么不能给你李雪峰贴大字报？你有错误，革命群众照样可以贴你的大字报，这有什么罪？《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说得好：“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埸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谁最害怕批评呢？是国民党！李雪峰，你这样害怕革命的大字报，这洋压制批评你的革命群众，迫不及待地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坏分子”，你到底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埸上，是为谁说话？你的作风，纯粹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作风，纯粹是国民党作风，哪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李雪峰一见到革命的大字报就脸色发黄浑身出汗。这正说明他心中有鬼！有人说李雪蜂

　　五．二五在北大的讲话和宋硕讲的一样，说对了，确实是一样！宋硕五•一四的所谓“紧急指示”正是从李雪峰那里批发来的，怎么能够不一样呢？

　　张承先之流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原来有李雪峰给他们做靠山，张承先之流的反革命活动得到了李雪峰的庇护，他们的反革命手段，正是从李雪峰那儿学去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埸，李雪峰应当明白这一点！

　　（三）划框框，制定清规戒律，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

　　在报告中，李雪峰抛出了“八条规定”。在所谓“八条规定”中，李雪峰把这埸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严肃的思想斗争”，说什么要“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为此，他千方百计束缚群众的手脚，充当黑帮分子的保护人。他规定“可以开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声讨会，代表会”,唯独不开斗争会。可见李雪峰是多么害怕斗争会。

　　六月三日，革命的大字报已经象排炮一样打在黑帮分子的头上，而在“八条规定”中，李雪峰却重弹5.25的老调，说什么“大字报不要往街上贴”，“要内外有别”等，极力为黑帮分子的反党罪行打掩护。

　　李雪峰为了不让群众打破他所设置的框框，还规定：“不要上街”，“声援北大最好写大字报，写信，硬是要去，派几个人就可以了”。李雪峰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面前害怕得要死，他唯恐革命群众触动了黑帮分子的一根毫毛，反映了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埸。

　　李雪峰在“八条规定”中还威胁说：“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他所谓的“坏人”，就是不听他的话的革命群众，这就为以后群众斗群众栽下了祸根。

　　总之，这“八条规定”就是束缚革命群众手脚的八条绳索。但革命群众并没有被捆住，他们挣脱了这八条绳索，朝着解放的道路迅跑。

　　值得注意的是：李雪峰所宣布的“八条规定”是代表“党中央”讲的。我们知道，“五．二五”时毛主席根本不在北京，是谁派李雪峰到北大来的？又是谁滥用党中央的名义抛出了这个“八条规定”？我们一定要追根究底，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海陆空》战斗队

李雪峰是镇压北大“六．一八”革命行动的罪魁祸首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曾经一度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承先扑下去。张承先犯下了严重罪行！他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的根子是谁？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李雪峰是北京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镇压北大“六．一八”革命行动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大革命师生，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重罗网的束缚，向陆平、彭佩云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发起了猛攻，使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使他们面临着灭顶之灾！他们一个个如过街老鼠，威风扫地以尽！而革命群众则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感到从来未有过的痛快！

　　“六•一八”是一个好得很的革命行动，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但是，李雪峰、张承先却把“六•一八”革命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六月十八日下午，张承先慌慌张张地跑到市委向李雪峰汇报。李雪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污蔑“六•一八”革命行动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指使张承先加紧镇压。七月三十日，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在向中央汇报的一个文件“北京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中也污蔑“六．一八”革命行动“完全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

　　张承先在领得了李雪峰的“圣旨”以后，六月十八日晚上赶紧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着黑帮的面破口大骂，污蔑当天上午的革命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威胁说要对革命师生进行“审查”和“监视”。“六•一八”以后，张承先在李雪峰的支持下，更加卖力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师生实行法西斯专政，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北大。张承先在所谓“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的幌子下，取消了系与系、年级与年级之间的串联，并迫使许多参加“六•一八”革命运动的同学反复检查，把革命同学搞得灰溜溜的，甚至把一些同学打成了“反革命”。张承先工作组还故意转移斗争目标，大讲“在阶级斗争中还有阶级斗争”，号召“揭开班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挑动学生斗学生。而黑帮分子却在张承先的庇护下，消遥法外，气焰十分嚣张。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支持革命师生搬开了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赶走了张承先工作组，把北大的革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张承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发后，李雪峰连忙为自己开脱罪责。说自己只是“轻率地相信了”张承先的报告，才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其是自欺欺人！请看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来龙去脉。

　　李雪峰曾经指示，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要“控制局面”；张承先就宣布要“建立革命秩序”，在北大实行了白色恐怖，保护了黑帮，镇压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李雪峰指示：“有人夺权”；张承先就宣布：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党”，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李雪峰指示：要“消除干扰”；张承先就提出，“阶级斗争中还有阶级斗争”，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转移目标，镇压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李雪峰指示：“六•一八”事件是敌人的“阶级报复”；张承先就扬言：“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

　　李雪峰为推托罪责，还编造了一个可笑的“理由”。他说自己认定“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由于“以为是夜里十一点发生的，事后才知道是白天十一点钟，”还说“要是白天十一点钟，几千人参加，怎么能叫反革命事件呢？就是几百人参加也不能叫反革命事件呀！万难道事件发生的时间就能决定它的性质吗？这真是荒谬之至！

　　告诉你，李雪峰，无论如何你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以上揭发的事实证明：李雪峰完全是自觉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制造白色恐怖。

　　六月下旬，李雪峰让张承先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他镇压“六•一八”革命行动的“经验”，并推广到全北京市。其它各院校的工作组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也制造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事件，在全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更进一步证明，他是自觉地，忠实地、全面地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对于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必须发扬鲁迅先生“打落水狗”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它批倒、批臭，使它永世不得翻身。只有如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够顺利贯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才能够胜利前进。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让我们乘胜前进，向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新北大湘江战斗队

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网领

李雪峰是北京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也是一个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动员令。

（一）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形势分析

　　李雪峰在《讲话》中对形势的分析，暴露了他右倾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他在《讲话》中空喊了几句“形势大好”，接着就大谈“当前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说什么“资产阶级客观上有点总动员……积极进行破坏活动，各种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出现了反革命活动，贴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造反动谣言，以致挑唆、捣乱、打人、打架等……”还把所谓“反革命活动”系统地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是黑帮分子的预谋”，第二，“是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第三，“还有右派的活动”，“这些右派当中有地、富，反、坏的子弟，右派的子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子弟”，第四，“还有一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日特、修特、美特，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也发现多起。”

　　看！李雪峰把阶级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多么强大！这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极大歪曲！当时的革命形势好得很！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广播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势，大鸣大放，向那些公开的和隐蔽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牛鬼蛇神闻风丧胆。当然正如十六条所说的，革命群众“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李雪峰不仅看不到这个主流，反而错误地把革命的群众运动和少数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混在一起，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总动员”，正如毛主席所批评的：“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简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观点的一切实际……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

李雪峰站在资产阶级立埸上，把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形势，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形势混为一谈，错误的说什么“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维护党的领导，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这种看法完全混淆了黑白，颠倒了敌我关系。1957年右派进攻是资产阶级右派公开打起反共的旗号，起来造无产阶级的反，夺共产党的权。1966年的形势则恰恰相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两种形势，性质根本不同。但李雪峰硬把它们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看作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捣乱，达就必然要犯绝大的错误。

（二）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口号

　　李雪峰在《讲话》中大讲所谓“右派学生”的破坏活动，所谓有人要“夺权”。又说：“在现阶段，拥护还是反对新市委，这是拥护党还是反对党的主要标志”，还说什么“现在看，在党组织瘫痪了的单位，工作队就是代表党的，相当多的单位，工作队实际成了党的代表”。

　　李雪峰提出这些口号之后，不少工作队也仿效他提出了许乡镇压革命群众的口号。例如，张承先在北大就多次说：“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党中央毛主席派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彻底革命的，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这样就进一步束缚了革命群众的手脚，企图使工作组镇压群众合法化。

　　李雪峰及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不仅提出了上述反动口号，而且付诸实践。李雪峰亲自树立了张承先镇压北大“6．18反革命行动”“反夺权”“抓右派学生”的样板，让张承先在华北局介绍镇压“6.18”的反革命“经验”。以后李雪峰通过工作组在许多大专院校制造了一连串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形成了一个所谓抓“右派学生”、“抓游鱼”，“消除干扰”的高潮。把敢于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批判工作组的同学打成“反革命”。在北京大学，张承先工作组欺骗一部分同学，组织对陈必陶等同学的革命大字报进行围攻，挑动学生斗学生，策划“让更多的人放出来，以后再组织反击；”清华大学工作组对蒯大富等革命造反派实行全面围剿。在李雪峰《讲话》的号召下，各院校都先后出现了类似事件，打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把北京市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正如十六条所指出：“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事实雄辩地证明，李雪峰当时派出的工作组根本不能代表党，反工作组反得对！只有按毛泽东思想、按党的政策办事的革命派才能代表党，我们才拥护他。

（三）一个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

　　李雪峰在《讲话》中说：“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即反共的人，是这次运动批判斗争的重点。”

　　而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同志强调指出：“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李雪峰上述说法是一个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必须戳穿！

　　李雪峰的《讲话》不仅根本不提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千万百计保护和包庇他们。李雪峰抛给他们两个“法宝。”一个是：“引火烧身，工作组出来帮忙。”李雪峰说：“本来自己引火烧身是最聪明的，让大家揭发，出大字报，有错误就检讨，群众看你是好样的，不信群众会打你。万一不行，工作队出来帮个忙。也不至于搞得那样被动紧张。”另一个是：“恢复党团组织的活动。”这样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控制党团组织，有组织地对抗文化大革命。

　　看！李雪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多么关怀备至啊！李雪峰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北京饭店会议”和“反修堡训练班”就是他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的铁证！

　　李雪峰妄图篡改斗争的大方向，竭力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知识分子中反共的人，肯定是要彻底批判的，但这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不把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斗倒、斗垮，那他们就会篡党、篡军、篡政，我们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打击的重点，必须是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李雪峰在讲话中说这埸斗争“同农村搞四清不一样，同老‘三反’，反右派斗争有相似之处”。这显然是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中的所谓“右派学生”“夺权者”，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李雪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

（四）一个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决定

　　十六条指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李雪峰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极力主张派工作组“控制局面”，实际是镇压群众运动。派工作组就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他在《讲话》中说：“群众起来了，许多单位领导瘫痪了，怎么办？只有派工作队”。好一个“只有派工作队”！在他们看来，派工作队是唯一正确的。接着便大谈，他怎样多方求援，调集人马，组成工作组。工作队刚去不久，就在不少单位反对群众，压制群众，使得一些单位的革命群众不得不起来赶走工作队。李雪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作出正确分析，而错误地认为“是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对于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醒，要顶住”。李雪峰企图以“右派”的大帽子压人，保住工作组，但是，事实证明：起来赶工作组的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而决不是右派。七月底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撤消工作组，得到广大革命师生的热烈拥护，这是对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十六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这是和李雪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针锋相对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涌现出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正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派工作组的这条反动路线的产物。

　　综上所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这个讲话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成了工作组镇压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个讲话，清除它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哲学系61级甘自恒、陈福玉、王致钦、施锍麟

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九六五年十月——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1965年10月11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声春雷，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解放军报》立即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栋大毒草。

　　11月29日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三家村”黑帮们惊慌万分，怕得要死，北京各种报纸在黑帮头子xx控制下，对这篇文章迟迟不予转载，直至11月29日才被迫在各报陆续转载。并旦精心地放在“学术研究”栏里，加上别有用心的编者按。

　　12月底

　　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在一起的。但xx黑帮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并不惜造谣生事，把一埸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入“纯学术讨论”的死胡同，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1月29日-30日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关锋、林杰二同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同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先后写成，但被“阎王殿”——前中宣部扣压不予发表。

　　2月12日

　　黑帮头子XX为了彻底扼杀这埸革命，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泡制了一个“汇报提纲”并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汇报提纲中”，抛出了“五个法宝”．。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

　　3月底-4月初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发表了被扣压了一个半月的关锋、林杰和戚本离等同志的文章。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丑恶咀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4月16日

　　北京市委仍然有组织有计划地顽固抵抗。“三家村”黑店在其后台老板XX导演下演出了一出“假批判、真包庇”的丑剧。《北京日报》抛出了“批判”“三家村”的一批材料和编者按。陆平在北大施出“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故伎，召开了“批判”吴晗的大会。

　　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这篇社论是根据江青同志召集军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写成的。它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许多重要问题，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5月8日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高炬、何明同志的文章，揭露了“三家村”黑店的大阴谋，“黑店”保不住，后台老板也被揪出来了。

　　5月11日

　　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前北京市委，但他们不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炮轰前市委这个黑窝。而是给黑帮分子吃定心丸，工作组组长黄志刚（华北局宣传部长）宣称：“工作组是来帮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

　　5月14日

　　宋硕（前市委大学部付部长、黑帮分子）在华北局的指示下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陆平手忙脚乱地在北大传达布置。三家村黑帮负隅顽抗，玩弄“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大阴谋。

　　5月16日

　　党中央发出“五．一”通知，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垮台了！

　　5月22日

　　市委工作组组长池必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说：“对反党黑帮不再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5月23日

　　正当群众强烈要求斗争反革命黑帮时，华北局精心安排的北京饭店会议开埸。李雪峰亲临会埸，作了三次报告。会议贯彻了一条“兵临城下”的路线，利用黑帮斗黑帮，把会议变成牛鬼蛇神的安乐窝，避风港。这个黑会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会议到七月底才结束。

　　5月25日

　　下午二时许，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揭穿了反革命黑帮的一个大阴谋。深夜十二点，李雪峰和蒋南翔（高教部长，黑帮分子）等匆匆来到北大。李雪峰在党员大会上，对这张革命的大字报横加指责。“指示”要把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盖上。并要求北大黑党委“把运动领导好”，为黑帮分子陆平打气，于是陆平一彭佩云黑帮利用这个报告煽动一些不明其相的群众，对革命左派进行围攻，一时乌云乱滚，白色怖笼罩北大。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下午，毛主席亲自下令广播并发表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北大和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康生同志说：“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得到解放了”。而李雪峰却说：“我被打了一闷棍，这下可苦了我”。并当晚就派其得力干将张承先率工作组来到北大“控制局面”，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不要过早派工作组的重要指示。

　　6月2日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整个北京市爆炸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

　　北大及其它高等院校贴出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齐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月3日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市委机关有人贴出批判李雪峰五．二五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李雪峰暴跳如雷，把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提出“谁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反动口号。李雪峰制造的“市委六．三事件”为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开创了先例。

　　晚上，吴德同志来北大传达李雪峰在新市委召集高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下达八条禁令：什么“不准上街”“内外有别”等等。

　　6月5日

　　市委机关围攻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收回大字报底稿，新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长达半月之久，有200多人重点挨整，80%的人被迫检查。

　　6月初

　　在北京的某些中央常委同志<毛主席不在北京>和李雪峰见群众起来了，怕得要死，赶

　　忙调兵遣将，从新市委和中央各部派出大批工作组，“控制”群众运动。派工作组本身就是不相信群众，就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

　　6月9日

　　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仿效李雪峰的腔调说给工作组提意见就是“给工作组抹黑”，“不相信党中央”。

　　6月12日

　　黑帮分子蒋南翔（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停职反省，北大师生前往清华声援，张承先驱车前往，要将同学赶回学校并以“记名字”恫吓。

　　6月18日

　　北大工作组进校二十多天，一不斗黑帮，二不发动群众。广大革命师生激于对黑帮的痛恨，发扬革命造反精神，自动组织起来，分别斗了五、六十个黑帮。达一天，黑帮分子胆战心惊，丧魂落魄；革命师生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张承先气急败坏，乘着小汽车到处为黑帮解围，在向新市委请示后，当夜做了一个声色俱厉的反革命报告，把“六．一八”革命行动污蔑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于是，“人人过关，个个检查”，揪“假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一埸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白色恐怖在北大开始了。

　　北大“六．一八”事件后，首都各院校工作组相继制造了“六．二O”、“六．二一”、“六．二四”等“反革命事件”，把大批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

　　6月20日

　　张承先写了“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两个反革命文件。在市委工作组干部会议上，李雪峰大大表扬了张承先，并让他介绍了镇压革命的“经验”。把这个黑经验视为至宝，做为炮弹去镇压革命群众，并扬言“这样的反击要多来几次”。张承先的两个文件深得李雪峰的尝识，大力印发，推广全国，流毒极广。

　　6月21日

　　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下车伊始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发动了长达二十四天的“反蒯斗争”。

　　6月22日

　　工交党委书记薄XX写信给地质学院工作队，声称工作队是代表党的，“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

　　6月23日

　　李雪峰在工作报告中大讲“阴暗面”，大讲“保皇派”，“右派学生”，“日特、修特”大肆活动，“右派学生捣乱，要夺权”，危言耸听。大谈“现在有点象五七年右派进攻一样，有的比五七年右派还要凶”，号召“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否则纳吉就要上台”等等。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派。

　　6月30日

　　根据李雪峰6月23讲话精神，《北京日报》发表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这是一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文章完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把一批敢于敢革命的不出名的小将诬为“公开捣乱”，“假装左派”。这株毒草一出笼，立即成为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和护身符。

　　6月下旬至7月中旬

　　圣市各大专院校普遍不斗黑帮而进行“扫障碍”，“排干扰”，“抓游鱼”，大批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学生”，“假左派真右派”，“游鱼”，甚至出现血腥镇压。有的学校长达四十天之久。北京各大专院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7月1日

　　《红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陶铸同志来北大作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报告，大讲无产阶级阶革命路线，有力地抨击了张承先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调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并针对北大戒备森严、压制串联的情况，提出“打破班级、学校界限，进行革命串联”，张承先对此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7月3日

　　薄xx到清华大学，大骂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为镇压革命群众大造舆论。

　　7月12日

　　北大陈必陶等五同学贴出了尖锐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立即出现了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张承先却怕得要命，说“这是一株大毒草”，“是夺权”，要留到运动后期进行“处理”。

　　7月1 6、17、18日

　　张承先完全按照李雪峰的指示作假“检查”，文过饰非，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批评工作组的革命大字报，负隅顽抗。

　　7月17日

清华反蒯斗争急刹车，这是有组织的退却。

　　7月19日

　　北大革命师生不受张承先的蒙蔽，掀起了波涛汹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晚八点，一些同学贴出《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九点聂元梓同志在38楼前对哲学系全体同志讲了话，尖锐地指出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号召同学们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工作组。此后北大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直接指出：张承先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雪峰就是幕后人。

　　7月20日

　　李雪峰说：“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并为张承先出点子，让他出面检讨一下，算是引火烧身。并且说：“只要你这样做了，我李雪峰就可以保护你过关。”“如果有人要赶走工作组，至少把他摆在黑帮嫌疑的地位。”同一天，在李雪峰的指使下，李的女儿（北大历史系学生）联合十六人抛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妄图给大辩论定调子，保护张承先过关。

　　7月22日至26日

　　毛主席四次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来北大调查情况，站在革命派一边，支持大办论，并主持了两次万人大辩论，揭发批判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26日，陈伯达同志号召搬掉绊脚石，自己闹革命，并建议新市委撤消工作组，罢掉张承先的官，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此期间，张承先拒不见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同志，并拉拢欺骗一批同学在大会上为之辫护。李雪峰为替张承先辩护的人大鼓其掌，26日在其讲话中极力为自己办护，文过饰非，开脱罪责。

　　7月27日

　　各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大反工作组，并把矛头指向李雪峰，向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深入各主要高等院校，如陈伯达等同志到北师大，周总理到清华，大力支持革命师生。

　　7月29日

　　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接见全体代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师生。

　　北大文革筹委会宣布成立，这是革命师生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胜利。

　　北大举行首次批判工作组张承先、张德华大会，两人在会上检查极不深刻，群众强烈要求再次作检查。

　　8月1日

　　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里程碑。

　　8月4日

　　康生、朱德、江青等同志，在北大再次召开万人大会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天晚上，周总理参加清华大学批判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革命路线的大反攻。

　　8月5日

　　李雪峰在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接见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革命团”时，把革命群众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组织”，是“表决机器”，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解散了1100多人的“革命团”。

　　8月8日

　　党中央通过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决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8月10日

　　毛主席在党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革命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号召七亿人民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大进军的战斗号召！

　　8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对于错误的路线必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北京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在十六条指引下把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推向新高潮。

　　8月11日

　　吴德同志代表新市委检查了运动前一段方向错误，宣布两三天以内撤走全部工作组，于是很多工作组没有批判就溜走了。有的甚至敲锣打鼓地欢送（如工业大学等等）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毒未消。

　　8月12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发表了“会议公报”。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

　　议。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和崇高地位。

　　广大革命师生通过学习“十六条”及“会议公报”，更加强了为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信心。

　　8月18日

　　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一起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个运动的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束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8月中旬

　　北京市各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强烈要求进一步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新市委限命各校立即选出文革筹委会，并且立即转入斗黑帮“不要因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竭力抵制对工作组的批判。由于各校对工作组的态度不同，在群众中普遍发生了分裂，如地质学院的“斗批改兵团”和“东方红公社”。结果筹委会有的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成立的（如北工大，工作组长杜万荣走后任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用电话指挥工大文革）。

　　8月20日

　　臭名昭著的谭立夫发言出笼了，他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以大讲“阶级路线”“斗黑帮”“触及灵魂为名，全面抵制十六条，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多数压制少数完全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立埸上讲话。这篇形“左”实“右”的讲话是有其背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一出笼就很快流毒全国。

　　8月21日

　　《红旗》杂志十一期重新发表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和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这次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作了意味深长的重要修改。六月二日评论员文章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旗》十一期上改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8月23日

　　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大闹地质部，向邹家尤（原地院工作组长）开火。北航“红旗战斗队”大造国防科委的反，要原工作组长赵如璋检查，坚持斗争二十八昼夜，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又一次猛攻。

　　8月22日

　　毛主席题词“新北大”，这是破旧立新的动员令，是灭资兴无的号召书！它鼓舞着北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旗，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8月24日

　　清华大学临时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挑动十二个院校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发动撕毁批判xxx、王光美的大字报扬言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右派翻天”，勒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贴大字报者）在二十四小时内解散。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是严重破坏“十六条”的“八．二四事件”。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少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事件，对抗十六条。

　　8月25日

　　在薄XX的指挥下，支持黑帮分子梁膺庸（前化工部第一副部长）继8月18、8月24之后第三次开万人大会武斗高扬（前化工部部长、党委书记，24日擅自决定罢高扬的官由梁代理化工部部长、党委书记。围攻革命同志，严重违反十六条。

　　8月26日

　　新市委把全市黑邦头目集中到居庸关以北的“反修堡”。深夜出发，地点保密，消息封锁，搞得十分神秘。实际是庇护黑邦，使他们消遥法外。这是新市委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大暴露。

　　8月31日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50万革命师生，周总理宣布中央决定全国革命师生分期分批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

　　9月上旬

　　北京普遍发生多次压制少数派的事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来压制群众对反动路线的批判。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等革命组织坚持斗争。

　　9月15日

　　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9月23日

　　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再次炮轰地质部，邹家尤回校检查。陈伯达同志派关锋、戚本禹同志到地质学院当观察员，支持“东方红公社”的革命行动。

　　g月24日

　　北航“红旗”重印“谈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月26日

　　周总理在红卫兵会议上支持“少数派”坚决闹革命。

　　g月27日

　　北京大专院校“少数派”组成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在北师大组织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的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但当时遭到了围攻。

　　10月1日

　　林彪付主席在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当前运动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号召。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林彪付主席的讲话和中央报刊的社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都各院校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新浪潮。

　　10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解放被工作组打击迫害的革命群众。这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力回击。

　　10月6日

　　在工人体育埸召开了十二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周总理、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江青同志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捍卫、执行十六条。大会痛批“谭力夫发言”，还宣读了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

　　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席卷北京大专院校，波及全国。

　　北大路远、周闯的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贴出，揭开了北大两条路线大辩论的序幕。

　　10月9日

　　中央决定让王光美向清华大学革命师生作书面检查。这几天，北大，北师大、清华等院校贴出了一大批揭露李雪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10月14日

　　北师大五万人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lo月18日

　　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坚决表示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10月19日

　　北大召开纪念“六．一八”，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庆祝八一八”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会”。会上斗争了陆平、彭佩云，批判了张承先、张德华（原工作组付组长）。

　　10月25日

　　陈伯达同志接见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就《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解答问题，说中央支持革命师生步行到全国串联，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的流毒。

　　首都革命师生纷纷响应中央号召，组织长征队，到全国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毛泽东思想，熟悉社会，熟悉群众，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

　　10月29日

　　北大召开大会，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在会上作检查，承认新市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部分首都师生就大庆展览“进行革命造反。这个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毛主席，而是突出了提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陈伯达同志复信支持，并派戚本禹等同志前往，戚本禹指出陶鲁茄在文化革命中两面三刀，挑动群众斗群众。

　　10月31日

　　首都七万多文化革命大军集会，隆重纪念文化战线伟大旗手鲁迅，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鲁迅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1月1日

　　《红旗》杂志十四期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社论指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并对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重要指示。

　　11月3日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林彪同志作重要讲话。林彪同志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兼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最高指示宣传组整理

　　1966年11月8日

　　附录一、李雪峰六月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一、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形势、方针：

　　一、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形势、方针：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党中央指导下，发展很快。首先是北京市党员、团员、大专学生彻底揭露“三家村”，党团员很快投入战斗。各个学校开批判会、贴大字报、到北京日报社示威，轰轰烈烈发展很好。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除“三家村”继续批判外，又开辟了新的方面。六月一日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大专学生首先响应。“一二•九”是在北京搞的，北京青年具有革命传统，形势发展很迅速。公布以后，其它大专学校予以声援，写了大字报，送了信，派了很多人去，很快的起来了。中小学也起来了。五十所大专院校，几百个中学的学生，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工厂写大字报、写信，有的工厂停了工进行声讨。发电厂几百个人也在酝酿停工，搞大革命进行声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发电厂一停工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自己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我们不能乱，我们要革敌人的命。因此，我们要作解释，组织工作组，派人到有些工厂，宣传解释，帮助工作。我们的形势表现的很好。学生要认真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学生。广大群众一下子起来了，至于方式方法不当，领导来不及作报告，方式方法不当，这也不算什么，还没来得及讲，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一下子起来了，原来北京市委掌握着印把子，我们不能听他的了。这证明我们对党中央的拥护，对毛主席的热爱。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一切为着前线。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市委如此，各级领导也如此，北京市委领导出了问题，北京市一定会埋伏一小撮人，总会有的，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揭露。在革命中，反革命也在活动，运动中也发现了反革命破坏的迹象，他们混水摸鱼，打着“红旗”反红旗，实际上是反动，但只是一小撮很少数。我们要打胜仗，不能因为他们人数少而麻痹，必须和他们斗，他们动笔我们也动笔，他们动枪我们也动枪。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是好的，我们要相信，很多干部都是经党多年教育，在群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左派，不要束手束脚，东张西望，更不能躺倒，要站起来，站到前面。团是助手，当然也要站在前面。有错误的怎么办？而且也许是黑帮，绝大多数是好的。就是有很多错误，同志们也要站出来革命，起来和自己的错误决裂。他们盗窃领导权，发出指示性文件，要各单位执行，过去没有被揭露，所以一直都是哑巴吃黄连，不能往上追。现在能讲明白了，责任属于他们。第二条自己有错误各人认各人的账，你检讨得好就会信任你，自己也要敢起来讲，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确实有这个问题，他不但不改，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我在北大讲一次，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反面的东西贴它一年，对大家是个教育。有人受了蒙蔽，听风就是雨。这些人是可以原谅，还有一种糊涂虫、或是坏分子。今天以前还有人活动，今天再宣布一次，要停止活动。有错也可以站出来，你们要好好检讨，可以减轻错误。有问题如果来不及，先讲几条，现在我们首先要革命，过几天再讲，要站在运动前面领导，发动群众，还要很好掌握政策，也得划几个杠杠，不算什么框框，正确掌握党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政策和群众见面。今天以前，群众还在抗议市委，今天四点钟一宣布新的北京市委，马上就在操场欢呼，拥护北京市委的改组。一个革命者怕群众那还得了，一下子人家不了解你，把你包围了，受点委屈，也没有什么，有一个学校，对我们派去的工作组也不信任，工作组一去就被包围了，问，什么人？答：市委来的。问：哪个市委？新市委，旧市委？答：新的！问：有介绍信吗？答：没有，我们去拿。质问：你想逃跑。后来打电话给华北局，证明是新市委工作组的，马上鼓掌，拥护他们，把他们拥上台讲话，不打不相识嘛！打了才知道是一家人，委屈了一天，饭也没吃上，受了委屈，为革命嘛，没什么，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要束手束脚。政策赶快给群众见面。你不领导有人领导，革命者不领导，右派就要领导，我们也派了一些工作队下去，但不能下去那么很多，主要还是靠党委领导。我们才带来几个人，几个秘书，几个做饭的，几个司机，五个书记，加到一块也就那么几个人嘛。所有的同志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说叫坚守岗位，蒋介石也坚守岗位，我们也坚守岗位。革命也讲，反革命也讲，要保护群众积极性，不要在群众中批评，不要泼冷水。北大的万人大会，我说不开，你们要开，那就开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字报内外有别嘛！中央有指示，只是换个地方，你要贴在饭厅门口，我说你贴到里面，如果你硬要贴，也可以，不过外国人知道了，照两张照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两张照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垮不了台。已经贴了的，自己愿意揭掉，我们欢迎，或者，再另写一张贴在上面。有的同志在下面做坏事进行造谣，好样的站出来，辩嘛！没有真理才造谣，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划清界限！

二、中央几条指示：

1．大字报可以出，可以贴

主席向来主张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很好的武器，学校可以出。（1）不要往街上贴，我们大字报是同志们看的嘛！贴到街上，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很多，帝、修、反去照象。（2）有外国留学生的学校要内外有别。留学生中帝、修、反都有，放在屋子里就是不让他们看，就这么一点，没有别的限制。（3）内容原则上不限制，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也可以辩论，揭露批判有一些可以劝说，政治斗争可以写，私生活（男女关系）不要写上去，容易引上邪路，影响团结。

2．各种会议可以开：（1）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声讨会、代表会都可以开。（2）班、系、团员大会都可以开，只要地方允许就可以。最好在校内开，分散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在有外国人的地方开。

3．不要上街，不要包围住宅。我们上街队伍浩浩荡荡，帝、修、反就会造谣，他们写个报导，说我们反对政府，当然也会照象啦。这样有些坏人，三个游鱼，脸上也没刻字，混进去就更危险。这场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家村”黑店，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人数只有那么一小撮，而我们的人上街他们就会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摇欲坠了。我们是革命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应听毛主席的话。现在还不需要上街，如果需要党委会出来领导的，需要了还有民兵嘛！还有解放军嘛！这不怪同学，我们没讲清。现在美、法、苏修及东欧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大使馆，整天在我们国家搞情报。也不要包围什么人，有人到吴晗家，上了房了，一共三起，也有一些无组织的群众，他们把吴晗拉到胡同里斗起来，打死了就麻烦了。昨天晚上又包围了陆平的房子，结果给弄了出来，推了一阵，斗了一顿，我们主要是政治上把他们斗臭、斗倒，最后还是要改做新人。“五四”时，打卖国贼，因那时我们还没有政权。

4．声援北大，最好写大字报、写信，硬是要去是否派几个人就可以了。昨天去的人很多，客人上去就干，主人也不好开展工作，如果这样下去，北大的工作就要搞乱了。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是好的，但客观效果不好。

5．国内国外要区分。

6．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大家都提高，不是怕他们，万一出现了，有点破坏也没啥了不起，也不要过分紧张，“三家村”黑帮想要混水摸鱼，我们现在要瓮中捉鳖。

7．斗争靠群众，大字报、开会都是讲道理，不要一听是讲道理，就又回到了课堂。不准打人，不准侮辱人，在四清中对农民讲清不准打人，他们也会认清的，打错了道歉；但不好，一个阶级内就不要打架，这样容易被坏人利用。

8．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这场斗争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要害、是政权，有人要夺取政权搞政变，要搞赫鲁晓夫没搞成。吴晗的罢官就是替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海瑞上疏”特意安排了金殿骂皇帝一场，这是历史上根本没有的，这些是他们趁我们三年困难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经济好转，老子可以稳稳当当地瓮中捉鳖，防止转移目标，走到邪路上去。

下面着重补充一点：《北京日报》挨打挨了几个月，问题主要出在《北京晚报》和《前线》，而《北京日报》后期起了包庇作用。《北京日报》已改组了，新的编委由《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和《山西日报》总编辑组成，这两家报是办得比较好的，是我们的机关报了。他们的责任我们不负。我们要清算（原文如此）他们，大家不要再追了，再追就追到我们头上了。新的市委欢迎批评，包括今天的讲话，有意见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不过我今天是宣布中央指示，按这个精神办是不会错的。有人递个纸条问：有些人象右派一样向党进攻，怎么办？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答：你可以把他揭出来，他暴露了，这是好事，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边是老虎就用不着怕了。

二、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让上的讲话

（摘录）

一、形势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一个半月来运动的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从五月八日到五月底是第一阶段。何明和高炬同志的文章出来以后，把批判“三家村”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全市出现了一个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

　　第二阶段，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柠等七个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六月一日公布了这张大字报，接着，六月三日公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这样，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千上万的人支持北大革命师生，广大群众川流不息地来北京新市委祝贺。由此，文化革命运动在大、中，小学和工厂、企业，机关里迅速地开展起来。

　　北京市委改组以后，六月三、四日，我们在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市委机关接连开了几个会，讲了话。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我们讲话分析了当前形势，要求各单位的领导同志，能站在运动前面，敢于革命，引火烧身，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开展革命斗争；同时，讲了掌握党的政策，提了八条，明确了一些政策界限。现在看，讲话的精神，内容还差不乡，不过讲大字报有缺点，是在讲政策问题里面讲的，没有分出来作为斗争武器单讲，虽然也强调了运用大字报，但不突出，使人对大字报从强有力的斗争武器上来认识不够。当时主要是向各单位领导同志交交底，要大家站起来，领导运动。

　　六月一日以前那一段，我们还在开会，腾不出手来。六月一日以后，形势迅速转变，北大的大字报一出，一批判黑帮、一批判前市委，一下子就联系到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工作，广大群众同各单位的领导就面对面接火了。这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主观必须适应客观形势，我们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前线在哪里？前线在基层。当时新市委刚成立，一面开市委工作会议，一面整顿机关内部，一面领导基层运动，三面作战，白天干、晚上干，这里讲、那里讲，但主战埸在基层，必须一切为了前线。当时《北京日报》也刚改组，怎样使报纸由被动变为主动，成为革命的喉舌，也是一件大事。事情确实多得很。

　　群众已经起来了，对准了领导，面对面了，不能拖了。派工作队一时又没有力量。我们意识到这埸斗争来势很猛，暴风骤雨，同农村搞四清不一样，同“三反”，反右派斗争有相似之处，但也不一样。客观形势要求各级领导挺身而出，坚决勇敢地站出来，领导运动，采取主动。当时我们想说服各级领导干部，站到群众前面，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这样做，无非是两个结果：一个是不能领导了，被打垮了；一个是正确的领导，勇于和错误决裂，经过检讨，取得群众信任，领导运动。但是，出乎意料，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包括比较老的同志，很不理解这个道理，领导很不得力。这些人在传达我们的讲话时，偷工减料，中心是你不要对准我，把重要内容隐瞒起来，总想把运动往别处引。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引火烧身，有的轻描淡写，有的就是不传达。大字报是见之于“毛着”的，是群众革命斗争的最好武器，我们说可以出。而且可以首先对着领导，领导有错就检讨嘛！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敢讲。你不传达。学生就串通，对记录，说你歪曲党的指示。就此一点，你就过不去。因此许多单位自己不能领导了，群众纷纷来访，来信，打电话要求派工作队。

　　群众起来了，许多单位领导瘫痪了，怎么办？只有派工作队。于是急忙从郊区农村四清工作队中调了几千人来，从河北调了一千人来。但是，工作队的组成，本来是三勤夹一懒的，即工作队当中也有左、中、右之分，特别是北京市的工作队，原来是修正主义领导的，修正主义的毒害、影响较深，有的不能作战，尤其缺可用之将。工作队去了，开始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但有些很快就被群众不信任，好多单位要赶走工作队。这里边原因很复杂，但根本的一条，是有的工作队没有站到群众的前面领导运动，有的甚至包庇坏人，打击左派。当然，工作队训练不够，迫不及待，仓惶上阵，没有经过这样的大革命，没有经验，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随后又向中央各部求援。中央各部、团中央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中央各部门的学校，和有关部门都派了工作队，团中央把中学包起来了。现在绝大多数单位都有了工作队。但是这些工作队仍然有个不齐的问题，有好的，有差的，都没有经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经验，已经有被赶的，有的还可能被赶，要有思想准备。

　　清华大学是另一种典型，死也不听招呼，就是在那里死抵抗，搞阴谋；不管他主观如何，客观上起了很坏的作用。

　　对《北京日报》，我们原想多保留一些人，经过了三段，第一段，希望原来的编委站起来革命，但是他们不听我们的，不站起将革命；第二段，派工作组帮，还希望编委会一部分人站起来革命，但是也不行，第三段，最后不得不彻底改组编委会。当时想，早改组《北京日报》对运动不利。从五月八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过了三个星期以后才改组的。

　　进入第二阶段以来，总的是个好形势。现在接近第三个阶段，群众起来了，运动阵势摆开了，工作队进去了，我们的会也要结束了，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加强领导。

　　目前运动的特点是，战线很宽，规模很大，声势很壮。群众来势很猛，急风暴雨，革命积极性高涨，把北京前市委和一些被黑帮、坏人把持的单故、部门冲垮了。许多单位，群众迅速起来向本单位的黑帮、坏人开火、贴大字报，开批判会，掀起了斗争热潮，革命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护校、护厂、保护要害部位（如武器库、广播室、档案室、电话室、实验室，仓库等）。小学生也起来了。这样的形势、也有两种舆论，是好得很，还是糟的很?一切革命的人，只能讲是好得很；讲糟得很的，必是修正主义者。我们坚定的认为是大好事，好得很！从五月八日发表何明、高炬同志的文章后，群众纷纷来访、写信写文章，打电话声讨“三家村”，质问《北京日报》，这说明广大群众相信党中央，热爱毛主席，一声号召，风起云涌。主席抓住战机，六月一日一张大字报一公布，搬掉了北大黑帮压制群众的石头，群众欢呼，奔走相告，投入火热的斗争。六月三日前市委改组以后，共青团市委改组，广大群众对新市委、共青团新市委，热烈拥护、热烈庆祝，祝贺的队伍，白天晚上、川流不息。随后、党中央，国务院公布改革教育制度，群众又热烈拥护。有人观察，大规模的群众队伍，走到街上秩序很好，在十字路口没有警察指挥、自动互相让路，可以看出，群众是守纪律的。这都说明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对群众的觉悟程度、组织性、纪律性，要有足够估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这支主力军，就不能扫掉一切牛鬼蛇神。因此只能叫好，不能叫糟。

　　总之，当前文化大革命，声势很大、波澜壮阔，形势很好。

　　另一方面，也有些问题，我们不要为大好形势所陶碎。运动发展还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群众还没有很好发动。其中有些单位的领导，仍在限制、压制群众，不准革命，有些单位仍为黑帮控制。工作队到这些单位后，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从黑帮手中夺取领导权。

　　在群众大举反黑帮的同时，当前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对这埸革命，资产阶级客观上有点总动员（当然不是说在一切方面），积极进行破坏活动，各种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出现了反革命活动，贴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造反动谣言，以至挑唆、捣乱，打人，打架等。是什么人搞的？其性质大体有这么几种，

　　第一，有的是黑帮分子的预谋。尽管我们对反党黑帮进行了批判斗争，把一些人撤了职，但是“扫帚不到”，他们仍然活动。有的用电话指导，有的开会指导。我们前一段的运动布署，他们是知道的。当然知道也没有关系。谁知道咱们在这里开会的有没有黑帮分子？运动开始，擒贼先擒王，他们一看不行了，就节节抗退，进行伏击，反击、搞复辟活动。如一个学校垮了，他们就想保持一个系，一个集团垮了，还有分子。有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天改组几次，同我们争夺领导权。这证明确有一批黑帮死党，他们利用习惯势力、宗派关系，利用他们的影响，在那里步步为营，坚决抵抗。这是一种势力。

　　第二，是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他们知道这次大革命是要搞垮他们，

　　他们不会等着挨整。这些人衷面上检讨，实际上暗中活动。他们都有一批拥护者，有的是新结合起来的，有的是客观上结合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总是要联合的。

　　第三，还有右派的活动。这些人带着阶级仇恨、阶级偏见、报复心理，进行猖狂活动。有些是有组织的活动，象过去发现的自发的反革命活动一洋，组织不大，名堂很多。有阶级存在就有自发的反革命产生。这些右派当中，有地富反坏的子弟、右派的子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子弟。加上前北京市委片面解释重在表现的政策，模糊了阶级界限，带来很坏的后果。这次教育制度一改，把他们的一套连根子挖掉了，他们必然要起来反抗，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第四，还有一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日特、修特、美特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也发现多起。

　　达几种势力有矛盾，也有联合。各有各的小算盘。有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的利用反黑帮来反党，有的想把某些黑帮打死，牺牲一部分，保存一部分，保存自己。

　　林彪同志讲，任何大好形势下，都有阴暗面，不注意这一点，就要犯错误。在大好形势下，要看到阴暗面，要看到敌人在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他们利用群众反黑帮的热情，进行反革命活动，企图煽起一个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风波，他们力图把群众对反党黑帮的愤恨引向反党，力图把大好形势弄坏。他们用各种办法比如煽动打人，侮辱干部，或者趁群众起来打了有民愤的干部，力图把党团员搞臭，把党团组织瓦解，把左派孤立起来；他们想把群众的斗争目标引向反对新市委。

　　市委大楼就出现这种情况嘛，新市委刚一成立，就出现十几张大宇报，公开反对新市委。现在已经查明，这是黑帮分子在幕后操纵搞的。那么多的群众敲锣打鼓祝贺新市委，全国各地都拥护新市委，这是因为改组前北京市委，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这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在现阶段，拥护或是反对新市委，这是拥护党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

　　有的地方不分青红皂白，企图打倒一切，说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能相信了，叫嚷党员、团员都是黑帮，都烂了，都是坏的，这不是反党是什么？还有的要查看、接管档案，接管民兵的枪枝、电话总机、广播室，甚至要接管尖端要害部门，这不是要夺党的领导权是什么？有的侮辱妇女，剥女同学的衣服，这不是右派是什么？有的还直接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们的领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多数同志表现是好的，坚守岗位，寸步不让；但也有些人把机密、武器拱手让人，丧失了立埸。

　　茌学校，右派学生反对干部子弟，反对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谁表现好，他们就说谁是黑帮。有的左派学生，硬是顶住，有的也许要挨打，挨了打也不怕，挨打也是受锻炼，挨了打会大大前进一步。也有的老子是黑帮，孩子跟他决裂一刀两断，坚决革命，这很好嘛！经过这场斗争，是什么人，就可看清楚了。

　　赶工作队，也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工作队不会做工作；一种是工作队有右派，有保皇派，这样的工作队应该赶；还有一种是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工作上有缺点，可以要求他们改正缺点。对于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醒、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起来维护党的领导，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分析各单位党组织的情况，目前比较多的单位，党委陷于被动，甚至瓦解；少数党委还在抵抗运动；当然有的党委是积极主动地领导了运动。在达种情况下，群众迫切希望我们党加强领导，要求派工作队去。现在看，在党组织瘫痪了的单位，工作队就是代表党的。相当多的单位，工作队实际成了党的代表。工作队担负着相当重的责任，群众看党，首先直接就是看工作队。

　　概括起来讲，形势是很好的，但又是错综复杂的，

　　一方面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形势极好，一方面又出现了反复的夺权斗争。

　　一方面出现了大字报、批判会等有力的斗争形式，大字报大部分是好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越来越带有普遍性的打人、侮辱革命干部，党员等带有破坏性的不好的形式。一方面有工作队、有的地方有左派核心组织的革命的党委，有正确的领导，进行有计划有部署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或者压制民主，或者不放手，包办代替，或者对搞文化革命运动一筹莫展，不会领导，或者不敢领导，放任自流，或者工作队不纯，整左派。总之，范围广，变化快，起伏多，不平衡，这就是当前运动的特点。

　　（以下从略）

　　李雪峰罪行专题材料之二

　　最高指示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李雪峰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修正主义路线

　　李雪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积极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一员干将，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么过去他在华北全区究竟是执行的一条什么路线，他是哪个司令部里的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每一个革命的羣众，每一个革命的干部，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做一番严肃、认真的思考，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里，我们着重揭发批判李雪峯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的所做所为。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由于连续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煽风点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的进攻。

　　大量的事实证明，正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李雪峯站在刘、邓司令部的一边，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一唱一和，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给华北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一、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极力夸大困难，大刮“黑暗风”，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就指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又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对于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是并不心服的。他们在暂时困难面前惊慌失措，极力夸大工作中的缺点，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一九六二年二、三月间，由刘少奇、陈云主持制定的“中央财经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报告”，对全国形势作了一个极为悲观的估计。在这前后，刘少奇、邓小平会发表多次讲话。刘少奇指责“从中央来说，对严重形势估计不足”，说什么现在是个“非常时期”，大叫“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并且亩为这种形势主要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攻击大跃进是“发疯”，是“跃退”，说“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产了”，鼓动对三面红旗“有点怀疑也可以”。邓小平说的更露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并且恶毒地影射攻击毛主席，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那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就顾不住了。”

　　在这一时期，李雪峯也到处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讲话。现在注我们看一看他都放了些什么毒：

　　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太钢党委书记、经理座谈会上说：“这几年计划的毛病是绝对化，计划订绝了，话说绝了，事作绝了，不留余地，不能回旋。”

　　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向华北局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会上说：“过去提出的一些口号，就是急急忙忙提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要不要？……我看过十年再说，如果将来不行，…去掉一面也不要紧。”还说：“人民公社发展快了，急了。为什么快了、急了？高级合作化就快了。”

　　同年四月，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再次提出：“初级社是稳扎稳打，为什么要急急忙忙高级化？当时有何论据，查一查。”

　　同年四月，在听取遵化县委汇报时说：“过去八字宪法都是简单加法，提出单产多少多少，对提高总产量就注意不够了。脑子一热，资本主义国家不在话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在话下，只有我们在话上，出了许多问题”。

　　还是在这一年四月，他在唐山视察工作时说：“三年来胜利很大，打的也很疲劳，很乱，不论对自然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技术方面，问题都极为严重，发展到岌岌不可终日。”

　　够了，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他对总路线指引下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完全持否定态度，和刘少奇、邓小平完全是一个调子。不仅如此，而且更加狂妄，公然要翻高级化的老案，要“查一查”“有何论据”。众所周知，高级合作化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出现的，李雪峯竟然要翻这宗老案，他的矛头指向谁，不是非常清楚吗？真是青出于蓝，比之刘、邓，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年五月十四日到十七日，李雪峯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华北局书记处会议，研究讨论农业生产恢复的规划问题，会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华北全区粮、棉、油、耕畜、猪只的恢复，以十年为期。这个“以十年为期”的悲观设想，完全是坐在房子里，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递增速度推算出来的。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李云峯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唱一和，上下呼应，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首先就是从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刮“黑暗风”开始的。

　　二、积极鼓吹单干、倒退、自由化政策，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按照刘少奇的说法，“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刘少奇说：“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邓小平也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形式在那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羣众愿意采取那种形式，就应该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主要是多生产粮食，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解放初期会经大肆鼓吹“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四年大砍农业社的老右倾邓子恢，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又活跃起来，到处发表演说，鼓吹单干。

　　黑司令刘少奇、邓小平说了话，李雪峯有恃无恐。我们再看一看他在这场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中，又放了些什么毒，干了些什么坏事：

　　一九六二年四月，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说：“倒过来，有个复古问题。文艺复兴，复古有合理的。如包产到户，部分搞可能有好处，都搞就涉及到制度。”

　　同年五月，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在困难时增产了，私有有其积极性。”，“林铁赞成自留地搞到百分之十，以饲料地名义分给社员……允许自养牲畜。胡开明在中央一月会议时耕过自留地增到百分之十。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借地，个别地方需要，个别搞，……一般生产自救还是有领导集体渡荒，到人心思散时，收不上，只好那样搞了。”

　　同年六月，在华北局农村工作汇报会上说：“包产到户成了舆论，与其乱开荒，不如包产到户，有一些落后的地方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和单干一样也不完全一样，你搞的那么糟，要彻底单干，还不如包产到户”。

　　同年七月，在听取华北局财办汇报时说：“粮食市场不开放不行，牲畜市场不开放也不行”，“粮、油看来势必开放，棉花不开放值得考虑”，“供销社价格只能略低于市场（指自由市场）价格，看来对供销社限制的太死了不行”，“不能一切都管死”。

　　与此同时，李云峯还亲自签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文件是六月二日华北局财办“关于如何渡过今年夏季粮食困难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在干旱严重，劳力又多的地方，也可以暂时借给羣众一些土地，以渡夏荒”。在批语中说：这是克服“当前粮食困难较有效的办法之一”。另一个文件是六月二十三日华北局农办“关于农村工作汇报会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有的地方采取了除耕种、收获集体搞以外，其它可以分散搞的田间农活，实行包工到组或到户的办法，已经收到良好效果。”因此提出：“凡宜于个人分散搞的农活，包工到户或到人的办法，是可以实行的”。这两个文件的批语都是要各地“研究执行”、“参照办理”的。此外，经李雪峯同意，还在六月七日向中央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将自留地增加到百分之十、允许户养和自由买卖大牲畜、重灾区借给社员每人三至五分地的一个请示报告。在批语中说：这几个政策问题，“值得考虑”，“请中央参考”。从李雪峯这一时期的大量言论看，他是完全同意这样做的。其所以向中央转报而又不明确表示态度，很明显是向中央放出一个氢气球，探测风向的。从上述材料看，李雪峯在这一时期，不仅在言论上积极鼓吹单干，而且在政策上也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绿灯，取得了合法地位，给各地纷纷出笼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撑了腰，壮了胆，使他们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最突出的是河北，七月初林铁批准了胡开明、葛启、张何明在张家口地区进行“包产到户”、“划小公社”的试点，并四出派人到衡水、邢台等地总结“包产到户”的经验，打电话要沧州地委总结“保命田”、“借地”的经验。胡开明到处叫嚷：“当前不是方向问题，道路问题，而是如何吃上饭的问题！”此后不久，胡开明竟然公开上书毛主席，合盘端出他的所谓“三包到组”的单干方案，企图推销全国。

　　解放十三年的华北广大农村，仿佛真的要按照李雪峯等人的意愿“复古”、“倒退”、“文艺复兴”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正是在这关键的时刻，一九六二年七月到八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形势、矛盾、阶级斗争的重要讲话，批判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驳斥了形形色色的悲观论调，拨正了航向，给资本主义复辟敲响了丧钟，极大地坚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就在中央召开十中全会的同时，李云峯也在北戴河召开了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河北鼓吹单干的代表人物、给毛主席上了书的胡开明，也做为一个“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地委书记”参加了华北局的会议。会上，胡开明大肆放毒，神气十足地宣传他的“三包到组”的谬论。在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并且点了胡开明以后，李云峯见势不妙，才不得不把胡开明做为一只替罪羊拉出来批判了一通，而对他自己的问题，则装聋作哑，毫无检讨之意。

　　更为严重的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余音未尽，李雪峯在八月十七日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又大放厥词，公然对抗毛主席，说什么：“遇到困难，采取什么办法，是坚决渡荒，还是扩大小自由或借地的办法，我们脑子要放活些，一定要走羣众路线，看能否解决问题。包工到户刘祖春写了七、八点，也可让他试”，还是唱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

　　不仅如此，在这以后，他还不断地一再为自己、为那些鼓吹单干的人辩解，死不承认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企图把事情扰混，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在河北视察工作时说：“对于现在闹单干的人，如果一来就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对有些人是有刺激的。”什么“有些人”？就是李雪峯等人感到受了刺激！一九六三年一月，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他又说：“主张单干的人很复杂，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单干问题笼统地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主张单干的人确实“很复杂”，其中就包括象李雪峯这样的中央局第一书记，难道这能叫一般的认识问题，或者只是一时的动摇吗？

　　三、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包庇党的叛徒，大刮“翻案风”

　　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李雪峯不仅在政治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刮“黑暗风”，在经济上鼓吹单干、自由化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他在组织上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甚至包庇党的叛徒，大刮“翻案风”。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极力主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他说：“这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并且提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就可以平反；在党内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他还规定：只要本人提出申诉，领导和其它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平反等等。

　　根据刘少奇的这个调子，李雪峯首先在华北局机关，给原来在中央工业部反右倾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全部平了反。并且无视毛主席一再指示的：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将这些人所有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全部一风吹了。同时一再向各地施加压力，急如星火地指令加快翻案速度。在他的指示下，一九六二年一月到六月，华北局会三次发出通知、批转文件，指责各省市对平反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进度太慢”。一而再，再而三地发通知、批文件，还嫌不够，李云峯又先后派出李立三、池必卿等人亲自到河北、内蒙去坐镇，直接监督、掌握翻案工作。

　　就这样，承德的王克东，张家口的葛启，唐山的杨远，秦皇岛的常立木等等一些有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纷纷平了反，官复原职。最为严重的是，在李雪峯的强大压力下，竟然给包钢的大叛徒杨维也翻了案。杨维是原包钢的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与李云峯关系极为密切。此人早在一九三o年被扑入狱时，就向敌人自首告密，背叛了党，出狱后又倒咬一口，诬告同志，不久在李雪峯和杨献珍的包庇下，又恢复了党籍。一九五七年从敌人档案中，就已查获了杨维叛党的罪证，但李云峯一直压住不予处理。一九五九年七月，杨维又跳出来，放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受到广大干部和羣众的批判，给他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李雪峯也非要给他平反不可，指令包钢党委：“杨维要先平，全平”，一再向包钢党委书记陈守中同志施加压力，叫李立三带信说：“雪峯同志对包钢处理杨维平反问题太慢很生气”，甚至威胁说：”杨维的平反包钢处理不了，把材料调到华北局处理！”后来又派池必卿，会同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奎壁、权星垣，三名大员坐镇包头，强制给大叛徒杨维平了反。

　　物以类聚，人以羣分。李雪峯如此急如星火，迫不及待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如此处心积虑地包庇党的叛徒，他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四、结束语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这是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启示。这一伟大启示，对于我们揭发批判李雪峯一九六二年的罪行，是一个极为有力的武器。

　　李雪峯在他报送中央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书面检讨里面，对他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大量罪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对毛主席一九六一年底，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指示，我对当时的形势，一度把困难估计得重了，对毛主席制订的正确政策动员羣众的伟大作用估计不足。”仅仅是“一度把困难估计得重了”，仅仅是对毛主席制订的正确政策的伟大作用“估计不足”，再无其它。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吗？，

　　铁的事实证明，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李雪峯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领导华北地区广大人民羣众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完全站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积极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华北地区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斜路上去。李雪峯这一段的历史，是李雪峯自己写的。毒是他放的，坏事是他做的，白纸黑字，有据可查，是用斧头也砍不掉的！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打倒以李雪峯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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