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整理：惠宪钧访谈录

tuffy05

转自 《记忆》第60期

惠宪钧访谈录

唐少杰采访、整理

受访者：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已退休。
采访者：唐少杰，男，195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采访者按：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本想采访刘冰等四位当事人。不过，柳一安已经病逝。经清华校友总会的承宪康老师联系刘冰，因刘冰年迈体衰，婉辞了我的采访要求。吕方正也因体弱多病，在电话中辞掉了我的采访要求。只有惠宪钧答应了我的采访。无论是30年前，还是30年后，由于惠宪钧在担任清华不同的领导职务中平易近人，大家都称他“老惠”。因他曾是我刚进入清华工作时的校级领导干部，所以我称他“惠老师”。
2005年10月11日上午8点25分至48分，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传达室，我与惠宪钧见面。简要地谈了我的采访目的后，我首先问起他们四人当年给毛泽东联名写信的具体分工，惠宪钧强调，他们先后两次联名写信都是以刘冰同志为主的。我又问起，是不是由于现如今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是刘冰个人的原因，在刘冰写的《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一书中，对于他们写信的一些细节有所删节？惠宪钧作了肯定回答。我问起他们四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问题的背景，惠宪钧回答说，1974年之后，迟群因为个人仕途受挫，开始不断折腾。由于清华的地位，我们为了避免不利的影响，也为了保护迟群，想让毛主席、党中央把迟群调离清华，或另作处理。否则，任迟群一意孤行地坏下去，对清华、对北京市委、对党中央和对毛主席都不好，因为迟群、谢静宜当时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嘛，而北大、清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点”嘛。
短暂交谈后，我正式向惠宪钧约定了采访的具体时间。
采访完惠宪钧后，我写成了这个“访谈录”，并投送给《炎黄春秋》杂志。该杂志2008年第六期以“我们写信告迟群”为题，发表了被删节近万字的这个“谈话录”。这里刊出的是“访谈录”的全文。】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9日上午8点57分至11点6分。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103室

唐：惠老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没有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在私塾学过的东西我还是都背下来了，《三字经》啊，《百家姓》啊，《论语》、《大学》、《孟子》什么的，基本上都学了。我读私塾差不多从六岁开始，因为六岁我失去母亲，就住在学校，一直到十几岁，读书有五、六年或六、七年吧，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为什么调到这儿来呢？一个是我1948年入党，另一个是我算有文化，做过警卫工作，我一直在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做警卫员工作，调到天津公安局，又从那儿调回部队，调到中央警卫师。一开始就是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感觉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们师有三个重点培养对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选择培养对象的条件为，一是参加过战斗，二是年轻进过军校的，三是有培养前途的，所以我到清华来本身就是锻炼。
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和我都来了，我是作战科科长。来了以后，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进入清华。那天来了以后，我还想要回部队。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呀，因为我们有部队在这儿，我们一师出的人并不多。那天部队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我们来了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他们说，你要留下，因为咱们有部队在这里，我就留下来了。
我在部队这阶段，总的来说，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我，因为我是整个一师基层干部的标兵，所以我一直在基层，不管在连队里，还是在机关里，差不多整个工作上还是比较先进的。那个时候，我总感觉我个人是比较一帆风顺的，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起来的。
在部队，特别是一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是主席培养起来的，对于主席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得组织警卫。到了首都体育馆，（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说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但是，我对主席呢，对主席的评价还是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的，不过对“四人帮”有议论，认为这些人这么搞，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
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那时被关押在西山别墅，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担任作战股股长，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们有一个警卫班在那儿。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应首长想要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有人管着，就这样。那时候，贺龙元帅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想吃点辣椒也吃不上，一、两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的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
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说什么表现啊，战士说主要就是他每天要吃安眠药，睡不着觉，公务员给他送安眠药，他一把就把安眠药的瓶子夺过去了，所以公务员马上就又夺回来了，怕他吃多了，所以首长心情不太正常。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注意首长情绪，各个方面要注意安全，安眠药绝对不能让他再吃了，跟公务员一起，注意一点，要保证绝对安全。所以，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刚到，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在二层上面有一个门脸，门脸有个平台，首长有时候上去坐一坐，平时不该让他上去，也不知道。咱们曾一再告诉那些战士，注意首长安全，这是一个，再一个注意首长情绪，但是没注意到，那个时候，他睡不着觉，可能斗争了很多次，他就是在十二点，从一楼（他住在一楼），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那个平台，他把衣服脱到二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警卫战士一听到说首长上楼了，马上往上跑，跑上去以后，首长就跳下来了，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所以说，我写信的思想初衷，就有这个问题。因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是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毛远新呀，还有教育部的一个家伙，也是军队的，他们联系一起的。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要坐镇清华，基本上是“四人帮”的一些小喽罗，他们活动的一个基地，就是咱们清华工字厅西面的那些房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求刘冰和我们这些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直到通宵。夜间干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这些人来，谈些乱七八糟的，再一个是开会。来的这些人，就很复杂了，有的是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有的是投靠“四人帮”的人，有的是军队的，有的是地方的。从这些人那里，我们听到的一些东西，都是谈论那些老帅们的，谈论总理、副总理以及军队老干部的，不是说这个“老右”，就是说那个“老机”。我们听后，我们感到这叫什么呀，我们特别反感。就是说为什么对迟群、谢静宜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呢，大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呢，他们这些人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去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叫你去就去呀，他是“老右”。朱总司令一天下午来到清华参观，那时候他老人家身体还好，看看校园，又看看教室，那时候我看他岁数比较大了，我带了把椅子，到哪儿都请他坐下。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我就想，连朱德这样的开国元勋，他们这样的小人物都不愿见，更不愿接待。我送朱总司令走后，我心想，迟群他们不仅不见面，而且连句好话都没有。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是什么状况呢，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来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好嘛，这个闹，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就在那儿折腾。他不是一般的闹，有的时候就是喝酒乱闹，有的时候就是和谢静宜吵骂。我有一次，简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这像什么话呀！我说，你怎么这样啊。因为谢静宜当上中央委员了，他没有当上。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有的时候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多材料里都有揭发。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着要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的，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迟群的野心比较大。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咱们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里的人带出去。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你知道这事吗？
唐：刘冰的《风雨岁月》一书写到了这事。
惠：写了，就大概那么着了。正好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那时候吕方正在，刘冰在，我也在，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笨办法是想让迟群调离开。怎么调呢，当时说调回8341。于是我们给8341领导杨德中写信，我们跟他熟悉。迟群连杨德中也瞧不起。我们给杨德中写信，他也不能把迟群调回去，迟群连杨德中也骂。这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而且酗酒、吃安眠药这么折腾，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我们说，你不能再闹下去了。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谈谈心。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人，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当面又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办法，干脆，迟群好打扑克，我们就说算了、算了，勉强陪他打一次扑克，岔开了他们的争吵，我们让他自己注意。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没有奏效怎么办呢？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你不反映，首先是迟群与江青、姚文元这些人联系密切，而且一天到晚乱七八糟地在清华这么折腾，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们毕竟还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对我们来说，从我们对迟、谢的看法，应当是让刘冰同志参加的。再就是说，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过走资派了，他是有“前科”的，“带罪之身”的，他怎么能提出来呢？就是他本人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我们没有“前科”，起码不是走资派，我们该怎么提就怎么提，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唐：但是你们一提出来，想没想到，刘冰会不会拒绝呢？
惠：我们有把握。他会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先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拉到一边长谈。我们把迟、谢的那些行为，以及当前清华教职工的一些反映，作了概括。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任其这么发展下去，对学校、对教职工，还有对上、对外、对我们自己，都不利。作为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事向主席反映，请你刘冰同志参加，他欣然说“我同意”。
唐：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迟群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要调他到国防科委去当副主任，他不去。有过这事吗？迟群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清华待着。迟群还说，能当省长、部长的人不一定能当了清华校长。
惠：他说过这话一点也不假。他说副总理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走资派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这些话，他在我们跟前经常说起。他说的话，那简直是毫不隐瞒。当时的情况，还有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张铁生，张铁生到清华做报告，又到农场去参观，也去做报告，那时哪有什么大学啊。你看那时的架势，一个迟群，还有一个黄帅，还有一个清华自动化系的教师，还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嘛，那个学员倒是不错，但是他实在是文化程度太低。初小文化也上大学，可能吗？根本不行，也要斗人家老师，这教育战线行吗？我们当时就考虑，根本不行。所以刘冰同志也有这个想法，他天天都在目睹这些，客观的情况使他不敢提出来写信，也不现实，我们提出来，他自然参加，这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他提出来写信得考虑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要不同意那就麻烦了。我们当时考虑提出来写信，如果他不同意，那无所谓的，他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照样还是反映。
唐：现在有一个问题，当时你们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为什么只提到迟群而没有涉及到谢静宜呢？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好多人的看法；为什么在第二封信上，你们把迟、谢连在一起呢？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对迟群可能还不像对谢静宜那么熟悉，说毛主席收到你们的第二封信，一看到提及了谢静宜，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谢静宜，所以他对你们的这封信大为不满。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惠：为什么我们第一封信要告迟群，因为闹的是迟群，但是他有好多对学校的做法以及在政治和经历上，跟谢静宜都有关系，不过那时候闹的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是迟群。我们那时候，在没有写第一封信之前，我们还想，我们写这封信能不能征求一下谢静宜的意见，让她和我们一起向杨德中反映情况。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在第一封信里涉及谢静宜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迟群搞掉，谢静宜也就无关大局了，因为她不是政治决策者，而是顺从者，就是迟群说什么，她就同意什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唐：谢静宜是不是能力比较差？
惠：能力比较差，她是个机要员，没有什么。凡是出头露面的，政策决策的，出点子搞坏事，都是迟群提出来的，谢静宜她是举手者。所以，在第一封信中，我们主要是反映迟群问题。另外，我们考虑现在也不能把两个人都弄上，谢静宜毕竟是主席的联络员。
我们写那封信，我们是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好让主席派人来清华调查，我们再谈深层次的。我们准备由浅入深，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等着派人来找我们面对面地谈，因为我们要是把信写到深层次、写得广了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主席就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信没有涉及谢静宜，主要是反映迟群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第二封信又写了谢静宜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封信上去以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但是，可能这封信到了主席那里以后，谢静宜知道了，知道以后，她就对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派人监视我们，在领导班子有关会议上指使人反对我们，派人跟踪我们。我们到哪儿都有人跟着，派了8341的一些人，都是谢静宜搞的。我们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谢静宜出面要为迟群“打抱不平”了，包括化学系的人等，现在不能说他名字了，还好几个人，谢静宜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付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写信了，就把我们基本上控制起来了。我们上哪儿办事去，天天都得跟她汇报，我们在哪儿要开会，她都派人，到处她都安插了好多人，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法工作了，因为在会议上，她还骂我们。这事儿，我们本来是在这第一封信给她留着面子呢，其实很多决策是你和迟群两个决策的，好多做法你们是同心同德的，我们没有告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主次问题，所以这次我们写第二封信就考虑，不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行，要反映就同时向主席反映。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我估计主席是不可能派人来的。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对我们采取措施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迟群暗中布置的。
唐：那时，迟群也知道了？
惠：迟群也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所以就采取了措施。很显然，我们就没有多大自由了，在哪儿有点什么活动，就马上追问，你们干什么去了？这让我们怎么工作？所以，我们写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我们就把谢静宜她的一些事都写上去了，具体的都在信中。写那信，我们也没有敢写深了，我们也是大致都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谈起，每一句话都不要写得太重。我们反正想了，如果主席知道了，要是能客观一点儿，能派人过来了解，我们会把详细情况，向主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做个汇报。至于主席怎么断，我们都心服口服了。与第二封信不同，不是说第一封信不想反映谢静宜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先把一个主要矛盾反映出来，也跟谢静宜有关系，所以不提她，但第二次写她，主要是因为她对我们采取了措施，就说明她跟迟群是一样的，而且我们感觉到“四人帮”也在这个事情上插手了。
我们告迟群的信，摆在主席的床头上很长时间，主席看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信，现在事后看来，主席把它与邓小平同志搞的整顿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后，主席心想，你们告迟群是个人问题，到最后成了要翻文革的案的问题，又是搞资本主义道路啊。第二封信上去后，主席看了就重视了。但是毛远新等一些人经常同迟群、谢静宜联系，几乎是天天电话联系。毛远新的干预作用很大。
唐：在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说，1975年11月3日下午，吴德来清华口头传达毛主席让清华就你们的两封信进行辩论的指示精神，当时你们没有想到吧？
惠：没有想到。
唐：当时还设了个圈套。在这次会上，先让大家辩论，先让你们表态，迟群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次会议故意没有公布毛主席对你们的信的具体批评。
惠：第一次辩论会，传达了主席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总共那么有三、四十人（实为53人，——唐少杰注）。他们挑好了地点，事先做好准备。我们一看这个事就知道了。我们认为，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指主席看到我们的信以后，有说法了；坏消息呢，那我们可能要倒霉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一看吴德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通知我们，下午开会。吴德他倒没有讲什么，他传达完了以后，说主席让大家辩论，宣布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主持。辩论开始后，我们发言。我们首先就说，迟群、谢静宜，我们说的这些事，实事求是地讲，是不是真事儿？我们发言时，一帮人在那儿有组织地起哄，喊“撒谎”，但是你们说撒谎，你们知道谁撒谎？再一个，对吴德，我们也跟他说，吴德同志，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写信有什么不对？我们写信，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我们有权向北京市委、向主席写信，这封信也给你这位市委书记了。我们写信同时两份一起送的，我们就问，吴德同志，这封信我们也给你送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一声不出。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对，你为什么不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看那个劲头，又哭又闹，好家伙，说你们四人反对毛主席，我们看错人了。原来一些人还是对迟、谢有看法的，但是一经鼓动，什么上当了啦，走资派啦，投降派啦，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清华政治部一位姓吴的还写出了大字报“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仍然有”。
唐：还有就是公布并指责你们写信一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际，斗你们啊，批你们啊，这个人际关系啊，清华文革方方面面的问题啊，你当时都有什么看法？
惠：挨斗，我是最多的，因为拿我做典型，我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为什么呢，我当时考虑，第一个你现在撤我的职，撤我的职没关系啊，这对我是无所谓的事儿。
唐：军籍还有吗？
惠：有。你要是开除我军籍，你得报中央军委，我不怕。你撤我职，我无所谓；你开除我，就开除我。我当时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不就是一个死嘛，有什么。我是思想有准备的，就是这样。批我反对毛主席，我就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愧对毛主席的。你们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是你们的事，对我后人自有评论。所以，那时候斗我们，我的态度最强硬。他们把我弄到清华农场斗我，我在那儿站着。他们说，你给我坐下，我就不坐下，把我摁下。一会，他们又说你给我站起来，几个人抬我，我也不起来，就不站。我说为什么斗我，他们说你说瞎话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胡说八道。没关系，反正我不服，这有什么呢，我们给毛主席写信有什么，我们犯什么错误了？我不服，在清华农场斗我，那几个人按着我们，折腾到最后，坚决不行，拉回去斗，又弄到清华后勤系统来斗。他们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我说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不反对，但大家要一起背，你指着我背，我也有权利指着你背，你们背，我也背。闹到最后，他们弄我站到桌子上挨斗。
唐：当时，你挨打了吗？
惠：没有。那时候他们不敢打我。还有，那时在胡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唐少杰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我，斗你，你有什么收获？我说，我收获大了。什么收获呢？我说，你斗我一次一小时，你得准备一个星期，而我就听一个小时，我占便宜，我说这就是收获啊。他们说，不行，决定连夜斗我。我说，你们连夜斗我，你们还得准备夜餐。我是不怕死的，我根本就不怕死，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们说我是反对毛主席的，哪一次斗都是这样。我反对毛主席吗？不反对。我反对迟群吗？反对。难道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谢静宜就是反对毛主席，或者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迟群，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谢静宜？我说，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每次我都这样，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着我，搞不倒我，没办法。别的呢，我也不怕，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没有“前科”，我到清华这儿也没有犯错误。至于我给主席写信，那是党员的正当权利。
唐：1975年11月18日，在清华、北大万人参加的有关大会上，才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你们写信所作的批评。你听到毛泽东的这段批评以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惠：当时，我不相信。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相信。我因为对主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即使主席感觉到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批评他，我都是从客观上积极地评价主席。我想，即使一时出现主席的误判，主席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对的。我还认为那不是毛主席批的，有可能是“四人帮”捏造的。
唐：很有可能，这个批评是由毛主席口述的，毛远新或别的什么人记录下来的。毛主席对你们的信有一句批评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即你们写信告迟群，“矛头是对着我的”，你怎么看？
惠：有可能，我们写的这两封信还没个结局，总得有个结局呀。主席考虑来，考虑去，“四人帮”这些人吹吹风，主席可能说几句，他们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可以说，我从不反对毛主席。是主席把我们从战争年代带到建设时期，我们对主席的感情有什么可怀疑的？
唐：你现在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是依然如初吗？
惠：是的。但是，我现在看文革那时候的事，是主席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文革是主席晚年的错误（所在）。你再肯定主席，文革这个事儿都在。不管怎样把主席一生功过各分为“七开”和“三开”，那“三开”都是存在的。我现在都认为，文革是把国家搞乱了。
唐：对评价历史上杰出人物而言，功和过是不能相抵的。
惠：对，不能相抵。不能说，我有功我就可以杀人。文革这个事儿，你对主席再崇敬，他也是有错误的。你看看，跟着你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一些老帅，你都把他们打倒了，你不知道吗？把这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头脑还清醒吗？我还参加过毛主席1966年八次检阅红卫兵的警卫任务，那时候主席头脑还是清醒的。整个这八次检阅，我都参加了有关指挥部的工作。
另外，我还参加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工作。我在那次会议的工作证都保留至今。那时，我是内部警卫，武装警卫在外围，由我们师的参谋长负责。便衣警卫在内围，由我带着，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招待的，等等。那个时候多富有朝气，开大会多么朴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来参加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是米高扬，日本共产党是德田球一，波兰是哥穆尔卡，胡志明来了，金日成来了，等等，我都见过。毛主席来的时候，我还在会议室负责警卫。主席、小平那时身体都很好，跟我们接触了以后，要接见我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等等，那么亲切。所以，在我一生当中，我是跟着他们的。唉！现在开个大会，你看看闹的，过去开会怎么感觉真的没有那么张扬。“八大”是在政协礼堂开的，这个政协礼堂当时是新建的。我见到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共产党领袖。那时，胡志明好开玩笑，什么都说。
唐：“四人帮”倒了以后，给你们平反等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把你们怎么处理的？把你们放在哪儿了？
惠：那就让回家休息了。
唐：不上班了？
惠：对。但很快又让我第二次回清华农场劳动。这时，因为“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我再次回农场，很有意思，你到哪个班，哪个班都不要。原来的时候，你在我们班，人们说这个说那个，现在人家说什么呢，“四人帮”倒台了，你又什么了；我说我也不是什么，害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要怕我说你们什么。我到农场劳动，就是来老老实实劳动的，什么活都干。最后让我看护水渠，我整天都在堤上。
唐：当时你们看到了希望吗？平反大约是什么时间？是在邓小平复出后吧？
惠：反正我们知道“四人帮”倒台了，迟、谢倒台了，平反不平反，我们心里踏实。你就是再说我们反对毛主席，我们没有反对啊。那时候迟、谢刚倒台，清华还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他不敢斗我们了，说你们等着吧。我们与他大吵，就指着他，我们的案子你能说了算吗？谁让你说了算的？吓得他赶紧跑了。
唐：当时扣发你们的工资了吗？
惠：没有。我的工资都在部队领。
唐：当时你所在的部队给你们写信提供过帮助，部队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受到打击了？
惠：受到打击了。因为，我们的第二封信是在我所在的部队里写的，我们的师长、参谋长都是我的老乡。我们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了，他们给我们提供方便，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派人招待我们。
唐：就在你们给主席写信的前夕，在社会上流传着对“四人帮”言行的不满，什么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江青啊，什么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啊，当时你们能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因为当时有些材料说，你们听到了关于所谓中央首长的“谣言”，就说你们也参与了所谓攻击中央首长的坏话，你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对于“四人帮”的不满吗？而且这些和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正好是非常吻合的。
惠：当时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你说知道太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从未有过。我们只能从现象上看。迟群、谢静宜经常不断地在清华一些会上议论中央上层的事情，不仅议论“四人帮”的一些事情，就连毛主席的以及教育部的等等事情，都大加议论。再加上江青还不断给他们来电话，内讧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似乎都见怪不怪了。他们议论这些事儿，有时回来还有些动作，我们都感到没什么好事儿。所以，我们对此一个是敬而远之，一个是一言不发，你说什么算什么。那个时候，因为咱们也不知道结局大概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能如此。
唐：当时清华一些人，尤其是工宣队的一些人，对你们四人的批判和迫害非常卖力，到最后甚至令人觉得他们比迟群、谢静宜还还积极，挺可悲的。你是怎么看的？
惠：这批人呢，我认为还包括清华后勤个别人员，因为我是主管后勤的。从客观上讲，这些人感到大局对他不利，他要保护自己，除了像清华政治部吴××是想出人头地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为保护自己。所以，在我们写了第二封信以后，迟、谢给他们的人打了招呼，我们也打招呼，因为有些人，迟、谢一给他打招呼，我们就知道了。迟、谢给他打完招呼，我们接着给他打招呼，迟、谢说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也说他们不是好人。一些人是不负责任的，我感觉他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总结过，一开始斗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坐过“喷气式”，即两个人按着我的脖子，让我竭力低头弯腰，还让我把双手高高向后伸。在清华西主楼阶梯教室里斗我，他们是高凳子上再加高凳子，让我站在上面，“高高在上”。还有“坐飞机”，就是四个人把我抬起来往地下扔。还有“站电线杆子”，等等。我想得开，你怎么斗我吧，反正你让我站着的时候，我就让你搀着。你怎么折腾我，你折腾到最后的时候，许多群众也看不下去。我特别难过的就是1976年7月底大地震之后，一些人斗我，让我在防震棚外“喂蚊子”。别人在外面搭的防震棚都挂有蚊帐，却不让我挂蚊帐，让我只穿衬衣。那蚊子咬得可真厉害。“喂蚊子”，坐“喷气式”，“高高在上”，“坐飞机”，什么花样都有。还一个就是吃苦，“吃苦思甜”，让我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好的，不能给打好饭好菜，只能吃窝头咸菜之类的，就得吃这个。
唐：这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自己不能去买，是看守人员给你打的？
惠：他们给打的。人家告诉我不许吃好的。平时，喝水也没有开水，没开水，我可以上厕所，拿水壶打凉水，我也能喝，也没出事。
唐：就是来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减轻对你的批斗？
惠：没有，斗得更多了。他们没事儿，好家伙，在防震棚外面斗。他斗一次，我画一道，一共斗我214次，这就是结果。
唐：你还真不错，挨完了这么多次的批斗以后还能在清华继续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惠：文革结束后，原来我是想回部队的。清华新的一把手是刘达同志。我跟刘达的关系比较好，他说，你愿意不愿意留在清华。我说，我还是想回部队，清华太复杂了。他说，不行呀，你留下来是党的需要，因为你们四人写信给毛主席这件事就发生在清华，所以你们总得有一个人留在清华这儿。柳一安同志回原来的单位去了，吕方正同志也回去了，刘冰同志调走了，所以你写的回部队申请，我不能批准。刘达说，调走的同志，他们都有党性，你也有党性，要服从需要。我原来所在的部队本来打算我回去就给我安排新的工作。
唐：你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还这么重视你？
惠：是很重视啦。那个时候，我岁数还不算太大，我还可回部队工作。最后，刘达同志决定把我留下来，工作需要嘛。我说，不管怎么样，给我平反了，我感谢党。你看，这些材料都是当时报纸报道的平反消息。
唐：对你们的平反是不是一步到位？留没留什么尾巴？
惠：没有。一次完成。
唐：现在想想，令人感慨，你们的经历真可以写一部很好的小说或者电影。
惠：太复杂了。在战争年代、在建设时期，我因为一直走得比较顺利，到现在受到这个挫折，使得我长了好多知识，吸取了好多教训。
唐：给你恢复职务的时候，让你兼没兼任总务长？
惠：兼任总务长。原来我是清华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兼校务部部长。恢复我的职务时，何东昌想让我到国家教委，当教委办公厅主任。还有一次，我们在西苑饭店开会，选举出席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汪家镠说，你干脆上去北京轻工业学院当副院长得了。我动摇了，因为她跟那里的党委书记说过，那里的党委书记说让他来吧。何东昌知道后，说不行，你不能上那儿去，你是属于教委这儿的，那学院不是部属的，你要来，必须要到教委办公厅，不来你就在清华。我想太复杂，我说我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呢？我说办公厅人家好多副主任都是过去的老红军，都是首长，我去了我能领导起来吗？另外，你们那个烂摊子，我怎么能搞起来。他说，谁不行，调走谁。我说那就更不行了。他说，那你就不能离开清华。我说，可以。所以，我就不离开清华。
唐：在迟群、谢静宜被逮捕之后，你见过他们吗？
惠：与谢静宜没有见过面。迟群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了。
唐：审判迟群的时候，让没让你作证？
惠：作了。我发言了，那时迟群在场。
唐：那就是审判会的证人发言了。我问一句，迟群个人的工作能力如何？
惠：迟群这小子有能力，有点才能，在8431担任过宣传科副科长。那时部队，科是团一级的，处是营一级的。他的岁数比我还小呢。我们那时候都是团职的，我在我们师里任作战科科长。
迟群是毛主席派到清华来的，在那种环境下，他太狂，太骄傲，把握不住自己。他写字模仿主席的字体，还模仿得特像。他大会讲话，好多时候不用稿子。这个人还是有点才。谢静宜没有什么能力，她也没什么特殊经历，而且她原来也不是部队的，就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给主席送信的机要员。她没有迟群那样的能力，客观上，我们写第一封信时不考虑她。
唐：但是，谢静宜的机会太好了，那时任过许多职务，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团委书记，还有清华党委副书记，等等。
惠：人家就是看主席的面子嘛。没有主席，她什么都不是，她懂什么呢，你让她出点子？出不了。你给她出点子，她半天还不理解呢。迟群就聪明。反正她没有。后来没有给她判刑。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这就违反客观性。
唐：谢静宜的岁数和迟群差不多吧？
惠：差不多，稍微小一岁吧。
唐：听说谢静宜的丈夫去世了？
惠：是的，她丈夫原先是空军司令部的。
唐：听说，她丈夫参加过与林彪事件有关的斗争。
惠：他也够惨的。谢静宜也有点可怜。一个小人物处在那么大的一个位置上，最后又是这么一个结果。
唐：据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十点半左右，迟群、谢静宜被抓。谢静宜当时还在医院住院呢，迟群是打电话被叫去抓的。在北京与“四人帮”有特别关联的庄则栋啊、于会泳啊，等等，不到一个半小时，一锅端。
惠：哎，一锅端！在清华这边，开始还找不到迟群，到最后，找到了。抓迟群是我们师抓的，这个师的参谋长是我的老乡，他负责抓的。
唐：你的家人或亲属在当时受到什么牵连吗？
惠：我的家乡在辽宁。毛远新当时不是在辽宁吗，这回我出名了。毛远新说，辽宁出了一个投降派，所以他的亲属，你们都要把他们监视起来。我的一个妹夫就被抓了。在辽宁呢，我的事，辽宁各区、县都知道，辽宁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毛远新亲自下指示要监视他的亲属。
唐：你们写信这个事，从开始酝酿、写出、送上去到挨斗、劳动改造，再到平反、恢复工作，前前后后，有三年还是两年？
惠：差不多三年。
唐：1975年11月3日开了第一次关于你们写信的辩论会后，你们四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当时，刘冰处在你们当中的第一位，迫于巨大压力，他很快就承认“错误”了，这对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影响？
惠：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不太了解。我们知道他会说的，但是他受什么的影响呢？主要是因为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大加指责、批判刘冰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批评刘冰同志。还有列席的几位所谓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很快承认了错误。当时，他也没办法。
唐：当时让刘冰列席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告诉过你们吗？
惠：没有。
唐：刘冰回来也没有跟你们说？
惠：没有，也不可能。那时我们不能见面了，我们四个人，每个人被分在一个地方，每个人都由好几个人看管。
唐：你们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的原件，你知道现在存放在哪里吗？应该在中央档案馆吧？
惠：信的原件在哪儿？我也闹不清楚。反正这两封信是历史文物。
唐：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你们两份信的全文。我在清华档案馆看过一回，那是当时清华党委副书记周家悫在1975年11月有关会议上对你们的信一边念一边批的记录稿，我不知道哪些是你们写的，哪些是他批的。不但清华档案馆、图书馆、校史馆等都没有收藏你们的两封信的原文，而且清华当时绝大多数人也从未看过你们两封信的原文。这真有些遗憾。我后来从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习广编集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找到了你们两封信的全文，并复印给清华档案馆收藏。
惠：那个信，总的来说，我们是从侧面写起，浅写深谈，我们采取这个策略。我们希望主席派人来，我们要全面汇报深层次的东西。
唐：就是说，你们当时有把握准备同毛主席派来的人谈。
惠：哎，我们想主席会派人来谈的，所以，我们考虑，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写深了以后会造成主席不接受，这样局势不好收拾了，我们可费劲了。如果把我们知道的事都捅出去，这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们是浅写深谈。第一封信是吕方正起草的，我们讨论、修改；第二封信是刘冰起草的。第一封是我送去的，第二封信是刘冰托教育部的一位叫李琪的同志，通过邓小平办公室转送的。
唐：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68年清华“ 7•27事件”以后，你们工宣队的干部们，包括清华工宣队第一任领导人杨德中、第二任领导人张荣温，当时感觉与迟群的工作配合如何？
惠：那时候配合的还可以。张荣温这个人很不错。
唐：张荣温的能力怎样？
惠：他的能力当然没有迟群强，岁数也大了一些，张荣温是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副团长。
唐：这种副团长相当于副师长吧？
惠：相当于副师长。张荣温的表达能力不如迟群，迟群欺负他。但是，那时候，我们整个的配合还可以。那时候“四人帮”的问题还不是很突出，迟群与他们的联系也不是那么频繁。杨德中出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党委书记，挂名的。杨德中是中央警卫团（8341）团长，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很有能力，他跟主席经常见面。
唐：在1975年之前，你们清华工宣队内部的合作关系如何？
惠：基本上还可以。刚开始时，包括“清理阶段队伍”、整党建党，还有开门办学等，还可以。到了1973年最后的三个月，清华掀起了一场“三个月运动”（即批判何东昌等人所谓“右倾回潮”的运动，——唐少杰注），我们工宣队内，实际上也是清华领导，开始出现分歧。 在那之前，除了对何东昌这个事在客观上我们有些看法以外，其余的都是迟、谢拿主意。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分歧，那时候都听迟群的。你又回不去原来的部队，在这儿，在他手下，只能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整党运动完了以后，我就负责清华后勤工作，任校务部部长。
唐：1973年夏季开了中共“十大”、1975年初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以后，迟群没有爬上去，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是个关键点。
惠：对！关键点。他的本质暴露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说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当不上教育部部长，别的台阶他又上不去，他的要害就在这里。迟群跟谢静宜的关系是又和又反。和的时候，他想利用谢静宜跟主席说他的好话；反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没当上中央委员，跟谢静宜有关系，要不怎么是你当上了中央委员，我怎么就当不上呢？就是说，你谢静宜当上了以后把我挤掉了。他怀疑谢静宜在主席面前没有给他说好话。就是这个事儿。
唐：谢静宜当时和毛主席经常见面吗？
惠：不是经常见面，反正就是谢静宜有事就找主席。谢静宜那里有通主席处的专用电话。有的时候，她说这个是毛主席说的；有的时候，她说那个是什么中央首长说的。谁知可信不可信呢？反正，她把这当作了挡箭牌。
唐：她经常这样说吗？
惠：当时不会。但也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她来了这么一手。这个就太可怕了，你不清楚，哪是毛主席说的，哪是周总理说的。这个呢，平时她倒不敢。迟群问题的要害就是他要往上爬，不是中央委员怎么爬，即使当了中央委员，他还要往上爬呢，他的目标是副总理，尽管他说过，当了副总理也不一定能领导清华。
唐：这也太狂妄了。
惠：迟群说，清华大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大。谁能领导清华大学呢？他大会上说，下来也经常跟我们说，这是他的名言，出口就来，“我的能力是超强的”。“我能领导清华大学，我就可以当一个副总理”。信口开河。张风瑞过去是工宣队里的一般工人，把我们打倒了，他当了清华副书记。
唐：他还不是和你们一块当副书记的吗？
惠：不是。1976年夏天大地震后，迟群就对张风瑞说，你去唐山当市长、当市委书记。不是地震了吗，你去收拾摊子。将来，咱们都是书记。这就是封官许愿。
唐：看来，迟群的水平还是不行。
惠：他的野心支配他好多的言论。有的言论呢，是他表达能力强。还有些呢，是他嘴上把不住门。他要是心血来潮以后，他什么都可以说。你说他水平高，那他跟谢静宜闹矛盾后，在谢住室的门口小便，那算什么？就因为这个事，我们还专门找过他，批评他。
唐：你们对他还算客气一些，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上没有提及这个事。
惠：我们在给主席的信上，对迟群的很多事都没有反映。
唐：当时你们四人挨整后，对你们各自的家庭有什么影响？你们的家属情况怎样？
惠：家里呢，倒没受什么大的影响。反正就是我的老伴在她的工厂经常被借故挨斗啊，挨斗时，趴在楼梯上拖来拖去。还有我在家乡的妹夫，被关了起来。
唐：你夫人在哪一个工厂？
惠：北京国棉二厂。其余的，倒没什么。因为他们顾不上了，他们也没招了。
唐：还有你的孩子呢，那时候你的孩子很小吧？孩子也会受到很大打击吧？
惠：他们都上小学呢。
唐：他们记得这事吗？
惠：记得。我的小姑娘，就是她经常来看我。
唐：哭吗？
惠：哭！就是她知道我被关在哪儿，从哪个门可以进，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我，她几乎每个礼拜都来两次看我。每次来，都带来家里送来的东西。
唐：惠老师，你有几个孩子？
惠：三个。一个男孩是老大，两个女儿。
唐：经常来看你的是哪个女儿？
惠：是小女儿，她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当军医呢。就是她，带着我的大女儿，敢问敢闯，知道我被关在哪儿。因为看守我的人，跟我家通气。我被换了好几个地方关押，先是在咱们清华老供应科后院，后在强斋等地。
唐：当时住的条件还行吗？
惠：住，就是四个人看着我。一个房间，都挤在那儿，四个人轮流看着我。
唐：四个人看着？就是行动没有自由？这大概持续了多少时间？
惠：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从开始挨斗以后，半年多吧。
唐：我的采访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