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允弘 忆父亲吴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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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南师附中老三届网

忆父亲吴天石

吴允弘

2010年阴历一月二十九日是父亲吴天石的诞辰100周年。
在1966年8月5日，爸爸才56岁，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了。40多年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们多年的调查，认定爸爸妈妈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在暴力型“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是文革进程中最为野蛮血腥并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一天。当时爸爸吴天石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妈妈李敬仪是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爸爸是因为他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中央的某报刊要提前发难，而在江苏被最早“揪出来”的文革批判打击对象之一。
1966年8月3日晚9时左右，天气极其闷热，当时，妹妹作为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常住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和学生“三同”。一个弟弟在南京无线电校住宿。上初中的两个弟弟都随他们各自的学校在农村劳动。我和另一个弟弟分别远在石家庄和北京。家中只有爸爸、妈妈和老保姆。南京师范学院的“左派”学生，在一些极端分子的煽动和策划下，冲进我家，把爸爸、妈妈拉到南京师范学院校园中，召开“批斗黑帮分子大会”。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高帽子（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他们的头上。接着，又拉他们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开始时，妈妈和爸爸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在发烫的马路上被横拖着走，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一里路。妈妈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爸爸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批斗。毒打时，有人问：“吴天石，你是黑帮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是共产党员！”又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中国人！”这样铁铮铮的回答招来了更大的摧残。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得到消息后，立即叫省委组织部长辛少波去医院探视。经检查，爸爸双臂被扭成骨折，另有五处骨折，双腿被拖成瘫痪，身体外露部分的汗毛孔被墨汁和灰尘封闭，形成了脑水肿。由于爸爸伤势过重，一切努力都已经晚了。昏迷两天后，爸爸在8月5日含冤去世。妈妈李敬仪和爸爸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左图：青年吴天石）

爸爸妈妈遇难后的几十年来，爸爸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老上级，接触过的教师、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文艺界的朋友和各方面的同志等等，用生动的文字，深入的分析和充沛的感情，写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回忆文章。使我们知道了爸爸许多为人民所做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事情，使我们对爸爸有了更深的了解。
1949年渡江前，我年龄还小，很多事情记不起来，很多事也不知情。渡江后，我上小学六年级，就在学校寄宿，以后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住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和爸爸、妈妈接触的时间很短。他们在工作单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从不和孩子们谈论。以下只是我对所知所见的一些片断往事的回忆。
一
1910年，爸爸出生在长江北岸靠东海边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偏僻小城南通。我的祖父是独子，在南通天生港海关当小职员，平时住在海关，节假日才回家，业余时喜欢看些中医药及阴阳、风水方面的书，到现在还留有一部李时珍的石印本《本草纲目》。我还见到过祖父用过的看风水的罗盘。祖父在爸爸11岁时得急性传染病（据说是霍乱）去世。这样，家中除几间门面房的薄租外没有了其它经济收入，陷入了困境。家里没有了主事的男人，房租也难收到。祖母吴陈氏，小脚、文盲，但深明大义，有主见，全力培养孩子读书。爸爸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旧社会只有男孩才能算家中人，爸爸是家中的独子，很受重视，是全家的希望。爸爸说：他小时候很聪明但很顽皮，爱看闲书、斗蟋蟀等等，在小学校里读书不认真。祖母非常伤心，大打了爸爸一顿，说：“如果你要继续上学，就好好读书，不想读书，就去当学徒学做生意。”爸爸表态要继续上学。
从此爸爸认真读书，国文成绩特别好，记忆力也非常好，因此李俊民说爸爸有“过目不忘之才”。小学毕业以后，上了在苏中地区有名的南通师范，当时上师范不要学费，还管饭，家中经济负担也减轻了。爸爸在读师范（中学）时已小有名气，师范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是专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高等学校，当时的馆长是清朝的进士、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爸爸的同学有郭影秋等。1932年在无锡国专毕业后，爸爸还专门到南京龙蟠里著名的国学图书馆“陶风楼”看了三个月稀有的馆藏书。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深入学习，中国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与道德传统、人文精神，对爸爸有极深刻的影响，影响了他一生的言行和他的教育思想。解放后到南京工作，爸爸还特地去龙蟠里图书馆旧地重访过。可惜，改革开放后藏书都已搬走，现在此图书馆原址也已拆除，影踪全无。
爸爸从无锡国专毕业后，经顾怡生老师介绍，在南通崇英中学找到了一个教职。但工作一个多月后，就因写了不少激烈的文章，上海进步团体给他邮寄材料等，被人密告，而被国民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开始时，有人耽心忠厚笃实的爸爸经不住敌人的折磨。但爸爸幼年时的同学、好友李淡人去狱中探望过两次，都见他镇静地坐在铺了稻草的地上，神态自如。被关八十多天后，经老师、好友、同学们尽力奔走。祖母几乎变卖了所有家当，花了大钱才营救出狱。爸爸出狱后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从书本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屠杀青年的话，至此，算由亲身经历，真正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
出狱后，爸爸被反动政府驱逐出江苏。他得到挚友李俊民的帮助，远去山东教书。爸爸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过：“在23岁时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第一年只教了三、四十天的书，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后来家里用了很多钱，才把我保出来。你的祖母的头发为此白了很多。但是我更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为我认识到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实现，子子孙孙才能得到幸福。”
爸爸在20岁时即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30年代初爸爸被逐出江苏后，曾经在山东多所中学教书，是很有影响的语文教师，著名的进步教师。因宣传革命思想，曾多次被解雇。他曾在济南乡村师范（解放后被称山东红大）担任国文教员，当时的学生中有后任云南省长的赵健民、农机部副部长景晓村、新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景晓村回忆爸爸在济南乡师上课时讲到东北的沦陷，声泪俱下，极具感染力。山东党史有关资料提到30年代山东学运中“对山东学生影响较大的进步教师有楚图南、胡也频、田在村、范明枢、马适安、王翔千、武新宇、吴天石、王溥泉（刘顺元）、路雨亭、田仲济、田佩之、王哲、何其芳、马霄鹏、李竹如、刘宪曾、于云亭、高文甫等，他们是指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抗战前夕，爸爸和好友、地下党员顾民元、江上青（江泽民的继父），以及于在春、江上青的弟弟江树峰等人创办了进步刊物《写作与阅读》，影响了很多进步青年，此刊物在抗战爆发后停刊。抗战开始后爸爸回到南通，在南通、如皋等地农村直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0年11月，还曾和梁灵光两人只带一个警卫员，去接管了南通伪县政府，建立了南通县抗日政权。改革开放初期，梁灵光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时来南京考察，爸爸的老朋友施亚夫带我去看他，他还特地详谈了这一历史事件。但爸爸一直没有要求入党。爸爸后来在整风时说：“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在苏中抗战最艰苦的1943年，日寇在与上海隔江相望的苏中四分区重兵重点清乡，到处建起了封锁线和碉堡，还用竹篱笆分割各小区，抗日根据地中不少革命不坚定者投敌或逃跑了。这时爸爸却正式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是陈伟达和赵毓华，主持入党仪式的是钟民。钟民在改革开放后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伟达在改革开放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不久，爸爸就随夏征农离开苏中四分区，赴三分区的宝应地区，去新建苏中军区苏中公学，任政文教育主任兼宣教科长。其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夏征农是苏中公学的教育长，大家尊称他为“夏老师”。爸爸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工作生涯，教育和培养了上万名革命干部。
二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他的职位现在看来是“高干”。但他从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当“官”，而是在从事人民教育事业。他在江苏省负责教育工作13年（从1954年到1966年遇难为止），得到广泛的好评。他安于本职工作，从不想升官。中央教育部和华东局（统管华东六省一市）都曾准备调他去，都被他辞谢了。他常说：“以后不做教育行政工作了，就回归老本行，去当教师教书。”他当教育厅长时，就常去各地的学校听课，南京师范学院附小的斯霞老师的课，他就听过几次，发现了这个典型，亲自写了介绍文章。江苏南通的典型、特级教师李吉林，也是他发现的。他还亲自主持召开全省语文教学座谈会，总结经验，在省里推广，以提高语文教育的水平。他还准备到学校去兼课，但由于工作太忙，上了几次课以后，无法坚持下去，才不得不停止。
爸爸心目中的教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不是为分数、为升学率服务的片面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普遍教育，而不只是精英教育。在普通教育内容上，他主张知识的全面学习，反对偏才或专才教育，反对过早的专攻一门或文理分科。
爸爸反对学校以升学率为好坏的指标。当时中、小学不分什么省、市、区重点，什么4星、5星、示范学校，重点班等等的等级，没有各种名目的评比，也不统计升学率。那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教育经费很紧张。对于省属学校，没有听说有什么经费上的特别照顾。我上过学的苏州高级中学、常熟中学和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都是江苏省的顶级中学，当时就没有什么特殊待遇。而当时爸爸对农村学校的经费则尽力争取。1961年有一次，我直接听到爸爸当面向省长惠裕宇争取农村学校的经费，惠裕宇说：“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大肥肉可以随便吃了，就可以多给你经费了。”
现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校舍建筑，比英国的新建的大学还要高级，接待室比高级宾馆的会议室还要漂亮。其它学校校舍也得到很大改善。仪器、教具等等也都现代化了。电化教育也很大地普及了。这些都说明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不是在1961年时所想往的“大肥肉可以随便吃”的时期了。但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只取决于这些。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理念、品德教育、教师水平、教育系统干部的水平和事业心等方面，是更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方面可能还不如五、六十年代。
爸爸主张学生的学习要全面发展，不能偏科，德智体也要全面发展，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1957年我在南师附中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为了应付高考，最后一个学期里，有不少同学放松了副科学习，专攻考大学要用的学科、专攻难题。我回去问爸爸这样做好不好。他说：“学习还是要全面发展。”我坚持这样做了，毕业时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采用苏联的5分制，5分是最高分）。以后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国外和外国的学者相比较，才体会到“全面发展”的好处。对于科研工作，爸爸也主张“由博返约”。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在研究工作的同时，重要的是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现在基本功深一分，将来即受用一分。做学问是要由博返约的，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然后专精一门，才能真正专下去。”在学习方法上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学习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1949年，他回访母校无锡国专时，演讲的题目就是“死读书不如不读书”。
作为他受批判和遇难的直接导火索的，是他和马莹伯在六十年代合写的书《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这本书是他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总结，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归纳。该书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很受青年的欢迎，因而非常畅销。还在五十年代时，我在苏州，在夏天晚上乘凉时，多次听到他向来访的朋友介绍过他的这些想法。以后到了南京，和教育家吴贻芳同住在四条巷，在夏天晚上乘凉时，也多次听到他向吴贻芳介绍过这些想法，以及准备写书的内容，吴贻芳很赞同。
前几年，有一个老师说：“这本书教育了我家三代人。”这本书不仅介绍古人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去除封建糟粕后，古人的尊师重道、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习精神。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却被批判为爸爸的“反动教育思想”的总结。
三
爸爸在教育厅的工作重心是中、小学普通教育，特别是贫困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在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农村小学生升学和提高文化水平的现实困难，在党中央、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他还特别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农业中学付出了几年的心血。没有教师，就从城市里招高考落榜的高中生，经短期培训后担任。没有经费，就在农村人民公社协助下，由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劳动生产，解决经费问题并结合劳动生产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几十年后，当时的农业中学教师还说；“吴厅长为农村普通教育的发展办了实事。”
爸爸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主力，没有好教师就办不好好学校。他很关心普通教师，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要使教育厅成为教师之家。
有一年爸爸在苏北，到淮阴刘老庄附近农村学校视察，乘一辆小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黄土小路上压死了一只小猪，因急于赶路，一些同志提出等视察完成后，回来时再找农民赔偿，爸爸不同意，他说：“一只小猪对一家农民来说就是大事，我们现在走了，他们会以为我们不赔了。”按爸爸的意见找农民赔偿小猪后，才继续赶路，虽然迟到了，还是完成了视察工作。在爸爸看来，人民群众的事都是大事。
同样，在爸爸看来，普通教师们的事也都是大事。有一次爸爸去苏北视察工作，遇到一位50年代复旦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一所中学教俄语，这位素昧平生的知识分子找到他诉说苦衷和抱负，希望能调到一个能发挥其专业作用的地方工作。回南京后，爸爸就着手为他联系，终于使他如愿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
我的大姨夫和和大姨妈在南通市工作，他们的独子在如皋一所中学教物理。50年代初，他们希望爸爸帮助他们把独子调到南通市工作，爸爸妈妈做他们的工作说：“这样的情况很多，你们也不是最困难的一家，以后再说。”过了几年以后，姨夫姨妈老了，我的表弟才按照政策调回南通市某中学工作。对此事姨妈一直有意见。
乐瑞丰是我的高中同学，爸爸并不知道这是我的同学。乐瑞丰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在苏北农村教书，他家在南京远郊的贫困农村里，有11口人，只有他父亲一人可劳动，非常困难，他想调回来帮父亲撑撑快要倾倒的家。他后来回忆说：“1963年的一个夏天，我带着无望的心情，走访了省教育厅。说出了来访的目的和困难。当时吴厅长带着同情、关心和理解接受了我的申请。两周后，我接到了回信：文已下发，回校办手续。我们全家都震惊了。感激的泪水，唏嘘的哭声，融成一句话：吴厅长，你救了我们一大家子了。1963年底，我回宁了。我带着吴厅长的鼓励和希望，又走上了讲台，从事我的执教工作。我辛勤的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学校与学生的认可和嘉奖。”直到我们班开毕业50周年同学会时，乐瑞丰才知道吴天石是我的父亲。
我的高中同学蔡抚民，高中毕业后，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曾任国民党军统的中将）没有被大学录取。他经过徐州师范学院的短期培训后，分配到苏北的贫困地区雎宁县农村任农业中学教师。他工作努力，肯动脑筋，工作中成绩突出，还向我父亲写信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很受重视。我父亲曾亲自向我说过此事。因他的突出成绩，当选为江苏省农业中学优秀教师，出席了江苏省农业中学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并没有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影响他。
爸爸尊重人才，善于发现、关心、爱护和帮助优秀人才。对待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诚恳尊重。爸爸与一起工作的同事则相处很好，从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
钱仲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清诗专家，爸爸在无锡国专的学长，解放初因为一些“历史问题”不能在大学教书，爸爸深知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爱惜人才，将他连续调换几个单位，最后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完成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和主编了1200万字的《清诗纪事》。钱仲联先生在爸爸逝世二十周年时，特赋四绝句悼怀：
赤马灾年记逝年，十年月缺十年圆。
欲将长恨为冰魄，伴汝精魂到九天。
树人树木百年心，革命还须士若林。
教育一生全为党，至今桃李尽成荫。
腥风血雨石头城，学囿何堪此体横。
有项不随胸骨折，浩然正气群魔惊。
同学梁溪久见知，春兰秋菊不同时，
澈泉泪尽悲难尽，诉与回肠七字诗。
著名作家高晓声、宋词在极左年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爸爸对他们还是时常记挂在心，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联系，给他们帮助，“四人帮”倒台后，他们都得到平反，写出了很多作品，做出了成就。
爸爸刚到省教育厅时，厅长是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国际知名人士、民主促进会江苏省主委吴贻芳。副厅长有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副主委古楳。五十年代，我家和他们两家同住在四条巷的一处小楼。爸爸是副厅长、党组书记，负责全面的工作。但他对民主人士很尊重，让他们有职有权，相互肝胆相照，相处很融洽，受到了省委统战部的表扬。在那因言可以致罪的年代，吴贻芳谈到她和爸爸的关系时说：“在天石面前我是什么话都敢说的！”不久，吴贻芳调任副省长，爸爸转任厅长，但对她仍然很尊重，有机会就向她汇报工作。有一年春节我和爸爸到她家去拜年，就听到爸爸当面向她汇报近期教育工作的情况，使她很感动。
爸爸在工作中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长期相处，志向相同，成了知心的好友。陈光是负伤四次的老红军，为人正直，对同志热情，对普及农村的教育极其热心，爸爸很尊重他。但他们是君子之交，从未谋图过私利。陈光在文化革命中饱受迫害和摧残。1976年，当他被解放回到南京不久，就请我到他在太平路的临时住所去见面。我见到他已病容满面，我按习惯称他“陈光同志”，他紧紧拉住我的手，泪流满面，竟相对无语。1984年陈光由北京回南京养病，在病中还满怀深情地写了回忆我爸爸的长篇文章，内容深刻、感人至深。两年前，时年89岁的陈光夫人陶云霞还对我说：“吴天石是陈光最好的朋友。”
四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打骂，不疾言厉色。对学历也不硬性规定，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从不要求他们以后当官发财，而要求孩子们成为普通的文明、正直、有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尽力的人。
（左图：对新中国与新生活充满向往的吴天石夫妇。）
1948年4月，由于国民党黄伯韬兵团扫荡苏北，爸爸带华中公学四、五千人，由江苏盐城东海边的陈洋子一带北撤山东，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则在后面追赶，直到接近陇海铁路，黄伯韬兵团才转向徐州方向去。而我们则穿过敌人的陇海铁路封锁线，走向山东。那时我刚十岁，一路上我都跟着爸爸和大部队步行急行军，弟弟年龄小，只有六七岁，只好随行李坐运输员的独轮车。在江苏地区是平原，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和保密，都是黑夜急行军。到了山东鲁南沂蒙山区后，都走山路，路不平，石头多，我脚痛受不了，又看到部队里已有个别比我大的孩子骑毛驴，于是多次向爸爸提出骑一段毛驴，最终找农民征用一条毛驴，骑了半天。到目的地后，爸爸和其他领导一起开行军总结会，爸爸对此事做了自我批评，指出不该迁就我的要求，征用农民毛驴加重了农民负担，下次决不这样做。我知道之后，非常后悔，以后再没有向爸爸提出过非份要求。
我们家从不集体长时间闲聊。爸爸工作很忙，晚饭后，大家最多聊二十几分钟，但从不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从不说人家的坏话。然后就各人做各人的事。爸爸和妈妈看文件、看书、报，或者起草文件和会议讲话、报刊社论等。爸爸还要看朋友和群众的来信，注明给他收的群众来信他都要亲自看和回复，每天都有10封左右，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了解基层情况的好途径。这些信封上的邮票就成了孩子们集邮的最好来源。妈妈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工作，同时还兼课，每天晚上还要备课，很忙。星期天除了工作外，就是接待客人，有谈工作的、有新老朋友，经常留客人在家里吃饭。接待客人时不让孩子们在场。
他们不打牌、不旅游、不走访上级联络感情。虽然爸爸爱好文艺，创作过剧本以及很多广泛传唱的歌词，但由于业余时间工作忙、来访的人多，平时也很少看电影和文艺演出。爸爸的老战友王韦平（韦平），曾经住在我家隔壁，他们的书房窗对窗，王韦平说很少看到爸爸书房的灯在夜里12点以前熄灭。他们这种苦行僧般的工作狂、学习狂行为，不少人不理解，反而说他们是傻。这种生活和现在的一些所谓“高干生活”完全不同，现在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是不可能有的“异类”、“神话”。
艰苦朴素是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当时家中孩子多，有7个要上学，祖母、和从未出嫁的大姑妈要供养，要付保姆的工资，来客多，即使因公来客也都是自费在家招待，父母的工资有限，经济很紧张，没有存款。房子、家具都是租用公家的。家里人很少有新衣服，没有皮鞋。家中伙食很普通，也没有零食和水果吃。家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都没有，后来妹妹参加了工作，她才用工资买了一台收音机。父母从不公车私用，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找关系利用特权买紧俏商品，也不走后门。他们不吃补品，只订了一小瓶牛奶给爸爸吃。来访的新老朋友和群众也从没有人来送物送钱的，连水果都没见有人送过。相反，在困难时期爸爸还把自己省下的粮票、香烟送给有困难的人。1966年8月5日爸爸含冤与世长辞后，省教育厅来人帮办后事，要我妹妹找几件衣服好让爸爸衣着整齐地火化。我妹妹翻箱倒柜找不出一套较好的衣服，更找不到一双新的布鞋。出于无奈，只得找了一套半新的中山装，临时买了一双鞋，让爸爸草草火化。这些都直接教育了子女，使我们能吃苦，甘于清贫，顺利度过了爸爸妈妈遇难后那长期、艰难的日子。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住校，住的都是破旧的大房间，通铺，几十人或上百人同住一间，吃大锅饭。早晚是稀饭咸菜，中饭是糙籼米饭，每周只有一次改善伙食，吃少量肉丝或小鱼。家里不给零花钱，生活很艰苦。在苏州高级中学时，星期日想和好朋友、同班同学黄钟一起玩乒乓球，没有球拍，连最便宜的木板拍都买不起，木板也找不到，只好用砖头代替。苏州农村来的黄钟后来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事业有成。我在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住校时，家在大行宫四条巷，学校在察哈尔路，路很远，为节省公交车票费，星期六回家和星期天去学校时都是步行。有一次我因生病发烧回家，也是坚持步行。
1957年我高中毕业，这一年国家调整经济并大幅度减少大学招生人数，大学录取率低，政府号召落榜生下农村下基层。爸爸和我谈话，要我做好思想准备，考不取就下农村。《新华日报》知道了，还发了报道。我们家的孩子升学都是自己考，不走后门。省教育厅负责人的子女也不能特殊。爸爸不让我在学校里讲家长是教育厅负责人。在苏州时，以至我的班主任都不知道我父母做什么工作。
五
1966年春节前我探亲回南京，这是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期间，爸爸的老朋友王治平和张慧剑来访，他们在谈话时，张慧剑说：“我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海瑞罢官，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批判。”爸爸听后没有讲话。张慧剑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民主人士，是王治平从小的邻居和同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对我们关怀备至的王治平伯伯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春节后，爸爸带我去上海，先到第一医学院看望了老熟人、党委书记陈同生（陈农菲）。陈同生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电影《东进序曲》中的我军谈判代表就是写的他。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遇难身亡。爸爸又去华东局看望了夏征农夫妇。爸爸回来后，在衡山宾馆遇到在华东局工作的刘和庚，刘和庚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爸爸说：“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第二天爸爸去看望了顾民元烈士的遗孀朱秀英和她的女儿顾乃粒。顾民元烈士是爸爸的好朋友，顾民元还是江上青烈士的入党介绍人。其父顾怡生先生曾是爸爸的老师，爸爸对顾怡生先生一直非常恭敬。晚上爸爸带我去看望老友李俊民和夫人汪臻子。当时李俊民正在被批判，几乎无人敢去看望他。我们在他家吃晚饭。整个晚上气氛都非常压抑，有时大家相互无言以对。当时的情况李俊民在文革后写的回忆中有详细叙述。回招待所后，知道老熟人、著名作家吴强曾来看望爸爸，没有遇到。因为时间紧迫，爸爸无法去回访吴强。第二天，我们就回南京了。与表面平静的北京相比，上海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使人感到重大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
回南京后第二天，我就回石家庄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我远在河北石家庄，他们遇难的消息我一个多月后才知道。
六
爸爸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对毛泽东很敬佩，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对毛泽东的诗词也很赞赏，曾写了不少文章进行过分析。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指示时，不唯上、不唯书。他说就是圣人仓促之间讲的话也是会有错误的。爸爸对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是有保留的，有不同看法的，对一些做法也有不同的意见，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却无法公开表达。
我在大学时，学校里大跃进后政治运动不断，大搞形式主义，就是不抓正常的业务学习，业务学习效果大受影响，使我的思想非常压抑。爸爸知道后多次对我说：“年轻人一定要开朗。”“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战略性的，不能作战术性理解。比如毛主席说上课可以睡觉，但是大家上课时都睡觉就不对了。”“学习毛主席指示不能搞形式主义。”“小平同志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庸俗化。”“学校应该以学为主。”
南京斯霞老师的事迹发表后，反响较大。但不久北京传来信息，认为斯霞的经验有问题，她提出的对小学生要有“母爱”、要用“童心”去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才能教好小学生，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要批判。因此，报刊发表了批判“母爱”、“童心”的文章。有一天妈妈向爸爸介绍了南京师范学院讨论此事的情况，爸爸听后没有讲话。以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批判斯霞老师和“母爱”、“童心”的话。
很多人认为爸爸是好好先生、谨小慎微。实际上，他对敌斗争不畏艰险，而对朋友、战友和同志却非常关爱。但爸爸对于多年来不断升级的，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个人崇拜等等，感到困惑。在深切思考的同时，只好用谨小慎微来保护自己。也经常劝有关的人注意在政治上保护自己。
普通农村教师蔡抚民为忧国忧民，大跃进后，不断向中央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建议改变农村的政策，包产到户，因而于1963年被捕，判刑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彻底平反。蔡抚民回忆说：
就在1960年那个年代，大跃进的饥荒恶果已经显现出来，尤以农村最为惨烈。这也是我生命历程中，心灵最为痛苦矛盾的时期。课堂上我也讲形势大好，而课余油灯下，却向苏皖两省委疾书形势大糟，但杳无音讯。我多么想让上级领导了解下情啊！于是想到了我熟悉的允弘的父亲。1961年年初四去他家说有些材料托允弘转交吴厅长。第二天，我就匆匆赶回徐州准备新学期的开学。年初八，县教育局打电话给乡文教员叫我到县里一趟。初九，县级领导叫我回南京见吴厅长谈教育工作。这次见到他已是第三次了，但增添了几分严肃。坐定后就直奔主题：“你给我的材料我看过了，有这么严重吗？”我无言以对。只是农业的凋敝，农民的凄苦，自己的无助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哭了起来。这也是吴厅长始料不及的。他沉默良久，倒叫我慢慢说，并耐心认真地听了我如泣如诉的“不同声音”，很少插问。最后吴伯伯语气缓和、真诚地开导我如何看形势，坚信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并爱护地嘱我立足本职把书教好就行了。谈话大约一个半小时，不想这竟是最后一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吴厅长身为高级干部，如此关切着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思想成长，令我终生不忘。人们对过来的事会看得格外真切。我是1963年春节后被捕的。离吴厅长的召见，相距整整两年。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只要有一个无名之辈揭发或告密，足可以扭转某个人的一生命运，而吴厅长身居高位，又和我的观点不一，只需给有关方面打个电话，就可易如反掌地立刻把我打入另类。但吴伯伯始终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已永远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厅长出于对后生的关爱和包容，一直把我看成是成长中的认识问题，定格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李文瑞先生回忆说：
1963年深秋，吴天石到常州，凭吊李兆洛故居时，转道三河口中学访问高晓声。两人似乎没有见面，吴归来时，又对我大谈司马迁答任少卿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老教育家擎着一杯残酒，反反复复地诵念着。看得出，引古喻今的影射里，实指的是高晓声：在错误的时代、获错误的处分，发愤图强，将来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唉！唉！打一巴掌，再喂一块糖，做皇帝的都这样子！”老教育家愤愤不平，自言自语，也似诉向天下。
　　“培养一个好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好作家，更难！”老教育家仍喃喃自语，微弯的嘴角噙着似乎不愿倾吐的焦虑和哀愁。
在苏南文联时，吴天石和高晓声曾有过部属关系，但不密切。世态大抵扶起不扶落，锦上添花的多。高晓声在阿鼻地狱里，人们如避蛇蝎，吴天石竟毫不避嫌，屈尊造访，并且对人纵谈所感所想，这是老教育家的非凡处。
但是，爸爸对于当时日益升级的和尖锐的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以及其可能对自己的影响，终究还是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早在1965年初，国内政治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爸爸曾经让在家养病的弟弟认真读一遍他写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一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弟看了后说除了一点“成名成家”思想外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紧接着6月就在报刊上对爸爸进行了点名批判，那本书立即升级成为了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成了爸爸的“反动教育思想”的罪证！7月，江苏省在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点名批判了四人，其中有爸爸。爸爸受到的压力可说是极度升高。同时在南京的弟弟妹妹们也受到了各方面非常大的压力。一天妹妹与爸爸谈话，说：“爸爸，你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不要瞒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不能寻短见。”爸爸坚毅、坦率地对妹妹说：“你放心，爸爸、妈妈历史没有问题，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爸爸有缺点，有错误正在检查。爸爸、妈妈不会对不起党，不会对不起你们。”后来，爸爸对弟弟说：“运动过后，让王治平伯伯送你到三线工厂做工好吗？”可见爸爸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爸爸看似为人谦恭，但内心极刚正。追求真理可以奋不顾身，但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而是认真地自我评判，对于强加给他的无端诬陷、栽赃却绝不会承认。“自有心肠同铁石，岂叫风雪损朱颜”，这是爸爸生前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它充分体现出爸爸的这些性格。
1966年8月3日，那惨痛的一幕时时旋绕在我们兄妹的心头。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死掉了。”现在纪念爸爸真是很难全部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感情。
1986年11月，爸爸遇难二十周年。在江苏省召开的“吴天石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柳林说：“吴天石同志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风亮节。他在被人折磨得遍体鳞伤时，还痛斥一小撮坏家伙，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片丹心、铮铮铁骨，永为后人楷模。”这也是我们家后代传家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农业中学教师蔡抚民说：“大千世界，半个世纪，多少事付诸东流，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大家纪念他，感激他，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爸爸去世43年后，2009年国庆前夕，由江苏教育报刊社主办、《江苏教育》杂志社、《江苏教育报》、江苏教育新闻网承办的全省评比活动中，爸爸被选为 “新中国60年江苏教育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这也是对爸爸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评价。

谨以此文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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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

·王友琴·     

    李敬仪，女，１９６６年时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晚，从家里被拉到校中"斗争会"上，遭殴打和"游街"。在"斗争"过程中身亡，时年５３岁。

    吴天石，男，李敬仪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文革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和李敬仪一起被"斗争"。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５６岁。

    李敬仪和吴天石，是江苏省最早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死去的两个人。就现有资料来看，也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的两个人。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最早兴办的现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１９４９年以后，学校的领导人换成了共产党人，学校也改换了名字。吴天石是资深共产党员，一直在教育界工作，１９６６年时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这个文件被叫做"５１６通知"。这个"通知"也一般被视为文革的开端。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于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这五个"界"，首先成为文革的清洗重点。

    "516通知"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一年以后才读到了这个"通知"。在"５１６"通知发出的同时，５月４日到２６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后来被简称为"彭陆罗杨"，被指控为"反党份子"。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并且被软禁了。毛泽东圈定了名单，北京的中央大报点名批判一批人的作品。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找到了一批人，作为文革重点打击对象。后来文革进一步发展，从省到市到县，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在每一层每一个单位都要找出打击对象予以严酷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文革就是由于层层处处都有打击对象而全面发动起来的。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革开始被选中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他是教育厅长，而教育界是"５１６通知"中说明要"夺权"的五"界"之一。另外，吴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１９６２年出版，这本书也成了"毒草"。当时正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方式作出捕风捉影的"批判"。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领导人出过书的人也不多，写这本书也就成为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后，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中央"的压力，所以只好把吴天石当作了打击对象。当时不但江苏，其他各个省也都这样做了。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斗争"，文革后"平反"的时候，不同阶段的受害者们都混同在一起。有些人就回避说明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也是整别人的人。

    吴天石夫妇之死，虽然在文革通史上不见记录，但是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几乎路人皆知，所以老百姓对此也有解释。有人说，吴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低的人整倒。有人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据１９６６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却的纪念》（《新华日报》，１９８６年８月３日）说，当吴天石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这里所说的"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是指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著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的这一讲话发表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的《人民日报》上。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内部"是怎么和郭沫若谈的，至今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后，好像就"过关"了。他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的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小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服从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却不被准许这样作。只有郭沫若可以这样"检讨过关"，别的人则非要被重重地整不可。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点名批判。

    在文革后的这篇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　陈光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一个不"天真"的人应该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运作方式。

    事实上，回顾历史，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抗。从最开始，"彭陆罗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还有千千万万被"批斗"的人都检讨了。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级。和吴天石一样，他们都依然被拉到"斗争会"上受到暴力性的"斗争"，其中有的人像李敬仪吴天石一样被当场斗死。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投降的士兵，可以投降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的打击对象，不管他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严酷。

    为什么这样？对文革的这一特点，只能解释成，打击这些人，不但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因为这种层层设立打击目标和不准投降的穷追猛打的做法，可以用来发动文革运动并且建立文革的无上权威，所以被实施于文革的整个过程中。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毛泽东指示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该校领导人的大字报，从此开始发动学生攻击文革对象。大中学校停课。大批"工作组"被派到各学校。工作组支持最早起来攻击学校领导的学生，其中有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组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揭发批判"教师和干部，并且宣布一批人"停职反省"并准备"处理"他们。暴力攻击也在这时发生了。在这一阶段，相当数量的老师和干部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

    但是，在理论上，工作组不提倡用暴力方式"斗争"文革对象。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在北京大学，有学生设立"斗鬼台"，把数十人拉来"斗争"，包括戴高帽子，下跪，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等等。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当时领导文革的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制止学校中的这种"乱斗现象"。他不是要制止"斗"，但是要制止"乱斗"。

    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前往北京大学说"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并且在会上当众拥抱了当着他们的面打人的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彭小蒙。江青还在中学生集会上介绍了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说法。８月１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热烈支持。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１９６６年８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

    象李敬仪吴天石这样已经被点名批判已经被工作组"揭发批判"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马上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性"斗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著拖鞋。他们被架著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这时李敬仪和吴天石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接著，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著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著。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被"斗争"后，吴天石昏迷了两天，在８月５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５３岁和５６岁，并不很老。他们在经历几小时的"斗争"后死去，可以想见受到的"斗争"的暴力摧残程度是多么严重。

    在吴天石死去的同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帮"，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卞仲耘当时５０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就在那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撤销了刘少奇在６月间要求"制止乱斗"的通知。

    就这样，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校园暴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并不断升级。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被"斗争"而死，还有大批的人在受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暴力进一步发展，从校园内延伸到校园外，大批城市和平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打甚至活活打死。

    北京和南京，都是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都。学校，更是保存和发展文明的处所。但是，文革中的暴力杀戮，却自南京和北京的学校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夫妇的死，卞仲耘的死，标志了文革以所谓"斗争会"来杀戮生命的开始，也标志了这种"斗争会"被广泛应用的开端。"斗争"本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到那时，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变成了一种在群众集会上对被斗者施加暴力虐待甚至杀害其生命的方式。

    具体来说，这些暴力方式常用的有：殴打，包括用铜头皮带抽打；游街，还要被斗者敲打簸箕自报罪名；颈上挂黑牌，还常用细铁悬挂很重的牌子；剪头发，尤其是对女性，剪去半边，称为"阴阳头"；戴"高帽子"，不但是侮辱，有的地方把帽子作成很重的，一如刑具；"坐飞机"，又称"坐喷气式"，是指在"斗争会"上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状如飞机的姿势。加上各种可能是"即兴"发明的残酷折磨。这些都可能置被斗者于死地。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主要在于其暴力的凶猛程度，另外还在于其相当程度的随意性。酷法固然害人，但是至少有稳定性，有言在先，依法处罚。在"斗争会"上，打人者有一群，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时的情绪就可决定下手的轻重。被斗者生死叵测，只能绝对忍耐顺从，"低头认罪"，以免打人者一时性起，就下毒手。在这种"斗争会"上试图说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还在于其用"革命"的名义。这些暴力行为都是伴随著高亢的"口号"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进行的。任何对暴力的抗议，都会被说成是"反革命"行为而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从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开始，这种暴力"斗争会"成为到处可见的文革风景线。以下是几个例子：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共青"操场上，近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学生拉出"斗争"。他们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游街和抄家，被强迫跪在操场的司令台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争"第四、六、八中学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把这些人打得血流遍地。随后，在同一舞台上，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东城区幼儿园等校的老师们也被"斗争"，被打，被剃"阴阳头"。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礼堂举行的"斗争会"上，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被打死。在"斗争"过程中，有人叫嚷要拿盐来撒在被打者的伤口上，姜培良的儿子也被强迫打父亲。该校学生曹滨海被指控反抗了红卫兵，他的母亲樊希曼也在那天被打死。打死三个人后，还有红卫兵到姜培良家中，要打死他的全家。幸好他家的人闻讯逃走，才幸免于难。

    在文革时代，无数人惨遭迫害，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公开反对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暴力"斗争会"的威慑。

    １９９６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他们的死有关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共有１６条，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当时已经通过电话知道了吴天石之死。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５２８页）。从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已经发生的残酷的打杀事件。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不是什么最高当局未曾预料之事。

    "十六条"用热情赞扬的口气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被称为"闯将"，这"一大批"青少年作出的有突破性的事情是什么呢？事实非常清楚，他们的主要突破，就是这种暴力性的"斗争会"。

    事实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斗死后，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不过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的反应。没有人出来制止暴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一画面无疑进一步鼓励了暴力的增长。

    江渭清的书没有写到，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８月３日所发生的，一直被称为"革命行动"。在南京师范学院，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校园暴力也在南京的其他学校中发生。例如，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也是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当场殴打折磨死的。南京的校园杀戮也发展到校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率先打死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校外的工人。根据北京的一项"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文革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校园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的"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可是却从来没有被当作罪孽或耻辱。相反，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８月３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

    显然，名称的使用，权力的授予，巨大象征性器物的设立，都在弘扬强化８月３日这一事件中包含的暴力迫害原则。从文革一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先被他们的上级抛出作为打击对象，继而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打死，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死亡日期还被用作传播暴力迫害信号的载体，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不幸。

   　写于２０００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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