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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权: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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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6 13:0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卞权

  1967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全国,惊动毛泽东的“1·28”首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斗转星移,至今已43年过去。当年参与这一事件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的学生们,现在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历史潮流将他涌上涛头
  
  池东明因参与组织“1·28”炮打事件,并策动2月2日凌晨震动上海的声势浩大的炮轰张春桥示威游行,被迫害致死已40载了。他的遗书我保存至今(绝笔于1970年6月26日),依然不忍卒读……
  池东明,上海师院(今师大)中文系63级1班学生,是我同班、同桌同学,院学生会秘书长。“文革”中,系师院“红革会”第一召集人,“风华正茂”战斗队战鹰飞将军兵团负责人,人称“战鹰”。1941年,他出生在福建历史文化古城泉州,从小家境贫寒,要过饭、做过小工。父母年轻时,逃奔上海糊口,一家人挤在南市狭小的棚户里。其父为人挑担做脚夫,其母为人家洗衣裳、做针线活儿当佣人。父亲劳累患下重病后,穷困无奈只得把东明的妹妹送人。池东明初中没念满,就进厂当了工人,业余喜览群书。1960年报名参军,入伍东海舰队安业民炮班。安业民牺牲后,他接替烈士当了炮班班长,成为福建前线海岸炮的炮手。(真没料到几年后他又成为一名炮打张春桥的神炮手!)1963年,考入上海师院中文系。他的散文写得清丽不俗,我曾拜读他发表在《解放军报》、《海军报》上的华章。由于都痴迷文学写作,我们很是投缘。东明原本是要调到《海军报》工作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部队推荐考大学。他平时节衣缩食但买起书来从不吝惜,一次听我说徐家汇书店只剩下最后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了,他放弃午休,顶着酷暑烈日,从漕河泾骑车买了回来,满脸欢笑如获至宝。
  1966年6月30日,我们从松江社教前线奉调回校投入运动。“文革”初期,上海高校系统正在巡回公演《大学风云》,这是一部反映1957年在学生中抓右派的大型话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原是1957年的“反右”英雄。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发出警告:“凡是运动中,大字报写得越多的学生,后来个个划为右派!,’他凭老经验误认为“文革”是“反右”的重复,将火“往下烧”。布置党团支部成员和政治辅导员日夜盯梢学生行踪,记黑日志,排“左、中、右”黑名单,准备运动后期抓右派、封“左”派。
  不料,在我们63级1班发生了一起震怒人心的事件:一位家在奉贤农村的同学,周末回家返校,发现床下的箱子被人撬开过。经过全班排查摸访,竟是班团支部一个委员,趁周末宿舍无人,用螺丝刀旋开箱子,偷抄这个农村同学的日记,向系总支打小报告。这无异于特务行径,激怒了大多数同学!东明和我及程卫军,联络发动全班共青团员,在东部草地上讨论了三晚上,决定罢免原支部成员。当时系里非常紧张,每晚派政治辅导员和运动联络员旁听,由于《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学生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系党总支束手无策。结果我们把罢免旧支委,成立新支委的大红布告,贴在了西部大食堂的大门口,一时轰动全院。当党委抛出马茂元教授等一批学术权威,掀起一股“斗鬼风”时,池东明对照中央文件,对兵团战士们说:“这是党委转移运动目标。再说,要我们学生斗老师,我不干!”池东明思维敏捷,语言幽默干练,是位辩才。一次大辩论中,他登台为观点相反的某同学“辩护”说:“首先,我认为某某的发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真理,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人们傻眼了。他故意停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因为——那百分之五十,他全部引用了马克思的话!”顿时,“哗”地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1 1966年10月,随着串联各地的红卫兵陆续返校,经过运动的几番分合,师院红卫兵联合大队,集体加入市红革会,池东明当选师院红革会勤务组第一召集人。
  
  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
  
  “文革”中的上海师院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上海党羽密切注视的院校之一,盖缘以下原因:
  其一、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三人,自“一月夺权”后红极一时,被上海人称为张老大、姚老二、徐老三,其中两人的父亲在师院供职,姚之父姚蓬子为中文系教师,徐之父徐宗骏为化学系教师,两人都是1934年前后,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公开登报脱党自首的变节者或叛徒。尤其是姚蓬子,直到蒋政府退守武汉后,仍是每月享受100元大洋津贴的中统特务。池东明等红卫兵负责人,毫不畏惧他儿子姚文元是当时中央文革大员,成立“姚蓬子专案组”,追查他的叛徒、特务历史问题。惹得钓鱼台的江青大怒,责令公安部长谢富治追查问罪此事。
  其二、市红革会总部两名常委出在师院。在全院约3900名学生中,红革会战士计约3000人,在全市大专院校中人数居于前列,故师院被称为红革会的四大“解放IX"之一。
  其三、红革会市总部在炮打前,就于1月25日派池东明赴京调查张春桥的历史嫌疑问题。他率助手郁×,先从北京高校获得信息急赴西安,在西安交大的“牛棚”里讯问了停职的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霍亲口对他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这在当时确为重大政治嫌疑的重磅炮弹。(附按:这和 “4-12”第二次炮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发回上海的结论一致,区别仅在“脑袋”与“党籍”的担保。)
  其四、1月29日,中央文革保张的特急电报发到上海,1月31日早晨,红革会总部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转移到师院。红革会设在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的有线广播台中,播音员依然在高音喇叭中持续炮轰张春桥:“张春桥欺骗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
  红革会的文艺宣传小分队,也在外滩等处进行街头演出,高诵“张春桥欺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绝没有好下场!”
  2月1日午后,刚从北京回沪的池东明,听说张春桥派兵镇压复旦学生,又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偏袒张春桥,非常气愤。他对市总部主要负责人说: “老马,我豁出去了!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打倒张春桥,宁愿去坐牢;砸烂张春桥,坐牢就坐牢!”当晚,继复旦誓师大会之后,池东明率领勤务组负责人,在师院东部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他第一个登台怒斥张春桥:“张春桥逆历史潮流而动,出兵镇压复旦大学学生,创‘文革’以来全国第一例,他狗胆包天——这是北洋军阀的行为!他要抓一小撮,我看是一大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不管是真是假,我认为都是张春桥谎报下情,对毛主席的欺骗!我明天第一个把大字报贴到南京路去!我建议张春桥把人民广场改成集中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准备把牢底坐穿!”顿时,台下红革会战士声泪俱下,齐声呼喊“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2月2日凌晨,师院红革会1000多名红卫兵,在池东明、金某(今《咬文嚼字》专家编委)等勤务组成员及总部联络员的率领下,由学校向市区进发,一路上,“舍得一身剐,敢把张春桥拉下马”、“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如山呼海啸。继而,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等红革会战士,也纷纷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市高校“炮打”的最高潮。
  东明素爱沉静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他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质疑说:“张春桥是市委主管文艺宣传的书记,上海也出了《海瑞上疏》,他脱得了干系吗?为何只批北京的海瑞,不批上海的海瑞呢?张春桥肯定心中有鬼!”“张春桥利用上海200万产业工人的力量,窃夺上海大权,是拉大旗瞒天过海的阴谋。这和当年蒋介石利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窃取上海大权,在权术手腕上几乎是异曲同工!”他认定张春桥是混入党内的巨奸大佞,因此不灰心,不气馁,做好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毕业分配前,在徐老三操控的“反逆流”大批判中,他又遭到反复批斗,后在同学杨某的帮助下逃离师院,躲在长兴岛,直到父亲病故,才悄悄回家探望老母。当时他身无分文,从同学杨某处借得20元钱,交其母办理丧葬事宜。为防止被抓,他只得匆匆告别老母,连夜返回。1968年毕业分配后,他曾私下感慨地说:“现在我是待罪之身,最欣慰的是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不误人子弟,心愿足矣。”1969年8月18日,师院红革会45名同学,在人民广场合影留念,岂料这一活动,被张春桥安插在师院的坐探获悉密报,徐老三立即下令密切注视师院红革会的动向……池东明预感形势严峻,心里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次,我约他去老西门长辈家吃晚饭。饭后在弄堂口分手时,他很清醒地贴耳对我说:“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岂料,这次会面竞成了永诀。
  
  秋后算账
  
  张春桥是一只阴阳两面的笑面虎。他曾多次公开宣称:“小将犯错误,改了就好嘛!”直到1970年1月11日下午,张春桥还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言之凿凿:“红革会的事,今后不提了,我决不以拥护我还是反对我来划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界线!”
  其实,1968年春末,毛主席已当着张春桥的面指示说:炮打“无事”,毛主席说:“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毛泽东说:“无事”》第128页。)张春桥,封锁毛主席关于炮打“无事”的谈话。欺上瞒下、另搞一套。
  张春桥及其上海党羽,把“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和19天后发生的陈毅、叶剑英等老帅“2·16”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挂起钩来。1967年2月4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全市批斗大会上,把市红革会总部常委反绑双臂押上台,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三人,作为炮打祸首,被押站在前排接受批斗,然后,又分期押往全市高校游斗,并关进隔离室。与此同时,他们派人四处搜寻,守在池东明家门口,终于嗅出踪迹。2月10日,池东明被五花大绑,押上师院东部礼堂的批斗会场。他的头被强按下去,又昂然挺起,一次又一次,最后被几个莽汉硬生生地摁跪在台口。批斗过程中,突然,一人跳上台来,一把揪起池东明的头发,恶狠狠啐了一句:“池东明,你也有今天!”接着,一脚踢向池的胸部,池东明当场昏倒在地。全场大哗,台下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2月 24日,中文系631班“左联公社”红卫兵团贴出《历史地看待池东明》的大字报,为池东明辩护。
  1968年秋末,张春桥及其党羽,派出1000余名工宣队员进驻师院,市委副书记王秀珍9月4日亲临师院,指挥工宣队强行进占留办三楼(师院红革会机要核心所在地)进行搜查,当晚分组突进学生宿舍,责令学生开箱倒柜,挨个抄查“炮打黑材料”,同时,在校门口设岗“抄靶子”,对学生带出门的箱包进行检查。声称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第二天,王秀珍又率队亲赴复旦大学,进行全校“九五”大搜查。
  进入1970年代的上海滩,已成为张春桥“一言堂”的专政领地。一次,他在市委扩大会上,咬牙切齿地对工军宣队的头头们说:“上海是个海,无风三尺浪!上海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哪一次炮打妖风不是从高校刮起来的?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引自《马洪林文集》第742-745页,文化教育出版社)
  1970年春节刚过,张春桥的党羽在全市“一打三反”动员大会上叫嚣:“‘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要查炮打,炮打的人不一定都是反革命,但里面一定有反革命!”师院召开“工、军、革”联席会议,决定首先向“风华正茂”战斗队开刀。乍暖还寒的四月天,先把池东明从凌云中学押回师院隔离。将他打成煽动炮打游行的反革命黑头头,轮番逼、供、信,不让他睡觉。继又分头抓了历史系青年教师王某、中文系学生陶某、谢某、左某、冯某、毛某等三十多人,将他们打成“王、冯、池”反革命小集团,把院团委书记杜守华,以及张德永两位教师打成黑参谋。是年夏,又据张春桥、王洪文授意,市革委会直接指挥,将李某、贺某分别从广西、北京抓回师院隔离。在残酷的逼、供、信的攻势下,层层剥笋,各个击破。有的人竟然胡诌什么“池东明的名字,‘东明’就是‘东方明’,有‘东方红’的寓意,包藏野心,想当司令。到四川设据点,上四明山打游击,找张春桥报仇,十年不晚……”等等。长期的煎熬,使池东明身心俱毁,最终被逼自杀。
  他在遗书中写道:“(工宣团)政委、(军宣团)团长: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确实写不出一份完整的小集团阴谋计划的交代了。我母亲是劳动妇女,我自杀的医药费,我的火葬费是不能报销的。但我母亲肯定拿不出,请求你们照顾她是个孤老婆子,旧社会(她)吃过很多苦,这笔费用望照顾她一下,我是罪犯,我的母亲是好的,否则,她活不下去的……袁××(女友)是没有什么罪行的,她年轻无知,被我害了……相信党会正确对待(她)的。我与她没有办过结婚手续,因此,她不能称作我的妻子,她是被我损害的。毛主席万岁!池东明绝笔1970年6月26日”。对于所谓“小集团阴谋计划”,他宁可一死,也三缄其口决不写违心的假交代。
  据有关部门不完整的统计:上海市因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打击迫害的竟多达2500余人,其中被隔离审查的有200多人,进学习班审查的440多人,被逼致死5人、被逼发疯的6人。然而,实际遭殃受害的人数,远不止以上数据。仅复旦、师院两所院校,因炮打罪名就有9位师生被逼致死:如复旦历史系程显道(留校年轻教师,原校红革会勤务组成员);哲学系学生施伯鑫(党员调干生,原校红革会主要负责人);新闻系学生谭建滔(原系红革会负责人)等四位学生,先后在清查运动中,被逼含冤惨死。师院被逼致死的5位师生是:王建民(院保卫部女部长),池东明(中文系63级学生),唐淑萍(院党办主任),杨代蓉 (外语系党总支书记),余力(数学系63级学生)。林明崖(中文系68届学生),中文系的才女,原定毕业分配《解放日报》社文艺编辑部,因在《红卫战报》上写过几篇影射批判张春桥的杂文,被从军农场抓回上海隔离审查,后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精神失常,头发长达一尺多,一天突然奔出隔离室,被专案组人抓回,仍斥骂她“装疯弄傻”,经送宛平南路上海精神病院检查,医生诊断说“是真疯,瞳孔都放大了!赶快让她脱离致病环境……”。中文系贺某,仅是红革会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竞前后遭到三次关押,因遭逼供信、批斗、恐吓、人身攻击时达两年多,身心遭到严重伤害。复旦历史系年轻教师王某(明史专家,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且遭粉碎性抄家,他的贤妻过女士含恨自尽于复旦园。为催逼交代所谓炮打张春桥的“一麻袋黑材料“,张春桥特派手下干将徐海涛 (原上海警备区师政委,粉碎“四人帮”后自杀)主管其事,师院以直言敢谏的马洪林(《康有为大传》作者、今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教师蒋某、孙某、陈某等人,均遭隔离批斗。原“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沈某(中文系67届学生党员),被“反审查“三年半,折磨得一身病。经报市公安局批捕的有 “风华正茂“战斗队两名红卫兵:谢某(中文系,今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李某(历史系,今国家级旅游学专家)。据夏乃儒、马洪林等教师回忆统计,师院十年浩劫中,先后因各种受审、检查、抄家、隔离等因素非正常死亡的教职员工就有22人。(引自《马洪林文集》:《张春桥追查“一麻袋黑材料”的阴谋与诡计》第 748页,文化教育出版社。)粉碎“四人帮”之后,据中共上海师院运动办公室1977年11月4日,为落实中共中央“23号文件”,所开具的署印证明: “上海师院因参与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审查迫害的师生员工达645人,隔离审查33人(32名学生、1名老师),进三脱离学习班79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和政治错误结论,记入个人档案的533人”。有的毕业生,因档案袋中塞进了炮打罪名材料,分配外地后被撤销公职,或拉下讲台,打入“劳改队”,被罚扫厕所、扫马路。上海红卫兵因“炮打事件“受迫害程度的惨烈,由此管窥一斑。

炎黄春秋 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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