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tuffy05 · 发表于 2011-1-12 06:22:53

郑文斗

王百明，原长沙三中高中毕业，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长写诗，素有“知青诗人”之称。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县城无辜惨遭枪杀，当时他只有22岁。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应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之痛，也不仅仅只是江永知青之痛；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记住，为的是观照生命，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顺利地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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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百明大哥其实从未谋过面，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难后没多久的一个酷热的夏日。当时学校正处于停课闹革命时期，我们终日无所事事。学校里驻满了各种派别组织，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内，“红一线”宣传队长期在此排练节目。
那天忽听到一阵人声喧闹，还夹杂着哭声，我们几个同学闻声赶到礼堂，原来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继发生了杀害知青的惨案，一大批从这两个地区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来了。知青们相拥而泣，群情激愤，地上摊列着一件件已凝结成暗红色的血衣。不知为什么，在被害人的当中，我特别记住了王百明这个名字，也许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个遇害者，也许因听人说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许是冥冥中我与他有着一份缘。
（上图：王百明遗像）
因为我们与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们常去看“红一线”排节目。那个为纪念王百明而作、曾轰动一时的歌舞“怀抱战友”，我们是看着排练出来的，甚至我们也能哼上几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愤旋律中，我想象着王百明的模样，感叹着这些知青的命运。
没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结识了一群江永知青，他们是几经辗转落户来到我们公社的。我们那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听他们钦佩地讲起王百明，说他书读得好，中学时就与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红云诗社”，他的诗当时在师生中很有影响；还说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他当过乐队指挥，曾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指挥，还会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积极投入运动。当时知青大多因出身不好，被视为“狗崽子”，而江永邻近的道县对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进行大屠杀，他却毅然从长沙赶赴江永，要坚持在乡村革命。说到王百明之死，这些老知青们总是神色黯然，扼腕长叹。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叙说里，王百明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复杂的印象，他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斗士，一个“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几分像是一个缺乏理智的狂热理想主义者。
回城四年后，命运竟然让我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岳母是个很热情且健谈的人，但她在世那几年中，百明大哥总是家中一个不愿提及的话题，亲人们总是小心地不去碰触这个隐痛。

二

我只看过他不多的几首诗，都是一些富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感觉这些洋溢着激情的文字，与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风格有些相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政治化了的长短句。几个月前，一位江永知青朋友送给我了王百明部分日记的印刷件，断断续续的共有六十多篇，很多篇节都经过了裁剪，有的只是摘抄了其中的几句。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日记，内容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那种标准日记，从这一篇篇简短的文字记录中，没看到个性张扬的青春生命，相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对自己几近苛刻约束的谨慎青年，一个几乎处处都在极力使自己能溶入那个时代、虔诚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赎者。
他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次又把我召回轻骑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既然能够用一年的时间使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时间，用热汗涤净我的灵魂、赎清我的罪过。”
我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他身上那种深深的原罪感。
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曾使成绩优异的他连续三年考不上大学，曾使他多次应聘工作不被采录。现实迫使他下了乡，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负罪感，他极其希望能脱胎换骨，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即使是被召到轻骑队这样的认可，也能使他有一种成就感。
他殚精竭虑追求的所谓认可，就是能让他享受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于是他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程度。
在百明哥的日记中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自我告诫：
“家庭包袱依然是个大问题……历史注定你的个人遭遇是会很坏的，要正视现实……如果要去和人家比前途，比政治身份等，你就只有苦恼一辈子了。”
“以后唱歌一定要注意，在一切公共场合都不唱外国歌，切记，切记。不要以自己会唱外国歌来炫耀。”
“看书，尤其是看理论书时尽量避开人家，宁肯夜里迟点睡，短几年寿也行！切记，切记。”
“不要到处鼓吹读书，讲那些文绉绉的俏皮话；不要公开谈论国际局势、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任何东西，谈的只能是穿衣、吃饭、挣工分。”
“不和人谈书，不在人前读书，不在外面摆农业书和‘毛选’以外的任何书。”
“以后要宣布不买灯油，摸几个月黑，学会在黑暗中写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跟农民的交往也要注意，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一谈就是生产、学习、时事，要多跟他们谈生活、谈天气、谈吃喝、谈村里的逸事。说古道今，态度随和，不显清高。”
“多干活，多看书，少讲话。这就是你今后的行为准则。”
“要明白自己的处境。有的人走上层，三年就会高升，而你却注定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所以一切都要从长计议。要把自己深深地埋进泥土里去。”
……
读着这些文字，我不禁从心底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在这频频不断的自我提醒之中，人性竟然被抑制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唱外国歌曲、在别人面前读书、说文绉绉的俏皮话，这些在今人看来是极其正常的行为，却令他有着一种深深的犯罪感，于是他只能放弃休息在别人睡了后读书，只能学会在黑暗中写作，只能和人聊穿衣、吃饭、挣工分，只能写歌功颂德的诗句。表面上他很坚强，他激情澎湃地为新生活写词谱曲，不遗余力地投身劳动刻苦磨炼自己，对下放在一起的妹妹立明也要求十分严格。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是那样痛苦。在那黑色长夜中，他就像是一个艰难的独行者，踮着脚尖，万分谨慎地避绕着满布在前进道路上的荆棘与陷阱。
关于这些文字，我猜想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认定自己需要赎清罪恶，以至不惜采用几乎是自虐的方式来改造自我，希望能获得一种正统的承认，所写下的都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检举揭发肆行，出身不好的人在集体环境中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里写下的并非全是他的真实思想，更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都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是哪种可能，我从中看到的都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从百明大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惶恐和盲目，实际上就是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生存状态中的一部分。
虽然环境是如此险恶，我却从百明哥的日记中，看到他若明若暗地对于农村那种仍然贫穷落后的现状、对于某些神圣的著作也有批判的倾向，还隐隐看到了他一些在那个年代被视为不健康的小资情绪。他有很深的屠格涅夫情结，他思念故乡、向往爱情，这些情绪通过文字淡淡的、曲折隐晦地表达出来。尽管对于看书学习他深恐被人非议，却仍顽强地坚持下来从没放弃过。怕虚度时光的恐慌感特别强烈地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有几天没看书他就惶惶不安，一再警告自己要抓紧时间。仅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日记里看，几年时间里他已读完了《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起源论》、《美学原理》等，还涉猎了俄语、农业知识书籍以及不少文学作品，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
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他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苦难的岩缝中谨慎地生根发芽，小心地探出枝叶，在风霜雨雪中苦苦挣扎，心中却总还怀着一个梦想，他迫切地想要与长在平原上的其他树木一样，也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在1965年元旦那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新的一年开始了，明年意味着生命，生命的强音要爆发在明年。”
同年9月，他又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作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此刻，他仿佛已隐隐地预感到实现那个梦想的日子快要来临了。

三

1966年，百明大哥怀着满腔热情投入文革。他积极参与开会、写大字报、与人开展辩论。虽已听说出身不好的知青会要遭屠杀，已在长沙的他却决然返回乡下去“抓革命、促生产”。
从日记上看，他应是一个极其内敛谨慎的人，一个平时连聊天谈国际形势都有顾忌的他，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化呢？
我试着将自己放到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时空中，去尽量设身处地地分析他的行为，我想主要应该是有以下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那一代人是在一种革命英雄主义和斗争哲学的熏陶下成长的，反复观看的《红岩》、《刘胡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艺作品，常使我们热泪盈眶，深感生不逢时。而文革的发生，使一代人的这种渴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实际上，那时不管是哪个派别的人，参与文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这些英雄为榜样，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无比崇高的壮举，即便是一些搞打砸抄的人，模仿的也是义和团、农民运动等榜样的革命气概。在这种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煞有介事地维护真理的斗争中，在这种一个俨然英雄辈出的时代里，有着浓烈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王百明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
更深层次的是，长期以来迫切希望赎清罪行、涤净灵魂，希望获得社会认可的百明哥，将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响应领袖召唤、保护神圣政权的斗争，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他想通过出生入死的努力，来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成为一名红色阵营中的红旗手，一名叛逆反动阶级的革命人，以此改变自己以前那种始终得不到信任的卑微命运。
然而，那种不可更改的家庭出身，最终还是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1967年8月17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
那天，百明哥与另一名知青朋友正在县城的一家饭店吃早餐时，闯进四个农民，手上的鸟铳与大刀一齐对着了他们。来人喝道：“谁是王百明！”
“我就是……”百明一边应答着，一边站起来从衣兜中掏手帕。
“打死你这个地主狗崽子！”枪声砰然响起，百明大哥猝然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还在抽搐着的他，手里正紧握着一条小手帕。
枪声响过，硝烟四散。此刻，一个冤屈的灵魂，正袅袅飘升在这个贫穷荒凉县城的上空，飘升在这片他曾激情讴歌过的土地上空。天堂里多了一位知青诗人，天堂里不再会有阶级斗争。
多年以后，有人向我介绍到掏手帕的这个细节时说，也许就是他这个讲究整洁的“小资”习惯，使对方误以为他是掏武器便抢先开了枪。可我不这样以为，即使没有这个动作，百明哥能逃得过这一劫吗？
王百明的生命乐章猝然中止在22岁的那一年！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上，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的死并不壮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在他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有在这里一辈子的想法，哪怕走了59个，留下的一个也是你。”看到这里时我不禁心中一颤，没想到，他的这句话竟然是一语成谶！
听立明姐讲，他最佩服牛虻，《牛虻》的书他看过了好几遍，每看一次后都要激动好几天，他一直以牛虻为自己的榜样。意味深长的是，那个曾一直把蒙泰里尼作为精神教父崇拜的牛虻，虽然发现被欺骗之后，一直都在向虚伪的蒙泰里尼发起斗争，但在他的精神深处却仍深深依恋着蒙泰里尼。革命者牛虻被当局杀死了。实际上，蒙泰里尼教父是杀死牛虻的真正凶手。
一直渴望成为革命者的王百明，何尝不是死于他的精神教父！

四

岳父生前我只见过一次面，那时我还不是他的女婿。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蒲生哥拉了我一起去百明家还一本书，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瘫坐在围椅上的白发老者。话题是从蒲生哥还来的那本书聊起的，那是雨果的《九三年》。我们一起谈雨果，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谈欧洲文学，这位老者很平和地与我们侃侃而谈，竟然谈了一个晚上。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没想到在这间破旧的小屋内，能有幸与一位有学识、思维敏捷的老人邂逅，更没想到几年后我会成为他的女婿。
我想到了岳父的人生，百明哥所有的原罪就是从这里而来。
岳父是做会计工作的，百明哥的外公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1949年前夕，岳父遵百明哥外公嘱托，替他买了去台湾的车票，并将其送上火车，没料到厄运就由此开始了。解放后，正直、年轻的岳父因此事被逮捕判刑数年。再之后就是历次运动中都被拉出来批斗，反复投入牢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又加上右派，直至失去工作，瘫痪在家。
还有我的岳母，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因为丈夫的牵连，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反革命家属身份的种种屈辱，整个家庭的生活担子也全压在了她身上。她用那瘦弱的肩头默默而又坚强地承担起了这一切。而对她人生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百明哥之死了。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个聪颖有才华的儿子，一个曾让她寄予了莫大期望的儿子，竟这样惨然离去。我不敢想象她当时心中的感觉，那该是一种怎样锥心泣血、肝肠寸断的痛楚啊！
在我与她相处的几年中，她极少提及百明哥，但我知道，在她内心深处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与痛苦是永远无法释然的。百明哥最小的妹妹的儿子出世后，要外婆给取个名，岳母缓缓地说：“就叫小百吧。”这是一个深受伤害母亲的思念之情，其深沉的爱与痛，悠悠绵绵，不绝如缕。这种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以至使她忧郁成疾，还只六十多岁时就溘然逝世了。
记得那次岳父出葬，她追着灵车呼喊着岳父的名字时，满怀悲怆地迸喊出了一句：“你要好好带着百明啊！”
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我去看岳母，她神色悲戚地拿出一张纸对我说，是法院送来的。这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通知，上面写着岳父的名字，内容大意是，经重新审查，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销。只有几行字，连句致歉的词语也没有，其时离岳父去世时间已有四五年了。
错案可以撤销得了，可是，一个家庭这几十年所经历的那一切不堪回首的痛苦能撤销得了吗？王百明那鲜活的无辜生命所遭受的死亡能撤销得了吗？这些，该由谁来补偿？
──漫长的苦难历程，所能换回来的仅仅只是一纸薄薄的通知书！
但毕竟，一个荒唐年代的凄凉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虽然闭幕时也仍有荒唐。
百明哥，愿你在天之灵永远安宁！

节录自《无声的群落》（续编）。

作者简介：
郑文斗，湖南长沙人，1949年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12月下放湖南省沅江，1975年12月招工回城任搬运工，改革开放后从事商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多年努力，成为国内一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现为该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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