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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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序

刘小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在官方组织下走向农村和边疆。这场被称为“上山下乡”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知青这一庞大群体中，除了人们熟知的“文革”中下乡知青，还有一个“无声的群落”，即“文革”前知青。“文革”前知青约有130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群体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致他们的经历鲜为人知。200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作者是“文革”前从重庆前往大巴山插队落户的知青。在沉寂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终于将自己的坎坷经历，汇集为一部催人泪下、真切动人的记实文本。回忆录一经行世，在各地知青中产生热烈反响，好评如潮，并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当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百佳图书之一。
本书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提出编写一部全国老知青回忆录的宏大计划。三年来，包括北京、重庆、成都、长沙、达州的老知青在内的《无声的群落》（续编）编委会齐心合力，在各地知青的积极响应下，完成了一部近百万字的书稿，即将印行。本书作者都是1964年和1965从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等地下乡的知青，目前散居在全国二十余个城市和海外，一个共同的夙愿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凝聚到一起，共同续写了中国知青史中一段起伏跌宕的开篇。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文革”前知青是一个具有特色的群体。他们出生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成长于官方意识形态最纯正、也最具影响力的年代。其中的大多数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学习和就业的权利，不得不到农村去“脱胎换骨”。由于背负着为父辈赎罪的十字架，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比后来的知青更为曲折和坎坷。因为上山下乡，他们的正常成长道路被打断，人生轨迹发生急剧的转变。正是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底层社会令人心悸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革命激情和虚幻理想很快消磨殆尽。于是，他们又成为知青群体中最早觉悟的一群。他们的觉醒，实际奏响了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灌输的第一曲挽歌。
近年来，知青史已经初见成果，知青学也在有关圈子的酝酿之中。在反映上山下乡史实方面，主要有史书与口述回忆（回忆录）两类性质不同的著述。史书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史学方法为研究手段，作者追求一种客观立场，目前还处在宏大历史的概括和基本事实的还原阶段。回忆与口述则带有更鲜明的个人色彩、引人入胜的情节、强烈的情感倾向和多元的价值判断。它的好处还包括可读性强、叙述自由以及广泛的群众参与。目前，回忆录与口述史学在知青史研究中的应用，已获得广泛认同。以往人们只把这些作品视作普通的回忆，很少谈及它的学术价值和方法意义。经过近些年的努力，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记实作品陆续出现，不仅拓展了知青史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学术研究的手段。
《无声的群落》及其《续编》，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续编》收有知青回忆文章近九十篇和近五十首新旧体诗歌。每篇回忆文章基本围绕个人经历或某些历史事件展开。在记录“可怕的真实”方面，续编保持了前编的特色。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6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5年在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期间，因为邻居诬告被勒令退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堂堂北大校方竟拒绝向董大南这个天真幼稚、忠诚老实的青年说明处分的理由（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长沙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最后抱着“赎罪”的愿望，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尽管出身卑贱，他却不乏保尔·柯察金的忠诚和牛虻的狂热。1967年8月，他在明知江永邻近道县的“革命群众”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返回江永，不久惨遭杀害。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革命”的英雄，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祭奠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如此惨痛的史事，因本书出版避免了湮没于世。感谢本书编者，由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不懈努力，当代史中又多了一批真实可靠的宝贵例证。
在相当程度上，这些个性化回忆构成“文革”前老知青那几分绚烂、几分惨淡人生的一个缩影。作者不仅记录史实，还对诸多历史现象（如60年代初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知青中一度弥漫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等）的由来、背景、影响加以诠释或评价，从而加强了记实文本的厚重。除了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外，书中还包括若干珍稀档案和图片，共同构成一段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忆。
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试图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忽略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精英史观，把眼光向上变为眼光向下。特别在揭示官方“正史”不敢正视或有意歪曲的史实方面，回忆录和口述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庸赘言，在这方面，本书也是一个典范。
本书作者多是一些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绝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实际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因此，当他们讲述这段历史时，已不是简单地就知青谈知青。换言之，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几十年层出不穷的经济、政治运动（即所谓的“穷折腾”）及其灾难性后果，几代人──包括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遭受的苦难与挫折，都得到了集中展示。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史学遗产之系统与丰富，在世界各国中无有出其右者。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堪称最具“历史感”的民族。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这个民族，在对待当代史方面却表现为极度的无知和麻木。包括当年的知青在内，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记忆的忘却。还有许多人，基于对官贪吏黩、贫富分化现状的不满，对那段逐渐远去的沉重年代，不恰当、甚至不负责任地赋予了太多的瑰丽色彩。在许多人、包括知识和文化精英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遗忘的今天，《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显得尤为可贵。回忆录是写给世人看的。当年的知青，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史书，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这些回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色彩斑斓……但属于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是以悲剧为其底色的。忘记过去，就可能重蹈悲剧。当然，在感慨人们遗忘历史的惊人速度时，我们更需要谴责那种制造历史遗忘的机制。古今中外，好好坏坏的历史总是人写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文明社会的命脉；而无论是人为掩盖历史真相，或是用扭曲的历史误导世人，都是在酿造新的悲剧，并且注定要沦为历史的罪人。
最后，我想用本书主编邓鹏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我们尊重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我们还原历史，是为了辨明过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训。”愿以此话与有识者共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知青研究专家。
电邮地址：liuxm1608@vip.sina.com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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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一书，辑录的是1964、1965两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达县、邻水等九个县的社办林场、茶场和畜牧场落户的重庆知青撰写的数十篇回忆。

    近十年来，由老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在近百种有关知青题材的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相当引人注目。这种形式参与性强、容纳量大、形式随意多样，撰写的过程往往也成为某一群体的知青共同回忆当年岁月、增进相互感情的方式，不仅广受知青欢迎，也在众多对1949年以来历次运动和事件的记录中独树一帜。

    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都是集体结队前往，人员的构成，都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知青的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革时同一派别的同学会集体报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邻居好友也会选择同一个插队地区等等。下乡之后多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磨砺，更使他们对那段生活拥有了共同的回顾。而回城之后，尽管经历不同、地位各异，但凡是还能够集聚在一起撰写回忆的，也往往多年并未完全中断联系，互相间的影响也使他们对当年经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种共性。城市下乡知青由此而以当年下乡的地方为基础，形成诸多的小群体，由这些小群体撰写的回忆录，也带有明显的集体记忆的特征。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过来人，可以从中读出各个群体间的差异；作为为历史留下的记录，众多这样的集体记忆，会使人们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丰满更多样；而从这些回忆录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对知青生活的反省与思考，也为人们留下知青一代人对这段历史反思的参差不齐的蹒跚足迹。
    虽然每个知青的群体都各有其特点，编著的回忆录也都各有自己的光彩，但写作《无声的群落》的这个知青群体，还是非常独特的一群，那就是他们都是1964-1965年间，也就是文革前的下乡知青。

    众所周知，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以文革时滞留在校的所谓“老三届”知青最广为人知。对于这场运动和这代人命运的回顾与反思，也由他们首开先河，所谓“青春无悔”，所谓“知青情结”，主要就是由他们中那些“成功者”喊出来的，知青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声音如此洪亮，掩盖了其他知青群体的声音，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这场历时20余年的运动中，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群体，而被人遗忘最甚的两个，一个是回乡知青，还有一个，就是像重庆市这些到大巴山社办农场下乡的中小学生一样的、文革前的城市下乡知青。

    十年前我与刘小萌一起写《中国知青史》，我写的部分名为“初澜”。把重点放在文革之前的初衷，是因为作为史学家，研究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要追根溯源，但越写到后来，我就越发现文革前的知青群体的不可忽视，这不仅因为他们是知青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运动的先驱，还因为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已经成为一代人当中的“弱势群体”了。固然在无论哪个人群中，都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问题是他们之成为“弱势”乃至在升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遭受种种歧视，原因十分地不公正，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看到在《无声的群落》一书中，他们诉说着当年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的迷茫失望，尤其如卢晓蓉（《咏雪四题》）写到学校还在刻意向她隐瞒这样的事实时，相信读者都会像我一样，感到心灵痛苦的颤动。

    在人生起跑线上遭遇的不公正，显然会影响人的一生。他们在农村经历文革，对于这场运动的荒谬性和危害，有着比当时在校学生更早和更深的省悟，他们中一些人把文革当作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发轫于同一年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在本书上卷的第二章“疑惑与反思”中有几篇文章，尤其是万源县夏先争的《回首“乌托邦”》，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知青在文革期间追求、奋争及至失败的过程，可以作为不可多得的史料来看。与此同时，很多人对于当时由于幼稚、由于单纯而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也有颇多反思，如万源县张弘在《跑龙套者》一文中称：“我曾经对一位知青朋友说，知青是中国政治悲剧中的配角。他断然认为，知青连配角都谈不上，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因为配角毕竟还是一个‘角’……”敢于正视这点，是需要勇气的。

    待到1971年后的招工大潮来临时，这个老知青群体的“弱势”又一次凸显，这次不仅由于出身，还因为年龄，这使他们的回城之路比后来的知青走得更艰辛。甚至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在有的县，1965年的高中毕业生根本没有资格报考，理由是年龄太大了……”（宣汉县任宗景的《梦断1977》）。

    本书主编邓鹏在序言中也提到：“老知青当中参加高考的人却寥寥无几。原因是经过了在农村和城市十三四年的蹉跎，绝大多数老知青的学业已经荒废，加上坎坷的经历，他们已经心灰意冷。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达县地区的一些基层单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竟然禁止高1964、1965级的老知青参加考试”。

    与一些早期结集的知青集体回忆录相比，《无声的群落》的叙事风格更为平实朴素，对这场运动以及自己经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观。即以篇幅之巨来说，众多的知青回忆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从中亦可见参与者的投入程度。

    我与大巴山这个群体的知青们同龄，只是比他们多了一次上高中的机会，虽然这个高中也仅仅读了一年。文革中我曾有过与老知青接触的机会，但囿于当时的年龄和境遇，对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理解和认识。对此我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有过反思，我提到过：

    （老知青）的返城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与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的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中学生，对于他们的先行者，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覆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请原谅我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不仅是因为读这部《无声的群落》，又引出我写作《中国知青史》时曾经发出的同样的感喟，还因为我想证实，我是真的寻找了他们将近十年。当其时，“老三届”知青的集体回忆录已出版数部，“青春无悔”的歌唱也正是豪气干云，那时我是那么费心费力，想倾听到这些老知青的声音，但他们却好像已经隐没到茫茫的人海中，始终默默无语。本书主编邓鹏称这个群体为“无声的群落”，有心者应能体味其中隐含着多少的悲苦与不平。所以，读到这本书，如果以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相见恨晚”。我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为他们一经亮相就有这样的精彩，而由衷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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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人一样生活

—读《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
　　
杨 健

　　
　　1962年官方正式把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17年中有1776万知青上山下乡。在“放逐”的行列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有在1964—1965年到大巴山区落户的14000多名重庆知青。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叙述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他们的苦难人生。这份沉重的人生记录，弥补了有关“黑属”群体在知青运动中的空白，为知青运动史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宝贵史料。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是一部迟到的书，它是在全国各区域、省份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高潮过去之后近十年才出版的回忆录。但是，它与众不同，是一部自觉站在私人立场讲述的回忆录。它是知青群体在新世纪向自由主义继续迈出的重要一步。
　　
　　上世纪90年代知青思潮的兴替——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知青文化热”兴起以来，知青思潮先后经历了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的发展过程。
　　1990年北京东北知青率先举办知青回顾展，此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各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回顾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热潮，推动了“青春无悔”这一先验理念的推广传播。进入90年代中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全景式报告文学）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个人口述，以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后创造“劫后辉煌”的新神话，成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
　　同一时期，知青文学“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被生存哲学的宏大叙事（以郭小东“知青部落系列”、晓剑《中国知青秘闻录》为代表）所取代。后者将官能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宣扬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它们与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知青回忆录的出版——人道主义与生存主义的冲突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但是基本思想主题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回忆录大多围绕着“悲壮的青春”主题展开，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片面歌颂苦难，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回忆录的编者和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自我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幅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为自己树立起一座青春的纪念碑。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业绩，这种情绪恰恰流露出一种对青春逝去的焦虑。
　　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1600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都归纳到“青春无悔”的惟一思想主题之中，以群体的名义，逃避个人自由。集体主义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整个90年代，全国泛围的群体书写，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冲突——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据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人”。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独立的话语权。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先富起来的这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结束了创业时期，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殖活动和娱乐性消费。而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经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和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他们认为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并难以超越。有一个知青作家声称自己并不是以知青文学成名，“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知青作家开始群体性的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知青文学作品数量开始锐减。在世纪末，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知青文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
　　
　　世纪之初，自由主义立场的知青文学叙事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未能搬上电影、电视，知青群体的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未能在知青群体中取得压倒优势，也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随着强势群体的离去和主流传媒的放弃，知青文化在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寂寞旧文坛，平安新战场”，在看似空白的时期，却从余烬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立场的私人叙事小说，出现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岳建一主编2001），出现了像《羊油灯》（逍遥2001）、《抒情年代》（潘婧2003）等优秀知青文学作品，虽然在知青集体中和社会上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的主流知青文学。它们是寂静中的雷音，鼓舞着寂寞的自由主义知青族群。
　　重庆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自然沿续。重庆老知青以群体的姿态迈入自由主义派别，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思想风貌。 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展示了知青一代人仍然在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昭示着自由主义的脚步在新世纪并未停止迈进。
　　
　　“认命不随命”——对“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和“生存主义”宏大叙事的突围
　　
　　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倔强的树》邹克纯）
　　
　　1996年是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的知青群体掀起了纪念热潮，这本是一次进行历史反思的宝贵机遇，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对偷盗农民津津乐道，流露出对权力的敬畏，宣扬个人生存奋斗的胜利。
　　知青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孔子说过，“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产则有恒心者，惟士之能。” 农民是小“有产者”，可以通过集体劳动得到某种尊严，而知青是无恒产的赤贫者，在生存线上挣扎，很难坚持道德原则。物质上的无产化，造成了许多知青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在他们的生存主义中潜伏着浓厚的流民意识和灾难意识。在新时期返城后兴起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热中，有着明显的流民意识，这一切并未引起知青群体的警觉和深刻反省。知青流氓化已经为“八九”之后的知识分子痞子化埋下了伏笔。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重庆老知青回忆录中有不少文章回忆了生存艰难，衣食无道的往事，但没有一篇描写在农村偷鸡摸狗，或对此行为津津乐道。在“瓜菜半年粮”的大巴山贫困的农村，艰苦劳动一年，毛谷子加红苕、洋芋也只够维持四个来月。有的知青饿得跑上山寻找野生的红子，往嘴里填。他们大都不肯自暴自弃，即使极个别的人迫于饥贫偷盗了农民的东西，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 （《倔强的树》邹克纯）
　　重庆老知青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比一般知青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因为“出身不好”被社会打入另册之后，绝大多数的重庆老知青在非人的环境下，都自律自爱，没有放弃做人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饥饿、苦难，他们所受的教养、尊严，也不甘沦为流氓无产者，不愿坠入兽畜和阿修罗道。他们在回顾那段苦难的岁月时，仍然能够发出自尊、自信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背叛、出卖，如同家常便饭，而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罕见的勇气。
　　
　　对自己的青春负责，对历史负责——对“阶级路线”的控诉、清算
　　
　　《无声的群落》的书写群体比较独特，他们均在1964—1965年下乡，下乡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就业的权利，被迫带着“原罪”下乡。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折磨。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初下乡时，希望能够脱胎换骨，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张光亲）他们的梦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破碎了，他们在劳动中表现出色，却无法摆脱“另册”，不能参军、入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进工矿和回城市的机会；即使回到城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李忠公）。有的老知青甚至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仍然因为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梦断1977》任宗景）
　　重庆老知青群体是一个被“阶级路线”政策制造出来的“不可接触”的卑贱群体；这种“血统论”制造出来的等级，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所说的，类似“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
　　重庆的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在严寒的日子里》周邦宪）
　　距离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重庆老知青像犹太人在战后追逐纳粹罪犯一样，对曾经制造过一场青春浩劫的“阶级路线”并没有轻易的放过，对造成终生苦难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执着的追究。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在政治审查一条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文件提出，要防止“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要求学校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亲身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在高等、中等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有数条，不仅直系亲属被判刑、管制的学生不能录取，甚至有海外关系的亦不能录取。标准中虽然提出“本人确已划清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但这只是一种虚伪的“摆设”，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来没有实行过。
　　制定这份文件的人也很清楚，这种侵犯人权的政策是见不得天日的，文件特别提示“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回忆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曾经历过的苦难往事。它们对“阶级路线”罪恶的血泪控诉，也是对“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清算。这种历史的清算，不仅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给自己的人生求得一个明白的说法，更是为了对历史负责，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使得人权不再遭到同样的践踏。
　　
　　像人一样生活——超越世俗的价值评价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他们已经放弃了“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的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许多重庆老知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农村坚持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升入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读书梦》邓鹏、《大巴山上学英语》周邦宪）他们作为弱势的知青群体中的一员，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以个人之力对扼杀人才的专治制度进行顽强的抗争，他们用事实证明，这个被扼杀的“原罪”群体，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可以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以聪明才智的青年群体。
　　重庆老知青群体中的多数人则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症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行行出成绩，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获得“和平女神首届国际书画大展赛”“和平奖”。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之士。但是，她的生活处处闪耀着光彩。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她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重庆老知青讲述他们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澹定，字里行间中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
　　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是如此艰险，又是如此的平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并没有获取到惊人的财富、权势和功名。但是，他们不需要用世俗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本份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经足够了！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也不是在绝境中生存下来，而是努力像人一样地生活着。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要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一种英雄的气概。我们还活在英雄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各自表述。重庆老知青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
　　重庆老知青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难有立锥之地。在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就是个人主义和私人的声音。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十分难能可贵。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集体至上”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负责任。放弃个人承当是拒绝忏悔的重要原因。“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脱离了集体、国家的立场，不再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为个体承担责任，他不能把责任推诿于他人，他要为个人自由承担全部的后果。重庆老知青的这种个人主义立场，为他们的个人忏悔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红色忏悔录”——从自由主义的世俗价值到宗教的超世价值
　　
　　重庆老知青在大巴山里的生存环境，非比寻常，其政治的严酷性和生活的艰苦性，远超过了一般知青，在这场上山下乡的浩劫中，他们苦海求生，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不放弃一个人的良知。回忆录专门开辟了“红色忏悔录”一栏，专门记述一些忏悔文字。其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苦斗和艰难的灵魂炼狱。
　　一个重庆老知青因为发表过对反右运动的不满，在“文革”运动中被工作组抓住了政治把柄，设下圈套，逼迫他揭发自己的好朋友。这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忏悔说：“当时，我真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何尝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指控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是自己最推崇的战友，实在是难以决断。……软弱的我最终没能抵御工作组的诱迫，当了‘叛徒’，以揭发批判邓鹏换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内疚着，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耻辱！”（《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张弘）
　　这篇忏悔文章，有着坦荡的陈述和深刻解剖，这种自我暴光，并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完全是由于自我良知的逼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那颗强健、光明的心灵。他用自己的道德勇气，洗涤了灵魂的污点。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像但丁一样，穿过地狱的苦难、炼狱的烈火，被自我的良知引领进天国的大门。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记述了下乡参加批斗地主的斗争会，在会上他动手打了姓何的老地主一个耳光。13岁的地主女儿端着菜来为父亲求情，却被知青们打翻了菜盆。“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文章中最后记述，1986年暑假他带儿子重返大巴山，又看到姓何的地主，“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为被加害者对加害者的宽恕而感动。毫不奇怪经过共同的苦难，他们已经销弥了往日的仇恨，成为一家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场景更令人感动呢？
　　读着“红色忏悔录”栏目中诸篇大作，我的心灵跟随着忏悔者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向救赎的彼岸，这些师兄们仿佛是引领我穿过地狱的导师，“导师和我从那条暗道走进去，回到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里；然后，不想作任何的休息，我们就往上登，他在前而我在后，一直登到我从圆孔里辨出了天下累累地负载着美丽事物；我们从那里面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神曲•地狱篇》但丁）
　　重庆老知青的忏悔实践，是在个人化的层面上进行的，独立个体不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个体的责任，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社会化的忏悔转为宗教性的忏悔，由世俗的价值评判转为宗教层面的价值评判，铺平了道路。
　　在世纪之交，关于“忏悔”的论争，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引发了长期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普世的道德准则，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5]
　　道德清洗运动中，问罪的一方属于自由主义群体，他们认同和依恃的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世俗权威。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断定知青群体的青春与生命，其结果自然也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有其优长亦有其缺陷。它使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把忏悔当成了一种政治批判工具，使忏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在有关忏悔的论争中，有人想要厘清道德忏悔与宗教忏悔的关系，强调二者本质的不同之处，努力清洗其间的宗教因素。不少人认为忏悔应该在现世层面进行，但忏悔的实践与论争表明，坚持世俗的评判标准，难免与现世生活相纠缠，造成不同个体表述之间出现诸多混乱和冲突。
　　由于忏悔运动发展成为社会集团和政治族群的冲突，在其间的忏悔者难以避免政治集团的批判和受害者的威慑；许多人拒绝忏悔正是为了免于政治压迫和法律质询。他们把自己视为政治运动的另一种受害者，认为权势者的“罪行”不应该由个人来承担。在这场有关忏悔的论争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政治道德和社会清肃，而很少看到个人的灵魂，看到超越（的）世俗的个人内心冲突。试图回避忏悔的宗教因素，是道德清洗运动最终进入误区的重要原因。
　　超世的宗教忏悔，虽然不脱离现世，忏悔者却只能依赖自己，依靠个体灵魂的良知良能，他如果不愿或无力面对现世社会道德的审判，还可以进行私下的自我审讯，独自去面对上帝（天地、神、佛或良知）对自己的“最终审判”。
　　显然没有比宗教更为全面的，经历过历史检验的超世价值体系了；宗教忏悔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针对每个人的。首先在个人心灵上，排除世俗理念和信仰的无上权威，为个人心灵留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个人的忏悔是一条走出国家政治误区，进入由个人担当责任的多元社会的必然之路。
　　重庆老知青的普遍个人价值立场，独自的灵魂内省，都为进入宗教境界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神殿，宗教性的超世境界已经呼之欲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宗教性的超世价值体系的恢复。
　　自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从知青群体形成之日起，知青一代的群体内部，就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冲突，60年代上山下乡初期，老知青为争取返城与中学红卫兵发生的冲突；“文革”中“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冲突；“文革”上山下乡高峰时期，“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阴谋知青文学与知青地下文学的冲突；新时期“权力—知青文学”与“新现实主义”知青文学的冲突，后新时期知青文学生存主义宏大叙事与自由主义私人叙事的冲突；以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犬儒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仍然在继续着，如今它已经发展为反对生存主义的兽道（2005年畅销书《狼图腾》），坚持自由主义的人道的斗争。
　　《无声的群落》的出版，突破了泛滥一时的犬儒哲学的羁绊，打破“法西斯国家主义”的生存哲学的喧嚣。它代表了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在继续前进。
　　
　　注：作者为中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知青文学史》等。

tuffy05

序　　

刘小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l 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在官方组织下走向农村和边疆。这场被称为“上山下乡”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知青这一庞大群体中，除了人们熟知的“文革”中下乡知青，还有一个“无声的群落”，即“文革”前知青。“文革”前知青约有l 30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群体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致他们的经历鲜为人知。200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重庆l964、l965年老知青回忆录》，作者是“文革”前从重庆前往大巴山插队落户的知青。在沉寂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终于将自己的坎坷经历，汇集为一部催人泪下、真切动人的纪实文本。回忆录一经行世，在各地知青中产生热烈反响，好评如潮，并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当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百佳图书之一。
本书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提出编写一部全国老知青回忆录的宏大计划。三年来，包括北京、重庆、成都、长沙、达州的老知青在内的《无声的群落)（续编）编委会齐心合力，在各地知青的积极响应下，完成了一部近百万字的书稿，即将印行。本书作者都是l964年和l965年从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等地下乡的知青，目前散居在全国二十余个城市和海外，一个共同的夙愿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凝聚到一起，共同续写了中国知青史中一段起伏跌宕的开篇。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文革”前知青是一个具有特色的群体。他们出生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成长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最纯正，也最具影响力的年代。其中的大多数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学习和就业的权利，不得不到农村去“脱胎换骨”。由于背负着为父辈赎罪的十字架，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比后来的知青更为曲折和坎坷。因为上山下乡，他们的正常成长道路被打断，人生轨迹发生急剧的转变。正是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底层社会令人心悸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革命激情和虚幻理想很快消磨殆尽。于是，他们又成为知青群体中最早觉悟的一群。
近年来，知青史已经初见成果，知青学也在有关圈子的酝酿之中。在反映上山下乡史实方面，主要有史书与口述回忆(回忆录)两类性质不同的著述。史书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史学方法为研究手段，作者追求一种客观立场，目前还处在宏大历史的概括和基本事实的还原阶段。回忆与口述则带有更鲜明的个人色彩、引人入胜的情节、强烈的情感倾向和多元的价值判断。它的好处还包括可读性强、叙述自由以及广泛的群众参与。目前，回忆录与口述史学在知青史研究中的应用，已获得广泛认同。以往人们只把这些作品视作普通的回忆，很少谈及它的学术价值和方法意义。经过近些年的努力，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纪实作品陆续出现，不仅拓展了知青史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学术研究的手段。
《无声的群落》及其《续编》，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续编》收有知青回忆文章近九十篇和近五十首新旧体诗歌。每篇回忆文章基本围绕个人经历或某些历史事件展开。在记录“可怕的真实”方面，续编保持了前编的特色。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l6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l965年在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期间，因为邻居诬告被勒令退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堂堂北大校方竟拒绝向董大南这个天真幼稚、忠诚老实的青年说明处分的理由(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长沙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最后抱着“赎罪”的愿望，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尽管出身卑贱，他却不乏保尔·柯察金的忠诚和牛虻的狂热。l967年8月，他明知江永邻近道县的“革命群众”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返回江永，不久惨遭杀害。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革命”的英雄，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祭奠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如此惨痛的史事，因本书出版避免了湮没于世。感谢本书编者，由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不懈努力，当代史中又多了一批真实可靠的宝贵例证。
在相当程度上，这些个性化回忆构成“文革”前老知青那几分绚烂、几分惨淡人生的一个缩影。作者不仅记录史实，还对诸多历史现象(如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知青中一度弥漫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等)的由来、背景、影响加以诠释或评价，从而加强了纪实文本的厚重。除了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外，书中还包括若干珍稀档案和图片，共同构成一段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忆。
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试图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忽略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精英史观，把眼光向上变为眼光向下。特别在揭示“正史”不敢正视的史实方面，回忆录和口述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庸赘言，在这方面，本书也是一个典范。
本书作者多是一些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绝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实际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因此，当他们讲述这段历史时，已不是简单地就知青谈知青。换言之，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几十年层出不穷的经济、政治运动(即所谓的“穷折腾”)及其灾难性后果，几代人——包括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遭受的苦难与挫折，都得到了集中展示。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史学遗产之系统与丰富，在世界各国中无出其右。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堪称最具“历史感”的民族。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这个民族，在对待当代史方面却表现为极度的无知和麻木。包括当年的知青在内，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记忆的忘却。还有许多人，基于对官贪吏黩、贫富分化现状的不满，对那段逐渐远去的沉重年代，不恰当，甚至不负责任地赋予了太多的瑰丽色彩。在许多人，包括知识和文化精英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遗忘的今天，《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显得尤为可贵。回忆录是写给世人看的。当年的知青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史书，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这些回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色彩斑斓……但属于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是以悲剧为其底色的。忘记过去，就可能重蹈悲剧。当然，在感慨人们遗忘历史的惊人速度时，我们更需要谴责那种制造历史遗忘的机制。古今中外，好好坏坏的历史总是人写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文明社会的命脉；而无论是人为掩盖历史真相，或是用扭曲的历史误导世人，都是在酿造新的悲剧，并且注定要沦为历史的罪人。
最后，我想用本书主编邓鹏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我们尊重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我们还原历史，是为了辨明过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训。”愿以此话与有识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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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知青研究专家。

tuffy05

该怎样厘清撇脱历史旧帐

——《无声的群落》续集首发式座谈会发言稿


今天是《无声的群落》续集的首发式，以邓鹏先生为首的团队为它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为此而衷心地感佩你们，感佩你们深邃的历史远见。“无声的群落”其实不只是“文革”前下乡的知青，它包含有更广阔得多的意义。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这样的群落太多，不但近现代，中国自古以来是帝王编年史，这导致了“存在于细节”的历史被遗忘了太多，而这些重要的细节主要就是被遗忘的群落。从这个意义上看，你们是开了历史之先河。当下已经有大量原来无声的群落在发声，这是一件值得中华民族庆幸的历史性事件，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

能来到这样一个“群贤毕至”的场合聚会，是我的荣幸，尤其是主持人安排时间来让我介绍拙著《中国人的文化陷阱》，在当下的环境中更是使我有欣逢知音、声气相求之感，衷心地感谢大家给予我的帮助与信任！

也是出于同样的出发点，使我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人的文化陷阱》一书，在此，请容许我将个人简历及此书的创作过程作简单的介绍。

我叫谢几何（曾用笔名、网名：谢沐、边缘思想者、草根思者、庄生蝶），祖籍浙江绍兴，1946年生于淳安老县城，在湖南长大，1965年高中毕业于长沙市三中，由学校组织于同年插队在郴县板桥公社红金大队焦塘生产队。

文革期间于1966年底参加知青组织，进行过知青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调查。1967年文革高潮时参与铅印知青报纸“红一线”、“反迫害”、“斗批改”、“中毕红旗”以及广州一份知青报纸的编辑工作，当时在下放地被虐杀的王伯明等10位长沙知青的大规模追悼会，我是治丧委员会负责运作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来全国知青组织长沙联席会议，杨曦光由此而产生《知青运动考察报告》，我因参加此次会议而与杨小凯有过一段渊源。

八年知青生涯，我担任过知青组长、生产队付业组长、赤脚医生、犁田耙田、插秧割禾、烧窑伐木，农村的活计大都干过。1973年病退回城，在社会上打流，做油漆匠糊口。76年安排到一个建筑单位从做小工做起，干过机修工、油柒工，后来做治安联防工作那一段时期，是我“侠”情结的张扬，惩强扶弱、扶危济困，充当了一段时期新时代的“堂·吉诃德”，并因成绩突出立过二次三等功，评过省级先进个人。

文革结束后，我于1979年写过一篇长篇论文《试论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并以上书的形式寄给了邓小平，但是始终泥牛入海无消息。在那前后，我主持创办了一份民间油印刊物《新叶》并在长沙街头售卖过。

值得重点介绍的是《试论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此文分八个章节，这些章节的标题是：一、序言；二、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三、历史根源和酝酿准备过程；四、专制主义是万恶之源；五、历史不能再以个人为中心旋转；六、消除专制产生的基础；七、也谈“现代化”；八、一个宝贵的历史性转折时期。

此文早已按原貌发到相关网站上供大家参考。我个人认为，三十年前我已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文革”，已开始剥开表象去追寻一些深层次的观念根源，因此能提出了诸如：“权力拜物教”、“封建法西斯”、“暴君史观”、“绝对权力”、“以个人为中心旋转的历史格局”、“过去未来现在佛式的人神”等概念；并能提出改变管制思维、改革干部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且提出了要警惕官僚制度发育成熟，形成特权阶级通过严密体制垄断国家；警惕各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严格等级定型化；警惕形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把“现代化”与建设现代国家的概念联系起来。在此我并非要证明自己有什么历史远见，而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形成标本，使大家或者能从其中理出一些脉络性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对我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文革后到浙江故乡避难一年后回到乡下潜心读书的四年；第二个时期是给邓小平上书和办《新叶》刊之后，在旧书店淘书苦读的几年（其中曾全程订阅《世界经济导报》）；第三个时期是“百劫归来再读书”的山中八年。

这三个阶段都有一些相应的朋友与我共涉思想苦旅。例如第一时期的胡天仁、梁瑞祥、李宗元、我三弟；第二个时期的易启坤、马诗人、龙口水、郑眼镜、任长乐等；第三个时期则更多了，如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清风》杂志的朋友们、麓山读书会的朋友、湖南知青网的朋友、重庆大巴山群体的朋友、中国思维网的朋友。

说是思想苦旅，主要是生活上的清贫与艰难，心灵上的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孤独，思想上却因为经常有许多朋友的讨论、碰撞、探索的神聊而愉快，尤其是现在的爱妻胡娇进入我的生活，她的善良、朴素、温柔的品质使生活充满情趣，从而在生活上、工作上都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使我思想上有获得成果的喜悦，生活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温馨，这种感受在清贫的生活中只怕是极少有人能体会得到的，我把这看成是上天给予我的格外的恩宠！

这第三个时期的开始是2001年，当时我从建筑单位下岗后，抱着衰年变法、背水一战的想法，决心改变一下生存环境和调整一下生活状态，因此寻觅到岳麓后山一个寂静的小山冲，买下几间破旧土屋，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三家村”。记得刚修整好房子入住的时候，一天早晨从“德国之声”中收听到“911”事件发生的报道，个人生活的改变与一个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期而遇，使我记忆深刻。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儒、侠、隐”三种情结往往是挥之不去的情结，自问几十年混下来，这三个情结也始终在纠缠着我，所以到头来归结为与雉麂为邻，以纸笔为伴的生涯，我自认为是最好的宿命。

从小养成的读书嗜好使我读的书特别杂，然而高中生的底子，想著书立说，自知学识素养都很不够，因此当时在自己种的葫芦上刻下了这样二句话“老去方知学识浅，百劫归来再读书”。

几十年的读书生涯总希望能“经世致用”却频频碰壁，面对一个生机勃勃变化万千的全球化时代，我总感到现实的沉重和历史的沉重始终萦绕在心头，正是这样的感觉才使我拿起了中国历史文化这样一个大题目，几年的林中漫步冥思苦想，终于在2005年完成初稿，当时的题目是《权力拜物教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试论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体制的文化构成》，此书的九个章节，是从一开始就拟定好了的，这是梳理出头绪的基础，是梳理出系统的骨架，这个骨架既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梳理，也是对未来的预测。

秉持着“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原则，首先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机制入手，从而接触到其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接触到文化观念的形成根源。这里需要一个比较系，那就是“普世价值”，比较中国传统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异同，通过比较研究产生了大量的问题，随着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发现出诸多的隐秘结构和文化密码。这些方法，我从民初的四川哲人“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处获得了启示，那就是不怕从最宏大的视角去看待研究历史文化，许多全新结论的得出就仰仗于这种宏大视角。美国华裔学者吴森的哲学十二字心法：“懂语文，通方法，察流变，明大势”也可以说是与我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因此对我写此书的帮助不少。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朋友的帮助与鼓励，在坚持不懈的座谈神聊中获取了不少思想精神资源，使对问题的探讨得以深入，尤其是与一些年轻朋友的交往中，我要求他们就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出许多的问题，而我会依据在自己头脑中已形成清晰学理的系统来解读与把握，正是这种不断的碰撞与探讨，使这个认知系统、思想通道得以日臻完善。我自知这一个系统还不够成熟，“十年磨一剑”还远远不够，以后还要依赖于更多朋友的参与与支持，这就是我始终欢迎各类朋友指教的原因。

2006年以“草根思者”的网名在网上试水，在一些网站获得了众多网友的肯定，尤其是在“中国思维”网获得得票最多的奖，这当然是对我的最大鼓励，使我增加了信心。有人说我建立了一个大系统，我不这样认为，我决不会狂妄到去试图建立一个大系统，但是我认为给中国的历史文化梳理出清晰的脉络是必要的，这需要许多有志者的努力。中国被人有意打造成一个历史性使人难以读懂的国家，要读懂、读清晰，需要梳理出一个这样的历史文化大系统。我认为自己是无意中充当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耙粪者”，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中国确切实在的不会被逆转的进步”！

今年脱稿的第三稿，我已将书名改为《中国人的文化陷阱——试论权力拜物教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力求在文本字面意义上更精确些，并拟出了四条解读提纲：1、中国人权力拜物价值观的文化观念根源。2、中国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社会机制的形成根源。3、解读中国的认知系统，走出奴役的思想通道。4、读懂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信仰的平民版本。可能会有人说这过于狂妄，但我不这么认为，也有许多朋友不这么认为，这其中就有许多知青朋友。我始终把自己看作知青之一员，我殷切地盼望更多感兴趣的朋友能认真读读我这本书，并提出意见。今天能来到这里介绍我的书，也证明了我们的知青情缘有多么深！我自知前路还充满着艰难甚至险阻，但我将一如既往的前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民族前贤的气概将永远激励我！

最近，湖南知青网网友孟企平、陈晏生推出了二本书，都写得很好，我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特殊个例，那就是陈晏生。晏生是所谓土匪湘西王陈渠珍的最小儿子，小学文化，下放靖县13年，而他的知青生涯回忆录却像是那个时代农村社会的一篇精彩的田野调查报告，其中记录了许多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经典情节，记录了许多知青、农民、干部等群落的人物谱群像，其中包含有太多的历史信息。陈渠珍是个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朋友们去读一读他的《艽野尘梦》一书就能略知一二，而陈晏生却在演绎他的另一种传奇，通过他我仿佛看到了许多篇这样的记录在涌动，我坚信这样用亲身经历书写的田野调查还会不断面世。

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纠缠至今未有终结，这是促使我做这个课题的根本原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能否尽快走出历史瓶颈期，能否真正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厘清撇脱历史的旧帐是如此重要，前提的被偷换，导致后面的逻辑演绎发生了太多的错误。我们民族因为历史性的前提偷换，导致这种逻辑错误大量发生，这就是历史旧帐始终纠缠我们的根本原因。相信在座的大多数朋友都会有同感，我们所做的工作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厘清撇脱这一笔笔历史的旧帐，给我们后代一个明晰的历史天空！这个历史任务任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开历史先河的工作，就此而言，我们就是有自由独立精神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时短情长，言不尽意，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

二OO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