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的真实工作生活（广东惠阳机械厂）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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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阳机械厂的岁月


我是在“文革”当中的1974年8月人惠阳机械厂当工人的，直到1978年10月上大学时才离开工厂。在工厂工作生活了整整4个年头。4年里，我亲身经历和体验了产业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亲眼目睹那个年代的工厂运作情况，也与工人师傅一道参加了热火朝天的“抓革命，促生产”活动。在那个往事不堪回首的峥嵘岁月，发生了许多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别的事情。如今追忆往事，重新打开记忆的大门，将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写下来，真实地纪录下这段难忘的、在惠阳机械厂度过的悠悠岁月和工人生涯。

60—70年代，惠阳机械厂、东江化肥厂和惠州甘蔗化工厂(惠阳糖厂)合称为惠州市的三大国营工厂，能够进人这三大厂工作的青年人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尤其是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进入工厂，就更加不易。甚至社会上还流行着如此一说：进了三大厂，“踢嘢”(惠州话，意即找对象，吸引女子)都容易。可见当时工人阶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和神圣。1974年7月，16岁的我高中毕业，在惠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的父亲为我办理了“留城证”。按当时的政策，凡持有留城证的高中毕业生或社会青年，无需下乡务农，可以在城里找工作。领到了留城证后，我成了社会青年，在焦急地等待招工消息的同时，我以打零工、做临时工度日。不久，父亲托人为我在惠阳机械厂找到工作。8月15日这一天，天气酷热难耐，父亲带着我来到惠阳机械厂生产科报到。接待我们的是生产科的温广林同志。依照有关政策，我们这批人入厂是以“发包工”的身分，即属于相对稳定的临时工性质，第一年每月工资为24元。发包工与学徒工不同，后者属于正式工人，有3年的学徒期；而发包工没有学徒期，工资比学徒期第1、2年的工资要高。大量招收发包工是当时各个国营企业的做法，主要原因是工厂的生产任务重，国家又没有招收正式工人(学徒工)的指标，只好采取招收发包工的方式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1974—1978年间，惠阳机械厂招收的工人中，除了极个别工人顶替父辈退休或其它原因被招为学徒工外，绝大部分进厂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发包工。

生产科将我分配到当时生产任务最重的金工车间工作。金工车间主要进行金属切削，通过车、刨、磨、铣、幢、钻等机床对金属毛坯件进行加工。金工车间分为以小部件加工为主的金工一车间和以大部件(如机床座)加工为主的金工二车间。我被分配在金工一车间的轴类加工班——四班工作。金工一车间主任郑惠卿将我安排在四班，四班长郑彩浓首先将我带到一部老式的六角车床旁，让我先学习轴类零件的开料工序。从此以后，我成为一名车床工人。车床工人的形象就在当时2元面值的人民币上的画面。

金工一车间是全厂生产任务最重的车间。全车间分为齿轮加工班、轴类加工班、细小零件加工的三八班(全部工人皆为女工)、磨床班、铣床班、刨床班。厂里生产的产品有C6140车床、花键铣床、球肥机等。面临着繁重的生产任务，工厂经常采取“人停机不停”的做法，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两班顶三班”，即以两班的人员进行三班倒的工作。“两班顶三班”就是24小时机器不停运转，分为日、中、晚三班，上班时间分别是：日班7：00一16：30；中班16；30—0：00；晚班0：00—7：00。工人们—个星期换一次班，每逢两班顶三班期间，根本没有周末休息日，能轮到上日班就是谢天谢地的事了。因为不管白天干活有多么累，晚上还能睡个好觉；而上中班和晚班，特别是晚班，阴阳颠倒，人体的生物钟被严重扰乱，工人们白天睡不着，晚上还要强作精神地开机器，人人都熬得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金睛火眼。其实，采取这种疲劳战术是不得已的事情。记得当时厂党委书记梁永章、厂长梁奋以身作则，也与工人们一道，熬夜上班：指挥会战。由于长期熬夜，两班顶三班这种严重超出人体生理极限的疲劳战术使工人极度疲惫，造成有的夜班工人在车床转动的情况下倒头便睡，情况非常危险。记得有一次，我正车一根轴的外层，走刀过程中便睡着了，幸好身后的老工人童佛山师傅及时将我的车刀退出并帮我停车，否则将酿成重大事故。不少夜班工人在上厕所时，蹲着蹲着就睡着了，我也有过类似经历。尽管如此，这样的“屎坑觉”对工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一种享受了。因为不管怎样，厕所里的味道虽难闻，但却不存在安全问题，睡得踏实安稳。可见，工人们确实已经到了疲劳的极限。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工人们从事如此高强度、高代价的劳动，但却是无酬的，当时叫义务劳动。时值“文化大革命”末期，国家的政治环境是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时期，工人的觉悟程度是空前未有的。在那样一种政治气候下，工人同志以牺牲自我为社会贡献力量的精神，用当时的话说叫做：一切听从党召唤。1975年，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石油工人王进喜的故事片《创业》在全国上演后，工人阶级的形象和奉献精神得到社会的好评。铁人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气概无疑是鼓舞广大工人的巨大力量。石油工人能够做到“为寻找石油历尽千辛万苦，扬我国威何计个人安危”，机械工人少睡一点觉，不拿报酬又算什么？在工厂大奋战的日日夜夜里，唯一的报酬就是夜班工人吃的一顿夜餐：两个糖包一碗稀饭。老工人黄碧云见我夜餐吃不饱，经常主动将自己的一份夜餐分出一点给我。工友廖秀莲也时常把自己的夜餐让出一部分给我。在正常生产的时候，实行两班制。夜班上到晚上10：30是夜餐休息时间，这个时候是工友们最开心和惬意的时光。大家围拢在机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故事的，有讲笑话的，老工人们不时还以年轻人的恋爱为话题逗乐，气氛相当轻松愉快。金工车间的车工一般是一人一机，一个人操作一台机床，不象安装车间的钳工在工作时可以自由走动，有充足的交谈机会。正所谓“生钳工，死车工”。故此，无论是发包工还是正式工，大家都很珍惜夜班休息的半个小时，把要说的话全在这时说出来。


1975年6月，我与所有的发包工一道参加了工厂的民兵营。工人们除了完成额定的生产任务外，还要利用生产间隙接受军训、执行任务等。当时机械厂的武装部长是肖俊明同志。肖部长对我们新民兵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给我们民兵上政治课和讲解军事常识，他讲得风趣幽默，不时引起民兵们的哄堂大笑。民兵的武器大多是全自动冲锋枪和半自动冲锋枪，人手一枪。我配发的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6840部队还专门派来两名解放军连长指导机械厂民兵的军事训练。当时的民兵组织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上级要求地方民兵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在惠州市，当时惠阳机械厂是工人人数最多的厂。全厂有近2000工人，除行政机关和后勤部门外，生产部门包括铸造机床座和铸件的铸工车间、进行金属切削的金工一车间和金工二车间、组装机床的安装车间、冷热锻件的锻工车间、修理生产母机的机修车间、热处理车间、电工班、汽车班、领料仓库等，应该说，这样的生产组织部门是与全国同类工厂接轨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管理方式是以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划分生产单位和车间的。就设备水平而言，机械厂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备，有些设备还是进口的。如我所在的金工一车间，就有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大型车床，大家都叫它“意大利”，由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高夫生专门操作，“意大利”车床是加工C6140长丝杆的专用设备，通常情况下，由老工人黄碧云在加长的C6140车床上进行丝杆的粗加工，然后经过校直后在“意大利”车床上精加工。金工一车间四班还有一台沈阳机床厂产的车床，用于多头蜗杆的加工。从1975年5月起，一直到我1978年8月离开工厂，都是由班长郑彩浓和我两人开这一台车床，并担负着所有机床产品的蜗杆的加工任务。记得花键铣床中有一种5头的蜗杆，加工难度很大，往往一个班只能加工一个。就在那段时间，我学会了车床工最复杂和技术要求最高的蜗杆和丝杆的加工。车蜗杆的劳动强度最大，需要不停的进刀和退刀，而且对刀具的要求也很高。当时我与班长郑彩浓共用一个工具箱，班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的爱护，经常在下班之前将刀具磨好，使我接班后即有刀用。


作为惠州地区最大规模的工厂，惠州机械厂经常有接待外地参观者的任务。那时候，有一些外省单位甚至港澳同胞来厂参观学习，金工一车间又是参观的重点。车间为了按时和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生产纪律。比如说，机床工在上班时间不允许到别的机床找人聊天；除了喝开水外，机器不能停止工作。那些违反规定到别的机床找人闲聊的人，被车间的宣传栏指责为“车间金鱼”——形容到处走动的人，这样的工人在班后的车间大会上是要被点名批评的。车间还对工人们的工作量作出规定，每一个班必须完成额定的生产任务，能够超额完成更好。完不成任务的工人，需要在班组会上作出检讨。绝大部分工人都能够完成额定工作量。那些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人，被车间树立为典型，号召全体工人向他们学习。工厂里还有着极为严格的请假制度，一般事假是很难得到批准的，请病假则需要医生的证明书。由于工人们劳动强度大，在两班顶三班期间就更无休息日可言，所以有些工人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都希望通过病假的形式休息一天或半天。于是，医生手中的病假单就成了工人们渴望的对象。那时候厂医室和位于厂门口的惠环医务室是人们很向往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得到医生开的病假证明，名正言顺地休息。工人们称病假单为“符”，到医院写病假证明为“划符”。那些“划了符”清洁机床下班的工人，往往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长期的超负荷劳动，使工人们的体力下降，大家都感到很疲劳。为此，有的工人学会了利用各种方式取得合法休息的机会，例如尽量地增加喝开水的时间，增加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有时甚至利用工作之便进行合法性的休息——减小走刀量来增加走刀的时间以获得尽量长的休息时间。至于遇到停电或机器故障，就更是合法休息的好机会。夜班工人每逢停电，大家围拢在一起，尽情地享受着身心放松的愉悦。当然，这些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在如今，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如今我回到机械厂向工人师傅说起这些，大家都觉得很可笑。

70年代末，工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当贫乏。大家很在意工厂发的劳保工作服和其它劳保用品。按规定，钳工、铸工、电工、锻工等工种每年发一套工作服——包括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车床工、磨床工、刨床工、铣床工、钻床工等只发一条背带裤。所有工种都配发一双解放鞋。工作裤和工作服都印有红颜色的“惠阳机械厂”的字样，穿着一套这样的工作服，走在大街上不时会引起路人羡慕的目光。除了工作服外，车床工还可以经班长批准领到一副平光眼镜，用于开车床时防止金属切削碎片飞入眼睛。因为我是车工，几年间只领取过4条工作裤，几条裤子都穿得补丁打补丁，实在补不上去的洞，就用医用胶布粘上对付着穿。上衣就以父亲留下的几套破军装当作工作服。一些老工人见我经常穿着旧军装上班，以为我是从部队转业的。记得有一次在礼堂开会时，金工二车间的老工人陈镜师傅跟我开玩笑地说：“你在部队是什么军衔?”一句话问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不久，我在一个月发的24元工资中，拿出6元钱到裁缝店做了两件工作服。工作服是照着工厂发的样式做的，遗憾的是没能印上“惠阳机械厂”5个字。1978年我穿着这两件工作服上大学，大学4年里我一直穿着它。我在家里是老大，有两个正在上高中的妹妹和一个4岁的弟弟，妈妈无工作，只靠父亲每月40多元的收入过日子，生活过得很艰辛和贫苦。我知道家境的贫寒，头一年每个月发的24元工资全部交给妈妈，只是拿出几元钱的伙食费。第二年以后，我们发包工的工资涨到32.5元，这时我就留下5角钱的零用钱。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分钱也没有。1976年8月的一天，天气非常炎热，我下班后回家走到家门口，小妹妹叶思红放学回来，见到我后向我要两分钱买冰棍吃，我掏遍了所有的口袋，空无分文，结果连妹妹两分钱的要求也未能满足。未能如愿的妹妹满以为一个参加工作的大哥，完全可以给她两分钱的冰棍钱，可是，我却令妹妹失望。如今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很难受很心酸，觉得很对不起年幼的妹妹。这件事虽然过去多年，但却使我终身难以忘怀，永远忘不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一个国家的产业工人，辛辛苦苦工作了两年多的时候，自己妹妹提出的价值两分钱的冰棍要求都不能满足!这留给我们的记忆和思索应该是极其深刻的。也正是在这件事情上，才真正地让我体会到作为工人无产者的滋味。在那个年头，流行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顺口溜，民众的家庭生活普遍困苦。记得那几年，弟弟穿的小裤子是香港的姨妈托人带回来的，小裤子穿烂后，两个妹妹就将小裤脚剪裁成袜子自己穿，那时候连买袜子的钱都没有。

1977年12月，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几乎所有的发包工都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街道上万人空巷，惠州市第一中学的考场外面操场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无论是考生还是主管考试的部门，各方面都缺少准备，所以采取以省为单位自办考试和各省自行出试题的做法，并实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开卷考试。我当时在一中的考场(现在实验楼的位置)参加高考，那年我19岁，参加高考的青年工人和我一样，带了许多书本进考场，准备查看。青年工人与其它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相比，缺乏充足的时间复习各门功课，不仅要坚持上班，而且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因此考试成绩自然不如别人。第一次参加高考，我自然也显得紧张，考试时心理负担过重，发挥得不好，虽然试题的难度不大，可以说是很浅显易懂的题目，应该说是中国高考历史上试题难度最小的一次，但自己仍然考得不好。高考结束后，我焦急地等待消息，尽管成绩不理想，但仍希望被一所较差的学校录取。记得当时的心态是：一方面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另一方面觉得高考题目如此浅，考得不理想心里很不服气，下决心好好复习，下次再考。第一次高考，青年工人的录取率很低，惠阳机械厂几百人的发包工中考上了4个人：金工二车间的黄河，考入华南理工学院甘蔗化工专业；金工二车间的吴振威考人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系；金工一车间的林超英和崔丽萍分别考人华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和广东省(茂名)石油化工学校。在左等右等仍未有消息的情况下，我只好暗下决心，积极复习准备迎接半年后的第二次高考。就在这个时候，部队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出于碰运气的想法，同时也想通过参军入伍读军校，于是我就报名参军。当时有许多工人对我不理解，认为我又是考大学又是参军，心已经不在工厂。象我这样的人有几个，都是工厂里不受欢迎的人。尽管要求青年工人考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但是凡是去参加考试即“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发包工，都被看成是不安分守己的人，厂领导特别是车间领导对我们这种人，口头上虽没有说反对，可心里面是不支持的。因为，不管怎样，一心要离开工厂的人，客观上起到了“动摇军心”的作用，这在当时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对工厂是不利的。实际上，每个不安心工作的青年工人都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不敢名正言顺地复习，工人师傅和朋友也不方便与之来往。总之，日子不好过。我看到这种情形，觉得非走不可，一心一意地作出各种努力离开。为了顺利通过参军人伍体检的视力检查关，我在已经得了轻度近视的情况下(开车床多年，用眼过度所致)，就将视力表中的最小三行的“E”字的方向背得滚瓜烂熟——左上右左上下下右……，以蒙混过关。体检过程中，一切项目都通过了，而在视力检查时出了问题：开始医生并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快结束检查时，觉得我的反应较别人慢，于是产生了怀疑，就将视力表的其它部分遮盖起来，只留下一个小“E”字给我辨认，没有了参照目标，我不知道是那一行那一个顺序的“E”字，便无法正确指出方向。来自北京空军地勤部队带兵的首长见我人长得精明，非常喜欢我，很想将我带走，他惋惜地说：“你视力只有0．9，要是有1．0，我就收你了。”就这样，参军入伍的希望又破灭了。事到如今，只有复习应考一条路了。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一中的复习指导班，市一中物理老师罗兴富、化学黄老师、数学容老师都给我上过课。我与同车间的发包工肖树堂、机修车间的陈裕文和金工二车间的庞剑是当时复习考试的坚定分子，我们几个人相互鼓励支持，共同探讨问题，共度难关。

1978年6月，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次高考开始了，与第一次高考相比，参加的人数减少了很多。这一次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实行闭卷，与第一次高考相比，显得正规多了，考试题目的难度也大为增加。我与两个妹妹一同参加了这一次考试，大妹妹叶警莎当时下乡在陈江镇的青春大队，小妹妹叶思红是市一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一次考试，我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心理上放得很轻松，决定考得上更好，考不上就“笃卒”(惠州话，意即偷渡去香港，时值偷渡风盛行，有不少青年工人和社会青年都走此下策)。不料这一次在没有过重心理负担的情况下，考试时发挥正常，虽然考题深度增加很多，但考得还算满意。我考的总分为312分，其中物理60分，化学80分，数学48分，政治、语文均达80多分。工人的生活使我感到疲惫不堪，内心深处很向往老师的生活，那样轻松自如，无须上夜班和熬夜，加上有两个假期，于是没有报工学院而是报了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理想是当一名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年，是家里喜事最多的一年，两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和中专，小妹妹叶思红以总分305分被江汉石油学院测井专业录取，大妹妹叶警莎被惠州师范学校普通班录取，我也如愿以偿地被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录取。机械厂金工二车间的庞剑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机修车间的陈裕文总分较低，被惠阳师专录取，但他嫌弃学校不理想，不去就读，打算次年再考。就这样，机械厂1978年的9月考上了两个大学生，这件事情成为全厂的头号新闻。


9月份，是我工人生涯的最后一个月，车间的工人师傅和好朋友们，见事情明朗化，都主动地与我接近，对我表示祝贺。老工人黄碧云在临别之际送了一个搪瓷茶缸和一条毛巾给我；工友李小惠和黄斯尼送了两本笔记本；工友刘定超送我一支钢笔。大家都很舍不得我走，都希望我前途广阔，并经常回工厂看望他们。同车间的好朋友肖树堂因考试发挥不好，未能如愿。然而，几乎在我到广州上大学的同时，肖树堂人已经到了香港。那时候，机械厂的发包工各显神通，不是参军入伍，就是上大学，更多的是“笃卒”出港摇身一变成为香港同胞。妹妹叶思红跟我一样，在高考之前就有与同学翟礼仪“笃卒”的打算和想法：考得上就考，考不上就走。10月份，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匆匆忙忙与工人师傅和工友及领导告别，将工具箱移交给了工友周桂发，带着工人师傅的重托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我终于走进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10月3日，国庆节刚过，我来到惠州航运站，将从这里乘船到广州读书。好朋友刘定超、周桂发等来到船站为我送行，他们亲自把我的行李搬上船，与我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惠阳机械厂的4年里，我在广大工人身上学到了不少工人阶级的优良作风，是工厂把我养育成人。我忘不了那夜班的灯火，忘不了工人们热心的帮助，忘不了那香甜的夜班晚餐。在大学就读的四年里，每到寒暑假，我都回工厂看望一下工人和往日的好友。如今，我每年都抽空回机械厂走一走，看一看。工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产品早已经更新换代了，以生产胶囊充填机为主。岁月匆匆而过，往事历历在目。在惠阳机械厂的不平凡岁月里，让我体会到生活的真实和艰辛，工厂生活的苦与乐已经成为我的一段人生财富。


作者是惠州学院地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