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康：“工总司”的袖章、公章、徽章及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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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司”的袖章、公章、徽章及出版物

陈国康

“工总司”的全称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头头就是王洪文。工总司这个贯穿上海文革全过程的工人组织，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为“四人帮”的嫡系部队。它并吞了一起造反的战友，砸烂了反对派，成为上海的独大组织。它的产生和成长，成为文革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
作为文革史料的收藏者，笔者愿意在此披露一些工总司的故事，说是故事，却是有根有据的。

工总司的袖章
工总司在1968年1月出版的《一月风暴》第5、6期合刊上，为庆祝工总司成立一周年，刊载了一批头头一年前的“革命回忆录”，其中就有“上海轻工业学校红卫兵丁元钊”写的《第一批红袖章》，文中记录了袖章黄色文字样板制作及印刷的过程。
另外。也是在1968年1月，由造反派工人业余作家当权的上海作家协会出版的《文学风雷》第三期上，在“上海工人革命斗争回忆”中，有工总司发起人之一、袖章的制作人徐美英的《第一批袖章》回忆，摘录如下：
1966年11月6日，在（愚园路311号）“首都三司联络站”，在由十多家工厂造反派发起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筹备会上，大家提出，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应该有一个革命标志——《红袖章》。离9日的成立大会只有三天了，怎么办？就想去布店借（抢）几匹红布，当天晚上就去布店借（抢）来了十匹红布。第二天清晨，徐美英正在服装厂上班，接到电话，说她是服装工人，有缝纫技术，要徐去总部制作袖章。于是她就另约了几个女工，拿了剪刀、竹尺，从家中搬了台缝纫机，叫了辆三轮车，就赶到巨鹿路691号（向“炮司”借来的）总部。又化了五元钱去百货商店买来红线，就干了起来。大家挤在一间小房间内，裁剪的裁剪、踏车的踏车，日以继夜地赶制着。袖章制好后，要在上面印染“造反队”黄字，正在为难时，得到大同中学及轻工业学校红卫兵小将支持，提出用原始的丝漆印的办法来印“造反队”的黄字。印刷工具全了，刻版、上版反复试验，反复研究，试印成功了。二天一夜，于11月8日夜赶制了1400只袖章。
（左图：盖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公章的红府绸袖章。）
据知情者回忆：11月6日晚，王洪文、陈阿大等10余人，冲砸协大祥绸布店抢红府绸300余尺，后又到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抢红布，以制作工总司袖章。据说这批袖章，在9日成立大会中，因没盖公章而并未使用。后张春桥签字承认工总司为“合法革命组织”后，工总司袖章始由印染厂大批制作。

工总司公章
在《文学风雷》第三期“上海工人革命斗争回忆”中，还有一篇工总司发起人之一的黄金海的文章，题目是《第一枚公章》。摘录如下：
1966年11月6日下午二时，二十多个素不相识的工人造反派串联在一起，在首都南下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愚园路311号“首都三司驻沪办事处”开会，当晚就决定建立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决定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同时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部成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市委联系印刷《宣言》。外出联系工作，必须要有一枚图章。这时总司令部两手空空，怎么办呢？正在为难时，有一个懂刻字的人（据说是戴祖祥）动了脑筋，提出用石膏刻一枚图章试试看，大家一听有理，就叫他立即动手。他找来一块石膏，用小刀刻了一个通宵，终于有点像样，一枚图章刻成功了。马上写一张证明，小心翼翼盖上大印，不料石膏图章只盖了一次就裂坏了。就拿了这个证明，到市委联络站要求印宣言，经过斗争，答应印刷二万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旧市委一些“走资派”发出一个“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的“三不”指示，工人造反派战士北上控告，以致发生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十一月十二日早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亲自来到安亭看望我们来了。张春桥说：“中央派我来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就不回北京去了。”当天晚上数千工人革命造反战士就分路回到文化广场继续开会。十三日下午，我们正在后台忙着制作纠察证，没图章就签字代替。突然一个穿军大衣的人从四号门进来了，我们跑上去一看，是张春桥来与我们一起开会来了。这时我们忽然想起大印问题，就向张春桥提出：“我们总司令部到现在连一枚图章还没有。”张春桥听后说：“革命组织嘛，当然应该有一枚公章嘛。”我们说：“是不是你给我们写一个条子去刻一个好吗？”张春桥当时就写了刻制公章的条子。工总司第一枚正式的公章就此产生。

工总司的徽章
工总司在1967年4月，为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特地制作了一批徽章。这个徽章图案，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在多种工总司出版物的封面上出现，几乎成了工总司的“司徽”。但没几个月，就很少见了。这个过程，要从一张《工人造反报》的号外说起。
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主席照惯例，要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及广场上的群众联欢。这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个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代表，上海市革会也在其中。当时被毛主席接见是件大事，为此，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开足马力，以最快的速度，在五月二日出了全红字号外。可能过于“无限激动、无限幸福”，以致犯了“政治性原则错误”。
当时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人们都练就了灵敏的政治嗅觉。号外一出，马上就被指责有问题。先把该“号外”照录如下：

最大的关怀 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鼓舞 最大的信任
毛主席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一起照了相。
【据本报北京一日电】在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凯歌声中，从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传来了最最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九时三十七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同志，毛主席他老人家满脸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魁伟，真是健康极了。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林彪同志比去年接见红卫兵时更胖了一些，身体非常健康。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林彪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十时十三分，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同志，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一起照了相。十时五十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王秀珍同志代表上海市一千万人民，代表二百万工人造反队员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献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毛主席很珍贵地接过纪念章，说：“给我这么多啊，谢谢，谢谢！”同王秀珍同志亲切地握了手。王秀珍同志又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又同她亲切地握了手。当王秀珍同志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献给林副主席时，林副主席讲：“这是‘一月革命’的纪念章啊！”王秀珍同志答：“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林副主席说：“谢谢！”亲切地同王秀珍同志握手。王秀珍同志这时心情万分激动，说：“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再次和王秀珍同志亲切地握手。
接着王秀珍同志和聂元梓一面手挽着手，一面喊着“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无限激动、无限幸福地走在毛主席身边。代表团其他成员，上海市警备司令部魏进同志、同济东方红李国群同志、红反会丁俊同志等也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和上海市革命师生向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沉浸在无限激动、无限幸福之中。
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对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信任。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全力以赴地投入当前的革命大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努力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工人造反报 号外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
1967年5月2日

5月2日，我是在南京路抢到这份号外的。一辆工总司的小卡车，上面站了多人，边开边散发号外。四周都是高伸的手，不少号外都撕破了。我抢到一份完整的保存至今。
这份号外刚出，南京路就有了针对号外的大字报，大意是：“工总司不代表上海市革会”、“王秀珍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革命纪念章是大毒草”等等。又有传说：王秀珍被张春桥责骂，号外编辑是反革命，传得沸沸扬扬。工总司不知做了些什么“工作”，大字报被覆盖，传言也渐渐平息了。尽管这样，这些对号外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按当时的政治标准，有些是有道理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喊“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绝对不能乱喊的，万一喊错，产生旁义，轻则批判、重则作为“现反”处理。“敬祝”类口号也有不成文的规定，敬祝毛主席是“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是“永远健康”，周总理是连健康都不能“敬祝”的。而王秀珍竟敢当着毛主席的面“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并上了《工人造反报》号外，可能属当时所有大报小报的唯一。林彪极力提倡毛泽东个人崇拜，强调毛主席是我党的唯一领袖。在“万寿无疆”是“敬祝毛主席”的专利时期，王秀珍又搞出个“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所以吓得林彪“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说这是“原则性政治错误”并不过分。联系到此后的6月16日，《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出要求：“不宜提‘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只有突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同王秀珍喊出“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有关。
2、献“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
工总司为庆祝成立半周年，特制了一批“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右图为纪念章正面），并以“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名义献给毛主席和林彪，这引发其他组织的不满：“一月革命”由上海和外地三十二个组织共同发起，毛主席接见的是上海市革会代表团。你王秀珍凭什么将工总司的徽章，来表上海一千万人民，这不是工总司不把其他组织放在眼里、派性发作的表现吗？
3、“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是大毒草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长方形（2cm×1.3cm），在当时是个小纪念章。纪念章下部有“一月革命造反胜利万岁”字样，左边是个大火炬，代表“一月革命”，右边下部有三面小红旗，只占画面的1∕6。这样的画面，也存在“原则性政治错误”。大家都知道“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根据当时的逻辑思维：火炬这么大在前，三面红旗这么小在后，这不是表明“一月革命的光芒指引了毛泽东思想”吗，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其他诸如“林彪胖了一些”、“王秀珍和聂元梓手挽手喊着‘紧跟毛主席’走在毛主席身边”、接见的时间，也有贬义说法。
《工人造反报》“五一”号外闯祸，以及引发的反应，说明当时工总司尽管已并吞了一起造反的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在上海尚有众多明的、暗的对手。

工总司的出版物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主力军，从“红卫兵”，很快就转向工人“造反派”，其中佼佼者当属上海的工总司，它的司令王洪文，差一点接了毛主席的班。工总司成立的关键，在于毛主席同意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拦火车“是革命行动”。王洪文之流都明白：如果失败“是要枪毙的。”
张春桥、姚文元都出身“秀才”，所以工总司得其真传，很重视舆论工具作用。上有中央文革的“大秀才”指点，下有造反派红卫兵捉笔，舆论工具运用得非常自如。对于工总司的出版物，介绍如下：
1、《工人造反报》
这是工总司出版物的主力，“四人帮”的舆论工具，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响很大的“群众组织报纸”之一。它贯穿了文化大革命关键时期的全过程。所以，该报是了解文化大革命进展的重要文献。
（左图：《工人造反报》创刊号，1966年12月28日出版，对开四版。）
《工人造反报》创下了当时“小报”多项第一：全国跨行业的文革小报创办最早（1966年12月28日）；发行时间最长（1966年12月28日～1971年4月15日）；出版期数最多（445期），还不包括期外的号外、特刊、专刊等；发行量最大，最高单期发行量达64万份。该报当时被称之为上海的“三报一刊”（《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之一。
《工人造反报》的主办组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主编是王成龙，为了同上海《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区分，人称“小王成龙”。
《工人造反报》由《解放日报》代印，编辑部起始设在巨鹿路498号，1967年1月迁入外滩“上海市总工会”大楼，9月一度在汉口路《解放日报》社内设编辑部，10月又迁入圆明园路已停刊的原《新民晚报》社。
《工人造反报》是对开大报，起始只供散发、张贴，不卖钱。并在1967年1月7日出版的第二期的报头下特别注明了“非卖品”。1967年2月23日出版的第九期起，标明“零售三分”。1967年6月起改为“零售四分”（六版五分），并刊登了“本报启事”：9、10二期委托邮电部门代售。11期起交邮电部门发行，接受集体预订并办理零售。《工人造反报》每期出版一大张（对开四版），重大事件也有一张半的。由于出版日期不固定，收订按期计算。直到1968年2月起，才定为周二报，每周四、日出版。
1968年初起，大批“文革小报”相继停办。而《工人造反报》不但坚持出版，反而刊登启事：扩大发行量，各基层组织可使用公费订报。这同《工人造反报》一直被“四人帮”操纵，紧跟“四人帮”战略部署，直接得到“四人帮”支持有关。直到1971年4月15日的445期，在转载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决定”的同时，宣布《工人造反报》到本期终刊。
《工人造反报》在出版过程中，还出版了多种无期号的号外、特刊、专刊、增刊、传单、传单汇编、学习资料，同其他较有影响的小报发行多期“联合版”，是当时众多小报中运用报纸形式最多的一种报纸。
《工人造反报》在第132期、165期，为便于班组学习，改成可折叠成32开小册的编排形式，破坏了报纸的版面统一。其主要内容，是“向门合同志学习”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同报纸的整体编排很不协调。以后，供班组学习的材料，以出版“增刊”的形式出版，内容多是“两报一刊”社论及他重要理论文章。编号用“年-期”，例：69-2，随机出版，1969年共出到69-14。这种“增刊”同《工人造反报》不相关联，专供各单位成批购买，分发各班组、科室，小组学习。
最奇怪的是，1969年3月9日出版的第215期竟有两个版本。仔细对照，除了《怎样运用政策深挖、瓦解敌人（搪瓷六厂清队体会）》换成《重新教育干部的好办法（铁路局工宣队）》外，其他内容都相同。这可能从上层得知即将公布“毛主席最新指示：要总结经验，推动政策落实”有关：把已开印的报纸，紧急刹车，更换符合“最新指示”的文章，重新开机印刷造成。前印的报纸，理应销毁，但已有部分流出。我有幸，这两份报都有，才能比较出区别。看来《工人造反报》消息很灵通，反应也敏捷。
在当时众多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中，《工人造反报》无论编辑、版面、印刷、发行，都是拔尖的。
2、《工人造反报传单汇编》
共出了六期，全部铅印，像报纸。它目标明确，火力集中，主要目标对准一起造反的战友：上海工人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工三司，战到底等。不满两个月，这些组织都没了踪影。
《工人造反报传单汇编》各期情况：
第1期，1967年2月19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23个组织的联合声明；二一一通告好；造二兵团反；工三司头头罪行；工总司南京总指挥部被砸真相；照片9。
第2期，1967年2月26日出版，8开/2版；内容提要：把（二兵团）工人贵族耿金章拉出来示众。
第3期，1967年2月28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紧急呼吁：告二兵团书；工三司大方向错了；黑会；政治扒手戴祖祥。
第4期，1967年3月2日出版，8开/2版；内容提要：反革命组织——战到底；四评战到底。
第5期，1967年3月4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看工三司反动嘴脸；反革命野心家戴祖祥；二兵团目前大方向错了。
第6期，1967年3月13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砸烂耿金章；耿金章上北京勾当；工三司法西斯罪行。
3、《大会专刊》
《大会专刊》是以《工人造反报》为主，联合《财贸战报》《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出版的一份报纸，是针对上海主要领导进行大型批斗会的专刊，共出五期。从第六期始，改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 曹获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大会专刊”，没了出版组织，只具名“大会专刊编辑部”。这个《大会专刊》我能见到的延伸到了1968年，又派生出《大会专刊》简讯、增刊。这种批斗会很惨烈，有的一次批斗会要连开两天，有的一天要批斗两场。
《大会专刊》联合版目录：
联合版第1期，1967年3月17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清算陈、曹反党罪行大会；徐景贤314讲话；三结合；王少庸请罪；陈琳瑚造反；漫画1。
联合版第2期，1967年3月23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清算陈、曹反党罪行大会；徐景贤讲话；清算陈、曹罪行；马天水揭发陈丕显、曹获秋反柯庆施。
联合版第3期，1967年3月26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上海定时炸弹；徐景贤讲话；王少庸检查；王少庸解放。
联合版第4期，1967年4月7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向刘、邓、陈、曹发起总攻；欢迎马天水造反；马天水：我的检讨。
联合版第6期，1967年4月13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刘、邓是定时炸弹；徐景贤在7日晚发言；陈、曹破坏四清；赤卫队后台老板；劳模发言。
4、《一月风暴》杂志：
《一月风暴》杂志，是由工总司《一月风暴》编辑部主办、工总司出版系统联络站出版发行的16开杂志。1967年9月起出版，至1968年2月停刊，共出了6期，其中5-6期是合刊，内部发售。这是一本很有内容的杂志，有些内容，如一些大事记，很“原始”，逐日记录。还有些工总司大小头头写的“工运史料”，现炒现卖，讲一些一年来的造反史迹，还有很少见的工总司资料照片、画，是研究上海文革史的重要资料。《工人造反报》在第59期（1967年10月25日出版）作过“一月风暴杂志已出版”的广告。
《一月风暴》杂志目录：
第1期：1967年6月出版，82页，内容提要：纪念毛文艺讲话25年专刊；王洪文、潘国平、程德旺、费礼文等文；海港剧本；海港怎样诞生的；一月风暴歌舞剧本；文艺会演速写9；新北大-十八年文艺两条路线斗争纪要；语录2。
第2期：1967年9月出版，40页，批刘邓、批陈曹；陈阿大：枪口对准走资派；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工总司斗争史之三：一月革命（此文的之一“安亭事件”刊《工人造反报》第20、21合刊。之二“解放日报事件”刊《工人造反报》第25期）；林题字、白毛女速写、漫画各1。
第3期；1967年11月出版，80页，内容提要：王洪文、王秀珍文；回忆：安亭事件、解释日报事件、造反报诞生、成立大会；上海工人造反派斗争大事记（办公室资料组）；电影一月革命解说词；东方烈火电影剧本；照片：成立宣言、成立大会、张到安亭；木刻：安亭之战。
第4期：1967年12月出版，内容提要：张宝林：斗争概述；活剧：海港风雷；照片：成立地址、解放日报斗争、宣传画。
第5、6期合刊：1968年1、2月出版，68页；内容提要：一月革命贺电等；一周年；征文：见证人、第一批袖章、安亭医疗队、转战安昆苏、在南京、记北京同赤卫队决战；告人民书通告产生过程、市革会成立前夕数事、诗画；革命委员会好-上海文革大事记（炮司）；市革会成立照片3、画1。
5、《一月风暴丛书》
据“一月风暴”第5、6期合刊“广告”介绍，《一月风暴丛书》除已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斗争纪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文件汇编》外，还预告：“本丛书计划一套六本，其他几本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传单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征文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斗争大事记》、《一月革命斗争照片图册》（均暂名），将陆续出版”。预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传单集》后改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小范围出版，其他三本没见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工人造反报》编辑部、《一月风暴》编辑部编辑，1967年出版。内容同《工人造反报》上连载的“斗争史1～3”的内容基本一样，相似于大事记，并有多幅照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编。1967年出版。1967年12月3日至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该书系大会的发言及文件的汇编，并有多幅照片。
6、《工人造反报通讯》
《工人造反报通讯》是8开4版小报，内容同当时众多通讯类小报相似。第一期创刊于1967年9月21日。目前不知道共出了几期。
7、《工总司简报》
在《工人造反报》第61期（1967年11月1日出版）中，有“工总司决定不搞成立一周年活动”的消息。注明此消息“原载《工总司简报》第七期”。说明有此“简报”存在，而且档次要比《工人造反报》高。可能此“简报”属工总司一定级别头头中传阅。所以我没见过。
8、《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由工总司办公室资料组收集出版。 “办公室资料组”为印发这个“汇集”，刊载了1967年7月的“几点说明”，而收录的文件则截止到1967年11月中，这可能同以工总司成立一周年为界有关。这个“汇集”分发的范围很狭小，“仅限于比较了解情况的常委和委员”。该“文献汇集”收集了工总司成立前的成立大会的油印海报，及1966年11月9日至1967年11月10日，整整一年中工总司发出的布告、通告、通知、通令等文件二百五十多份。这些文件，有的是工总司一家组织发布的，有的则是联合其他组织共同发布的。据该“汇集”的说明，收集印发该“汇集”的目的有四：一、便于查阅；二、研究和总结历史；三、看出问题，总结教训；四、要求阅读者（头头）反馈这些文件的产生情况及效果。这本“汇集”很厚实，对了解工总司关键时段的活动情况很有参考价值。
还有许多工总司下属机构的出版物，因非工总司“原创”，不包括在内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活动几乎贯穿了上海文革的全过程，对全国的文革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这些工总司的遗物存世不多，一般人已很难见到。对它们进行研究，应该是文革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记忆》第六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