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的“斗、批、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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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的“斗、批、改”运动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枣庄地区也同全国一样，开展了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要内容的 “斗、批、改”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把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这种清理，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而把阶级斗争强调得十分过火，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人权没有保障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加之“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方针错误，对于“阶级敌人”没有明显界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在加上林彪、江青一伙散布和助长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因此，不少无辜的干部群众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牺牲品，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枣庄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8年5月开始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北京市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中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要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按照中央要求，全市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枣庄市革委首先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清队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一是深入学习毛泽东对清队工作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思想教育，启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二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坦白检举运动，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三是进行人物、问题的排队，选准典型，及时召开宽严大会，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攻心；四是各级领导尤其是市革委会领导，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亲临阶级斗争第一线，指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之后，市、区（镇）、矿务局及市直各单位相继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制定了运动开展方案。截止到1970年初，四区一镇共清理出叛徒241人，特务9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31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5人，历史反革命223人，其他坏分子139人。由于清理阶级队伍气氛恐怖，在一星期内，薛城区连续发生15起自杀事件，其中14人死亡，1人自杀未遂。
1968年8月至9月，滕县革委首先举办了由机关干部参加的清队学习班，原县直机关760余人参加了学习。学习班期间，清出所谓的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84人（县级7人，区级27人，一般干部50人）。同月，滕县革委根据济宁地区革委的要求，组织了2700人的所谓群众专政大军，对11个区的223个单位开展了“政治大扫除”活动，先后揪出各敌人694名，其中叛徒99人，敌特分子39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2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138人。另起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的，所清理的各类人员绝大多数为冤假错案，造成极为严重后果，致使一些干部群众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一打三反”运动
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70年2月，全市开展起“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期间，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于7月2日至9月26日，举办了由市直机关545人参加的“一打三反”学习班。学习班共分两个阶段：第一，开展革命大批判，揭开机关阶级斗争盖子，从回顾4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贯彻落实《批示》、《十条》入手，以揭为主，揭中有批；以批为主，批中有揭。第二，在大批判、揭盖子的基础上，开展对敌斗争，深挖阶级敌人。要狠抓一个“挖”字，突出一个“准”字，立足一个“拉”字，贯穿一个“批”字。在这次学习班的推动下，全市通过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和各种类型学习班的举办，截止到1971年5月，全市共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2946人，破获反革命集团案件56起，清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5074人。其中1000元以上502人，5000元以上15人，万元以上5人。按照党的政策应定性定案处理的5897人，已定性定案的处理的2740人，占46%；其中敌我问题的占18%，属于内部问题的占75.3%。
滕县的“一打三反”运动，自开展以来，截止到1970年7月，共清查出阶级敌人4646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97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775人，五类分子1892人，叛徒集团24起，大、中、小贪污盗窃犯3921人，其中贪污千元以上的446人，5000元以上的22人，万元以上的1人，贪污盗窃集团15起，金额达105.3万元。大、中、小投机倒把1793人，其中牟利1000元以上的343人，5000元以上的29人，万元以上的7人。非法牟取暴利达68.7万元。
由于“一打三反”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夸大了敌情，混淆敌我问题普遍存在。虽然它在制止经济犯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次错误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同样为少数人进行派性斗争所利用，又在全市酿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整党建党工作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于1967年10月，在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上的一个批示，被称为50字的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当时要求全党要以这个批示为指导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组织。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左的，不符合实际的。
在整党建党中，中央还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党员都要进行“斗私批修”，党组织要“吐故纳新”。所谓“吐故”，当时的要求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所谓“纳新”，就是要把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
枣庄地区的整党建党工作，从1969年4月开始，至1971年底结束，由点到面，分期分批进行的。首先枣庄市革委以学习班的形式，采取集中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的办法，于1969年4月17日至5月25日，市直机关545人进行了整党建党集中学习。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和50字建党方针为政治方向，经过组织发动、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三个阶段。在学习班中，组织处理了15人（清除11人，开除2人，劝退2人），占学习班党员总数的5%；受党纪处分的13人，占4.2%；暂缓恢复组织生活的21人，占6.9%；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4人，发展新党员6人。
在市直机关整党建党学习班的推动下，全市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各基层组织都相继举办整党建党骨干培训班，厂矿培训骨干2500多名，台儿庄区2800多名。这批骨干，在市整党建党宣传队的配合下，进驻各单位，帮助整顿党组织。截止到1971年底，全市1874个基层党支部，已有99%的单位开展了整党建党。全市27810名党员，已恢复组织生活的25986名，占93.5%；1760个单位建立了新的党支部，占原有党支部总数的94%；316个党支部进行了组织处理，共处理党员377名；137个党支部进行了“纳新”，共发展新党员6100名，其中女党员684名，不满30岁的青年党员2805名，工人、贫下中家出身的5302名；新建党支部164个，56个公社改选了党委；市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新建党委24个。整党前，全市农村的生产队中，因党员人数少，建不起来党支部的有216个，党员空白队51个。通过整党建党，没建支部的村下降到56个，空白村下降到13个。除薛城区外，4个市辖区、矿务局都召开了党代会，建立了新党委。1971年8月1日至3日，中共枣庄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建立了枣庄市委。大会选举宗国治为书记，张增华、秦修学、梁重珍、王润斋为副书记。整党建党的同时，还进行了整团建团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整顿工作，已有80%单位建立了团支部，发展团员10399人。
滕县于1969年12月25日，举办了历时52天的首期整党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县、社两级脱产干部1282人，占两级干部总数的82%，其中党员787人，预备党员74人，占两级干部总数的44% 。为了办好学习班，还特意邀请了194名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参加。学习班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开展革命大批判，斗私批修和组织整顿。随后，有772名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绝大多数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有15名党员交待了隐瞒的政治历史。截止到1971年12月，全县基层党支部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的有1424个，占支部总数的92%，已建党支部的1475个，党总支19个，30个公社全部建立了新党委。参加整党的党员14622名，恢复组织生活的13858名，占参加整党人数的94%。在整党期间共发展新党员1281名，组织处理党员247名，其中清除出党45名，劝退20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20名，受其它党组织处分的有162名。在整党建党的基础上，滕县于1971年3月12日至18日，召开了中共滕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此后县委对各级领导班子逐步进行了调整，党的工作和组织生活逐步走向正常。
枣庄市的整党建党，自始至终是以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加之受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整党建党中的组织整顿及所谓的“吐故纳新”就成了某些人打击陷害党员干部、进行拉帮结派的合法手段，致使一些帮派头头混入党内，甚至进入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而一大批无辜的党员则以所谓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为名，受批挨整，甚至一批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当然，也应当看到，全市通过整党建党，建立了各级党组织，使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这对以后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稳定局势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教育革命
1968年8月，枣庄市革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和毛泽东关于“在农村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精神，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校，参加学校的“斗、批、改”，领导学校教育革命和一切工作。为了开展好这项工作，市革委成立了枣庄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总指挥部。第一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1000名产业工人组成11个宣传队，于1968年9月8日分别，进驻一、三、五、八中学，峄城师范学校、矿务局中学、矿务局技校、煤建公司、市卫生系统、矿务局医院，每个宣传队设大队长、政委各一人。
　　为了搞好教育改革，市革委于1968年6月29日作出了全日制公办小学管理体制下放到区、镇的决定，区、镇革委会负责对全日制公办小学和小学附设初中班的行政管理，教育革命、教学改革的领导，并负责人事安排。1968年9月17日，市革委又发出了《关于中学管理体制下放的决定》，除三中、九中、师范由市革委领导外，其他中学一、二、四、五、六、七、八、十、十一等12处中学体制下放到所在区革委领导。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嘉祥县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关于《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建议信后，市革委下发了《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意见》，对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工厂、社队办学提出了具体意见：（一）农村中小学可以下放到社办，城镇中小学下放到工厂、街道办。做到大队办小学、公社办中学、区办大学。（二）工资国家不再发，改为工分制，由所在的大队负责。对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凡家在农村的，要回原社队，一面教学，一面劳动。家在城市的，工资、医疗由街道、工厂负责，外籍教师一律回原籍。（三）实行小学七年一贯制，或附设初中班，废除考试制度，实行推荐制，贫下中农、工人宣传队管理学校，建立以工农兵为主的三结合教师队伍。侯、王建议及枣庄市革委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造成了全市教师队伍动荡，严重冲击了教学秩序。外籍教师调回原籍后，造成全市教师空缺700多人，致使学校秩序混乱，教学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小学，师资空缺严重。在这次中小学下放中，全市有75处公办中学下放到公社管理，均改城二、二制。小学附设初中班，到1978年全市共有804处，2149个班，学生达96256人，占全市初中生的三分之二。这类学校的师资、设备均差，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滕县一中、枣庄三中、薛城八中三处省重点中学也遭到严重破坏，枣庄三中于1968年11月解散，另两处省重点中学也停止招生。枣庄三中将三届学生（67、68、69）同时毕业，下乡或回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造成近千名学生失学，大批教师外调或参加斗、批、改学习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批示》和《十条》后，市革委决定重新恢复枣庄三中，于1970年3月正式开学。
九大以后，枣庄的中小学虽然复课，但教育秩序混乱，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工、学农的生产劳动方面，将学文化视为“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在此，全市的中小学在工宣队、贫管会的管理下，“毛泽东著作”、“三祝愿”、“忆苦思甜”和参加校外劳动成了学生的主课。学校纷纷办起校办工场、农场、实验田。全市中小学办校办工厂225个，农场589个，实验田3045亩。
枣庄的“教育革命”，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积极性，使枣庄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而且在广大的中小学生中，产生了“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错误观点，中小学生普遍学习不用功。1977年薛城区在中学生摸底考试中，336名学生数理化平均分在40分以上仅36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其最严重的后果是贻误了一代青少年教育和成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它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缺乏容纳岗位，致使当时全国的1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安排，其出路成为困扰各方面的一大难题。面对这种情况，加上对知识分子“左”的错误估计，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号召，由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迅速掀起。
枣庄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9年开始。主要采取了四种形式，一是插队，集中建立知识青年点；二是以下乡知青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村民参加，建立集体所有制青年队；三是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场；四是动员知识青年到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参加劳动。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管理，市和各区镇都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有回乡知识青年的公社成立了回乡青年领导小组，大队建立了“三结合”管理教育小组。期间，全市有199名知识青年参加了青海建设兵团，714名知识青年到甘肃农垦十一师建设兵团。1969年1月枣庄市直机关、矿务局系统共406名知识青年，到台儿庄的兰城店、泥沟、邳庄三个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5年枣庄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人数达到7305人。1978年总人数为18255人。为安置知识青年，枣庄先后建立了抗埠农场和坊上农场。此后，全市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形成制度。
滕县首批26名知识青年，于1968年9月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滕县还先后接收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2877名知识青年，到滕县的21公社安家落户。
枣庄市在教育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大批的机关干部、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1968年10月，枣庄的五、七干校在峄城区坊上成立，并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五、七干校革委领导小组，杨印典任主任，周晓、孙序武任副主任。此后，四区一镇相继办起五、七干校。1968年10月，齐村区60名机关干部率先到区五、七干校劳动。11月1日，市直机关200多名干部，到坊上五、七干校劳动，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
纵观枣庄地区的“斗、批、改”运动开展，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方针的错误，不仅没有在各个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造成了各方面工作的混乱和损失。林彪事件发生后，“斗、批、改”运动逐渐停止。

转自 枣庄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