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0.5《文汇报》打砸抢首恶分子胡永年的严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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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司令”受审记

——打砸抢首恶分子胡永年的严重罪行

王复初

日期: 1980.10. 5 《文汇报》


　　十月四日下午，上海人民切齿痛恨的打砸抢首恶分子胡永年，终于被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胡永年这个在十年浩劫期间显赫一时的“上体司司令”，多次受到张春桥的夸奖:“胡司令有办法”，“我们支持他们的行动”。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永年公开审理的大量犯罪事实来看，这个“司令”是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是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宪兵司令”。
　　在人民的法庭上，胡永年一再进行狡辩，但他的罪行铁证如山，岂容抵赖。法庭本着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对胡永年凶残迫害革命干部的犯罪事实，一一进行了调查。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卢湾体育馆内外腥风血雨。这个“宪兵司令”这天主持召开了“全市体育系统清队动员大会”，几乎把全市体育系统的领导干部都作为“敌人”押进会场，十八位领导干部被罚跪在会场中央，话筒放在地板上，要他们扒在地板上回答所谓“提问”。
　　当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胡永年瞪着眼睛狂叫:“会议气氛不浓，必须加温。”说着，他卷起袖子，跳进会场中央，走到跪在地上的市青少年体校校长苏健同志面前，露出一副狰狞的嘴脸，两记耳光将苏打倒在地，一个打手接着又是一脚，苏当即血流满面。“司令”发出号令，打手们便一拥而上，跪在地上的革命老干部一个一个地被拳头打、皮鞭抽、皮鞋踢，会场里充满了法西斯恐怖。
　　市青少年体校田径队领队李文锦同志，被一个彪形大汉抓住两只手膀背起来，然后摔到前面的地上，将他摔得股骨骨折，躺在地上不能动。“你不要装死”，打手们在胡永年的指使下，提起腿来又是几脚，逼着李少锦同志跪在地上。
　　国防体育处副处长李润津同志被摔倒在地后，疼痛难忍，爬不起来，打手们还在他的胸部、腹部、背部乱踩，致使他当场口吐鲜血、白沫，休克过去，鲜血染红了衣服。这位解放一江山岛时的大队政委差点被胡永年这批暴徒打死。
　　航空俱乐部主任、支部书记李清尧被轮番打了又拧，口腔被撕裂开来，事后缝了七针。
　　这一天，被押进会场的十八位局、处、科级领导干部全被毒打致伤，三个人重伤，惨不忍睹。
　　在罪犯胡永年的指挥下，这种迫害干部的残暴行径，会后在全系统进一步蔓延开来。据当时统计，全系统遭受毒打、迫害的干部，达二百八十四人。全体育系统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胡永年不仅残酷迫害干部，还迫害无辜的群众。体育俱乐部电话接线员单静，被他们诬陷为“中统特务”，胡永年下令将单静隔离审查，并亲自进行刑讯逼供，要她坦白交代所谓中统特务问题。两个星期后，单静将自己的衬衫撕成条，搓成绳悬梁自缢。遗书上写着:我实在不能忍受胡永年等人对我的诬陷。
　　这个凶残的“宪兵司令”迫害干部群众的诡计之多、用心之毒辣，令人发指。他下令绑架原市体委副主任郭坤和，就是一例。
　　一九六八年一月初，胡永年为了把这位老同志从北京绑架到上海，事先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当时，北京的干部和群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地的党羽随便派人到北京抓人非常憎恨，凡被北京车站发现的，一般不让上车。胡永年一伙经过秘密策划，先派一个心腹到对外友协找郭谈话，旁敲侧击地打听他下班回家走那条路线。当时，郭坤和同志预感到意外事件即将发生，但抱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的信念，仍促使他按原定路线回家。当他正在王府井换车时，一辆轿车突然在他面前停下，钻出三个人来，用布蒙上他的眼睛将他塞进汽车，飞驰而去。为避免北京车站检查，他们绕道天津，将郭坤和绑架到上海，关了起来。
　　当晚，进来一个人单独找郭坤和谈话:“你是不是叛徒?”当说了“我不”两个字时，棍子就连连在头上打来。每次审讯时，木棒都放在头上，凡是回答有个“不”字就打，严刑逼供达三个多月之久。
　　胡“司令”的黑手还伸向其他一些单位。什么“李白专案组”、“秦鸿钧专案组”、“华中联络部专案组”……都有他的黑手。这还不算，他还以“宪兵司令”的身份，派出一支支“上体司小分队”，进驻到外单位，残酷迫害那里的干部和群众。
　　市六医院骨科医生、宋日昌同志之子宋岚同志，因为跟几个同志议论了反革命分子江青的丑史，被单位隔离，累遭毒打。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晚上，胡永年接到派往第六医院的“上体司小分队”的报告:宋岚逃出隔离室，还呼喊打倒江青的口号，被抓起来了。胡永年马上就赶到第六医院，当即宣布:宋岚“是现行反革命，送公安局”，并“马上组织力量抄家”。当晚十一点钟，胡永年还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帮派骨干报告，邀功请赏。随后，他又通知公安机关赶快来抓人，当公安机关表示:“你们已经过问，我们不想插手”时，胡永年大嚷大叫:“我是上体司的胡永年，这个案子你们一定要办理!”说罢，就将宋岚捆在手术车上推到公安分局。
　　宋岚同志不愧是党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在惨遭法西斯暴刑的情况下，坚贞不屈，同胡永年这伙暴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被胡永年一伙捆绑上车的时候，宋岚同志痛斥了江青的罪恶，也斥责了胡永年一帮凶手的反动行径。宋岚同志无辜被捕投进监狱期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10月6日2版更正为“共青团员”)坚贞不屈的气概，在他无法忍受迫害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牙刷柄磨成刀，割断自己的右股动脉，用鲜血在墙上书写气壮山河的四个大字:“打倒江青”。因为他流血过多，含恨离开了人间。
　　胡永年还指使“上艺司”一个头头迫害青年演员郑梅平，将她绑架进上体司大楼九楼严刑拷打。当晚十点多钟，郑梅平昂首回答胡永年，说:“我清白无辜，你们凭什么将我绑架到这里来”。“没有罪，还不老实!”说着就是两记耳光，鲜血立刻从姑娘的嘴里流了出来。胡永年折磨了她好一阵，没有弄到半句口供。郑梅平忍受不了这些流氓的毒打和污辱，第二天清晨跳楼自杀。
　　胡永年残害人民群众最凶残的组织，就是他一手筹划建立起来的“上体司治安组”。它从成立开始，就专干迫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法西斯勾当。
　　据反革命分子张春桥一伙的党羽徐景贤交代:“张春桥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夺权后，借口公检法机关瘫痪了”，“上海的流氓阿飞很猖狂，没有人管，上体司可以负责这件事”。胡永年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建立了“治安组”，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到六八年九月期间，在他亲自指挥下，专干“抓、打、查、关”的法西斯活动。
　　只要他们认为需要抓的人，就可以随便给你扣上一顶“流飞”帽子，将你抓来。胡永年还批准专门设计了一张通知书，其中一段写道:“现我上体司治安组根据革命群众要求和部分已交代的口供，认为有必要责令你来我处进行当面谈话、核实。如接信后不来我处而经核对确实的，将采取一切革命行动，切莫后悔莫及，为此请慎重思考选择之”。他们认为要抓谁，就给你送一张通知叫你来“报到”，违者刑加一等。
　　除了书面通知，他们还用电话抓人。法庭审理胡永年这一罪行时，审判长出示了一份六八年四月十九日的电话记录:
　　治:“你是×××吗?我是上体司治安组的，有事要找你来谈话。”
　　答:“我跟你们上体司没有关系，你有事要找我，要通过我们一医的革委会。”治:“如果你中午十二时以前不来报到，后果由你负责”。说罢，电话挂了。
　　午饭后，不见此人来报到，便派三个人开了一辆轿车上门找他:“我们是上体司的，上午叫你去你为何不去”，说着就将他绑架上车，带进上体司，把这个同志打昏在地。就这样，这位同志平白无辜地被抓去拷打了八天。
　　凡是被他们抓去的人，还被强制先填一张所谓《社会渣滓登记表》，仅据一九六七年一年残存不全的资料统计，“治安组”非法抓了八百二十七人，各区和直属单位的“治安组”抓了三千六百三十四人，共计四千四百六十一人。其中年龄小的仅八岁，年老的六十多岁。
　　“打”，是上体司的看家本领。凡是被他们抓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严刑拷打的。他们的逻辑叫“拳头下面出材料”。胡永年多次叫嚷:“对他们就是要狠”。胡永年不仅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一次，有个五十多岁的老人被诬为有生活作风问题而被抓来，胡永年手执电线鞭子打得这位老人在地上翻滚、惨叫。还有一次，胡永年知道抓来了两个青年女工拒不招供，便手拿皮鞭将一个身上穿单布衬衫的女工，抽打得身上一条一条伤痕。有的女同志拒不承认，打手们还要对她们进行所谓“生理检查”，借机进行污辱。
　　长宁区凯旋饮食店青年女艺徒项梅林，同邻居一个男青年在中山西路学骑自行车，“治安组”发现后，硬说他们两人有“流氓阿飞活动”，就抓进去严刑拷打，项梅林不堪忍受折磨、污辱，跳楼遇救未死，但终身残废。
　　法庭上，胡永年在一件件罪状、一份份证词面前，只得供认:“我是干了坏事，犯了罪的”……
　　人民法庭是秉公执法的。法庭对打砸抢首恶分子胡永年的审判，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早积在心头的强烈意愿，为广大干部和群众伸张了正义，为被害者洗雪了冤仇。


　　本报记者　王复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