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鼎亮等 关于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组织的回忆和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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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八二）

关于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组织的回忆和历史资料

忻鼎亮·江明德·胡庄子·周平

〔这里收集的几份材料涉及中国科技大学的群众组织“雄师”在１９６６年和６７年之交被中央文革取缔，其领导人员被抓捕的事件。当时中国科大的校址在北京西郊的玉泉路，“雄师”事件是在文革中对北京全市的运动有一定影响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央文革同学生和造反派关系的转折：在此之前，中央文革以“大民主”和“十六条”（指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武器，指责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指责工作组在学生中抓“反革命”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时在学生和群众中得到广泛的拥护。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文革控制了北京的运动，就开始抓捕学生，不仅抓捕以干部子女为主要成员的“老红卫兵”，而且抓捕“雄师”这样的只是提出批评意见的学生。使人们认识到，在面对异议时，中央文革的做法同刘、邓路线没有什么不同。它在文革的进程中逐步失去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编者〕

◇　忻鼎亮：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

　　在以往文革回忆的资料中，每谈到１９６６年“十二月黑风”，多数人都认为是指“联动”发起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一系列事件，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完整的。大约在那年１１月，起初追随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中已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救世主”产生了不满，私下里议论不断：“中央文革比那些老干部还要跋扈”、“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在地院、北大、清华、科大的造反派大学生中都能听到这类的批评声，其代表是地院的朱成昭和科大的“雄师”。朱成昭是当时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名声、地位都比较显赫，但他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他在地院东方红两个核心战斗队（“高旗无畏”、“八八”）小型会议中，多次批评中央文革（因笔者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够，不能进一步详细述谈）。

　　科大“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不满中央文革言行的大学师生组织起的一个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６４３１（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６４４３（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其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当时叫朱军）、周平（６４３１）、冯正永（６４４３），朱是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有思想，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创办的油印刊物《孙悟空》强调运动中的大民主，认为对领袖人物的批评不应该是有条件的；周平是科大较有名的学生造反派，在运动初期，曾孤身冲上台去打断党委书记刘达所作的动员报告，其后又造工作组的反；冯正永是学生干部，在工作组期间，曾受过不公正迫害。周、冯二人在科大广大师生中均有良好的口碑。在他二人的影响下，这两个班的一些同学高玉敏、王芸莉和许大正、姜作勤等都参加了“雄师”。

　　该战斗队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成立后的１９６７年元旦，就贴出首篇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不但贴在校内，而且贴到北京西单闹市区。文章中直接批评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并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两个月来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越来越远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时他们确实有种“慨当以慷”的心态，周平称这是：“过了个革命化的新年”。大字报贴出后，有相当的反响，毕竟“雄师”说理式的批评有别于标语口号式的发泄，给对中央文革不满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络绎不绝地来到科大，或是求教或是声讨。在１月３日，他们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语气更趋缓和，但立场仍毫无改变：“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群众对大量的首长讲话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希望中央文革采取必要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当然，为了躲避整肃，他们强调这是善意的批评，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革命运动深入发展。但这类书生气的辩解在政治斗争中毫无用处。１月１１日，他们的总部和住处均被查抄，但他们并未屈服，周平当即提出绝食抗议，同时，他们也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并选出了第二套负责人班子。１月１５日凌晨，他们中五个重点人物（朱军、周平、冯正永、江晓东、黄晓光）便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抓进北京公安局。在警车带走他们五人时，科大不少学生居然自发出动，拦截警车，指责抓人者“破坏大民主”、“违反十六条”。当然，这些行为实际上同样于事无补，拦车者既不能阻止抓人行动，反而留下了事后一次又一次检查的内容。但是在思想上，至少给科大师生留下了很值得回忆反思的一幕：文革时的大学生们并不都是头脑发胀、追名逐利、起哄胡闹，不少人并不屈从于权势，而在认真地独立思考，他们当年的言行是经得住自己良心拷问的。

　　在“雄师”被摧毁后，科大又出现一个叫“井冈山”的组织，人数也只有十来个人，其主要成员有：刘祖平（近代物理系）、陈玉龙、倪诗茂（力学系）、赵婉如（无线电系）、陆宗伟（化学系）、肖杰（数学系）等。他们在思想上与“雄师”接近，很反感抓“雄师”的行为，当然在策略上他们再也不能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其大字报形式上是批评当时科大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些专横、不理性的言行，在实质内容上反复强调权力机构的民主建制，隐晦地表示出对文革引导者收回“学生自己解放自己”承诺的异议。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同样很快被取缔，陈玉龙也以“反动学生”名义被抓。直到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教训学生的运动中，当年“雄师”、“井冈山”的主要成员几乎无一漏网地被不同程度地整肃。

　　科大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未见人提起，当然，因为它时间短，影响小而被忽略。但我觉得它不应被忘记的理由是：这毕竟是背离文革主旋律的民间自发的一种思想倾向，它一方面是当年年轻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民主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争名图利、趋炎附势的逆向行动。笔者既不是“雄师”成员，也不是“井冈山”成员（他们中间有我许多好朋友），但这一小段历史却使我长久萦怀，觉得应该晓以后人。我的这些朋友们现在大都在自己的专业上成就卓著，他们从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价，但这些都让人深度思考着做人的良知。

　　当然，我的回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只能作为引玉之砖，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完整地补全这段不应遗忘的文革史。

□　原载《记忆》第２２期

◇　江明德：我对“雄师”的回忆

１，所谓“反中央文革”。我同意周平的说法，我个人也好，雄师也好，都是给中央文革提批评意见，绝不是“打倒”意义上的“反”。“反中央文革”是后来镇压雄师时给它扣上的帽子。６６年１２月初我有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与同一时间北京林院附中红卫兵所写“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大字报相比，虽然同为抵制，但其口号的力度显然有很大差异。另外还有一个话题，这是那些批判雄师的人掌握的一件“雄师反中央文革”的有力证据。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群众在运动中分化、融合、再排队的过程中，有人随手在一张纸上画了三幅示意图。图一，两组大圈套小圈，分别代表造反派内部有觉悟的少数和保守派内部有觉悟的多数，边上画一个三角形代表中央文革；图二，两个大圈中的小圈往外移动靠拢构成觉悟群众，还有三角形在；图三，觉悟群众壮大（形成大圈），原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缩小（２个小些的圆圈），但没有画三角形。雄师被镇压之后东方红得到这张图纸，由于图三没有了三角形，据此认定此图表明雄师意图“踢开”中央文革，因而成为“雄师反中央文革的铁证”。事实上只是忘记画了，没有人认为觉悟群众壮大之后会将中央文革“踢掉”。

２，雄师存在时间。雄师的成立应该在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之前，而第一张大字报应该发表于１２月中。这里我可以找到一个时间参照点——北京６６年底的“双十二大会”。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当时的北京三司召开了全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群众大会，主题就是“向十二月黑风宣战”。“十二月黑风”的提法可能稍晚些（６６年１２月底，６７年元月初），其主要特征有三：１，反对造反派，２，反对中央文革及林毛；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造反派乱抓人）。在此以前北京的典型事件为：１，伊林涤西反林彪的大字报；２，林院附中红卫兵的“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大字报。我在此期间写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雄师《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大字报的发表时间应在１２月１２日之后——与《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１２月１５日）同时或稍后。这样看来雄师成立大概应在６６年１２月的中上旬。到６７年元月１４日被取缔，雄师存在于科大一月有余。

３，雄师成员。６７年元月１４日夜，科大东方红以约见谈话为名派人分别将朱军、周平、冯正永和江晓东（江明德）４名雄师骨干带往东方红总部，途经教学大楼时则直接押上停在大楼前的一辆大巴。（１４日下午东方红总部曾贴出通告“勒令雄师反革命头目前往东方红总部交代问题”，我们没有理睬但同时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同时被抓的还有非雄师成员黄晓光同学。我参加雄师在它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雄师成员具体人数我不清楚，就知道化学系赞同雄师观点的很普遍。因为六系（无线电和自动化系）仅我一人在雄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到化学系的男生宿舍商讨事情（大概朱军那里吧）。具体行动也是我单独一个人，我自办了８开张的油印小报《大江评论》，自己写稿请人刻蜡纸我自己印自己发送。

４，雄师被取缔。６７年一月份上海造反派夺权掀起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为稳定夺权形势，以４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布经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六条”，其中指明凡“攻击毛、林、中央文革”者皆可对之“实行专政”（就是抓起来）。这样就把６６年１２月北京对反中央文革学生（多数来自当时的保守派）的专政行为合法化并且为进一步扩大化提供了政策依据。据从六系东方红同学处得知，科大雄师在运动中的表现引起了八大学院造反派的注意，当时三司方面向科大东方红发出照会：如果你们不对科大雄师采取“行动”，北京其他高校造反派将进入科大对雄师采取“革命行动”（即来抓人）。东方红在此情况下决定自己行动，遂有１月１４日的勒令公告和当晚的抓人。那天晚上约１１点多，我的宿舍门被敲开，东方红的人叫我去他们总部“谈话”，我先什么也没有带，离开宿舍时我同专业东方红同学示意我“把东西带上”，我才从书架上把早已准备好的装有洗漱用品的书包背在身上下楼。当晚科大共抓５人：朱、周、冯、江、黄。由于惊动了全校，以三系部分同学为主的众多科大同学反对东方红抓人，堵住了学校大门不让大巴开出去。几经折腾载人大巴乘大多数同学不注意从另一个边门开出学校。汽车往西沿长安街直接开进天安门东南角的公安部大院。科大东方红向北京公安局方面做了交接，然后由警察一比一的牵着各人衣袖带我们到一个像小礼堂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七八个人睡在地铺上，我找一个铺位和衣盖被躺下。不到半个小时，来人叫我“起来”跟他走。于是又被牵着衣袖出来，走到一辆苏式嘎斯６９吉普车，打开后门，上车以后我被夹在中间，开车时一个公安喝一声“低头”并且用手按了一下我脑袋。车子开动后我就不知道方向了。后来知道开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自新路——北京看守所。到那里登记、清点寄存物品。几个人一起上吉普车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弄完了由一位公安带往监室。当监室门在我后边关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天色微明，是１５号的早晨了。此时我感到全身格外的轻松，几天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放松了，首先想到的是：睡一个安稳觉吧。由于１４日晚科大东方红对雄师采取抓人行动，故雄师的被取缔应是在６７年元月１４日。１４日晚科大东方红把雄师骨干成员４人＋黄晓光“揪送”公安部；而公安部将此五人交送北京看守所“拘留审查”则是在１５日凌晨。

５，雄师成员在北京看守所。从６７年元月１５日（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不久）到６７年５月２５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以后），我在北京看守所“呆了”整整１３０天。关于这一段经历我以自己所经历的以及后来所了解的谈谈个人认识。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些针对他们的专门用语，这些用语可以看成当时各方力量综合作用于这些抵制中央文革的青年学生的最终效果。
⑴科大雄师当时被定为“反动组织”，因而被“取缔”。
⑵科大４＋１被科大东方红“扭送”公安部门，由北京市公安局对他们实行“拘留审查”。
⑶他们“罪名”是“犯了反革命性质的错误”但是可以“通过认识错误，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再回到文革运动中去”。（据说当时抓我们进去后，造反派一个大目的就是“挖后台”，看有没有高干在后面支持。后来看到我们全都是市井小民出身与高干一点瓜葛也没有，捞不到“油水”，也就失去追查后台的兴趣了。）
⑷文革中的“闹事”学生被单独关押在一个个“筒子”里（与社会偷盗毛贼分开）。（监所建筑如同海星呈放射状，中间一个标准６边形的厅，朝南的一边平行向外成为进出的大门。其他五个边以放射状沿轴向推进构成长长的对面开间监室的“筒子”（两侧监室，中间走廊）。这五个边处就是五个“监筒”的铁栅栏门，看守员的值班室在靠铁门边的一个形状为三角形的不足３平米的小屋。）
⑸根据规定看守员不许叫“看守”只准称呼“管理员”，每次预审叫“谈话”。我记得总共被叫去谈了３次：第一次在被抓后不久，预审员为大约４０岁中年男人，核对我的身份后，他劈头劈脑的问了一句“你们怎么搞的，都反到她头上去了？”语气感觉是一种同情责备。（因为文革中各单位都有两派，而反中央文革和反江青是同义语）。第二次，是一个较年轻的加上科大东方红的一个学生。这回态度比较凶，一上来就是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除追问有没有人背后支持外，就是找我反中央文革的“罪证”。记得那个科大东方红学生可能是湖南人，居然理解了我一首词里“此地亮壳正红”句中“亮壳”即灯笼，是影射科大红灯组织（科大东方红成员之一）。并直接指出另一句“灌杀土狗叶儿碧”中之“土狗”即恶毒影射中央文革。我说不是，系指刘少奇，他说我狡辩要打掉我的嚣张气焰。第三次是一位中年妇女同志，这回气氛缓和多了。上来就是念“犯错误改了还是好同志”的语录，一听就知道“拘留审查”快收场了。申明一下，第三次谈话前我已经书面检查表态自己“犯了攻击中央文革的错误，干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不像之前那样的“顽固不化不认罪也不认错”。
⑹关押期间伙食每天两餐１斤１两粮食，早餐稀饭窝头，下午餐馒头，副食是千篇一律的白菜羊肉末。（据说被关押学生的伙食也受到中央首长的关注，还听说江青交代“可不许把这些小家伙饿瘦了”）。这里我有一件事可供参考：关押后因为初期期待法庭辩论申诉理由，其实如何打这一仗完全不由得我们，公安反复提示“只有承认错误才能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我则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只是批评几句，就成了反对”“我是言者，不是行者，言者无罪嘛”。就这么僵持着好长时间，后来随运动发展认识也发生变化。想到自己奋不顾身投身运动，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一腔热血反成了反毛泽东路线的罪人。叫自己理解——自作自受；让别人理解——不可思议。终归是一种并非初衷的结局。当时感到，坚持原来观点是很艰难的，后果难测，而且这样做已经知道不是让毛泽东高兴的事，那最终又是为了谁？“认错认罪”则是顺坡出溜很容易的事，以下则顺其自然，那就选择“低头认罪”吧。这以后心里也不烦了，吃饭也香多了，以至后来每天感觉饿得慌。（这中间我跟同监室的“难友”曾经设计多打一份饭菜，成功实施了好几天。此情节另文再吹龙门阵吧）。于是没事找事，想起给看守写报告要求提高伙食标准。隔日，那位年长的“管理员”（我们给他起外号大背头）把我叫出来，到他的值班室谈话。他说，你们就好好认错写检查得了，不要再闹事。你们这些学生早晚还要回学校去，依照你们要求如果把伙食标准提上去，将来那些偷鸡摸狗的家伙进来，你们不是给这些人做了好事情？想想也是，认错作罢。他把我的报告当面撕碎，说就这样吧，你回去。戏剧性的是，回到监室不到半个时辰，管理员出现在铁皮门的小窗口：“江晓东，准备东西！”我知道，就是说要放我回学校了。

６，怎样看被关押。将科大雄师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骨干成员被造反派“群众揪送”公安部门接受“拘留审查”，这些无疑是一种专政行为。从主流看为了捂住群众里敢言者的口，方便文革推行者继续运动群众；客观上又能杀一儆百，威慑更多的人服从他们。但是具体到细节的人和事却又隐含着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据我所知，６６年１２月北京部分高校和中学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中写中央文革大字报的人有人被抓被关。６７年元月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出了“公安六条”，抓人关人更有政策依据也更加风行。但是面对这种不可遏止的抓人和关人，老帅和副总理们又有另一层意思的干预。即这些“触犯”中央文革的年轻学生放在社会上很可能受到造反派的非法人身攻击而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关在公安机关里毕竟有公检法的框框，应当相对安全。事实上，我们被抓关进去之后是“另外看管的”，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法律程序，所以称为“拘留审查”。如前所说看守称为“管理员”，专门的伙食标准，中央首长对公安方面的交代。另外，也有学生关押期间被揪回学校批斗时被殴致死（听说李井泉的在清华一个儿子），这也说明了“在里面比在外边安全”不无道理。

７，出来之后。文革中因为反中央文革“被抓被关”说起来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污点”。我回到学校，基本是一个闲人。不熟悉的人对我避而远之，熟悉的人我怕连累他们也不愿多接触。不过我自己总觉得在这场风暴过后，和相同条件的其他同学相比，我可能所受到的“冲击和迫害”是最小最小的了。首先，科大雄师的“反中央文革”有一个特别之处：外校无论大学中学都是早期红卫兵压制造反派，工作组撤走之后反过来受到造反派的压制；当他们想从中央文革那里寻求帮助时，得到的是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的纵容和对保守派的冷淡，这样他们就把批评的矛头转过来对准中央文革。也就是说满北京城写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的几乎全是全是运动初期的多数派，唯独科大雄师成员几乎清一色来自运动初期的少数派也即后来的造反派。文革两派之间视如仇敌，相互整起来真是往死里整。造反派整造反派里的“异类”，虽然观点不同但由于相互熟识和个人感情的关系有时也会手下留情。就我而言，从被抓到被放回学校被关期间只由科大东方红带回学校批斗过一回，被抓之前没有受到“抄家”，被抓之后我存放日记书信的小书箱也没有人动过，即使在科大全校群众大会上挨批斗也没有受到一记拳脚。究其原因，我想大概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小环境”罢。在６２６（６系６２年级）我是科大６２４事件的积极分子，工作组在年级划左中右时我属于“内控”。工作组撤走后我较早组织了６２４战斗队并参与筹建科大第一个松散的造反派组织“红灯联络站”（徐小兵一把手，江晓东副手，红灯的名字也是江在筹建大会上倡议提出获得与会者通过的）。基于这个原因我在６２６造反派里乃至全年级有比较好的人缘。６６年底当我贴中央文革大字报时有同学劝阻过我，外界压力很大时有人劝过我收敛一点。对于我的行为６２６没有人出面和我进行过辩论，无论被抓之前还是放回之后我在年级里没有受到过歧视更没有挨过批判。只有两次遇到个别同学口头攻击，他们也都受到我的“严厉反击”。一次是６２６４的李ⅩⅩ，闹玩笑时翻了脸骂我“你个反革命”，我勃然大怒给他一个掌掴，打掉了他的眼镜也几乎打脱臼了我的右手拇指，后去校医院打了普鲁卡因封闭才止住疼。当时李一点没脾气。另一次是在６２６２全专业由军宣队主持的会议上，两派发生争论时我发表了支持东方红的意见。这时延安的林ⅩⅩ说我“反革命气焰不要太嚣张”，当时我就火了，隔着别的同学对其胸口就是一个冲拳。还好军宣队干部一把抱住了我的手，说“大家有话好好说”。我则气愤的对林说“今天我就要当着军宣队的面给你嚣张嚣张”。事后也没什么。还可以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说明，即使是文革那样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只要是一派关起门来还是几乎什么都敢讲的。有一阵社会上时髦说话做事打“语录招牌”，记得有人建议每次食堂开饭之前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犹如基督徒祷告“阿门”）。我很反感，顺嘴就说“干脆喊‘嗨尔希特勒’得了”，并且说话同时还做了一个行纳粹党卫军礼的动作。试想，这种惊世骇俗的话都可以讲出来而无需顾虑被检举受打击，足以证明这样的小环境对我们这些“被打击又回到运动中的人”的容忍和有利的程度。

８，“待分配”。６８年的文革对于科大的学生似乎已经到了鸡肋的地步，什么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正好这时６１、６２级开始酝酿毕业分配了。因为“进过公安部”，我的毕业分配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自己也思忖着几种可能：既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估计不会有什么正式法律的惩罚，但是会有劳教的可能，这是最坏的一种处置；再就是遣返回乡取消分配资格；还有就是给工作机会但是要进一步“改造”；最后一种就是照样分配不给挑选自愿。关于我们这一批人的毕业分配我得知李富春副总理有指示：对运动中犯过错误的学生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照常参加毕业分配。我和其他因各种问题不能参加首次毕业分配的同学统统纳入了“待分配”。考上大学但最终不能获得工作机会对于我来说几乎等于置于绝境。可是另一方面，我自己始终很自信不会因此垮掉，相信无论到什么境遇都会干得很好，先是安身立命，继而实现自己的价值。６８年底终于等来了我们的待分配，其他同学的分配志愿都很好，我是待分配中条件最差的。分配之前我必须在全年级大会上作自我检查获得通过才可以参加分配。工宣队的老工人和蔼地跟我谈话叫我态度要诚恳争取得到大家的谅解。当时年级负责的同学李津生也跟我谈了话，我都领会了他们的善意。我最终分配到陕西省革委会下放办报到。办理离校手续，在科大保卫处户籍科开户口转移证明时我把名字由江晓东重又改回成江明德。在我的心里那个江晓东已经被革命群众打倒了。

９，陕南的岁月。６８年１２月２７日下午乘北京至西安的火车离开北京，午夜途经安阳，同年级６２６４的张一平到安阳火车站接送算是同学一场最后送别。２８日抵西安去省革委会换至安康地区革委会的派遣证。２９日晨乘卡车赴安康当日夜宿宁陕，３０日抵安康３１日改派遣证去平利县。６９年元月１日凌晨乘安康至平利班车于风雪中到达毕业分配终点站平利县，同日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在县革委分配工作时，下放办同志说你学无线电的我们县与电有关系的就三个单位，水电站、邮电局和广播站，你就去广播站吧。我去到广播站时内心也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我知道那时的广播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喉舌单位，像我这样“有政治污点”的人物分到哪里工作可能不适宜。所以到广播站以后我曾经说过，也许过不多久我会调离这里，但是我没有说明原因。在广播站第一年跟架线队下乡架线，我能吃苦，和工人同志关系处得也好，大家都喜欢和我相处，总的评价蛮高。有关文革中在北京的表现，我没有主动和别人讲，但是我听说外单位有风言我来平利之前在北京文革中有过出格表现，具体什么事情这些人也说不清。所以有了后来的“紧急召回事件”。那是６９年的秋天，我按照站上的计划去平利最高的山区八仙区龙门公社建放大站。到了公社工作刚开展，就接到广播站负责人的电话，让我放下工作立即返回县站，而且没有说明具体原因。我当时虽然不知道其中缘由是县级单位开始清查５１６，但我本能的自卫意识估计与我曾经的“反中央文革”有关。回到县上已是掌灯时分，走进广播站我径直来到站领导的房间。当时站领导是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兼任的，他一见我就问：小江，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吗？我很爽快的回答：站长您看，我一走进广播站就直接来找您，我没有回我的宿舍，宿舍的钥匙就在这，我放在您的桌上。文革中在学校时我曾接受过１３０天的拘留审查，我自信可以再接受组织的１３０天审查。听我说的这么坚决，站领导连忙说：小江不要这么激动，来坐下来慢慢谈。然后他给我讲了清查５１６的形势和任务，也问及我文革中在北京的表现。到这时我才从他那里知道我的档案并没有给平利方面提供有关我在雄师的情况。于是我详细给他讲述了我怎样给中央文革写大字报，后来参加科大雄师又怎样被抓被关。我对他强调我当时参与了６６年北京的“１２月黑风”，这与后来的６７初的“二月逆流”同属于右的错误。如果追查右的问题我可以检查，但是５１６是反军队反周总理的，是极左的问题，与我不相关，我不能在这时做检查。站领导听了我的解释觉得有道理，也没有为难我，说：这件事我也是风闻，就算到此为止吧，你还是继续下公社建放大站去。于是我在县站停留一日便再回八仙公社去做建站的工作了。我在平利县广播站的工作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肯定，连续多年被评为“五好职工”。第一年下乡架线之后回到县站担任机务员负责县站机器维护保养和参加日常的播出值机，从广播站的技术骨干进而参与站务核心小组。可以说分配以后到工作单位我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歧视。相反，后来由于我工作表现突出，站党支部曾经多次做工作让我写入党申请，我都婉言谢绝。因为我知道如果要求入党必然要对文革表现作出说明和检讨，我感到自己无法说清楚，况且这样做也是重新撕开历史的创口，我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从６９年分到单位到７８年考研离开单位，我的政治认知大约经历３个阶段：⒈我认为即使犯过政治错误也是“光明的错误”，不是偷鸡摸狗，用不着自卑或者人前矮三分。所以我照常工作努力关心政治敢于发表个人见解。⒉林彪９１３事件发生，我很义愤，我觉悟到毛的昏庸：反对他的人被他整，支持他的人他也整，而且反他的人最终倒台之后，以前因为拥护他而挨整的人也不得翻身。我对当时政治感到失望，故而愤然提出退团。⒊７６年毛逝世、四人帮倒台，我感到政治上翻了身。随后７７年冬考研，７８年夏在科大复试，李津生和我谈到了有关平反的事情，希望我给科大党委写一个要求平反的申请。这样在我北航读研期间，８０年科大党委８１号文件给我做出平反决定。专案组同志给我来信说明，按照规定要把档案里一切有关评价个人文革表现的“污蔑不实之词文字材料”全部撤出销毁，但是你的档案里没有这些东西。至此我才真的相信科大造反派没有向江晓东档案里塞进“污蔑不实之词的文字材料”，也才理解为什么我会有一路来的顺境。

◇　胡庄子：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记忆》第２２期（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８５期（“文革博物馆专辑５”）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１９６７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１９６７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１６开本，３４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９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１、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６１２陆仁安，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２、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３、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４、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５、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６、“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１１红小兵，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７日）
７、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１２月１４日晚２４时）
８、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１２月１５日）
９、“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１２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１９７２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

□　原载《记忆》第３９期

◇　周平致胡庄子信（摘录）：

　　我叫周平，是原科大雄师的成员之一。圣诞节前我们收到了刊登在《记忆》第３９期的，写于４３年前的雄师的两篇大字报的原文。这两篇原文出自您保存的一本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１９６７年元月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这本小册子，１６开本，３４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感谢您把这手刻油印的小字一个一个敲下来，并刊登在《记忆》上。感谢您为此所作的努力和工作，感谢《记忆》保留了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您的文章写得很好，评论中肯而实在。从文章看来，您也是西平人，西平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美好的记忆。看到老乡的文章，感到格外的亲切。

　　４３年后作为当事人，再看这篇改变了我们人生命运的文章，就像一个大学毕业生再来读自己小学六年级的作文。我看到了一群精力充沛的幼稚、狂妄，但还是天真可爱的年轻人想要指点江山的勃勃雄心。这篇文章与那些思想先躯们的著作比起来，实在浅薄，不值一提。那时我们都太年轻，was（过去时）毛的忠实信徒。从原文看，我们真的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只是想给中央文革提点意见。但就是这样，仍被扣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帽子。一大群年轻人为此坐牢，被批斗，被发配到乡下，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

　　要知道，那时真能有清醒的头脑，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写得出能在历史上留下的文章，都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但我们不是，一是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二是没有那么勇敢的牺牲精神。如果说有的话，只有雄师成员江晓东和黄晓光还值得一提。他们并不是雄师大字报的起草人，却被“荣幸”地列为雄师骨干成员而被同时关进监狱。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单独署名的大字报中表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等独立见解。我记得１９６６年大约１２月初，江晓东曾公开署名写过一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吗？》的大字报，贴在九楼的墙上，谈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和错误之处。看得出来，他是下了功夫作了独立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在科大校园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大字报是陆仁安写的，题目记不清了。大意是文革就像童话中关在瓶子里的魔鬼，老妖婆要害公主和王子，就把瓶子打开，让魔鬼跑出来祸害世界，后来王子智慧地把魔鬼骗回瓶子，世界就太平了。后来陆仁安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

◇　“雄师”大字报（之一）：《中央文革向何处去？》

一、前言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１１月１１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　“雄师”大字报（之二）：《分歧在哪里？》

一、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出来以后，听到各方的反映和意见，反对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十一月下旬以来北京市的形势如何估计。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运动内在矛盾必然爆发的反映，不可避免地里面会个别的坏人浑水摸鱼，但它绝不影响群众运动的主流。群众自己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群众革命主动的表现，同时对前阶段运动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深入人心的体现。形势好得很。正如林彪同志讲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正确的加以引导，开展群众性大辩论、大总结、大整顿，使群众在大辩论中辨别是非，加强团结，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一步。

　　但是以三司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某些组织却把这些统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疯狂反扑，看成是右派翻天。因此，他们用大抓人的办法来进行反击，企图把这股风压下去。

　　我们认为当时的形势好得很，而他们认为，形势糟得很。究竟是谁把形势看得一团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而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实现毛主席的大民主，要不要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上来，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二、把运动提高到毛泽东的水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随着运动进入到新阶段，在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少数派也会分化。根据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用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

　　自从一月份（注：应为十月份，疑为刻印笔误）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角，中央文革肯定了原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支持了革命的少数派，少数派翻身了，他们的地位变化了，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当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在群众刚一发动起来时采取的一些过火的偏激行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绝不应指责的。在新条件下，把运动逐渐提高到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高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江青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要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

　　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自己的错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以他们为核心，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是少数派中的左翼。少数派中还有极少数人，他们本来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个人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被压迫被打击时可以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决，一旦他们翻过身来，取得领导权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不想继续革命了，因袭守旧，以“左派”自居，无视多数派群众的革命要求，歧视打击原来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下，采取了一些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要解散，去砸××司令部，他们强调揪个别人的责任，而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更没有把斗争上升到破私立公的高度。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个月后，为什么有些人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还远远没有消除？为什么原来的一些敢说敢干的闯将现在却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失去了当年朝气勃勃的劲头？为什么有些人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干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队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字。运动发展到现在一个阶段，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破私立公的新水平，运动就搞不下去。不破私立公，就不能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形成革命化的左派队伍。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不破私立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但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而且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在斗争中学好老三篇，促进认得思想革命化。

三、批评中央文革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广大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批评和有效的监督。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都是“官为民父母”，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道理颠倒过来了，“民为官父母”，“官”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民可以造反。

　　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谋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例外地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而且由于中央文革实际上在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有些同志与主席思想有一段距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需要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多少框框，党支部可以批评，校党委可以批评，院党委可以批评，省市委可以批评，中央局可以批评，中央领导人也可以批评。今天中央文革不可以批评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打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打破这个框框，才能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从七月份以来，中央文革直接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她深入群众支持了革命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月中旬以来，我们逐渐感到中央文革在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没有及时地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就是破私立公的水平，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及时发现并依靠新的左派，对少数派的错误批评和帮助不够。对多数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够、积极引导不够，不善于听取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因而他们也就逐渐脱离了群众。

　　十月中旬以来，中央首长过多地讲话，使北京运动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首长讲话的指导下，少数派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斗彭、罗、陆、杨，明天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群众只有通过首长讲话和三司、北航的动向来确定运动的动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开始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中央文革提出了批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文革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改进，例如有些同志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及时地制止了抓人风，在１２月２３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对“对联”的评价也作出了□□□□□□□（注：以上七字模糊难认）他们对群众的批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欢迎批评，但却没有一次公开肯定这些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一次公开表示接受群众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把群众中不同意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陈伯达同志曾经引用过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讲话：“革命的地委还用我们去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央文革。革命的中央文革还用我们去保？中央文革如果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给全国各级领导树立一个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判，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又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小组采取必要的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开现行反革命材料，以便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大民主的气氛，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

　　我们接受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对于他们的错误领导我们坚决抵制，坚决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就是要广大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四、结语

　　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听到不少的反对意见，我们欢迎大家针对我们的观点展开答辩，思想上的问题决不是把对方的观点任意上纲、歪曲、扣帽子、以势压人的方法能解决的。至于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做法更是不值一顾，无损于我们的一根毫毛。我们准备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主席啊，我们日夜想念您！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