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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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水流云在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６６年初的北京四中，貌似平静的校园里回荡着几分风雨将至的味道。

　　１４岁的陈凯歌这样回忆当时的四中：“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饰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此时，在初来乍到的陈凯歌眼中，四中有如雅典学院一般拥有着自由的氛围，理性与睿智的因子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而就在几个月之后，四中的血统之争却几乎撕裂了整个学校，“红五类”与“黑五类”的区分使一间间原本安静的教室一夜之间划出了一道道鲜明的沟壑。昨天的后进生，今天便可能变成苗正根红的革命小将，擎起革命的大旗向他们眼中的“反动分子”奋力挥舞；昨天的好孩子，今天便可能沦为地主家的狗崽子，如钟楼怪人一般四处逃避同学的唾骂与鄙视。一个叫文革的幽灵持起“出身”这把锐器，不费吹灰之力将四中切割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

　　１７岁的赵振开在高干子弟如云的四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当时的四中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是供家远的同学住校用的。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平民出身的赵振开就住在六斋。他明显地感受到了１９６６年初的四中在平静之下的暗涛汹涌：“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不久之后，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便自以为高人一等。”（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年）后来，赵振开当了一名建筑工，７０年代末与芒克共同创办了《今天》杂志，发表大量新诗，掀起了一代人对于文革的重新思考。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笔名——“北岛”。

　　而２０岁的马凯此时已经从四中毕业，入了党并成为了四中初中的大队辅导员。放学之后，他总是站在银杏树下为初中的同学们解答问题，成为四中的一段佳话。四中６８届初中毕业生汤伯衡在四十年后满怀深情地回忆到：“下午放学时，他又在银杏树下等我。他严肃地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实是，少先队员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你出废品时，还不知道毛主席的那段语录，耳边又怎能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只用毛主席语录武装自己的嘴，放弃思想改造，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他让我把稿子重写一遍，反复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到报纸电台的‘心得体会’，小到小学生作文，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遇到困难，想起了雷锋、王杰，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提高了觉悟，战胜了困难。’因为文章中有毛主席的话，哪个敢说‘不’字。快四十年了，每逢想起此事，我都不得不佩服马凯老师正直的品格和超凡的胆识。”（汤伯衡《难忘的一九七一》）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品格和胆识，马凯才在四中熬过了五年的文革岁月，最终走到今天，成为新一任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四中的高干子弟，当时或是各班的学生干部，或是学校里的学习尖子。对于他们来说，父辈的荣耀就像一杯葡萄美酒，在他们的心中酿出了新甜，他们更希望成为毛泽东新一代的护驾亲兵，在鲜艳的红旗上填上一抹自己的赤色，在革命的盛宴中领到一张自己的入场券。他们似乎天生就将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二．红色变奏曲

　　“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离四中不远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在北京四中初中就读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之子傅洋和他同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彭真。但第二天，傅洋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彭真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一批人物。”（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在革命的大潮中，四中的“红色贵族”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朵异样的浪花。可恰是这朵不大起眼的浪花却在数月之后演变成了一场席卷他们父辈的风暴。

　　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从这一天开始，四中的学生正式停课，高三年级６个班团支部组成联合支部在四中全面夺权。

　　在一个叫“敬亭山居”的博客中，我找到了一段当年四中学生的日记：

６月３日　星期五　晴风
　　今天学校的形势来了个突变，从“和风细雨”变成了势如破竹的“暴风雨”。这形势的转变，就是因为大家看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看了北大的七同学写的大字报，识破了“不让写大字报”、“集中火力”是一个大阴谋。同学们要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今天的课都没上，同学们义愤填膺，写了很多大字报，贴满了礼堂，贴满了教师小院。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写了几张。不过自己还不是非常积极的。自己还没有亲自拟搞，大部分都是签的名。大字报不仅声讨“三家村”，而且给领导我们四清的工作队、校领导、老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触了许多令人气愤的事实。今天贴出的大字报把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气氛冲破了。毛主席说得就是好，大字报的成功就是大。一切牛鬼蛇神都会在大字报的面前发抖。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今天贴的这些大字报中，也有一些意见提得不恰当，甚至有些混淆了敌我矛盾。这些应该纠正。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前车之鉴。自己看了大字报，对许多意见不清楚应该肯定还是反驳。另外自己应该如何参加，如何批判，也不十分清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点一定要坚持下去。

６月４日　星期六　晴阴
　　今天形势又有新的发展。许多老师都揭发了杨滨的错误。问题越来越清楚了。杨滨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受骗的小问题，而是与反党黑帮有联系的大问题。她维护邓拓黑帮，压制同学们大张旗鼓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们以前受了骗，真是太令人气愤了。这个“高水平”的校长要把我们往什么路上拉？！假如现在不把她以及其它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我们的学校肯定会成为地地道道的三家村黑店。这真是太危险了。……
　　今天我们学校又有一件喜事。市委工作队派了三人的工作队到我们学校来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同学们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

６月１５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整理材料。
　　下午开了斗争杨滨的大会，我们听喇叭。这个老奸巨滑的反党分子，一点儿不老实，根本不承认反党罪行。净往别处扯。根本没交代什么，还说大家提的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是太猖狂了。同学们气愤填膺，高呼口号。虽然今天杨滨没交代什么问题，但她的气焰被煞下不少。通过今天的斗争会可以看到今后的斗争还是会很复杂。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６月２１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晚上开了斗争刘铁岭的斗争大会。开始由他作检查。开始他给自己扣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后所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大字报上所揭出来的。同学们、老师对他的检讨非常气愤，大家打断了他的讲话，对他提出了许多质问，大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工作队长讲了话，目标是坚决支持同学们的行动，对刘铁岭提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一天时间老实交代，否则就按照党的政策严办他。工作队长的讲话为同学们撑了腰，大家对他的讲话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会后刘铁岭狼狈逃跑，骑上被拔了气门芯儿的自行车拼命跑，唯恐同学们追上揍他。
　　今天听他的检讨开始是受了骗的。首先自己对他抱有幻想，听起来就有些放松警惕。自己对主席的“敌人不打是不倒的”这个教导体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次又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教训。通过今天的受骗也可以看到自己的阶级观点是不够鲜明的，对敌人的花招儿没有灵敏的嗅觉。……

６月３０日　星期四　阴、晴
　　今天上午开了斗争杨滨的会，她开始做了“检讨”，但只是放了两个多小时的屁，丝毫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同学们非常愤怒，纷纷发言，揭发和驳斥了杨滨。以后杨滨就要经常在学校了，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与她与一切牛鬼蛇神进行坚决的斗争。

　　杨滨校长，一位从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党的教育家，在６月的狂潮中，被“革命牌”的笔杆勾画成了“牛鬼蛇神”。

　　在四中入团、入党，亲历了北平解放，在四中呆了整整１７年的刘铁岭老师也被红色的扫把扫进了牛鬼蛇神集中营。

　　翻开这位四中学生的日记本，看到一句又一句如此革命的口号，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时的四中确实开始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疯狂。这种疯狂无分成绩高低，无分年级大小，像一个无底洞一般吸收一切。昔日对校长尊敬有加，今日却能够在这“牛鬼蛇神”背后狠踹一脚与她斗争到底；昔日还在用理性的尺子衡量着真理的长短，今日却掏出了革命的圆规去画出阶级的半径。是什么让四中走向了这种群体性的疯狂？或许就是那种对于“革命”的无限崇拜。这一代的四中人毫无疑问都把自己的理想根植在了这种崇拜之上，当他们坚信自己是为理想而战、为革命事业而战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迷局。

　　　　　　　　　　　三．一场“伟大”的考试改革

　　四中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在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意向后，四中的高干子弟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起来砸烂了他们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是怎样的精神力量！

　　１９６６年６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又听说女一中（现１６１中学）写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政治敏感使他们不甘落后。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贵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观看了这次直播，与其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刘源当时名字是刘源源——编注），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上。”（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１９５２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就此而废。

　　而１１年后，同样还是刘源，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历史像是跟刘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四．东风肆虐

　　文革初起之时，四中的老红卫兵们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跟“三反五反”和“反右”一样。而他们则是天然的革命力量。

　　然而，他们渐渐发现自己父辈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渐渐发现叔叔们的脸色开始变得异常。他们发现，在这场革命中，今天还在台下向反革命、黑帮分子们猛烈开火，明天就很可能变成走资派和叛徒的孝子贤孙。这场由他们自己点起的革命之火正在向他们父母乃至他们自己身上蔓延。

　　如果说６月初，他们还只是为了革命而革命，那么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为这场革命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为自己捏造一个“替身”，而“黑五类”与“四旧”便不幸成为了他们中意的对象。而此刻的中央文革也不急于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颇为乐呵地看着老红卫兵们搅得整个北京天摇地动，因为乱局恰恰正是他们孵化党内风暴最好的温室。

　　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９月，北京——这座千年古都里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震惊。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红卫兵掀起一阵红色风暴。

　　在这种血色弥漫的环境中，四中无法出淤泥而不染。

　　８月４日，四中爆发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领导与教师们被勒令排成一队，有的带着高帽、有的挂着罪状、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被捆着双手，围绕着操场像游行示众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将们的怒斥甚至拳打脚踢。

　　与此同时，一场“保卫首都”的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约十万北京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流放到农村受难。当时所有的报刊对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违宪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道。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率先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

　　８月２４日，四中文革会立即做出呼应，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名义发出《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不知这张传单是否也该收入四中百年纪念文集？

　　　　　　　　　　　　　五．怪胎“西纠”

　　８月２５日，北京市四中、八中、六中等３１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而西城区纠察队的领袖，正是四中高三（五）班团支部书记孔丹。

　　至今为止，对于“西纠”的争论仍未停止。有观点认为“西纠”在文革之中通过著名的“西纠１－１０号通令”起到了规范红卫兵行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这里我有必要对于“西纠１－１０通令”的内容进行一些摘录：

　　第二号通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切切此布。

　　第三号通令——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第五号通令——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第六号通令——
　　一、关于文斗
　　我们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打人、体罚及变相体罚、侮辱人、逼供信、等等，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二、关于体罚及变相体罚
　　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三、关于侮辱人
　　“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四、关于逼供信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事实证据，反而片面轻信口供，迷信口供，并用武斗或威胁的方法逼人口供，逼出来了就信，这就叫逼供信。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极易被坏人利用，这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五、关于劳动
　　应该组织参加劳动，这样便于对那些人进行改造，但一定要区别对待，一定要适量，老弱病残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人将“西纠”视为血统论的忠实拥护者、一群疯狂的红色贵族，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保护其个人的阶级特权，平民出身的红卫兵们更是对“西纠”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感。

　　事实上，“西纠”本身也是一个失控的组织，“西纠”的上层机构对于下层的组织很难加以控制，“西纠”上层的命令也根本无法得到彻底的贯彻，所以我们无法把“西纠”的过错仅仅归咎为其领导的责任，也无法仅通过其部分组织的行为来定义“西纠”的性质。当时，有的组织打着“西纠”的旗号为所欲为，采取的行动甚至比红卫兵刚刚兴起的那段时期有过之而不及，而正是这些可能并非“西纠”直接授意的行为激起了对于“西纠”的全民性愤怒，为“西纠”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六中的地下监狱。可以说，“西纠”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个理性与疯狂所共同孵育的产儿。

　　四中不仅是红色贵族的集中地，四中同样有着数量不少的平民子弟，他们也不甘心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言不发，于是他们站出来成立了“新四中公社”，与“联动”公然叫板，他们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联动”的条条罪状：

　　某高干子弟曾经这样露骨地质问领导：“你为什么不保送我去军工？你不信任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于是这位显贵人物被送进了军工。这正勾画出了联动分子宣称的阶级路线的内容，就是唯高干出身，他们借此不费吹灰之力地入党入团，执掌一切大权，使这些利欲熏心的人物，可以扶摇直上了。他们所谓的阶级路线，只不过是为了这个集团利益而服务的特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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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孩子就是龙子龙孙！”然而一小撮联动分子，偏要把这样的家庭影响美化成“革命前辈”的关怀。他们根本不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把父母的话奉若神明，长期以来处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围之中，没有丝毫抵抗。最后成了刘邓路线顽固的执行者，可悲的牺牲品。事实胜于雄辩，撰写天方夜谈的“解放全人类”的编辑老爷们，让你们的“西纠”，“联动”小将抱着自己的“特权”见鬼去吧！

　　不论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真实，从其中折射出的仇视之情就已经令人畏惧。昔日的同学此时已势同冰火。

　　　　　　　　　　　　　六．因为我坚信……

　　１９６６年，四中经历了它百年沧桑中最跌宕的一段岁月，这一年也绝不仅仅是校史中“文革爆发”四个字所能一笔带过的。

　　这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这又是一段必须回首的历史。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都暗暗心痛，我不相信那些如此荒谬的故事就曾发生在我脚下的这片校园。毫无疑问，少有四中人是心怀邪念地参与这场革命的，但是在社会强大的磁场里，没有哪颗磁针可以自己转动，于是他们便集体迷失了方向。但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又暗暗庆幸，庆幸四中人即使在那个群体性疯狂的时代里，在那个热血冲破理性的时代里，也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那么一份四中人特有的精神。

　　从文革一开始就变成了“牛鬼蛇神”的杨滨校长，曾多次回忆起她被押去中山公园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的情形。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学生党员和骨干围成一圈把她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她腿疼，走不动，是赵胜利把她背着送回“牛棚”的宿舍。那天有好几个老干部被打伤了，可她记得只是头上挨了一皮带，而四中的同学却为她挡了多少棍棒，挨了多少打。

　　孔丹曾在四中的“八四武斗”中走上讲台，首先领大家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明确指出，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同意开这样的批斗会。

　　而孔丹、秦晓恰恰正是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西纠”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红色贵族”，他们是“革命领袖”。红卫兵的负责人却站出来保护所谓的“牛鬼蛇神”，声称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这或许就是文革之中久违的良知。

　　同样还是在四中，这个血统论的捍卫军——“西纠”的大本营。１９６６年底，深深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是因为他们的帮助，遇罗克的《出身论》才得以在年轻人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第一股浪花。

　　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公开质疑当时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是披着马列外衣的独裁政策。他因《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的牵连被作为重刑犯关押。据说当时并没有拘捕他的女友陶洛诵，而她自称为七十年代的燕妮并屡次到公安局抗议对赵京兴的刑事处罚，后来甘愿和赵关在一个地方，以表示对正义和爱情的坚定与追求，这岂不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壮烈与悲情？

　　闪耀在混沌之中的理性与挺立在风雨之中的真情，使得四中即使在文革之中也有了几分卓尔不群的气质。

　　四中的１９６６年是一个迷惘的年份。满怀激情的四中人们被“为革命建功立业”的诱饵引进了文革的迷宫。于是，他们怀着梦想打倒梦想；他们怀着理性打倒理性；他们批斗老师时慷慨激昂却又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他们在抄砸书店时如狼似虎却又在夜深人静时掏出课本悄悄看上几眼。

　　在文革的烟瘴里，他们只是一群迷了路的孩子。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如今也都已走向了人生的制高点。而无论他们今天的成就如何，１９６６年终将是他们记忆里一个绕不过的节点。

　　在历史沉重的雕像前，我所要做的便是用我的拙笔去把它描摹下来。

　　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谎言；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忘却。

□　原载《记忆》五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