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厚文 “文革”前中共中央的一线二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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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中共中央的一线二线制度

彭厚文

　　何谓一线、二线制度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按照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处于第二线,其他同志处于第一线。根据这一说法,再结合“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情况,可以看出一线、二线的基本含义:
　　第一,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其他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一线;第二,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就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处于第一线的政治局常委主持;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即中央日常工作的两位主要领导人。
　　实际上,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最初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问题时,他所谓的退居二线,不仅仅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且包含更加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上退下来。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在1954年9月以前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以中共中央名誉主席的身份继续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毛泽东的这种想法,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就产生了。据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因此,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与他向叶子龙所说“不想当主席了”的话,应是有联系的。当时,毛泽东还表示:“我老了,不适合当国家主席了,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
　　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那么这个“适当时机”是什么时候呢?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中央高层实际上是达成了默契的,这就是中共九大。正因为如此,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款前所未有的内容,即“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党章的这一变动,就是为毛泽东在中共九大辞去中央主席预做准备的。对此,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曾作过解释。他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两个主席都辞掉”,至少在中共八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内,是毛泽东退居二线的一层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想法。中共八大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在1959年4月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对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事不再提及,退居二线也就成了比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线、二线制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关于一线、二线制度形成的时间,在一些回忆录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文革”前,虽然事实上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但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对一线、二线制度作出过正式的成文的规定,对刘少奇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也从来没有明确地以成文的形式作出过决定,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都是模糊的。在一些直接或间接当事人的回忆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问题说法各异,原因即在于此。
　　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五个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个关节点是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这一设想提出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体制便开始进行调整。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书长会议制度,其内容是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秘书长办公会议,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研究、处理党和群众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和书记处交议或交办的其他事项。毛泽东曾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说:“工作你们去做,然后都统一用中央的名义,政治局也好,书记处也好,不用秘书长的名义。”什么工作?主要是日常工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事实上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最高决策工作,同时又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此之后,中央日常工作转移到了秘书长办公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成为后来新的中央书记处的前身。秘书长会议制度建立后,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已现雏形。
　　第二个关节点是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这次会议上及会议开过以后,毛泽东进一步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开始明朗化。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的,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从实际情况看,中共八大一些主要文件的起草,几个主要报告,都是刘、周、邓等人做的。此外,在八大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出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为了适应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在八大上中共中央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调整。这主要是建立了新的中央书记处,并且设置中央总书记一职,推选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八大闭幕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则由周恩来主持。但毛泽东并没有完全退出党和国家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很多的重要决策,仍然由他主持作出,有不少时候,他甚至仍然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期间,更是如此。
　　第三个关节点是1959年4月刘少奇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担任这一职务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决定逐渐退居二线的一个既定步骤。在此之后,国家事务方面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和负责,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又朝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此之后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的。
　　第四个关节点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爆发,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这次会议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细节,即在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即1962年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此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主要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进行。而在此之前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主要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进行的。刘少奇真正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即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应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摆出的一种退居第二线的姿态。
　　第五个关节点是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1964年8月5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作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在此之前,刘少奇虽然经常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但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正式作出过决定,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由刘少奇挂帅。即使是“七千人大会”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虽然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完全放手让刘少奇主持,但也没有给过刘少奇什么正式的名义。“由刘少奇挂帅”,这是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说法。虽然“挂帅”的范围只限于领导“四清”、“五反”运动,虽然在决定让刘少奇“挂帅”后,毛泽东出于对“四清”、“五反”运动的重视,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这一运动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名义上有意让一线、二线的分工进一步明确。
　　但是,一线、二线始终没有完全形成为一种正式制度。“文革”爆发后,随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位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被打倒,这种非正式的制度也被废除。
　　
　　一线、二线制度为什么没正式化
　　毛泽东既然首倡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而且在“文革”前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又一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中央的一种领导制度,那为什么不对这种一线、二线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让它正式化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毛泽东所说的退居二线,本来的含义是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这两个职务,担任中共八大党章设立的中共中央名誉主席一职。按照毛泽东在八大前后的设想,他退居二线的第一步是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第二步是在中共九大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担任名誉主席。只有在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后,他才算真正退居了二线。但由于后来中共九大没有如期召开,毛泽东没有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始终没有退到真正意义上的他原来设想中的第二线。在此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对一线、二线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规定。
　　第二,中共九大没有如期召开,这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完全退居二线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一线、二线制度作出正式规定,那实际上会成为对毛泽东的一种约束,他要再回到第一线主持工作,就会变得名不正言不顺。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改变了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想法以后,毛泽东既希望中央最高领导层有一线、二线的分工,能让他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又希望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不要限制他在认为必要的时候重新回到第一线主持工作。这一原因也使得中共中央不可能对一线、二线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规定。
　　
　　一线、二线制度带来了什么影响
　　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其初衷有好的一面。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提出分一线、二线,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他提出的一线、二线制度,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的逐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这种一线、二线的操作路径实现的。
　　从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实际效果看,它也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他在“文革”前十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领导才干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由于一线、二线的分工并不是一种成文的正式制度,因此对一线、二线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权责划分都不明确。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是“文革”前毛泽东和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由于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在不少情况下,毛泽东是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在正常范围内行使职权也当成搞独立王国了。这种误解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模糊性所导致的权责不明确。这种误解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诱因。
　　“文革”前中共中央领导层实施一线、二线分工所引发的严重后果给我们一个重要教训,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运作必须制定明确的制度,必须有明确的权责界限的划分。如果没有规则,没有制度可以遵循,那么党内难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产生矛盾和冲突。如果这种矛盾和冲突不能在制度的框架内得到理性的解决,那又难免影响党内的团结,进而影响国家的稳定。

《党史博览》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