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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逸:1976年汉口水塔红卫兵运动十周年纪念特刊出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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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2 17:06: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76年汉口水塔红卫兵运动十周年纪念特刊出台始末

钟逸/2010-8-17


  1976年8月,在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迎来了中国红卫兵运动诞生十周年的纪念日。

  毛主席1966年8月1日亲笔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慨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8月18日,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从此,红卫兵运动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英勇悲壮的历史活剧。

  提起红卫兵,人们会想到运动初期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大搞封建主义“血统论”,鼓吹“自来红”,在“破四旧”中大搞“红色恐怖”,后来又死保各地当权派,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和北京的“联动分子”,在武汉,人们鄙夷地把老红卫兵称之为“三字兵”、“特动分子”。这批人在文革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就土崩瓦解、销声匿迹了。十年以后开始了对文革的全面反攻倒算,他们弹冠相庆,作为陈云所说的“自己的孩子”,一个个爬上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高位,他们就职时公诸报端的履历从不见这一段历史,“彻底否定文革”自然也不包括他们。

  武汉地区和“三字兵”对立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从发端的1966年8月底起,就始终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经走资派十年的血腥围剿,始终活跃在江城的政治舞台上。总是“于无声处”掀起江城震天动地的“惊雷”,他们是走资派谈之色变的梦魇,是十年红卫兵运动的主流!

  为纪念红卫兵运动诞生十周年,弘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以当年新一中学生为主(包括华工附中、武汉市十六中、武汉市卫生学校、南京动力学校等)的十几位中学生造反派聚集在一起,商议在水塔的大字报墙上办一期“纪念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十周年”专刊。大家提议,要用最优美的文字、最煽情的宣传画、最漂亮的排版、最好的抄写水平,反映出十年造反派红卫兵水塔大字报的最高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遭受多次打击的革命造反派此时已是元气大伤、人心涣散,绝大多数人心有余悸、心灰意冷,参加社会上活动的人已是极少数。当时一部分造反派头头已经脱离了造反派的基本群众,而热衷于个人的“补台”、“结合”。为了振奋造反派的士气,这批原中学生举办的这期纪念专刊,赢得了大多数造反派基本群众的共鸣。

  经过讨论分工,余德亨写了《一千年也要革命,一万年也要造反》、《我的履历表》,张宇光写了《夺权歌》和《向钢八司的战友致敬》,陈德胜写了《风吼雷鸣的日日夜夜》(记述1967年春江城反击“二月逆流”第一仗——新一中绝食),余德亨、郭小华、罗耀先、段夙慧、周文龙、袁光明、张宇光、杜宜明、陈德胜、吴斯望回忆了文革中流行的红卫兵的豪言壮语,搞了一个《红卫兵誓言》小辑。文稿写好以后,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又进行了精心修改。可以说这期专刊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大家还讨论,这期专刊一定要配一幅大型的水彩宣传画,画者非金忠群莫属。

  此时汉口水塔下面已经做成了两面两人多高、宽30米的水泥墙。这批人早已没有写、贴大字报的纸、墨、笔、浆糊等基本工具,更没有画大幅宣传画的场地,要办成一期江城最高水平的宣传专栏,谈何容易。

  经陈德胜联系,在武汉印刷厂找到了武汉印刷厂的造反派姚英佩、陈子敏、袁先普和老樊等人,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笔墨纸张和抄写场地甚至是吃饭的问题。陈德胜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大桶化学浆糊,杜宜明说一桶浆糊远远不够,陈德胜说化学浆糊可以大量兑水,如果浆糊不够临时还可以去要一点。余德亨、袁光明、张宇光、杜宜明、陈德胜等人从8月15日上午起,整整抄写了两天一夜,大字报正文的每一个字都有巴掌大。金忠群将大幅宣传画基本画完,要回黄冈上班,由他弟弟金忠敏接着在武印收尾完成。大幅宣传画用几十张新闻纸拼接画成,主题是“红卫兵永立江城”。一位英姿飒爽、佩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迎着朝阳,手握拳头,挺立在江城,红卫兵的身下是长江大桥、六渡桥、民众乐园、水塔等武汉文革的标志性建筑和滔滔江水。宣传画用水彩画成,占了整个宣传栏六分之一的版面。宣传栏的下面是杜宜明用对开纸大的扁宋体写的红色通栏美术字:“隆重纪念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特刊”,落款是“原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办”。

  事前,张宇光到水塔丈量了大字报墙的宽度和高度,设计好版面,将宣传画和大字报编排了张贴顺序。贴大字报那天晚上,张宇光有事不能去,将张贴的方法向杜宜明作了详细交代。

  到水塔贴大字报,没有汽车配合,没有长梯是完全不行的。杜宜明找到他下乡时的老领导、在江汉区革委会汽车队担任书记、曾是志愿军老战士的周明亮,借来一辆武汉牌载重汽车。8月16日晚上9点多钟,汽车开到陈德胜家,装上抄好的大字报、宣传画和浆糊等,开到了水塔下。参加贴专刊的有余德亨、袁光明、罗耀先、郭小华、杜宜明、陈德胜、吴斯望等人。张贴时,围观的人如山如海,有流着眼泪朗读的,有送茶水的,还有帮忙找工具的。当时需要一个碗盛浆糊,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指着对面蔡林记热干面馆兴奋地叫着:“热干面、热干面!”并很快跑过去,从餐馆后面窗口里找出一只瓷碗递给贴大字报的人。贴到12点钟,专刊才贴了四分之一,司机执意要走,说是单位有纪律,不许用汽车干私活,他明天还要出车。大家执意挽留,司机又待了一个小时,用汽车车厢搭台,先将专栏的上半部分贴完,此时还没完成一半的任务,司机再也留不住了,汽车开走了。剩下的张贴任务是在场的人们用搭人梯的方式贴完的。贴完专刊以后,天已经快亮了。大家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合眼了,还是站在马路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想要是有照相机将整个专刊拍摄下来该有多好,可能是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了,谁也没有努力去马上借来照相机将整个场面拍摄下来。谁也没有料想到,贴出仅仅一天多,不到40个小时,大家费尽心机办好的专刊就被百万雄师的变种“工农兵”用大标语覆盖了。更没想到的是,这是这批当年的中学生在十年文革中最后一次张贴大字报,堪称“天鹅绝唱”。仅过了半个月,毛主席与世长辞,接着就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

  这次专刊贴出以后,在江城影响很大,钢二司某头头在现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新华工的聂年生为此三次找这批中学生长谈,想要和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战斗。许多没看到专刊的同志前来索要专刊底稿。为此,8月24日,袁光明特地将专刊的底稿刻成蜡纸,杜宜明再返武汉印刷厂找姚英佩、陈子敏等要了200多张8开的新闻纸交给袁光明油印,这就是后来被不知就里的人说成是红卫兵小报的原因。

  当年的一位参与者无意中翻出了这份专刊的油印件,“揭批查”中经多次抄家能够保留下来,不容易,用时下收藏界行话说,“品相极好”,更不容易。今天,在此刊出这份专刊,以缅怀纪念当年造反派红卫兵不惧强暴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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