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赏：《孙安动本》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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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安动本》的台前幕后


张业赏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与《海瑞罢官》同样历史背景下产生，具有同样主题和作用的山东的《孙安动本》在“文革”中遭受了与《海瑞罢官》几乎相同的命运。《孙安动本》起初是柳子戏，后来拍成电影，在“文革”之前曾长期在国内演出和放映，影响极大。《孙安动本》与《海瑞罢官》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也是歌颂“清官”戏，并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谓是山东版的《海瑞罢官》。

一、走红

柳子戏是山东古老剧种之一，在剧目、音乐、唱腔和表演方面均有其独特风格。该剧种是从元、明以来“弦索”系统演变而来，因曲牌中有一种柳子调，故名为柳子戏。中国戏曲史上曾有“东柳、西梆、南昆、北弋”之称的“东柳”就是山东柳子戏。柳子戏传统剧目有190余个，主要曲牌有桂枝香、锁南枝、驻云飞、黄莺儿等200余支。主要伴奏乐器有三弦、横笛，曲调优美，能够细腻表达不同人物的复杂感情。和《海瑞罢官》一样，《孙安动本》的剧情通过多次修改，其主题也突出宣扬“清官”为民的主题思想。它也是在“大跃进”运动后，为纠正全党和全社会盛行的弄虚作假现象，提倡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山东省许多党政负责人都参与了对提倡、宣传，甚至亲自参与修改，并赋予其许多与现实政治有关的功能。这从对《孙安动本》剧本的多次修改中充分体现出来。

1958年底，山东柳子剧团的前身郓城县工农剧团在济宁演出《徐龙打朝》。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省长的谭启龙在济宁、菏泽地区（当时两者合二为一，称济宁地区）调查农村情况时，在菏泽地委第一书记杨毅的推荐下，观看了《徐龙打朝》的演出。其主要剧情是：在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社会背景下，明朝万历年间的青州知府孙安，因为忠君清正，奉调进京，封官加爵。孙安进了京城，无意中了解、发现自己的父亲（官居后军督抚），系被当朝太师张从所害死。因此，孙安连动三本，要皇帝作主，斩首张从，以报杀父之仇。张从当道，驳回三本，而孙安以诬陷张从的罪名被定为死罪。定国公徐龙为保孙安不死，用铜锤打朝，逼迫皇帝赦回孙安，并封官加爵。谭启龙对孙安如何打朝、骂殿、三动本等情节很感兴趣，认为孙安的做法类似海瑞，在当时人们，特别是基层干部不敢说真话致使造成大饥荒的情况下，提倡孙安精神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当即指示杨毅对这一剧目“要立即着手进行整理。”

1959年3月，谭启龙亲自抓了剧本的改编，并联系当时党内民主作风很差，大家都不敢说话，谁说实话就拔谁的白旗，反谁的右倾的做法，认为“搞浮夸，刮五风，是怕丢官，是上面逼出来的”，“ 我们现在就缺少这样不怕丢官，敢于反抗的干部。”提出要在“动本”上大下功夫，塑造好孙安‘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和孙安不怕死，敢说，敢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性格。4月，山东省委在济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根据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要求，剧团为参加会议的干部专门演出《徐龙打朝》。舒同看后也赞不绝口，认为这是出好戏，但还要进一步加工。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舒同、谭启龙号召学习孙安精神，发扬孙安精神。谭启龙说：“现在党内就缺少孙安，学习孙安精神，要敢于动本，不要怕，必要时绑起老婆孩子上金殿，为民请命就不要怕杀头，甚至全家抄斩。”他还对剧本的修改做了三点指示：派专人整理、修改剧本，限期两个月完成，准备到北京演出；济宁地区所有剧团都要移植《徐龙打朝》；把郓城工农剧团调到省里成立山东省柳子剧团。剧本修改后到济南专门向省委作了两场汇报演出。谭启龙看后认为：“基础尚可，但孙安塑造的（形象）不高，私仇部分（戏）太重，让孙安要全心全意为民请命！要继续搞！一定要搞好！”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说：“现在的孙安是个莽夫，不要骂倒一切，要有勇有谋才好！”之后，又集中山东戏剧界权威专家赵剑秋、杨汉卿等集中全力加工修改，删去私仇，改变“三本”的内容，同时在徐龙打朝之外，又增加了民妇跳河、孙安骂殿等情节。

1959年6月，舒同在珍珠泉礼堂观看了修改后的第一场演出后，当即指示将剧本名称改为《孙安动本》。1959年国庆前夕，山东省文化局局长陈静之请示是否在国庆期间演出《孙安动本》，舒同回答说：“孙安是左派嘛，为什么不可以演，可以演。”之后，又对剧本进一步加工。省委还出面邀请北京的著名演员马少坡，特邀他来改戏，并派专人按照北京怀仁堂的幕布尺寸为剧团设计两套新的幕布。这时，中央计划在青岛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由山东省委负责筹备。省委把柳子剧团秘密调往青岛，再次修改剧本。负责筹备会议的白如冰等人到青岛后，特邀在青岛创作《海瑞上疏》的周信芳等看戏出主意。周信芳看后说：“你们的孙安和我们的海瑞差不多。”后因会议改在庐山召开而未果。1959年11月，山东省柳子剧、两夹弦、柳腔联合演出团进京，把《孙安动本》作为重点节目，先后在国务院、政协、团中央、文化部、文联、高级党校、冶金部演出《孙安动本》17场，受到了有关人士的高度赞。

1959年11月21日，在山东省副省长余修陪同下，周扬、邓拓、张庚等在北京长安戏院看《孙安动本》。周扬认为“剧词写得不错，音乐很好听，表演的也不错。”11月23日，彭真在与邓拓、田汉、孟超等一起在长安戏院看过《孙安动本》后，对孙安这个人物非常满意，并就如何继承传统、培养青年一代作指示说：“应该很好地继承传统，把失传的东西找老艺人好好的挖一挖，好好找人学，应很好地培养青年一代”，“柳子戏保留到这种程度就是很好的。”田汉也认为《孙安动本》“可以成为国际性好戏，可以拍成电影。”孟超说：“在海瑞之外另有一个仗义执言的孙安，不但不为多，”而且“更申诉出人民的呼声”。说这个剧本“无论前部或者后部都具有震撼人心、激人感情的力量”，“真是千古奇文”，“真如大雨倾盆淋漓尽致”，“那么干脆，那么痛快，处处激人心情”。邓拓称赞《孙安动本》“情节动人，唱做皆工，确是好戏。虽然，剧中讽刺明朝万历皇帝和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事实是编造的。”并且挥毫赋诗对孙安的反骨傲气，大加赞赏：“编排史事作传奇，万历江陵岂有知！正气如虹吞北斗，孙安合是古人师”。

《孙安动本》进京演出获得好评后，山东省委要求大力宣传，出版剧本，发表剧评，灌制唱片，在山东各地巡回演出，并组织剧团到南京、上海、杭州、宁波、舟山群岛、合肥、洛阳等地演出。在各地演出的同时还与上海海燕电影厂联系拍电影。在电影即将拍成时，谭启龙亲自将一段词“手挥笔管山河动，心中怒火冲九天，毫峰抹尽三江水，天地冤仇赴狂澜”改为“笔管一挥山河动，正气长存日月悬，濡墨尽倾三江水，挥毫横扫五岳寒，为救万民出水火，赴汤蹈火挽巨澜”，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这段词拍进电影里。余修作为山东省文教工作负责人，也积极宣传《孙安动本》。1961年8月他在烟台召开的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孙安动本》“能够为我们的政治服务，所以不仅要演这出戏，而且还要把它拍成电影。”第二年3月，他又在山东省文联全体委员会议上赞扬“笔管一摇，山摇地动”的“孙安精神”。在《近年来我省文艺工作经验丛谈》中把它列为山东省有代表性的优秀传统剧目，说它“尤为群众所欢迎”，“不仅对于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有作用，而且对于增长人民的智能，培养人民的优良品质也是有作用的。”

《孙安动本》先是在省内外舞台到处演出；剧本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一版再版刊印；1962年又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从1962年12月公开放映至1964年共放映2954场，观众2759600余人次。当时的一些报刊给电影以高度评价。有的说：“它拍成电影后，光彩照人，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戏曲电影。”有的说：“这部影片既突出了原来舞台剧本的种种优点，而且还在这个基础上有了发展和提高。由于电影艺术技巧的充分运用，使这出戏更有其感人的力量。”“在舞台剧本中，本是有孙安报父仇情节的，电影中省略了，把矛盾斗争集中到孙安为民请命；并在孙安‘行路’中，增加了民妇含冤投河等情节，增强了气氛，更加有助于烘托戏剧冲突，完成人物塑造，这一改，改得好。”有的说：“孙安这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真理而赴死的精神，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等等。

《孙安动本》的现实意义，经过屡次修改，到拍电影时得到充分体现，其主题思想起了根本的变化。第一，社会背景被修改的与“大跃进”运动后中国社会状况极其相似。由原来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改为“田园荒芜”、“民不聊生”，“饿莩载道白骨露，啼饥号寒遍地哀鸿，风吹茅房摇摇坠，田园荒芜，炊烟不起，十室倒有九个空。”其景象与谭启龙写的《济宁事件的调查报告》关于济宁、菏泽1959年状况相似。第二，把孙安报私仇的情节全部删去，围绕孙安“为民请命”的问题来展开故事情节，塑造孙安“与民同忧”、“为民请命”的主题。如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有人要求删掉孙安报父仇的情节，有人则不同意，发生了激烈争论，长期得不到解决，当由履新、陈静之请示时，谭启龙以山东省委名义下令删掉孙安为父报仇的情节，更加突出孙安“为民请命”的英雄形象。第三，以“罢官”为核心，突出孙安“不畏强暴”，“不怕风险”， “敢说敢骂”，敢于“翻转乾坤”的“孙安精神”。“为了黎民百姓”，“龙潭虎穴我要闯，刀山火海我要冲”，并且缚妻绑子，带着三口棺木，上朝以死谏君。

《孙安动本》和《海瑞罢官》一样，对当时纠正“大跃进”运动、反右倾斗争中“左”的错误和弄虚作假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山东省委负责人在会议上也多次号召广大干部实事求是，讲实话，办实事，向党反映真实情况，“学习孙安那种不怕死，绑着老婆孩子上金銮，为民请命”的精神。如谭启龙在1961年6月24日的报告两次提到干部要学习孙安动本的精神。在讲到平反问题时，说：“要学孙安动本那样的精神。“在讲到重新教育干部问题时又说：“要有孙安动本的精神，不怕杀头，甚至全家抄斩。”

二、遭批

《孙安动本》与《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而且与当时已被点名批判的诸多人物有牵连。1965年11月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可避免的要人们联系到如何看待《孙安动本》这出戏的问题。在对《海瑞罢官》批判之初，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社就收到许多批判《孙安动本》的文章。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孙安动本》难逃被批判的厄运。山东本身不进行批判，别的人也会提出批判。因此，山东对《孙安动本》的批判的定调和时机的选择，是山东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自身的需要，在严密控制之下进行的。山东省委负责人首先是尽量拖延公开批判的时间，最初的对策是控制报社、电台，不发表批判《孙安动本》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罢官》半年之后的1966年6月15日，才开始对《孙安动本》的公开批判。

1966年6月15日，《大众日报》发表署名为润生、卫东的《彻底铲除孙安动本这棵大毒草》，开始了对《孙安动本》的公开批判，称“《孙安动本》和《海瑞罢官》、《海瑞上疏》，同是一根黑藤上结下来的毒瓜，他们唱的是一个反调，讲的是一样黑话。但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手法上，却又异曲同工，它们是南北呼应、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罢’字上大做文章，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周信芳、陶雄等编导的《海瑞上疏》，是在‘骂’字上下功夫，鼓励右倾机会主义者敢说敢骂；赵剑秋等人的《孙安动本》，则是一‘骂’二‘罢’三‘打’，又在一个‘打’ 。鼓励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要甘心失败，要东山再起用武力作拼死的斗争，形成了南‘骂’、北‘罢’、中‘打’的向党进攻的阵势。”

从6月15日的《大众日报》对《孙安动本》批判的内容可以看出很多玄机以及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煞费苦心。与该剧本有关的被点名的人物仅涉及到主要改编者赵剑秋与已遭到公开批判的余修等，舒同、谭启龙等与《孙安动本》的关系只字不提，并设法撇清。1966年5月，山东省委在南郊宾馆召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对《孙安动本》的批判。因为《孙安动本》是省文化局负责搞的，写批判文章初稿的任务也交给了省文化局。之后，参加会议的省文化局负责人鲁萍召开文化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组织写批判《孙安动本》的文章。参加这次会议的鲁萍说：“谭（启龙）政委指示，赶快把（批）《孙安动本》的稿子拿出来，《孙安动本》原来是你们文化局搞的，现在还是由你们文化局包下来”。并传达了要求：批判人物是编剧赵剑秋等，要把赵剑秋及其同伙定为“赵家黑帮”，要与批判余修联系起来；要与已遭到批判的“三家村”的邓拓挂起钩来。

为了使对《孙安动本》的批判不涉及自己，山东省党政主要负责人在部署写批判文章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第一，控制知情人。控制的第一个知情人是《孙安动本》演出单位省柳子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团长王昭声。为了保证其不揭发别人，首先要保护王昭声。因此，以叫王昭声参加写批判《孙安动本》的稿子的名义，单独把正在日照参加“四清”工作的王昭声调回济南，由鲁萍单独与他谈话，先定调子说王昭声是奉命演戏，不够黑线人物，再利用王昭声保护谭启龙、白如冰。第二，严密封锁有关资料。有关该剧的内部资料，只有柳子剧团和戏曲研究室掌握。柳子剧团的资料被王昭声销毁，戏曲研究室资料由在戏曲研究室负责的白如冰的夫人祖敏直接掌握，这就使批判文章无法与谭启龙、白如冰挂钩。另外，对掌握内情、被打成“黑帮”的赵剑秋和其他几个编导者，由于都属于戏曲研究室人员，所以比较容易控制。后来，又以加强戏曲研究室领导力量为名，派王昭声担任戏曲研究室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以加强控制。

批判文章的出笼也可谓一波三折。在文章写成之前，定调子的《大众日报》编辑部按语已经完稿，但批判文章迟迟不能定稿。一稿、二稿写出后在鲁萍处就被全部推翻，另起炉灶之后又修改十几次，打印六次清样，写了将近一个月。1966年6 月15 日，《大众日报》发表由谭启龙亲自部署，省文化局讨论、起草，省委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宣传部副部长、《大众日报》副主编朱民修改，最后由白如冰亲自定稿，署名润生、卫东的《彻底<铲除孙安动本》这棵大毒草》一文。《大众日报》编辑部按语对《孙安动本》的定性语言有：“它和臭名昭著的《海瑞罢官》、《海瑞上疏》一样，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邓拓、吴晗、余修、赵剑秋等人，就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却是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代理人，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埋设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文章分“谁在喝彩、为谁服务”、“借尸还魂、毒上加毒”、“借古讽今、猖狂进攻”、“一条黑线、南北相联”四个部分，整整占了一版的篇幅。

从这一篇批判文章的成稿过程和内容，可以看出山东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文革”的态度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也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文革”总体上持消极应付态度的原因。因此，以所谓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主要斗争对象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局也就可想而知。虽然此文发表时间是在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的一月有余。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讲话已是尽人皆知，但山东在批判《孙安动本》时，仍然小心翼翼地把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与庐山会议等党内斗争躲避开来，唯恐人们看后产生联想，引火烧身。如文章第一稿第一段曾开明宗旨对《孙安动本》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孙安动本》出现在庐山会议前后，矛头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他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登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段话发表时全部删去，通篇未提庐山会议。在发表的文章中，有可能引起人们联想的敏感话语也被删掉。如初稿写道：“《孙安动本》如此恶毒，如此猖狂……固然就是赵剑秋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本性的大暴露，但是如果没有后台老板的支持，它是不能步步恶毒，疯狂之极的。直接支持《孙安动本》的后台老板，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余修。”这一表述固然体现了把对《孙安动本》的批判与余修联系起来的意图，但由于容易引起人们除余修之外，还有何人间接支持《孙安动本》的联想，这段话被改为“余修也以我省文教工作负责人的合法身份，积极为《孙安动本》吹吹打打起来。”公开点名批判涉及到的人物和以前相比也仅增加了编剧赵剑秋一人。

对《孙安动本》的批判虽然经过精心部署，但由于涉及面较广，实际上也没有能够控制。1966年6月17日晚，山东省柳子剧团日照“四清”工作团举行声讨赵剑秋，批判《孙安动本》大会。同时触及到王昭声、省文化局的问题。省歌舞团、艺术学校、杂技团的8名代表也发了言。之后以大会发言稿为中心写了第一张大字报《革命者站出来！》。6月18日继续召开揭发大会，矛头直指王昭声。剧团代理行政秘书朱洪达揭发王昭声从济南写给党支部的几封信的内容，并组织20余人自发开会酝酿如何揭发问题，组成了临时小组。一些人联名给工作团政治部写大字报，要求停止一切排练和下乡演出等活动，立即回济南投入运动。

在谭启龙、白如冰遭到公开批判之后，特别是1967年初山东进行“二三夺权”，建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之后，开始了对谭启龙、白如冰等山东省党政负责人的公开揭发和批判，对《孙安动本》的支持成为所谓一大罪状。与《孙安动本》相关的人物遭到种种迫害。

三、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山东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相继进行平反。《孙安动本》以及一些相关人物得到平反。1979年1月3日，山东省文化局和省文联召开大会，宣布为“文革”初期打成“毒草”的柳子戏《孙安动本》平反，给参加剧本整理工作的赵剑秋等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为迫害致死的王昭生、张斌、范季高等人平反昭雪。山东省柳子剧团随之恢复上演《孙安动本》。2004年9月，山东省柳子剧团在阔别首都舞台45年后的柳子戏再次晋京演出，《孙安动本》作为柳子戏经典传统剧目再次奉献给首都观众，受到各界好评。

《春秋》2010年第3期

hachen

文章是在唱赞歌，可那些所谓主要负责人揽功捼过的情节倒也被详细披露了。

Iaimy_001

哈哈！看了这文章后，更了解了当时文艺界里的真实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