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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乌有之乡
前言：前天，本人在“历史视野”发表了【他们为什么说道县大屠杀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宣扬出去的？——解读凤凰网《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一文，有网友跟帖指出文中一句话不准确，而且补充了详细说明。所以，本文予以采用。现在，改副题为正题，重新发表，以满足凤凰网读者查看之需要。请注意，【 】里面的文字，都是引用的。
凤凰网知青频道文章《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遮遮掩掩讲的事情，就是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大屠杀”事件。
该文为什么遮遮掩掩？因为它妄图颠倒黑白，用这样的事情诽谤文革，诽谤毛主席（不这样，文章在凤凰网发表不了）。但是，只要您认真解读，就发现，文章实际上披露了文革中，“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真相。
1986年7月，章成到湖南道县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态度的资料。报告表明，“道县大屠杀”非常血腥，惨无人道。
但是，该文章有这么一段话耐人寻味：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 1980年12月22日 ，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看口气，引号后面的“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这句话，应该也是胡耀邦“指示”的；之所以没有在引号里面，可能是因为两句不是连接的。
在诽谤文革的极右派“逻辑”里，只要是文革期间发生的罪恶，就是文革的罪恶，就是毛主席的罪恶。那么，“道县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的罪恶事情，为什么“是不能宣扬出去的”？难道是，胡耀邦这位诽谤文革、诽谤毛主席的急先锋、“蜀中廖化”，对文革“理解”了？“良心”发现了？不，因为他知道，罪恶的责任实在太明显——责任是那些仇视文革、仇视造反派、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官僚们。哪怕你能够利用权力，一手遮天，颠倒黑白，欺骗天下，但是， 牵涉的人和事太多，总有一天，纸包不住火，会真相大白的。哪能像“张志新案”，牵涉面小，你可以信口开河。
所以，我认为，胡耀邦这位急先锋，还是有点水平的。但是，极右派不领情，所以，它们不听招呼，还是要遮遮掩掩地炒作，因为它们要否定、要推翻的，包括胡耀邦们在内。
一、道县大屠杀的背景 1.1967年1月，党中央支持、号召造反派夺权，掀起“一月风暴”，这实质上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尝试，必然存在问题。紧接着，就是全国性的“二月镇反”，湖南著名造反派“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2至5月，是造反派在监狱内外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时间段，也是中央两派博弈的时间。 2.章成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告诉读者：
【1967年…… 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 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3. 有个叫【山间晨雾】网友 于2010-5-10 10:26:04评论说： 一九六七年（一月），整个中国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高潮中。道县是湖南西南部都庞岭下一个荒僻落后的小县。这个小县的夺权斗争是在两个人中间进行的。一个是道县原县委书记石秀华，一个是原县委副书记熊丙恩。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石就被（应该是“支左”的军队）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熊丙恩表态支持（保守派）“红联”，被捧为革命领导干部，成为道县党政大权的第一把手。熊丙恩打倒了石秀华之后，就在道县的党政机关中来了一个大换血。他自己亲自担任道县文革小组组长，县生产指挥领导小组组长，县贫协会主席这三个职务，其余部门大小头目，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和“红联”的头目担任。于是，熊成了这座山区小县的太上皇，他一跺脚，道县就会地动山摇。可是就在熊丙恩的眼皮底下，有一颗拔不掉除不去的钉子：道县第二中学红卫兵造反兵团。这是省造反派“湘江风雷”的一个分支组织，是“红联”的死对头。装在道县二中教学大楼屋顶的四个高音喇叭对着过往行人叫个不停：“熊丙恩是道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与熊丙恩血战到底!”熊丙恩的罪行材料一批一批从二中红卫兵的油印机里印出来,散发到道县各区各县，揭得熊丙恩心急火燎，如坐针毡。 1967年5月开始,湖南全省掀起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激烈斗争,大量地,车载车驮的文字材料汇集到长沙,聚而汇总到了北京,一致证明湘江风雷不是反动组织,而是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上有毛主席对<二.四批示>的批评指责,下有百万人民不顾生死地投入到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情况下,以周总理为首召开了湖南问题的谈判，并在 7月27日 宣布了中央文革为湘江风雷平反的表态。紧接着发布了毛主席签发的中共中央<八.十决定>，明确了湖南工联是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 5.于是，【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8月 3月5日 ，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熊丙恩们”与保守派“红联”开始道县大屠杀。 二、道县大屠杀基本情况 1.【道县杀人事件……从 1967年8月13日 到 10月17日 ，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2.【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其实，他们是以杀五类分子为名义屠杀造反派，与1966年8月北京郊县杀害“五类分子”不同，那次是以杀害五类分子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三、《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披露的信息 1.【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里泄露的是，年轻人“造反”的原因。 【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让人联想起那副血统论对联的发布、传播，和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还有“遇罗克们”的声音。 2.【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看来，民间已经有人意识到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印证了文革的必然性。 【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革命到来。 文革一开始，偏僻小县江永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胆大的直接向省委写信申诉，并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查。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伯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宏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伯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注意，1967年“春节”是 2月9日 ，“逮捕造反派头头”，就是“二月镇反”开始。 3.【 1967年8月13日 ，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4.【可以说，王伯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8月17日 ，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5.【“暴乱”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6. 【 8月29日 ，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9月初的几天里还只能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 9月27日 ，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 10月17日 ，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非常明白，这场走资派与保守派对造反派与五类分子的屠杀，毛主席、党中央是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而现在的人却用来攻击毛主席，颠倒黑白了。
7.【 1967年11月17日 ，在王伯明被枪杀整整三个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伯明的尸体，有人将他和当天枪杀的地主富农份子一起葬在了乱草坡上。尸体已经腐烂，大家将他的白骨重新装棺，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对于否定文革的人来说，文革中许多真相都是“不能宣扬出去的”，以便让“右派媒体”和茅于轼之流可以信口开河。其实，文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实践，愿望或者说“愿景”，是反修防修，防止共产党变质为修正主义的党，必然遭到那些拒绝“继续革命”的人们反对。
那些响应号召，起来“继续革命”的造反派，遭到武斗、甚至屠杀，后来完全被妖魔化，在所难免。“道县大屠杀”与内蒙屠杀“内人党”，“性质”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同小异；是那些反对“继续革命”、反毛主席的走资派官僚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相信读者，不用我多说，您仔细看了全文，肯定有自己更深刻的见解。
附文：
| 道县屠杀案是走资派反党反毛主席而犯下的滔天罪行 | | 作者：qw147000 |
为郑敬东同志文章的跟帖
道县屠杀案是走资派反党反毛主席而犯下的滔天罪行
楼主郑敬东今日为道县大屠杀撰文,实有必要,至少对零陵地区无辜死亡近万名男女老少的冤魂.是一个人性的招魂幌,泄发出他们的冤枉和悲痛.特别是楼主将这场屠杀的起因和结果,用真实的历史事实,揭露出了这惨不忍睹的血案,其原罪就是文革运动中在道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熊丙恩),为了破坏文革的正常进行,为了镇压<湘江风雷>造反派,而达到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制造的屠杀大案.
笔者当时是零陵相邻地区的<工联>负责人之一.按中央1967年<八.十决定>定性;湖南工联是左派组织,湖南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此区别的原因是因为湘讧风雷在‘二月逆流’ 被镇压后的67年5月间,湖南各地工联是按行业系统,并以工厂矿山为核心而组织的产业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湘江风雷是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10月底成立的.其负责人叶卫东等没有要求按系统按行业进行造反派组织的建构,因此湖南湘江风雷到1967年<二.四批示>定性为反动组织之遭军区镇压之前,已是一个人数达几百万的造反派最大群众组织.由于湘江风雷跨行跨业跨地域的特征,才有了广大农村也有了湘江风雷的支队.纵队司令部.零陵<现改称永州>地区及下属各县,如道县,江永,兰山,宁远等亦都有湘江风雷农村基层造反派组织.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为什么在几日之间,成十万上百万的人民群众为什么在短短数十日间,就汹涌澎湃地参加了湘江风雷???他们就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造成湘江风雷被镇压的前提是中央文革在1967年2月4日对湖南省军区的一纸批复中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要予取蒂.由此在2月5日就己有成千上万的各级反动头目被逮捕进了监狱,更多的造反派积极分子被批斗,湘江风雷的旗帜,公章,袖章,文件等均被收缴一空.这是当时(1967年春节前后)的真实场景.
而<二.四批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毛主席是什么态度呢?‘1967年2月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出席外,叶剑英,江x,王力参加.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拿出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报告所作的批示,对陈伯达,康生,江青说,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这怎么行?’-----摘自《回首文革》817页(从曾涛所述,只见他左－个毛泽东右－个毛泽东,而连毛主席三字都极力回僻,可见其资改派反毛咀脸.再则何人能对军区下达有效批示?把常委会列席者江x变成主角,阴谋用意彰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中可以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反对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进行镇压和取缔的.)
“二月逆流”在湖南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由省军区,军分区至各县武装部对湖南全省湘江风雷造反群众的武装镇压.但当时最严重的也只是该组织的头目被捕和积极分子的被批判或抄家.基本上没有发生打死人的恶性事件.道县大屠杀,是发生在湖南各地工联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激烈斗争取得胜利,并有中央“7.27”表态和中央《八.十决定》下达后的八月中旬才发生的.这个时间上的界定和区别,完全可以证明小小－个道县的走资派,穷凶极恶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多么地惨痛.从67年8月中旬开始的屠杀口号是“杀尽湘江疯狗”,继而是;要在道县消灭阶级斗争的彻底办法就是将地富反坏斩尽杀绝.再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与地富反坏沾亲带故的也进入了屠杀范围.由此才造成生命之血流成河的恐怖血案.按楼主郑敬东同志的报告匡算,被当成湘江疯狗而遭屠杀的贫下中农约近2000人,四类分子及亲属被屠杀达7000多人.在这些屠杀事件发生中,下放到江永的知青基本上(有个别人被杀)都平安跑回了长沙市,有的群众逃跑出来投亲靠友.我也接触了几个幸存者并听起了他们当时的叙诉.
道县屠杀案,在1967年8月中旬发生,至10月份黎源领导的47军彻底制止这个反革命屠杀事件,虽然己过去四＋三年,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曾有过的事实.有人企图以这次血案为依据来攻击文化大革命,进而反毛非毛,这只是反动精蝇们的幻想.为什么这么武断呢?因为亲身参加了文革全过程的人还没有死绝,他们了解事件真象：
湖南道县(含江永等受影响的县)在1967年8月中旬至9月下旬,确实发生了屠杀人民近万的惨案,也可确定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仅凭这时间,地点,受害人数,反共反毛反文革的反动精蝇们,是乎是可以大做诽谤文章了.当我们将历史的真象记录下来,百年后也就不怕你去造谣诽谤了.
1,湖南湘江风雷是在67年二月逆流下被打成反动组织的.毛主席专门为<二.四批示>的产生作出了反对的讲话,毛主席在2月5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这怎么行?’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毛主席是保护湘江风雷造反派的.
2,1967年5月开始,湖南全省掀起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激烈斗争,大量地,车载车驮的文字材料汇集到长沙,聚而汇总到了北京,一至证明湘江风雷不是反动组织,而是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上有毛主席对<二.四批示>的批评指责,下有百万人民不顾生死地投入到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情况下,以周总理为首召开了湖南问题的谈判.并在7月27日宣布了中央文革为湘江风雷平反的表态.紧接着发布了毛主席签发的中共中央<八.十决定>,明确了湖南工联是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
3,党中央毛主席批发的文件的公布,使湖南千万人民欢呼在红旗的海洋里,全省各地市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庆祝游行的队伍通霄达旦.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出狱了,湘江风雷的战旗又在飘扬了.人民的胜利,文革的胜利敲响了走资派,文革反对派的丧钟.座落在零陵地区的道县走资派熊丙恩等刽子手们,为了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进入了公开对抗中央八.十决定的一系列反革命暴乱.他们将枪枝弹药发给红保军,他们下令屠杀参加湘江风雷的造反派群众.为了掩盖其反革命罪恶,又将满门抄斩四类分子的血腥屠刀,挥舞到了各山村农户,是湘江风雷的‘疯狗’,杀!是四类分子,杀!是四类分子亲属,杀!还是孩子呀,杀!!就在这一片血风腥雨中,这些在走资派操控下的文革反对派都变成了杀人狂.
4,这场绝灭人性的大屠杀,在湖南省革委会(黎源任主任),人民解放军47军(黎源任军长)的坚强干预下,得到了终止.但对这场大屠杀的制造者是如何处置的?由于文革经历了几次反复后,并于76年10月6日终结了文革,我自己也陷在长期被隔离审查之中,也就不知下文了.
我们不否认文革期间,在湖南道县曾发生过惨绝人环的屠刀事件.但要严重指出的是,屠杀事件的主凶是反抗中央<八十决定>的道县走资派熊丙恩一小撮,屠杀事件的帮凶是文革反对派红联中的部分无人性却受蒙蔽的人.他们的政治目的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湖南文革的布署,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也可以说他们就是发生在道县的‘联动分子’屠杀版,如果说其中有何区别,则道县这些杀人狂远比联动一班学生更残忍而绝灭人性.联动宣扬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生来打地洞的反动观点而打人,甚至逼人自杀,而道县屠杀造反派和四类分子时是满门抄斩,斩草除根的法西斯暴行.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毛主席说过的话；“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級的国家，无产阶級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只有社会主义能夠救中国！
—— 1967/8/15 《红旗》《人民日报》文章
同志们,道县一个县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惜屠杀数千造反派群众,为了混淆视听,破坏党的方针政策,不惜屠杀数千四类分子及亲属,这是何等地惨绝人环呵.
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告诉我们,要提高革命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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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6 22: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