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文革研究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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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

——66运动研究提纲之二
   
    对于任何想要认真地研究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的人来说，在进入研究之际，他们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抓住一个题目就写文章，得最好先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便好入手写作，这就和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酒过三巡”之后才“出手”的道理一样，朋友们：这三个问题是：
   
    一、    谁在禁锢文革研究？
    二、    被禁锢的是什么内容？
    三、    为什么要禁锢？

    现在，我们就分别来研究和讨论上述三个问题。

    问题一：谁在禁锢文革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你具有敏捷的历史思维头脑就可以立即回答：“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的确是这两位已经作古多年的人在禁锢着文革研究。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在毛的禁锢行为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为数很少但却能量很大的左毛派人物小集团；而在邓小平的身后，我们却发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造反派的“敲打”而受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的政党。

    正因为毛禁锢文革研究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因此，这种禁锢虽然严厉，但是却不可能持久，随着毛在1976年的死亡，这种禁锢就变成了强弩之末，因此，到邓小平“翻案”的时候，这种禁锢实质上就流产了，从此以后，禁锢文革研究的权力就“完整”地转移到受邓小平政策统治的中国共产党的手里了，因此，它不再是一种如毛那样的“个人”禁锢，而是完全意义上“党”的禁锢，所以在“党”没有死亡的时候，这种禁锢就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不会因为邓小平死亡而发生变化。事实上也是这样，邓小平死了这么多年，文革研究的禁锢不是照常地被“坚持”着吗？因此我认为给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的“传家宝”再加上一个“坚持”——即“坚持”对文革研究的禁锢，就太符合事物的真相了。

    已故巴金老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中国文学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从来都很尊重，但是他老在政治上的糊涂，我却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早在中国生活时，我对他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中所包含的政治思想的幼稚成分就表示过遗憾。我心里在说：老先生怎么这么糊涂呢？当时，我作了这样的一个假设，那就是说，在巴老还健在的2002年，我们陕西省建立了“文革博物馆”，里边放着“炮打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党委！”的标语，放着“刘谰涛（当时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炮打刘谰涛！”“霍士廉（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是陕西省内的最大走资派，打倒霍士廉！”等文章，并且陈放着文化大革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各种“文物”：如“陕西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陕西省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的袖章，放着造反派印制传单、小字报和各种各样的自治刊物的油印机，放着刘谰涛、霍士廉戴过的高帽子，批斗他们曾经用过的卡车，和他们在那时向陕西省造反派所写的检讨书、认罪书等等……，试问：陕西省委会给这样的博物馆出资吗？……，退一步讲，就是出了资，博物馆建立起来了，胡锦涛来陕西省“视察”，走进了“陕西省文革博物馆”（假设扁牌由著名书法家石宪章书写，它的字严肃庄重而又雍容华贵），看到了这些陈放得十分得体的“文物”，会产生什么样的反映呢？……我不说了，读者们可以用想象来填补它……，胡锦涛在还没有走出陕西时，我猜那个花了大把的钱的文革博物馆一定被李建国拆掉。可见，巴金老先生那么大的智慧连这一点也没有估计到，就应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话了。

    其实呢，巴老的误会不是一种个人的误会，在更大程度上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伤害的那种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误会，这种误会在传到中国作家队伍当中时，就造成了滥觞，而在我们中国进行的“否定文革”的政治教育之后，所有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接受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就是这种滥觞的以纯粹文学方式表现出了的东西，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粗制滥造的东西，其中的思想也是非常浅薄的，以至于许多人都把邓小平“翻案”行为看成了对文革研究的“开放”，而完全没有看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禁锢文革研究的严酷现实。

    二、被禁锢的是什么内容？

    就问题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有认为在文革研究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实行了“解禁”的人都不配作为文革的研究者，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人表现得很有热情，也写作了许多的书和文章，但是，我看这和严格意义上的文革研究是关系不大的，因此，把这些人排除在文革研究之外，并把他们看成是文革的“宣传员”就非常地合适。在前毛泽东时代，他们宣传“文化大革命好”，在后毛泽东时代他们又宣传“文化大革命坏”，反正都吃到了香饽饽。真正的研究者是不吃“嗟来之食”的，因此，香饽饽是很难被他们吃到口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文革研究在中国是一个被禁锢的问题时，那么，我们就得要问一问：“被禁锢的是那些内容？”若不是这样的话，你认为毛泽东好象要枪毙那些说“文化大革命好”的人，或者邓小平要给说“文化大革命坏”的人判刑，不就是一个大傻瓜吗？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虽然被中外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或者看到毛是第一个禁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毛认为由他自己的“定义”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千真万确的，容不得半点的怀疑，非但是这样，任何人有关文化大革命所发表的不同意见，都被他当成是反革命分子的言论来对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是有深切的体会的。就在毛让人民歌颂“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那一年，我针锋相对地写作了反对他的书稿——《绝妙的戏》，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地批判，但是，这些文字写好了以后非但不敢发表，还得把它藏起来啊！那时，我在农村老家一间住房的靠墙一处，挖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土坑，三面贴上砖，把书稿用布和塑料薄膜包裹起来后放置在里面，上面加盖木版，再填上土后，又放上大衣柜……埋得就这么的严实啊！说到这里，你们就可以想象那时时候的政治空气了。后来，我再读刘再复给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先生的一本书所写作的序言中说，高先生曾经把自己写作的书稿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一事就勾起了我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无独有偶，就在我写作本文的前一个月，在《博讯》网站上看到了摄影家李振盛把他拍摄的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底片“埋藏到地板下”的情节，就使得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毛压制文革研究的历史中去了……。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有那么相当糊涂的一批“搞民主”的人，认为在毛活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开放的课题，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对它发表意见的。在他们的看法中，好象那个时候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产生出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异议的，这不就是于事实有着很大的出入的吗？就这样，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40周年还想参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讨论，我看他们是拿不出什么东西的。

    那么，被毛泽东禁锢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之内容又是什么呢？大凡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都会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共产党的，原因是他自己就是共产党的化身，所以它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反对的仅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否认了造反的人民反对的不仅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也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把百分之百的当权派都给“揪出来”了，因此，毛否认这个一个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事实就构成了他的“理论”的虚弱性与短命性，正因为这样，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他死了之后，几乎可以说是被一阵风就给吹走了，原因也就在于他的那一套“理论”太站不住脚了。虽然在许多人的眼睛中，文化大革命是毛的一个运动，也是毛的一桩政治遗产（目前持这样看法的人也不少），但是，这份遗产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争议的，不但有争议，而且是有很大的争议的，毛仅仅是用权威压制了争议就是事实！不认识这一点，把全国7亿参与了的运动记在毛泽东的帐本上，不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吗？

    与上述现象有关的是，邓小平也是一样，他同毛一样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属于毛的，区别在于他把毛说的“文化大革命好”换成了“文化大革命坏”，其它的东西也一概如此打了个颠倒。如果说在毛的理论中，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一场中国人民帮助共产党闹革命的运动，那么邓小平的“否定文革”的“理论”则是有一些的直率，它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大动乱”，并且公开地承认在“大动乱”中，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因此，这样 一个被邓小平们归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了，而只能够是一场“无任何革命意义的社会大动乱”。可见，邓小平是以党的名义，“纠正”了毛泽东的所谓的“个人错误”。

    好了，无论是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论”中，或者是在邓小平的“否定论”中，我们都没有发现7亿中国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面价值，两种论调都是否定了人民运动的人民价值，在毛的理论中，人民是作了他自己的“兵”，而在邓小平的“理论”中，人民只不过作了毛的错误的一种俘虏而已。就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被禁锢的那种内容是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所创造的东西，包括与创造行为有关的人民对运动的感觉、体验、体会与认识，如果把这个现象表述得清楚一点，那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极不和谐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人民的运动（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都承认），但是在这个运动上人民却丧失了说话的权利，不是丧失一点点，而是可以说严重的丧失，或者全部地丧失，无论在前毛泽东时代或者在后毛泽东时代，人民都不享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权，存在于前后毛泽东时代有一个统一的东西，那就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语权完全不在人民手里，最早它由左毛派人物控制，后来又由右毛派人物所控制，不允许任何人在此种控制之外去独立地评论运动。这也就是说，运动是人民搞起来的，但是运动的意义却没有人民的一份，在前毛泽东时代情况是这样，在后毛泽东时代情况依然是这样，没有丝毫的改变。

    就上面的事实着眼的话，如果说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上有一点自己的见解的话，那么，我就是力主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上的人民讲话权利，又如果我这样的行为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议论的话，那么，我通过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30多年不懈的努力研究，事实上说出了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独立的意见，又如果认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著名人士，如聂元梓、蒯大富、李世英，那么我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论述的人民性也许会减少一些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人们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著名人物是左毛派人物手里的傀儡），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仅仅是在我就读的中学（它只有6个班）和我的家乡出了名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了，因此，也正因为是这样，如我这种小人物在一个伟大的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行为和作为就不是形而上学所能够解释的东西了，可以视它为假设意义上的“人民”“产品”。到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今天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人民”的运动的话，那么，总结人民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向后看的行为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向前看的行为。

    三、为什么要禁锢？

    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如果你认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只存在着毛泽东一种声音，那是与事实不符合的，在那时中国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普通人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不满意的意见和言论，因此如果你认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就因为毛泽东对它的“定义”，就变成了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那不是一种误会又是什么呢？“对一个概念的定义，不是对另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定义这个概念，而非定义那个概念，……”因此毛泽东“定义”了“文革”就“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于纳粹和中世纪不宽容的迫害的，毛式文革”，怎么会有一个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呢？——这是最近由刘自立写作的《“人民文革说”驳难》一文中的话，在这里，我不打算对这样的观点发表专门评论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刘自立是从逻辑概念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而这样的研究行为如果不走偏的话，是可以大量地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非逻辑事件和非概念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研究的积极结果是有可能破坏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无产阶级革命逻辑”，从而达到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有力的批评，可是呢？刘自立却没有寻找出这种积极的意义，反而在消极的意义上维护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定义”的权威，认为那一个铁版钉钉的事件，这个就使我感觉到遗憾。在这里，我声明：我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不是“逻辑式”的研究， 是“事实”的研究，就是说我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政治“事实”来研究，而不管对这种“事实”，毛泽东是怎样“定义”的，邓小平又是怎样论说的，我的看法是所有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有一个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说的话语权，而不论他们言说的是什么内容，到今天为止我也看不出我的观点有什么错误。在过去，我们普通中国人的知识还不习惯与理解“一个事实，多个叙述版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并且运用它叙述许多的问题，只是在1966年的中国大运动中，我们为什么就只承认有一个毛的叙述的“版本”，而其他人的“版本”一概无效呢？

    如果说在上一个问题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的统治者们（左、右毛派）都不允许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说三道四，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呢？这就是本文中我关心的问题，但是在本文中，我又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提醒中国民运人士应该从这样的事情中发现问题就可以的了。因此所有认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或者在毛泽东死后它变成了一个“解禁”的问题都是糊涂观念，这样的观念存在于民间，我看也许没有多大危险，但是它存在于中国民主运动的队伍当中就具有相当的危害性。中国民主运动搞了30年其所以还是这个样子，我看原因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关乎我所说的危害性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只要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统治者目前对中国人的统治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思想统治”的方式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思想统治”从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为有形的对人民运动的控制，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辟，他并没有改变毛的这个政策，只是把它打了个颠倒而已。因此，他们这些人在中国的统治，都是抓住了禁锢人民运动的这一根线索，在毛活着的时候，你要搞运动，你就是反革命（“4-5运动”就被垂死的毛定性为“反革命运动”），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你要搞运动，他说你要“搞动乱”（“89运动”又被垂死的邓小平定为“反革命暴乱”），所以人民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作安分守己的奴隶，他们才高兴呢？

    只有弄清楚了上面的内容，我们才会知道在目前文化大革命40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干什么，否则，我们在这个问题就好象是无头苍蝇，也不知道自己飞到哪里去。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说，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个广泛发动人民的政治运动的话，那么66运动的经验就是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同若同毛泽东一样地认为它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那么在“无产阶级”已经不光荣了的今天，我不就是取消了这个运动的吗？要么我们如果抱住邓小平的“动乱论”不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社会大动乱”，那么这样的事情在1989年的政治运动中，我们的人民就吃了大亏的事情难道还没有使我们清醒过来看吗？邓小平们镇压运动的借口不都是说“中国不能够出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吗？

    好了，这一篇短文就写在这里，我一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说明了在中国禁锢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人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第二个问题，论证了被禁锢的内容是人民运动；最后我论证了禁锢的目的是为限制、消除伟大人民运动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民主运动的影响。这样，我在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的研究上就不是乱放空炮的了。因此，在这里我也奉劝那些具有能力研究66运动的人，在66运动40周年前，应该好好地回顾一下在66运动中的中国人民是个什么样子？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表现？这些表现在我们中国的未来的民主运动中会不会再出现或者说再发生？如此等等，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中国已经有了研究66运动的人；否则，靠一伙“中国式”的“鹦鹉”，用“学舌”的方式能够说出的话，不就是那些已经灌满人们耳朵的陈词滥调吗？

    200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