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如槐：414头头沈如槐谈文革初期的清华大学

tuffy05

整理者注：沈如槐，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头头，本文为其个人回忆录《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第一章“天下大乱”（最后两小节“南下串联”“康藏之旅”除外），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一章天下大乱

　　狂飙骤起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午饭后，我们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03班的同学们照例回十三号楼宿舍休息。在楼梯口，一位同学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还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等人是“三家村”的黑帮分子，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他对我说：清华也要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了，我们班怎么办?我吃了一惊：文化大革命?停课?我说：“没有学校通知，我们照常上课。”当时我是力03班的团支部书记。

　　下午，我们继续去教室上课，但同学们已经心不在焉了。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教室，却没有老师来讲课，实际上全校已经停课。大家不知所措，坐在教室里议论纷纷。据说清华也有人贴了大字报，但说不清是哪个系的同学贴的，也不知道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同学们催我到系里找领导问清楚下面干什么。我找到了班主任，他向我们传达了校党委的三条精神：各人可以按中央的方针和自己的理解写大字报，紧跟中央，中央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矛头指向黑线，对学校工作可以提意见；内外有别。

　　所谓内外有别，就是大字报不要到处乱贴，要贴到楼道内。外单位送来的大字报，一律送到图书馆阅览室。确切地说，大字报不是“贴”的，而是“挂”的，是挂在图书馆阅览室里临时拉起来的一排排铁丝上的。那些大字报主要是批判文化界、教育界的所谓“封资修”，说什么的都有，我记得被点名批判最多的人是郭沫若先生。

　　很快，图书馆的阅览室就不够用了，学校派人在西大操场东边的三院和强斋之间的空地上竖起很多木桩，拉起一排排铁丝，让同学们挂大字报。

　　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同学们干脆把大字报贴在教学楼的墙上。再后来，学校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周围搭起了一圈芦苇席子，供同学们贴大字报。从此，大礼堂及其周围的区域成为清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中心。

　　最早把矛头指向蒋南翔的是热002班的同学，他们贴出了《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蒋南翔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高教部部长。随后，指责校党委是黑帮、蒋南翔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逐渐多了起来。校党委看到形势不妙，便组织了一些干部、教师和学生贴出许多大字报，力图证明校党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对造反的学生进行了围攻。学校内形成了支持校党委和反对校党委的两大阵营。很多人都用大字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据说支持校党委的大字报和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的比例是一万对七百，占压倒优势。

　　但是，校党委的做法适得其反。6月4曰，自93班的同学贴出了《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继续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因为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所以格外引人注目。这几位同学原来是党支部组织的一个批判“三家村”的七人小组，曾经在校刊《新清华》上发表过批判文章，没想到现在大火烧到了党委身上。七人小组在6月2号就写好了大字报，他们拿着稿子到《解放军报》社请求帮助，一位叫宋琼的负责人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留在《解放军报》社，修改稿件，上纲上线，搞了一个夜晚，打出了小样，准备见报．但上级未批准见报，这才贴到清华园。

　　校党委再次组织人马进行围攻。有些人喊出了“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反对蒋南翔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等口号。整个学校围绕着蒋南翔、校党委究竟姓“马”(马列主义)还是姓“修”(修正主义)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当时，我的观点很明确：校党委姓“马”，校党委就是党在学校的代表，只能保卫，不能反对。因为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

　　我出身于苏北里下河地区兴化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童年是一个苦难的童年。

　　解放前，父母租种了地主的几亩田，全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父亲给资本家做过伙夫，母亲给人家当过保姆。49年，我的家乡获得解放，党和政府领导农民搞土改，我们家也分了几亩田。但那一年苏北发大水，兴化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锅底洼，受灾最重，乡亲们纷纷外出逃荒。父亲摇了一条小船带着母亲、哥哥和我去上海，当时哥哥七岁，我才四岁。开始的时候，父亲挑个担子卖糖粥，母亲带着我拾荒(就是捡垃圾)，哥哥留在船上看家。过了不久，父亲的糖粥卖不下去，只好出去打短工，母亲拾荒也捡不到什么东西，只好带我去要饭。有时候，父亲找不到工作，母亲要不到饭，全家只好挨饿。这时候，母亲通常到附近的小菜场去捡菜帮子和鱼头鱼尾，拿回来煮了充饥．小菜场经常有人划“长鱼”，“长鱼”就是鳝鱼，卖鱼的人用一根骨针，把鳝鱼划成一条条的，卖给客人，剩下的鱼头和鱼刺倒在盆里。母亲就把鳝鱼的鱼头和(中国文革研究网)鱼刺捡回来煮了吃。我嫌鱼头鱼刺扎人，宁可挨饿，也不肯吃，哥哥听话，吃了不少，结果那些鱼骨头卡在哥哥的胃里、肠子里，疼得他在船上打滚。父母无钱求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我可怜的哥哥疼死在小船上。哥哥一死，伤心的父母就带着我离开上海回到了家乡。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及时领导了互助组运动，帮助贫苦农民进行生产自救，对于大多数刚刚分到土地而无任何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而言，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对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的父母自然是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们家的生活得到了稳定，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虽然还是很穷，但党和政府年年搞救济，我们家总是能得到各种各样的救济，钱、粮，还有衣物。

　　1952年，我们村里办了小学，我上了学。从上学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享受着免费教育，直到大学毕业。在清华，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之一，除享受最高的助学金外，上课用的书本，床上的被褥，冬天的棉衣，夏天的衬衫都是学校发的。

　　从一个农村的苦孩子到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到预备党员，我始终在党的培养下成长。党在我身上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这不是口号，而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因此，我拥护党、热爱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在清华，像我这样的同学有很多很多。

　　在肯定了校党委姓“马”的同时，我对蒋南翔持保留态度，我说不知道蒋南翔姓什么。我觉得蒋南翔姓“马”还是姓“修”，应该由党中央说了算，我们无从判断，因为我们既不了解他的历史，也不了解他的现状。我还说，即使蒋南翔真的“修”掉了，清华党的组织也还是健康的。我们不应该将党的组织与个人混为一谈，我们保的是党委这个整体，而不其中的某一个人。

　　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并没有给我们布置参与辩论的任务，可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又是党小组长，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于是我把我们班的另外两位党员召集起来，陈述我“校党委姓马，蒋南翔不知姓什么”的观点。这两位党员一位是系学生会副主席，一位是系学生会女工部长，他们两人都非常同意我的看法，这样我们三个人联名写了大字报，挂到了三院北面的铁丝上。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第一张大字报。

　　6月5日，以刘涛为代表的七名高干子女贴出了《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虽然他们只是要求校党委站到运动的前列，但他们的语气却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式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党委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有谁敢于对党委发号施令?一批高干子女带头反对校党委，使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预感到清华党委可能要垮台。

　　6月7日，北大学生杨涛到清华煽风点火，校党委组织了党团骨干分子与杨涛在大礼堂进行辩论，围攻杨涛，会后强行将他押送回北大。校党委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同学的不满，纷纷写大字报批评校党委。

　　6月9日，张际春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是黑帮，已被停职反省。消息传到清华，清华立刻大乱，有人说，“蒋家王朝，顷刻瓦解”。不过，清华的师生员工始终认为，清华党委不是被群众运动冲垮的，而是被高教部搞垮的。有人说，蒋南翔不是被揪出来的，而是被抛出来的。事实上，如果不是张际春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中国文革研究网)停职反省的话，清华党委及其庞大的党团干部和政治工作体系是冲不垮的。其实，在文化革命中，绝大多数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党团组织都不是被群众运动冲垮的，而是被上级领导特别是中央文革搞垮的。

　　这一阶段在清华文革史上称为“反蒋”时期。这个时期，反蒋的是造反派，保蒋的是保守派。我虽然不保蒋南翔，但是保校党委，基本上是保守派。

　　力求理解

　　6月9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叶林为组长的513人的庞大工作组进清华，罢免学校党委及各级干部的官，由工作组代理行使校党委职权，领导清华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派、二罢”。

　　工作组在各系组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定了各系的文革委员，那些反蒋积极的干部子弟自然成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成为各系的文革委员。我们班由一位高干子女负责，团支部、班委会停止工作，我也“靠边站”了。

　　所有因反对校党委而受围攻、受压制的同学得到了解放，他们立刻把怨气发到各级干部身上，他们把干部揪到台上斗争，给干部戴上高帽子游街，并强迫他们劳动改造：毛主席几十年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文革研究网)中所描述的贫下中农斗争土豪劣绅的种种情况，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过这次不是在穷乡僻壤，而是在首都的高等学府。

　　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这段时间，在清华文革史上是所谓“斗黑帮”时期。后来《红旗》杂志调查员对这个时期的清华有个形象的描述，叫做“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这个时期，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但我本人生性好动，对运动非常关心，认真阅读报刊文章，到处看大字报，我力求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从内心讲，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赞同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65年学校党委组织《九评》学习，开展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要求每个人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减资兴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九评》学习给我的教育最深，我就是在《九评》学习后入党的。我拥护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觉得应该自觉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我们这个专业是理科数学专业，有几门课程是我们一个班单独上课，这几门课程本身就比较难懂，而任课老师讲课时常常是抽象概念一大堆，公式推导满黑板，许多同学跟不上，有些同学干脆就听不懂；老师布置的作业又多又难，有些题，全班没有一个人能做出来；期中、期末考试不及格的比较多。还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过多介绍数学家的生平和趣闻轶事，班上同学们意见很大，说他宣传成名成家思想。66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团支部和班委会根据同学们的要求，多次组织全班开会，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求系里改进，有些同学甚至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号。年级党支部和(中国文革研究网)系里都很重视我们班的情况，到我们班上开座谈会，分别找了许多同学征求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到蒋南翔校长那里，蒋校长基本肯定了我们班的意见，但是他要求我们不要再提“教育革命”的口号，说“革命”两个字的含义太大太重，提“教育改革”比较恰当。

　　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和教育战线入手，引起了我和我们班上许多同学的共鸣。按照最初的宣传，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是思想文化战线的革命，当然也包括教育战线的革命，没有想到后来竟演变成了涉及一切领域的政治大革命。

　　我在努力想：清华修在哪里?

　　“黑帮”黑在哪里?所谓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体现在什么地方?外校同学到清华参观时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些问题。当时我只认识到两点：

　　一是清华鼓励我们成为“双肩挑”的知识分子，强调“听话出活”，其结果是引导我们成为只管奋力划船，不管前进方向的政治庸人，容易盲目地跟着野心家走上修正主义道路；

　　二是清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生活、体育、文娱等条件，使我们生活在象牙塔里，脱离了中国的工农群众，忘记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逐渐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

　　可是，说清华党委也像北大那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全校干部从上到下都是“黑帮分子”，

　　连许多教师和政治辅导员也成了“黑帮爪牙”，昔日的师长，居然都是黑帮分子和保皇派，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我心目中原有的政治坐标一下子全都坍塌了。

　　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位政治课的青年教师，因为他们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批驳过反对校党委的学生，所以“民愤”较大，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有人把他们关在图书馆一楼的办公室里，强迫他们写检查，天黑了，也不让他们回家。办公室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不时还有“老实交代”之类的呵斥之声。

　　一些学生们拉着各级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们系有位一年级的团干部叫孙秀，她是从农村来的同学，非常质朴，就因为她是学校树立的优秀团干部的典型，居然也被一些同学揪斗游街。也许是兔死狐悲吧，看到孙秀挨斗，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确信，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反修防修，但决不是针对大多数干部、教师的。我们反修防修的概念不都是这些干部、教师灌输给我们的吗?不正是他们教我们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正是他们教我们减资兴无、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是党的教育工作者，无论他们有什么错误，也不能与旧社会的土豪劣绅相提并论，决不能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揪斗土豪劣绅那样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学校的干部、教师。

　　中间偏左

　　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把清华所有都干部赶“上楼”，要求干部人人检查，检查过关后才能“下楼”，并要求干部“层层剥皮”，先揭发基层，后揭发党委，一层一层往上追。工作组认为清华党委是黑帮，自然对清华的干部采取排斥一切的做法。

　　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二步是恢复正常的秩序，试图把乱揪乱斗的学生们拉回课堂。工作组员下到班级，组织同学们学习文件和社论，提高思想认识。

　　但是部分同学不愿再受束缚，照样我行我素，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揪斗干部。

　　工作组不同意学生们揪斗干部并将干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组组员批评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学生觉悟太低，没有政治头脑，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久，就有部分同学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说“工作组不可信任”、“工作组大方向错了”。

　　6月16日，工程化学系化92班学生蒯大富等人贴出《工作组往何处去?》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压制了群众。

　　工作组和部分同学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我们班比较听话，工作组安排我们学习、讨论，我们都照办。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既没有人参加揪斗黑帮，也没有人反对工作组。

　　6月19日，王光美来到清华，在群众面前公开亮相，说是“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她表示愿意参加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并成了清华工作组的成员。王光美的出现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大家都很好奇，我们一听到信儿就奔跑过去围观，为的是一睹国家主席夫人的风采。

　　清华学生当中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层出不穷。6月21曰，蒯大富首先提出了要向工作组夺权的问题，他在大字报上的批语中写道：“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中，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在一片反对声中，工作组不够冷静，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清华右派学生正在向党夺权，必须加以反击，并且提出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口号。

　　6月24日，工作组召开全校辩论大会，并组织部分同学围攻蒯大富。辩论中，拥护工作组一方的发言漏洞百出，十分被动。工作组组长叶林不由分说，自己走上讲台，指责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动行为。他要求全校同学表态，要么站在蒯大富一边，要么站在工作组一边。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也跑上讲台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工作组的做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

　　我认为蒯大富写的批语和大字报，只是表明他对工作组的不同意见，虽然他说要从工作组手里夺权，但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不能以言治罪，算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作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乱扣帽子。所以，当晚我也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不同意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贴的第二张大字报。我们班一共30人，有26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足见工作组在6.24辩论会上的表现多么拙劣、多么不得人心。特别是周赤萍“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那句话，在学生中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毛泽东思想是神圣的，你小小一个周赤萍怎能代表得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工作组开始向群众传达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以北大“6.18事件”为依据所做的6.23报告，报告认为“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高校存在右派学生向工作组夺权的暗流，要求工作组坚决顶住，并提出了“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口号。

　　所谓北大“6.18事件”是指6月18日北大化学、生物等系学生趁工作组全体组员到教学区开会之际，在学生宿舍区自发组织斗争了40多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北大工作组及时制止了学生的行动。当夜，北大工作组给中央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演示文稿认为这次事件的发生“主要是有坏人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6月19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了北大演示文稿，并加了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1]

　　毫无疑问，清华工作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造了围攻蒯大富的“6.24事件”，也正是工作组靠传达李雪峰6.23讲话才扭转了被动局面，平息了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从此，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长达20天的“反蒯”时期。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工作组”等口号下，工作组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学生群众。

　　清华的运动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薄一波副总理两次来清华看大字报，第一次碰见了蒯大富并与他进行过辩论，第二次说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

　　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关锋到蒯大富的宿舍与他进行过长谈。工作组够狠，抓反革命毫不留情，将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

　　蒯大富够硬，反工作组绝不投降，甚至以绝食表示抗议。

　　蒯大富绝食抗议时，我觉得很稀罕，和我们班几个同学跑到蒯大富的宿舍去看他。看他的人还不少，一拨又一拨。他不厌其烦地向每个来访者解释他的观点。

　　虽然我们都表态拥护工作组，但是我们心中并没有转过弯来。我想，前一段在干部和教师中揪出了那么多黑帮，现在怎么一下子又从学生中揪出这么多反革命?好端端的清华园，怎么变成了阶级敌人的黑窝子?我想不通，觉得工作组的做法有问题。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仍然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第一，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全校500多名干部的官，这是不相信清华党的组织；第二，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是不相信清华广大群众。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工作组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向高校派工作组本意是加强党的领导，但这恰恰是以否定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工作组代理行使校党委职权，使清华原有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体系一下子陷于瘫痪，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解放后十七年党在清华的领导。这样就助长了学生的造反精神，出现了部分学生乱揪、乱斗干部的局面。而工作组用生硬的办法限制学生的造反行为，又造成了学生的不满与反抗。工作组不能客观估计学生的不满情绪并加以正确引导，反而认为这是右派学生向党夺权，从而对这些学生进行围攻和斗争。

　　从根本上说，工作组的做法也是一种极“左”，首先，他们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夸大阶级敌人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就说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其次，遇到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就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群众，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其后果可能会比当年的反右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数力系05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刘泉，他曾贴大字报，要求罢免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官，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时派人对他实行监视，出外参加集体活动都由各班轮流派人陪同。有一次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一个什么会议精神时，工作组派我陪着刘泉和大家一起参加会议。(中国文革研究网)我与刘泉分别是各自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平时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一位副省长，我根本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因此我们俩一边听传达一边说笑。为此，我遭到工作组的批评，他们说我立场不坚定，与反革命分子说说笑笑。还是因为这件事，团派后来竞给我戴上了“王光美的看守长”的桂冠，说我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保工作组的是保守派，反工作组的是造反派，特别是那些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同学，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我不同意蒯大富等人向工作组夺权，也不同意工作组把蒯大富等人打成反革命，客观地说是个中间派，而我则自认为是个中间偏左派。

　　参加八八

　　北京大学7月23曰、25日、26日连续三天召开大会，辩论工作组的错误，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几乎所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了辩论会。会上，陈伯达宣布北大“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并说工作组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物，要搬掉这个障碍物。康生别有用心地说：“谁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这是不对的。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毛主席根本不知道!”

　　7月29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组，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做了检查，并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撤走之前，根据中央指示，经工作组组长叶林提议，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文革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代替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以刘涛为代表的干部子弟组成的“临筹”掌握了清华的大权。不过，“临筹”一开始便遭到了许多同学的反对，他们说“临筹”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践”。

　　事实上，在北大的影响之下，从7月27日开始，清华也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7月29日晚，王光美在清华辩论工作组的大会上再次19公开亮相，她说“清华运动缺点、错误、成绩都有，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看法，现在不讲，以后再讲”，“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的，可以考验嘛!”第二天她又到学生食堂参加劳动，为就餐的学生服务，赢得了清华师生员工的一片喝彩。她的讲话和行动在同学们中间造成了很大影响，客观上为工作组的辩论定了调子，暂时扭转了对工作组不利的局面。

　　8月4日晚，周总理来到清华参加全校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总理告诉大家：党中央常委、毛主席指定他来过问清华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对清华文革情况进行了六天的调查研究。周总理在会上用很大篇幅说明中央向高校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宣布为蒯大富和刘泉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平反；要求大家支持“临筹”的工作。针对清华同学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对立、争论不休、互相敌视、互相攻击的状况，总理再三强调：“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同学互相争论的情况应当结束。”总理所说的黑帮自然是指蒋南翔和清华党委，他说：“清华在蒋南翔的统治下，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清华园。”[2]

　　但是，周总理的讲话并没有解决清华学生中尖锐的对立，学生中仍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坚持辩论工作组的路线错误，另一种意见是立即打黑帮。群众中有相当多的人对总理在8月4日讲话中的“和稀泥”表示不满，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有人贴了总理的大字报。

　　8月7日，根据周总理8月4日的讲话精神，“临筹”向全校师生员工提出建议：“团结起来，一致对敌，集中火力，把斗争锋芒和主攻方向对准黑帮黑线”。这就是著名的“八．七建议”。8月8日，唐伟等人发起成立了“八八串联会”。“八八串联会”明确提出：反对“临筹”的“八．七建议”；坚决将工作组的路钱错误辩论到底；坚决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显然，“八八串联会”的宗旨与周总理8月4日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后来，“八八串联会”组织了几次关于工作组错误的辩论会。(中国文革研究网)

　　8月9日，在王光美的建议下，“临筹”负责人成立了“八九串联会”，也叫“尽快打黑帮串联会”。他们的意思就是别再纠缠工作组的错误问题了，尽快打黑帮吧。8月14日，“尽快打黑帮串联会”改名为“立即打黑帮串联会”，并于15日斗争了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艾知生。

　　这样群众中的两大派有了正式的名称，支持“八八串联会”的叫八八派，是少数派；支持“八九串联会”的叫八九派，是多数派。

　　“串联会”是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创造。所谓“串联会”，是具有相同观点的人串联起来的一种组织，是一个只有松散联系的政治派别。它有鲜明的政治旗帜，但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只有通过开会才能得以体现。今天，你同意它的政治观点，你就可以参加它组织的会议，成为串联会的一员；明天，你也可以退出串联会，而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一切只取决于你持有何种政治观点。可以说，“八八串联会”是清华文革史上最早出现的群众政治组织。

　　“八八串联会”的代表人物是唐伟、陈育延、朱德明和吴栋。唐伟，工化系“OO字班”学生(清华大学的班级是以毕业的年份命名的，66年毕业的班级叫6字班，70年毕业的班级叫O字班，因学制改革，原本应于71年毕业的班级改为70年毕业，但称OO字班，以示区别)，烈士子弟；陈育延，数力系“OO字班”学生，干部子弟，这两位同学串联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向日葵》小组，举起了“八八串联会”的大旗，成为批判工作组的领军人物。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几个普通的学生，敢于独树一帜，与高干子弟的“临筹”抗衡，而且他们居然不听总理劝告，坚持自己的观点，实在需要过人的胆略。因为这时既没有公布《十六条》，又没有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群众对工作组的问题和有关中央领导的责任还不象后来看得那么严重。

　　8月8号那天，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参加了“八八串联会”的成立会议，后来，我们又积极参加了“八八串联会”组织的批判工作组的各种辩论会，这样，我们成了“八八串联会”的成员。“八八串联会”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的第一个群众组织。据我了解，“八八串联会”的基本群众大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平民子弟。

　　客观地说，我所接触到的工作组组员们都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基层干部，有些干部甚至是直接从“四清”工作队来的，他们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像我们过去的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和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对我也很信任，7月初，清华大学恢复党团组织时，工作组又指定我继续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参加八八串联会、坚持批判工作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很崇拜中央文革、相信中央文革。我认为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我们应该紧紧跟着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首长在其它学校的讲话狠狠批判了工作组，我们清华也应该批判工作组。我认为，清华工作组确实象中央文革指出的那样打击了群众，压制了革命，不批判工作组，就不能为革命造反精神翻案，就不能顺利进行“斗、批、改”。

　　相比之下，我对周总理仅仅是敬重，而敬重之余，还觉得周总理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理的思想太保守、太右倾。

　　我很喜欢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那些讲话很鼓舞人心，听起来很过瘾，他们旗帜鲜明，慷慨激昂，坚决站在受压制的群众一边，支持学生起来造反；而周总理的讲话像温吞水，他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总是不停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千方百计为工作组开脱责任。

　　很多同学都听出了总理和中央文革讲话的调子不一样，当总理在8月4日的大会上讲话时，就有许多人写条子给总理要求播放陈伯达、康生、江青的讲话录音。

　　据我所知，最早参加八八的人，大多数与我的情况类似。他们反对工作组与个人的境遇无关，主要是受中央文革的鼓动和影响。

　　最早的八八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基本上由“根红苗正，品学兼优”的人组成。在那个特殊时期，只有“根红苗正，品学兼优”的人才敢于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临筹”说“不”，否则有人就会“刨祖坟、揭老底”，利用家庭出身或缺点错误，将你搞臭。人们对“反蒯”时期工作组的这套手段仍然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最早的八八派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既没有参加整人，也不是被工作组整得最厉害的人，没有历史包袱。

　　八八派以其“平民”特色区别于“贵族”(八九派)和“痞子”(蒯派)。因此，八八派在清华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参与过整人的文革成员摇身一变，成了“临筹”的要员，掌握了清华各级大权。

　　而那些曾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后来自称为“蒯派”的同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平反和解放，他们还没有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据说蒯大富8月3日也开过一个什么会议，但却没有什么人理睬他们。

　　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左派不香、右派不臭”。

　　八八、八九相互对峙，“蒯派”待机而动。这就是清华八、九月份的政治形势。

　　“八八串联会”虽然提出了“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的口号，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翻案，特别没有着重提出为蒯大富翻案。这就为后来蒯大富掌权后“否定八八”、“清除托派”种下了祸根。不过，我始终认为“八八串联会”的提法符合当时大多数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当时清华大多数师生员工的共识是：蒯大富虽然不是反革命，但也不是什么革命左派，不值得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为他个人翻案(中国文革研究网)。

　　红卫战士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在文化革命中的一大创造。早在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一批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集会，成立了自发的战斗组织“红卫兵”。66年6、7月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先后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一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将他们的大字报和写给毛主席的信交给江青，请她转呈毛主席。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从此“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红卫兵成也了革命的代名词。

　　8月5日，刘涛等人成立了“自控系红卫兵”，自任主任。这是清华大学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可能也是全国高等院校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自控系红卫兵最初只不过是“临筹”的“御林军”，仅负责维持秩序而已，后来才演变为政治性的群众组织。

　　8月19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的第二天，八九派在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正式宣布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领导机构叫做临时总部，简称“临总”。

　　从文化革命开始到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清华的政治舞台上一直都是高干子弟独领风骚。我很敬佩这些干部子弟，我认为他们家庭背景好，政治觉悟高，又能在运动中起带头作用，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接班人。

　　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我是很羡慕的，非常想成为一名红卫兵。我一直是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学生，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到共产党员，哪一步都没有落在后面。但是，清华大学红卫兵只吸收八九派中革命干部子弟和革命军人子弟，普通的工农子弟大都被排斥在外。后来人们干脆把他们称之为“八九红卫兵”。如果说参加八八，我只是与八九派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的话，那么现在，我对他们的组织路线也有了看法，我认为他们实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清华大学有那么多的学生，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高干子弟毕竟是少数。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里有这样一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们班30人，只有一位干部子弟，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子弟即普通的工农和职员子弟。可他们只要这一个人，居然连我这样的贫农子弟都加以排斥。我认为，就这一点而言，这些高干子弟离革命事业接班人还有不小的距离。

　　为了对抗“八九红卫兵”，八八派开始筹备建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一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数力系，我也算是一个八八派的活跃分子，因此积极地参与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筹备工作。后来，八八派在清华学堂召开了各系代表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若干重大事项。我代表数力系的八八派参加了会议，并推荐我们系里最有名的造反派刘泉进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领导机构。

　　8月22日，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告成立，我也成了一名红卫兵战士，戴上了红袖章，心里特别高兴。

　　后来，据说毛主席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遂改名为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战斗小组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小道消息盛传刘少奇、邓小平地位下降了，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还不明其中的含义，将信将疑。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西边，刘少奇站在天安门城楼东边。清华的学生在城楼下边的金水桥东侧，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却看不到毛主席。大批同学齐声高喊：“刘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在晚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报道，但去掉了“刘主席，刘主席”，(中国文革研究网)只留下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班的一些北京同学对此特别敏感，他们说，在新闻报道中不提刘少奇，这就是刘少奇的地位降低的证据。

　　8月19日，唐伟和陈育延以《向日葵》为名贴出了轰动全校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我的第一感觉是，对于国家主席夫人用“大扒手”这样侮辱性字眼有些太过分了。

　　不料，贺鹏飞等七人紧接着贴出了《三问王光美同志》的大字报，虽然内容平平，但他们本是工作组依靠的高干子女，现在一起向王光美发难，使人感觉到王光美已经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刘涛贴出了《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颇有大义灭亲的味道。这份大字报墨迹未干，贺鹏飞等人马上贴大字报表示支持。据刘涛自己说，他们的大字报都是经过王任重看过的，甚至连贴大字报的先后次序都是王任重决定的。

　　8月22日，《向日葵》又贴出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国家主席，给他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这在清华造成了更大的轰动。

　　随后出现了不少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也有其它中央领导同志的。有人贴出《改组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红旗》杂志十一期社论，社论里说：“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当时流行一句时髦的口号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红旗》社论无异于号召人们把刘少奇拉下马。于是，清华贴出了大批责问、批判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的大字报。我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又一次陷入迷茫，实在搞不清文化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只好先看看热闹。

　　8月22日总理再次来清华主持召开全校大会，会上叶林同志做了第二次检查。

　　总理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叶林基本上是认识到了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运动，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造句话是中央全会上批判的犯方向、路钱错误的本质的东西。”

　　总理无疑已经注意到清华出现的许多关于中央领导的大字报，他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我欢迎你们给我贴大字报，一切问题，都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3]

　　最后，总理指示：当前的任务是学好、用好十六条，选举建立清华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把全校的革命组织建立起来，就可以更有力地进行斗批改的三大任务。

　　总理指示的用意十分明确，但他的讲话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部分人继续贴中央领导的大字报。与此同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清华，人们意识到刘少奇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炮打刘少奇。

　　北京大学也贴出了许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的大字报。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或信带给他本人。贴大字报，他看不见。此后，北大所有关于中央领导的大字报都贴到了内部馆。

　　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借此机会，精心策划了清华文革史上著名的“8.24事件”。

　　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红卫兵秘密串联的12院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贺鹏飞在动员时称，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红卫兵要开进清华，采取革命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抄录大字报，撕毁大字报，记录作者姓名，以便“秋后算账”。

　　下午5时许，12院校红卫兵2000余人跑步进入清华园，强行占领大礼堂，冲散正在开会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随即严密封锁礼堂大字报区，实行戒严。与此同时，已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强行接管的广播台开始连续广播《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声称清华园内右派翻天，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因此要采取联合行动，坚决镇压，勒令那些贴中央首长大字报的人撕掉大字报，并交出大字报底稿和抄件。12院校红卫兵派专人抄录大字报内容及作者姓名，并将大字报一一拍照。他们还强行驱赶看大字报的群众，搜查行人书包，没收大字报抄件，最后撕毁了几乎所有大字报。

　　下午6时，12院校红卫兵砸烂了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

　　晚上，12院校红卫兵高呼“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举行了“镇压右派”的示威游行，大搞所谓“红色恐怖”。

　　值得一提的是，在“8.24事件”中，清华大学红卫兵除了打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打击了清华的干部。晚上，他们强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拆卸、搬运二校门的砖石；并对所谓“黑帮分子”进行了抄家；半夜，他们把大批中上层干部从家中拉到阶梯教室进行毒打，尔后将这些中上层干部关押起来进行了长达两周的折磨。(中国文革研究网)

　　“8.24事件”后，“临筹”、“临总”完全控制了清华的局面，9月16日，“临筹”主持召开校文革代表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由各系选举代表组成的校文革临时主席团(简称“临主”)，由其领导清华运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临筹”、“临总”、“临主”统称“三临”，虽然名称发生了变化，但他们是一脉相承，还是刘涛、贺鹏飞那一拨人。

　　“临主”产生以后就开始斗黑帮。

　　应当说，八九派选“临主”、斗黑帮，都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员工的认同。

　　八八派没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矛头直指刘少奇．八八派之所以这样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对“二临”打击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尤其对他们用所谓“红色恐怖”压制别人的做法强烈不满，并且特别厌恶他们的强权政治和高压政策。我好打抱不平，“8.24事件”的第二天，我就贴出大字报，公开反对八九派的行为，反对所谓的“红色恐怖”。那个时候，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差不多都被撕光了，我的大字报贴在那里很醒目。

　　我开始更多地思考问题，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国家大事和中央斗争离我们太远，普通百姓和青年学生无从把握，无权置喙；但对于清华、对于自己身边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去判断是非曲直。我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基于这种想法，我把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以我为首的战斗小组，名叫《千钧棒》。“千钧棒”取自毛主席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因为我的属相是猴，自命“金猴”，所以把战斗组命名为《千钧棒》。我认为八九派的观点不对，而八八派反驳八九派的大字报也往往抓不住要害，宛如隔靴搔痒。我要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

　　八九派的主要观点是：斗、批、改是大方向，纠缠工作组的问题就是偏离大方向。为了驳斥八九派，我们《千钧棒》写了《斗、批、改决不是大方向》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引经据典，在“方向”和“任务”的概念上咬文嚼字，力图证明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才是大方向，斗、批、改只不过是任务而已。这份大字报为八八派坚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提供了所谓“理论根据”，使《千钧棒》一举成名。

　　总体说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领导软弱无力，在与“三临”的斗争中处处被动。

　　清华大乱?

　　九月二十四日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

　　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后不几天，我在学校东区九号楼前的路上捡到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记录了9月23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蒯大富的谈话内容。我认识笔记本的主人，他是我校动农系的学生，不知何故参加了这次接见，还做了详细记录。后来，我找到了这位同学，向他了解了详细情况并把笔记本还给了他。

　　从谈话记录中我得知：蒯大富是在张春桥的鼓动下才决心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的，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中央文革力图改变清华政治力量的对比的重要一步。中央文革已经利用蒯大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打了胜仗，现在他们还要利用蒯大富向刘少奇发动新一轮进攻。(中国文革研究网)

　　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直接导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分裂，“延安”、“遵义”、“红旗”、“国际”等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现，清华大乱，“三临”控制清华的局面不复存在，造反派开始主导清华文革运动方向。

　　唐伟与陈育延不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右倾”，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拉出一支队伍，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随即改组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

　　在拉出八八总部之前，唐伟找我谈了话，希望我们跟他们走。因为我们《千钧棒》战斗组已经小有名气了，拉住我们可以壮大八八总部的实力。我们《千钧棒》战斗组大多数人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领导无方、斗争不力深感失望，决定参加八八总部，但有一人对新的八八总部也不抱希望，干脆参加了井冈山红卫兵。

　　10月6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指名让蒯大富带领10万人宣誓，此举不仅为蒯大富彻底平了反，也同时确立了蒯大富在造反派中的特殊地位，从此蒯大富成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蒯大富果然不负中央文革的期望，立刻把矛头指向了王光美。10月9日晚上，他的井冈山红卫兵和唐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采取联合行动，组织了几百人到城里静坐示威，向中央提出要求，让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要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的不是蒯大富，而是贺鹏飞。早在8月22日的大会发言时，贺鹏飞就当着总理的面猛烈抨击工作组，并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

　　我和我们《千钧棒》小组的人参加了10月9日的行动，因为我觉得工作组组长叶林已经做了两次深刻的检查，周总理都替他说了好话，而王光美是工作组的幕后指挥，她更应该对工作组的错误负责，更应该回清华做检查。我们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组织者就带领我们撤离了，他们说：中央认为让王光美到清华做检查不合适，决定让她做书面检查。第二天，王光美将一份检查交给了清华师生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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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小节为零散收录

保斗分明

　　在我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传“平黑论”的时候，有人揭发说艾知生整了谭浩强的黑材料，认为这是走资派反攻倒算，打击起来革命的干部。

　　谭浩强是何许人?他1953年入党，1959年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清华团委副书记。他曾于67年2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得到了戚本禹的赞许并拟调其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但遭到老蒯拒绝。3月26日，陈伯达、戚本禹约请清华干部和总部委员座谈教改问题时，谭浩强提名《二万五千里》等支持纵队派的教师参加座谈，受到总部责难。谭浩强曾表态反对解散《二万五千里》。他与团委几个干部组成《向太阳》战斗组，编写了《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言论100例》。他支持并参加414，说：“要革命的干部是压不垮的，我向你们保证，我坚决支持414，我们不怕围攻，不怕讥笑，不怕被打成黑帮”。现在谭浩强是414串联会领导班子成员，是我们414中干部的代表人物。

　　有人提议揪斗艾知生。开始时，我们有点犹豫，我们声称是解放干部的，怎么一上来就斗争干部?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避免团派说414是保守势力，不斗走资派，只热衷于攻击总部和二办。《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谨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左’的方面阻扰干部起来革命，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想：艾知生不就是这样的走资派吗?为了保护谭浩强，必须斗争艾知生!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保护干部，我们414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如果我们不能制止走资派的反攻倒算，还会有哪个干部敢站出来说话?谁敢再支持4147我们来个“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岂不是既捍卫了大方向，又解放了广大干部?于是我们在4月25日召开了“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艾知生”大会。

　　文化革命中受磨难最多的清华党委副书记就是艾知生，工作组时期斗他，“三临“时期斗他，井冈山斗他，声称致力于解放干部的414第一个斗争的也是他。我想他对此也是百感交集。我们斗争艾知生的行动使团派猝不及防，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我们斗争的是走资派，解放的是革命干部，大方向正确，团派抓不住什么把柄，虽然“打在艾知生身上，疼在蒯大富心上”，蒯大富却也不得不到会表示支持。

　　26日、27日、29日414又连续召开三次“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些大会宣传了414的观点，营造了浓厚的气氛，实际上解放了广大的中下层干部。然而，414在解放干部的同时却又无理地打击了另外一些干部，除了艾知生，电机、数力、化工等系的部分领导干部如陶森等人也受到我们414点名批判，414给他们上纲上线，把他们定性为走资派。在414的初期，我们解放干部是不彻底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解放基层干部，而对于中上层干部，我们同样认为他们不少是走资派，不敢沾边。既然我们有“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的指导思想，就必然有所谓的“一小撮”不能幸免于难了。

　　在这里我愿意诚恳地向那些所有被我们414批判、揪斗、关押甚至体罚殴打的干部表示道歉。

良师益友

　　清华文革时期有很多记者在学校活动，在我的眼中，这些记者政治背景深，活动范围广，给人一种极其神秘的感觉。可我没有想到我竟有机会和一位叫张广友的神秘记者交上了朋友。初识张广友是二月整风时期。有一次我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发言后，他走过来对我说：“我是新华社记者，能不能把你的发言稿给我，我要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能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我不假思索地便把发言稿给了他。从此我和张广友开始有了交往。

　　有一天，张广友对我说，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都要及时向中央反映，让中央了解你们。于是我们经常主动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他，或把我们了解的情况写成材料交给他。为了证明他的权威性，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你们上午交给我的材料，我保证晚上送到中央文革，摆在江青的桌子上。”

　　张广友住在清华南校门附近的招待所里，我不时去找他，有时和尹尊声一起去。来往熟悉以后，谈话就比较随便了。他对我们说：“我是上面派来的记者，必须客观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们两派的观点我都如实上报。对清华的争论，我不便公开表示我的看法，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我可以告诉我们，我是倾向于你们的观点的。”他还指着对面的门说：“你们不要去找他，他是支持那一派的”。对面门里住着一位《解放军报》记者，好象姓董，我们几乎没有与他打过交道。

　　414成立后，张广友不时参加我们核心组会议，事前他对我说他经常参加兵团总部的会议，现在也希望参加我们的会议，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只要我们开会，我就通知他参加，什么事情都不瞒他，他对我们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我们开会时，他总是坐在一旁，听我们发言，不停地做记录，但从不插话。

　　我们与张广友接触越多，对他的信任也就越多，渐渐地，我们把他作为值得信赖的朋友，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他也给我们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比如，他对我说，不要一味批评团派怎么怎么错误，要拿出自己建设性的方案。后来，在团派匆忙拼凑革委会时，我们马上提出《关于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的建议》；在与老蒯彻底分裂成立414总部以后，我们又主动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这样，上对中央，下对群众，我们都表现出诚意，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他还说，团派舆论攻势很大，外界很容易相信他们的宣传。你们要将清华的情况和414的观点及时向中央反映，让中央了解414，争取中央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我们成立了以尹尊声为首的演示文稿组，不断就清华的重大问题写演示文稿上报中央。关于使用吕应中，关于解放刘冰，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和清华中上层干部的状况，关于要求清华全面军管等等，我们都写了演示文稿上报中央。这样的演示文稿总共有几十期。

　　每当414处于关键时刻，我们都去征求张广友的意见和看法，他都会毫不忌讳地表明他的态度。张广友的沉着冷静，真知灼见，善意批评，轻松点拨，都给了我们这些刚出道的毛头小伙子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张广友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414的良师益友。

　　张广友不时对我和尹尊声的文笔加以赞赏，说我们经过严格训练后都可以当记者。他说过：“你沉如槐现在是414的一把手，领导几千人，责任重大，我不好意思拉你走，尹尊声我是一定要拉走当记者的，你可不要舍不得呀。”

　　前几年我从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书，书名是《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作者就是张广友。我把这本书买来一读，才知道，张广友是一位名记者。出版社介绍说：张广友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就进入新华社当记者：在三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张广友实地采访了许多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唐山大地震、中越战事和中国改革，写下了一下列具有珍贵价值的内部和公开报道。他自言遵奉的信条是：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回首平生无憾事。

　　张广友在他的“开篇语”中提到他来清华的事情，他写道：“1967年春天，社里派我去清华大学采访，清华红卫兵说我是死保王光美。《井冈山》小报凭空捏造，登了我整整一个版，骂我是‘狗记者’、‘小爬虫’、‘黑爪牙’，还抄了我的住处，拿走了我的笔记本和采访材料，竟然不了了之，新华社军管小组还要我‘正确对待”’。[13]

组织状况
　　414的组织是在与团派的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到6月底已基本成型。那时，学校的基层单位即各系的学生班级、各教研组、各处、科、室都已一分为二，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有了414的群众，他们持有414的观点，参加414的活动，其中许多人组成了战斗组，积极写大字报发表政见，参与辩论。基层单位414群众的集合就是414的基层组织。414的基层组织大多数没有名称，只有少数单位自称为414某某支部或某某支队。

　　支撑414总部的柱石是414分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414分部，这十一个系的414分部，是414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单位都有相应的414分部，如200#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等等。414组织大型活动如全校大会、上街游行、下乡支农、拥军爱民等都以分部为单位布置任务、组织队伍。总部经常召开分部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决定方针、研究策略、分配任务。分部负责人既不是总部任命的，也不是群众选举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每个分部有几名负责人，他们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品德优秀，威信很高；他们既能够写大字报参与辩论，又能够动员和组织群众，414的基层组织主要靠他们掌握和维系；他们是414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不少人先后都成了414总部委员，参与领导工作。

　　战斗组可以说是基层组织的核心。414经常召开战斗组组长会议，就某些重大问题阐述总部的战略与策略并接受质询。这类会议一般有几百人参加，并不局限于战斗组组长，许多414积极分子也参加。会上一般安排一、两个头头做主旨发言，随后是自由论坛，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时有激烈的辩论，但一般都能达到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的目的。战斗组组长会议是公开的，与会者可自由进入，因而经常混入一些“奸细”，我们讨论的事情，第二天就会在团派的动态报上刊登出来。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合。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他们是414中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前者是414中的鹰派，后者是414中的鸽派。这两个战团主导着414的政治方向。

　　414还有“五二战团”、“三军战团”、“风雷激战团”，这三个战团是414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五二战团”中的“五二”即五月二日，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演的日子。你可别小看这个414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她聚集了清华大学文艺社团的精英，经常自编自演一些在当时来说政治水平、艺术水平都很高的歌舞节目，他们的表演与专业队伍相比毫不逊色，其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毛主席诗词大联唱。他们在清华演，在北京演，还到外地演出。据说文革中北京只有三支文艺演出队伍最出名，排在第一的是三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第二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414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第三。第一名集军队文艺之精英，第二名集首都高校文艺之精英，而我们仅凭一派之力就可名列三甲，着实让我们自豪。

　　二七战团是414中的工人组织，成立于67年8月8日。其前身是67年6月1日行政处414的工人成立的“六一战团”。67年12月19日，团派成立了“清华大学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我们知道当初上海的“工总司”用武力残酷镇压了“上柴联司”。我们极担心蒯大富仿效上海“工总司”，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用武力镇压414。我们绝不能让“上柴联司”的悲剧在清华重演，因此68年元旦后我们马上将各单位的414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工人造反总部”(简称“革工总”)，形成某种威慑力量，与团派的“工总司”相抗衡。

　　414的领导机构是总部及其核心组，414的一切重大决策均出自总部特别是核心组。核心组由我、孙怒涛、陈楚三、宿长忠、刘万璋、汲鹏、陈家国、张雪梅和蒋南峰等人组成。总部委员进进出出，基本保持30余名的水平，其中20多名为学生代表，其它为干部和教职工代表。最初，干部代表是谭浩强、龙连坤；教师代表是傅正泰、李秀芙；职工代表是李振民。后来根据形势的需要又增加了工人代表刘洪文、刘福生、吴国良、干部代表魏洪波、曲淑凤、胡大忻等人。

　　从保护干部教师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有吸收更多的干部教师进入总部，也尽可能地不让干部教师参与414某些特殊的政治决策，以免他们受到牵连。我们请龙连坤、李振民一直参加核心组会议，因为他们都是转业军人，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遭到老蒯的打击。龙连坤、李振民总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的决策，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而后来总部增加的干部代表魏洪波、曲淑凤、胡大忻三人也都是转业军人出身的基层干部。除谭浩强外，清华牌的中上层干部始终都不能进入414的领导核心。

　　毫无疑问，青年学生是清华414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也正是这些青年学生始终主导着清华414的政治方向并最终承担了全部政治风险。

　　414总部机关建立了极其简单的工作机构，设有办公室、干部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部、后勤部、保卫部、作战部等部门。办公室、组织部、后勤部、保卫部的功能无须解释。政治部负责414内部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办公室负责解放干部，作战部负责斗争走资派，宣传部最重要，下面分广播台、报纸、动态、演示文稿四个组。动态组搜集动态主要是中央首长讲话并编发《联合风暴》、演示文稿组编写演示文稿，不定期地向中央汇报清华及414的情况和观点。后来又随形势的需要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教育革命办公室等等。

　　到六月底，414已经发展到7000人。从414串联会成立之初的700人，到414总部的7000人，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一事实生动说明，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从来就没有真正赢得清华广大师生员工的心，团派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派。从兵团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就用“蒯派”这个政治词汇将他们自己置身于清华广大师生员工的对立面，通过“反唐”、“反托”、“否定八八”、“围剿八九”、“解散干部堆”和“反414复辟逆流”，一步步将清华广大师生员工推向414，造就并锻炼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

四派思潮

　　8月13日，周泉缨贴出了一篇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把414和团派的论战推向新的理论高度。可谁曾料到，这份大字报竟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并据此得出“414是右的”结论；而如今，它又成为人们研究清华文化大革命历史和解读四一四思潮内涵的经典文献。

　　所谓“思潮”，《新华词典》上解释为某一时期内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常常讲这个思潮、那个思潮，比如无政府主义思潮、形“左”实右思潮、极“左”思潮等等，但对于思潮一词的确切含义并未深究。我们只是习惯于把种种政治观点归纳为思潮。

　　414的政治观点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三纵队时期，我们强调的是“五个正确对待”，即掌权后的造反派应该做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盟友、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待干部。

　　这就是当初三纵队与28团在若干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归根到底，这里涉及到对红卫兵政权的态度。我们把红卫兵政权称之为“红卫兵专政”。

　　28团认为造反派政权是新生的红色政权，谁批评造反派，谁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

　　三纵队则认为掌了权的造反派应该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应该符合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根本目的。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红卫兵政权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好政权，我们已经对这种政权失去信心。

　　414成立后，围绕解放干部的问题，414和团派在如何评价清华的干部，怎样解放和使用清华的干部，如何评价解放后的清华，如何评价解放十七年的中国，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激烈的辩论和大胆的实践中，414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治观点。我们把这套政治观点称之为“四一四思潮”。

　　最初把414的观点说成“思潮”的是谁已无法考证。团派说“414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而且断言“四一四思潮必败”。我们也乐于接受“思潮”的提法，因为这至少可以说明，我们和团派的争论，不是什么权力之争，而是思潮之争。414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口号，而且成了大会小会每会必呼的口号。

　　“四一四思潮”的全部内涵究竟是什么?当时我们谁也没有下功夫进行确切定义，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口号而已。不过，关于四一四思潮的特色，在东方红战团内部讨论时，倒是有一个说法，即四一四思潮是收尾思潮，也就是说，四一四思潮体现了化大革命收尾阶段所应该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

　　那么团派思潮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认为团派思潮的特色是不断革命，不断冲杀，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当时我们把它叫做“形‘左’实右”思潮，后来中央称之为极“左”思潮。

　　在414内部有两大政治派别，一是东方红战团，一是三七战团。东方红战团是414中的鹰派，三七战团是414中的鸽派。414的总部委员一部分参加了东方红战团，一部分参加了三七战团，人数基本相当，而在核心组，东方红战团占绝对多数。我和其它同学都属于东方红战团，只有孙怒涛和汲鹏属于三七战团。这是由于整风时期五大纵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在414各个分部的负责人当中，三七战团的人数多一些。

　　东方红取意于歌曲《东方红》，意思是414被逼无奈，“穷人四处无路走，一心去找毛泽东”。东方红战团实际上是四大纵队即东方红纵队、（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八八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毛主席警卫团的组合，其成员主要是老八八派，他们都是蒯大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托派”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蒯大富的排斥和打击。在成立414总部的时候，他们竭力主张扔掉“井冈山”的牌子，打出“东方红”的大旗。东方红战团的特色是思想敏锐，坚持反“左”，

主动出击，不怕牺牲

　　“三七”取意于毛主席的“三七指示”。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做出关于对大、中、小学进行军队训的指示，其中说道：“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三七战团从天安门纵队演变而来。三七战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旗帜，既批判蒯大富掌权后不能做到“五个正确对待”，又引导414正确对待团派，不要无限上纲，将团派一棍子打死。三七战团的特色是温和宽容，后发制人，既反“左”，又反右，在群众中有极其广泛的影响。

　　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是414的两大思想库，互补性很强。两个战团就像414战车上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说东方红战团是“敢于”斗争的话，那么三七战团就是“善于”斗争。东方红战团在前面冲锋陷阵，三七战团带领群众紧紧跟上。两个战团在思想认识和观点上各有千秋，由于414缺乏一个绝对权威，因而民主气氛比较浓厚，双方能够自由地发表各自的意见，有时候虽然发生很尖锐的争论，但都不会导致领导核心之间的矛盾和组织上的分裂。而且无论出现怎样艰难复杂的局面，两大战团都始终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在我们东方红战团，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四一四思潮、派别的规律性、军区问题、红线主导、平黑、平保、“文攻武卫”的危害、极“左”泛滥的根源、甚至“1、3、5”与“2、4、6”之争，“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都在议论之列。

　　所谓“1、3、5与2、4、6之争”，意思是中央的两条路钱斗争是毛主席、周总理、康生代表的正确路钱与林彪、陈伯达、江青代表的左倾路线之间的斗争。当时中央领导排名顺序，毛主席、周总理、康生排在1、3、5的位置，林彪、陈伯达、江青排在2、4、6的位置。林彪、陈伯达、江青代表文革中的“左”倾路线，这是我们东方红战团的共识。在我们心目中，毛主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周总理是正确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当时我们对康生的印象很好，因为他不象陈伯达、江青那样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我们一直以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中共的捷尔任斯基，没想到他竟是一个大好似忠的阴谋家。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他不知玩弄了多少阴谋诡计，残害了多少忠臣贤良。

　　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是指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以周恩来为首的旧政府争夺权力。这不是414的发明，而是群众中的传言。不过，我们倒是十分相信。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中央文革要员们上窜下跳，到处夺权，周总理带着一帮副总理疲于奔命，苦撑危局。而在副总理中还有一个与总理离心离德、对中央文革亦步亦趋的谢富治。

　　我们关心的是文化革命的形势，操心的是文化革命的搞法，担心的是文化革命的结局。我们个个自命不凡，人人心系天下安危。

　　我们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之中，我们把清华的斗争看作是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我们认为，414反对蒯大富，就是对中央正确路线的支持，如果414能成功地遏制蒯大富这样的极“左”派，就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贡献。

　　作为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周泉缨，他对文化革命的思考最多也最为深刻，常常发表一些很发人深省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周泉缨有两个最鲜明的观点。一个是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来自哪里?周泉缨说，团派总是驾我们414是从右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从“左”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那些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人，怂恿和纵容团派这样的群众组织不停地冲杀，这就好比船员不辩航向只顾奋力划水，其结果只能使文化革命的航船触礁沉没，这就是从“左”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由于他们用“左”的口号把自己掩盖起来了，所以不易被人们觉察到他们的危险性。

　　今天，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当然不是被我们这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否定的，而是我们党和人民把它否定的。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航向错了，错在一个“左”字，最终“触礁沉没”。

　　第二，周泉缨提出“勇敢分子”论，他说，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是毛主席用来打倒刘少奇的“勇敢分子”，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他们现在头脑膨胀，常常干扰破坏中央的战略部署，因此必须用“铁的手腕”将这些“勇敢分子”毫不留情地“捏得粉碎”，才能稳定局面。从中我们也不难理解周泉缨写《四一四思潮必胜》，迫不及待地要毛主席“转舵”(即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航向)的良苦用心。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所说的“勇敢分子”，并不是指所有的造反派，而是指蒯大富这样的“变了质”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在夺权后，（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发作，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树立个人权威，严重脱离群众，打击不同意见，向党和人民伸手要权、要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根本目标。对于那些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具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能够做到“五个正确对待”的造反派，我们还是十分尊敬和崇拜的。西安交通大学的李世英、上海同济大学的陈敢锋、甚至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都曾经是我们推崇的“红色接班人”。414的几个战斗组还专门访问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李世英和他的同学，把他们的事迹刊登出来，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

　　我在武汉接到北京电话，说周泉缨炮制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不仅遭到团派批判，在414内部也引起了争论；还说414总部发表了关于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问题的声明。我离京外出调研期间，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做出这样重要的决策居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对此，我大为光火。我想他们分明是造成既成事实，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偏袒周泉缨，不会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周泉缨性格张扬，言辞犀利，在以往的总部会议上，常常指责别人右倾，得罪了不少同志。因为他才思敏捷，立场坚定，所以深得我的偏爱，再加上平时我俩过从甚密，三七战团的人私下里都说我是周泉缨的后台。

　　东方红战团发表声明称：《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基本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它运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声明指责总部某些同志匆匆忙忙对一个有争议的观点问题作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我估计，这是周泉缨在唱独角戏，因为他是东方红战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想发表什么声明，别人是拦不住的。

　　三七战团发表了《严正声明》，说：周泉缨等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实际上是给414总部制定今后如何前进的纲领，是企图把414总部引向右倾机会主义道路的纲领。声明还说：三七战团在坚决批判团总部所犯的极“左”错误的同时，也一直反对414内部的右倾错误，并表示要更加旗帜鲜明地痛斥以大毒草《四一四思潮必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

　　《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使得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

　　回到北京，我仔细看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觉得没有什么错误。文章里面大部分观点，如红钱主导、阶级阵钱基本稳定、不可能“大翻个儿”、不能划分造反阶级和保守阶级、不能冲击军队、巩固和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五个正确对待等等，这不正是414一直坚持的观点吗?就是所谓全国两大派、414派必将占据主导地位的提法也众所周知的。孙怒涛在6月9日的讲话中早就说过“四一四思潮必胜!四一四思潮必将在我校，在北京市以及在全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它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认为，《必胜》是对414一系列政治观点的归纳、提炼和发展，批判《必胜》就是批判414，否定《必胜》，就是否定414。《四一四思潮必胜》中其它所谓比较尖端的观点，周泉缨或在东方红战团或在私下都阐述过，我们都不陌生，并且都很赞同。现在周泉缨将这些观点系统化，并用他的独特语言进行融合改造，构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尽管这套理论体系并不见得那么严密那么完整。

　　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中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论述，我特别欣赏《四一四思潮必胜》结尾的那段话：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的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414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的任务呢?祇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414派!

　　我也很欣赏东方红00支队把《四一四思潮必胜》抄成大宇报时所加的按语中的一段话：

　　老实告诉你们，什么“极右思潮”!我们的观点不存在右不右的问题。干部问题、群众问题、一切一切，统统要解决。大多数一定要解放!如果你们说这是“右”，那么我们“右”得好，“右”得对!你们眼里的“右”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你们口中“极右”的叫声愈高，我们愈是感到“右”得不够，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极左思潮终将被摧垮，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414思潮必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不过，我对《四一四思潮必胜》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关于派别的规律性，我认为这是我们正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课题，根据我们调研小组的讨论意见，无论是北京还是武汉，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414和其它哪些派别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相同的斗争策略，因此现在讲“派别的规律性”还言之过早。或许这是我和我们调研小组的成员还不具备周泉缨那样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的缘故吧。

　　尤其令我不满的是周泉缨将414和414思潮与“河造总”联系在一起。因为关于河南问题，除了唐伟和毛泽东思想纵队的部分同志介入外，414总部主要领导人无人知晓．我们当初严格限定414不介入外校和外地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唐伟他们在河南的活动属于三纵队时期的问题，跟414无关。更何况戚本禹已经说过唐伟在河南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你周泉缨把414和“河造总”硬扯在一起，这不是明摆着会给414带来政治上的被动吗?

　　我和东方红战团的同志们对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但对三七战团的做法也不予指责。因为我们觉得东方红战团在许多观点上是超前的，应该允许三七战团慢慢跟上。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都已清楚地认识到，作为414支柱的两大战团如果发生内讧，必然给团派以可趁之机。因此，《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虽然暴露了414内部的严重分歧，但并未导致414的政治危机。

　　《四一四思潮必胜》遭到团派的口诛笔伐，所有的批判文章都在重复一个观点即：《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在414，在东方红战团，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议论，我们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文化大革命所应该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种具体措施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极“左”思潮的危害和文革的形势深感忧虑，并且对中央文革那帮大人物越发不满，但是从内心来说，我们积极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真诚地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因此，团派说414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并不能令我们心服口服。

　　至于周泉缨本人更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从小心灵里就埋下了外婆‘造反有理论’的种子”，在批判清华工作组时，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造反派”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它能不能达到反修防修的最终目标。

　　对于周泉缨来说，团派的批判显然未能击中要害。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也利用各种场合批判、讥讽《四一四思潮必胜》，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首先理解《四一四思潮必胜》实质的应该是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他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

　　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说414要坐天下，四一四必胜，说上海市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说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但是不能说要重新换班，权力重新再分配。[35]

　　我们能够理解张春桥当时的处境和他们对政权的敏感性。张春桥是真正掌握了政权的造反派，《四一四思潮必胜》大概击中了这些人的痛处，所以他们才能抓住《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

　　周泉缨自己是怎样解释他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30多年后的1999年元月18日，他在《我心中的文革》中这样写道：

　　《四一四思潮必胜》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全国范围的两派之争代表着两种社会势力的两种政治倾向，也代表着两种文革前途；第二，极左派企图插手军队暴露了极左派的野心，同时更说明了极左派祇能利用不可依靠，现在已经到了收拾极左派的时候了；第三，依靠极左派无论如何是无法达到文革发动时所提出的防修反修目标的，真正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唯一的出路祇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四一四派”。[36]

　　看来周泉缨也同意张春桥的观点，即《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是“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说实在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与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不是同一回事，到现在我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愚蠢之举

　　8月22日，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414参加了这一行动。

　　我曾向414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负责人蒋南峰询问过有关情况。蒋南峰说：

　　8月22日那天，我在主楼，看到周泉缨与孙怒涛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心里很不高兴，就离开主楼，走到了动农馆。此时，我看（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见修建队的张师傅带着一帮工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工具，还有许多学生，在等车。我觉得奇怪。张师傅对我说，“今晚要去看热闹”。我问：“看什么热闹?”张说：“北京高校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高校人马去占领英国代办处。”并说：“你是总部委员，为什么不参加?”

　　我是主管414对外联络工作的，事先有人向我汇报过北京高校反帝反修联络站要去占领英国代办处的决定。北京高校反帝反修联络站交待的任务是检查英国代办处的资料，看看英国是否窃听我们国家的机密，宣布的纪律是不打人、不骂人、查完资料就走。他们还说，我国政府可能会广播不让红卫兵冲进英国代办处，这祇是政府作出的高姿态。大家照样冲进去。

　　可是，我并不知道414总部是谁下令参加这次行动的，也不知道是谁负责组织人员，调配车辆，看见车子一到，我就和大家一起上去了。

　　当我带着队伍赶到现场时，北京卫戍区已经派部队把英国代办处围住，保护起来了。高音喇叭在反复广播，不准群众冲击使馆。但是我们还是纷纷爬上了英国代办处的墙头，有个414的战士还在墙头上挥舞414的大旗。刚开始时，我们还弄错了地方，爬到了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墙上．一看不对，就退了下来。进了英国代办处后。最初看到有人往外搬录音磁带，后来看到有人烧东西。一会儿，火烧大了，救也救不了，祇好往外撤。（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卫戍区的解放军看我像个负责的，就叫我站着，对我说：“那里有现金，你帮我看着，我去找人来处理。” 不一会，来了许多解放军，这才让我走了。

　　过了几天，传来消息：总理很生气。总理还说：“没想到清华414也参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

　　因为参加这次行动遭到了上面的批评。我祇好写检查，前后一共写了三次，分别交到总理办公室和中央文革。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愚蠢之举，被认为是414的奇耻大辱。

　　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三大极“左”事件，414件件有份。这一事实充分说明，414内部的极“左”思潮也是泛滥成灾。414中还有人据此做出结论：414的对外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只要414走出校门，就必然要犯极“左”错误。

　　1967年的夏季，极“左”思潮肆虐神州大地，声称以反对极“左”思潮为己任的414中的一些人也被里胁其中，足见其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危害之深。

主动出击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伴随着王、关、林的垮台，小道消息传出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现在正像辛亥革命时代。大家知道1911年是谁窃取了这个胜利果实?是袁世凯。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把孙中山排挤下去，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在窃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呢?

　　9月7日，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提出了“5．16兵团”反对周总理的问题。文章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似乎指向某个大人物。

　　我们东方红战团议论形势，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总是看到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被打倒，这回第一次看到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垮台；总是听到反右倾反复辟的口号，追回终于听到反对极“左”思潮的口号，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折，它标志着文化革命开始了一个从“放”到“收”、从“乱”到“治”的过程，文化革命要收尾了，干部要解放了，政策要落实了，国家要稳定了，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周泉缨提出一个观点：文化大革命的航船转向了，绕过了一大暗礁。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转舵的话，巨轮就要触礁，就会发生灾难。大家同时也在议论：谁是“5．16兵团”的后台?谁是极“左”思潮的鼓吹者?谁应当对王力、关锋、林杰的行为负责?谁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式的人物?陈伯达!除了他还有谁?就是他在1945年9月发表过《窃国大盗袁世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泉缨走上了炮打陈伯达之路。

　　清华大学新水利馆有一个316室，这是陈楚三他们《战地黄花》战斗组所在地，也是我们东方红战团经常聚集的地方。9月14日，我和陈楚三在新水316室讨论问题时，周泉缨夹着大字报晃晃悠悠来到3 16室对我们说，他要贴大字报炮打陈伯达。

　　我们一听说他要炮打陈伯达，就急了，劝他千万不要贴这样的大字报。我们说，私下议论归议论，公开炮打就不一样了。你又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怎么能够打倒陈伯达?我们还对他说，你是414总部委员，炮打陈伯达会给414带来极大的被动，搞不好会让整个414背上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414刚刚经历了一次冲击、一次洗礼，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经不起再三折腾，你把414的队伍搞乱了，我们还怎么去和蒯大富斗?

　　毫无疑问，我们痛恨陈伯达，能够打倒他将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早已对中央文革不满，414群众特别是东方红战团中对中央文革不满的情绪几乎要爆发。但是，我们千万要注意斗争策略，只要中央文革不逼我们，我们就不必直接、公开地反对中央文革。文革以来，反对中央文革的革命干部、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军队官兵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他们都被无晴地镇压了。作为东方红战团的骨干分子，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勇气，但是我们不想把414组织和几千群众推到险境。

　　另一方面，我认为能不能打倒陈伯达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党中央说了算，毛主席说了算。不错，姚文元的文章似乎确有所指，但是，我一贯反对听到一点风声就贴大字报的做法，我们觉得那是“押宝”，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不幸的是，文化革命似乎鼓励这样的政治投机，只要符合上面的胃口，一张大字报、一封信甚至一个有悖常理的举动都会（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让一个人一夜之间成为英雄。蒯大富只不过贴了几张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居然成了路线觉悟最高的“左派”、反对刘邓的英雄。作为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他对中央的事情知道多少?他的路线觉悟从何而来?可悲的是这种政治投机的风气文化革命后仍然蔓延了很长时间，许多人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我一贯认为，搞政治斗争不能依靠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而应该依靠组织的力量，依靠群众的力量，依靠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依靠用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我们组织建立414就是走的这条路。

　　周泉缨可不听我们那一套。他说，要什么过硬的材料?那是单纯军事观点!我们现在需要主动出击，去动一动陈伯达这个大人物。这不叫政治投机，这叫自我牺牲!为了文化革命的航船不致触礁沉没，我周泉缨愿意献出自己的性命!你们不是怕影响414吗?我既不用东方红也不用414的名义贴大字报。

　　天真可爱而又无私无畏的周泉缨，一旦认准了方向，就决不回头。周泉缨以《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的名义贴出了大字报：《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一一陶铸……》。看过大字报的人谁都明白：大字报的题目写的是陶铸，内容说的是陈伯达。大字报虽然在清华掀起了一阵波澜，但似乎并没有惊动上层，我们暗自庆幸没有人理周泉缨的碴，但愿风波就此过去。

　　然而，周泉缨却不满足于此。9月17日晚，他又贴出了《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的大字报。当时，我们414的主要负责人正在城里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会议中间，江青突然说：“今天在清华礼堂前贴了一张陈伯达的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篡夺群众运动成果的野心家。贴大字报的人叫周泉缨，周泉缨，小丑!叫这么个鬼名字。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被接见的人中有人说：“周泉缨是414的总部委员。”我们参加接见的几个414负责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周泉缨又捅出什么漏子了。好在除了江青以外，其它中央首长都没有表态。

　　江青说周泉缨是“小丑”，从此，周泉缨就有了一个“小丑”的雅号，从那以后，我们都一直叫他“小丑”。

　　回到清华，我们看到了周泉缨的大字报《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一一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这里所说的“重版的一篇文章”是指陈伯达1944年发表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6月22日重新发表在清华《井冈山》上。清华《井冈山》发表这篇文章是否陈伯达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井冈山》推崇这篇文章，试图把它作为团派在文革中的行动的理论根据。围绕着如何理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实质，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等问题历来是414与团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它深刻地反映了团派和414之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分歧。周泉缨的大字报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批判了陈伯达所鼓吹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和他所推行的极“左”路线。

　　周泉缨的大字报首先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全民式”地歌颂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认为这是抹杀群众的阶级性，怂恿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大字报说：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是划分阶级的，他们的政治目的、“过火”行动的目的是有明显的阶级区别的。有的是为反修防修，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是开始不理解，犯错误，后来理解，跟上毛主席了；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目的祇是个人自身的解放；有的则是为再分配阶级权力，大翻个儿!“袁世凯”在此地违背现实的目的正是怂恿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迎合否定十七年，要求权力再分配的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阶级欲望，大搞“大翻个儿”，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成为合法的!

　　周泉缨的大字报接着批判陈伯达的文章片面强调群众运动的合理性，认为这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随后大字报又批判陈伯达的文章鼓吹的“民众政权”和文革中“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提法，认为这是用极“左”的资产阶级专政口号代替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根据以上三点，周泉缨得出的结论是：陈伯达“最终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以及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复辟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建立必然向资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权。”

　　周泉缨在大字报的末尾一口气提出几十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指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这是继“7．20”事件之后，又一次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的行动。这次“炮打”的显著特点是批判中央文革所推行的极“左”路线。

　　实事求是地说，周泉缨的大字报代表了我们的观点，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过去批判的团派若干观点，其实就是中央文革所鼓吹的观点，我们早就站在了中央文革的对立面。这一点，我们明白，团派也明白，他们一直不停地指责414反对中央文革。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同意周泉缨的做法。我始终认为，414在清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批判蒯大富的错误，就是抵制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最好斗争方法。这种做法比公开反对中央文革，要实际得多，有效得多，策略得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选择。李洪山被抓走了，“联动”被打散了，“百万雄师”被镇压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教训我们也必须吸取。假如我们不能保存414这支队伍，又怎么能继续进行斗争?

　　在周泉缨贴出大字报后，414总部未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以414总部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周泉缨。414保卫组发表通令，宣布对周泉缨实行专政，抄了周泉缨的宿舍，但没有抓住周泉缨。

　　我对414留校总部委员发表的声明和通令表示不满：为什么这样沉不住气?为什么不等我们回来，就匆忙表态?团派那么多的人反康生，反总理，遭到中央那样严厉的批评，他们都死保下来了。我们414只有一个周泉缨反陈伯达，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和他划清界限?如此下去，414还能成什么大气候?

　　后来我了解到了总部声明和通令产生的经过。周泉缨的《炮打》贴出后，陈楚三在动农馆二楼主持召开留校的总部委员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进行中，挤进来许多群众，要求总部对周泉缨实行“专政”。陈楚三请他们退出会议室，群众不听。陈楚三说：“我坚决反对把周泉缨打成反革命，反对对周泉缨实行专政。你们可以批判周泉缨的论点，如果能把他的论点批倒，那才是真本事。”部分总部委员和群众不同意陈楚三的观点，继续吵吵闹闹。陈楚三愤然退出会场。迫于群众的压力，（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总部会议通过了声明和通令。

　　总部声明和通令通过之后，群众要求立即广播，兼任414广播台台长的陈楚三说：“先不忙广播，等主要头头回来再说。”在群众的围攻下，陈楚三又愤然辞去414广播台台长的职务以示抗议。他反对总部的声明和通令，他不愿意在他担任414广播台台长的时候广播这些声明和通令。

　　陈楚三还把周泉缨藏到了新水利馆316室，每天给他送水送饭。后来，他还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为周泉缨进行辩护，说周泉缨不是反革命。

　　江青批评了周泉缨，我们不能不表态。当夜，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最后确定的方针是“一批二保”，要批判周泉缨，但只将他定性为“小丑”，而不是反革命。因为江青说周泉缨是“小丑”，并没有说他是反革命。我心里很清楚，周泉缨在反对蒯大富、拉出414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们的亲密战友，他反对陈伯达，是以说理的方式进行的，有根有据，完全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他决不是反革命，最多是革命小将犯错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保他。如果有人一犯错误，我们就将其抛出去，谁还会跟我们一起冲锋陷阵?所以，在中央没有定性之前，我们决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周泉缨在9月18日贴出了《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说自己“政客式地猜测”姚文元的文章，走上炮打陈伯达的道路。他表示要写出炮打的活思想，实际上是为他进一步批判陈伯达埋下伏笔。

　　9月24日，他贴出被人们称之为“假检查，真反扑”的大字报《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一一我的第二次检查》，借检查“炮打”的思想过程，联系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问题，继续批判陈伯达。

　　9月25日，中央广播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后，周泉缨又贴出了《收听到今晨中央台广播，狂欢狂跳》的大字报，“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全盘纳入毛主席所指出的轨道!”“让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陶铸（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之流，一切牛鬼蛇神去哭泣吧!”署名“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周泉缨”。显然，周泉缨很自信他认为：炮打陈伯达的行动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周泉缨的一系列行动给414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在414内部也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我们对周泉缨采取“一批二保”的政策虽然得到了大多数414头头和群众的认可，但也引起部分414群众的强烈不满。一些414战斗组公开指责我“长期和周泉缨之流合伙竭力贩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千方百计支持和包庇周泉缨之流”，要我“悬崖勒马”；另一些战斗组则坚决要求改组414总部，把总部中“周泉缨分子”拉下马；就连东方红战团内部的一些人也对我非议不断。对此，我仍旧是一笑置之。

联而不合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清华两派群众强烈要求两派头头响应毛主席和中央号召，尽快实现大联合。面对这个大形势，或许还有周泉缨炮打陈伯达刚刚受到江青的严厉批评。

　　414正处于被动状态，这正是蒯大富实行他并吞414计划的最好时机。9月19日，团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承认414总部是合法的。

　　9月21日，蒯大富带领团派主要负责人到414总部所在地动农馆，和414总部负责人一起学习毛选，双方各自做了自我批评，并决定实现大联合。（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讨论时，大家一致同意，联合起来的组织还叫“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其领导机构叫“联合总部”。此时，我们414的一位负责人说：“既然联合，就别留痕迹，干脆叫总勤务站算了。”大家齐声叫好。我也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这样双方签署了大联合的第一号协议，并决定晚上召开全校大会，庆祝清华大学两派实现大联合。消息传出去一会儿，就有不少两派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到动农馆表示祝贺，表达了广大师生员工迫切要求联合的心声。

　　大联合的协议签署以后，蒯大富和我一起去北京市报告，谢富治和傅崇碧还特地为清华的联合题了词。

　　然而，到了下午，414的部分群众开始反对大联合的第一号协议，主要理由是“总勤务站”的名称没有体现两派大联合的意思，井冈山兵团总部只是改（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成了“总勤务站”而已，让团派占了大便宜。此时，团派中的极端分子也大帮倒忙，他们贴出许多大标语，说什么“欢迎414回到井冈山的怀抱”。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地刺激了派性强烈的414骨干分子。大批的414战士包围了我们核心组的成员，质问我们为什么用“总勤务站”而不用“联合总部”的名字。我们向大家解释名称是个次要问题，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这是我们414追求的目标，大目标实现了，次要问题可以让步。但是，各分部的主要负责人、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的积极分子、还有那些经常给我们出主意提意见的铁杆的414战士，情绪激昂，态度坚决，一定要采用“联合总部”的名字，否则他们将拒绝参加晚上的大会。我考虑到今后还得要靠这些414的骨干分子冲锋陷阵，不能冷了他们的心，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我与核心组其它成员研究后决定，在晚上的庆祝大会前与蒯大富讨论修改协议，要求将“总勤务站”改为“联合总部”。

　　晚上，在主楼前广场的主席台上，我向蒯大富提出改名问题。蒯大富先是表示为难，他说，已经签署了协议，临时改变，不合适。我告诉他，414的骨干分子反对势力太大，我无法应付，如果不改名，414的骨干分子有可能退出会场，这个大联合的庆祝大会就不一定开得成了。在僵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蒯大富说服了其它团派的头头，同意改名。此时此刻，为了实现两派的大联合，蒯大富表现出了少有的大度，令我暗暗佩服。结果庆祝大会顺利地召开了。

　　414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当然是兴高采烈。然而，团派群众却怒火万丈。会后，团派上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指责414撕毁协议，并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贴出许多大标语“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无论我走到那里，只要放眼望去，总可以看到“沉如槐是撕毁协议的蒋介石!”这样的标语。对于团派的指责，我实在是无话可说。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会前临时要求改名，纯粹是出尔反尔的小人之举。由于改名风波，两派大联合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在这个问题上，我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做到从大局出发，耐心地说服414的骨干分子，坚持已经达成的协议，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树立周总理反复提倡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信誉。我没有这样做，却反而做了群众的尾巴。这充分说明我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且已深深陷入派性的泥坑，不能理智地分析临时改名会给团派群众情绪造成严重的伤害，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会给团派中的极端分子反对大联合的口实。尽管我心里很清楚，即使没有这个“口实”，清华也不会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我仍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后悔不已。

　　虽然没有大联合的气氛，但大联合的进程还在继续。9月23日，两派负责人在主楼商讨联合总部组成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本人以及谭厚兰的代表参加会议，意在促进双方的联合。会上，414坚持对等原则，即双方各派相同的人数组成联合总部核心组和下属各机构。414愿意做出让步，承认蒯大富的特殊性，在组成联合总部核心组时，蒯大富除外，团派和414再各出6人，使双方人员比例为七比六。但团派坚持按照“四项协议”规定的九比四的比例组成核心组。结果不欢而散。

　　第二天继续协商，团派终于同意按照七比六的比例组成核心组，造就是大联合的第二号协议，蒯大富在协议上签了字，并写上“保证有效”的字样。接着又签署了关于蒯大富任核心组组长，我任副组长，以及核心组组（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成人员的第三、第四号协议，也叫“公告”。由于团派内部对于这样的联合分歧很大，这二、三、四号公告始终没有向全校师生员工公布。所以虽然有了联合总部，也有了核心组，但是实际上，联合总部和核心组形同虚设，并没有真正发挥任何领导作用。团派和414还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团派的极端分子对于按照“对等原则”实现的大联合一百个不满意，以刘才堂为首的一批人成立了“斗私批修联络站”，发表宣言，说清华两派的联合是缺乏基础的。他们认为蒯大富“私”心太重，为了自己的面子，丧失革命原则。他们要斗蒯大富的“私”，批414的“修”。

揪刘火线

　　7月9日，刘少奇被迫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交了一份检查。很快，这份检查被公布出来。刘少奇在检查中叙述了文革初期他到建工学院参加文革的简单经过；然后就他在五十多天中领导文化大革命所犯的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进行了检讨，并承担了主要责任；接着又对他在建工学院的言行做了检讨；最后，他说：“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这份实事求是的检查，却被团派认为是刘少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反扑的动员令，是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是反攻倒算的黑信号。他们举行了游行示威，说要打退刘少奇的猖狂反扑。我们觉得有些可笑，认为团派总是错误估计形势，写一份检查就是反扑，那刘少奇每天写一分检查，你们是不是天天都要上街游行?

　　然而，我们那里知道，中央文革（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对刘少奇的迫害和诬陷正在步步升级。我们只知道，年初的时候，周总理还明确表示，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可到了67年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却把刘少奇上纲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变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4月10日，清华井冈山终于将王光美揪回清华斗争。5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开始对刘少奇的全面大批判。7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并加编者按，指出“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权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大事”。7月18日，戚本禹在中南海组织了“批斗刘少奇”大会。

　　蒋南峰负责对外联络工作，他在向414总部核心组介绍校外形势和动态时，认为现在批判刘少奇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建工学院已经行动起来，他们揪住刘少奇不放。建工学院新八一在中南海西门静坐，要求将刘少奇揪到建工学院斗争，并且考虑采取绝食行动。蒋南峰建议，我们414必须支持揪斗刘少奇的行动，但不要参与绝食行动。

　　414总部核心组开会时，我们有两点考虑，第一，414要高举大批判的旗帜，免得团派再说我们是老保，团派揪斗王光美，走在前面了，这次揪斗刘少奇，我们不能再落后了，要走在他们前面；第二，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中央很可能批准斗争刘少奇，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于是我们414决定暂时放下解放干部的任务，把批判刘少奇作为当前运动的主要任务，在清华掀起大批判的高潮，同时支持建工学院的行动，由刘万章、蒋南峰负责组织队伍到中南海西门，与建工学院革命派“并肩战斗”。

　　7月18日，414总部发表《揪斗刘少奇紧急动员令》，声称“要在中南海向刘少奇示威，直到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接受全国人民审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月19日，414先遣队进驻中南海西门，并与其它已经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的五、六个单位发起组织了以建工学院为首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刘火（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线总联络站”。因为有北师大的代表参加，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地派”的联络站。

　　晚上，揪刘火线总联络站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第二天晚上，“揪刘火焰总联络站”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从此，中南海四周，变成了所谓的“揪刘火钱”，红旗林立，帐篷毗连，人潮涌动，口号震天，形成了围困中南海的态势。

　　在清华园，414还大张旗鼓地组织批判刘少奇，要求每个系每个分部抓住一个重点问题批判刘少奇，这些重点问题是：建党路线、教育路钱、青年工作、哲学、白区工作、国际阶级斗争、四清与文化大革命等等。

　　7月26日凌晨，戚本禹到中南海西门建工八一绝食的地方，看望那些绝食的学生，这无疑是对他们的鼓舞。戚本禹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在这里批，别进中南海。解放军现在在‘保护’他，你们去解放军怎么办?你们可以喊他滚出来，可以给他勒令信，在外面开批判会，（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发通牒令。他的出来，可别进去，他一出来，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主席凝而不发，才能把千百万群众调动起来。”[33]

　　“揪刘火线总联络站”连续四天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

　　7月30日，蒯大富、韩爱晶率队进驻中南海西门，成立了“揪、批、斗刘少奇火焰勤务站”。这就是“天派”联络站。

　　后来，揪刘火焰被称为王、关、戚鼓动造反派向周总理夺权的“围困中南海”事件。实事求是地说，在“围困中南海”的事件上，我们犯错误的时间蒯大富比还要早些，只不过414人微言轻，没有蒯大富的井冈山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在我被隔离审查时，工宣队并没有着意追究我们在这个事件上的责任。

　　8月5日凌晨，谢富治、戚本禹接见了揪刘火线的代表，与他们达成协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然后所有现场人员撤离中南海。

　　当天下午，我作为414总部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这次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

　　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一直找机会接近周总理，在离总理不远的地方站着。在大会进行到群众发言时，我看见总理一个人转身欲向大厅走去，一只脚已经跨上台阶。我匆忙向前跨了几大步，走到总理身后，轻声叫道：“周总理。”

　　总理回过身来，“哎”了一声，停住了脚步。

　　我马上说：“总理，我是清华414的。”

　　总理“哦”了一声，从台阶上退了下来，面对着我。

　　我继续说：“我代表清华井冈山414总部7000名战士向您问好，并向您敬献414袖章。”

　　总理点点头，伸出胳膊，说：“好。”

　　然后，我就将准备好的414袖章戴到总理的胳膊上。我接着说：“我们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都盼望着您再次来清华。”

　　总理说：“我一定去。”

　　说完以后，总理转身走进了大厅，我也跟着进了大厅。

　　总理一进大厅，马上被许多人围住，七嘴八舌地向总理提问。总理耐心地一一解答。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人问总理“中国有没有特权阶层?”总理明确地说：“中国不象苏联，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回到学校后，我向414总部的同志详细描述了在天安门城楼的活动情况，同志们听了以后都很高兴。大家认为：总理愿意戴上414袖章，体现了总理对待群众组织一视同仁的原则，总理的态度与陈伯达、谢富治刻意打压414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联系到总理5月30日拒绝参加蒯大富的革委会成立大会，我们切实感觉到了来自总理的关怀和爱护。

　　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格外感觉到了来自总理的巨大支持，这是因为，总理断然否定中国存在特权阶层，使我们坚信414的一系列观点是正确的，团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炮制六评

　　伴随着吕应中问题的争论，两派围绕如何评价解放后的清华、清华牌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67年11月，《险峰》战斗组的《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鲍长康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两篇大字报，系统地提出了“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这种论点认为：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文革研究网）清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要多，已经遍布全校各单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即特权阶层，在清华实行所谓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他们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红皮白心萝卜”的特点，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坏、更危险；他们有政治资本，掌握实权，他们是蒋南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吕应中、高景德、滕藤这样的中上层干部就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冲击对象。

　　“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得到了个别中上层干部的赞同，自控系总支书记凌瑞骥说：提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造就接触到了清华运动的特点。不仅如此，凌瑞骥还提出了“中上层干部自觉反党论”，他在团派召开的批判吕应中的全校大会上说：中上层干部由于经历和政治水平不同，对中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自觉程度不同，有些中上层干部是自觉意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是自觉反党的。此论一出，全校舆论立刻大哗，水利系总支书记张思敬贴出大字报坚决反对凌瑞骥的发言，要求干部学习班展开讨论，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也群起而攻之。

　　与此同时，蒯大富、鲍长康等人接受了我们414给他们归纳的“大翻个儿论”，他们现在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清华园就是要大翻个儿，教育界也必须大翻个儿!他们宣称：“现在清华两派的矛盾是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的矛盾”，“彻底砸烂旧清华一一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

　　根据团派的一贯思路和所作所为，他们提出这些论点是不足为怪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有根有据的，因为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卜．去了”，周总理说过清华大学在蒋南翔统治下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

　　414则与团派针锋相对，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批判“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孙怒涛在414的《井冈山报》上发表了《向反动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宣战》的文章。文章指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企图在干部队伍的“一大片”与“一小撮”之间增加一个中间阶段的政治概念，把广大的干部打成“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要害就是在干部问题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扩大打击面、缩小教育面”，就是继续排斥、打击革命干部，阻止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让那些真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政权。“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是在新形势下的极“左”思潮。文章还指出“红教联”某些人正是这种反动理论的精心炮制者、卖力鼓吹者、忠实追随者和既得利益者。

　　这时，我们觉得：应当学习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共发表《九评》时的做法，写几篇有分量的大块头文章，就解放十七年来我们国家政权的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全面而系统地阐述414的政治观点，批驳蒯大富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唯有如此，才能击中蒯大富的要害，打得他们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炮制了六篇文章，即两个“三评”共“六评”：《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一一评“大翻个儿”的理论和实践》，(12月1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和“彻底砸烂”一一二评“大翻个儿”的理论和实践》，(1月7日)，《评红教联一一三评“大翻个儿”的理论和实践》(1月21日)，《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一一评大翻个儿派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论和实践》(1月10日)，《关于四一四战歌和陈楚三问题一一二评大翻个儿派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论和实践》(1月13日)，《大翻个儿的12．25行动矛头对准了谁?一一三评大翻个儿派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论和实践》(1月17日)前“三评”分别由陈楚三、黄瑞和、《云水怒》起草，后“三评”则是414广播台的秀才们炮制的。

　　第一篇文章《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是从论述五十天与十七年的关系人手的，因为在江青在11月12日说过：“有一个小将说，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

　　江青讲话的本意是不允许用批判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414的小报在刊登江青讲话时漏掉了这一段，遭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

　　团派似乎抓住了新的理论武器，指责我们批判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解放干部，死保吕应中，反对彻底砸烂旧清华，就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把“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大（中 国文革研究网）帽子扣到414头上。

　　我们对江青的讲话加以全新的诠释。我们认为五十天是十七年的继续和发展，五十天和十七年的关系是辨证的关系，有的人是利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十七年的反动路线，有的人则是利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否定十七年的革命路线。有包庇必有否定，包庇十七年的反动路线，必然否定十七年的革命路钱，二者是一致的。我们说，对于资产阶级分子，不能因为他们五十天的造反而包庇他们十七年的错误；对于革命干部，不能因为他们五十天的错误而否定他们十七年的成绩。我们坚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因为他在五十天内的造反而变成左派，而革命的干部，也决不会因为他在五十天内犯了错误而变成右派。我们的结论是不许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包庇与否定，一词之差，却反映了414与团派对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评价的根本分歧。

　　江青说“不许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我们说“不许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如此针锋相对!难怪团派大骂《闪光》一文是炮打江青的大毒草。

　　《闪光》再次批驳“彻底砸烂”论，并特意采用了“什么‘彻底砸烂”’的小标题，重申《什么“彻底砸烂”?》文章的观点。当初我们写这篇文章时，不仅受到团派的围剿，不少414战士也不同意我的观点，而现在大多数414战士都已经看清了所谓“彻底砸烂”的本质：那就是否定一切，彻底否定十七年的革命路线，否定一切干部，打倒一切当权派，让那些造反派掌权，来个大翻个儿，是个彻底的“大翻个儿”论!

　　正当清华关于“彻底砸烂”的论战如火如茶的时候，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立新的文章《在教学实践中深入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文中写道“那种不愿在教育实践中做艰苦工作，空喊什么‘完全粉碎’‘彻底砸烂’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一概取消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教育革命的目的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旧的教育制度”。

　　文章还引用了列宁的语录：“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手段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亨一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就够了一一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是何等鲜明的414的观点!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分量是人所皆知的，因而立即在清华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自然是欣喜若狂，开动大喇叭，不停地广播。蒯大富则是气急败坏，组织人马围攻《人民日报》社，要和任立新进行辩论，并说什么“《人民日报》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了我们的政。”

　　《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为所动，反复地播送这篇文章。时隔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自己有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清华的人听了以后，觉得这简直就是专门批评蒯大富围攻《人民日报》社行动的。

　　蒯大富总是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与宣传机关对着干，从《红旗》杂志到《文汇报》，从《人民日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要不符合老蒯的胃口，他就拉起一支队伍去造反，轻则批判，重则围攻。

　　蒯大富这样对待宣传机关，源于他们对宣传机关的偏见。早在67年的8、9月份，他们在《干部问题》的文章中就这样说过：

　　学校里的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414喜欢用公开发表的文章来解释现象，团派喜欢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谢富治、王力、关锋同志的讲话来解释现象。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现象呢?难道二者还有什么不同吗?答：有不同。或者是中央的宣传计划还没有达到团派所急需达到的阶段，或者是现宣传部门还有大坏蛋。

　　不要以为这是热昏的胡话，它准确地反映了清华的现实，也生动地刻画了团派极端分子急切希望得到宣传机关支持的心理状态。

　　对于这种所谓奇特现象，我们有我们的解释。一方面，宣传机关虽然控制在陈伯达、姚文元手中，并且不遣余力地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公开煽动“抓军内一小撮”，但宣传机关的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蒯大富这些极“左”派的观点，他们撰写的文章还是尽可能地体现了党的一贯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碰头会一直由周总理主持，党政大权始终掌握在总理手中，公开发表的社论等重要文章都要经过总理（中国文 革研究网）的审阅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不能成为党报党刊的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所造成的危害。

　　我们414总是能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文汇报》中找到支持414观点的“理论根据”，并据以批判团派的观点。团派指责414的这种做法是“捞稻草”。414则理直气壮地将宣传机关公开发表的有关观点和论述收集起来，编印成册，并命名为《稻草集》。

　　第二篇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和“彻底砸烂”》尖锐地指出：

　　在“彻底砸烂”问题以及其它许多问题的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质问题上的争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封建国十七年来我们国家政权性质的估计问题上的争论，显而易见，所有的争论都紧紧围绕着阶级斗争最核心的问题一一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建国十七年来，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我们的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没有十七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是一场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彻底改善”就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彻底砸烂”就是一句反动的口号。

　　我们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和任务牢牢地定格于《十六条》所确定的“斗、批、改”，文章说：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中国文革 研究网）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很清楚，这里规定的任务是“斗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改革”上层建筑，为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彻底砸烂”。

　　我们接过任立新给我们提供的理论武器一一列宁语录，将“小私有者”的桂冠牢牢地扣在蒯大富的头上，说他的“彻底砸烂”实际上是小私有者反对大私有者的疯狂行为。我们主张解放干部、让干部掌权，你们说我们是还原派，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说你这样的造反派掌权就是小私有者掌权，就是建立小资产阶级独立王国，那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

　　《评红教联一一三评“大翻个儿”的理论和实践》，重点批判红教联的观点，把清华两大派斗争的阶级背景和“大翻个儿”论、极“左”思潮的阶级根源都归结到红教联的头上。

　　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也是我们与蒯大富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三纵队时期，两派曾经就崇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还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等问题展开过激烈辩论。而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又往往首先表现在如何正确估计文化革命的形势问题上。去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就要收了，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红色政权，恢复生产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平时状况。蒯大富却认为：全国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要跟着林彪“重上井冈山”。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认为：经过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资产阶级当权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的界限已经分明，或较为分明，要尽快解放大批干部。蒯大富却认为：全国处于内战前夕，复辟前夜，并发出号召：武装造反派，打倒“带枪的刘邓”。

　　蒯大富们总是危言耸听，为他们乱揪、乱斗和“彻底砸烂”制造借口，不停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而满天飞的所谓“首长讲话”和小道消息却又不时为蒯大富的论调提供一些左证。

　　现在，1968年年初，文化革命的形势怎么样?文化革命怎么搞?怎样才能高屋建瓴地批判老蒯的错误?怎样才能抵制那些不符合我们胃口的“首长讲话”?这次我们找到了新的理论武器一一毛主席最新指示。

　　这里讲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是指1967年的10月份，中央发表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毛主席强调大联合，三结合，强调解决干部问题，后来，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教育革命的有关指示，随后中央又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必须按照系统、按照部门、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纠正极“左”，稳定局势的重要部署。按我们的理解，文化革命正在收尾。这正是我们希望的，我们衷心地拥护这些指示。

　　可是老蒯却另有解释，他们认为毛主席最新指示不适用于清华，清华特殊。他们的清华特殊论，一是说，清华资产阶级堡垒顽固，旧清华尚未彻底砸烂；二是说，清华左派力量强大，可以单独掌权，无需三结合。此时江青的11.12讲话给了老蒯极为有力的支持。在11.12讲话中，江青除了说“不许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外，还反复强调：文艺界文化革命没有搞深、搞透，要乱敌人、乱敌人，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的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

　　我们414的人对江青讲话非常反感，认为她鼓吹重新大乱，与毛主席最新指示唱反调。但是我们又不便公开反对。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们反复思考，反复讨论，决定高举毛主席最新指示这杆大旗。一方面，我们认为毛主席最新指不才是当前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中国文革研 究网）真心诚意地希望按照这些指示去开展文化革命，把国家政局引向稳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从斗争策略上考虑，抓住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这杆大旗，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清算蒯大富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我们在批判蒯大富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同时，也批判了一切违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首长讲话”。但是任何人也别想抓住我们什么把柄。于是三篇“评大翻个儿派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就被炮制出来了。

　　第三评《大翻个儿的12．25行动矛头对准了谁?》的背景是这样的：

　　1967年的12月25日，蒯大富又搞了个12．25大行动，拉出6000人的队伍，到长安街、天安门、前门游行示威，张贴标语。这次行动的主题是“排除一切干扰，扫除一切障碍，迎接九大召开”。1966年的12月25日，蒯大富搞了个12．25大行动，首次将刘少奇的问题捅向社会，蒯大富自以为在反刘少奇的问题上立了头功。今年他以纪念12．25行动一周年为名，又要立什么新功呢?在动员会上，蒯大富说：“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各种政治势力都要在九大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要扫除九大的绊脚石，为九大立新功。”

　　他们要扫除什么障碍呢?团派广播台广播鲍长康的“座谈纪要”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一贯认为414是反动保守组织”，“你们恶毒攻击聂元梓、蒯大富等革命造反派，妄图使他们不能进入中央委员会，你们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哦，原来414是蒯大富进人中央委员会的障碍，当属扫除之列。批判吕应中、绑架陈楚三，打击414等等一方面是为蒯大富在清华建立小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他们还有更大的“狼子野心”一一为那些不是党员的造反派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夺取党权、政权扫除障碍。

　　可是仅仅一个414，不值得蒯大富兴师动众跑到长安街去大声疾呼，我们认为，他们真正的矛头是指向414的“黑后台”，或414在九大的所谓代理人。谁是414的“黑后台”?在蒯大富的眼里，总理和康生是414的“黑后台”。

　　从67年初28团反对康生以后，蒯大富就与康生结下了“梁子”，虽然康生后来曾经试图化解他和蒯大富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康生与其它中央文革成员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414，蒯大富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蒯大富抓了陈楚三以后，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布：“陈楚三与康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文革研究网）康生的养子”，无非是向世人暗示，他们的矛头是直指康生的。

　　周总理更是蒯大富企图建立极“左”政权的最大障碍。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一直影射周总理是什么“陶二世”，什么“二月逆流的黑主帅”，什么“杨余傅最大的黑后台”。总理批评1．6行动，不参加团派5．30革委会成立大会，也从来没有批评过414。他们影射周总理是414最大的黑后台，并声称只有将这个黑后台揪出（中国文革研究 网）来的时候，清华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蒯大富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正如我们分析和猜度的那样?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当然不会放过攻击蒯大富的机会，毫不犹豫就给他们结结实实地扣上一顶“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帽子。

　　414抓住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旗，团派抓住江青11．12讲话的大旗，我们指责团派“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团派指责我们“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六评”之后，清华两派的论战基本结束，论战的气氛没有了，有的仅仅是恐怖。论战的激情没有了，两派秀才都已筋疲力尽。论战的题目也没有了，所有的领域都已涉及，大家都不愿重复说过的话。论战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尽管各自都声称本派取得了胜利。



转自中国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