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张鸿庆：《倒下的英才》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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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伟、张鸿庆：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读后


　　去年底，唐金鹤的书《倒下的英才》在文革清华学生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陆小宝为这本书写的序《复原清华白日武斗的真实面貌》也遭到了诘难和非议。其中争论到是谁挑起了清华武斗？谁打了人（主要指毒打干部、毒打被抓住的对立派“俘虏”）？受到埋怨最多的是李自茂，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五三〇武斗》。这是当年团派中人的第一篇纪实性回忆文章。文章不错却受到埋怨。唐金鹤可以写她的所历所见，对立面的人也可以写自己的所历所见。多年来，我们多有运动，没有反思；只有遗忘，很少铭记；只有印象，没有统计。《倒下的英才》揭开了母校触痛较深的伤疤，揭示了大学教育中的问题，揭露了政治斗争中的丑恶。

　　三十多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青春的经历埋了单，我们仍然不停不休地追问历史：真相在哪里？谁是罪魁祸首？母校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陆小宝著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这句话引起了众多同学的共鸣。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都开始讲述各自“心中的文革”（周泉缨语）。中国人要完成精神上的启蒙，中国人需要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

　　◇　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

　　文革初期，蒯大富的造反经历吸引了两个“司令部”的目光，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魔力，蒯大富成为了两个“司令部”博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标志着蒯大富上了中央文革的战车。蒯大富坚持怀疑一切，迷信权力决定一切，提出“大翻个儿”的口号，高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成为了清华乃至全国的明星。毛泽东、江青欣赏蒯大富是必然的。蒯大富做到了“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只是蒯大富的痞子心态和政客表现失去了清华的群众基础，也许蒯大富一如今天他所说的：“当时有了权也不知道怎么用。”也许他不会掌权，不会用权，但权力的诱惑，侵蚀着他年青的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任何独裁者都不相信“共和”，都不能容忍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414”的成立，表明了清华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彻底破裂。“5？30”成立革委会的流产，为清华园内所谓“国共两党的斗争”拉开了序幕。罗征敷、孙华栋的死，让这场政治斗争染上了血腥。然后正剧开始了：抢占科学馆、大礼堂，动农馆战斗，八号楼攻坚，530大武斗，火烧科学馆……最后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带瞄准器的步枪和手榴弹出现在清华武斗现场。历史是放大了的现实。《倒下的英才》有血有肉地记述了当时的残酷，让人震撼，让人悲伤，让人不忍卒读。

　　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权力的归属是斗争白热化的内在动因。

　　“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马上得天下”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唯一药方。蒯大富自创的“权经”让他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对权力的追逐，让造反派上了一个台阶，权力的舞台演变成了造反派政治生命的断头台。

　　二、江青的“文攻武卫”和中央的默许是蒯大富敢冒清华之大不韪的原因。

　　清华武斗中，蒯大富一方是有恃无恐的。蒯大富虽然没有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当上清华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已经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信奉“强权即真理”，对于不能说服的，压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送来了“文攻武卫”的尚方宝剑。蒯大富的骄纵之心日益膨胀。随着关锋取代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蒯大富也把手伸向了军队：他指挥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将刘志坚囚禁在一号楼506房间；鲍长康手持关锋的介绍信窜到了北海舰队……发展到“727”向工宣队开枪。这是一个“上贼船”的长过程。

　　三. 蒯大富挑起武斗是受到北大聂元梓的启发。

　　老蒯曾多次谈到北大聂元梓用武力将对立面“井冈山”打跑了。蒯大富用武力将“414”赶出清华园的动机是十分明确的。正如陆小宝所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华武斗是蒯大富挑起的，“414”参加武斗出于无奈，出于被迫。“414”坚决反对蒯大富统治清华，反对“痞子掌权”，不惜冒着反对中央文革的政治风险，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被迫卷入了清华武斗。其中的中坚人物恰恰是一些并不极端而相对温和的学生。

　　四. 蒯大富参与了清华武斗的决策和行动。

　　武斗中，团派每次大行动之前，鲍长康等人都要把蒯大富送到校外，制造蒯大富不在现场的证据。但谁都无法否定蒯大富下决心将“414”赶出清华而不惜武斗的动机。《倒下的英才》中说明在攻打东区浴室战斗中，下令断电的是蒯大富。蒯大富还参加了一次主楼前对“414”成员出学校的伏击战。周泉缨常讲：蒯大富最了不起的是敢于开枪，尤其是敢于向工宣队开枪。如汲鹏所言，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有其纯朴的一面。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政客，蒯大富有其阴毒狡诈的一面。蒯大富抄徐向前的家后，将徐帅的保险柜弄到了清华，周总理下令要蒯大富把保险柜送回去。在1966年12月三总部联合后的一次总部会上，老蒯刚传达完周总理的指示，就决定将保险柜连夜送到天津用氧气割开，蒯大富的原话是：总理的指示只在北京地区有效。

　　开枪，是清华园武斗升级的重要标志。清华开第一枪是蒯大富决定的，他还出了一个十分阴毒的主意：即用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因为五支步枪不可能同时打中目标。“凶手”可以推诿不是自己打中的。杀人需偿命，但总不会打死一个人枪毙五个人吧？这种企图逃避法律制裁，更要逃避良心谴责的“高招”已经超出了人性和道德的底线。这个主意仍然来于实践：北航“红旗”红卫兵群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谢富治掌控的海淀公安局将主事的几个人抓起来，每人轮流关了三个月。蒯大富从中受到启发，想出了这个损招。

　　五.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研究文革总结教训所必须。

　　在审判“四人帮”时，需要给蒯大富定性判刑。蒯大富在近十年的隔离和监禁中没有丢掉清华学生好学多思的优良传统，他引经据典，从一九五二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到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军委十条，从动机和行动上力辩自己没有反革命的动机和行为。他说：“我上大学，参加文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为革命，说我动机不纯可以，说我个人野心膨胀可以，说我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可以，我有私心，唯独没有反革命之心。我在文化革命中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按中央文革传达的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干革命，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蒯大富言之滔滔，雄辩不已，让法官和律师为之尴尬。据蒯大富讲，最后是一个名律师两句话就让他低头认罪。其中一条就是：若你蒯大富不是打砸抢分子，全国多少打砸抢分子将逍遥法外？如果你不认罪，岂不都是毛主席的罪？于是蒯大富认罪伏法，总共被囚禁了十七年。他出狱后这些年中，唐伟不止一次地追问蒯大富：你从1966年8月被周恩来总理宣布不是反动学生，到1968年7月27日，总共风光了不到两年时间，1970年就被迟群，谢静宜带领的军宣队，工宣队弄回清华隔离审查。1976年，毛泽东先辞世，江青后被打倒，1976年之前他们没有为你蒯大富说一句开脱的话，你心中竟没有一丝怨恨之心？每次蒯大富都这样回答：“肯定没有怨过。”

　　《倒下的英才》出版后，在当年的同学中引发了较大的争论：哪一派是好人，哪一派是坏人？哪一派好人多，哪一派坏人多？其言辞尖锐有如当年的派仗。其实这种争议意义不大，历史需要的是真相，一个民族需要从灾害中吸取教训，不再犯重复性的错误。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责任人，并不是说上面的人，下面的人，身边的人，对立面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或罪行都推到蒯大富身上。一个民族，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审和反省。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发现只有批判别人才是深刻的，而检讨自己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年过花甲，已经和正在被社会边缘化，为了国家民族的启蒙、进步和文明，对我们的亲历进行理性的梳理总结，如陆小宝言：尽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已写书回忆清华文革的四位同学：沈如槐、周泉缨、孙维藩、唐金鹤都是好样的。“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他们和许多清华学子，比如最近见到的李自茂同学夫妇，谈到当年，大家最常用的四个字是：“无怨无悔”。是啊！正当我们青春年华，我们真诚地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苦难，让人生绽放，也造就了众多校友的传奇人生。我们都感同身受，无怨无悔。

　　六、各有各的责任，应彻底清算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蒯大富是文革一线的卒子，清华武斗的直接责任人、指挥者。追究更深层，是毛泽东及其路线、专政理论应为文革及其对社会进步的破坏负责。虽然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发了决议，但从来没有清算过。毛泽东提倡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教育和实践不仅迫害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也教坏了文革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和道德观。可以说，这就是“红卫兵”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最高指示”以及“文攻武卫”等口号，蒯大富也不能形成一呼而天下应的局面。

　　◇　是什么原因将莘莘学子变成了打人暴徒和杀人利器？

　　红卫兵是文革灾难的替罪羊。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我们少不更事，听命造反，上面有更大和最大的责任人。说不是，是因为我们考上了大学，进入了社会的精英层，已具有完全的社会责任能力，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414”头头沈如槐，以及汲鹏和但燊等人，他们都承担了“414”在武斗中干的几件事情的责任。他们的档案中记录着当年的责任，他们本人都成了中国干部体制序列中的“弃子”。

　　清华武斗中老团打过人，老四也打过人，卞雨林或死于毒箭，许恭生被乱枪刺死，除了《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许多人，还有许多人遭受毒打。读过这本书并参与争论的叶志江、陈育延都挨过打。应该指出的是：清华园中哪些人最先动手打人？还应指出的是：每一个打人的人都需要认错，需要反省。文化革命中最早打人的是受“血统论”毒害的高干子弟。清华最大规模的打人抄家发生在1966年的8月24日，除了推倒二校门，还把“黑帮干部”关到了二教和科学馆进行殴打。化003班的李永德硬闯进了科学馆，虽没亲眼看到正在打人的人，但惨叫声和呻吟声不断。“八九”红卫兵中还有一个干部子弟，在抄蒋南翔校长家的时候，将蒋南翔摁在地上罚跪，把蒋南翔的母亲，吊在面前的樑上毒打，蒋南翔校长被“解放”后，几乎原谅了所有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学生，就是没有原谅这位同学。天理良心，谁也很难原谅这种禽兽行径。

　　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八九”红卫兵。很少提到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跳出来的“革命小将”。比如清华大学的“8？24”事件，贺鹏飞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们在父辈的保护下将过错全部推到了蒯大富和“造反派”的身上。一些打人抄家、冲锋在前的高干子弟，文革后一直身处高位。现在又有某些高干子弟成了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多么希望他们也能深刻地反省和自省啊，希望他们也能积极地回应陆小宝的呼吁，尽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01年母校九十周年校庆时曾有誓言，要在百年校庆时将母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现在百年校庆很快就要到了，而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却渐行渐远了。一个校友极端的说法：现在的清华大学要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是不可能的，培养出慕绥新那样的贪官是一定的。这些议论或许有偏颇之处，结合唐金鹤出的题目，回忆和总结文革中倒下和没有倒下的“英才”们，我们想试着找寻学生变为暴徒的原因。

　　一、 割断历史，让人轻狂

　　两年前，一位同学从四川来电话询问：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唐伟的大哥1955年进清华读书，在清华工作了一辈子。电话里唐伟的大哥半明半白地讲了好一阵，什么清华学堂，清华大学之类的。最终也没讲明白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

　　中国人最大的神灵叫做祖宗。中国人最怕被人说“忘本”，被人数落“数典忘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才知道自己也是这种人。我们进清华以后所接受的校史教育就是蒋校长总结的“三阶段两点论”。其内容是解放前为第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为第二阶段，1957年反右以后和大跃进背景下开始的教育革命为第三阶段。“两点论”就是用“一分为二”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这三个阶段。重点是领会“南翔精神”。至于清华的校长，解放后是蒋南翔，解放前的校长基本没人提及。隐隐约约听说有一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的梅贻琦。用阶级观点看问题，第一阶段是按照美国模式办校，培养亲美人才，基本上是被否定的。第二阶段是指“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清华这所综合性大学被调整成了一个工科院校，功过是非一分两半。第三阶段是成绩斐然，清华的教育成果展览主要是讲这一阶段的。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头戏，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参观“反右展览”，每年隆重纪念的是“一二·九”运动，那里有蒋南翔学生时代的革命事迹；包括“教育革命成果展览”，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清华学生津津乐道的“清华香肠”。

　　清华非常强调其革命传统。当年图书馆前立起纪念韦杰三烈士的断柱。对解放前夕的清华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人却语焉不详，我们新生想当然地认为是蒋南翔，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年清华支部书记是袁永熙，此人1957年当了右派，于是他的名字不见经传。名留青史的“五四运动”已被北大专美于前，清华大学当年的表现是在校内声援城里的爱国运动，似乎并没有人去参加傅斯年等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清华每年隆重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蒋南翔当年起草的文章中有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更是脍炙人口。被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从小就心生向往。

　　清华大学的历史是民族国家的蒙难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历史。梁启超先生在一次讲演中引用《易经》中的话“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引起众多清华学子的共鸣。改革开放年代，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的罗征启和夫人梁鸿文将这八个字和“闻亭”的古钟放到了一个徽章上，流传开来，也有人将它作为校训。其实在我们当学生时经常听到的校训是：“又红又专双肩挑”，“听话出活”，“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这两句是不曾听说的。

　　满清年间的“庚子赔款”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赔偿的款银为4亿5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人均赔白银一两。美国政府获其中3200多万两，在满清政府中的开明官绅的争取下，美国国会同意将赔款中的近半部分用于中国的“慈善事业”。于是就有了最早的清华学堂。因此，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从出现在北京西郊这个皇家废园之时，就带着屈辱的胎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响应的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了反抗亡国亡种的救亡运动中。举起“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五四运动”，本应承载“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但是严苛的国际政局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人的精神长时期处于“蒙昧”中。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启蒙运动”，皇帝“逊位”后的百年里，皇帝梦还是中国人的美梦之一。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以及那个“狂人”还是中国人的写照。《过客》中那位能听见前边呼唤声音的老者仍是中国人中的极少数，而且是来去匆匆的过客，鲜能吸引民众的目光。

　　从第一批录取的清华学子开始，清华人背负着这个中了魔咒的宿命，负笈而行，远渡重洋，然后学成归来，在这个“小五王爷”的废园中著书立说，传播先进的民主科学知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最后四，五年中造就了清华的声望和学风，重量级的学者和大师们有如一颗又一颗的星辰升起在东方。显示了西学东渐的成果，也凸显了东方文明传统的独特魅力。清华学人中的探路者是清华永远的骄傲，是我们永远尊敬的学者和恩师，他们的姓名不应被清华百年校史抹杀。

　　中国的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余年，随着慈禧的一纸敕书，千年的书院制度也随之星散，传统的师承关系也疏淡开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清华的国学大师、科技大师们的出现，成为了清华传说中的美谈，那个年代是书院文化最后的回光返照，师生情谊犹如父子。

　　历史总是被胜利者浓墨重彩书写，真相却被掩饰起来。1949年以后批判胡适所代表的亲美思想到“反右”，到文革十年，清华都是重灾区，这段耻辱无法舍弃，无法忘却，无法掩饰，更无法改写。

　　我们又要提到蒯大富和“团派”。“团派”并不是由坏人组成的反动组织，它的总部委员都是我们的同学，其中不少人都是我们一道反对工作组的战友。老四强调解放干部，原清华领导层中的上层干部，多数却加入了老团，如何东昌、艾知生、滕藤、李传信等等。这些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着丰富经验的领导，真的要反对十七年，来个“大翻个”？真的那么中意蒯大富当清华的校长？李传信一语解疑：“经过五七年反右，我们这些人再也犯不起错误了。”当时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毛主席更中意蒯大富，中央文革、谢富治代表的北京市革委会支持蒯大富。1968年7月27日前的近两年中，蒯大富控制了清华，虽说他“有权也不大会用”，但这两年却烙下了“蒯记”。

　　以后的八年清华是8341部队名义下的迟群的天下。迟群执掌清华大权八年之久。迟群何许人也，“御林军”8341部队中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是一个集军阀、党棍、文痞诸般恶习的三料混世魔头。清华“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江西鲤鱼洲大牛棚……对清华师生的身心迫害和致人于死命，罪行不亚于任何一个武斗凶手。温柔的杀人，虽不见血腥却更加残忍，强奸民意而操控的群众运动是货真价实的“冷暴力”。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右倾回潮”，无一不是“最高指示”从中南海进清华园，再从清华卷起，流风所及，全国遭殃。“梁效”恶名，名扬天下。

　　时至今日“三大作风”演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和自我吹捧相结合”的三大歪风。其根本在于对历史的造假。如果执政党不再以“三代领导”核心自我吹捧和抬高，而是如实记载历届总书记的姓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发起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才有可能盼到诚实的党风、民风。校园的塑像不仅有革命伟人闻一多，还应该有文学大家闻一多，科学馆的奠基人、疯癫死去的叶企孙，更应该有人文大家陈寅恪，水利专家黄万里……让他们的学术、人品流芳后世，才能彰显清华的优良学风。如果当事人、后来人不反思反省，何来一个民族的启蒙？

　　二. 党化教育是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延续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在蒋南翔校长主持编制的“高教工作六十条”指导下，清华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系。将“又红又专”通俗地称为“听话出活”，要求学生思想要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层楼”。“反右斗争”后提出将清华党委建成“能开万人顶风船的永不漏气的发动机”，仿照解放军“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了班、年级和系为单位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新生入学开始就在政治课上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灌输”教育。在新生一年级就发展党员，特别注重在高干子弟中发展党员。“社教”运动后期，中国政治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清华更是加快了发展党员的步伐。客观地讲，蒋南翔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上是建国后“十七年”高校领导模式的第一人，他对清华党委和学校的掌控是成功的。如果没有上级的一纸文件，清华园内没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能把他打倒。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在中国，是国民党最早进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模仿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了“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教育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党化教育”，停止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东方国家文化专制主义传统从此开始在大学中延续。中国近代教育泰斗蔡元培在1922年《教育独立主义》中写到“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同样一个蔡元培在1927年写下的政纲《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又写到：“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主张用国民党的正统理论限制教育界的思想自由。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巨大的惯性力量。

　　在新中国，一元化的党文化被毛泽东发挥到极致，不仅要为政治服务，而且是为一元专制主义服务。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开端，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把文化的发展压制到最低点，而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往往针对着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也没有停止过对有独立思考的文化人的豢养和迫害，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残害“敌人”，从而造成几代人“人性”迷茫和缺失。为什么受高等教育的学人会粗暴地对待同学、老师、群众团体？为什么会如此践踏人性、人权？包括前几年清华一位学业优良的学生用硫酸泼动物园的狗熊事件，都是这种教育造成的毒害和恶果。

　　在清华的历史上，至少有四件事情需要思索和反省：

　　1、1928～1930年罗家伦“党化清华”；

　　2、1952年的院系调整；

　　3、1957年的“反右”斗争；

　　4、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其中1968～1976年的迟群、谢静宜时期更是研究的重点。他们对清华的掌控达八年之久。党化教育的结果使清华成为了中国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权力场。成为“血统论”猖獗泛滥的大市场。政治压力下，清华大学迸发出来历次政治运动从未有过的疯狂力量和激情，其血腥味虽不及青海西宁大规模地开枪杀人、武器的水平远不如山城重庆那样夜夜枪炮响鸣，但惨烈凶残让全体师生员工都成为了在劫难逃的牺牲品。“工程师的摇篮”成了政治角斗士的训练场。“倒下的英才”中不仅仅是死去和伤残的师生，它葬送掉的是曾经准备冲击科学禁区、决心摘取学术桂冠的数代学子。

　　大学校园中失去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迟群、蒯大富上台不行，“414”上台就行吗？结论是肯定的：同样不行 。

　　三. 告别专制、走向启蒙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余年了，日渐丰富的史实和史料指明：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责任人，背后的黑手就是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不打自招的“伟大领袖”。《倒下的英才》出版后引发了众多老团老四的争论，只能说明不少人还没有从当年派别之争的定式格局中走出来，仍然生活在文革的阴影里。更说明了认识真相、反思教训、总结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满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没有政府强加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学校被党化以后，官方的正统思想主宰了教育，学校又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

　　党化教育不仅是苏联极权制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延续。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专制主义文化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皇权意识和奴仆哲学并不会自然消失，却早已经普遍内化到了中国人的心性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种种暴行，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高等学府，“百日武斗”中时常有命案发生，学生的尸体摆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竟无人过问。有暴行必有暴徒。暴徒、暴官、暴君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必然产物。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这种为祸之烈的君主还是这种制度的产物。

　　文革前反对党支部书记就可能获“反党”罪名；文革中只要不反对一个人，反其他的人都不算“反党”。这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讲，是一种解放。我们曾经总结大学生活的三大收获，一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二是认识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三是解放了思想。那些威荣辉煌的大人物走马灯似地闪亮登场，却又转瞬坠落；各级党委领导成了“黑帮”；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学生被高高抬起，又被长久抛弃；工农兵真的是国家的主人，或是权力更迭的工具？只有一个人永远正确、伟大、光荣？我们以为1949年军事胜利造就的政权更迭使中国人站起来了，或者以为今天中国人有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就站起来了？其实，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进步，路程还十分遥远。

　　作为亲历者之一，经历了在科学馆近六十个日日夜夜之后，今天读到唐金鹤的叙说，那一幕幕声色情景，展现眼前，恍如昨日。感谢她作为一个清华学子用心去叙说了那个年代，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语）。倒下的英才可以瞑目了。

　　期盼开展更深入的思想解放，彻底批判那个时代，那些误人子弟、遗祸社会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为后代留下清净的天与地，人性与良知。

　　唐金鹤一人之心代表了万人之心，我们谢谢她！

　　二○一○年愚人节于珠海

　　二○一○年五月十三日定稿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62411988.html

hachen

我大概也不能超越派性，对《倒下的英才》不能释怀。本来我没有打算细读这本书。偏偏蒋南峰送了我一本。在京时有两天空闲，禁不住读了一遍。所以首先对它发表一点读后感。这是一本充满了派性的为414辩护的书。所以我要就414 的暴力倾向说几句话。

有人喜欢玩弄细节、内幕，我则喜欢抓住众人皆知的大事。414一成立就唱出了他们的完蛋战歌，“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我还不知道全国有哪一个群众组织用一首这样充满暴力倾向的血腥的战歌。414唱着这首歌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击井冈山广播台，制造了清华大学规模最大的群体性的肢体冲突。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我们班的两派恰恰面对面对峙在新斋（？）外的路上。即使在工作组时期，我班的两派，也没有这么对立过，就是玩车轮战也是假手低年级同学来干，同班同学还是下不了手，这一回，倒是面对面了。随着完蛋歌在清华园的轰鸣，理性批判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清华武斗是早晚的事情。

当然，如果团派的领导人非常理智，认识到只要不发生武斗414 就没有前途，也许可以避免武斗，但是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1968年3月武斗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早日离开，否则尽管我一直主张防止武斗，但是也难保不被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卷进去。

    唐金鹤说他们的战歌只是唱唱而已。这只能说她不是幼稚就是诡辩。战歌有它自己的功能和规律。当了祖母的唐金鹤不应当这么幼稚。希望她扪心自问，好好想一想吧，一天到晚唱这种歌，两派之间如何还有理性讨论的空间，失去理性又失去外界的制衡，不发生武斗有其他可能吗？

请她不妨做个小实验：是否可以唱着她心爱的战歌安然入睡。

就是从唐的这本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414先占领了科学馆，然后团派占领了大礼堂。也就是说武装割据也是414 先迈出了第一步。

这本书的派性还集中地表现在对许恭生之死的回忆上。她是许的同班同学，但是她的414立场是再鲜明不过了。关于许恭生的死因，她拐弯抹角就是不肯说是老四杀了许恭生。她说天时地利对许恭生不利，又说许恭生刺伤过许多老四，激起了民愤，老四同仇敌忾要教训许恭生，也就是说，许失去了人和。失去天时地利人和，这岂不是说他该死吗？然后她又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害死了许恭生”，这是书中的一个小标题。总之老四是没有责任的。的确，也没有人对许恭生的死承担法律责任。然而，二十多支长矛扎下去了。据她说，多数在大腿上，但是有两处要害。把人扎了20多下而不送医，等到团派有机会把他背回去还能有多少救治的希望？如果那二十几个人有起码的良知——在武斗中良知经常被兽性盖过——他们本可以俘虏许恭生然后把他送去就医，那样的话或许许恭生还可能有生还希望。老团就曾经几次送重伤俘虏去医院，这也是从唐金鹤的书中看到的。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到谁更失去了人性，我只能说是唱着完蛋歌的那一群。

《记忆》2010年6月15日，总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