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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华、程铁军进京谈判——《内蒙文革风雷》节选自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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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22 08:36: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进京谈判——《内蒙文革风雷》节选第23章7 N; V2 O% C/ y7 {( V; x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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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三章《中央召唤迷途的羔羊》,【注:……】为原书所附注释。现标题为整理者自拟。转自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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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中央召唤迷途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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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27日下午,师院值班人员向我报告,门口来了三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说有中央通知向东纵和呼三司送达。我在师院办公楼下的会议室接待了他们,三人拒绝落座。站在中间的一位是军官打扮,头戴伞兵帽,皮带上插着手枪,还别着手榴弹。两边各有一名战士,均头戴钢盔,一个端着冲锋枪,一个怀抱机关枪。看着他们三人几乎武装到牙齿,我暗自好笑。我说:“请不必紧张,你们是我们的客人,我们不会亏待你们。” 2 [7 B. J3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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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方代表进京- `/ N. o- M* a( `0 p/ x+ X
  军官向我宣读中共中央决定:让各方组织各派5人,其中包括呼三司,到北京参加谈判。我要求留一份书面通知,他当即交给我一份复印件,我在他出示的正文上签了字。他认真地问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师院东纵的勤务员,可以代表东纵,也可以代表呼三司接受这个通知。他说,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放下通知书便匆匆告辞。我让红卫兵把他们客气地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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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数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和那个军官相遇,他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还认不认识他。我一时僵在那里。他说:“你忘了,有三个全副武装的人给你们送一份中央通知?”我说:“这件事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是中间那位。”他哈哈大笑,说军区安排他来时,首长一再嘱咐注意安全,派两个特等射手保护他,他也带了手榴弹和自动手枪防身。“没想到你们那么客气,那么讲理。红卫兵把我们送上车后,还说,谢谢你们送来消息。我感到你们很文明,根本不像宣传的巨齿獠牙,是杀人放火的强盗。”) S: L3 c4 r. v& [
  呼三司接到通知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中央这份通知。参加会议的有河西818、铁路火车头、呼三司、林学院、内大、农牧学院、党委“红旗”等。会议决定,呼三司派郝广德;师院东纵是焦点之一,所以高树华也必须去。我和郝广德又推荐了刘文研。刘当时是政教系教师,熟读马列,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比我们厚实。工学院内部商定陈永华、周建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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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接见内蒙各方代表,是件重大事情。我作为呼三司首席代表,意识到责任重大,所以去北京之前,昼夜加班,准备各种材料,走访各方人士,许多老干部也是我讨教的目标。0 v4 U, @) O- i3 y" ]) z/ P
  韩桐的死对我影响很大。我派红卫兵四方打探,到底谁是开枪杀害韩桐的凶手,始终找不到答案。直到临上飞机前,终于从军区内部得到消息,杀害韩桐的是个叫柳青的军官。8 F* @( b( f3 o, P* r6 p! ]0 m" h* q
  出发当天,中央派专机来呼和浩特接我们。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在蓝天上,看到飞机在白云中穿行,心情反而十分沉重,到底前途怎样,中央怎么决定全是未知数。我们有信心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相信中央对内蒙问题会做出正确判断,但几方代表都有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都有胜算的可能。随着飞机的颠簸,忐忑中感到自己正要去完成一项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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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我们出机场的是总理办公室的两个秘书——赵刚和朱光明。他们把我们安排在西直门附近的建工部招待所,后来这里改为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到达当晚,在食堂吃饭时,发现人很多,饭菜十分丰富,我问工学院陈永华为什么,他说:“今天是除夕,明天就过春节了。”我竟然忘了这个最传统、最重要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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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在京的造反派不约而同聚在我的房间,双人标准间一下子挤了十几个人。大家一起悼念韩桐,为韩桐的死流下眼泪。有人透露,内蒙军区准备私下成立革委会,准备结合王逸伦几个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由无产者、红卫军组成。打算用几个人头进行庆祝。说话人指着我说:“你的人头是少不了的。”【注:几个月后,中央在解决内蒙军区内部问题时,这位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得到证实,军区拟定的镇压名单中,我排在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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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京当天,总理秘书赵刚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能找到高锦明同志。原来高锦明被列为内蒙党委一方首席代表,至今仍被无产者、红卫军扣留。赵刚说他已问过无产者、红卫军多次,都说不知道。我说:“你不要找他们,找内蒙军区代表,要严厉些。军区和他们是一家人,如果军区下命令让他们交出高锦明,说是中央意图,他们不敢扣留。”赵刚无奈地说:“试试吧!”果不其然,赵刚采用我的方法促成高锦明获释,由军区负责送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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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央首长接见一直拖到210日。2 e. \! R5 z' x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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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央首长接见四方代表9 \, C: r- B0 r: X# W& [
  那天下午,大轿车把我们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内,第一排坐着几位很胖的穿军装的老者,原来他们是内蒙军区的负责人萧应棠、吴涛、黄厚、刘昌等。第二排坐着高锦明、王铎、李树德、郭以青等内蒙党委代表。我们几乎和红卫军同时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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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首长进来了,他们是周总理、康生、陈伯达、叶群、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两个旁座上坐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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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穿一身军衣,显得非常精神。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中央领导,见总理,自然很兴奋。这时,周总理开始点名,他先从军区点起,当点到刘昌、萧应棠时,周总理问:“有人说你们开的枪。”- T! H) m8 C7 B3 ]6 k5 V% R
  二人矢口否认:“没开枪。”+ H' i4 v# M7 f' n* a
  问:“前面有人带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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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带着枪呢。”  o% y5 u( f3 W& n
  “事后检查枪管没有?开枪没开枪枪膛是不一样的。”; L( @% W& b" R" K
  “没检查。”4 e* z( D7 {' r- @
  周总理说:“你们工作做得不细,你们可能就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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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总理与军区代表交谈时,我已知道凶手是谁。因此,我事前写好一封信,内容是:据我们了解,开枪的人名叫柳青,是军区司令部的二级部长。但我们无法找到本人核实,又无法获得更多的旁证,如实汇报,请中央首长参考。我举起手,总理旁边一位工作人员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请他把信交给周总理。我坐在后面看到他把信交给了总理。总理看了一下,继续问内蒙电区领导:“你们是不是打过一个报告,让中央批准你们成立革委会。你们知道不知道,各省市成立革委会的批准权是在谁手里吗?是在毛主席手里,是要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意的。你们未得到中央任何指示,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成立革委会,这是违反纪律的大事。”2 ]5 o, U, t) Q+ e% \1 Q9 F
  周总理还质问:“你们不经过批准,有什么权力把内蒙军区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反革命,暗中关押起来这么长时间。这件事我们是得到《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反映,才知道的。”" h# \( m9 Y) p- I" o
  康生插话指出:“要注意军队的传统,我军的传统中,历来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对于这些批评,在座的黄厚、萧应棠都想不通。后来,当我和萧应棠将军成为好朋友后,我曾经问他:“当时周总理、康生批评你们时,你们服不服气?”萧大方地说:“我在红军当过断后团的团长,那时总理就认识我。心里是不服,嘴上还得执行命令啊。”他说其它人的情绪还要大一些。# s# z+ L( E2 S# n
  总理接着问第二排的党委书记高锦明和王铎。当问到高锦明时,周总理说:“你被群众抓走,他们打你没有?”高锦明说:“群众无非是提了很多问题,我应该实事求是地回答,不管哪派,他们没打过我。”之后,周总理开始点群众组织代表的名。第一个点的是呼三司的高树华。我站起来回答总理的问题。总理问:“你们为什么叫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叫三司,是否套北京的三司?”我说不是。我告诉总理:“内蒙原来有两个红卫兵司令部,第一个是19668月成立的,叫第一司令部。因为人员复杂,观点分歧大,后来很快就名存实亡。于是,内蒙军区和党委一些干部子女成立了革命造反第二司令部,设在二中,不久自动解散。我们是19669月酝酿,10月成立的,我们也叫革命造反司令部,因为属于第三号,人们叫做呼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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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笑了笑说:“你说清楚了。”接着他又问我哪年入的党。得知我是60年的党员时,总理一点头:“啊,当时你正读大学二年级,看来你在大学表现不错。”我说:“是党的培养。”总理笑了。接着康生(当时叫康老)问我:“你了解韩桐的情况吗?”我说:“韩桐是内蒙托县格尔图营村人,是内蒙师院英语四年级学生,家庭出身贫农。他家有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弟弟正在部队服役,叫韩梓。”康老问:“韩桐平时在学校表现怎么样?”我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我以党性保证,韩桐是位老实、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韩桐曾被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系三好学生。”他又接着问:“你怎么了解这么多情况?”我说:“我和韩桐一个系,韩桐一入学,我就是他的班主任,又当过他的辅导员,教过他课,所以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之后,中央首长又——问了郝广德、刘文研、陈永华和周建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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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群众代表有张三林、漠南、杜凡、张启生,还有一位包头铁路的代表曹文生。点完名,他们五位也反映了自己的观点和对文革的看法。中心一点,呼三司是反军的,谁反对解放军,我们就反对谁。五个人反复讲这个观点,几次被张春桥、关锋、戚本禹打断,说讲你们自己的观点,不要说别人如何。看来他们准备不充分,没有讲出多少自己的东西来。, J; j( {9 A/ S
最后总理宣布:“你们要打回电话去,劝告各方冷静沉着,要劝你们的部下,保持现状,脱离接触。中央准备派人下去调查,由内务部长曾山同志带队组成调查团,直接到内蒙去看看,考察你们汇报的情况,希望予以配合。”第一次接见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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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总理派曾山到内蒙  ]5 |, S. [8 D; }, G8 w
  曾山到呼市后,和内蒙军区、党委、红卫军、无产者几方面都进行了接触,还到内蒙师院了解情况。因为部队日夜巡逻,时有任意捕人的现象,造反派群众很多集中在师院大楼内,曾山受到被围困群众的欢迎【注:据目击者介绍,曾山一行到达师院东纵大楼(即文史楼)那天,挤住在楼内的几百名造反派流亡者,情绪激动,欣喜若狂。虽因长期被封锁在楼内(守卫东纵大楼),无法洗浴,显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见到中央调查组,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无论男女老少,个个热泪盈眶,口号震天,使调查人员颇为动容。】。曾山此行带着法医,由师院化二学生、东纵总部成员董玉华陪同,对韩桐的尸体进行检验,证实了我方的汇报。曾山把董玉华带到北京,由董直接向总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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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曾山专门看望了韩桐的父母和家人。接见时,韩桐的父亲介绍了他们的出身,韩桐的品德,并向曾山同志提出一个请求:韩桐有个弟弟韩梓,现正在内蒙一个部队当汽车兵,因哥哥的问题被团里关押起来审查,受到很大刺激,精神有些失常。要求军队领导把儿子交给他们照顾。曾山就此事出面干预,不久韩梓回到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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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山从内蒙回京后,专门请我、郝广德、董玉华到中南海核实问题。那是一天下午,天黑后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把我们三人带进中南海。中南海肃穆、堂皇,因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住的地方,他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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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内务部,提醒我们不要乱动,这里是分区办公,我们不懂他的意思,趁曾山还没来,在大厅里坐了几分钟,便走到院门外,冬日里,树叶已经雕零,花池留着残草。我们沿一条栽着松树的小路信步前行,后来便高兴地跑起来,以为小路可以通到很远的地方。不料,跑出不远,胡同旁两个卫兵喊住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明来意,两个卫兵很客气:“你们第一次来中南海吧,内务部的位置到此为止,没有通行证不能出去。”原来在中南海,到其它部门必须有通行证。8 I0 W9 ^- v7 U' g
接见中,曾山很和气地与我们核对事实,问我们整个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情况。其间,主要跟我们核对196724日那天下午,见刘昌代表团进军区大院的过程。我如实把那天情况讲完后,对曾山说:“军区是派人正式通知我们,组成代表团去会见的。事情发生后,反诬告红卫兵抢劫了值班室,打伤了卫兵。”曾山和蔼可亲,他安慰我们要听中央的话,他会把了解的情况真实地反映给中央领导。他一再嘱咐我们,多做团结工作,要教育自己,不要把错误都推给别人,要协助中央把内蒙局势稳定下来。他特别强调,内蒙处于反修前线,要提高警阳,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和国防安全。我们对这些意见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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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内蒙军区到北京捕人* O* ?4 i( A- R) Q2 A' |+ A& U1 }
1967
2月中旬,内蒙军区参谋长王良太,以中央军委命令和加强军队纪律为名,针对军区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开展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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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内蒙军区内已把一些同情或支持呼三司观点的干部停职关押,有十几人受不了折磨,逃离呼市地区。王良太、张德贵让军区保卫部组织人。在北京卫戍区秘密侦察。王良太下命令说:“要把外逃人员全抓回,即便逃到广州也抓,一个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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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下午,我送上访同志走出建工部招待所大门,被站在门口的两个持枪士兵拦住,一位军官生硬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住在这里?”我举目望去,停着三辆军车,从车牌看出是内蒙军区的车辆。我没好气地回答:“你管我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周总理的客人,是中央指示来京参加会谈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竟敢堵在门口盘查,难道还想在首都抓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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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官毫不示弱:“我们就是要抓人,就抓你这样的坏人!”我和军官争吵起来,惊动了楼内人。我方代表出来帮我,红卫军代表帮军人。有经验的内蒙党委书记,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报告内蒙军区到代表驻地抓人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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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军区人多势大,很快冲进楼内,挨门搜查。他们搜查时,我方代表跟在后面大声抗议,院内、楼内一片混乱。正在此时,赵刚、朱光明到了,随后,北京卫戍区执勤人员,把内蒙军区的人领走。内蒙工会一名摄影爱好者,及时把现场情况摄入镜头,第二天,我们按赵刚的布置写好材料,附上照片送交总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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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接见中,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萧应棠、黄厚、刘昌:“你们是部队的高级干部,应该知道,地方部队进入首都是要经北京卫戍区同意的。你们开着车,带着枪,在北京随便抓人,这是什么问题?如果各军区都这么做,北京人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证?5 ~" |# ^: f4 x/ M) C( f# X1 X/ D
康生和其它中央领导人非常生气:“你们不是一般的无组织无纪律,你们眼里根本就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军委。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到首都尚且如此,在内蒙,你们会更加无法无天。”那天,我和内蒙军区的人争执时,明白他们是来搜谁的。贴在军区内的《我的审判》的大字报作者,此时住在清华大学,是他们无法搜到的。而另一位军区政治部干部,当时正在楼内写一份要送交总理办公室的材料。他们全是从呼市逃出来的,我们必须保护他们。混乱中,我们把这位干部藏在三楼一个角落。三楼住着红卫军方面的人,估计内蒙军区不会搜查他们的楼层。果然,当张三林、杜凡等人向带队军官解释三层是他们的住处后,军人即刻撤离三楼。此时,赵刚、朱光明已赶到。; Q. r. L* r4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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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军人指挥围攻师院3 w- R5 o% D5 l, f2 {
  内蒙军区派往外地的军人战果辉煌。外逃干部被抓回后,挂牌示众近三个小时,均遭到毒打,连女兵也不得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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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央对军区个别领导人一再批评,耐心帮助,却收效甚微。6732日,王良太在军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们正准备大夺权,夺大的,呼市市委也准备夺权。现在牵涉到北京谈判,我们认为这与夺权不相干,该夺的,条件成熟就夺,谈判仅仅是缓和一下矛盾,便于中央了解内蒙形势和党委情况。”
* X0 G; y9 f7 _* z  在军区支持下,呼市地区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35日,铁路局的保守派“红铁战士”,追捕造反派,参加火车头的工人被迫到铁路沿线躲避。火车司机张孝遭到毒打,双臂脱臼。0 u1 [/ W8 V- ~. w, J8 E: Y
  公安厅大院内,支左部队对东方红造反组织的人员进行清理,连同情者也不放过。有一半干部被强令在大院内罚站,对造反骨干惩罚更甚,逼他们站在一个用木棍画的圈内,画地为牢,不准动弹。三月初,独立二师在工学院北视察地形,准备时机到时,对700多名造反师生动手。这一期间,师院、工学院、内大、林学院的墙外,每夜都有爆炸声,军区毫不隐讳进行军事演习的事实,试图以武力威胁。周围居民区的老百姓十分反感。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的宣传车配合军车行动,不停地广播,叫骂挑衅。0 B$ V6 }6 c2 Q+ x7 R$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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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军区政治部公开发布《致师院东方红战斗纵队的一封信》,信中宣布:师院东纵是牛鬼蛇神的大本营,是一贯作恶多端的反革命组织。这封信发布后,红卫军上千人堂而皇之涌进师院大院。东纵总部决定撤出办公楼及文史楼第一层,进入文史楼二楼以上,去往二楼的信道,用钢筋铁门封锁。从此,师院东纵成了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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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师院办公楼及文史楼一楼的红卫军人员,肆无忌惮地破坏学校器材,不少物品被抢掠一空。武装军车把守大门,车上的军官,随时准备指挥攻楼。9 @) L$ u/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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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枪要指挥党( x% V, z' M* }* M9 K6 K
  此时,内蒙军区处于压倒优势,他们开始组织党政干部,筹划成立呼市革委会(不报中央批准),准备于1967318日宣布市革委成立的消息,同时枪杀一批造反者,以示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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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的重要同盟者,是党委书记兼人委副主席王逸伦。1964年,王在中央党校进修期间,与天津某工厂会计有暧昧关系。因这个女人和多个外国使馆有联系,引起中央注意。乌兰夫把王的问题带回内蒙,让王坐了一段冷板凳。1966年初,在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王逸伦以受害者身份得到一个左派书记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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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逸伦支持成立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及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等组织【注: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是于1967年在呼市成立的保守组织,组成人员主要是自治区机关干部及高校教师,其中有120总部、红联总会、银锄纵队、内蒙古大学红野鹤、内蒙古日报社职工造反总部等等。】,与内蒙军区领导人黄厚、刘昌、张德贵、王良太一起,共同对呼三司实施围剿。" o( e  D3 @1 O  y6 c/ R0 ]
  中央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见时,王铎曾明确表示支持呼三司,批评内蒙军区的武力政策。316日,王铎避开众人,突然搬到王逸伦在京的住所,并于315日写信给中央表示改变观点,反对呼三司,与军区站在一起。1967318日,中央接见四方代表时,周总理批评王铎:“你的信我们收到了。我很惊讶你的态度改变得这么快。你把革命原则视同儿戏,你的事先放放。”) V5 M1 [! c' `, V; H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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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中央下达对内蒙的决定后,内蒙军区领导人离京时,把王铎一人丢弃在招待所内,陪伴他的是满地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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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军区和王逸伦等人成立革委会一事,被中央发现后,周总理严厉批评他们说:“只有毛主席有权批准成立革委会。你们好大胆子,竟然不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放在眼里,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立刻下令停止一切活动,会后写一份详细检查交来,要写清事情的经过,中央必须追查当事人责任。”  `7 x5 ]/ \% P. ]8 `0 Y
  我当时在场,没见过周总理如此气愤和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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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的干预下,内蒙军区一些人苦苦筹划的“登基大典”成了一场黄粱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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