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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华、程铁军全国文革第一声枪响——《内蒙文革风雷》节录自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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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22 08:29: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全国文革第一声枪响——《内蒙文革风雷》节录
转自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2234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二章《全国文革第一声枪响》,【注:……】为原书所附注释。
1967
1月是个多事的月份。我们刚刚声讨完内蒙军区围剿军队文艺战士的暴行,又从国外传来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消息。这件事在电台广播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


  一、军区门口等待接见
1
29日,呼市地区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地面白皑皑的一片,天气极为寒冷。内蒙地区造反派召开大会,地点在新华广场。大会由自治区直属机关东方红联社负责人张志蓬主持,由我发言。会开得很短,接着开始游行。我们大概有20多辆车,有解放牌,嘎斯69苏联老式车,有公共汽车,多数是卡车。我坐在师院一辆卡车的前座,东纵的红卫兵坐在后面的车箱里。游行队伍从新华广场出发,穿过内蒙人民政府前的新华大街向东行进,途经内蒙日报社、新城百货商场。当我们走到鼓楼时,看到前面出现一彪人马,足有三、四十辆车。我让队伍停下来,等待他们走近。他们举着三个横幅:“坚决支持内蒙师院东纵的革命行动!”“支持以高树华同志为首的革命左派!”“坚决要求内蒙军区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从标语看出,这支队伍和我们是同观点的,立时感到很温暖。
  他们的队伍也停下来,其中几个人下车向我们走来,双方互相通报。当他们得知,我就是师院的高树华时,十分热情,原来他们是河西公司的818造反兵团。河西公司属于中央七机部管辖,是研制导弹的保密单位。【注:这是我们首次得知呼和浩特有“河西公司”这个单位。由于该公司直属中央,又是保密的军工企业,平常很少同地方往来。是文化大革命,才使相同观点的革命战友走到一起。该公司的数万名工人干部,多数来自转业军人,许多是保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强的纪律性和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如果没有他们对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并及时采取行动,那天内蒙军区的开枪事件,将导致难以设想的重大伤亡后果。】当场双方约定,两队并作一队,向北到军区去请愿,要求他们支持革命左派。行进的队伍不呼口号,只举着标语。818走在前面,我们随后,形成一股很大的人流,总共有六、七十辆车。车队沿内蒙军区绕了两圈后,解散撤离。
  河西公司造反派负责人王志有向我提议,趁这个机会开个串联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在场的张志蓬也同意。于是,众人齐聚师院文史楼西侧一个公共课大教室,共有一二百人,没有座位的人站在后面。我推荐张志蓬主持会议,王志有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北京的形势后,继续分析内蒙的运动发展趋势。他认为内蒙目前处于造反派与保守派夺权与反夺权最激烈的时候,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王志有、张志蓬建议当场组成指挥部,请大家表态。张代表东方红联社,我代表内蒙师院东纵表示支持。之后呼三司、铁路局火车头、华建井冈山、党委红旗和市里一些院校造反派组织代表,也纷纷表了态。我代表师院东纵,推举河西公司818担任指挥部总指挥,大家鼓掌通过。我说,为了加快进度,应拟定一个行动方案,尽快实施。
1
31日晚,来内蒙串联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16名穿军服的学生,在内蒙军区招待所被围攻,这是内蒙军区负责人命令受蒙蔽的战士干的。第二天,呼三司观点的群众组织举行声援,军区才解除了对二医大学生的围攻。当时,王志有和我商量,趁大家都在场,继续开会。
  会议由王志有主持,河西818、呼三司、东方红联社三家负责人拟定了一个意见,意见称,当前内蒙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内蒙军区。现在内蒙军区一味袒护、支持保守派,若转向支持我们,肯定下一步的运动发展会顺利。会议还讨论了未来的运动斗争大方向,对内蒙党委应该怎么分析等问题,当务之急是争取军区对我们的支持。一致的意见迅速产生了一封送交内蒙军区首长的信,内容是请他们接见我们,允许我们与军区支左办公室坦率交谈,以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信就必须火速呈上,那么信使当然由院校群众组织红卫兵来充当为妥。
  王志有提议,由我和师院、工学院、林学院、呼三司的红卫兵来担当此任。我接受了指挥部的命令,领着十几个红卫兵立即出发,时间是21日下半夜3点多。我把信交给军区南门的卫兵时,再三嘱咐他,请他把值班代表请出来,我要亲手把信交给值班代表。卫兵拒绝了,他只答应我,把信交给值班同志后通知我们。半小时后,我得到了卫兵的答复,他说,信已交给值班负责人,负责人正打电话联系,把你们的信交给军区首长。我再次让卫兵转告,我们不走,要在门口等下去,今夜等不到,到明天、后天,要一直等下去。这位卫兵听出话音不寻常,便再次跑步到大楼亲自报告去了。
  塞外的一月,后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度,夹着北风,一般人很难抵御刺骨的寒气。我让体弱的、衣服单薄的红卫兵先回去,有几个同学回去又坐车回来,带来了厚的棉衣。我和红卫兵们一直等到天亮,什么也没等到。
  第二天一早,王志有领着河西818的造反派到达军区南门现场,他们的大轿车临时作为指挥车。与他同行到达现场的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议定,继续等待答复,要一直等到答复后再撤。消息很快传遍了呼市的大街小巷,社会上几乎所有造反派组织都派人到了军区门口,军区南门逐渐挤满了人。从送信到等待,仅几个小时的一般性事件,迅速演变成史称“军区门口静坐”的政治事件。
  指挥部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开始维持秩序,要求静坐的队伍离开大门警戒线5米远,严守现场纪律,并给人行道留下出入口。自然形成的队伍,按指挥部要求静静地坐在地上,每人手拿毛主席语录本。不久,广场上架起了大喇叭,用高音把请求军区首长接见我们的要求直接传送到军区大院里。
静坐和广播干扰了内蒙军区的正常工作,作为军事指挥官,必然十分恼火和反感。

  二、韩桐倒在枪口下
  军区南门口的人越聚越多,指挥部决定分批静坐,按单位轮换,昼夜不停。对峙僵持了四天,到24日中午,一位军官上了我们的指挥车,代表内蒙军区首长正式通知我们,可选派各组织的代表100人,有组织,有纪律地进去,与首长见面。
  在场的人十分兴奋,马上选好100人,由我组成一个代表团。下午四时许,我们一行人,举着“见刘昌代表团”的红旗,双排列队,来到军区门口。我问值班士兵:“你接到没接到让我们100人进去见军区首长的通知?”卫兵说:“知道,我接到了这个命令。”我说:“那好,请你开始点数。”
  由于这两天军区南门口不安宁,军区大门两侧横向停着两辆卡车,恰好把门堵死。我们进去之前卡车把门让开了,当我们100人全部走进大门时,身后的两辆车重新把门堵死。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从南门内两侧窜出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把我们100人一个个分割开,举手便打。戴着眼镜的我走在前面,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一个战士一拳打倒,身后的背包被撕开。“背包不能丢”,我下意识地回身往墙边跑,隔墙把书包仍在了墙外,边扔边喊东纵学生的名字,让他们把我的书包接过去。
  此时军区院里乱作一团,一些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开始反击。外面的大喇叭高声呼应:“反对毒打红卫兵,反对残暴行凶。”有些红卫兵从大门外翻过来参战。一见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打人的解放军在一声口令下迅速撤走,哨兵也离开了岗位。
  河西公司818许多人在部队工作过,有军事经验。他们立即命令红卫兵退出大院,不要再往里走,不要超过警戒线。如果超过警戒线,会为军队进一步下毒手提供借口。天黑以后,院内的造反派逐渐撤出军区大门。
  军区门口死一样寂静,刚刚发生的激烈场面,给大家造成太深的刺激和伤害。连夜,每家造反派小报、《内蒙古日报》改版的“东方红电讯”等媒体,都报导了当天军区发生的事件。
  夜色中,军区南门大开,没任何遮拦。造反派在指挥部的号令下,静静地在警戒线外坐等。
  我被送回学校,在医务室简单治疗一下,便在办公室沙发上睡了一会儿。第二天出门时,正碰上英四学生韩桐也要去军区。我当过他的班主任,又在红色燎原战斗团一起串联过,彼此非常熟悉。这两天,韩桐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在静坐队伍前面维持秩序。今天,他穿着一身用绿棉布做的军服,外面套着一件旧军大衣,手里仍提着那个喇叭。我们俩人没顾上吃早饭,搭上门口一辆去军区的车,来到了现场。
  王志有的指挥车内,人头攒动,忙忙碌碌。有人把买来的烧饼递给我,我顺手给了韩桐,让他赶紧吃。韩桐喝了几口水,吃了一个烧饼。这时,我并不知道,也未曾料到,这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食物。韩桐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到前面去看看,今天更不能乱,今天很可能出事。”他留给我的遗言,我至今铭刻于心。
  中午1215分,我正和指挥部的几个人商量下一步对策,突然听到两下像鞭炮似的响声。我没在部队工作过,没有枪战经验,但车内一些复转军人立即异口同声地说:“枪声!”有人来报告,说一个年轻同志被打伤了,要赶快抢救。我跑过去一看,是韩桐。当场,医学院的一些学生和在场的医生把韩桐抬到一辆吉普车上,呼三司负责人郝广德陪同,急送内蒙医学院抢救。
  慌乱中,我们尽量压抑住紧张心情,初步分析枪是从军区大院内打出来的。找来事发地点的学生询问,当时韩桐正给静坐的群众喊话,告诉大家要坚持下来,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要遵守纪律,不要超越警戒线,等待军区首长接见。说到这里,枪声响了,只见韩桐一趔趄,接着又一声枪响,韩桐倒在了地上。【注:此处叙述的情况,建立在几个同学对现场的回忆上。由于当时情况混乱,大家一时摸不准子弹射自什么方向,更不清楚开枪者的相貌,因此只好大概猜测是远距离射击。但据另外的说法,其实是近距离射击,而且在开枪之前,凶手柳青曾经试图用马刀砍杀韩桐,只因韩桐躲开了马刀,柳青才用手枪连发两弹,将韩桐击倒在地。后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情况。详见图们、祝东力合着:《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第32页。】
  指挥部紧急开会分析,军区既然开了枪,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静坐不会达到目的。会议决定,队伍要有秩序地撤离,天黑前全部撤完。内蒙党委红旗总部一些成年人,是有政治经验的干部,自告奋勇要求最后撤。人委东方红、火车头工人也要求最后撤。晚上六点钟前,静坐结束。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韩桐的伤情,令人悲愤的消息传来,韩桐已经身亡,指挥部的人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回到师院,我召开总部临时会议,让大家把了解到的情况综合一下。与会者共同认为,我们和军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必须守住师院这块阵地。会后,我代表总部,在广播室的喇叭上对师院全体红卫兵讲话,并代表总部宣布由东方红纵队对全院实行无产阶级戒严令,各个战斗队开始值班。据我所知,河西公司818王志有回去后,在河西也发出了同样的戒严令。一时呼市和整个内蒙地区,进入非常恐怖的时期。

  三、掩盖杀人真相,指挥毁尸灭证
1967
413日,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下达后,一直不明真相的造反派方面,从内蒙军区内部获知,196725日发生在军区南门口枪杀韩桐案件,是一场预谋杀人。
  参谋长王良太在其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当时提出三种方案供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萧应棠、黄厚选择。第一套方案是:撤回到军区司令部大楼内,放弃大院;第二套方案是:不守全攻,放群众进院,然后形成包围圈,实施抓捕;第三套方案就是25日的杀人行动。
2
5日上午10时,部署开始。王良太站在大楼平台上,萧应棠坐镇值班室,肖向作战部下达了“听候命令,准备战斗”的指令。
  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挎着马刀,提着手枪,及另外两名干部,出现在南门。1215分,柳青首先开枪,两枪把站在南门警戒线外、正在领读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韩桐击倒,子弹穿破动脉血管,韩桐被送到医院不久即死亡。
  韩桐倒下后,堵在南门口的大卡车立即开走,门内出现一片开阔地,院内道路两旁布置了四挺机枪,院内人员已准备了50副担架和大量的绳子,准备捆人。
  韩桐倒下后,他身边的师院东纵、林学院红旗的大学生红卫兵就要冲进大院,富有经验的河西818成员全力阻止,并立即在警戒线外手拉手筑成人墙,用韩桐使用过的手提喇叭大声告诫气愤的群众,千万不要冲动上当。站在楼顶的王良太,见群众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冲进大院,当时便对身边的人说:“他妈的,这回我们可输定了。”
  柳青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难以掩人耳目。内蒙军区文工团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向军区首长报告杀人者是柳青。军队内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干部战士,以自己当场所见向领导报告,都指向刽子手柳青。张德贵、王良太等人严令不准胡说,并煞有介事地成立了“25”事件专门调查组。26日,由王良太批准,把敢于揭发柳青问题的11名军人实行军事管制,没收了枪支。与此同时,红卫军、无产者向社会上散播“有人想陷害军区,韩桐根本就没死没伤”,“韩桐是818王志有布置自己人打死的,818的人有枪”等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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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晚,萧应棠向值班的内蒙党委书记王铎说:“韩桐是在军区门口打死的,单从这一点我们有责任追查。我们现在掌握,很可能是反革命混在群众中打死的。”杀人犯柳青一直被内蒙军区负责人包庇着,直到414日,周恩来直接下命令,柳青才被逮捕归案。
2
5日晚,师院东纵打电话给内蒙公安厅正式报案,报告韩桐之死的情况,并要求公安厅派出法医立即验尸,以明真相。
  内蒙公安厅此时分两派,红革联为多数,该组织在24日下午加入无产者。25日晚接师院报案电话的高姓员警,属红革联成员,他以找不到领导,找不到法医百般推托。高将此事报告了公安厅值班的治安处副处长、红革联常委戴宝文,戴拒绝派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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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晚,公安厅红革联把东纵要求验尸被拒绝一事,报告了内蒙军区王良太等人。王良太立即发火,大骂公安厅的值班人员是一群蠢猪,下达了他的指令:立即“验尸”。公安厅红革联于26日晚,乘一辆苏制嘎斯69吉普车,停在师院北门口,要求验尸。我一边派人接待,同时通过电话向公安厅造反派查询原因。原来,红革联主动上门是接到王良太指令,侦查尸体所在,准备抢尸,毁尸,灭掉罪证。
  红革联打着公安人员牌子,连续两次来师院,索要尸体未果。 29日,突然冲进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停尸房,搜查尸体,审问停尸房工作人员,仍未达到目的,遂向师院东纵发出书面的最后通牒,限期交出尸体,否则予以严惩。
3
2日,公安厅红革联的人在无证据、无手续情况下,非法拘捕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名大夫和化验员田光,这两位医务人员曾参加韩桐的抢救手术。田光入狱后,被逼迫写“韩桐之死是三司干的”之类的供词,田光拒绝,因此给她戴上背铐近一个月之久,直到331日这天,周总理点名要田光到北京参加会议,红革联才被迫释放了她。
  韩桐的尸体藏到210日,周总理亲自派内务部长曾山【注:内务部长曾山,是长征老干部,建国后出任多项要职,据说为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父。】到呼和浩特市主持验尸时,才从隐藏处交出。
1967
2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在接见内蒙四方代表时问我:“内蒙公安厅的人是否找过你们验尸?
  我说:“是。”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验尸?

  “我们25日晚向内蒙公安厅报案时,他们拒绝派法医,第二天晚上却主动上门。我们从公安厅造反派同志那里得知,他们180度大转弯不是来验尸,而是侦查尸体所在,然后毁灭罪证。因此,我们请求周总理派北京的法医去验,以明事情真相。”
周总理当场派曾山部长带领法医去呼市。验尸结果证明,子弹就是从军区方面射出,并从尸体内的弹头查明了手枪型号。

  四、60辆军车架枪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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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事件后,张德贵、王良太在军区院内加紧清理内部,控制舆论。王良太命令出动60多辆武装车队,满载头顶钢盔、手执武器的军人,车头上架着机关枪,日夜在市区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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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内蒙军区派人,把向党中央报告25日事件的《红旗》杂志记者于顺昌、《解放军报》记者宋协孔的住处围住,切断电话线,冲进屋内把两名记者毒打后捆绑而去,把屋内材料抢劫一空。
  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一系列行径,引起军区部分干部的不满。有的通过他们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向中央反映情况;有的通过熟人,把消息送到师院东纵。216日夜间,内蒙军区政治部一名干部,写出具名大字报《我在审判》,把内蒙军区个别负责人的一系列行为公布于众。第二天,军区去逮捕他时,他已逃到北京,被我藏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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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冲进内蒙党委大院,把正在开会的内蒙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郭以青等人绑架而去,单独扣押,直到周总理亲自点名让这几位到京开会,才通过内蒙军区负责人把他们要出来。
2
8日至12日,工农兵、无产者组织了呼市地区5000名农民进城,高呼“打倒呼三司!”“打死高小三!”【注:“高小三”是无产者给呼三司起的绰号,意为保高锦明,属于小丑类的角色,既没有什么实力,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当时对立派的群众组织,为了给对方抹黑,常常使用起外号的方法,造反派和保守派皆然。今天的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共产党文化的影响之一。】等口号。28日,无产者、红卫军支持呼铁局保守派红铁战士在铁路局夺权。210日,红卫军支持呼市邮电局保守派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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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内蒙军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到内蒙日报社再次夺权,把造反派人员全部赶走,无产者从旁配合。同时,内蒙军区对河西公司实行军管,把818造反团负责人王志有等上百名造反骨干关押起来。
2
5日后,呼市地区造反派组织无法继续在本单位生存。造反派面临极大压力,除几所大专院校外,社会上呼三司观点的人数骤减,造反派呈现弱势。
  内蒙军区事件,是解放军介入文革以来,全国第一声枪响。消息很快传递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来电、来函、来人对呼三司为代表的内蒙造反派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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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4个单位来电声援;8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来电声援;14日,湘、鄂、川、穗、豫等驻京20多家造反组织来电声援呼三司;同日,清华井冈山驻呼联络站在师院贴出大字报《十四个为什么?
  全国文化大革命第一声枪响,不仅惊动了全国。几天后,苏联、蒙古国电台都报导了这个消息,由此传遍了世界。
  二月份,内蒙地区一片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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