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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一）
《邯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
（一）运动初澜（1955—1965）
1955年
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全国当时几百万城乡毕业学生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报道。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 1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40条”)。其中强调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5年8月11日和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社论，明确指出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中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今后他们就业的主要方向是从事农业。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城乡掀起了知识青年回乡下乡务农光荣的热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大城市，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市曾于1954年6月5日、1957年4月25日，先后号召高小毕业后不能升学的青年回乡从事生产劳动，动员城镇干部子女、家属带头服从国家需要下乡务农。
1964年 国家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处于“压缩城镇人口、大办农业”的历史恢复时期，全国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9月8日，我市成立了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市长郭庆余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归市劳动局代管。部分有安置任务的县区也相应成立了”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
12月10日下午，我市在邯郸剧院举行了欢送市区胡百芝、魏零群、彭九峰等37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王福禄市长、苏其祥副市长等党政领导向他们发了下乡光荣证。有关部门负责人、街道干部、学生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欢送大会。第二天，37名知青落户郊区祝村，受到劳动模范、祝村生产大队队长贾怀东和广大社员的夹道欢迎。在此之前，祝村老百姓特意为即将到来的新社员们修盖了房屋，并准备了钎、锄、镢头等农具和锅、碗、瓢、勺等生活用具。
12月26日，矿区江成良、刘振林、徐爱珍等73人到矿区东泉头、三河底生产队安家落户，他们决心要“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去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当天晚上，这两个村分别为知识青年们放映了电影《李双双》和《万水千山》。
以上110名知识青年，成为我市历史上首批上山下乡城镇青年。
同日，邯郸日报发表社论《把青春献给伟大的农业建设事业》。社论指出：“全市知识青年应该学习他们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前我国的农业还是很落后的，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能促进劳动人民知识化，又有利于知识分子劳动化，是逐步消灭体力劳动和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一个开端。……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还仅仅是走上革命征途的第一步，在今后长期的生活里，还必须经受住各种考验，下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下决心红在农村、专在农村，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事业。”
1965年 1月13日，2月20日、6月30日、7月8日、7月25日，刘治国、王双全、张金贵、谢聚堂、马虹、罗桂玲等572名应届毕业生先后共分五批到郊区、矿区安家落户。副市长苏其祥、崔竹萱，市区委代书记王银存、代区长刘文彩，矿区区委副书记牛增林、矿区代区长王立志等领导先后分别参加了欢送大会。有安置任务的当地生产大队（村）为知识青年的到来举办了欢迎晚会，放映了《丰收之后》等电影。
3月31日，邯郸全区在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在地委礼堂召开，会期六天。会议通过总结、表彰先进，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闭幕时，四百五十六名代表向全区青年和在乡知识青年发出了倡议书。
同日，邱县召开在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务农。
5月20日至23日，为了让更多的知识青年愉快地到农村去，我市召开了动员安置工作会议。副市长郭庆余、团市委副书记徐成俊先后讲话。各区、厂矿、机关、学校以及有安置任务的公社、大队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在城镇知识青年中“以农为乐，下乡光荣”的新风尚开始形成，“听党的话，走革命道路，到农村去”的口号，已经成为广大青年的实际行动，“送子下乡，劝女务农”的家长也越来越多。
7月19日，矿区上官庄年仅17岁的女知青王桂芹（峰峰彭城人，65年初下乡）在山洪中为抢救落水同学不幸牺牲。23日，我市各界群众一千六百余人在上官庄举行追悼大会，副市长张俊峰出席，并号召全市人民向她学习。团市委追认其为共青团员。次日，《邯郸日报》用三个整版篇幅报道了追悼会的消息，全文刊登了市领导的讲话，详细介绍了王桂芹的成长经历和英勇事迹。这是邯郸知青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舍己救人的英雄。
截止1965年底，《邯郸市志》记载，我市先后有8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时期，已有邯郸或外地知青杨冬景、王占儒、张金元等开始到大名、武安、磁县、曲周、峰峰矿区等地下乡（回乡）务农。
文革前，于1958年在唐山汉沽插队（后到宝坻县）的邢燕子、1961年到苏北盐城下乡的董加耕、1962年去河北（天津）宝坻县务农的侯隽等知识青年，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知青楷模。在榜样的激励下，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自愿舍弃升学、就业、宝贵的城市户口和生活享受，作出了决定人生道路的重要选择，走向了广阔天地，为减轻国家就业压力、加强农业生产做出了宝贵贡献。与此同时，歌颂知青下乡务农的文艺作品——河南豫剧《朝阳沟》应运而生并被搬上了银幕，该剧是由原籍我市武安县列江乡朝阳沟村（列江村）的河南省剧作家杨兰春，以家乡朝阳沟发生的故事为原形创作的。剧中知青银环和栓宝的艺术形象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与此同时，河北省农民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三卷本《艳阳天》，以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为背景，塑造了萧长春、马立本、焦淑红、“弯弯绕”等一系列不同阶级、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真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状态和农民的精神面貌，成为当时全国知识青年争相传阅和购买的畅销书。
《邯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二）
(1975年原武安县魏粟山的女知青们正在田间学习棉花管理技术)
（二）十年狂潮（1966—1976）
1966年—1967年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我国进入了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在校中学生“红卫兵”停课大串联、造反派停工搞“文攻武卫”给全国造成的混乱局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停止。文革前数以十万计的下乡知青也涌回城市，参加了各种造反派组织，加之1968年夏季以来全国又有几百万大中专、城镇普通中学毕业生和部分小学毕业生以及前两年积累的人数，全国大约有一千万“红卫兵”面临着就业问题，从而也加剧了社会动荡。
1968年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并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狂潮。首都知识青年最先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知青发出了“时代最强音”：“手捧红书离北京，立志扎根工农中，广阔天地炼红心，忠心绣出宇宙红。”此后在文革极左错误路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改造思想”、“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了。
是年，邯郸市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1967-68年我省知青下乡人数34100人
1969年
我市农校、五中、卫校、矿区的张金萍等559名红卫兵“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最坚决，行动最快，于1969年1月中旬前已到农村插队落户”。
1月27日—2月3日，邯郸地区革委会首次组成由工人、解放军、革命干部、知青代表参加的慰问团，分别到大名、曲周、磁县、邯郸县、（城）郊区、峰峰矿区热情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向知青赠送了“红彤彤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 代表团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开慰问大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受到莫大的鼓舞，一致表示，红心献给毛主席，立志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邯郸地区电影队随慰问团为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知青及当地的广大贫下中农放映了电影。
1月28日、2月6日，我市举行了两次分别有10万军民参加的欢送大会，侯德新、李惠英、陈兆芝、姚亚明、阎花芹等3000多名青年分别到邯郸各县区上山下乡。 “知青们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大家挥动着红宝书，一遍又一遍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宣誓：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广阔天地里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胸前佩带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背起行装，向社会主义新农村飞奔而去”。安置落户的有关公社、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们早早就等候在村街口,敲锣打鼓迎接他们的到来。离开邯郸的前一天晚上，我市在建工局俱乐部和工人剧院先后为知青演出了话剧《槐树庄》、革命现代样板戏—京剧《沙家浜》。
1月19日，天津河西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访问团去插队地区进行访问，其中28人乘火车晚上10点到达邯郸。
1月20日，邯郸专区负责同志张科长（解放军）向天津河西区访问团介绍邯郸的情况。然后分成三个小队，第二天分赴各县。
1月21日-25日，天津河西区访问团分赴各个公社访问，每到一处都请当地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当地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参观当地知青住处（邯郸知青），观看当地文艺宣传队演出的文艺节目。
1月26日
天津河西区访问团各队返回邯郸，总结访问情况。当天夜车返回天津。
1月29日，天津河西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召开会议，安排各校对口县。河西区这次河北省的插队任务共计8000人，其中邯郸地区5600人。具体安排如下：
鸡泽县-津27中（321人），肥乡县-津纺织中专，成安县-津22中，馆陶县-津23中，广平县平固店公社-津大沽路中学（360人），临漳县-津4中，魏县-津41中，大名县-津利民道中学，武安县-津杨庄子中学，磁县-津师院附中，永年县-津爱国道中学，邯郸县-津68中，邱县-津人民公园中学，曲周县-津42中。天津知青5600人3月13日启程，14日到达邯郸。
2月14日，邯郸地市革委会联合发出了《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居民的春节慰问信》。
截止1969年2月底，邯郸全区已有4736名知青上山下乡。
是年1月8日至3月14日，广平县接收陈明、李建华等津、京知青579人。文革期间又安置邯郸590名知青（其中本县180人），共计1169人先后在平固店、北盐池、大马庄、园艺场、杨宋固、东孟固等生产大队（村）务农。
1月17日，永年县首次接受安置 1210名城市知青下乡。1975年7月29日，邯、津等地770名知青插队永年。此后至1977年8月，又先后安置了1582名下乡知青，累计共有李光智、黄岩玲、洪晓明、周荣华等3562名知青分别在河北铺、张虎庄青年农场、东召庄、周寨、苗庄、南杜村、张边、窦庄、小北汪、何营村、宋小营等59个生产大队（村）插队落户。
1月19日，峰峰矿区两万人集会，欢送133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1966年前，矿区有510名知识青年下乡；1969年—1970年又有554人；1973年—1977年8月共有贾贵峰、梁尚成、谷爱琴、宋秋风等6112名知青在矿区北羊台、东西泉头、乐意、前后南台、辛寺庄、香山、马家庄、新清流、豆府沟、张家楼等62个生产大队（村）插队。
1月20日，魏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成立。截止1970年6月25日前已接受知青405人。1973年9月23日“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1975年市分配该县知青100名。文革期间，申铺、大庄、安张庄、李辛庄、小北关等13个公社的83个生产大队（村）先后安置朱俊峰、张桂芳等插队知青上千人。
1月21日，磁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成立。同年12月，753名知青到该县下乡。1973年7月27日县成立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1977年9月前，曾有岳城钟离、干草营、郭坊、时村营西小屋、郭小屯、高臾等生产大队（村）先后安置黄吉刚等插队知青一千余人。
1月22日，涉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成立。1974年3月30日该县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1976年8月前，张华丽等来自县内外、驻涉部队、厂矿企业一千余名知青先后在沿清漳河两岸的南沟、太平庄、南北塬、胡峪、东西达、赤岸、上下温、河口等25个生产大队（村）安家落户。1979年底，全县知青点尚有男知青343人，女知青308人。
1月23日，临漳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成立。1975年底，共有津京邯等知青1770人。截止1977年9月前，曾先后有两千余名知青在章里集、兆东房、武学、后桥、东狄邱、三教堂、大章等十一个公社、25个生产大队（村）插队。
2月7日，邱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成立。1974年县“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文革期间曾接收津、京、秦皇岛、哈尔滨、厦门、邯郸等地知青589人（其中395人由外地来邯，本县知青194人），在西倪宋、旦寨、安仁镇、西考固等27个生产大队（村）集体落户务农。
2月26日，天津抗大五中的十三名学生在两名老师的陪送下组成长征队，步行千里到达邯郸地区武安县插队落户。1964年—1977年9月前，武安县先后接受何建国等津京邯地知青3115人（其中1972年10月10日前，已安置天津等地知青779名、1975年安置邯郸知青700名）、本县知青1429人先后在魏粟山、伯延建设街、大贺庄、南文章、白府、高村、小屯、贾里店、“五·七”农场、玉泉岭等23个公社68个生产大队（村）安家落户。
6月，邯郸县开始安置本县知青下乡。1969年—1970年安置津京等大中城市知青703人。1972年5月又有82名知青到邯郸县下乡。1975年200名知青插队该县。1977年9月前，先后共有一千多名知青在南张庄东、张庄桥、谢南留、七岔道东堡、常庄、南堡等20个公社100多个生产大队（村）下乡插队。
1969年至1971年，曲周县西路庄、前工程堡等生产大队（村）安置京、津、石、邯及本县等地知青567人。文革期间，先后共有宋书臣、王莉丽等2776名知青先后在曲周县前河东、岳庄、小中寨、东槐桥等生产大队（村）安家落户。
1969年，肥乡县接收津京邯等地知青320人。1973年县成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管理工作。1968年—1977年，张俊英等一千多名知青在该县陈庄、北高、南营、李庄、孔寨、杜汤堡、西南庄等19个公社70多个生产大队（村）落户。
1968年至1976年，成安县共接收津、京、邯等地知青石同春等2320人，集中到“九·二四”（ 现道东堡乡）、何横城、小堤西、马堤、东岳固等13个公社的60个生产条件比较好的生产大队（村）插队落户，该县1973年9月4日成立知青办。仅1973年县委常委就专门会议研究知青工作五次，召开全县知青代表大会两次。
1964年—1977年9月前，大名县共接受赵汝峰、张志远等知青2025名（其中津京沪等地1045人，邯905人，本县75人）先后安排在前磨庄、杨未城、廉山庄、前后屯、郑马庄、大韩道、杏现、七里店、冯庄、毛苏村等13个生产大队（村）知青点。1974年该县成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1969年，馆陶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成立。文革期间曾接收津、邯及矿区等地知青阎文霞、宋柔、刘贵英等1142人（大中专毕业生338人、津、邯及矿区521人、本县283人）先后在陈范庄、罗庄、东宝村、颜窝头、东厂村等22个生产大队（村）务农。
1969年1月，鸡泽县接收津京知青470人。截止1977年9月前又分三批安置邯郸知青382人，分两批安置本县知青164人，先后在东六方、东柳、东申底等生产大队（村）插队。
1964年—1977年9月前，市（城）郊区马头、四季青、西小屯、前后郝村、后百家、下庄、罗成头、丛中、南关、庞村、户村等生产大队（村）先后接受安置张广芳、魏中英等一千余名知青插队落户。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全国企事业单位、部队、农村、学校等几乎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市许多有文艺特长的知识青年成了当地公社、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宣传队队员在当时是人们眼中的娇子，时代的宠儿，他们个个身穿黄军装，臂带红袖标，落落大方，神采奕奕，就像当今的歌星、影星一样，受到人们的热捧。能够进入宣传队，会唱歌、会跳舞、能拉琴，成了当时年轻人最热烈的追求。演出活动大多是在晚上或农闲时间，演出的地点一般是在本社队或附近的村庄，服装、道具也很简单。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农民们的文化生活极端贫乏，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非常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革命样板戏”戏曲选段、跳“忠”字舞、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和《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以及《阿瓦人民唱新歌》等歌曲是宣传队演出的首选曲目。在夜晚的村庄和场院里传出的锣鼓声、歌声、笑声和掌声，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的精神欢乐和文化享受。
1970年 5月8日，邱县谢里庄公社张何村生产大队61岁的男性张某，多次强奸女知青的犯罪事实败露，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震撼。这是一起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案件，后张某被判处死刑。从1968年—1978年，邯郸各县区共发生奸污、行凶、迫害等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刑事案件98起，引起了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给予了严惩法办。
7月5日—20日，邯郸地区首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召开，从全区一万五千多名知青中选出的一千二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知青代表们交流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接受再教育、扎根农村的事迹、体会和经验。这次大会虽然不可避免的受到文革“极左”思想影响，但对知青安心农村、建设农村、真心实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以说有它积极的一面。
10月1日—11月18日，河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省会召开，我市峰峰矿区柏泗大队回乡知青连红作了《革命道路没终点永远改造世界观》的发言；邯郸县林村知青康铁英的发言是《在农村锤炼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大名县前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玉田在大会上介绍了大队党支部如何在前磨庄知青点《提高对知识青年再教育的水平》的经验。
1970年—1972年，我省知青下乡人数分别为1970年22300人；1971年3900人；1972年5100人。
1970年—1972年，永年、邱县、成安、大名等县尚秀玲等许多知青纷纷通过邯郸新闻媒体联名向全区知青发出倡议，“破除旧习俗”过年不休息，“变冬闲为冬忙”在农村“战天斗地学大寨”，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是年，一首充满“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歌曲——《我的家乡》亦即《南京知识青年之歌》，首先在全国大城市知青和兵团知青中广为流传，此后我市知青中也开始传抄吟唱。这首由华东平原插队的南京五中任毅等几位知青创作的歌曲在文革中被列为“禁歌”，但歌曲真实地反映了下乡知青对命运和前途失望的惆怅情绪，可以说，哪里有知青，那里就有这支歌。歌曲作者为了倾诉一时忧伤而导致了十年铁窗生涯，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1979年后各种版本的《南京知识青年之歌》录音磁带风靡全国。1990年在中央电视台“外国人唱中国歌”的专题晚会上，一南斯拉夫女留学生演唱了这首歌曲，博得满堂掌声。1998年任毅的《知青之歌》冤狱始末一书《生死悲歌》出版。
1971年—1972年
文革初期，我市和全国一样，各学校“停课闹革命”达两年之久。其间地、市文教局瘫痪，全市初高中也未招生，1968年后全市才恢复初中招生，1969年后又恢复了高中招生。1969年曾有许多在校初、高中生也加入了上山下乡洪流。1972年应届毕业生延长至1973年3月份毕业。因此，这一时期除有少数津京等外地知青来邯插队外（1972年12月，天津南开中学王化岭等20名知青组成的“张勇战斗小分队”到成安县九·二四大队插队落户。），没有百人以上成批的邯郸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记载。
1973年
这是中国知青运动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给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知青家长李庆霖（乡村教师）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上书毛主席，如实反映了自己的困难和知青运动中日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下，全国召开了知青工作会议，中央放宽了下乡政策，严惩了一批破坏知青运动的犯罪分子，知青生产劳动和生活状况开始得到明显改善。
6月8日，根据省委指示，邯郸地区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9月4日，中共邯郸地委任命冯书胜为主任，12月2日任命贾子耕、侯尚志为副主任。
6月25日—30日中共邯郸市委、市革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毛主席有关指示，总结交流经验，号召迅速掀起一个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会议鼓励职工子弟应届毕业生较多的大型企业试办知识青年农场。会后，峰峰矿务局、纺织一、二、三、四厂、建工局、机械局等单位积极行动，选派赵明等得力干部，在邱县、市（城）郊区及邯郸县的罗成头、代召乡、十里铺、董二庄等生产大队（村），组建了我市第一批知青农场，先后安置知青一千余人。
7月9日，邯郸市革委知青办公室第一期《上山下乡简报》印发。该简报定期报送省知青办、地市革委和邯郸各县区知青办及驻市各大对口单位知青管理机构。
7月16日，市知青办第三期《上山下乡简报》报道：郊区四季青公社男知青劳动一年能分得200元以上现金，女知青180多元，知青每人每月平均10至15元。知青们基本“月月有钱花，年终有富裕，吃穿有保障。”南关大队每个知青都买上了新自行车，三名知青带上了手表，有两名知青买上了半导体收音机。
8月15日，邯郸市委、市革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播动员大会。市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应下乡的知青及其家长共一万多人参加了广播大会。
同日，市基建局、城建局、市直机关的164名知识青年第一批到试办的“青年农场”安家落户。
8月18日，河北省委在省会石家庄召开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主持会议。省属厅局部委办、各地市县区领导及知青办负责人、社队干部、知青代表等一千四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8月21日，我市群艺馆著名青年词作家龚爱书在邯郸日报发表诗作《海燕》，热情赞颂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月22日上午，邯郸市委、市革委在市体育场和峰峰矿区体育场分别举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我市徐建芳、李学哲、王力青、张华、韩宝林等2235名应届毕业生 “光荣地走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岗位”。知青们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市人民的殷切希望，一定要在广阔天地，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这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矿区、市郊区四十八个生产队插队落户的1408人；到四个试办集体所有制农场的530人；到五个单建青年队的170人；到市属奶牛场、良种场插场的127人。
9月6日—12日，邯郸市委召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发（73）30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办法》。会议主题：近一步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迅速掀起知青上山下乡新高潮。会议明确指出：“要认真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在于发展生产。要尽快地把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和单位办成社会主义农业先进单位，实现生活自给有余；对下乡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婚姻等方面的问题，要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和规定抓紧解决。”
12月，邯郸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赵坤森为主任，曹守忠为副主任（1974年8月又任命任树全、赵波、王朝明为副主任。）
是年，凡符合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照顾对象条件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开始按政策留城。截止到1977年，我市共有19264名城镇青年持有邯郸市知青办出据的“留城证” 在城镇就业。
是年，全市实际动员知青下乡人数为2972人。
1969年—1973年，邯郸市城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从天津、北京等来我区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共有一万两千六百多名。这一期间，邯郸知青和全国其他地区知青一样，先后开展了所谓“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等一类骗子鼓吹的‘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变相劳改’、‘学而优则仕’等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以及“坚决纠正和抵制‘走后门’不正之风，家长带头送子女务农，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
1974年
全国知青工作开始推广湖南株州地区“厂社挂钩、干部带队、集体安置”的经验。
3月31日，邯郸市一、二、三、四中和十三中等市区、矿区学校张兰芳、左建新、崔付合等一千多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分别联名给地市委和团市委、知青办、校党团组织写信，“坚决要求上山下乡，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4月4 日，邯郸市委召开全市广播动员大会，号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高潮。市委副书记贾晋生、市革委副主任殷绍平分别代表市委和知青家长讲话。
5月4日和7月10日，我市王一力、赵敏、朱燕良、杨秋生、殷玲娟等三千余名毕业学生“发扬‘五·四’革命传统，坚定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奔赴农村干革命，以实际行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恶毒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邯郸地、市领导人、驻军首长以及接收知识青年的12个县的领导人参加了欢送大会。市委书记力矢讲话，知青代表、家长代表、带队干部代表在欢送大会发了发言。他们当日到达农村后，各县区有关社队为知识青年举行了欢迎大会，请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晚上放映了《青松岭》等电影。
7月29日—8月1日，中共邯郸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株州厂社挂钩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总结交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制定学习推广株州经验，做好第三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的计划。
8月12日—16日，邯郸市委召开全区首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市委领导、军分区首长和各县区知青办负责同志、贫下中农、农村干部、带队干部、知青家长和知青代表共计768人。地委副书记李文彪在会上作报告，有11个单位代表大会发言。会议通过了给全区知青的公开信。会议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推广株州经验，把我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推进一步。
12月21日《邯郸日报》载，本年全区实际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五千余名。
截止1974年底，河北省当年共安置下乡知青五万五千多人，其中八千余人为天津等外省市来冀知青。全省知青在乡人数已达二十多万人，邯郸全区也有二万五千多名知青在农村插队，其中有1800人出席过省地县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100余人入党，近千人加入了共青团，有600多名知青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1700人担任了农村会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机手和农业技术员等工作。这对改变当时农村面貌，推动农村生产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在永年下乡的知青马学森成为养猪的行家里手；磁县插队的女拖拉机手杨学军远近闻名；邱县的女知青邵丽英在农村是深受广大社员欢迎的赤脚医生；在武安县落户的知青杨秀珍被贫下中农誉为“乡村女教师”；邯郸县务农的知青黄建新是当地有名的技术革新能手等等，举不胜举。
是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邯郸各县区以及全市各厂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建立健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有安置任务的社队（村）也相应建立了知青管理组织机构。各县区都选择了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较好的公社、生产大队（村）建立知青点集中安置知青，各知青点按人均8至10平方米标准陆续开始建设知青住房。此后至1977年8月，根据冀发（1973）72号文件要求，我市各厂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向有本系统子女下乡的邯郸全区各知青点按知青人数1%或2%的配备比例先后派驻张秀田、黄树芹、张双录、牛国良等三百多名带队干部（二年一轮换）以加强知青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
这一时期，我市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知青中开展了向1969年插队黑龙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天津女知青张华、沈阳知青白杰林等为抢救战友生命和保护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学习活动。内蒙知青柴春泽、河北务农的北京知青董良翮、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朱克家等人，也成为同时期全国知青学习的先进典型。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只有23岁的国画大师陈逸飞先生根据知青金训华烈士英勇事迹创作的邮票《革命青年金训华》，如今已是集邮藏家手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1974年秋至1975年初，根据邯郸和邢台两地区当时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分布和地质储量，国家规划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建立邯邢钢铁基地。国务院为此给邯邢地区增加了一万五千个招工指标。在此期间，许多符合招工条件的邯郸男知青和极少数女知青陆续到邯邢基地煤炭、地质、水文、冶金、钢铁、矿山等艰苦行业参加工作，此后邯郸女知青在乡务农人数已远远多于男知青。
1975年
1月13日，邯郸市委、革委会春节慰问团分赴邯郸12个县区慰问全市下乡知青。
1月—6月，市知青办先后动员709人上山下乡。
5月，河北省在石家庄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千余人。我市数十名知识青年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永年县知青办副主任李德林，知青代表陈莉、苏玲娟、马桂茹、张凤荣、詹文宏、王广兴、小赵等七人。
7月29日，唐健全、支素峰、姬翠花、李学杰、刘晋英、赵树明、马秋常、于世德、杨爱华、刘素敏等6300名应届毕业青年上山下乡。在这次全市热烈、隆重的欢送大会上，许多知识青年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们暗暗地下定决心：“毛主席啊，毛主席！知识青年步步紧跟您，沿着你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为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终身”。他们分别到永年、磁县、邯郸县、成安、武安和矿区等十二个县区的七十三个公社、二百二十一个生产大队。
8月，又有824名知青上山下乡。
9月8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我市成安县加强上山下乡知青工作领导经验的文章。该县加强知青工作领导经验对全国知青工作具有先进典型意义。这是国家级有影响的大报首次刊登邯郸知青工作经验。
9月13日至17日，肥乡县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大会。知青、贫下中农、社队干部代表共280人参加会议。
11月28日，肥乡县北高公社杨庄生产大队农民张某殴打张庄知青范振键致人伤害，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1973年至1975年期间，邯郸地市力矢、王致道等主要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先后收到很多以我市“革命群众”名义的信件，检举揭发某领导、某干部、某知青家长等人利用职权“走后门”或欺骗组织、弄虚作假，使符合下乡条件的青年逃避下乡务农并留城安排工作，或使不符合回城条件的知青通过病退、参军、上大学等机会提前离开农村。凡经邯郸地、市知青办查实的，都给予了坚决纠正，这对当时稳定知青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2月至1977年4月，涉县、武安、磁县、矿区、市（城）郊区、邯郸县等部分男女知青壮劳力和当地民工先后多次参加兴建著名的“太行山人造天河” —邯郸跃峰渠水利工程施工劳动。
1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发行了由河北省知青办组织编写的《光辉的道路》一书。该书宣传了全省6个先进知青集体和11名知青先进个人，其中收录了我市邱县西倪宋大队知青邵立英的事迹。
1975年底统计，1968年以来我区先后有三万二千余名知青下乡。同时，有倪晓云、吴永娣、杨秀珍、孟捷、王化岭、侯玉芹等八千多名津、京、冀等外地来邯知青。我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好多普通干部职工、老红军、老党员等家长热情支持自己子女下乡，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仅1975年邯郸全区就有赵刚、唐立贵、刘国卿等119名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
是年，一部描写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事业、生活和爱情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手抄本被公安部下令在全国搜查销毁。五、六月份，邯郸部分县区公安部门也在知青中搜缴了一些手抄本。该书是1965年在浏阳县插队的湖南知青张扬，六易其稿，于1970年写成的小说初稿《归来》，在传抄过程中被知青读者改为《第二次握手》。这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却被“四人帮”污蔑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黑书”，其故事情节曾深深感动着许许多多青年的心。作者为此坐牢四年（曾内定死刑）， 1979年1月平反出狱。随后《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多次再版印刷，发行量近五百万册。以后《第二次握手》又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全国热播。作者张扬文革后任湖南作协副主席。
是年，全市实际动员知青下乡人数为8660人。
1976年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以各种方式深切缅怀这位伟人。周总理生前对知青关怀备至，因文革后期在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协助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极左做法进行了坚决纠正，被“四人帮”诬陷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拔根派”。
1月18日，成安县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青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2月22日，省知青办分配给我市各县区用于知青点建房补助木材指标3150立方米。
6月3日，市第三中学孟丽君、崔丽江、刘亚增等三十六名应届毕业生给中共邯郸市委、团市委写信，强烈要求“上山下乡干革命一切交给党按排”。
6月10日—11日，邯郸市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致道、常委王见欣到会讲话。
7月29日，徐凤鸣、王矿平、宋瑞林、乔维刚、张建军、陈喜林、李俊英、白振华、吕建阁、关允跃、李东风、裴铁军、许爱民等8200余名应届毕业生分别在我市及矿区有各界群众参加的最隆重的一次欢送大会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致敬信，并向他老人家保证：“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炼一颗红心，铁心务农”，“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火红的年代”。大会结束后，知青分乘五百余辆汽车以摩托车和宣传车开道，途径陵园路、中华大街、联纺路等市内主要街道，受到市民的夹道欢送。知青们“满怀战斗豪情，奔赴农村干革命”。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举国悲痛。
10日—17日我市各县区知青参加了所在公社、生产大队（村） 毛主席灵堂布置及守灵吊唁活动和民兵治安巡逻。
18日下午，全市知青参加了当地各自社队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同时收听中共中央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实况广播。有知青代表参加了邯郸地、市革委在我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广场或各县区革委礼堂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
12月28日，河北省财政局、知青办核准邯郸地区1975年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经费决算为496.8万元。
1976年—1977年，省知青办和省供销合作社联合下文，连续两年价拨我市化肥共计20吨，支援在全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魏县知青申学农、临漳知青艾怀生、武安知青王五的、邱县知青邵丽英、赵广贵、磁县知青蔺祥州、成安知青杨兰凤等所在大队的农业生产。
截止本年底，全市当年实际动员知青下乡人数为9500余人。
是年，北京大学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一首饱含革命激情的长诗《理想之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男女诗朗诵的形式播出，在全国知青中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这首诗：“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发出了进军号令······”。《理想之歌》这首在文革“极左”特定环境中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对于许多邯郸老知青来说至今耳熟能详。该诗主要执笔人之一高红十，是1969年到陕北的北京女知青，1975年她从北大毕业后又主动要求回到延安南泥湾大队务农。作者文革后曾在中国作协任职，现为著名女作家。
《邯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三）
(原武安县魏粟山知青点部分知青正在政治学习，畅谈“革命理想”)
（三）最后的尾声（1977—1980）
1977年 8月14日，在“认真贯彻华国锋主席抓纲制国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我市池玉河、孙居沛、张纯贵、扈军海、武星斗、唐美全、刘建芝、刘玉林、孪生姐妹邱春香、邱春兰等4500多名“革命小将”，“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分别受到了武安、曲周、鸡泽、广平、魏县、临漳、成安、肥乡、磁县、永年、邱县、邯郸县、峰峰矿区等当地党组织、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迎接和妥善安置。
同日《邯郸日报》载：“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拼命反对、干扰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极力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号召我市知青要“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10月21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发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和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中断了11年的全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正式恢复，广大知青无不欢心鼓舞。我市有部分知青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但录取率仅有1%左右。当时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有个别知青因所谓的“政审不合格”原因，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1978年后全国考生“政审”问题才逐渐取消。
11月18日，北京市知青办为了鼓励支持北京知青在邯下乡扎根农村学大寨和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支援永年县榆林东、小北汪两知青点碾米机、小麦脱粒机、面粉机、柴油机、背负式喷雾器等十五台农机具设备。
12月22日，北京市知青办通知河北省知青办，再支援邯郸（北京）知青手扶拖拉机一台。
是年，应届毕业生按政策留城3000余人，全市实际动员知青下乡人数为5130人，这是邯郸市最后一批下乡知青。除邯郸外， 1978年全省知青下乡人数为8100人；1979年为1900人。
按我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8年—1980年规划要求，计划三年内再动员安排二万二千名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但该计划因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知青下乡政策的调整而终止。
1977年，河北省下拨知青经费标准和使用范围（每人500元）：建房补助费200元、生活补助费200元、农具及家具等补助费45元、学习材料费15元、医疗补助费15元、旅包费15元、其他费用10元。
是年，邯郸各县区在乡务农知青仍有21312名。
截止本年底，1967年以来，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488900人，其中本省36万余人，津、京等外省市来冀知青和回乡知青12万余人。
1978年
1月10日，天津市价拨有天津知青下乡的永年县刘营公社刘王生产大队知青点20马力拖拉机一台。
6月6日，邯郸市委决定：邯郸市知青办主任赵坤森任市知青办党组书记。
此后，邯郸市知青办的职能和主要任务开始转向以稳定知青情绪，加强知青管理，按照中央政策，安置大批以各种形式陆续返城就业的知青工作。
6月30日，矿区香山公社香山生产大队知青点年仅18岁的男知青郭英建（市建工局机修厂子弟），在凌晨熟睡中因突然房顶梁断房屋坍塌不幸遇难。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市共发生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三起，其他两起为临漳县章里集大章大队女知青平金玉、郊区前郝村女知青陈静波自缢事件。
7月3日，峰峰矿区知青办开始对全矿区知青点房屋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和维护修缮工作。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4年至1977年，我市有六万名（含津京等外地来邯一万余人）知青先后到邯郸各县区上山下乡，与农民同工同酬同劳动。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帮助下，经受了锻炼，苦干实干，为农村做出了积极贡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把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期间，成安县九·二四大队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20人，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顶风雨，冒严寒，出大力，流大汗，艰苦奋战一冬春，铲平十几个大沙丘，动土十一万方，造田八十多亩，栽树一万余棵。后又在新开辟的土地上搞了五亩棉花实验田，亩产皮棉一百五十多斤。曲周县前工程堡大队9名知青，为了加快农业大上的步伐，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农场，积极试制九二Ｏ、五四六Ｏ菌肥，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一面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一面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终于获得了成功，促进了农业增产。大名县前磨庄大队知青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使这个大队粮食由原来亩产二百多斤一跃跨过了“黄河”，几年来向国家贡献粮食三百一十五万斤。永年县河北铺大队知青小组，在党支部领导下大搞科学实验，培育优良品种一百三十多种。种了二十四亩小麦实验田，亩产七百六十斤。峰峰矿务局邱县农场，300名知青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八百七十余亩盐碱荒地变成稳产高产粮田，几年来单小麦产量即从四万斤增加到二十一万斤，做到两年建场，三年自给，四年出贡献，并成为当地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矿区西泉头大队200多名知青，把科学文化知识用于农业生产，使粮食亩产由七五年的七百斤上升到七七年的九百九十八斤。郊区良种场130名知青，不信邪，搞科研，研制出十几个蔬菜新品种。我市马头镇种稻历史悠久，其大米早在明清时代就是进献朝廷的上品，为邯郸一大特产。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育种、耕作技术落后等原因，稻米品种退化且产量也低。后由天津知青从天津带来优良稻种经过精心培育种植，使马头大米更加“颗粒饱满、晶莹透亮、口感香甜”，到 1970年水稻平均亩产已达到三百五十斤。
截止1979年5月底，全市知青在乡务农人数仍有一万二千余人。1971年和1974年是邯郸知青招工回城人数比较多的两个年份，部分知青已通过上学、参军、招工、提干、病退等离开农村。，但回城参加工作的也只占知青总人数的30%左右。同一时期，知青招工回城人数，不及农民招工进城人数的三分之一，形成了城乡劳动力倒流。
知青插队时间短的仅有几个月，时间长的达五、六年甚至更久，部分知青在农村成家或与当地农民结婚。由于当时邯郸处于相当贫困的历史时期，我市郊区和峰峰矿区、永年、成安、武安等地知青点条件稍好一些，知青劳动一年的收入，扣除口粮和菜钱，还能分上一、二百元钱或是分几斤肉，广平、肥乡、邱县等地知青相对艰苦些，有的地方甚至粮食不够吃，部分知青辛勤劳作一年，仍需要靠父母救济才能勉强度日。有个别邯郸知青在农村因体力劳动不支落下病残或造成工伤，有极个别的因本人和家庭所谓的“政治问题”受到歧视而导致精神失常或自残。个别知青曾因极左思潮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有极个别知青因触犯刑律被判处有期徒刑或劳教。尚未见到有邯郸知青在文革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失踪的记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80年春夏，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时期。随着知青大返城风波、知青上京请愿、云南十万兵团知青大罢工和全国知青安置工作昆明会议的召开以及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等诸多因素，知青问题得到迅速解决。这场历时二十五年，由1700万中国知识青年用青春和血汗铸写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尚在农村劳动的邯郸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就业。
1981年4月邯郸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消，1982年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消，其人员和工作并入地、市劳动局。1982年—1984年各县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也相继撤消并人当地劳动管理机构。截止1984年底，邯郸所属19个县区知青回城就业安置工作全部完成。
知青返城后近三十年来，他们仍然眷恋着那片魂牵梦绕的黄土地，每年都有邯郸老知青携子女家眷重返第二故乡，看望曾给予过自己帮助并建立了真挚情谊的父老乡亲，追寻当年劳动生活的足迹。昔日的磨难和艰辛已成为知青人生中最难忘的青春记忆。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命运，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它几乎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先后三代党的核心领导。由于视角不同，人们对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褒贬不一，至今还远远没有停止对它的认识和评价。这在我们党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中和现代世界人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备忘录之一：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该决议没有对建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予总结和评价。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五十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由于国内有关高层领导、地方政府、基层知青机构，历史、经济、政治、人口等专家学者和知青本人及家长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同认识，因此该“基本看法”没有正式行文，只作为全国知青管理部门的一个看法，在内部高层传阅。
备忘录之二：
自1955年国家实行职工工资薪金制至1985年，劳资政策规定，职工的工龄从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或兵龄算工龄。也就是说，知青参加工作后的工资级别、住房、福利待遇等都将“归零”从学徒工开始，因此他们遇到了方方面面的困难。知青运动带来的后遗症已经开始显现。198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湖南省委上报中央的一份反映（知青问题）民情民意的报告上批示：要认真研究知青工龄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下发，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农龄算工龄政策才开始得到落实。
备忘录之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出台政策，同意当时因政策原因不能回原籍工作的“老三届”知青本人和配偶及子女可以自愿申请回原籍安排工作或解决户口、上学读书。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市有部分京津沪等外地大城市知青携家眷相继调离邯郸返回原籍。
备忘录之四：
据新华报道：1996年春节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专程到革命圣地延安慰问老区人民，特意接见了留在延安地区担任领导干部的老知青，并与扎根延安三十年的老知青代表座谈。李鹏总理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给知青们带来了苦累，甚至给有些知青造成了悲剧，但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决策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知青也了解了中国国情。有外电评论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史学家说，这是中国知青运动结束十六年后，该国第四任政府首脑首次对本国知青运动的一个公开评价。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1、《邯郸市大事记》、《邯郸地区大事记》。
2、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邯郸县、广平、永年、魏县、磁县、涉县、临漳、邱县、曲周、肥乡、成安、武安、大名、馆陶、鸡泽等邯郸全区20部地方志。
3、邯郸市档案馆《邯郸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卷宗》、《邯郸地区行政公署劳动局（地区知青办公室卷宗）》档案。
4、《邯郸地区组织史》、《邯郸市组织史》。
5、（1964—1998）《人民日报》、《邯郸日报》、《邯郸晚报》。
6、原省、市领导有关知青工作会议讲话。
7、邯郸知青老照片、知青个人资料。
8、河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报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c21130100g0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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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4 10:1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