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王端阳父子文革日记（1966.8.1—9.30）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8 14:33:23

父子文革日记
（1966.8.1—9.30）

王林、王端阳

按：王林、王端阳父子各自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行，是珍贵的民间历史文献。2008年，王端阳将他父亲的《文革日记》（1966.6.1—1968.5.19）和他自己的《红卫兵日记》（1966.5.30—1968.9.16）整理出来，自印成书，分赠亲友。本刊认为，这两部书对研究文革史具有重要价值，特将二人写于同一时间的日记摘录若干，编在一起，辑为“父子日记”，以飨读者。为便于理解，本刊在原注（《红卫兵日记》一书有部分简注）的基础上酌加了一些注释。
作者简介：
王林（1909—1984），河北衡水人。1930年参加共青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文革爆发时是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王林自三十年代初即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在抗日战争中写成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腹地》刚一出版就受到批判）。以后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和反映西安事变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等。2007年在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49年版《腹地》。2009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王林文集》（七卷）。
王端阳，1947年生，文革爆发时是天津一中高中毕业生。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从云南入伍。1971年调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创作组。1979年调铁道兵文工团创作组。1986年调中国文联，曾任《中国摄影报》新闻部主任、《民间文学》副主编。写过电影《红象》、《索命逍遥楼》，电视连续剧《京都神探》及一些小说、剧本、散文等。2007年退休。

王林《文革日记》前言（节录）
王端阳

我父亲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产党，也算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他独特的经历，我不加掩盖，也不加粉饰，就这么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真实的“个例”。
我曾经出过一本《红卫兵日记》，我父亲的视角和我完全不一样。正如我在《红卫兵日记》前言中所说：文革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法也会不同。中国有个古老的成语叫“瞎子摸象”，是讽刺看问题不全面，带有贬义。我却有相反的看法：一个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实是很难看到“全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他看到了“一部分”，并把“这部分”如实地描述出来，比如像“一堵墙”，像根“柱子”，那就行了，不可求全责备。几个“瞎子”凑起来，就接近一个完整的象了。
这本日记开始于1966年6月1日，这是人们公认的文革开始的日子。结束在1968年5月19日，因为日记到此突然中断，日记本也没用完。再续写为9月25日，而且换了日记本，其间断了四个多月，原因不明。估计是进了“牛棚”，在“牛棚”集体住宿是无法写私人日记的。
2008年4月4日清明

王端阳《红卫兵日记》前言（节录）

2006年5月我在北京大山子文化创意产业区办了一个摄影展，内容是天津红卫兵砸教堂的全部经过。因当时不许搞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活动，影展就改了个名字《教堂•1966》。其实1966已经成了一个特定的符号，稍有点历史知识的都明白。
影展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这启发了我，随后我在博客上发表了我的《一个红卫兵的日记》，也引起了不少海内外人士的兴趣。
文革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如何来具体评价文革，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法也会不同。
我当时是红卫兵，还是很活跃的，干了很多现在看来非常荒唐、疯狂的事。可在当时却是有其思想脉络的，很多事的发生也是有其必然性的。我发表我的日记，就是要让人看到当时一个红卫兵的思想轨迹，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反思，也为研究文革的人提供一点真实的史料。
当然很多人和我的处境不一样，比如直接受到冲击的人，那些“走资派”、“狗崽子”等等，肯定和我的感受不一样，我也很希望看到他们的回忆。
这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肯定是站在自己那一派红卫兵的立场上，所以看法肯定带有“派性”，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而且也会涉及一些人，但为了保持“原汁原味”，也只好这样了。
我再次对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表示道歉！特别是天津市的老领导万晓塘、张淮三、胡昭衡，天津一中的老校长韦力、黄健及各位老师，以及曾经被我抄过家的人和教堂的神职人员。
在编辑过程中，我只对个别错字和不规范的标点符号进行了改正。

（以下内容分别节选自两本日记）

8月1日（父亲日记）
　　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注：即所谓“五七指示”），在建军节用社论形式公布了（注：指《人民日报》当天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
　　八时到河北宾馆（注：出席市委工作会议，会期初定一月）。全日仍是看文件，十时传达万书记（注：指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指示如何学习文件。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八遍，有的段落，完全是主席重写的。
　　晚上露天放映影片《球迷》（注：日记未写明是作为“批判电影”放映。1966年4月2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批坏影片的请示报告》，从近几年拍摄的影片中，又挑选出《舞台姐妹》、《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两家人》、《桃花扇》、《阿诗玛》、《球迷》等7部，准备公开放映或重新放映，同时在报刊上组织批判。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此后这些影片即在各地作为“批判电影”放映）。
　　
八一建军节（儿子日记）
　　真快啊，又是一年。
　　上午学习，准备游泳。主要是紧紧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下午游西湖，晚去青年宫联欢。今后我们也一定好好组织一下，把宣传毛泽东思想放于首位。
　　听说北京撤掉了工作队。北大把张承先（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赶走。江青说：学毛主席著作，有了“红本本”就不算脱离党的领导。天津不知怎样。
　　主席又发出指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很好，很英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就是我奋斗方向，一定把学校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决不容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统治学校了。
　　
8月2日（父亲日记）
　　继续学习文件。
　　
8月2日（儿子日记）
　　下午，尹群英（注：天津一中不同班的同学）传达了在北京听的报告（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的报告），听了之后真是万分激动，浑身火辣辣的，真想马上飞到北京去。中共中央已同意北京市委撤出各大中学校工作队的决定。在学校不适合派工作队，有框框，束缚同学手脚。工作组用老办法指导新运动是不行的，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广大革命师生是主人，中央相信把工作组撤销后，广大革命师生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是多么信任啊，我们的担子、责任更重了，完全让我们自己到大风大浪中去闯。天津也应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谦虚，要当革命师生的小学生，让我们给他自由，去学校看大字报，谈论情况。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一斗、二批、三改。一斗就是斗倒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二批就是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三改就是进行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这是关键的关键。刘少奇提出个建议，在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提得很好，“少数”有革命派，也有反革命派，总之，都有好处，更利于辩明是非。总之，听了报告后，浑身是力量，真想好好大干一场，真正做一个主人，在革命风暴中成长！我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一定要好好干，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过去我很多事做对了，可没敢坚持下来，原因就是有私心杂念，主席思想没学好，今后可不能这样了。对的就坚持，哪怕是“少数”。
　　明天传达中央重要指示。上午我去参加大会。
　　这两天又热伤风了，很难受。
　　明天传达后，有时间准备马上骑车去北京，宗旨有两个，一是取经，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二是参观抗大展览（注：抗大，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延安创办的以林彪为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8月1日，抗大校史展览在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抗大被认为是完全贯彻执行毛泽东教育路线，最全面生动体现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学校。在文革刚发动时进行这样的宣传显然有特别的用意）。
　　我上了十二年学，受迫害、专政十二年，但是我深深体会到旧教学制度的罪恶，看到抗大精神真打心眼里兴奋，热泪盈眶，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全都说到我心眼里，可恨那些教育“权威”们一笔抹杀抗大，实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几十年政，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如今，我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站起来了，我们要把一切枷锁砸烂。
　　抗大精神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8月3日（父亲日记）
　　上午听万书记报告,下午分组讨论。
　　声讨王金鼎（注：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长，由中共天津市委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报道已上报。
　　
8月3日（儿子日记）
　　上午，市委召开天津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传达了北京那次革命师生代表大会的发言录音。之后赵武成（注：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讲话，并宣布天津各大、中学校也撤掉工作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讲了话，毛主席还接见北京师生代表，对我们多么信任啊！我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今后一定要坚持原则，决不能随大流。过去很多提对的也没敢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有私心，怕扣上反党帽子。现在一切框框都被打破了。
　　下午，戴学咸讲了北京的情况，很激动人心。我决定星期五就去北京。现北大也叫进了。
　　下午，去市委表示决心。天津先后揪出了娄平（注：南开大学校长）、吴大任（注：南开大学副校长）等，今又揪出了天津市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天津无产阶级文化的新胜利。他是黄健（注：女，天津一中党支部书记）、韦力（注：天津一中校长）之流的靠山，但他上面必定还有头头，一定要揪出来。
　　我个人觉得，文化革命的第一个框框就是马瑞华（注：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报告中的划分三类支部的事，不管他主观是怎样，但这点被黄健利用，谁反支部谁就是反党。结论只能在运动后期定，还未炮轰司令部时先给划上框框，还叫人怎么炮轰呢？有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好像能领导运动，实质上是转移矛头，压制打击左派学生。这是一个大错误。我准备明天拿到班上让大家辩论，之后写大字报或直接上市委去提。还有陈力（注：共青团天津市委学校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派驻一中的工作组组长）。
　　天津好像总是清一色，要揭黄健就都揭黄健，没有不同意见，这是没有充分发动起群众，有的人有顾虑，没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天津大辩论没有开展起来，总有点冷冷清清之感。我一定要再去北京学习学习。北大是全国的先锋、模范。当然，主要还是靠自己去闯，去有所创造，摸索经验。这对祖国将来、世界革命都有极深远的意义。
　　怎么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呢？
　　
8月4日（父亲日记）
　　分组讨论，因为脑子不管用，写了个较详细提纲，略谈了谈自己对《通知》和运动的认识。
　　
8月4日（儿子日记）
　　上午，全校传达昨上午大会情况。
　　下午，让大家要破除一切框框，给工作组提意见，给市委宣传部提意见。大家谈了不少问题，很有价值。我、戴、刘明源给工作组写了大字报，提出十几点错误。我现看，陈力没有一点主席思想，光是嘴上喊。市委有些人主席思想学得也很差劲。这次中央提出撤销工作组，准有些人傻了眼，马上执行，这也不错。
　　陈力有路线错误：1、不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2、对主席思想学习根本不抓，也没兴趣，对刘英俊（注：当时宣传的一个解放军舍己救人英雄）也没过问。真成问题。
　　我觉得十六中事件（注：指6月中旬天津十六中一些学生写信给市委，指责市委是“黑线”，引起许多学校对十六中这些学生进行批判）不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非常复杂的。广大同学的革命热情要首先肯定，当然他们有的受了骗，上了当，写了反动信件。但对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说市委是黑线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怀疑市委其他部门和个人有黑线这是完全正确的。如四项指示（不准写大字报等等），天津历年来上演了大量外国反动电影和香港电影，坏剧，还特邀过我母亲（注：刘燕瑾，时为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女主角惠嫂饰演者）来津演《蠢货》（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著名独幕话剧）等等。自由市场问题，市委宣传部准有问题。王金鼎背着市委干了许多坏事。十六中事出后，各校马上声讨十六中（就同学来说，这是革命行动），恐怕里面有人捣鬼。八中最厉害，八中工作组是坏的，他做没做坏事还不清楚。十八中起来“保市委”的是王铁英，已被斗倒的牛鬼蛇神，给同学加上很多反党帽子。（拿）一中来说吧，黄健、吕英（在十八中已被揭出大量问题）（注：吕英，天津一中党支部副书记，文革初才从十八中调来）、杨福东（注：天津一中老师）之流坚决保护市委，他们是保护吗？绝不是，而是利用此来压制同学给党支部提意见，打击左派学生。黄健保护市委，也就是保护她的后台老板王金鼎。事情是相当复杂的，一反，一保，这里有阴谋，这只是个线索，还要发动广大同学，发表各种意见，把十六中事件彻底搞清楚，不能不了了之。这就是我的看法，经过大辩论后我错了那我就改正，吸取教训。现在我是坚持自己看法的。
　　晚去廖晓淇（注：同班同学，班团支部书记）家。他学主席著作很深，比我强多了。他讲的话有时一般同学都不能理解。他现学《矛盾论》，对我启发很大。他对今日《人民日报》一篇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提出批评。我没看，中午时只看了一小段，也感（觉）出了问题。
现在我就希望学校里乱了，打破一切常规，望各种意见都出来，要形成对立面，这才叫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不这样，左中右谁也看不出来。主席在《矛盾论》中就对此做了深刻分析。我对一切都没框框，对革委会也是这样。选的人我不同意，实际上运动刚开始，也选不出人来，只有到运动深入，谁能领导那就能看出来了，那时才能真正建立。真正能领导的就是主席思想学得好的，真正能充分发动群众的同学。
（右图：红卫兵装束的王端阳）
　　现我一定好好深刻领会一下主席思想。他们怎样议论都行，我一点也不怕了。对安、胡他们，不能过急，事实会教育他们。今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一发生效果，安、胡、尹怕一时转不过来，跟不上形势。跟上了好，但跟不上更好，可以教育他们一下。
　　今《人民日报》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校的一面红旗》有问题。说这个班好，因为“考不倒”。黑帮分子出题，完全是修一套，考好了倒是同流合污了，考坏了才说明做得对，做得好。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工农兵的实践，工农兵出的考题考不倒那才是对了的。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本班是好的，这新华社记者有问题。
　　
8月5日（父亲日记）
　　分组开会，发下批判一九六二年市宣编写的《文艺学习材料》的打印稿，征求意见。
　　上午王亢之（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卫生、统战。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是前市委书记中唯一得到“结合”担任常委的“革命干部代表”。1968年2月21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代表的讲话批判所谓“黑会”、“黑戏”后，被撤销市革委常委职务，于3月2日晚服药自杀）同志参加组会，下午未参加。我准备了发言提纲，要从天津解放初期说到今天，探讨天津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黑又长又粗的黑线。因为王亢之书记未参加，留在他参加时再说。
　　艾文会（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秘书长）同志要求把周扬某些发言稿找出供大家参考。我提议把方纪（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学研究所所长，《新港》文学杂志主编）同志给阿垅（陈亦门）（注：阿垅，作家，“七月”派诗人，原天津市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逮捕，1967年瘐死狱中）的那封黑信照片，及其它谈到利用方纪在天津发展胡风阴谋的信照片，还有一九五九年方纪给周而复的两封信（发表在上海内部刊物上），如果再能把香港某反共报纸转载《来访者》（注：方纪发表于1958年《收获》第三期上的短篇小说，当时因被香港报纸作为“揭露阴暗面”的作品转载而受过批判）所加的按语找来参考更好。
　　
8月6日（父亲日记）
　　上午分组发言。下午听七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北京大中学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录音。这是毛主席到京后亲自对某些典型院校做了调查以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创造性的指示。毛主席最后到了会场，虽没有发言，可是撤销各院校的工作组的决定，同意革命师生罢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等人的“官”等伟大革命措施，以及刘、周、邓等同志的发言精神，都令人感到毛主席思想的光芒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彻底唯物论者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刘少奇同志几次强调说文化大革命如何做，要由革命师生员工，主要由革命学生从实践中创造。
　　刘少奇主席又强调对少数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不要轮流斗争，使他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保护少数不同意见，可能也会保护上坏人，那也不要紧，坏人刚一活动，情况不具体，不好定案，活动具体了，更容易定案。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者，先不要拘留，当反面教员也好。
　　晚上听万书记在天津学生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万书记在以十六中学师生员工为中心的全市万人大会上，检讨了市委过去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上有缺点。马瑞华主持工作时，发现了十六中学生对他的大会发言提了意见发了传单，马即发动其他学校的学生声讨十六中，并派公安人员三十多人去维持秩序——实际效果是镇压等事，万书记也做了检讨，并宣布市委的决定：撤销马瑞华组织部长之职。
　　万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天津各学校的工作组。
　　从此，“工作组”制会有新的发展。
　　
8月5日、8月6日（儿子日记）
　　上午，写了张大字报，严厉批评了马瑞华、李定（注：中共天津市委副秘书长）、王仁（注：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等人对十六中事件的极端错误的作法。他们根本不相信群众，更谈不上依靠群众，广大革命师生说错了几句话，就给扣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一棒子给打死。十六中事件之后，全市各校马上冷冷清清，王铁英、黄健、吕英之流得意洋洋，这是一个极严重的事件。
　　下午，准备一下就准备去北京。
　　7点多钟离开贾廷雁家。8点钟上得京津公路（注：骑自行车去北京）。3点半进京。腿也够累的，尤其是屁股很疼。开始以每小时15公里速度，可越往后越快，达每小时24公里。我们有个共同的理想、志愿，我们去北京是学习革命去的，是学习“造反有理”去的，我们无所畏惧。到京后睡觉是个问题，先到路边，后去车站地上睡，但没一个小时，天就亮了，后到小胖（注：范瑾大女儿。其母范瑾原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已被定为“彭真黑帮”成员打倒）家，洗了澡，睡了觉。
　　下午去看抗大（展览），没让进。之后去二十五中、灯（市）口男中、女中、女十二中，看了周恩来8月4日在清华的讲话，康生在北大讲话等等，真激荡人心，再回想天津，觉得很成问题。回津后，先抓住十六中事件，进行造反，引起全市大辩论。北京学生敢斗争，敢辩论，敢坚持，这很好。天津总是清一色。北京领导全下来，可天津领导发号施令后就见不着面了。……
　　晚回来，和俞敏声（注：范瑾之子）谈了会。我看在这里不方便，准备另找地方去住。
　　
8月7日（父亲日记）
……
　　上午分组发言。下午亢之同志莅会，我就把我要发的言，全部说了出来。晚上闲遛时，遇见亢之同志，又遛着谈了会儿。
　　给家里打电话，端阳已去北京串联。克平（注：端阳之弟）接的电话，也准备去北京串联。克平又说河大（注：即河北大学）昨天斗争戴副校长。杨循也被押上台了。河大学生有两派，一派拥护李泽民（注：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校文革委员会主任），一派反对。
　　庆友（注：王端阳的妹妹）接电话，说学校这两天声讨王金鼎和马瑞华。克平却说不应撤马的职务。
　　
8月7日（儿子日记）
　　上午和俞敏生去工业学院，没找到。之后去了北京经济学院，机械学院。
　　下午去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学院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出身无产阶级。比较乱。
　　
8月8日立秋（父亲日记）
　　收音机坏了，晨学习一段主席语录：“学习……”在抗日战争年代，是署名“新阶段”的一段。抗日战争年代不知读过多少遍，今天看来更觉得是高峰。
　　听了一天传达，赵武成同志传达李雪峰同志在华北局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他的讲话。是尚未见诸文字的毛泽东思想。
　　
8月8日（儿子日记）
　　上午冒大雨来到北大，全身都湿透了。在京很多事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造反，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造谁的反。我真想马上到天津，大造市委的反。
　　下午，到北大附中，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心中火更大了，准备马上坐车到津，先打听情况，好好造反一下。
　　
8月9日（父亲日记）
　　晨读《毛泽东论文艺》，主席在“神话与现实”里用了“形象化”名词。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提出了“战斗的风格”。写文章要有毛主席号召的战斗的风格。
　　全日讨论昨日的传达报告。
　　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了，这是用决定形式公布的毛泽东思想！
　　
8月9日（儿子日记）
　　上午写好《我们要造市委的反》，印了40份。下午已寄回天津，叫吴云给散发到各校。
　　天津市委真成问题，根本不敢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老是“包办代替”。
　　上午，六十五中找彭小蒙（注：当时著名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辩论，可能是骂了她（外面有很多流言蜚语，说她自高自大，盛气凌人），把她气得够受。我觉得她心胸窄了些。干革命嘛，有点流言蜚语也是必然的，那也没什么，只要自己行得正就行。如果是同志、同学因不明真相这么说，这是个误会，从整个革命大局考虑这也没什么，如果是坏人捣乱破坏，那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适当的机会把他揪出来，把事实讲清、辟谣。
　　晚去清华大学听关于工作组叶林问题的辩论，很好，启发很大。由此而想到天津市委和工作组，回去一定要好好反反。这里给天津大学苏庄（注：中共天津大学代理党委书记）贴了张大字报，要求声援，也有不同意见的。
　　晚住清华附中。
　　
8月10日（父亲日记）
　　分组讨论赵传达的其余部分和《决定》（注：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又把《决定》看了两遍。
　　
8月11日（父亲日记）
　　刘、周、邓等讲话和公布《决定》以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又有新的高潮。昨天有市卫生局给市委贴大字报，说罢马瑞华的官是牺牲车马，保护将帅。全局一百多人，来了八十多人。学生对此也有新的反应：十六中那封信如果是革命的（万宣布的），那么当时声讨十六中的学生就成反革命了。上市委机关请愿的很多，没有负责人接见，有学生从后院跳墙找负责人。估计学生还可能来河北宾馆找市负责人。
　　克平那天也说不应罢马的官。我却没有详细问其原因。
　　今晨五时半一醒就听见前楼有群众行动，下楼前往看，是天津大学的几个学生，举着横幅标语：罢苏庄的官！
　　现在革命学生游行请愿的特点：高举毛主席的像，高举毛主席语录，秩序极其严肃。
　　据学生代表说：苏庄是代理党委书记，原党委书记李树森因病休息。运动一起来，苏庄就想牺牲李保护自己。把李要回学校以后，苏庄主张一来就斗，有部分学生主张先辩论后斗。学生发生分化（苏掌握一批学生）。
　　刘、周、邓讲话和《决定》之后，有一姓杨的学生给苏庄贴一张大字报，又有学生给杨贴了几张大字报。并有少数学生斗杨，给杨戴高帽子，杨不戴，捆起来（用铁丝）打，并囚禁起来。杨逃出后去北京清华、北大求援。苏庄闻之，说放走杨是一大失计！这更激起学生的愤怒。
　　《决定》前，北京有两学生来天大串联，被学校当局扣押起来，不许见学生。后该学校派人来保，才释放回京。
　　我五点半到前楼门前时，天大学生已秩序井然地包围了宾馆门脸，并席地而坐。唱《大海航行》等歌颂毛主席的歌。
　　省委以阎达开书记为首的工作组住在前楼里。先派两个普通工作人员应付，不行，又派齐斌等厅局长级干部应付。又说：阎不在宾馆内，又说还没有起床。
　　据说阎昨夜在天大给部分学生代表开过座谈会，苏庄没有参加。事后宣布时，苏庄说的跟阎原意不同，这又引起学生的怀疑和愤怒。
　　学生从九日夜就辩论，通宵未眠，昨夜又未眠。
　　艾文会说，天大后来又有一部分同学，主张不罢苏庄的官。两派已在宾馆前开始辩论。
　　鼓锣声续增，可能又来了新的群众队伍。秩序都很好。
　　注：被斗被打的杨某学生，是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之一。
　　反对罢苏庄的官的天大学生来到后，互争“制高点”，在二层楼顶上陈列标语。用扩音器相持一会儿后，前来的宣布回学校，下午再继续辩论，乃整队回校。后来的也坚持一会，回校了。
　　上午学《决定》，下午开始揭。
　　
8月10日、11日（儿子日记）
　　下午4点多钟去人民日报社，把情况反映了。他叫我们最好写一写。时间太紧。
　　6∶20离京，路上遇到五组谭峰他们。晚，在京津公路上遇到大批去北大的同学，约有4、500人，大家互相支持，高呼口号。还有很多女的也骑车子去。92中同学送水很热情。3点钟到学校。我们准备成立天津革命造反队。这次回来就是要造市委的反。
　　原准备上午在体育馆召集大会，介绍北京情况，讨论工作组、市委问题，点起大火。但因又组织斗韦力大会，现还没商量好怎么搞。
　　上午十点钟，给万晓塘打电话要求借体育馆。秘书处一位姓孙的百般刁难，你们自己去体育馆借，这是国家的，你们得出租金等等。当时我们问他：“你对广大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管不管？”他说不管！我说到时把群众叫到体育馆如不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他说由召集者负责。还说市委不管此事，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当时我们就召集各校学生去体育馆开会。后因故改到一中。我们提出我们要造天津市委的反，讲了很多事实，介绍了北京经验。其他代表纷纷发言。大会这是头一次召开，经验不多，很仓促，但形势很好。大家还要求再开。我们把火点完了，就完成任务了，究竟以后怎么搞，由各校派代表讨论，我们三人不再包办了。这倒不是说不敢，我们敢点火，就敢把火一直点下去。现在让大家讨论、辩论，到时机再开大会，如需要出头那再出头。
　　会后晚上，又有三中几十人找到我，要我讲讲北京情况和对市委的态度。我大略讲了讲，直到11点。我一再说，这只是我们三人的观点，要求开展大辩论，要自己做主人。有人要求把讲话印出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印的，最好自己去北京一趟，市委要给车。我们还提了几点建议，同学反映热烈，有人还要求散会后去天津市委游行，把市委扣下的信交出来。
　　
8月12日（父亲日记）
　　晨跟端阳、克平打电话，叫两个儿子教训了半天。
　　昨日一中发起，开学生群众大会，拥护《决定》，讨论对市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端阳说发起是一中三人，其中就有他。
　　端阳、克平都批评我们大会脱离群众，是“世外桃源”。
　　全日分组揭发。
　　
8月12日（儿子日记）
　　上午在家写材料，廖、贾来了。把观点摆明。
　　下午刻印公开信，刘大偶（现叫韩然）、马雪花（注：王端阳小学同学）来找我问一些情况。韩在南开女中很受排挤，十四小时辩论会她参加了。
　　晚去市委、团市委。火已经点起来了，两处大字报全满了。搞得很好。
　　
8月13日（父亲日记）
　　《华北四清通讯》上材料，山西太钢大盗窃犯赵石头的供词：“我做过买卖，学得了经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情，和人共事要靠感情。感情从哪儿来？不论谁，你给他些好处就行。我常以先吃亏为原则，先吃亏了，后就是便宜。还得看别人需要什么，不需要的给了也白废。给了需要的，就能打动人心。要给东西，不能给钱。给钱他们不敢要，既要把干部拉过来，又不要叫干部犯错误，这才可以长期占便宜。或者给他东西时少要几个钱，领导上知道了，他也好办。拉关系，得慢慢来。买卖不成话不到，要骗他们也得实在些，太滑了，人家不干了。”
　　这真是一套资产阶级和盗窃犯的生意经。该犯曾盗窃太钢数万元钢材。
　　晨重读《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孙振（注：作家，笔名雪克，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作者，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同志来说：“你对机关那一段运动，有什么意见？”我答：“还没有考虑。”他说：“沈毅（注：中共天津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组长）说背后调查王树人，在那次会指摘申文钟不信任市委领导，围攻申、王，什么意思？有阴谋！几次请示对方纪是否可以批评，不答复，什么意思？”我答：“考虑考虑再说，我对党的政策还没有认真学习。”他悻悻然走了。
　　今日分组揭发。
　　下午听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晚饭后，克平来宾馆贴大字报，批评大会脱离群众。我到大门口跟他谈了会儿，他才回去。
　　克平说：张承先在北大干了些陆平所不敢干的事，已经留在北大校内劳动改造，学生何时愿意斗他就斗他。蒋南翔也交给群众了。不知确否？
　　
8月13日（儿子日记）
　　昨晚廖晓淇去河西区区委，受到围攻，直到早上6点钟。这里有黑线，一定要深挖。不彻底根除，决不罢休。
　　上午去十六中，找李罗力（注：十六中学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长胡昭衡之子。胡昭衡在文革前以原名李欣所写的杂文集《老生常谈》已于1966年5月华北局会议天津组会议上遭到批判。5月3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下发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此后胡即遭到批判）谈了谈，之后去市委看大字报。下午十六中组织辟谣大会，但未开成，王仁没到。听同学说讲得没意思。一中组织批判黄健的大会，还不错。
　　会后今后怎么搞，心里还没底。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大快人心。
　　给江青写了信。晚给小胖写信叫她来津。
　　
8月14日星期日（父亲日记）
　　再读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全日继续揭发。
　　开会的同志传说，劝业场出现大幅标语：舍得身一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打倒刘子厚省长。
　　
8月14日星期日（儿子日记）
　　上午仔细学习了十六条，方向更明，勇气更大，只要是不符合十六条的我就要反，反，反！一反到底！之后，批判了万晓塘的报告（检讨），天津市委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此万晓塘并没认识，只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究竟是什么方向性错误，根本没说。
　　下午，廖、贾来找我，一起去了南大、天大。
　　上午，给聂元梓写了信，让她介绍“六一八”事件经过，以便和马瑞华问题对照。
　　
8月15日（父亲日记）
　　昨夜大雨，今日仍阴雨。
　　全日继续揭发。
　　
8月15日（儿子日记）
　　上午，安、尹、杨、王新锦、韩等人召集全校红五类（不多）开会，决定晚十点开会正式成立红卫兵。
　　晚谷亮（注：天津一中同学，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之子）二人找我们，谈了会，同我们观点有相同之处。晚去开会，外校来人很多，对这个会我感觉不太好，又有点像前直属排了。只选了二三十个红卫兵。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小崽子，他们的宣言只谈了阶级路线，对红卫兵的任务、目的、纲领等没有明确出来。这个红卫兵还没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能由少数人包办，要进行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领袖在斗争中才能产生。宗派主义是绝对不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革命的。真正的领导不是以组织形式去领导，而是用思想（大字报等）去领导。这些人老是落后，“保皇”，思想老不能走到前面，最后，组织只能陷于瘫痪。现在既然组织起来了，就应使之走上正轨，这里重要的是选出真正的领导核心，好好学习十六条。
　　
8月16日（父亲日记）
　　仍阴雨。
　　全日继续揭发。
　　购精装四卷本毛选一部。
　　早饭前，听说昨夜大雨如注的时候（约在十点以后）来了一批学生，在前后院里大闹。读完三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到前楼去看，见二三十个青年学生，有的坐在招待来宾的椅子上，有的坐在洋灰地板上打盹。胸前挂有“清华大学”的校徽。到饭厅吃早点时，提起此事，就有一位年约三十上下岁的人（不像参加市委扩大会议的）非常肯定地说：“别理他们，是一帮流氓学生！”
　　晚饭后送新购得的精装毛选回住处，听于雁军（注：作协天津分会专业创作员，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该会议于6月27日至7月9日在北京召开）同志谈了会儿亚非拉作家紧急会上的趣闻美谈，就同艾文会、史如北同志到前楼去看清华那帮学生走了没有。在道上听说农械展览馆的讲解员跟他们辩论了。又听参加会的同志一边走一边嘟念道：“吃饭前唱造反歌，不像话！”
　　到前楼正看见他们在吃“请愿式”的晚饭。我们出前楼看大字报。天大拥护苏庄的学生给他们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他们无理取闹，到处骂人。有些工作人员也说他们不讲理。
　　天大反对苏庄的一派学生据说有两三千人已经到北京请愿。艾文会说：“这些青年们弄得骑虎难下啦，咱们劝劝，给个台阶叫他们回去吧！”我还有点儿犹疑，老艾首先跟学生们谈。后来我就插进话去。我劝他们对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意见，应当回北京给中央五人小组反映，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那样热烈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怕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不要性急，不要希图把所有的好事一天办完。如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么容易办完，毛主席和党中央还下那么大决心干什么？还发动你们和全国工农兵干什么？又劝告他们说：“毛主席时时刻刻要我们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并不容易办到。很多人犯错误，一是思想有问题，二是偏听偏信，听了一面之词，就急忙下断言。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你们看了没有？”一提是社论，学生们立刻赞成，并且表示愿意遵照《人民日报》的社论行事，只是说：“河北省的负责人太官气了，这么难见！我们在北京……”于是大谈中央首长如何到他们学校里去，江青同志如何在开大会时自己下手接扩音器的电线，王光美同志如何跟同学们同吃同开会，吃饭时给同学们盛饭。越说越对河北省的“官”气不满。誓言不论经过多少曲折，也要跟这种官气作斗争。
　　他们跟我讲了很多具体问题，我说我了解不全面，不加可否，只劝他们回北京，有问题向中央反映好了。最后又劝他们这几天够疲倦的了，当领导人的不要把同学们搞得生病，在洋灰地板上睡觉可能得关节炎（连日夜大雨，气温骤降，我们把带来的长裤、长袖褂子都穿上了，有的人还告假回家取衣服，学生们还穿着背心短裤）。他们立刻说原来在前楼大厅里还有给来宾用的椅子和铺在洋灰地板上的胶皮地毡。借口下雨怕湿，也都撤去了。学生们宣布这些困难吓不倒他们，他们要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
　　他们要集合，一个个同学立刻去站队。我想看看他们站队干什么。这时有一个三十上下岁的便衣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把我拉到一边，劝告我道：“别理他们！越理他们，他们越觉得怎么样了！”
　　这个人，这些话，并不简单，赶快从前楼退出。跟老艾回后楼时，老艾说：前楼大厅里的服务人员都换了。意即都换成公安人员（便衣）监视这帮学生了。艾又说：大门外还有天大拥护苏庄的学生把守着，他们说他们派人回北京请求支援去了。恐怕办不到。
　　艾又说：这些学生并非自己来的，是本校派出来的。
　　据他们自己说：清华的以外，还有北京钢铁学院、人大附中和女四中的同学。
　　总之，从那天两派天大学生来向省委请愿到今天的情况看来，天津和北京，对学生的态度有不小的差距。青年学生当然有片面和其它某些缺点，但是驻在此地的省委工作组也不是按《十六条》和毛主席的精神和态度对待青年学生群众。习惯于用过去的旧的方法“统治”群众，总想用拖、压、挤的办法把群众制服，总希望群众对自己当俯首贴耳的驯服工具。
　　在后楼外打拳遛达良久，回屋时，周骥良（注：作家，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作者，作协天津分会副秘书长）同志说清华学生集合起来喊口号说：“感谢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是朝我说的，劝我找省委负责人说说，不要叫学生睡在洋灰地板上闹关节病。我精神上很痛苦，但估计白去，所以未去。一夜不安，睡着了还做梦研究《十六条》和省市对待学生群众的问题。
　　补：昨夜大雨如注，学生来了服务人员不叫进楼，说找省委工作组。回答说在尖山，不走就不叫进楼，大雨淋了一夜。
　　
8月16日（儿子日记）
　　连日阴雨，没出去，在家学习，想问题。
　　晚廖来把写好的材料给我。我整理后给江青同志寄去。旧的教育制度，旧的考试扼杀了我们多少阶级兄弟（工农革干子弟），他们有的被留级，有的被勒令退学，有的被开除，这一笔笔血债我们都刻在骨头上了！如今，我们大造其反了，谁要是胆敢出来阻挡，我们就地把它脊骨砸断，把他脑袋揪下来！说什么一场黑试“关系到试验班生死存亡的问题”，“三次考试，考垮了黑帮们的阴谋，考出了试验班的优越性”，这全是他妈的扯淡！
　　晚上宋平分（注：高三同学，天津市副市长宋景毅之子）、关晨平找我，互谈了一些观点看法，和我们有近似之处。他们也不知道红卫兵的宗旨是什么，他们的意思是把它转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8月17日（父亲日记）
　　一早就听说那些学生，进入几间房过的夜。在地板上总比洋灰地上好一些。这也许是旁观者提了意见，才过意不去给了几间房。这样，我的心才比较不再激动。
　　西北风起，天晴。
　　为了回本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新高潮，大会开不下去了，准备今天就结束。今上午又宣布省在开会传达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叫我们等两天，听了传达再下去。否则这样贸然下去怎样做，心中无数。
　　北京来津“造反”的学生还真顽强，就是不走，服务人员和司机、家属们跟他们辩论，驱逐他们走，他们就是不走。宾馆群众给他们念《人民日报》八月十三日的社论，他们就念《十六条》。
　　市里怕卷入“漩涡”，不叫我们看热闹。
　　
8月17日（儿子日记）
　　上午把给江青的信寄去。
　　11点去南开女中找韩然谈了谈，她校也正在准备成立红卫兵。我谈了我的看法：矛头不应是对资产阶级小崽子，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一斗、二批、三改。那些坚决反革命的小崽子必定是极少数，有几个也不足为奇，说老实话，我根本看不起他们，他们也兴不起大风浪，等时机一成熟，马上把他们镇压下去。现在就是坚决按十六条办事，不符合的就造反，不能自己瞎干。
　　下午去市委、十六中、团市委看了看大字报，辩论开始了，对立面产生。十六中成立了不少红卫兵，这可不好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宗派。
　　晚去河大附中造反队看了看，谈了谈。他们遭到攻击，说他们暴露了机密……市委书记们怎么那么怕革命群众呢？这有什么可怕的？
　　
8月18日（父亲日记）
　　继续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里反复精读《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和《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是非常必要的。有的干部只站在“当权”的一方面，骂学生不听话、胡闹，（有的剧院负责人就骂演员也上北京去串联——越剧团党委书记赵枫昨晚在前楼看着北京学生，就这样愤愤然说。）讽刺学生、群众到北京去串联是为了逛逛北京……自己成了“统治阶级”就光用统治者的眼光看待群众运动，是不合《十六条》的！
　　晚饭时听中央广播：北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出席了大会。林彪、周总理、陶铸、陈伯达等负责同志都讲了话。周总理号召北京的学生好好招待客人。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周骥良同志从前楼回来说，北京学生来了七十多，很多跟着天大去北京的同学返京，这几十个也要走，有一个被打（被拥护苏庄派的学生打），派四个人来河北宾馆向省委反映情况。天大拥苏派给省委工作组打来电话，所以省委工作组立即派人封锁，并把来的四个代表的徽章夺了去，据说还有扭打行为。又有说扣起了两个。因此其余三十多人都来宾馆。因有省委工作组的布置，虽大雨如注，也不叫他们进楼里。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有青年学生把服务人员骂了几句。
　　省委用汽车接天大拥苏学生跟北京学生辩论，被北京学生记住了号码，知道是省委的汽车。
　　袁静（注：女，作家，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作者之一，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同志倡议支援政法口林夏等揭发问题的大字报，于雁军同志因情况不明，没有签字。袁静就用“前怕狼后怕虎”讽刺于，于非常激动地来诉苦，我们劝了劝她。
　　
8月18日（儿子日记）
　　上午五点，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下接见来参加大会的群众。今天，毛主席穿上了军装，带上了“红卫兵”的红箍，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统帅。今天，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主持了会场，观礼台上也全是红卫兵，这真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我的心一下就飞到北京，飞到毛主席身边！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
　　上午和谭峰（注：高三5班同学）谈起红卫兵的事，他也对红卫兵的某些人很有意见。现红卫兵有些人，像赵学健等人就是个政治投机贩，不安心学习十六条，不安心搞学校文革，一天光往外跑，什么女一中呀，女四中呀，真无聊，一去党支部就看见一帮一帮的女的。现在得制定正确的纲领，选举出真正的核心。上午把《对目前运动的几点看法》贴出。
　　下午去十六中，遇到李罗力、朱强（注：十六中学生，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朱彪之子）等人，谈了谈。我还是建议两派红卫兵能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这样对大局来说好。可看意思朱强不同意，他说在革委会统一领导下，这也好，以后群众必然会要求统一的。在大的方向一致下，不要在枝节上闹矛盾。之后去市委看大字报，现只要给市委提意见，要炮轰市委就给扣上反党帽子，实际上有人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工人也出场了。天津市真像个独立王国，造反精神太差。
　　晚去贾廷雁家开会。
　　爸爸说河北宾馆的会不开了，万晓塘又做了检讨。给我买了套精装毛选四卷。
　　　　
8月19日（父亲日记）
　　读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北京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报道，今天登出报来了。有两幅照片都是毛主席同林彪同志并肩站立着。林彪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话。出席人名单的排列方法引起读报者的注意。
　　上午宣布大会继续开下去，晚上万书记又广播宣布，经与省委和华北局李雪峰书记商定，先分散到各学校、街道宣传《十六条》。五天后再回来继续开会。我因健康问题，不叫参加。
　　
8月19日（儿子日记）
　　下午，去河北宾馆遇到郭小英（注：王端阳小学同学，后转学去了北京101中学，其父是原天津副市长）。他们北京红卫兵来了不少人，各校都有，组织很好。还遇到北京女一中的四人，过去见过面。他们来到一中，我给他们买饭，革委会不管。今晚，在党支部突然遇到万晓塘、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经济、科技。后与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一起被中央定为“万、张反党集团”）等人，说要参加红卫兵大会，也带上了红箍，那几个人马上去买胶卷，好不热闹。我们问万晓塘几个问题，回答很含糊，对十六中事件他不肯定是革命的，对马瑞华性质不提……
　　晚我同北京红卫兵谈了谈，他们明天还来。一个100中的刘索（初三）很有意思，是个活宝。
　　天津市委的问题还很大，我们要彻底扫除余毒，就是给戴上“反党”帽子也不退缩。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不达此目的，死不瞑目！市委的反我们是造定了。
　　我父亲是什么问题现还不知道，如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一定坚决斗争，绝不留情！
　　
8月20日（父亲日记）
　　艾文会、史如北等同志出发了，留下我们学习。
　　《天津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昨日的社论《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简直是一首雄壮的散文诗，用“毛主席穿上军装”做主调，反复吟咏，气壮山河，有如千军万马在受毛主席检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下冲锋陷阵。
　　应当用“毛主席穿上军装”写一首诗，画一幅画，谱一首歌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曲。
　　艾、史走后，我正在欣赏精装本毛选，（约在十时左右）孙振同志来，说：“王曼恬（注：女，毛泽东姨表侄女，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秘书长）回机关布置工作去了。”我问：“你怎么知道？”孙答：“孙克纲走前给老杨说的。”我以为是大会领导布置的，但从孙振说话的神态看来，孙对王回机关的布置工作，很不放心。我也暗中感觉王这次布置工作，如发生对孙不利的现象，孙就会咬定是王布置造成的。孙当时还说要想法了解了解王回机关干了一些啥事，我也有此要求。
　　下午四时一刻左右，史如北突然回来。我问口长（注：口，指宣教口，即宣教系统）李守真同志是怎么回事，李说明天开几十万群众大会，召回宣教和政法口回来布置工作。
　　袁静同志说于雁军同志回机关取三联单看病，说大字报很多，主要是陈因（注：天津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的。因为机关正开会，她也没有敢仔细看大字报。
　　袁走后，我想找于仔细问问机关的情况，看见王曼恬同志端着水缸走来。我召唤进我屋，问她回机关怎么布置工作的。王说：“我根本没有回机关，中午饭还在宾馆吃的。吃过午饭，一直到民主剧场集合的，到了就听说叫回来……”
　　我把上午孙振同志说的话一说，王很吃惊，说：“中午饭我还是跟孙振在一张桌子上吃的呢！我根本没有回机关！”
　　我立刻叫史如北同志把孙克纲同志召唤来，问他上午出发前向杨润身（注：作家，电影故事片《白毛女》编导，《探亲记》编剧）同志说过王曼恬同志要回机关布置工作吗？孙立刻否认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要立刻去找杨润身同志,孙说杨回家了，不在。这事我要趁当天“记忆犹新”对查清楚！
　　北京的红卫兵撤走了，结果不详。
　　晚上回家，正好赶上一阵暴风雨。
　　
8月20日（儿子日记）
　　上午写了张大字报，勒令立即解散学校团组织。团中央已改组。共青团在“三胡一王”（注：指当时共青团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此前已由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共青团中央，“三胡一王”停职反省）领导下，打着彭真“重在表现”的黑旗，把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共青团办成了修正主义的青年团，办成了“全民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暴露了出来，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成了绊脚石，必须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重新考验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使共青团真正成为革命青年的阶级队伍，成为左派青年的革命组织。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的助手。刚把大字报贴在团市委，就遭到二个人的斥责，我们反驳了他们，叫他们去一中去辩论，没理他们就走了。
　　下午和谭祝节、谭峰、宋平分等人谈了谈，对现红卫兵的领导人很不满意，有方向性错误，有的搞政治投机，达私人之目的……现决定我们把《红旗》打出去，重新组织《红旗》战士。二谭在红卫兵中把那伙拱下去。使红卫兵真正在十六条的轨道上前进。
　　晚爸爸回来，妈妈也返津，带来军装，给了克平，还买了几顶军帽。
　　明举行大会，游行。
　　
8月21日星期日（父亲日记）
　　今天全市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端阳、克平，早四时半就出发了。这时，街上的锣鼓声已经阵阵传来。
　　到人民大楼（渤海大楼）对面广告牌（最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字报就贴在其上）看大字报，拥护革命左派刘子厚、阎达开等的大字报已糊住旧的反对刘子厚的大字报。广告牌已不够贴，裙墙上已经贴满。有一张大字报说有一天一个小学教员（有名有姓，刚从北京取经回来。）说天津市委是黑帮，路过的工人群众就跟他辩论起来，有个南大的学生自动当主席。后来又因争当主席而争执得很激烈。
　　反对和拥护李泽民的大字报在国民饭店裙墙上很多。
　　游行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行动起来了。我想到市委大楼看看克平的大字报，民警不叫通行。绕到人民礼堂，游行队伍正涌向市委大楼。我到文联机关，想看看文联内部大字报。昨夜张学新说有一张大字报是快板，批评我的。到时，石英（注：青年作家，文革前出版的控诉天津资本家剥削工人罪恶的中篇小说《文明地狱》作者）同志说市委宣传部有通知，不叫外人和我们出外参加会的看，因此未看。
　　午间，孩子们参加游行回来，端阳说只刘子厚、万晓塘二人讲话，也不叫学生代表讲话，弄得冷冷清清，很有意见。
　　庆友昨未归，因为大辩论。
　　三个孩子都把我抗日战争期间的皮挎包背上了。他们都迷着穿旧的草绿军装，打扮成“红卫兵”装束，胳膊上也都扎上红袖章。他们给妈妈写信要军帽军装，她也给他们带来了。昨晚就赶着缝补，为了赶今天游行穿上。
　　克平穿上旧军装，越破旧越以此为荣，表示老子是老八路军、老红军，背上我那皮挎包，扎上妈妈那条皮带，简直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指挥员的警卫员。
　　庆友没有旧军装，就穿上一身蓝。也挎上我那黑皮包，扎上皮带。
　　端阳跟廖、贾给青年团市委出了张大字报，题目就叫《立即勒令解散学校团组织》。有第一机械局的职工来信批评他们，反对他们。原大字报我看了看，说沙小泉、王仁是吃定息的资产阶级子弟，骂天津团市委是“混蛋，王八蛋窝”。我认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批评他，他还不接受。读者来信批评他们，端阳也骂。我对端阳的革命干劲还是肯定的，可是科学态度太不够，加以批评。态度有些操之过急，端阳接受不了，争吵甚。大刘（注：即端阳的母亲刘燕瑾）态度温和，端阳才不那么对抗。后又把贾庭雁和廖晓淇叫来，加以分析，说他们对团市委的批评，动机和效果有矛盾，容易引起误会。最后他们也同意词不达意，准备再重新写一写贴出。
　　下午五时我到市委大楼看大字报，克平等四人是用“广告”的形式，宣传省、市领导人都在河北宾馆。因此有个工人说是泄密，愤而撕去，另有工人反对这种行为。双方辩论起来。市委工作人员当然支持和偏袒撕大字报的人。要求当“现行反革命犯”处理，市委工作人员不同意，说是非本机关人员，无权如此处理。辩论到深夜。第二天就有工人、机关干部写大字报声讨“泄密”。
　　克平大约是在往河北宾馆贴了那张大字报以后第二天，在市委大楼对面墙壁上贴的。撕下后又重新贴上的，旁边就有反对的大字报。
　　拥护市委和刘子厚、万晓塘等负责人的大字报也很多，跟人民大楼对面差不多。昨天拥护省市领导的比反对的多。
　　在我出去看大字报的时候，大刘跟贾庭雁和端阳辩论，他俩已同意重写。廖晓淇在七时多才来到，他接受的比端阳快。
　　我出发看大字报时，克平也出去了，吃饭时还没有回来。七点半多克平一边嚼大饼一边说：“不准备回来了！”我问他出去干什么去了，他不回答。我说他是无事忙。过一会儿，又走了。一夜没有回来睡觉。
　　我从市委大楼回来，顺便到文联机关取《参考消息》，正碰见王曼恬同志也去文联，坐在门口收发室外跟石英同志谈天，说是回家取自行车。
　　市委大楼南汽车入口处的墙上有个大字报批评今天的大会开得冷冷清清，并质问为什么没有群众代表发言。端阳的感觉还对。这也是一种怕群众的表现。
　　市一中成立了“红卫兵”，端阳等三人不参加，另组织所谓“红旗造反队”。队员只有他们三个人。我和大刘都劝他们参加。端阳说他校组织红卫兵的几个人不好，为的出风头，选举不民主。我们问他：你们不参加，站在外边就能对他们起作用吗？他们又说红卫兵里有听他们的话的人，观点一样的人。
　　克平也在校外学生宿舍里成立了“红卫兵造反队”办公室。只是热心于在校外寻找“造反”对象。我们也劝他按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总理在十八日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把精力用在解决本单位、本学校的问题上，脱离了本学校、本班的群众，还有什么力量，还能起什么作用？
　　
8月21日（儿子日记）
　　上午开60万人大会。5点集合，8点一刻开的会。会上刘子厚、万晓塘做了报告，很空，反应不热烈。虽主席台上也有红卫兵，但是竟没有一个红卫兵发言，这究竟捣的什么鬼。为了表示联系群众，首长大人们还绕场走一周，真有意思。
　　上午，把《红旗宣言》写好。
　　晚上去市委，遇到郭小英。市委百般刁难北京红卫兵，只叫诽谤红卫兵的人发言，而不叫红卫兵消毒。把话筒塞进口袋，不让红卫兵进去，一些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下午已派人去北京请文革小组人来，准备大辩论。天津市委根本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天津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就得造反，给他来个大翻个。
　　下午，同妈妈、爸爸争了解散团组织问题。在学校就得彻底改组共青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解散，运动中考验人，运动后重整阶级队伍，使共青团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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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就要来了！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8月22日（父亲日记）
　　昨夜通宵听到附近有扩音器说话的声音，好似附近某学校、某机关通宵开辩论会。传说第一中心医院，北京来的造反队，要求见院长，正院长出外四清，副院长（女）出来接见，造反队就立刻给戴高帽斗争。本单位的职工出来把北京造反队赶走了。忘记是谁说的了，以后应调查一下。
　　大刘乘早五时二十分车返京。
　　七时张学新同志起来说市委楼前，昨夜从六时半（六时我还在此看大字报）自发地辩论，有红卫兵，有工人报喜队。红卫兵指摘市委今天大会的缺点，工人上台批驳，为抢扩音器发生争斗。工人代表呐喊红卫兵打人，红卫兵就说工人造谣诬蔑。
　　从大字报的表面看来，学生批评省、市领导多，工人拥护多。
　　端阳昨夜也参加这场辩论了，他当然同情红卫兵对市委的指摘。我说克平写那广告不对，端阳说泄密有什么关系？不要怕群众！我不同意他的主张，又吵起来。多日来我就劝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是他从十六中一事断定天津市委是黑线，处分马瑞华，实际上是保护马，牺牲车马，保护将帅。应把马交群众处理，“北京为什么把张承先交北大群众处理呢？”看来这问题还要争。
　　省、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表现领导无力，怕乱，是事实。对毛主席的思想跟得不紧，习惯于用旧的方法领导运动、包办运动也是事实。但是，我看因此就说整个省、市领导都是黑线，也是片面的看法。青年学生难免片面，可是省、市对此处理不善，被动局面要越陷越深。
　　小孟说他们四清的春和电器厂的半工半读学校新招的青年学工，主张不做工了，闹运动，要求上北京去，劲头最大。老的学工认为不做工了，影响工序很大，对上北京去也主张派代表。工作组不敢言语。文革组提意见，他们就指摘文革组不革命。结果带动全体半工半读学生去北京了。从北京回津，又主张全日闹运动。后发动大辩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老工人质问他们：生产上不去，谁高兴？是不是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哈哈笑？我们搞好生产，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最好支援，生产不好还怎么支援世界革命？
　　坚决不做工而专搞运动的学工是少数人，坚决主张运动和生产两不误的（按《十六条》办事的）也是少数。经过群众教育群众，中间态度的人认识提高转向坚持生产的态度，因而使全体学工也照常劳动了。少数不赞成劳动的陷于孤立，也不敢不上班劳动了。（如果他们少数人再不劳动，就会产生转化，为多数坚持生产和运动两不误的群众所唾弃。）这个例子很成功。
　　端阳片面强调“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点，我过去感触最多。可是当父母的总怕孩子走了弯路，成为运动中的反面教员。（每个运动都会有正反两种经验教训。）于是对孩子的首创精神，五敢（注：指当时宣扬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态度，担心多，顾虑多，怕字多，支持少，劝阻多。对其他青年学生却未必这样多顾虑，这也许是当父母者的私心杂念！
　　八时半返河北宾馆，到时开始下小雨，越下越大。北风阴凉。
　　昨天群众大会刘、万检阅后本来准备好了工、农、学代表讲话，有一部分学生（端阳、克平在电话中说可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造反队和河北大学、天津大学的造反队）抢扩音器讲话，维持秩序的天津红卫兵阻拦，因此造成争执。北京红卫兵等喊口号，天津的敲鼓敲锣，后又念主席语录维持秩序。秩序不能恢复正常，乃开始游行。
　　克平说他们正忙于在本校成立红卫兵。
　　《天津日报》记者鹿占云同志在报社里听说昨天群众大会上要抢扩音器的故事，可是他称这部分学生叫“右派学生”。这称法大概代表报社和领导方面的看法。
　　晚饭后闲谈，袁静同志说南开大学的学生不像天大，分为两派。但有少数三百多人组织了“卫东队”，政委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队员还有一部分准备做外交工作的学生（出身成分都好），徐克同志的儿子都在内。这个队跟天大的“八一三红卫兵”一样要造反，声言非把臧伯平党委书记拉下马不可。
　　《人民日报》登出了天大“八一三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上参加了会见毛主席。可是袁静同志说登错了，上天安门的是苏庄派的“红卫兵”学生，而不是反对苏庄的学生代表。大伙都认为《人民日报》不会那样粗心，连上天安门毛主席接见的学生代表都弄错了。问袁何所据而云然，袁又回答不上了。
　　袁真是活像契诃夫的小说Dasling的主人公。前几天她对前楼北京红卫兵造反队那样同情，跟他们谈话时激动得流下泪来，回后楼后还愤慨得浑身颤抖。可是回家跟丈夫过一夜，就前后判若两人了！
　　《天津日报》转载了《红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中说：“在一九六四年，党内又出现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种错误作斗争取得胜利的产物。”大伙对此推测不已。再跟十八日北京百万人大会的出席人名的排列法，（首席当然是毛主席了，下边却是林、周、陶、邓、康、刘……）对照看来就可不言而喻了。热情，但是不稳、不准，是其特征。
　　一九四八年在平山召开的“土地会议”，是刘主持的。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同年二月十一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都是批评平山“土地会议”所推行的“搬石头”和“贫雇农路线”的。
　　补：袁静同志说今天跟一九五七年反右前一样，有意叫人们“放”，好把一切反党分子和反党思想放出来，而后再整。本来思想很成问题的教授、讲师，却有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就是不肯“放”。
　　袁这种说法，也是代表某一部分现在站在“领导地位”的心情。未免太世故、太经验主义了！这些人口头上也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却并不理解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实质的！当然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四类分子也会在这次运动中放出来，可是这次运动的主流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和信任群众……如果像袁静同志推测的那样，那么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等中央同志这般热情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成了“钓鱼”的手段了！岂有此理！
　　
8月22日（儿子日记）
　　上午把《红旗宣言》贴出，下雨被淋坏。
　　北大附中来两人，造天津市委的反。
　　下午，陈小放（注：高二同学，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白桦之子）等二人来找我们谈红卫兵事，他们对现红卫兵有不同意见。真正的左派必须经革命暴风雨中的考验。
　　
8月23日（父亲日记）
　　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反对各地党委领导把本单位的领导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等同起来，号召工农兵不要“群众斗群众”，这对前楼的省委工作组的对待北京红卫兵造反小组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针锋相对的态度的批评。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有社论支持北京红卫兵的革命创举，特别表扬了北京二中红卫兵冲击北京封建、资产、修正主义的商号名称和街道名称。
　　吃早点回来路遇郭老、柳心等同志，谈到前天群众大会上“造反队”要抢扩音器事，柳心说他们抢扩音器为了反对省委，郭老就骂他们是反动学生。我说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好好看看，他们强问是什么。我略说了说，他们哑然无声。
　　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今天《天津日报》刊登出来了。“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
　　好，这个社论好！这又是毛泽东思想的新体现！从写《腹地》（注：王林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成的长篇小说，1949年刚出版即遭批判）到今天，这个思想一直得不到解决，一直担心着新写的《风展红旗》，也会因此而遭到打击，不得出版见世。有了这个社论，我感到《风展红旗》有保障了！
　　那天到前楼看宾馆的服务人员斗北京的红卫兵，遇见去吕玉兰处写剧本的省文联同志。他说他们起初按真事改名字写的，后来刘子厚省长说不能正面写支部书记和公社党委副书记蜕化变质，反对、压制吕玉兰。因而改成地主富农暗中掌握着一个会计，反对、陷害吕玉兰。我当时就想，这样一改还有什么劲呢？吕玉兰的特点还怎么体现出来呢？因而想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也把创作列于议程时，我给江青同志写封信问问这些事。不料不等到那时候，这个社论就解决了我多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好，这个思想才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也不会完全没有问题。以前在道理上也这样说：某一党员，某一单位的领导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代表整个党。可是典型化在艺术作品里，一个领导岗位上的党员，就代表整个党。把某一个单位的支书写成修正主义者，或蜕化变质者，或投机分子等，就是把整个共产党丑化了。因此在文艺创作上如何表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表现《二十三条》、《十六条》，尚需向文革领导请教。
　　上午方纪同志来谈了很久。先是对证周扬在解放战争时期到冀中的年月日和是否讲过话。后来就乱扯起来。他说他在《天津日报》发表胡风的《欢乐颂》，记得似乎是在《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吧》受批评以前，不是以后（简报是如此）。也扯到他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说两年前就发觉阿垅是特务的问题，而被一党员（指我）保护住的事。他说他不记得了，我说我记得。我也说明不在解放初期没有看出胡风、阿垅等人是反革命，而在后来不承认当时思想错误，拿不是当理讲。
　　谈到“中国文艺界怎么能够没有周扬呢！”这句话，方纪说是刘白羽的语言，在三四年前周扬闹严重心脏病时刘发的感慨。方说在延安时刘对周也不怎么样，而是在一九五八年反丁、陈胜利后，刘才跟周拉得紧了。方又说在给中央写反丁、陈斗争胜利的汇报时，刘争功甚突出，给他的印象不佳。
　　文联机关送来大字报，反对王曼恬、史如北、高介云参加宣讲《十六条》工作，要求把万力（注：《新港》文学杂志主编）放回本机关去斗。万力下楼正好碰上。
　　补：上午方纪同志还说：在延安时，文抗和鲁艺是两派，互相看不起。又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他当时没有听出是针对周扬的（注：此前的7月1日，《红旗》第9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编者按中，称此讲话“针对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
　　
8月23日（儿子日记）
上午，听了人民日报社论，大快人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支持我们，工农兵在支持我们，更加坚定造市委反的决心。工农兵一段不了解学校情况，他们不再参加学校辩论了。有的人还被市委利用，压制我们造市委反的人。这次人民日报特别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党组织都不能代表党中央，党中央就是党中央。还广播了北京向四旧进军开火，造反的报道。社论完全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
（上图：天津红卫兵捣毁教堂）
　　今天，法国教堂被彻底砸毁了，主教也被揪出来，跪在台前，低头认罪，他们也承认，没有什么天堂、上帝，就是为了迷惑人。我们一直爬上教堂顶。
　　其他一些不适用的名称也完全砸掉，资本家也给抄了……天津市改为卫东市……
　　
8月24日（父亲日记）
　　重读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是东北致胜，因而推动全国解放的一个伟大决策。林彪同志光辉地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而彭真则抗拒毛主席指示。
　　早点后给家里通电话，克平接的，说昨天把所有的教堂都砸了。克平带人去砸的郑州道教堂，他亲手把耶稣像拉倒的。一中砸的法国教堂。克平说只是把迷信雕塑和迷信摆设砸了，其它没砸。又说把神父弄出来斗，问他哪里来的“上帝”？他回答说：那是骗人的！
天津革命学生砸教堂，比北京红卫兵还“五敢”，但是这个问题对国际震动要大。
（右图：天津红卫兵占领教堂）
　　王曼恬、史如北等同志回来了，他们说街上热闹极了，北京二中红卫兵来天津不少。天津学校因文革领导中心尚未形成，一时一个意见，一伙人一个意见，正在乱。有的宣讲《十六条》，学生质问刘子厚、万晓塘二同志是否革命的？为什么二十一日群众大会还叫他们讲话？
　　辽宁省委陈宝善持介绍信来调查吴方同志的问题，他们传说周扬在津召见过吴方，又说周扬指示天津文联支持吴、刘写小说《女童工》，都不是事实。但既沾连上黑线，就得弄清真相。为此我要写个材料证明。
　　二十三日《参考消息》译载美国《纽约时报》文《俄国的新资产阶级越来越肥了》。作者是艾伯特•帕里。对于苏联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的描写，真是惊心怵目的！
　　上一批北京红卫兵“不欢而去”后，今天又来了第二批。周骥良同志说上午就在会议楼谈判，刘子厚、万晓塘、阎达开、杜心波等都出席了。晚饭后听说文联群众来到，要求把万力揪出来。我们从前楼侧面去看，回来正遇见从会议楼方向走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走近一看，红卫兵簇拥着刘子厚省长过来。刘的护卫人员较多，红卫兵生气地说：“我们五个，你们来那么多干什么！”护卫人员于是只留下了五个。
　　刘大概是去前楼小灶饭厅吃饭。红卫兵大概是怕他走了，一溜又找不到了，所以一步也不放。
　　杜心波同志随后走过来，从前楼旁门进入前楼。
　　听说跃进剧团也斗争了一天，我们遛达着去看，走回后楼，文联群众已经冲进后楼后门前，叫万力戴上高帽斗呢。斗的中心是毒草《张黑七上西天》和后记压制批评事。斗争后游街，在会议楼前游了一遭。万力手持高帽，一脸黑墨而归。
　　宋宁说白桦（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不是曾被打成右派的部队作家白桦）派《支部生活》的邵同志到文联替白桦搜集情报，今天给他戴上高帽送回去了。宋又说他们还要来揪沈毅和白桦。王树人同志向群众讲演，说市委工作团沈毅压制批评，骂左派反市委（即指那一次沈毅批评申文钟对市委不够信任）。
8月24日（儿子日记）
　　中午，郭小英来，他今下午回京，准备去大连。
　　下午，去市委贴大字报，十六中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很好，相当厉害，向市委总进攻。
　　看了陶铸22日讲话，非常好，有很多启发。更加坚定向市委开火的决心。
　　大头（注：外号，本名吴颜平，初二学生）也参加我们“红旗”造反小组。
　　昨天照的相底片取来，还不错。
（右二图：天津红卫兵批斗主教）
一个老兵要借（给）我一套军装，还写了一首诗：
　　　　借给红卫兵，敌我要分清。
　　　　红心向着党，永远闹革命。
　　工农兵在支持我们向四旧开火！

8月25日（父亲日记）
　　早点前给家里通电话，庆友说昨天她们班抄资产阶级同学家的黄色书刊，发现该家有好几箱子各色毛线，很多金手表和银元。她不懂得是什么银元，说一个秃头，长着胡子。大概是袁世凯银元。又说，她们把金表和银元拿到学校去了。我问她们的头是谁，她说还没有选。班里的团组织早瘫痪了，我劝她们不应没收那些金表和银元。如没收，也要当场写上字据，以免日后资本家造谣。
　　端阳在砸法国教堂时照不少照片，这件事倒有文物价值。
　　孙克纲同志出发宣讲回来说，东南角的清真寺也被砸了。这要影响兄弟民族问题，恐怕要制止进一步发展。
　　孙又说学校烧图书馆里的黄色书刊，火光燎天，年老的人们都担心引起火灾。要不是在这个时候，公安局一定禁止。
有人说教堂的玻璃，是街道上的“野孩子”趁热闹砸的，很可能。
　　袁静同志说昨天斗朱继圣（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民建会主任委员，著名民营企业家）了，今天要斗周叔弢（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著名民营企业家、收藏家）。
　　大理道我住处后边那一家的黄色书刊也被搜出烧了。颂英见到。
　　袁静同志给市委书记们写一信，建议了些办法，希望使市委由被动转为主动。
　　袁又给丈夫写一信，劝娄凝先认真执行《十六条》，对少数人的意见也要保护，这是指南大的“卫东队”。袁说昨天重读了《十六条》，睡不住了，半夜起来写的这信。袁的这封信写得有理，可是她又说：“我怕刘子厚倒了，他再落个保皇派！”我听至此不禁大笑起来，说应说是忠实执行《十六条》的问题，不应是怕刘倒了，连累自己的问题！
　　袁说二十一日群众大会上，南大红卫兵保护刘子厚，会后刘接见了南大红卫兵。并带着为首的几个红卫兵干部到河北宾馆吃了一顿饭。袁说不好，这是物质刺激。我说如果传出去，“卫东队”就会写大字报，说这些人是保皇派。
　　出发回来的同志们说：红卫兵砸了教堂，公审神父时,叫神父站队，不会，叫他们拉把开腿，喊了口令再叫他们并上。这倒蛮有趣。
　　红卫兵贴出警告：从今天起，不许资本家再拿定息。
　　有一资本家往银行取钱，取了几千元，接着又取。银行职员问他取那么多钱干什么？该资本家蛮横地说：“我的钱，我要取，你管得着吗？”红卫兵听见，过来教训了他一顿，并且把他原取出的钱也都扣下交回银行。
　　谦祥益资本家预备上一口七千多元的棺材。这时死了，装殓上要送回山东原籍，拉到车站被红卫兵发现，立刻把尸首倒出来，指令火葬，棺材交公劈了卖劈柴。
　　红卫兵又上棺材店，指令不许再卖棺材。出了门，又怕店主偷卖，又回去清点数目封了起来。
　　傍晚下起毛毛雨来。
　　
8月25日（儿子日记）
　　今天一天砸了三家资本家，真痛快！他们完全是喝人民的血汗，现款是几千几百元，公债几十万元，喝了多少血呀！现在一切都得交给国家，把资本家定息、公款、楼房……立即取缔。
　　看了主席写的第一张大字报。马上抄给市委，这完全是对他们讲的。
　　干革命要去掉一切私心杂念。
　　
8月26日（父亲日记）
　　八时半，组长通知因为过去写了有缺点错误的作品，今天传达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市委领导通知不叫参加。唯命是从。
　　史如北同志也被通知不参加。他说我的作品是孙振和王树人检查的。
　　也没有叫袁静同志听传达，袁静气得脸色真像一张黄表纸，来我们屋大放牢骚，批评市委不按《十六条》办事，问谁看她的作品。大伙劝她不要那么激动，早晚会水落石出。
　　艾等不过一小时就回屋了。
　　下午正式传达，文联能参加者只有艾文会、孙克纲、于雁军三人。
　　杨润身同志说，二十日宣读《十六条》的同志出发后，他曾听王昌定（注：作家，本名吴雁，曾任《新港》文学杂志副主编，其《创作，需要才能》一文曾遭到批判）同志说文联机关的同志也要出发宣读《十六条》，王曼恬等同志要先回本机关，布置一下而后再出发。因此演义到孙振同志的说法。
　　其它口晚饭后缴了文件，纷纷走了。我们口也宣布交完了文件可以回家，以后再继续开，再通知。
　　沈毅同志被文联机关群众用汽车要回斗，给沈戴高帽，沈辩论不戴，戴上又摘下，沈躺在地上也不戴。群众把沈抬到石阶下，后又抬到北会议室，坚持了一个多钟头，石英又用汽车送回。
　　天津市工业学院学生两派在河北宾馆大辩论一整夜，尚未散。
　　
8月26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天津师院，调查他们昨天在市委门前的情况。他们静坐示威5小时之久，万晓塘才来，以后刘子厚也被迫来了。
　　下午，散发《红旗通告》。
　　准备去北京。
　　
8月27日（父亲日记）
　　晨返机关参加运动。文联文化革命小组筹备会已成立，选举出石英、申文钟、钟铭钧、王树人、潘广福为筹备委员。石英代表小组向我们出外参加会的人们，宣布筹委会经过和目前工作，并宣布陈因、万力、王曼恬、史如北为专政对象，命令他们反省和交代。
　　我们上午的任务是看大字报。关于我个人的大字报有三张，一张是石英同志写的，指摘我在党的诞辰讲话有美化李立三，违背《历史问题的决定》。又说我在运动中只写了一张简单大字报和一首歌词征求意见。又说我给沈毅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帮助沈毅镇压群众。
　　党的诞辰，我以李立三为例，说光有干劲还不行，没有“科学精神”，没有毛泽东思想，仍然要犯错误，仍然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当时谢宝珍就说背后有议论，有误会。这是我说话“词不达意”之弊。
　　对过去写大字报太少，太不够劲，石英同志批评的非常正确，对向沈毅策划镇压群众事，当有保留。
　　另有一张歌词式大字报：批评我是个“老扒手”，溜来溜去为沈毅搜集情报。
　　张发维同志为那一年我遗失手表事给我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我是个大恶霸，说我叫民警上他家搜那表的。那一回事，不仅伤了张，还伤了老阎以及杨各庄张连瑞父女。今天想起来还非常痛心，引以为戒。但是民警到张家，却不是我打发的。事实是：那天夜间阎回家了，民警问她到哪儿过夜的，她说在姨家。问姨家，说没有来。因而又追问阎，阎才坦白说在张家过的夜。因此伤了张。
　　我看了会大字报，就自己写大字报，揭露陈因和《文艺学习材料》。
　　十时文革召集我们开会的开会，都争着表态，我说接受石英等同志对我的批评。但也申明了态度。六月初没有听万晓塘报告之前，对沈毅等来文联不欢迎，听了万的报告，知市委计划，把文联列为暂不开展运动的单位，沈毅等也在党内外宣布根据万的精神暂不开展运动，意思即是往后拖，拖到市委从北京开会回来再说。从此我即同情市委和沈的办法。
　　我跟沈只个别谈过两次。两次都是沈主动叫我去的，那次学习，王树人当组长主持，休息后沈叫我到他屋，问我对那天会（批评申文钟会）的意见，我仍然说申等是心急，批评他们“对市委信任不够”过火，他们接受不了。沈向石说时，大概没有说全面。
　　《十六条》公布以前，我始终那样认识。今天也认为当时市委委员们都在华北局开会，李麦在津也只能执行万的指示（万刚从华北回津，我认为万的精神即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稍大的问题（如批判万力的文字上报事）李麦也不敢擅自做主。所以，我在党的小组会上也曾劝石英、王树人不要着急。
　　《十六条》公布后，从《十六条》的精神回看沈毅这一段工作，当然是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河北宾馆时说过，要提高为“阴谋”，我还上不了纲。那样一来，华北局和北京市委往北大等校派工作组，也是阴谋了。可是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的办法也是经过党中央同意的。）
　　袁静同志说普遍检查作品是阴谋，我声明我欢迎检查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有缺点，有错误。
　　大字报里有劳荣（注：作家，翻译家，天津《新港》文学杂志副主编，天津市政协委员）的一张，他说文联所有作家都按文联通知全部交了作品，唯独孙振同志不交。
　　没有亲自参加前一段运动的同志们，从大字报上看过揭露沈毅镇压群众的事迹，都很激动、激愤。
　　下午开会斗万力，万力反动气焰甚高，二十四日被斗后骂道：“假公济私！”又说：“念念不忘一九六六年！”态度太恶劣，群众激愤，高帽子游街一遭。
　　补：沈毅批评申文钟对市委信任不够那一回的前一天，休息时沈毅召唤我过去问我：市委说即回天津，又延长了，这些日子怎么办？我说只好还是检查作品吧。因此说起申文钟那天开会时对报告三番四次地修改，仍不见批准而着急事，我也说我也挺着急，也说石英、王树人等同志前些日子开党小组会也有些性急情绪，嫌市委批的慢，并没有说有“反市委情绪”。
　　
8月27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砸资本家。
　　下午准备去北京。晚8点多才上车。在车上遇到很多芜湖来的红卫兵，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些天津、北京情况，特别讲到中央首长的讲话，念了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大家很激动。这时有几个××市11中的对此大为反感，要我们学生证，记下名字。后我问他什么出身，小子不敢说，想溜，马上被大家围上质问。他先后说了五个出身：学生、农民、革命干部、地主、贫农。工人当场把他红臂章摘下。后又发现，他们学校红卫兵极不纯，连红五类是什么都不知道，谁想报就要谁，我没收他红臂章后，他说回去还可以做一个。真他妈混蛋。到了北京，立即把这列车所有单位留下，重整队伍，否则不准进北京城。一下子就清出一百多（至少）。北京红卫兵纠察队也帮了忙，差不多了，我们就走了。时已12∶30多了。
　　路上截了一辆卡车，同车上北京四中同学一直到四中住下。廖去接待站挂了号。
　　
8月28日星期日（父亲日记）
　　上午到文联机关，不开会就写大字报。吴火同志问起在河北宾馆向王曼恬调查王树人的内弟、小姨子社会关系事。因孙振同志说那是打击左派，我说问问栾惠民吧。吴问回来，栾说的与王说的稍有出入。王说本来拟定叫石英和王树人参加市委召开的某会议，栾说王树人的内弟家中发现过反动标语，有人来调查过王。王曼恬主张立刻派人调查去。栾不敢，王催派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确此事。栾说外边一有人来调查此事，王即主张派人调查去。吴认为王与栾说法不同，要出大字报。吴正起草，申文钟忽下楼来向吴说：“写了给我吧，不要出大字报了！”不知何故。
　　十时石英同志把我叫到楼上原编辑室，查问了几件事。（申文钟也在场。）
　　有一天，王曼恬、孙振、沈毅都不在场，叫我暂时主持会儿会。申文钟发言说：“报告限制二千字以内，文化部给中央的报告，为什么不限制在二千字以内？”又说：“改了又改，拖到今天也没有批下来！你看中央批的多快！”情绪很着急。连写批评文章都不耐烦了。（这是汇报各党小组开会情况时汇报的。）申文钟说我向沈毅“密报”此事时，说我说申“有反市委情绪”。我声明我在那天休息时在院里谈的此事，没有“有反市委情绪”用语。我也曾经愿意批判万力的文章早日上报，因此我不会申对此着急即是“反市委情绪”。申说沈毅那样说的。我说他那样说的，不是我那样说的。
　　申又说：第二天上午开领导扩大会，沈批评申“有反市委情绪”，你说是性急，不是原则问题，是和稀泥。我回答：那一天，我只听到沈批评你们“对市委不够信任”，我就认为过火了，因此后来我劝阻争辩才说：“性急一点儿，不是原则问题！”如果沈批评申“有反市委情绪”，我还怎么能说“不是原则问题”呢？我如果那样，政治水平未免太低了！申坚持说沈那样说了。我说申那天在会上还说以前曾为此事与申做过个别谈话，从孙振的大字报上看来，沈在此会后也曾与申谈过多次话“打击左派”。因此我估计那话是在其它会上说的。要不然我的神经麻痹了，（经常如此，稍一累即如此。）没有听见。
　　我又向石、申声明：此会第二天沈找我去问对会的意见，我就说申等是性急，批评“对市委不够信任，过火，使对方接受不了。”又声明沈那天主要问我孙振经常与申、王等在楼上开小会，说孙振有阴谋活动，我只说孙说话忽左忽右，不稳不准。我没有在沈毅面前说孙有阴谋活动。沈说孙经常在楼上开小会，我说我倒见过，以往总认为他们在研究写批判的文章。我不参加领导小组，有些事我并不知道。
　　下午拟了个所谓我给沈毅“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发言稿。
　　上午石英、申文钟二同志又说我在河北宾馆很活动，每天在我屋人很多。我说我们分的屋子是十三号。十三号在外国是不祥的数目，所以一般旅馆里免去此号，否则无人住。河北宾馆亦然，因此把我们改在十八号，在文联干部的外边，他们出入经过我屋。女同志住在楼对过的另一端。因为他们出入都要经过我屋门前，就常到我屋，我并不欢迎他们上我屋，所以经常锁门，同屋艾文会、史如北可证明此事，袁静、王曼恬也常上我们屋，我们就用光膀、裤衩等不大礼貌，希望她们走开。
　　我把二十日孙振同志说王曼恬要回机关布置工作事详细了一下。
　　又说孙振同志说王曼恬用调查左派社会关系的阴谋打击左派。因此我们问了问王曼恬是怎么回事。此事要写大字报，申已拦回。
　　申等又说史如北、王曼恬从学校要回后，有人说你调查怎么走的风，调查谁跟文联文革暗通消息。我声明说我没有主动调查此。有人议论纷纷，说文联文革小组怎么知道王、史、高三人出发宣讲《十六条》的。我因在二十一日（星期日）到文联去过两次，嫌疑甚大，所以先说了说两次去文联的经过。也说明了我看见王曼恬也去过。大伙对王、史被文联知事不怀疑了（因史住机关），就又怀疑起高介云，文联怎么知道的？当时解答不上来，我也不记得提过高介云。后来忽然有人说孙振同志住文学研究所，可能跟文研所的同志谈话时说了此事（因下去宣讲《十六条》事，并不保守秘密），对这事随便乱扯，并谈到此就完了。
　　申、石又问为何不叫万力回机关。我说那是大会领导的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主张叫万力回机关，斗斗再回去。那几天无事，正好斗斗。
　　又说散会前，几个闲扯，说市委总拖着不早早批准发了批判万力的文章。到今天，北京和天津红卫兵造反队的目标集中攻省、市委领导了。这时再发表批判万力的文章，就是发批判《文艺学习材料》，群众也会怀疑是牺牲车马，保护将帅了。市委自己弄得陷于被动拔不出来了。袁静同志在河北宾馆时还曾给万晓塘书记写一信，专谈此事。
　　全日闷热甚，晚上下起大雨来。
　　昨天傍晚端阳、克平与他们的造反队去北京了。今晚接到大刘来信，给他们抄了八月六日江青同志给红卫兵造反队的讲话，和八月二十二日晚周总理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申：“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适用于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没有说也适用于斗资产阶级。戴高帽是否武斗？
　　补：上午十时石英、申文钟同志与我谈话时，我说到有人说孙振同志回家即回到文学研究所里，可能有机会与住在文研所的人们见到面。申文钟同志立刻插嘴声明道：“并没有谈什么呀！”这句插话证明了申文钟同志在孙振同志本月二十一日回家时曾见过面。那次大会放假，是从二十日晚饭后到二十二日晨。孙振同志在文学研究所住处里住了两夜一整天。在河北宾馆谈此事插言指出此事者，大概是吴火。因为当时我说只见我和王曼恬、史如北回文联机关了。吴火才插此言。
　　
8月28日星期日（儿子日记）
　　晚去接待站，得一星期之后才能接见。北京红卫兵又成立了纠察队，这也是斗争的需要，因有很多通令等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有坏人乘机捣乱。
　　
8月29日（父亲日记）
　　陶铸同志八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学蹲点有个讲话，学生油印出来流传。艾文会同志借来朗诵，人大有拥郭（注：郭，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和反郭两派，拥郭派多数，相持不下。有一次开大会，拥郭派又用汽车从农村接来七百多贫下中农代表，说是他们步行走来的，坐在大会前面，一提拥郭字眼就鼓掌。陶坐在后边，有一拥郭派见陶对贫下中农喊拥郭的口号不鼓掌，批评陶对贫下中农的热情不够丰厚。陶说自己并非知识分子出身，是劳动人民出身，最近又一连做了三年多的四清运动，相信自己比这个同志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丰厚。陶反对用多数的势力压服对方。文革中的代表，拥郭派十四名，反郭派七名，拥郭派一个正主席、两个副主席，反郭派选一个副主席，还被拥郭派挤得不能存在。这里哪来的民主？
　　陶铸讲话中声明只有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可以代表党，其他是党的工作人员，不能说反对这些人中的某人就是反党。
　　昨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非常重要，可是文联革委会却没有号召我们好好学习。现文联开会分两拨，八月未上河北宾馆的是基本群众，他们单独开会了。我们开会的党员，除了四个被停职反省外，革委会只吩咐每天写大字报。
　　张学新同志对昨日《人民日报》社论拥护极了，说：“太及时了！”当时我没有听出来，后来一想：“他原来是话剧院的当权派！”所以对“文斗”不要“武斗”的范围感到那么亲切。后说到此事，张热情地说：“我们话剧院左派力量大，不怕。可是也说不定！”可见他把如果对他们当权派实行武斗的人看成右派，而把拥护他们的演员看成左派。真是存在决定意识。
　　下午有二十一中（改名反帝中学）王大明、爱民、卫东等六人，给文联写了张大字报，下警告。事出于二十七日有二十一中学生要进文联看大字报，值班的王树人同志应付的态度强硬一点，要他们的红卫兵证或学校徽章，他们没带，没叫看。因此今天出了气。革委会同志们为此紧张了一会儿。
　　五时开党员紧急会议，新选支部的委员五人，石英、申文钟、钟铭钧、栾惠民、赵云昌等同志当选。晚上突击写大字报。
　　晚上，街上的儿童查自行车的牌子，旧飞鸽牌要拆掉，凤头的也要拆掉，后车圈上的商标也要用橡皮膏粘上，我准备用红漆画个红星，没找到红漆，暂且用红纸贴个红星好了。我看这是街道的儿童自发做的，因为只有一个十三四的儿童，其他都像学龄以前的儿童。昨夜查车灯也极严格。这也是儿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高度证明。
　　
8月29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参加反修路命名大会，没让我们进去。游行人声势浩大，苏修吓慌了神。
　　之后去新市委，去接待站领车票。北京处处给革命师生以方便。小胖正搬家。
　　下午去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园。
　　
8月30日（父亲日记）
　　上午开全体会，叫万力、陈因、王曼恬交代。王滔滔不断，如同演讲。
　　下午分组讨论，先研究史如北的问题，后研究王曼恬的问题。
　　昨日《人民日报》社论，今日转载。这个社论明确肯定了红卫兵最近的首创：抄资产阶级的家，取消定息，宽容了他们十七年了，今天要补课。如同土改斗地主差不多了。
　　昨夜在市委大楼前又有一场尖锐、热烈的争论。下午上班时遇吴雨同志，他说二十六日晚上，二机局工读学校的造反队在北京红卫兵鼓动下，在市委大楼前辩论时要求见万晓塘书记，冲进大门，跟各部的工作人员发生扭打。有个别北京红卫兵负轻伤，吴说又有一个红卫兵自己向墙上撞，自伤。二十九日晚上又有大辩论，吴说自发而来的工人群众把北京红卫兵辩论得无言可发了。最后冲出重围要走，群众有的怒号不叫走，有群众说：“保护少数！”北京那几个红卫兵才得退出群众海洋。
　　晚九时到市委大楼前去看，有一北京红卫兵念传单，空洞无物，实在是没有说服力。
　　
8月30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北大，人山人海，运动都无法开展。遇到安同军和两个天津歌舞学校的。
　　晚回天津。
　　
8月31日阴雨（父亲日记）
　　上午学习《十六条》，下午批斗陈因，要害还是他七月二十四日从华北局会议回来找郭钧、王曼恬密谋事。五时戴高帽游行，到了文化局，又到美术出版社。郭钧在本社弄了保皇派式的文革委员会，用打死狗的办法（批斗坏分子陈元宁）转移目标。郭从河北宾馆回来后，有一干部要求到文联看大字报，郭说：“文联运动由右派掌握着，不能去看！”文联群众去了，郭钧先藏了起来，后找出，郭不承认此语，找证明人出来对质，郭也不承认。文联群众气愤异常。
　　到美术出版社是乘汽车去的，大概因为坐不下，没有叫我们“另组”的党员们去。晚上写大字报声讨郭钧对文联文革委员会的侮蔑。
　　晚班回来，一进门见有三五个青年红卫兵，他们一见我进来，就蜂拥而上，问清了我住二楼，答应我“走你的”。上台阶时，见他们把万力的东西弄出一箱子。上楼到端阳室内见到吴颜平，吴颜平说红卫兵曾上楼来，他说了他们下去。
　　端阳、克平、廖、贾等又乘下午二时快车去上海了。留下吴颜平作为联络工作者。
　　
8月31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学校开介绍信，没给开。
　　中午去车站，乘45次快车奔往上海。现正在途中，一切很好。

9月1日（父亲日记）
　　晨老阎上楼说：红卫兵只把万力的一些书（大概是坏书）弄去了。说还要来。陈因、马达（注：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天津分会主席）家也抄了。马达的宋朝古画和半导体收音机收了。陈因的存款折也收了。
　　十时广播昨日毛主席、林彪同志及中央各首长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实况片断。端阳、克平等光是瞎跑瞎窜，这一次又把见到毛主席的好机会错过了。
　　林、周讲话仍是号召各单位的问题由各单位的群众解决，认真执行《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
　　另组讨论王曼恬的问题准备明日大辩论。
　　韫从邯郸工地来津办公，他说各地、县、厂、矿党委当权者都抓瞎了，前传达了彭、罗等负责人犯了大错误，又见主席穿上军装，《十六条》又搞“当权派”，不知道怎么好了，不敢说话，也不敢管事了。他来前邯郸斗了个副书记和一个党外人士副市长，群众要求什么就答应。
　　
9月2日（父亲日记）
　　昨日报今天才送到。全面报道毛主席等接见五十万各地红卫兵的盛况和讲话。并有多幅照片。
　　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重申：“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因此上午另组为何是文斗，何是武斗争论起来。戴高帽游街是否武斗，是争论焦点。方纪文（注：天津市文联秘书长。不是方纪）说是武斗，又说他赞成这种斗法。代表文革给我们“另组”主持会和记录的宋宁同志说：“我们斗争地主的时候，连地主的儿女都打死，都没有关系。万力是地主，打死他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游行、戴高帽，还是必要的，比如陈因，不戴上高帽到文化局、美术出版社游游，就不能扫他在那里的威风。但又觉得那样来，不完全符合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以理服人”、《十六条》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因此认为那是文斗中的武斗，也就是用压力使对方服，是在顶牛、在对象顽抗和革命群众摆不出更多的有力事实、而又非常激愤时产生的。
　　孙克纲同志发言认为今天只有群众说什么，就听什么，依从什么。他举一例，说某学校师生写大字报，浪费纸张甚多。工作组有一人说是否可以写字小一些，于是成为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由此引申说：这一会儿，再不能谈党的领导。我说：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精神，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运用在实际中，另一方面要加强领导，群众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王莘（注：作曲家，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同志反对，说《十六条》里没有加强党的领导字句。我要他拿出《十六条》来看，艾文会同志立刻念出来叫他听。我又说：“这种精神贯穿在毛选的各篇文章里，你不信，咱们从毛选的第一个字，查到最后一个字！”
　　孙振同志对文斗武斗发言说：如果认为戴高帽游街是武斗，就不应拥护。那种斗争形式是在毛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有根据的，不能说是违背主席思想。
　　下午批斗王曼恬。为了消昨天王的自命不凡、洋洋得意地放毒交代，今天完全由革命群众发言。石英同志掌握得很好，首先声明这样辩论是为了消毒，不管王本人如何。这是走群众路线的好办法，这是摆事实讲道理。
　　晚上接着开，一直开到十一时。
　　补：不少同志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各级党组织的压制群众的创造性，或者认为二者矛盾不能统一；又有的认为没有党员，就不能算是有党的领导。经过讨论才明确所谓党的领导，是指毛主席思想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不论党员与否，能体现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就算体现了党的领导。否则，不论是否党委，也算不曾实现党的领导，这是过去的遗毒。过去，不少人把个人、把本单位的党委当成“党的领导”，反对某一党委负责人就是“反党”。说什么“党不是抽象的，具体在我身上”。照片上毛主席的袖章是“红卫兵”，林彪、贺龙等同志的袖章是“纠察队”，象征要整顿纪律。否则不会这样。
　　
9月1日、2日（儿子日记）
　　1日下午近三点到沪，天气较热。这里市容与天津相似，更加洋化。我们同北京同学一直来到同济学院，住在附中处。晚上去上海市委、南京路、滩头、黄浦江等处，真是人山人海。
　　到了上海，所见所闻实出人意料。本觉上海搞得不错，可一到沪，并不如此。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真正打开，红五类还没有彻底翻身，造反精神极不强，框框很多。红卫兵有的杂七杂八，还要党支部领导，现又出现什么成立临时党委，这和工作组一样。这里有鬼……
　　这里很“文明”，要牛鬼蛇神低头，戴高帽也算作武斗。可对红卫兵却动手打人，对红色恐怖反感、害怕，说是反动口号，说造反歌是毒草云云，实在不像话。在北京、天津很革命的到沪都成了反革命的。这里光是香风酸气，没有火药味，现在得给大上海翻一个个。现在就是要发动这里红五类，大讲阶级路线，大讲红色恐怖，大破框框，只有彻底翻身，把走资当权派、资狗崽子、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红卫兵真正掌权了，斗争才能往深处发展。
　　上海市委提出十条意见，没有一点阶级性，没有一点造反精神，不准抄人家……完全维护“四旧”，而不是破“四旧”。
　　今天，红卫兵总部同红卫兵战斗队（极不纯，资、职、高职出身占优势）干了起来。这是好现象，只有斗争，红卫兵才能成长壮大。
　　在此遇到刘力军（注：河北省长刘子厚之子）。
　　主席接见外地去京红卫兵，又没赶上。
　　
9月3日（父亲日记）
　　上午石英同志朗诵全国作协红卫兵的号召和通知，取消作协称呼，罢刘白羽、张光年、邵荃麟等以及所有的正、副主席、理事的官（茅盾也在内），取消上级委派的党组。改名全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协会。天津文联全体人员都赞成。
　　方纪文、孙振等同志提议高工资者自动降低。众赞成。我提议恢复供给制。众也赞成，但目前尚难一下办到，先自愿降低。
　　宋宁同志主持学习主席语录，袁静同志提议学习对新鲜事物语录。
　　我发言认为《十六条》以前，省市委对革命群众的态度，是怕字当头，由怕而拖而压。（引证了在河北宾馆时写的日记上的材料。）后又讨论“阻力”问题，我说过去有的党委，自己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可是别人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他就说人家“反党”。把党委某个人当成党的化身（如《腹地》所描写的范世荣），在《十六条》以前也形成了习惯势力。经过这一次群众运动，经过《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三日社论的阐明，才打破那一种习惯势力的对革命群众的束缚。那种说法，那种习惯势力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我认为《十六条》和毛主席、林彪等负责同志，总说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下午讨论陈因的问题，昨天批斗陈因时，张希苓说：陈因从华北开会回来，王曼恬见到陈说：“顶住了！”这是王灵魂深处的话，这证明陈去北京开会前，他们就详细研究了“顶”的问题。
　　
9月3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复旦大学看了看，之后去轻工业学校。这里造反队不错，很纯。他们已勒令不是红五类全部摘下红袖章，同另一伙“红卫兵”干了起来。现在就得大讲阶级路线。有的商贩出身的还没造自己家反就想去造别人家反。
　　下午去南京路造反。去国际大饭店买三分钱白菜和窝头，因有接待外宾任务就没进去。去别的地方看了看。有的表面上为工农兵服务，可里面还是原来一套，我们红卫兵根本不能坐下来吃饭。南京路上的大字报尽是围攻北京中学的。
　　克平一点多钟才回来，又遭上海人围攻。上海人怕见皮带、刀子。文明得很。
　　
9月4日星期日（父亲日记）
　　上午理发等了一个多钟头，读毛主席语录关于党和群众路线一章。
　　下午整理书架，以便红卫兵来除四旧时费劲。
　　老阎说红卫兵昨夜对万、陈、马又返工一次。下午五时启孝来扯了会儿，他刚从盐山县四清归来。
　　天气受台风影响，仍阴。
　　
9月5日（父亲日记）
　　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主席四十年前的伟论。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阐述林彪同志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
　　下午开党员支部会，石英同志宣布王曼恬昨上午九时到东站，跳入特快车头前，企图自杀，因倒在枕木上了，只受轻伤未死。现送在铁路医院中治疗去了。于是党内外开会，开除党籍和建议罢免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批斗（注：此后王曼恬得到江青支持，先后被安排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共文化部核心组成员。1975年底致信毛泽东辞去文化部职务返回天津。文革结束后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自杀）。
　　端阳从上海来信，说上海不许红卫兵自动地抄资本家的家，也不许戴高帽游街，从北京去上海的红卫兵有二三千人。要把大上海翻个个儿。端阳又说他们从上海还要去广州、河口。
　　十点半后，老阎忽敲门说：“北京来了三个红卫兵找端阳！”我下楼迎接，一看是黄敬（注：本名俞启威，故子女姓俞。建国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病逝。其妻范瑾文革初被打成北京市委“彭真黑帮”成员。王林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两家有来往）的幼女小俞（注：王林6月16日日记中记载了小俞给王端阳的信：“五月八日我们猜到了彭真，自然也想到了妈妈，妈妈成了反党分子，万分出乎意料……现在一个更实际的考验就是在思想感情上与范瑾划清界限……我不是妈妈的女儿，是党的女儿，我与妈妈不是一条藤上的瓜！请相信我一定能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一定会接爸爸的班！我们应该做疾风中的劲草，做暴风雨中的海燕！经受住任何考验！！”）和她的两个同学。她们说她们是来天津串联的。我安排好她们的住处问题，以便她们从事活动。小俞说她母亲由机关接去，住在机关里，外婆住大姨家去了。她跟姐姐住在赵风家。同来的还有赵风的女儿。
　　
9月4日、5 日星期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轻工业学校。
　　中午到上海市委，这里又发生流血事件，北京三十多名红卫兵冲到市委大楼顶上。北京红卫兵在此等了四十小时，要求见曹荻秋（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可曹不接见（只接见6名代表，对提出三个条件不答应）。后中央来电话让接见，但上海人又不叫接见……这才“逼上梁山”。我刚一到，就遭围攻。后又找市委一工作人员谈，他一点理也没有。工人支援北京红卫兵。在这里斗争到9∶45曹不得已才出来，可是却煸动上海人斗北京红卫兵，把错误完全推到北京红卫兵身上。当场遭到我们极强烈的反抗，曹见大势不妙，马上逃走。事情还在继续。
　　我因事刚一出圈就被围攻两个小时。夜里下了大雨，上海人被冲走，还有一些有雨具的留下来。此时我们高喊：“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唱歌曲。对此市委一点不管，只喊“快回去吧，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再待下去了”。上海人高喊“无理取闹”。矛盾加剧。
　　雨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停，衣服全湿透，很冷，已筋疲力尽。上午十点多才进市委，但上海人又连挤带拥不叫进，有人捣乱。此时，我们一共站了15多个小时。
　　2点半叫曹荻秋出来，可6点才出来。到会北京人又高呼“曹荻秋滚出来”“罢曹荻秋的官”等口号。曹实是被动。出来后做报告，肯定北京红卫兵大方向是革命的，冲上楼顶说是反革命是错的，是革命事件。但做法可以商量嘛。此外，还回答其他一些问题，比昨晚态度好多了，但也有问题。后上海人闯进会场，曹叫他们出去，说我很安全，这是北京红卫兵大会，以后再召开你们大会，北京红卫兵没有控制上海市委等等。可是这些自称革命工人学生的还不出去。曹说你们如相信市委，相信我，那就出去。他们还不出去，于是大会暂时休会。有很多上海学校的红卫兵支持我们。
　　我们出不去市委，有一些工人拦成人墙，他们说不是市委叫来的。可是权力很大，谁都不叫出去。后提出抗议，市委领我们从旁门出去。外面人还很多，他们根本不听市委、曹的话。我们十分疲劳，昨天淋了一夜，可是那帮人常换，打疲劳战。
　　
9月6日（父亲日记）
　　小俞等没有红卫兵的介绍信，就来串联活动，想的太天真了。现在各学校、工厂都有本单位的红卫兵守卫，哪能那么随便串联造反？我要建议她们把林彪、周总理在五十万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再好好学习一下。叫庆友介绍一下她们学校的情况，再到街上参观一下戴高帽游街以及中心区的大字报，先做调查研究工作。
　　上午继续学习《十六条》，下午开大会叫陈因交代。
　　石英同志代表革委会宣布叫孙振、吴火、涂宗涛、林彦、高介云、王莘反省做交代。
　　
9月6日（儿子日记）
　　下午，克平和北京101中二人去广州，贾廷雁已于4日夜出去，至今无信，我们不能走。克平这样做很不好。
　　廖晓淇又不想去广州，我是一定去的，大头还没有来沪。
　　现我改名叫向东飞。不要什么姓，这完全是封建的家族风。
　　
9月7日（父亲日记）
　　晨阅所谓天津市委门前“八月二十六日事件”的宣传品。北京东方红冶金学校（原石钢半工半读技校）学工张慕群九月四日晚在市委门前的辩论稿，很有水平。
　　天津市劳动局半工半读学校赤卫队（现改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九月五日的揭发，他们学校“红卫兵战斗小组”的负责人周杰，其父亲是意大利回力球场、美兵营盘的洋奴，也给法帝当过洋奴。周杰本人在天大也进行过偷盗，被公安局拘押过。
　　苗其明，是该校“八一八红卫兵”，“八二六”事件闯进市委大楼的闯将。父亲是盗窃犯，母亲搞黑市的。“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徐刚立，在搜抄资本家时窃取银行存折，到银行提款时被革命群众扣留。
　　九月四日劳动局工读学校赤卫队又揭发北京来的甄常华（化名孙大圣）、徐国恩等八月二十日到该校点火，打着红旗反红旗，胡说：“文化革命是群众领导群众，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不能领导。”又胡说：“中央说先搞完革命，再搞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我们那里（北京）愿斗谁就斗谁！”“我们在北京，一次就打死两个！”“我两天不打人，手就痒痒……”并且招摇撞骗说他们是周总理派来点火的！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甄常华等依靠周杰、苗其明等围攻李中垣副市长（他去读《十六条》的），限十分钟内把天津市委的黑线内幕揭开，李因高血压晕倒在地上，送医院。
　　甄等对红卫兵群众稍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是实行法西斯式恐怖！
　　今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端是对症下药之作。
　　午间大头说：贾庭雁从上海跑回北京找中宣部呼吁：北京等地二三千红卫兵在上海冲进市委大楼后，被群众包围起来。端阳等去看热闹也被包围住了。贾溜出到京呼吁。大头今午同贾又去上海。上海的领导就是硬。
　　下午批斗陈因，晚上继续斗。
　　小俞等去哈尔滨了，晚上她的小伙伴王灿赶到，要追小俞等，没有学生证，带旅费不够，住一天看天津的大字报。王系彭珮云的女儿，跟颂英同岁。
　　
9月7日（儿子日记）
　　上午与北京人一起去第二技校了解情况。三年级学生都要毕业去工厂劳动，这不行的。现在最中心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同他们辩论起北京红卫兵问题，当时把他们驳得无话可说。他们说我们拍桌子，说话气粗，不懂礼貌云云。我说，我们就是这样，可能你们看来很“野蛮”，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懂得暴动，不懂得什么“礼貌”，什么“文质彬彬”，对不起，我们生来就是这造反劲。
　　回来电车上，一人说你们北京怎么都穿军装，又不是军人。我说这没什么，“习惯”不同嘛，你们看军装不顺眼，我们看你们上海的流里流气的衣服还不顺眼呢。我们就喜欢军衣，怎么看怎么高兴。这里“鸡蛋”说：这是心里话。
　　下午在红卫兵总部与同济附中一些人谈话，有杨苏鲁、叶爱珍、黄公超……
　　贾廷雁还没信，真叫人着急，是不是会发生意外事件？？？
　　
9月8日（父亲日记）
　　上午学习和研究史如北的问题。上午由史交代。又研究他的交代一小时。
　　袁静同志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会上，沈毅只批评申等对市委“不信任”，并没有说他们有“反市委情绪”。
　　史如北在交代时说二十一日晚上，沈毅叫史跟申文钟等谈话。谈话时申情绪很激动，第二天史如北给沈写了个书面汇报，我估计所谓“反市委情绪”是史在这个汇报里给申文钟等扣的。
　　史又交代说是他向小马主动汇报说：“文联运动，引火上身，有向白桦、方纪身上挖根的劲头。”史的反动政治敏感并不弱。
　　周总理九月一日的讲话，阐明党对于宋庆龄、定息、红卫兵、串联等问题的政策。乔力、小孟说贴在街上后，人山人海地挤着看。
　　
9月8日（儿子日记）
　　上午又辩论。
　　下午贾廷雁、大头来沪，贾去中央了。
　　晚去市委找宋秀文澄清一些问题，没见到，一直等到5点半钟，天亮了才回去。在接待站闹了一痛。
　　
9月9日（父亲日记）
　　上午分组学习，念周总理九月一日在北京对红卫兵的讲话。
　　下午批斗史如北。晚上继续斗。
　　
9月9日（儿子日记）
　　下午学习毛选，仔细思考红卫兵和其他人的关系问题。光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好的，必须团结大多数人一道革命，组织红外围。主席讲的非常清楚。
　　杨苏鲁送我一套《毛选》四卷合订本。
　　
9月10日（父亲日记）
　　上午分组学习后，批斗坏分子刘亚，戴高帽在院内游行。
　　下午分组开生活会。
　　晚上大刘返津，她很惦记端阳、克平在上海的情况。
　　大刘说鞍钢的青年红卫兵除四旧，要砸日本时代和苏联帮助安装的旧机器，老模范孟泰不允许，气得到北京找主席、周总理。
　　
9月10日（儿子日记）
　　上午又去市委。这次副市长李干成出来，态度很凶，很被动，问很多问题都说不知道。市委里几乎全是北京同学，后看没什么意思就出来，遇到赵学健，他说北京红卫兵在天津闹得无理了，都逃跑了，现天津没一个北京红卫兵。红卫兵与赤卫军合併，市里统一发了臂章，学校只有200名红卫兵，其他四百人全被迫退出，组成红外围。他说好多人都哭着要进去，不叫进就游行云云。真不知又搞什么鬼。还说我们“红旗”不合法，回去得刷两个，向他们投降。他把学校校章带了出来，还带了很多什么也没写的介绍信，找他要他不给。还带100元钱，戴着一块抄家时抄来的梅花手表（800多元），很不像话，就会找女的，三句话没说就签名留地址，还想叫黄静（注：北京女四中初中红卫兵）她们把几个苏州女的带到北京去。死皮赖脸。
　　晚上感冒，很难受，幸受黄静、胡心明（注：北京女四中初中红卫兵）的热心照顾。
　　晚大头与赵学健去南京路，听大头回来说很不像话。
　　　　
9月11日星期日（父亲日记）
　　今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工农群众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跟革命学生团结起来。社论还对于利用工农群众斗红卫兵的举动有所指摘。是否就是针对上海工人群众包围冲占上海市委大楼事件而发的？
　　上午同张学新夫妇到中天资本家李悦之、李进之、李慎之等的住宅参观。这真是家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张学新同志说李的父辈是开滦煤矿的技术人员出身，后发达为启新、中天资本家。
　　下午到红楼（原佟楼）一带转了转，看墙上的大字报。参加毒打三轮二社党书记陈良谋的中学生也有大字报，推卸责任，说陈是被马医生（冲出重围出来呼吁惨案者）打毒针伤命的。另有三轮工人（当事人）批驳。公安局对陈尸也做了化验，不是中药毒致命的。看来中学生被骗，是三轮二社中的坏分子，造谣说陈书记是汪精卫的汉奸，有七条人命等。《十六条》中说“谨防扒手”，即此也！
　　劳动局工读学校拥护甄常华者也有铅印传单，说服力不强。
　　同大刘到东站买票，顺便看大字报，真是五彩缤纷，群芳争艳，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却使读者闹不清孰是孰非。从天大一张大字报看来，“八一三红卫兵”的“少数操纵者”如果不按《十六条》办事，会要失掉群众的。
　　另一张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有趣。他在来津途中，见到一张《急，最最紧急的呼吁！》的传单，说清华、北大等校来津红卫兵，在天津十六中被市委包围，已两日未得饮食。他沿途呼吁和募捐，得到沿途学生、工农和解放军的热情支援，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就拿出了十二斤粮票。他万分火急地跑到十六中一看，完全不曾有此事。因此他写了张大字报揭露此等扒手。
　　回来时，顺便到市委大楼门前一转，灯光辉煌，满壁大字报。克平的大字报只露未盖住的上角。走马观花，见劳动局工读学校红卫兵徐刚立的自白和控诉大字报，甄常华等曾依靠徐刚立大闹市委大楼。
　　各执一词，互相夸大对方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一件事实也各说各的片面，非当事人不可轻信一方。
　　
9月11日（儿子日记）
　　上午光准备走了。北京地质学院的也来了，有一个李自卫是廖晓淇同学。
　　下午到车站，乘车去杭州。现在正在列车上，7点钟就到杭州了。
　　廖晓淇自己回天津。
　　晚在杭二中住。
　　
9月12日（父亲日记）
　　上午学习后就写大字报集中揭发白桦，下午续写。
　　周总理九月一日讲话的记录，下令收回，不许再私自传抄。
　　
9月12日（儿子日记）
　　上午到丝专，安排住处。之后去杭十二中串联，这里看来还不如上海。
　　下午去省府大楼看大字报。
　　晚去市委旁大会堂开辩论会，没什么意思，方向不对。
　　西湖是够大的。
　　
9月13日（父亲日记）
　　上午学习后仍写大字报。我起草了《揭开方纪画皮》的大字报。下午继续写此大字报，并经本组研究。
　　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出的第六号通告，具体指明罚站、弯腰、过分的重体力劳动是变相体罚，戴高帽、戴黑牌等是变相侮辱人。
　　大刘前天来津时说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周总理参加制定的。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分队的几次通告，也是周总理参加制定的。当初一看这些文告即感到有分量，估计有党的负责同志参加制定。党的领导不能一时放弃，问题是要通过群众来实现。周总理的九月一日讲话传抄稿，指令收回，可是北京红卫兵纠察队指挥部西城分队的第七号通告（乔力已看过），都传说是周总理九月一日讲话的化身。
　　传说毛主席今日下午第三次检阅各地赴京的红卫兵。因此天津红卫兵纷纷去京受检阅。
　　
9月13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医大，之后办车票，准备去金华，听说那里出事了。给庆友写了封信。
　　下午去西湖看了看，在西湖里游了会泳，洗了澡。西湖水很好，其它也没有什么。灵隐寺不错，很壮观，古木参天，寺中多佛像。之后又去钱江大桥，壮观，宏伟，听一人说像武汉长江大桥，但不如武。
　　杭州表面轰轰烈烈，但是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矛头还没敢指向党内走资当权派。
　　晚离杭州赴金华。到金华，地委叫我们自费住旅馆，我们气坏了，自己走了。这里刚好刚开完串联大会，遇到浙师大的人，一起来浙师大。
　　
9月14日（父亲日记）
　　全日还是写大字报，晚上看市委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前市委门前可罗雀，今天里里外外看大字报的“门庭若市”。
　　端阳从杭州来信（给庆友的）说还要去金华，又说打破封建，改名向东飞。他又说廖晓淇回天津了。可能他们之间有意见不同。他又说克平回北京了，还要去广东。
　　端阳又附言叫我打破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旧框框。人到晚年，世故太多，旧框框就是多。可是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不相信也不行。从信的语气看，以后对端阳不能“管”得太“多”了，还是由他自己增加经验教训去吧！——我这也又是“框框”，同时代的人，不少在青年时代狂热一时，后来遇到挫折却变得比谁都“右”。只有坚持革命到底，一生始终如一地战斗的人，才是革命者。我担心的是孩子们狂热一时，而不是怕他们始终如一。
　　
9月14日（儿子日记）
　　一早就去地委，游行示威，叫地委书记马上出来。可他一直不出来。于是我给省调查团打电话，他也不来，于是马上坐卡车赶回师大，把他“请”了去。事还没解决，市委把门的就是不叫进，很多工人、贫下中农也出来揭地委问题……后下最后通牒三点必须出来。于是三点钟我们冲进地委。事情还没完，我们觉得下一步主要是本地人搞了，我们可以走了，不再干涉。这里人造反精神不强，老是说适可而止。
　　今晚准备去南昌。
　　感冒几天了，还没好，真倒霉，现才理解为什么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晚上从浙师大出来，大头骑三轮车从土坡上冲下来，没掌好把，前是个急转弯，一下子连人带车掉进沟内，幸没摔伤人，车坏了。
　　
9月15日（父亲日记）
　　研究万力的问题，晚上叫他再一次交代。态度十分顽抗。
　　
9月15日（儿子日记）
　　早9点钟来到南昌。先去接待站睡到下午。
　　下午和大头到南昌内看看市容，这是个革命圣地。看了八一起义前叶挺指挥住所，战斗地方。之后又去革命烈士纪念馆，重温了一下血的教训。安息吧，先烈，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9月16日（父亲日记）
　　重读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一篇壮丽的史诗——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对待群众运动的壮丽的史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待群众运动的光辉典范。在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读这篇伟大史论，更感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必须好好地彻底地改造，才能跟得上主席的精神。
　　昨日下午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今天早上广播此伟大历史的一刻。
　　上、下午及晚，批判万力。
　　
9月16日（儿子日记）
　　上午办理车票，17日上午乘车去广州。
　　现此地大学生全部去北京，没有什么人，中学也去了一部分，不能串联，只能到街上看看传单，看看大字报了。
　　离津半个多月了，也走过不少地方。普遍一个问题就是老革命在文化革命中的态度问题。很多老革命在运动中对新生事物，对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首创总是怀疑，看不惯，缩手缩脚，有的“怕”字当头，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很头疼。老革命要想保持晚节，老当益壮，必须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虚心学习革命青少年、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要打破一切旧框框，要跟上形势，破除迷信，要真正相信群众，不能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要敢于引火烧身，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勇于在群众监督下改正错误，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否则就会掉队的，甚至跑到另一条道路上去。这里关键的就是要敢于引火烧身，革命的能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必被熊熊烈火烧成灰烬！老革命们，想一想自己青年时闹学生运动是何等无畏、何等雄壮啊！而今，红卫兵起来扫四旧，你又怎能在一边指手画脚地瞎批评呢！要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指引他们前进。不如此，你们的血汗不白流了吗？！不敢造反就会出现修正主义。
　　下午给妈妈写了信。病尚未好。
　　昨天毛主席林彪等国家领导人又接见100万全国各地红卫兵。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鼓舞！可惜我在南昌，又未赶上，我多么想见到毛主席呀！我想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多会儿才能见到呀！毛主席，你是我们红旗战士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有了你，我们在最困难时不畏缩，在取得胜利时不骄傲，永远革命。
　　
9月17日（父亲日记）
　　上午申文钟同志传达市委宣教口文革委会的政策意见，其中有关于搜查和降薪问题，前者要有公安部门的检查证和本单位文革的偕同。第二个问题要等全国一致的规定。运动步步进入正常化。
　　结合学习主席著作，总结前一段工作。王树人、申文钟、石英、刘琦等同志发言都很深刻。可见在实践中，在斗争中，在用字上下功夫，才能学会、学好主席的著作。这就大大改变了文联干部过去“纸上谈兵”的积习。
　　在发言中，透露出全国作协红卫兵的传单，朗诵后群众情绪一度高涨，主张搜查和降薪，涉及面相当大。革委会都未采纳。这一点正合今天传达的政治精神。革委会掌握政策也并不容易，因为一阵风吹起，很容易随着风跑。我这样大岁数了，解决问题总是顾虑重重，一九六四年在吴家稻地参加四清，也曾经同意过勇敢分子要搜查邱宝义家的主张（后未搜成）。
　　今天广播和《天津日报》登出了《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社论是根据林彪同志前天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发展的。林说要分清敌友。社论明白亮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
　　下午在东方红电影院（原和平影院）看新闻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大军在一起》，真令人兴奋！看过电视的说，电视上毛主席的镜头还多。
　　林彪同志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袖章又改为“红卫兵”，而不见“纠察队”了。
　　
9月18日星期日（父亲日记）
　　重读一遍《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更感到文学创作的基础是作者的直接经验，作者在阶级斗争中的实践经验。道听而途说的东西，采访来的故事，只能做补充。有了从直接经验来的基础，才能利用间接经验来补充。这是一种马列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思想。文学上惯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必须这样解释才正确。《讲话》里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我认为是指做社会调查，可以别人的经验为基础，而文学必须以作者自身的实践为基础。
　　克平午后归，他说他从上海到了广州，十三日返京，十五日参加了毛主席第三次检阅。昨天同孙大圣（甄常华等）到华北局攻打天津市委，今天乘华北局的汽车参加了民园批判万晓塘群众大会（万也出席大会了）。跑了这些日子也没有显得太瘦，仍在振振有词地攻打万晓塘。
　　十五日天安门前盛会，他说他在华表后边。从早晨一直到晚上检阅完毕，什么东西也没吃。青年人就是有那么大的热情。
　　
9月17日、18日（儿子日记）
　　上午乘火车时发生事件。有几节车厢由北京红卫兵占着不叫上，后面已挤不上去了。此事引起我们和其他一些人的不满，因此列车开不走，直到后来才上车，已晚点四十三分钟。以后又连晚将近一个半小时。
　　上午八点半到广州，天热。到广东工学院，已无地可住，直到省委接待站，现还没有地方。
　　列车上一乘警把大头临时学生证没收。我气极了，和他们干了起来。下了车一握手也就没事了。学生证还他。
　　下午去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深受感动。
　　
9月19日（父亲日记）
　　上午开党员支部大会，下午开全体文联干部、职工大会，酝酿成立正式的文革委员会。目标非常一致和集中，下午四时正式实行巴黎公社式选举，选出石英、钟铭钧、王树人、申文钟、潘广福等五人为文革委员，等于文革筹备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全部当选。
　　群众打锣敲鼓以示庆祝，我说如再有鞭炮放放就更好了。王树人同志听到了，立刻骑车去买，立刻鞭炮齐鸣，十分热烈。
　　从四清单位回来晚的闵人同志说，市内“武斗”的高潮是八月二十四、五日，二十七、八日就波及南郊和北大港地区了。四清工作队也不敢直接管。后来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本单位的文化革命由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干部解决，后又提出坚决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日子又一连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大抓秋收。这样市内一度无菜吃的现象才好转。
　　北郊双口、塘沽石油站，又出现了类似三轮二社的事件。李桂田的仓库就去人参加解决了。
　　
9月19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烈士陵园。
　　下午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此被华南工学院“心向党”给毁掉很多文物，真把人心肺气炸了。这群狗崽子真他妈的混蛋，把烈士的血都忘干了，心还向什么党。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之后去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想起主席当年在此，万分激动，和大头一起照了相。
　　
9月20日（父亲日记）
　　万晓塘书记昨日下午七时零五分，因心脏病爆发，突然逝世。据说死在市委大楼办公室了！
　　万书记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是焦裕禄式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去年四清回来在第一中心医院干部诊疗室遇到他的爱人，说他每日下午发烧，也找不出发烧的病源来。批判“三家村”黑帮后，我听吴方同志说他在大理道休养病仍每日躺在床上看《燕山夜话》。正如《天津日报》所说的：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长期带病工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的逝世是党的损失。
　　万，山东齐河县人。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中共，同年十月参加抗日游击队，历任游击队中队长、大队长、中共县委书记、八路军营教导员、地委部长、冀鲁豫行署公安局长、区党委社会部长、天津市公安局长……
　　闻讯之后，我很痛心。痛心的事是前日天津某一部分学生还在民园开大会“文斗”万书记，而克平同甄常华等人从北京赶来参加。万晓塘肯定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克平竟跟着甄等不分敌友，硬要攻打万和天津市委。
　　下午开会前方纪文同志说，以孙大圣（甄常华）为首的一部分学生上午又包围了市委大楼，追问万晓塘临死前说的什么话？克平午间没有回家吃饭，一直到晚上八点多钟了，还没有回来。我估计他也参加那种不光荣的包围和追问了。
　　下班时见有的红卫兵带上白花，表示对万书记的哀悼。颂英说庆友跟着学校红卫兵到第一宫送花圈去了。晚八时多也还没回来。乔力说第一宫一带工人群众送的花圈可多啦。可见天津工人、干部对万书记的深厚感情。克平再不回头要自绝于天津工农兵群众、干部的绝大多数！等他不回来，我只好写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屋里！（注：9月21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50万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280页）
　　
9月20日（儿子日记）
　　脚破未注意，受病菌感染，浑身巨痛无力，忽冷忽热，头痛得厉害。在此看病，打四针，二天才能好，真倒霉。今未出去。
　　昨遇到马辉女儿，今遇一一中学生。
　　给廖写信，叫他迅办几件事。
　　
9月21日（父亲日记）
　　克平昨夜没有回家！
　　午饭时才回来，问他昨夜住在何处，他说住在学校里了。我不信住在他本校，又问，他说保密，市委有人盯他的梢。我说市委有工夫干那个，别把自己估计得太了不起！
　　谈到万书记的逝世和一些流言，他说他也很沉痛，认为其他书记还不如万书记。又说他们并没有说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是提的意见老是不改。我答说不能有人提什么意见就按什么意见改，党有党的政策和计划，接着说了个父子骑驴的故事。
　　我见他还是有省悟的可能，也就没有再要求过急，可也谆谆告诫他：要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话，要按《人民日报》社论行事，不要听那些来路不明的什么孙大圣之类的人物的话！
　　上班时他午睡未醒，晚饭时，庆友说他刚出门不久，晚上下班后还没有见他回来。
　　午间他又说市委有两个“喽啰”找到他说“密切联系”，叫他奚落回去了，嫌他们连杨一辰也不知。
　　人民体育场红卫兵、全体革命群众印了一份传单《沉痛哀悼万晓塘同志——从九月十八日“揭发市委大会”上看万晓塘同志的革命精神》，对这一天的情况有较详细的描写，对某些人对万晓塘的极其不礼貌和刁难行动，有所揭发。那一天上午开到十二点半，下午四时又开到黄昏。克平午后回来吃了饭就午睡了，没有参加。今夜未归，明早我要叫他读这张传单，并趁机规劝和批评他。
　　团市委有宋振英其人者，竟是个党员。十九日晚上到市委大楼内大闹，听说万晓塘同志逝世消息后竟说：“死一个人也得革命！”团市委机关干部在门口写大字报声讨这个阶级异己分子。
　　针织厂全体职工和红卫兵写大字报要求惩罚凶手！
　　关于万的死，流言很多，多是攻击孙大圣之类的分子的。这些流言，尚多是推测而生的，不完全符合事实，却可以代表天津市群众对万的怀念，对孙大圣似的分子的痛恨。
　　
9月21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南方大厦买主席纪念章，之后从海珠广场返回暨大打针。
　　下午看了《毛主席接见百万大军》，心中万分激动。一定听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看了周总理9月10日讲话，很有启发。现我感到全国有一普遍问题，就是关于黑六类子弟问题。对他们有些做法是不对的，吓得他们不敢出来，在家闲得要死。如不让他们参加运动，将来他们就会成为黑七类。现只有调动、领导他们投入运动，触及灵魂，脱胎换骨才行。（当然主要责任在他们身上）这几天一直想这个问题。
　　下午去鲁迅纪念馆，国共合作（1924年）那个会就是在此召开的。孙中山、李大钊那张照片在此门口照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在此。
　　今遇一南大学生，他讲了天津12日以前的情况，已开始炮轰市委，形势不错。
　　贾遇到同赵学健、群英一起来的三个人。
　　
9月22日（父亲日记）
　　克平昨夜未归，在他的桌上发现所谓“八一三红卫兵”刘卫东（刘树行）的电话：30705。
　　再见到克平，要他解释对于人民体育场红卫兵的传单的意见，要他表示态度。从此展开争论，要他冷静地听听天津广大群众对万晓塘的怀念和对不分敌我而一意孤行地攻击天津市委分子的反感。要他独立思考，不要当甄常华、徐国恩之类的人物的应声虫。追问他昨天所谓市委二人找他们而找到克平的详细原因和经过。鬼鬼祟祟地怀疑市委派人盯梢，实际上是心中有鬼，开始了“做贼心虚”的表现。
　　克平直到夜十时尚未归。
　　机关下午由吴火交代，晚上研究如何批斗吴。
　　黄敬的二子素银从北京来，他说小三（注：黄敬之子）马上也要来。来是访问父亲的革命历史。
　　小俞等并未能去哈尔滨，在火车上被红卫兵查知（注：被查知其母是前北京市委“黑帮分子”范瑾）后押送回北京了。
　　
9月22日（儿子日记）
　　上午去中山堂，这里正开成立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的大会，看外边有许多小汽车。我看了一圈就走了。去孙中山纪念碑，广州博物馆，无意中看了五羊，周围四个羊的角、耳朵被砸下去了。
　　下午四点多钟，离开广州。
　　
9月23日（父亲日记）
　　小三晨到，克平午间回家，说人民体育场红卫兵出的传单，跟事实出入很大，他这两夜是写大字报辟谣了。
　　哈尔滨军工学院的在文化大革命里的斗争极其复杂、壮烈，小三给克平讲述，克平迷了。
　　机关上午准备，下午及晚批判、揭发吴火。吴火进城后先做公安工作，知劳荣历史问题甚详，却长期（一直到一九六四年）跟劳荣称兄道弟通信，极密切，几乎无话不谈。但八月二十六日从宾馆回机关后，他却与孙振等写大字报，说劳荣是历史反革命，主张不许他参加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从此事看来，吴火的心术十分诡诈！
　　小胖晚上也赶来了。小俞因为参加劳动去了，未来。
　　
9月23日（儿子日记）
　　上午到达长沙，住在15中。下午去湖大。
　　
9月24日（父亲日记）
　　上午万国儒（注：天津市作协专业创作员，文革前较有影响的天津工人作家，与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并称为“南胡北万”。著有短篇小说集《欢乐的离别》等）交代。下午批斗。我对《走过来的道路》发了言。
　　劝小三等在津过国庆节，小三等已同意。
　　
9月24日（儿子日记）
　　上午办理去韶山的车票，26日才能去。
　　下午去湘江游泳，踏上橘子洲头，回想主席当年在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如今我们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文化大革命中，到此进行革命串联，多么有意义啊。
　　湘江水较冷，水极清。张红军也穿衣下水。在主席“中流击水”处回想主席当年情况，更感主席的伟大。
　　
9月25日星期日（父亲日记）
　　上午与素银、小三等谈他们父亲生前事迹。下午小三谈他们工学院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经过。以军工学院为闯将的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搞得又壮烈、又成功，可称范例。
　　徐栋同志代表天津商业局到云南边境，视察和慰问由天津下放此处的商业人员和青年，前天才回来。说离开天津两月就变得不认识了！
　　
9月25日（儿子日记）
　　一早就去主席21年曾领导革命的清水塘，杨开慧烈士也曾住在此。
　　之后去烈士纪念碑。
　　晚上和张红军、大头一起谈了很久。准备去武汉时甩掉北京十五中的。她们作风不太好。
　　
9月26日（父亲日记）
　　早晨醒来，越想越觉得哈尔滨市以军工造反队为闯将的文化大革命斗争，十分壮丽、完整，真像一部壮丽的史诗。如有人写此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诗般的话剧，目前我认为应以哈市的材料为基础，更容易发展。当然了，北京的材料，我还没有详细听，说话早些。
　　以军工学院造反队为闯将、为核心的哈市文化大革命，革命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居英和李范五都不是那么容易识破和斗倒的。他们由本学院的少数，发展到本学院的多数；由全市的少数，发展到全市的多数；由被二十万工人、机关干部反对，转变到受工人、干部拥护；由几万人的大辩论、游行，发展到二十万、六十万一直到七十万人的大辩论、大游行，并且得到东北局的批准，公开宣布罢李范五省长、刘居英院长兼党委的职，真是复杂而壮丽的史诗。群众发动的好，目标找的准确，又抓到了大量能说服群众的材料，阴谋会议材料。表现了斗争和领导的艺术天才。小三始终参加了这一场伟大斗争，而且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视为“幕后牵线人”，被围攻多次，真是父亲英雄儿好汉，他今天的角色正像他父亲三十年前在“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角色。
　　但昨夜他讲的还太简单，我要叫他详细写出来，作为第一手史料。
　　其次是向他提出两小点意见：一是不要以为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反攻了。李、刘等必定假检查真反扑。不可胜而骄，轻敌麻痹。其次，是以过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鉴，为反面教员。不要自己当了权也滋长特权思想，一如我在四清运动中所见，原来反对当权干部开会多，多占工分，而自己当权后，也多占工分，发生转化。
　　原计划，到国庆节这五天，叫他们到天津各大学吸取经验，今晨想叫他们把自身的经历写出来，用高尔基《列宁回忆录》体写出来。素银和小胖也写，现身说法更加亲切。对他们总结这一段斗争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检查这一段斗争经验，也非常必要，但不知他们肯不肯，须要好好动员说服。
　　这个材料如有人写成话剧，要比《千万不要忘记》高得多，因为这完全是正面的，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的。而《千万不要忘记》还是以消极人物为核心的，格调低得多。
早饭时向他们做了动员，小三笑笑，接受了，素银想推，小胖有难色。
（左图：王林与素银、小三合影）
　　午间克平带来一个生人，上了楼鬼鬼祟祟，不下来吃饭。饭后我上楼问，他说他是北京红旗学校的，叫李宝田。我说徐国恩、甄常华是你们学校的人吗？他说是。我又问你校红卫兵开除徐国恩（自称孙大圣）、刘宝光的红卫兵事（我刚看了街上的大字报）是事实吗？他说是有其事。我又问甄，他说他是复员军人，他也说徐国恩等作风如何不好。可是他自己也主张继续揭发天津市委的缺点。我说有缺点、错误是应当揭发，否则如何还是文化大革命呢！不过要根据主席的指示，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先扣帽子。我又说不要学克平，听见不同的意见就骂狗崽子等。
　　我劝他下楼吃饭，他笑着下楼吃饭后，不辞而去了，克平还不知道。
　　我问克平对此人了解吗？克平支吾，说什么听某某同学说他在天津上过学，其父是解放军，现仍在北京军区工作。我问确实否，克平也无以证明。因此我劝克平对不了解的人，要当不了解的人看，不可偏信。
　　机关上午学习，下午写大字报，晚上也是，给陈因研究了三四张大字报。
　　袁静同志带去一张上海油印传单，是上海宋副市长谈北京红卫兵冲进市委大楼的经过和上海态度。端阳、克平参加此事，因此借来叫颂英抄下供他俩参考。
　　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有各种形式。有的公开翻案，不认账；有的是其党羽找革命派的斜茬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头上是说革命派如何不执行《十六条》，暗中却是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反攻。因此革命造反派打倒了政变分子以后，要好好执行《十六条》，不断争得成绩，才能永保胜利。
　　
9月26日于韶山（儿子日记）
　　上午来到久已向往的毛主席故乡——韶山。毛主席还在青少年时就已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世界革命的火种、救星就在这里诞生了。
　　
9月27日（父亲日记）
　　上午学习，中心文件是《红旗》的社论。艾文会同志从其弟处借来周总理九月十日在北京给红卫兵的讲话，念了念。周总理具体地回答了红卫兵提出的十个问题。其中明确指出：如果各级党委都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毛主席和党中央岂不是成了空的？又说到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正是我与克平、端阳等争论的核心。
　　小组下午继续研究写陈因的大字报。
　　
9月27日（儿子日记）
　　1点乘火车到武汉。9点45到武昌。下来马上去登记领语录，由于接待员不通知，过了半小时不给登了。周宏也去北京了。
　　下午在省委5号楼磨了半天，没结果。
　　晚去武汉长江大桥，极壮观。
　　晚睡觉也出事，我对武汉的接待工作很有意见，首先不是政治接待。
　　在此又遇到八一学校的二人。冯展已返京。
　　
9月28日（父亲日记）
　　万晓塘书记逝世后，我给克平写一大字报：要分清敌友。他在其上引用主席诗词：“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叫小三介绍军工和哈市文化大革命的壮举，强调不可脱离群众问题。他又写一墙头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
　　今天又见他昨夜写、印的传单《野火烧不尽》。内中坚持九月十八日大会是革命的，批评赵武成等既不敢批评该会为“黑会”，又不敢站出来承认是革命的。文章写得还通顺，但无多大群众性。
　　我早晨用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主动性的语录，劝他主动地不要再向市委开火。我感到克平目前似乎有些骑虎难下，但还要逞能。
　　这个传单，我念给我们小组后，艾文会同志立刻说：“孙大圣一派！”
　　我又把这传单看了一遍，认为造反气势和文字还是好的。不过炮打的目标是天津市委和赵武成等，而提出的理由不充足。万书记死后，民愤很大，“出现了许多群众斗群众，工人斗学生的事件”，要由市委负责，太不客观！自己严重脱离了群众，还怨市委，还要市委替你们保镖！引用主席的诗，把市委指为了“穷寇”，也就是把天津市委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根据不足的！其余，是骂广大红卫兵为“保”字派、“保爹派”，是自己孤立自己！
　　油印机和纸，克平说是他们学校的。
　　
9月28日（儿子日记）
　　上午起来先办了今晚去北京的车票。
　　之后我和大头去市委要语录，有希望。
　　下午，去东湖游泳。遗憾的是没有机会横渡长江。
　　去武大也没要来语录。
　　晚乘车时差二分钟就晚了，刚跑上火车，车就开了。
　　
9月29日中秋节（父亲日记）
　　上午学习、朗诵了三二一一一英雄钻井队的长篇报道，袁静同志又提议朗诵老三篇《纪念白求恩》。讨论时我说应当联系毛主席前不久说的话：“个人主义把高级干部害死了！”后来又说《十六条》第五条上“左派”和“革命左派”，前些日子曾争论过是否有区别。我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个人主义更少一些。因而重新引起争论。周骥良同志说二者没有区别，既是左派，就都是革命的。我以吴家稻地赵玉成为例，说明“左派”和“革命左派”有别。后来艾文会、王昌定支持我的看法。
　　袁静同志又说：“个人主义是人民内部问题，说彭、罗、陆、杨等是个人主义，不对，他们是个人野心家。”我说：“个人主义不一定是个人野心家，可是个人野心家一定是个人主义者。再说，那句话是毛主席说的。”传达时孙克纲同志也听了，他可证明。
　　今天广播了解放军学习老三篇的经验，也说首先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而克服个人主义是改造世界观的首要任务，否则一切谈不到。
　　下午全体打扫卫生，打扫后朗诵了新华社写的国际大好形势。
　　夜，到戴弃疾同志处取稿。他说六月间袁静同志曾到戴处，叫他数一数《新民主主义论》有多少重字，重了多少次数。袁说她姐姐在美国教华侨，要写一篇论文，阐明白话文并不比文言浪费字。
　　补：下午诵读了党中央九月十四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红卫兵不要自己去县以下社、队串联，由上级委任的干部，不要由群众罢官。社、队干部负起责任来，把秋收做好。
　　
9月29日（儿子日记）
　　从郑州下车，原准备去徐州，走津浦线，后因故改车直达北京。
　　
9月30日（父亲日记）
　　素银对《风展红旗》（注：王林新写的小说）的印象：调子比较低，从人物上看，有点儿中间人物。主人公辛大刚和书中所写的身份，老党员，又在八路军连长兼指导员，应很成熟，但小说中不很高。他对范世荣的斗争的过程，软弱，到区委碰钉子就回来。后范犯了很多错误，他还替范打掩护。
　　辛与白搞恋爱，看着令人不舒服，情调不舒服，辛不谨慎，辛在八路军待了那么多年。
　　辛广德，按说以前老党员，老贫雇农，形象应高大，威信应高。但小说描写的消极面太多。做了一点斗争就退让了。现有很多真人真事比他高大得多。有的从村斗争到中央，一直不屈服，这才是贫雇农形象。他不仅像中间人物，而且像落后分子。
　　辛大刚和白玉凤以外，其他没有怎么写。究竟其他人的阶级斗争，其他贫雇农的形象写的不多。好像辛大刚回村后才扭转过来。辛回来只能促进以前的阶级斗争。
　　抗日根据地的一般情况，区委只见到张昭一个人，张又是个李立三式人物。官僚主义到那么程度，令人不可信。整个区委会一个人也不到辛庄村来，是否合乎当时情况？
　　写那么一个落后村可以，就令人感到辛庄代表一般。调子太低。写了那么多，光是内部斗争，是否合适？是否应结合当时发生的事写？
　　第一部看了，单枪匹马，不够舒畅，阴暗面太强。
　　应多写思想活动。
　　要写人民的历史。
　　辛大刚如对范世荣的身份知道的那么清楚，辛大刚就应该更勇敢地斗争，区里不行要斗争到县、地……也不能退缩。
　　小三：调子太低。形象不高大。
　　小胖：不要写他一个人，应多写人民。
　　小三：从战争以外的方面塑造人物，但阴谋面写的太多了。
　　小胖：冀中典型的地方在何处？
　　素银：从回忆录看来，当时很复杂，但小说看来则简单。应增加思想活动。竞选的那种方式，从小说上看来并没有反感，可是后来并没有推行。
　　小三：如何以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写抗日战争时代的民族战士，比如辛发现范世荣是阶级异己分子时，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能那么软。辛对白处理，也不像共产主义战士，后来的结婚很不够共产主义水平。
　　小三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象最好，保尔感人最深。
　　素银说他喜欢这样的抗日小说！抗日怎样发动的，怎样打的，怎样胜利的——如历史演义小说。因此他对于《西安事变演义》有兴趣。
　　九月十日周总理讲话，我叫克平读一遍。
　　素银、小三的意见，应好好考虑，因为他们是青年一代，小说写出来主要是给他们看的。可是，我觉得，基层组织被阶级异己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又受到官僚主义者的上级的信任，夺回领导权的斗争，如辛大刚似的，并不那么简单容易。北大、哈市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毛主席领导和亲自打倒彭、罗、陆、杨四大政变分子的余威下，才那么容易（其实也并不容易），还加上黑省第一书记的支持。否则不会那么简单！王明路线的错误，毛主席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上才发觉的。实际上斗争了好几年，应当说从王明一上台毛主席就跟他开始了斗争，可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才最后取得胜利（遵义会议后王明派当然还有活动）。
　　
9月30日（儿子日记）
　　5点40分到达北京西直门车站。我和大头到人大附中，贾廷雁返津。遇到铁犁。又遇一女的，说了会儿同意我们去游行。真运气。之后去人大操场练习了一会儿。
　　中午去地安门，妈妈正好回天津。
　　买了双解放鞋，我就要穿此鞋接受毛主席、林彪等领导人检阅，走在长安街上，一直走向共产主义。
　　晚回人大附中，找人谈了一会儿。
　　明天可能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记忆》第三十三期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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