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革录（陕西户县）第23-25章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8 09:36:39

第二十三回知青顽劣频频偷鸡社员愤恨时时提防
   搜房现情李玲吃药绑身厌世文谦服毒

诗云：
下乡学习再教育，学会晚间去偷鸡。
社干束手俱无策，知青问题成痼疾。

却说本书原意是按时间顺序写出各件大事，只是知青一节，时期甚长，如一气说完，便说到了1976年发生的一件事，其他事暂且不表。
却说1976年6月10日，离户县北边偏东方向约10来里路远的一条大路上，熙熙攘攘地走着一群人，拥簇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一个青年，急冲冲向公社走去……
却说"偷鸡摸狗"这一成语，原指偷窃的行为。也指不正经的勾当。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用一些下乡知青身上，却是再恰当不过。那时，一些知识青年处于农村已久，眼见一些知青陆续离开回城安排工作，自己却丝毫听不到安置的消息，理想破灭，便破罐子破摔，不再听社、队干部指挥，我行我欲，甚至横行无忌。加之，当时生活不佳，个别知青便去偷队上社员的鸡，夜里来煮了吃，有的社员及时发现，对这些知青也无可奈何。久之，这知青偷鸡之风，竟愈刮愈烈，社员恨之入骨，却也没有办法。
却说那户县东北方向十来里路，有一苍游公社，公社西北与长安县接壤的村子，名叫文艺村。何以叫此村名？居人相传，明初此地有范、风两家富户长期不睦，其后被以文明仁义而结为秦晋，建村后遂取名文艺村。公社化时称为文义大队，地处户县东北角，在现今三号路最东端，西与真华硙大队为邻，东与长安县接壤。
那文艺大队自知青下乡政策以来，也住进了多名知青，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以及知青带队干部为这些知情的生活、生产操了不少心，为他们专门盖了知青点，分男女宿舍。几年来，知青走得也不少，留下来的，也和许多地方的知青一样，开始桀骜不驯起来，不服管理、不参加劳动，小偷小摸，社员家家的鸡都被偷过。社员们对这些知青打心眼里不满，经常向大队党支部、革委会领导反映，大队干部便组织民兵夜里巡逻，防范知青偷鸡。
文艺大队有个知青特别有名，名叫韩志才，小名"二保子"，经常有外村一些知识青年来寻，一来就在文义村偷鸡，胡闹，大吃大喝，社员意见很大，群众有一句话："二保子"来客，文义村就要丢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再教育组长多次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对干部产生不满。
文艺大队还有一名女知青，李玲，当年21岁，原籍陕西丹凤县，该李1974于成都第七中学高中毕业，1974年8月，转回原籍舅家-户县苍游公社文义大队插队落户。父亲在四川成都市无线电一厂工作。任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其母在成都无线电三厂工作。李玲才来的时候，表现尚好，思想比较稳定，劳动表现也不错。他下乡以后，就和几名女知青住在舅舅家，没成想那舅舅却和那几名女知青搞起了"恋爱"，并进而发生了关系，让李玲觉得很反感，便向公社田兵团副书记、带队干部老曹反映并写了解法材料。此时尚未处理，李玲的舅舅又私自领走她的建房费，和那两名女知青鬼混花光，李玲十分气愤，又向上级反映，相关部门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她舅舅进行了处理，由此和她的外婆关系恶化，声言要打断李玲的腿。李玲的妈妈也从城都赶回，让李玲从舅舅家搬出，住到大队知青点。那李玲的外婆不依不饶，大肆诬蔑李玲是什么："杀夫之妇潘金莲。""穿个xx的裤子，把它就都羞走了！""在四川就闹得不象话，现在又胡闹！""这娃在没有男娃的地方呆不了，要呆就得在有男娃的地方呆。和男娃在一起只将交朋友那一套。""作风不好，是个卖x的！"等等，沿街叫骂，只是全村的人人人皆知。李玲被弄得很没面子，加上内心没有依靠，便也谈起了恋爱。
      6月，大地一片金黄色，丰收在望，正是农民一年盼望的夏季收获时节，然而知青们对此无动于衷，终日嬉戏，打牌打闹，不参加夏收。那社员们也顾不上他们，忙着收割、打碾。
      9日下午一点左右，外社几名知青来到文艺大队知青点找王文谦。这王文谦本不是下放文艺大队的知青，何以几个知青到文艺大队来找他呢？这个王文谦，当年只有20岁，原籍东北沈阳市沈河区，他的父亲是惠安化工厂运输科工人，母亲是惠安职工理发馆临时工。王文谦1974年元月在惠安中学毕业，3月18日插队苍游公社振华硙大队安家落户。据说那王文谦此时正和文艺大队女知青李玲谈恋爱，经常在李玲处。
却说几名知青到知青韩志才处问："王文谦呢？"那二保子回答："在李玲房子睡着呢。"下午5点左右，又有外社几名知青也到文义村。当晚，他们找到王文谦，便和二保子等打扑克。打到凌晨4点左右，王文谦说要回队就走了，其实是溜到女知青李玲房子睡觉去了。剩下几个知青，一个说："吃鸡不？"二保子说："走！偷鸡去。"他们留下一个在家烧水，兵分两路，出去偷鸡。
两名知青在二保子指点下，毛手毛脚偷偷地到一家农舍后院，翻墙进去，从鸡笼中偷了一只鸡，翻墙出来，拿到二保子屋里。二保子一看嫌少，让他们二次又出去偷。这两名知青照原路又偷了几只鸡，拧掉鸡头往回走。正走着，正碰上民兵巡逻，发现前边有人鬼鬼祟祟，便用手电照，这俩偷鸡的知青就跑，民兵在后大喊：："有偷鸡的！抓贼！"这俩知青不敢再到二保子住处，拐弯抹角跑出村，踏着麦浪去振华卫大队找王文谦，但王没有回来，他们就在王文谦的床上睡了一夜。www.xhume.com, L, u0 H2 Z* A  c* I0 Z
第二天早上，文艺大队社员杨玉玲发现丢了五只鸡，气愤不平，便找大队党支部哭诉。大队党支部也已知道昨夜村里有人偷鸡，认为再不能让这些知识青年在大忙季节乱事，影响三夏战斗。决定以办学习班为名，到知青宿舍搜查。于是党支部书记、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再教育组长、妇女主任几个人，到知青点去，先叫韩志才的门，几个知青慌了手脚，那两个知青没有回来，大队干部现在叫门，肯定没有好事，赶紧把偷来的鸡藏在锅灶下面，勉勉强强开了门。大队干部一看有外来知情，便有些来气，便仔细搜查，没有查到鸡。大队干部疑疑惑惑出去后，他们又把鸡扔到了韩志才房内的顶棚上去了。大队干部又到女知青处，叫李玲的门，待了很长时间才开门。因是女知青住处，大队男干部便都站外面，妇女主任先进去，在屋内大致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鸡，往外走时，顺便把门后缸上的草帽掀了一下，却发现缸后有一个人，妇女主任被吓了一跳，大喊一声："有人"，缸后的人站了起来，门外的人看见有个男人在里边，便喊："不是好人！""绑到公社！"
大队干部为何大喊要绑人？原来有的大队的知青已闹得不象话，打着谈恋爱的幌子，到处玩弄女知识青年，为此，以前机场带队的干部就说过，如发现他们机场的知识青年到文义村乱搞两性不正当关系，绑了送公社。所以，大队干部见有男知青钻到女知青房中，就认为不是好人。当下，大队副书记、民兵连长和一名社员进去绑人。在绑王文谦时，王文谦大叫:"你为什么绑人"干部问："你干啥来了"，王说："李玲是我爱人，我们订婚了。" 干部问他要合法手续，王说："没有"。干部说："你是非法同居"。王说："那你就绑吧！"大队干部七手八脚在绑王时，那女知青李玲却扑过来，拉住不让绑，一再声称，王文谦是他的男朋友，是在谈恋爱。众民兵那听这些，驳斥他们是在非法同居，几名干部把李玲挡住，另几名干部把王文谦用绳绑了，轰轰嚷嚷将王文谦押送公社，那女知青李玲还有其他知青也跟着一同前往。要知这文艺大队要到公社有五、六里之遥，一行人就这样闹哄哄赶往公社。
到公社后，公社干部大都不在，只有干部老童一人，大队干部向老董交待了情况，因三夏大忙，便先回去了。公社干部老董和王文谦简单谈了话，王文谦也表示今后不再犯此类错误。因为很忙，老董有事，便派一名民兵看住王文谦，绑王文谦的绳子原就未敢绑得太紧，这时，王文谦就自解其缚，将绳摔在看守民兵面前，同李玲、二保子等人傲然走出公社大门，又回到文义村大队。
大队干部将王文谦傲傲然又回来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晚上便通知振华硙大队来往回领人。晚上12点左右，振华硙大队派了3名民兵来到文艺大队领人，文艺大队干部便一同去李玲住处，叫开门，里面王文谦、李玲、二保子3人正在用煤油等煮鸡吃。一听叫王文谦回去，这3名知青七口八舌地说，不能回去，杳然文艺大队干部作检讨，……大队干部和振华硙3名民兵无法，只得狼狈退出，3名民兵回振华硙去了。
谁知这王文谦竟然十分狂妄，随后的几天里，他和那二保子领着外村一些知青到大队干部门前，认人，认门，扬言要提6个头，打断一个腿，放几个血，提着棍子在村子乱转，耀武扬威。可怜那些大队干部又要忙于三夏收碾，又要疲于应付此事，但对待知青，又适应不得，软不得，竟弄得束手无策，人心惶惶。只得向公社汇报。
后来又发生一件事，一天，韩志才门口不知是谁驳了一堆蒜皮，恰巧一女社员路过门口，韩志才张口就骂：“老婊子！”那李玲也插话说：“骂她都便宜了她！”那女社员也不是省油的灯，遭到如此不明不白的骂，怎能咽下这口气？在李玲门口大骂开来：“开窑子了！”“看窑子娘们！”弄得李玲反倒羞愧难当。
文艺大队知青的事，终于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公社田书记、带队干部老曹、公安局姚局长、大王派出所干警和大队干部都找李玲谈过话。1976年6月20日，咸阳地区知青工作调查组两位同志来到文艺大队，安排布置大队民兵小分队将那李玲的舅舅压到办公室隔离审查。又找知青二保子（韩志才）谈话，然后又找李玲谈话，据李玲自己所谈，她是在3月份通过赵东大队一知识青年介绍认识王文谦的，相识后李和王经常一块到余下王文谦家吃住。4月4日李和王第一次去余下，临走时给王的父母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本人和家庭情况以及她舅家情况，表示要和王谈恋爱，王的父亲不同意此事，觉得孩子年纪还小，过早谈婚事不好，并给李的父母说明了情况，表示了态度。李的父母也不同意过早谈婚事，而且态度很坚决，在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时，李和王就双双出走，并扬言："双方父母都不同意，他们不活了"王文谦的父亲怕出事，到处找，找回来后，声明对他们的事不管，但不许以后胡跑，王、李二人不听劝告，仍在不断外出，不参加劳动。
和李玲谈话时，李玲辩解不参加劳动的理由是没有粮吃，大队干部在侧忍不住驳斥，李玲去年分得粮食548斤，平均每月46.5斤，是够吃的。李玲上半年实际参加劳动才69天。
下午，李玲找比她早一年下乡的知青韩志才问道："地区同志和你都谈了些什么？"韩说："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鼓励青年扎根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韩问李上午给你谈了些什么，李说："真不象话，谈话时大队干部一直在场，我一说话他就接过去。"
李玲因王文谦被文义村大队民兵捆绑后，群众对李议论纷纷，有关干部几次找李追问与王"非法同居"问题，加上被人羞辱，一系列的问题压在她的思想上，使李自感孤立，无人同情，活下去没有意义，已有自杀念头，便和韩志才走进医疗站，李玲在药架上找了半瓶冬眠灵要买，医疗站同志说不卖，随手把药瓶夺了过来。这时，韩志才将药瓶又夺过去。交给李玲，李倒了一把，填到口中，便跑到宿舍里，写了两份遗书，一封给王文谦，一份给她的父母。闻听李玲自杀，干部群众急忙赶来，将门踏开，李已感到昏迷，大队书记张汉俊，公社副书记田兵团也赶到现场，立即抽调一辆正在碾麦的手扶拖拉机，将李送往县医院进行抢救。经医院多方抢救脱险。
王文谦得知李玲服毒住院，怕大队说他与李非法同居，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之同月25日得知李母不同意他俩恋爱，并要带李回成都市，感到失恋，给李写了遗信，写道：
……在你离开人世的时候，你想没有想过，你的朋友王文谦还活在世上？……亲爱的李玲，真正地爱上了一个姑娘，又远走高飞了，思想上难道没有压力吗？……什么人类的理想，自己的前途，这一切没指望了！……药物反映得太慢，我相信'1059'更反映很快的吧？！我相信在你离开陕西以后，你的脑海里，王文谦使用不存在了！
王文谦下定了自杀决心。
      6月26日下午5时，王文谦从外拿回一个用纸包着的东西，被同宿舍知青看见，问拿的啥东西，王文谦回答说："好吃的"，接着将报纸打开取出一个小瓶子给这位知青看，并说是“1059”农药，说完将瓶子锁到他衣箱内。晚饭后这位知青将此事告诉民兵连长高功立，高大吃一惊，立即报告公社。
      27日早晨，公社领导感到问题严重，田兵团副书记、驻队宣传队的张乾坤赶到振华硙大队，和大队书记何振明一起，将王文谦从麦场叫回谈话，劝他自己将农药拿出来，王不肯，经再三动员无效。一直拖到下午一点，王文谦看不开箱子已推不过去，最后自己动手将锁头用锄头砸开（因把钥匙找不着了）。王一把抓走药瓶，塞进裤子口袋里，并用手将瓶盖拧开，围观的群众张有才夺过药瓶，药瓶已是空的，药液已全部流入裤袋内装的纸上。一位女知青怕王皮肤中毒，赶快端来一盆水给王洗裤子，却被拒绝，一脚将盆踢翻。第二次端来，又被踢翻。团支部书记关树雄拿毛巾肥皂水给洗，又被拒绝。王文谦走进宿舍，用粘满药水的手，抓起一个馒头就吃，被关树雄夺走。王叫知青王建建给他打桶凉水喝，并叫找带队干部老曹，王建建都没去。王文谦在房内转了几圈，把衣裳搭在肩上，向显洛村车站方向走去，王建建、关树雄和韩英全三人跟上刚出村口，就发现王在吃沾满了毒液的纸，顺手又从裤袋内掏出一把药纸准备吃，被韩英全一把夺了下来，王又向南走了十多米，王建建拉他坐下，他说要回余下。坐下后就口吐白沫，当即送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27日晚11时45分，县知青办副主任，大王派出所，苍游主管知青的田兵团副书记，机场带队干部曹智荣、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振明，同死者家长座谈，澄清了两个问题：
1.王文谦服毒自杀，不是他杀，前因以后再查。
2.尸体处理办法按振华硙大队党支部意见办理（由生产队买一副棺材，做一身衣服，埋在大队公墓）。
根据死者家长的要求，县委知青领导小组主管常委赵毅副主任的批示，由知青办组织有公安局，法院，知青代表参加的六人调查组对王文谦的死因作详细调查。于7月7日开始，至7月17 日结束，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从这一事件来看，知青问题已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能丢，拿不住。当时农村的现实使知青们普遍地丧失了初来时的激情，他们的处境令人同情，但有相当的知青不能正确面对，开始表现的桀骜不驯，拉帮结派，不服管理，甚至胡作非为，对抗各级组织对他们的管理。由于突破不了政策的束缚，各级领导对这些走上邪路的青年人也感束手无策。这时，离后来知青大规模返城已是为时不远了，此是后话不表。

正是：
战天斗地在农村，噩耗传来惊人魂，
却看头上朦胧月，已是压山雾沉沉。
请看下回。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8 09:42:02

二十四回 “不吃闲饭”混淆劳动界限  “革命路线”指引居民下乡
   精神病人疯魇四处奔走     返乡居民无房几回呼天

      诗云：
    “革命”口号响叮当，却将居民当群羊。
    服务行业非劳动，迂腐无知贻大方！

    却说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作者署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接着是大号字的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立刻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了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把在城市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统称为“吃闲饭”，实是大错特错！从此，大批在城市里从事服务、商业、手工的居民被迫到农村去，成了当时的一个大运动。这个运动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个最愚蠢、最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一次运动，发动者不承认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不承认服务行业也是劳动，甚至不成小手工业也是劳动！成千上万的家庭弱妻幼子和从事服务行业以及小手工业者被赶往农村；而城市里由于缺少了这些人员，住宿难、吃饭难、修车难、修鞋难，缝纫难甚至理发难，成了多年的痼疾。
    那户县在1969年3月19日，发出《关于精简城镇人口动员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认为：
    动员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城镇斗、批、改的重要内容；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镇居民思想革命化，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积极贯彻落实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支援农业，改变农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因此，各级革委会要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切实做好此项工作，迅速落实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
    《意见》确定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是：

    有劳动能力的干部、职工家属；
    家庭主要劳力在农村工作或劳动，留居在城镇的家属；
    社会青年及其他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无固定职业的闲散人员；
    个体工商户和部分合作商店人员，小手工业生产者；
    盲目流入城镇的无户口人员。

    到1970年，户县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动力，动员下放居民600多户，2400多人，被迫迁回原籍道外省、县的140多户，550多人。下放后又回收城镇的50户，留居户县农村的420户，2000多人，分布在除涝峪、太平以外的10几个公社，200多个大队。
    这些人到了农村，名曰支援农村，实则增加了农村负担，一些居民本来经济底子就差，到农村后，随政府给了些补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时之间盖不了房，不安心在农村，据当年在秦镇、五竹两个公社的调查，下放居民38户，欠款14100多元，户均370多元；这些下放户，多数老、弱、病、残，拖儿带女，劳少、劳弱，或根本无劳。因生活经济困难，不少许长期木料备不齐，盖不了房，没房住。全县有180多户一时盖不起房子，无奈只得长期住在队上的车房、场房、保管室、记工室，还有的住的是破庙，烂草棚，多数是有前门，没后门，缺厕少院；有的长期租住私人房子，不交房租房主不让住，关系很紧张。有些每月房租3、4元，居民不住不行，住了交不起，带来负担。
    一些原本在城镇靠手艺生活的人，到农村后，农活做不来，收入也微薄，便找一切机会出去做零工，搞单干副业。秦镇下放到禹王庙大队的铁匠宋宝章，下放后长期不在队上劳动，到处打铁搞单干。据在秦镇、五竹、余下了解，倒流回城的就有10多户，这些人还很有理，他们说：在城镇是参加居民生产组织的，有工作。不是吃闲饭，不该下方，要求回城工作。有些下放居民是少数民族，说他们民族习惯不同，具体问题多，要求回城；还有些经常打探消息，要求将子女安知识青年对待，给安排工作。因之，有的本来就不打算盖房，有的虽盖了房，也不安心农村，想回城，说是么：“宁舍三间房，不舍商品粮！”
    严重的是不少地方领导，对居民下放采取漠视的态度，有的根本无人管，有的当捎带工作；有的当成包袱互相推诿。有的公社干部说：“下放居民既可憎，又可怜！”认为居民问题多，而且复杂，不愿沾手，采取应付了事，一推二拖、三不管的态度，对下乡居民缺乏应有的支持，从而有些下乡居民受到歧视、排斥等问题不断发生。有些地方以“人多地少”为理由，对下乡居民不欢迎；有的对居民不能同工同酬，在粮、物、建房木材分配、划拨庄基、建房支助等方面，刁难克扣，甚至用搞副业的办法对待居民建房，普工也给算工、算钱，一垒胡基给算7、8元。对少数民族下放居民，有的不尊重民族习惯，生活上不给方便。还有更严重的是，不少地方封建户族势力猖獗，排外思想严重，千方百计找岔子，有的离间居民和社员的关系；有的蛮横辱骂殴打下放居民，造成后果严重；有的利用职权威胁和用订婚等欺骗手段，多次奸污下放居民女青年，造成不良后果；有的因安置不当被歧视而跳井自杀等。由于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经常到处上访告状。也有个别下放居民户相串联，聚众闹事，拦路阻挡县、社干部，蛮横纠缠。下放居民们都没有长期在农村的心理准备，时刻渴望着回城。
    这里有一份下放到天桥公社卫东大队（割耳庄）的居民女孩李宝英的一封反映信：
    我家是下放居民，原来在户县南街住，父亲在建筑社工作。我家共6口人，我妈从67年就得了精神病。我妈有病后，我就不能上学，在加照管妈妈和弟弟、妹妹。
1970年元月，我妈妈和四个孩子下放来到天桥公社卫东大队落户，下放一年来，我妈从没有参加过一天劳动，而病却一天天严重，闹得我不能下地干活，父亲也不能安心上班。还经常打我们几个孩子，我们从外面回家一进门，她拿起什么，就用什么往我们身上打。一次，我小弟弟从面回来，她抓住就打，把握小弟弟按倒在地上，几个人拉也拉不住，在小弟弟肚子上猛踏一脚，打得我小弟弟病了好多天。还有一次，我干活回来，刚走进门，她就拿起一个凳子仍在我的肩臂上，痛得我几天都不能动，这些都是常事。
    她的病厉害的时候，我们连饭也吃不成，经常把锅碗都扔到外面，把面都倒了。我们干活回来，把饭做好，她就端起锅把饭一倒，把锅仍了。经常把屋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把我做好的新鞋也用刀剁烂。晚上闹得连觉也睡不成。成天打这个、骂那个，到处乱跑，闹得四邻都不安，晚上去打别人家的门，闹得人家睡不成觉。经常夜间在街道上来回乱喊乱骂，经常和社员打架、吵架。别人从我家门口路过，她也骂别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有时候大白天只穿条短裤就在街道上转来转去，光身往大门口一睡，我妹妹用单子给她盖上，她把单子一揭，就用砖头打我妹妹；有时就是么也不知道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是难受极了，但光是难受有什么用处呢？
有时候一跑出去，就好多天不回来，去年冬天，又一次她跑了7、8天没有回来，我和爸爸、弟弟找了几天都没找着。白天找一天，晚上回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几个孩子都急得哭。爸爸看我们苦，心里也难受得不敢看我们，老师低着头坐着发愁。后来显洛村车站打电话来说有个神经病妇女，我们一听，连早饭也没吃就赶快跑去了，到车站一问就是她。车站的人告诉我们，她昨天晚上就睡在铁路上，晚上开往西安的火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开到离车站有一里多远的地方，发现铁路上睡的有一个人，就停住车。人们下车拉她，她不起来，硬要睡在那里。几个人硬把他拉起来，别人从他说话中发现是个精神病人，就把他送到苍游公社去了。我们一听，就又赶到苍游公社，公社的人说，我们昨天把他安排到老乡家住了一晚上，她今天早晨一起来就走了，听老乡有的说往西安去了，有的说往余下去了。我们找他好几天，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结果跑到这里又扑了空，把我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再到别处去找。
    有时候晚上睡觉还在，第二天早上一看，她不只什么时间又走了，我们就到处找，找了5、6天没见影。后来，我们村有人说在电厂见她了，我一听，便赶快去电厂找，结果，电厂附近的村子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不只有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天快黑了，就往回走，走到涝河，刚下过雨，河里的水到了人膝盖那么深，我看到河西河水里有个人坐着，就过河去看，正是我妈。她身上的衣服都湿了。我到跟前叫她，她不上来，我拉也拉不上来，还拿石头打我。天已黑了，路上没有人，我怎么办呢？找了她几天，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但又没办法把她叫回去。往她跟前走，她就打，把我能急死。天黑了，河滩上没有人，我又把她拉不上来，当时把我急得没办法，真想跳到河里死了。正在这时，幸好有两个人路过这里，我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就帮我把我妈拉上来，我才硬把她拉回家来。
    有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一看她不在，黑天半夜的我们没办法找她，把爸爸叫回来，我爸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着，第二天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爸爸只得上班去了，就我们几个在家，饭做好没人吃，都不睡觉，光是坐在那里哭，我看着这种情况，心里比刀绞还难受。到深夜十一点的时候，丈南有位老大爷跑来说，我妈在他们村子。我就和弟弟赶快跟着老大爷去叫她，大爷告诉我们，她上午就来了，在商店和人家胡闹，几个人叫她回去，她就骂人家、打人家。我们不知她家在那里，后来听说她是割耳庄的下放居民，就跑来告诉你们。我们赶到那里，只见她头发乱蓬蓬的，满身是泥，坐在商店门口，我和弟弟走到跟前叫她，她就打我们，打得我们没有办法。丈南的人都劝他，她不但不听，还骂别人。那位老大爷看我们没办法，就找来一个架子车，5、6个人硬把她拉到车上，我和弟弟把她按住，那位老大爷和另一个人拉着车，才把我们送回来。
    她老是这样，不是在家打我们、扔东西，就是和我们对的人吵架、打架，经常跑到外面和人家胡闹。她的病越来越重，我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我爸爸工作也安不下心，迫使上学的弟弟也不能上学，我也成天干不成活。我家去年欠队上七、八十元钱，借队上300多斤粮，借私人90多斤，共400多斤。今年由于我妈病犯的厉害、打闹的厉害，我一直没有上工，这一来不但没有劳动多少，相反却给贫下中农带来不少负担，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会给贫下中农带来更大的困难。
一年多来，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我妈一直不愿在村子住，经常不是到处乱跑，就是跑到县上，住到别人家里不回家来，一住就是好长时间，谁去叫就打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向上级反映和提出我的要求。我希望上级能到我队上调查，同时我希望上级好好研究一下我家的这个问题，对我家重新以适当的安排。
    从这封信里，我们约略可以窥见当时部分下放居民的窘境。
    户县大王镇居民荣百臣回到原籍，在挣扎了几年之后，还向中央发出了控告书：
    中共中央国务院周总理，邓副总理和各位领导首长钧鉴：
    战士，我荣百臣根据这次四届人大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策，颁布的决议、指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第二十七条：“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控告内容如下：
    我是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参加了三边分区警三旅九团一营一连当战士。44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入党（现在脱离组织关系）。同年又调营部担任英文书工作。……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3月份）我们三边部队南下陇东分区打x县时，那天夜里部队退却，一时不小心，跌到深沟，左大腿跌坏，不能行走。但是上边还有敌人，不敢出来。钻到山洞里整整三天三夜，饥了吃点炒米和炒面，可疗爬到沟里喝点凉水。就这样在山洞里住了三天三夜，直至干粮吃完再没办法可想，忍着疼痛爬出洞口。爬到了老百姓家里，给人家讲了多少好话，在那家整整修养了多天，腿伤比较好些，道谢了老百姓一家老小对我的关照，柱着拐杖向北边x县方面找寻部队，但是每天只能走20里路，共计走了5、6天到了x县西边的李家营李冬子家，腿伤又发作起来，疼痛不能行走。由此就住到李冬子家休养腿伤，连打听部队的去向。但是整整打听了多天，没有打听着踪影。我自己想这次要是真找不到部队，脱离了党，一定要犯严重的错误，真成为一个没娘的孩子了！
    由此，我没法可想，到x县寻政府给我找个教育工作干干，后来我腿伤又整天发作，疼痛不能工作，又老父身染重病，请长期假，回陕西户县大王镇探父。由此又脱离革命工作岗位。到大王后，老父病故，我腿整天疼痛，请医生治疗无效，花费了很多也治不好，现在还是每天疼着，想看看经济非常困难，又没人管管。
    1969年毛主席对城镇居民发出伟大号召之后，因为我自己是个革命军人，受过党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一定要积极报名，带头由陕西户县大王镇回河南原籍参加农业第一线劳动生产，支援国家建设而奋斗。
    我在陕西未下放前，有下放居民工作队负责人李国英给我谈，下放安家费每人250元，我一家3口人，计算750元。回家每人拿50元，共150元，下余600元给我兑到河南老家。另一方面又给我谈如果咱陕西不给你兑钱的话，回原籍交当地政府给你安家费，那时我相信政府工作队干部，第二天无就带粮全家三口人回到河南老家。回家的原因：家里有房住，但是回家之后，我在1933年所继承我大娘的几间房子，都被我的叔、伯侄儿荣国元给我卖了，只丢下一座三间街房还不给我住。我想他要房他不给，经小队、大队、公社、县法院处理了几年，结果都是偏向人家。其原因人家有钱，在家日多人熟。因我才回家人生，对人家有偏向。结果这个官司整整打了5、6年，总没打赢。没有房，寻找别人一座破房住，今年住这里，明年住那里，经常搬家。69年到75年当中，整整搬了3次家。住人家的房总是不气长，同时住人家的房子都是破烂房子，如果一下雨，我全家都发开愁了，外边大下，里边小下，连个立的地方都没有，政府都不管一下。
    1970年，我住荣益国那个破房子，我正睡着觉，半夜由房上塌下一个洞，连土带瓦落到我的床前，错一尺之远，没有砸着人，幸亏没有出意外问题。
    我女人是离乡之人，就为住房问题整天给我吵嘴升起，哭哭啼啼，要到外边去逃荒，不在家住了。我不准出外去，其原因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了，身体不好，精神衰弱，腿伤整天疼痛难忍，又没有男孩，有个女孩，到外边去没人管，又加我自己是个革命军人，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家参加农业第一线劳动生产，在陕甘宁边区受过党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再苦一定坚持下去，最后才是胜利。
    但是我回家没房住，心想盖上两间小房住住，经济十分困难，没法可想，才给陕西户县大王公社李国英去几封信，要安家费。但是李国英连个信就不给我回答，所以，我今年2月去陕西一次，我女孩7月又去一次，连找李国英两次，对我不理不睬。最后李说你们的安家费由你河南当地政府付给。没有办法，回来连去沁阳县民政局多次，人家又是不管，现在还是没钱盖房，我的房子又要不回来。腿伤整天疼痛，请个医生看看有没有钱。现在我失去劳动力，在农业社不能劳动，挣不下工分，全家三口人生活就没有保证。为此我根据四届人大会议精神，修改宪法颁布各项政策第三章二十七条的指示原则，以上几个控告内容，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我这几个问题解决是荷。
    荣百臣是不是革命军人，无从得知，但他响应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自然应当欢迎，并给与支持，然而多年在原籍挣扎，却得不到任何帮助，却大大有违当时的政策，并且是极不人道了。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了下放居民回城风，几乎当年下放的居民又全部回到城镇，但再也没有看到荣百臣的影子，不知他是死了还是什么原因没有回到户县。

    正是：
    居城怎是吃闲饭，一鞭驱赶下农田。
    妻离子散万般苦，却贻笑话至今传。
    且看下回。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8 10:29:46

二十五回  战备工程山高地险  政治义务人疲马乏
                  缺乏培训仓促上阵  不顾安全事故频生

诗云：
伟大工程本为民，农民重负向谁陈？
浩歌当年周佛路，曲曲弯弯深入云。

1969年冬季，一项重要的战备工程的一部分任务落在了户县人民身上，这就是编号为0702战备工程，其内容就是关中和汉中之间，穿越秦岭的雄山恶水，修一条战备公路。北面从周至马召入山，南面到达汉中佛坪，再经洋县、城固到达汉中。这一段叫周佛路，即现在的108国道。
按今天的要求，修建公路要由有资质的建设工程部门来承担，特别是像这条穿越山水极复杂地形的公路，那更是必须要有资质和必要设备的大型工程公司才能修建。然而，当年修建这条公路的主力，却是农民。
却说户县承担的修建周佛路任务是31.7里，路基土石方是159万方，涵洞96道，桥6座，其中一座较大的桥跨径35米。户县所处的工段地处海拔2300米的老君岭以南和海拔1700米秦岭主峰以北。地势艰险，气候寒冷，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在接到这一任务后，户县革命委员会，“以临战的姿态”，从城镇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政治大动员。县、社、大队，层层举办抢修0702工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讲国际阶级斗争形势，揭露苏修、美帝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大讲抢建0702工程在战备中的必要性、重要性；大学毛主席的三条战备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使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战斗号”家喻户晓“，很快在全县30万人民中，形成了一个临战的“政治气氛”。
当年有一篇报道说：
在群众自愿报名的基础上，迅速组成11000余名的筑路大军。春节前，山外正是数九寒天，山内是冰天雪地，1100余名先遣队，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带着对苏修、美帝妄图发动侵略战争的深仇大恨，胸怀朝阳，战天斗地，历尽艰苦，开进了深山老林，运送物资，搭盖工棚，为大军上山做好准备。
说是这样说，但说是自愿，恐怕凡是去经过这一工程的人，95%都不会承认。当时，农村也分贫农、中农、富农等成分，其中贫农是依靠力量，但说实际的，农民所处的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土地上，进城做工连做梦都别想，但这最苦、最累的工程却落在了农民身上，还美其名曰“自愿”，真是极大的讽刺！他们大多数是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无奈地走入这一工程。
春节过后，关中平原气候渐暖，而秦岭山区仍茫茫白雪覆盖，刺骨寒风袭人，“为了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把战备路抢修在帝、修、反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广大指战员发扬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怀揣红宝书，背上行李和工具，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三、四百里，浩浩荡荡地开进工地。因路途遥远，山区居民又少，吃住十分困难，特别是翻越老君岭，山高，坡陡，路滑，战士们脚踩厚厚的冰层，身服务、六十斤重的行李，坚持急行军。许多人饥了啃冷漠，渴了饮冰雪，毫不叫苦叫累。就这样，他们顶冰雪，冒严寒，风餐露宿，战胜重重困难，有的原计划5天到达工地，日夜兼程，三天赶到，一到工地就投入紧张的施工战斗。”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四月中旬揭开大会战的序幕，在大战“红五月”中，一举围歼土石方54万方完成总土石方任务的三分之一多。经过四个多月的激兵鏖战，截至8月底，除零星地段外，全部打通了路基，铺好路面11公里，修起涵洞61道。天桥、城关两个工程营，已分别在7月20日和8月13日，胜利完成全部工程任务。
抢建工程用了许多办法：
一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落实“三天指示”。
广大筑路战士，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坚持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抓住学是为了用，用是学的目的这一好学风不放。用毛主席的一段语录，狠批刘贼的一个反动谬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初进入工地，部分筑路战士产生了怕艰苦、怕困难、怕危险的畏难情绪，营、连立即组织他们学习《老三篇》，教育大家是像老愚公那样蔑视困难，每日挖山不止，打通秦岭山，修好宝权路呢，还是像智叟那样泄气，畏缩不前呢？是像张思德同志那样，在生死关头迎难而上，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世界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呢，还是像困难屈服呢？经过反复学习，反复讨论，大批了刘贼的“活命哲学”，打仗料斗志，大鼓了干劲。
第二是狠抓了阶级斗争。
“树欲静而风不止”，工程开初，有的营、连干部认为，参加筑路的民兵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青壮年占大多数，历史清白，报名后又经过审查挑选，不会有什么阶级斗争，也有人认为山区劳动条件艰苦，工程任务紧急，开展革命大批判有困难。我们组织各级指挥员，认真重温了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批判料上述那些违反阶级斗争规律的右倾思想，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自始自终狠抓了阶级斗争，狠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通过中央3、5、6文件的贯彻，揪出了混入筑路队伍中的阶级敌人，以阶级敌人为活靶子上挂下联。狠批了刘贼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物质刺激”、“活命哲学”、“专家治路”等修正主义黑货，对阶级敌人散布的“上山吃亏论”、“修路危险论”，也进行了批判，刹住了歪风邪气。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紧跟形势，针对工地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住阶级斗争不放，开展忆苦思甜活动，摆开大批判的战场，，思想斗争一步深入一步，工程进度一浪高过一浪。庞光营六连筑路战士一道工地，一个反革命的儿子（其父被镇压）散布“进山吃亏论”，煽动40多人罢工。营部发现后，对广大民兵坚持正面教育，从贯彻3、5、6号文件入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揪出了这个坏人，进行了批斗。……
第三是学习解放军，走政治建队的道路。把筑路民工以公社为单位，编为18个工程营，3个运输营，下设连、排、班。成为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1958年的行动军事化又死灰复燃。
第四是发扬延安精神，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路。
这些措施，现在看来，就是用强大的政治压力来迫使农民几乎是无偿地来进行这项工程，农民的应得报酬几乎不被提及，仅够吃饭而已，他们的疾苦都被当作怕苦、怕累而受到批判。而建设中的安全问题则更是没有人去关心，安全措施、规章制度虽有，但一些农民一到工地，连熟悉都未达到，就被派负责某项技术工作，事故接连不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1970年3月25日，来自户县大王公社乱庄大队的社员牛广荣，被任为炮手，负责放炮炸山。4月15日，下午6点，牛广荣要放炮了，但他却不给工地撒警戒，就点火放炮，一、二、三连的十多名炮手误入放炮区域，一霎时炮响石飞，这些人荒了手脚，急忙到处躲避，侥幸没有伤着人。到了4 月20日，这个愣头青的牛广荣竟然忘了指挥所统一规定了下午6点半是放炮时间，竟在中午12点，又放起了炮，而且又不放警戒。这时，沿路回住地吃饭的民兵2人，正走在路上，突然炮声大作，飞石如流星般袭来。这2人大吃一惊，急忙躲避，险些被砸。牛广荣受到严厉批评，但领导却还不警惕，继续让他当炮手。但就是这个牛广荣，又在5月8日下午随便起炮，又受批评，但毫不在意。5月14日营部召开了放炮现场会，统一了放炮时间、装药量等问题。时隔一天，这个牛广荣又出了事，他在16日下午，擅自作主在民兵上工期间装药2个，一个是100斤炸药，一个是20件炸药。5时多，没有撒警戒，就冲盲点起火线，一时炸石纵横乱飞，使休息在距大炮145米处5连2排（康中大队）的30名民兵，以及这个连1排康西警戒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块碗大的飞石砸到2排靳民民（男，19岁，贫农，家2口人，独子）头部，这个19岁的小伙子，和57岁的父亲相依为命，不料这次进山罹此大难，头顶右上角至左下部10 ×10厘米处严重受伤。颅顶骨折，脑浆横溢，无法抢救，当即毙命。有一飞石砸伤2排靳生稳的双腿，经抢救方才脱险。2排得李孝义手腕也被砸肿，李新民的左腿被飞石砸青，李文虎的右脚被飞石砸烂。
这牛广荣是何许人？何以屡次造成事故？原来这个牛广荣大字不识一个，是个标准的文盲，让这样的人做炮手，不出事故才怪！鉴于牛广荣“忽视警戒，屡教屡犯，草菅人命，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影响极坏，罪恶严重，民愤极大。为了确保广大民兵安全，顺利和提早完成0702工程，根据广大民兵要求”，将这个牛广荣逮捕。
经过审查，这个牛广荣竟有“阶级敌人”的嫌疑。牛广荣，当年35岁，原籍汉中市人，1949年，被其姐夫xxx(曾任汉中市伪公安局巡官、历史反革命)，由汉中市带到长安县靠子屯，并在其家生活，长大成人。1955年（20岁）冬，经邻居介绍，上了户县大王公社乱南大队牛家的门。他还有劣迹，1962年2、3月间，“违反国家棉花政策，在汉中市贩棉花3次共110斤，社教运动中被罚款45元。
6月7日，苍游工程营
那牛东工程营在4月下旬就发生过飞石打伤鼻孔的事故，1970年6月25日下午6时30分是牛东工程营和苍游工程营共同放炮的时间，牛东工程营要求全营所有民兵按命令务必自觉进入安全地区。5时过10分，52岁的民兵段伯锁独自一人，手拿蒸馍，边走边吃，提前行动避炮。按照营部规定，避炮的安全地带为营部南边，顺沟道直上1500米的窑场。但这个段伯锁却走在中途，躲近距6连工地约300米的小山沟里。下午6点30分，开始放炮，先苍游，后牛东。牛东工程营放炮的顺序是先5连，后6连。由下往上，由北往南。7时许，6连开始放炮，共7炮，装炸药170斤。炮置土加石地段，炮口朝西南方向，炮响后，有零星飞石飞落到那段伯锁藏身的小山沟内。
那段伯锁是牛东公社辛家庄大队第一生产队人，是个三等残废的复退军人，孤独一个，和大侄子住在一起。段伯锁为人忠厚老实，只知劳动，沉默寡言，胡涂多，记忆差连一般的帐务都不能算，在工地买饭，付票都由侄子代替。这次却遇此大难。
当晚8点，营部召开各连干部会议，安排第二天工作。会后各连干部到工棚传达明天任务，才发现段伯锁还没有回宿舍，根基这个段伯锁的性格和平时的表现，连干部立即向营部汇报，营部立即用广播通知各连，并组织人员分头找寻。9点半左右，才发现段伯锁倒在云龙沟右倾的小山沟里，头枕西南，脚朝东北，手拿烟袋，安全帽被打落身旁，飞石大中头部右边太阳穴处，脑盖骨被打碎，人被打倒，面部朝下，嘴唇肿胀，口内出血而死。待医生来时，急忙抢救，但血脉已停止多时，虽扁鹊在世，但回天乏术，当晚将尸体运回。那牛东工程营在总结时，这样说：
在具体实施安全工作中，只注意到群众运动，而忽视具体人、具体事的工作。也就是为备料毛主席“做过细的工作”的教导，没有因人施教，所以出现了这一重大事故。
千错，万错，一句话，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人民的生命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只能从这一教训中吸取教益，我们只能发动全体民兵同志，再查险情，重议措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战备重立新功。
4月23日早晨4点，玉蝉运输营2连全体去石头沟转运站运面粉，民兵杨春继、梁顺成、张战高三人拉一辆架子车，载重面粉10袋，重500斤。在返回途中，到达路标32.5公里处，下坡时驾辕的张战成一时大意，踩上一块小石头，把脚扭伤。在后边拉倒绳的杨春继和梁顺成叫张停车，并跑在车前，争先去换张战成驾辕，那杨春继对梁争抢驾辕不满，说道：“你怎么看不起人！我从去冬到现在一直驾辕。”那梁无法，只得让杨驾辕。车前行不到半里路，又一个急转弯，路是下坡，车速较快，转弯角度太大，致外轮踏空，形成翻车。车把杨打倒，甩至大约四、五丈的深沟，头被摔破，人即昏迷。头、鼻大量出血。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那死者杨春继，才19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不意这样离去，大家都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5月4日，那玉蝉运输营又发生严重死亡事故。四连因灶上没有菜吃，民兵群众反映强烈，连部决定固定专人给灶上挖野菜，考虑山高坡陡，怕发生意外，决定青年人不能去，指定了有跑山经验年龄较大、细心的牛长德、何尚义两人去。
5月4日上午，牛长德、何尚义两人各提放菜袋1个，向官记坪山坡走去。途经沙梁公社三河大队2队队长任忠明家，俩人特去走访，询问那个山坡有野菜。人对牛、何说：“这坡（指官记坪）有崖蒜、野菜……。”当时，何尚义给任忠明一个馍，两人就向这个山坡上边走去。他们绕过西梁到西侧崖上。此崖甚陡，崖势险要。高度约达七、八丈，崖壁光滑，上壁有零星小树，下壁两大板滑石，无有长物。何尚义早到崖上壁某处，在那里采摘崖蒜。那牛长德从官记坪山坡正面绕在此崖顶部，刚好在何尚义的上边。牛长德不小心失足，由崖顶急速滚下。何见山土溜下，便站起身，突然发现牛滚下来，便急忙转身，一把拉住牛的衣服，但由于冲力太大，把何也带下三、四尺远。恰巧，何被一柏树架住，没有滚落下去，侥幸脱险。而牛长德由于急滚而下，直落崖底。那何尚义一时惊呆，灵醒后绕原道到牛滚落之处，见那牛长德倒卧在地，急忙抱起，呼唤不省人事，赶紧回连部报告了情况，后经民兵和医生赶到现场，人已无气，体呈木僵，经抢救无效，上午9时许死亡。
6月6日，那玉蝉运输营又发生第三次严重死亡事故。
那天下午，2连2排给板房子拉面，1点半时，拉到红旗营以上，甘河营附近，朱丑丑和鲁宽宽2人合拉一辆车，朱丑丑拉着稍，鲁宽宽架着辕。突然吹起一阵大风，一根长约1丈的木椽从山上滚下，恰巧就打在朱丑丑的头上，当时就昏迷不醒，前后拉面的人都来急救，随即就抬到甘河营医疗室抢救，，医生诊断伤势严重，脑盖骨被打烂，需到医疗队进行抢救。晚上10点钟医疗队在他头部作了4个小时的手术。术后，朱的呼吸直到第2天上无比手术前强一点，但一直昏迷不醒。岛镣下去，病情越来越恶化，经医生多方抢救，在晚上8时35分不幸离世。
6月7日，又一次事故发生。苍游工程营当日下午收工后，6时，吹哨发出放炮号令，警戒元、干部也都进入到警戒岗位，民兵均去避炮地点避炮。6时35分发了点炮令，6时40分正式点炮，但这时有6个青年不听号令，他们是张鸿康、张治安、张岗岗、屈文玉、王存西。这几个人不去指定地点避炮，而是藏在宿舍东北郊一个号棚内，距炮位320米。炮响后，一块约20斤左右的飞石砸在号棚上，砸烂号棚顶，又砸烂棚内架的木棍，击中19岁的青年屈鸿康头部，当即毙命。
6月30日，又一桩死亡事故发生，大王工程营四连炊事员杨书善（乱北大队人）在下午5点多钟，将水担满，叫另一个炊事员胡生生同他下河洗澡，炊事班的人们叫他们不要去，但杨不听劝阻，执意要去，一任县河渠了。随后胡生生也跟着下河洗衣服。待胡洗完衣服后，叫杨回去，杨说：你先走。说这就向深水走去，当即被激流冲入达4米深的潭中。胡急忙唤人抢救，经多方打捞，打捞上来时已经是没有气息，地区医疗队抢救也是无效，一个青年就是这样去了。
7月10日早上，涝店工程营的20岁的民兵张元元去上工，突然山上飞石下落，一块头大的石头正砸在张的头上，当即死亡。张是张家滩的人，全家6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母亲又是精神病，张的逝去，家庭就好像天塌了一般。
7月16日，城关工程营又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因牛东工程营放炮，未加警戒，将城关西街大队57岁的民工赵有才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赵有才原籍河南温县，解放前落户户县，家里有6口人，只有草棚2间，他一个劳动力，造成家庭极度悲伤和困难。
9月30日下午5时许，庞光工程营营部干部到伙房督促避炮，那伙房管理员丁焕金答应：“我们就走。”而实际上炊事员因面发酵迟没有按时蒸馍，待到放炮时，才将馍上笼。为了把馍蒸好，同时也怕发生火灾，丁焕金就同意炊事员赵忠印、王志德2人留在伙房看火。6点10分炮响时，这2人急忙钻到床下。但一块大飞石直接砸进伙房，将床砸坏，致赵忠印头部受伤。炮艇后经医疗士大夫董晓国、崔敬录包扎抢救，伤员神志清醒，小便、脉搏、心跳、瞳孔都很正常，大夫诊断是脑震荡，提出就地治疗为好的建议，将伤员没有送下山。第2天上午营部干部都上了工地，中午回来，大夫董晓国提出伤员有痰，要求送到板房子医疗站治疗。营部即根据大夫建议，下午将伤员送板房子医疗站，后又转送沙梁子医疗队治疗，病情严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抢建过程中，还有人从山上跌下摔死；有人跌入河中，被水淹死。
    到1970年11月，修路工程的整个线路、桥涵和防护工程全部完工，共抢建线路工程31.4公里，完成路基土石163万方，大中型桥6座，涵洞81道，防护工程145处，计3615米：
    户县筑路战士战斗过的那一段山区，已经呈现出一幅“高山低头水让路，悬崖峡谷变通途”的美好图景。
0702工程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但也是一个以牺牲农民利益、以农民的血汗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工程，这项工程不管什么民生，仅以政治为唯一目标。如今，西汉高速早已建成通车，与建设西汉高速时处处照顾农民利益，毫不扰民、劳民相比，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像0702这样运作的工程，希望再也不要出现了。

    正是：
    游龙蜿蜒大山中，农民血汗铺就成。
    停车驻足老君岭，遥想当年炮轰鸣。
    且看下回。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