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北京高校的红卫兵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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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撤退 红卫兵兵退人不退 大联台 红代会会联心不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老三届”们广泛参与的红卫兵组织也经历了一番“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红卫兵内部的分化组合也在所难免。
　　1967年初以后，红卫兵组织汇成的全国“大串连”热潮，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渐渐退潮。红卫兵组织最大的特点是破坏性和盲目性。他们没有实力角逐校园外的权力之争，也没有稳定新秩序的经验。因此，从“文革”舞台的主角退至配角地位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了。这一社会角色的巨变，是红卫兵组织重新分化组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把夺取本校最高领导权当作奋斗目标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由于对各校党和行政领导人的态度不同，红卫兵组织被分成“造反”和“保守”两大类组织。双方各执一词，都声称对方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自己组织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
　　在“一月风暴”刮起和“大串连”渐趋退潮的形势下，“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明显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偏袒和支持，而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由于政治上的失宠而迅速瓦解。这些“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和骨干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残酷斗争。
　　“夺权”运动开始后，各类红卫兵组织都把夺取本校最高领导权当做奋斗目标。早期无关大局的“造反”和“保守”之争，此刻却变成了能否得到中央文革认可，能否获得权力，能否继续生存的大问题。所以，此时的“造反”与“保守”之争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公开宣扬“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的时代，“夺权”活动大大加剧了全国各地学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各大中学校武斗事件时有发生。
　　1967年初春，北京中学红卫兵分化成“四•三”和“四•四”派。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加入“四•三”派的大部分是造反派，而“四•四”派则多为在运动中时常犹疑的红卫兵和部分最早起而造反的老红卫兵、双方在“大联合”中就权力问题渐渐势不两立。关键在于已掌握实权的“四•四”派不容纳“四•三”派进入权力阶层。
　　在北京高校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人多势众，基本上控制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其头头蒯大富也因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的赏识而成为取代聂元梓之后北京红卫兵组织新的“龙头老大”。但“井冈山兵团”也并非铁板一块，因观点不一，“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中分化出“四•一四”派。“四•一四”派的大部分成员是属于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和“东方红纵队”红卫兵组织，并非蒯大富的“嫡系”。“四•一四”派成立后第2天，就强占清华校广播站，并不惜为此挑起武斗。但由于势单力薄，终于没有成功。在其后一个多月内，他们表面接受“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总部的领导，但暗中却不时寻找着独立的机会。5月29日，“四•一四”派红卫兵正式成立总部，宣布与“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四项协议”作废，正式脱离其领导。受“四•一四”派红卫兵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与蒯大富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也相继脱离“井冈山兵团”的领导，原由“井冈山兵团”一统天下的清华园，又成了诸雄纷争的“战国时代”。
　　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革命委员会虽然已是大权在握，但对异己组织仍然毫不手软。1967年2月，北大校文革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把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和“红联军”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100余名师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3月3日，北大哲学系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指责聂元梓1966年11月利用涂改录音磁带方法，陷害“井冈山”和“红联军”红卫兵组织和其它一些问题。大字报引起一场辩论风波，以0363北京公社为代表的一批师生坚决支持这张大字报，北大校内逐渐形成“聂派”和“反聂派”。
　　在校外，从1月19日起，在聂元梓和谭厚兰分别带领下，“新北大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各自到教育部“夺权”，拿走了部印，占据部分办公室，劫走了一批公文案卷，双方还挑起武斗。后经周恩来出面制止，两边才撤离了教育部。
　　首都红卫兵“三司”内部也是混乱不堪。1967年回月21日。23日和24日，“三司”连续下达了7个通令：宣布将“新北大井冈山”、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开除出“三司”；将“三司”文艺部“大搞宗派活动”的刘利吉、艾国成、陈志国开除；要求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红卫兵开除其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罪名是攻击康生、抢夺“三司”大印长期不还。
　　在北京农业大学，北农大“红旗”红卫兵组织于1967年2月4日砸毁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农大“东方红”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台，声称中央已批准其“夺权”。“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红卫兵也被打成“反革命”。2月13日，北农大“红旗”红卫兵组织又捣毁了农业部的“井冈山”和“红旗”等几大造反组织。
　　2月6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派红卫兵抄砸了对立派“东方红公社”总部，迫使“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并独揽了中央财院的一切权力。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红卫兵在2月中旬就对北京电台的夺权问题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组织展开了激烈争夺，双方时常发生小规模武斗。2月18、19日中央文革小组为此写信要求双方停止论战，协商解决。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先是分裂出一部分支持“联动”的人。1967年3月，又分裂出“井冈山整风串连会”与总部分庭抗礼。此外，哈军工还有“六•五兵团”标榜独立。
　　1967年2月12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兵团红卫兵在大田湾召开大会，宣布接管重庆市的党政大权。而对立派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一三”、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首都“三司”联络总站、“一司”联络站、四川大学“八•二六”等红卫兵组织冲砸会场，控制了主席台和广播室，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伤几十人。
　　还有一些地区的红卫兵组织走出校园，参与工人造反组织的“夺权”和武斗行动。如1967年2月成都的“二月镇反”事件中，四川大学的“八•一六战斗团”红卫兵就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道，冲击成都军区。武汉地区的“三新”（即“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和“钢二司”（即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红卫兵组织与“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钢九一三”等工人组织一起，于2月初强占《长江日报》社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
　　类似事件在广东、湖南、安徽、河南、内蒙古、福建、辽宁等省甚至西藏自治区都有发生。但在“夺权”和武斗事件中，红卫兵组织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

　　 “大联合”和“争取”工作

　　1967年春天，在中央严令下，各校红卫兵组织纷纷撤销自己在外地的联络站，外出“串连”的红卫兵大部陆续返校。从6月份开始，红卫兵组织逐渐减少了在外地、外单位的活动，而开始转入本单位以“教育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斗、批、改”活动，此时掌握学校的权力就显得愈发重要。
　　经过不断的分化与组合，全国各地和北京的高校渐渐由红卫兵组织中势力较强的一派控制局势并建立了政权机构。各校革命委员会和其它政权形式均是在红卫兵派别之间激烈的权力角逐中产生的。
　　4月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大宾为主任。
　　4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谭厚兰为主任。
5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三校的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韩爱晶、孔祥山、王德祥分别为三校革命委员会主任。
　　6月10日，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6月28日，北京医科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
　　 “夺权”和各派的“大联合”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夺权”之后转入“大联合”，既是毛泽东的设想，也是当时过分紊乱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和大多数阶层的共同心声。
　　几乎在“一月风暴”的同时，《人民日报》就要求“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红旗》杂志社论认为，上海的“夺权”风暴主要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具体到各个学校，红卫兵组织被要求放弃原有的观念，将对立的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掌权”。各个学校较大的红卫兵组织对于学校大权觊觎已久，他们希望借此机会打垮对立派别并独揽大权。
　　1967年1月至2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组织的报纸《井冈山》相继刊发了《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等七篇评论。文章提出了“反托”的口号，指责与其持不同观点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和群众向“井冈山兵团”的夺权行为，说这是右派及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向左派夺权。
　　《井冈山顶在全国发行量较大，“七论”在社会上影响极坏，外地许多红卫兵组织都把此看成中央文革小组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于是，许多地方的红卫兵组织内部清除“托派”之风大盛。
　　2月上旬，清华园内各派红卫兵组织就“反托”问题连续召开辩论会。2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7日以后，蒯大富承认“反托”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到1967年春天，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已经掌握了北师大的权力。但是，谭厚兰仍未能将其他红卫兵组织纳于旗下。“井冈山造反兵团”、“烽火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兵团”等红卫兵组织仍在积蓄力量和“井冈山”红卫兵明争暗斗，以决高低。
　　 “大联合”的趋势，促使各校掌权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了所谓争取“受蒙蔽的群众”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经验就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坚决的斗争，彻底的揭发，无情的批判，不仅能保证运动的大方向正确，而且能使受蒙蔽的人猛醒，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因此，这样的“大联合”和“争取”工作始终是与对一些领导干部的诬陷和攻击同步进行的。
　　每当瓦解一个所谓的“保守”组织时，总有一些领导干部被打倒或者受到迫害。掌权红卫兵组织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分化、瓦解较小的红卫兵组织，甚至出现了强行兼并的行为。被兼并组织的头目常常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移交专政机关。这些作法已成为红卫兵组织在各校实行“大联合”中的基本规律。
　　红卫兵组织自成立到1967年上半年，恰好是整整1年。由于它特有的激进主义的色彩，无情的斗争行动方式和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使它成为了“文革”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明星。
　　但是，红卫兵组织的主要成员良萎不齐，狂想而少有理性，残忍而缺乏人道，在社会各界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政治上的幼稚，使他们常常在政治人物的斗争中左右摇摆，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红卫兵组织在社会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逐渐降到了低点。
　　与此同时，由于红卫兵组织不断地分化组合，辩论武斗，参与工厂、机关、厂矿等单位的“斗争”，使全国各地的“大联合”形势发展不快，中央文革小组非常着急。如何使红卫兵组织退回学校，稳定高校内部的秩序，成为1967年上半年的一大问题。毛泽东也认为，高校夺权后应进入稳定局面。针对北京广播学院红卫兵组织“夺了权，又分化”的状况指出，“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实际上这已是在对红卫兵组织敲起了警钟。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会反映到革命小将的队伍中来。这并不奇怪。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事物不善于作阶级分析，因此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一些革命者往往容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革命小将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己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
　　于是，在各方的推动和挤压下，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率先喊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的口号，提出了当时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要进行两种夺权斗争：一种是夺“走资派”的权，另一种就是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毛泽东对此极为欣赏，要求推荐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都相继刊文推广。
　　这样，到9月下旬，继原有的16所高校成立革委会之后，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11所高校也相继实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
　　天津150多所大中学校也相继实现了“大联合”。
　　但是，红卫兵组织在形式上的联合，并不意味着它从此走向了真正的统一。其内部的思想和观点反而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尤其在一些高校和中学里，掌权红卫兵组织控制了学校，取缔、合并了较弱的组织。对立面的失去，使得红卫兵组织一些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并暴露出来，开始造成新的分化与组合。这种分化与组合，对以后红卫兵运动的影响至关重要。

　　北京大、申学校两个“红代会”的召开

　　到1967年上半年，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希望全国的秩序走向稳定。但红卫兵运动却犹如带有强大惯性的战车滚滚向前，其表现出来的破坏性要远大于建设性，这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深为忧虑并开始试图扭转正走向反面的红卫兵运动。
　　前已叙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夺权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使得一部分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个人或家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从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一下子沦落为“狗崽子”和“黑五类”的经历，把他们从单纯而盲目的狂热中解脱了出来。“文革”以来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引起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忧虑和怀疑。于是，一些颇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红卫兵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作法进行认真地思考，并在全国率先提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口号。这股来势凶猛的“炮打”浪潮，很快遭到了无情镇压。
　　但“夺权”运动不断发展，给红卫兵组织带来了种种混乱。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由“文革”初期全力倚重红卫兵组织改为依靠以工人为主体的各类，“造反派”组织。失宠的红卫兵组织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恼怒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关注和忧虑，他们希望整顿红卫兵组织，使之成为更为有力的工具。
　　中共中央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要求，旨在配合全国各地夺权后建立新秩序的形势。各城市高等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陆续成立，它是各城市红卫兵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处理红卫兵组织的日常事宜。
　　1967年2月22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干预下，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共同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这标志着首都红卫兵组织三大派别即首都“一司”、“二司”和“三司”的正式联合。
　　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国红卫兵书》。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并讲话。
　　陈伯达在会上告诫红卫兵：“一方面要高喊我们的胜利，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不管有什么曲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广大群众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代表中国历史的不可避免的胜利的方向。”再一次给红卫兵组织打气，希望他们继续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开路先锋。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也再一次阐述了红卫兵的原则和立场：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干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分清敌我友，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紧接着，3月25日，“首都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到会祝贺。江青在大会上讲话，要求红卫兵听从号召，回校闹革命。边上课，边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月18日，“天津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万余名红卫兵隆重集会，正式宣告“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
　　3月25日至28日，南宁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宣告“南宁市大中学校红代会”诞生。
　　4月10日至20日，贵州省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省统一的红卫兵名称）代表大会召开，宣布“贵州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代会”正式成立。5月1日，“山东省大中学校红代会”问世。
　　各地“红代会”的成立，从形式到组织都基本上是仿照北京红卫兵“红代会”的作法。显然，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并不想让各地高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在相互对立中扰乱“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将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一只有力的拳头打出去，就有了一支更令人生畏的“敢死队”。
　　但是，北京大、中学校两个“红代会”的召开，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市红卫兵的“大联合”，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联合”的向题。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后，情况也是如此。各地红卫兵组织依然各自为政，内讧不息。尤其是江青等人为实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不断地在红卫兵组织中拨弄是非，拉一派打一派，挑起内战，从而导致了有些地方同一城市成立了两个对立的“红代会”，各自拉起组织甚至加入工人造反队伍相互攻击。
　　 “联合”没有形成，各自的力量却得到了壮大，从而导致各地武斗和内战的场面更加残暴、混乱。
　　同时，由于意见分歧返校的红卫兵们在“大联合”的名义下仍然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校内的派别又分别依附于社会上的某一派别，社会上的派性斗争难以制止，校内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派性斗争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显然，在大民主的形式下，不从根本上抛弃“文化大革命”极“左”理论，希望以“红代会”的形式统一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省的红卫兵组织从而实现“大联合”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

　　 “复课闹革命”第一步先进行军政训练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要仍在进行“串连”的师生立即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2月4日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2月19日，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生停止串连，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地进行军政训练”；3月7日，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地串连的师生于3月20日前返校，分期分批地进行军政训练”。
　　3月19日和4月18日，又先后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名义发出通知，宣布停止一切“串连”活动。
　　所有这些文件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力图控制局势和争取尽快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
　　经过自上而下的鼓动、宣传和政治压制，各地红卫兵的“大串连”终于开始降温。各个学校组织都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返校。
　　大批学生返回学校使红卫兵运动从社会收缩进校园，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在社会上也趋于没落。但已惯于造反思维、难脱狂热崇拜思想的红卫兵们，又开始在求知的校园中挥动起“革命”的大旗。
　　有一年没上课而且是以批判、串连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大中学校学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自由散漫、风头主义、机会主义和派性等品行。
　　于是，毛泽东又一次求助于军队，要求各校“复课闹革命”第一步先进行军政训练，以加强学生们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针对一些学生认为在校园内无法革命，难以革命的观点，《人民日报》在3月7日的社论《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中指出：
　　 “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可以看出，“复课闹革命”本质不在“复课”，而在“闹革命”。“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同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上作了批示。毛泽东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这一批示后来被简称为“三•七指示”。3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3月中旬以后，全国大、中、小学军训工作全面展开。
　　在北京，军训团在所到学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红卫兵组织，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的制度，将全校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的军事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等。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做法。
　　军训结束后，中小学校陆续复课但进展缓慢。据山东省的材料统计，中小学复课情况，一般是农村快于城市，小学快于中学，全日制中学快于半工半读中学，公办学校快于民办学校。
　　从1967年2月中旬起，上海各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活动全面展开。3月初，上海市万余名中学师生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上海回民中学原有“孙悟空战斗队”等十几个造反组织，在这期间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红色造反团”，并与学生、教职员工和领导干部一起成立了“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学校的复课工作逐渐展开。陆汇中学、控江中学、第六女中和金陵中学都先后在3月中旬和4月初组织了全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复课。当时的报道有这样的描述：
　　 “一些已经开学的学校，到处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革命气象。校园内到处洋溢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声。这些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一、二、三、四年级学生，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知识、高唱革命歌曲。”
　　各地学校开学后的状况大致与北京相似。
　　尽管红卫兵实行了组织上的“大联合”，尽管开展了“复课闹革命”，但一年来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与相互仇视的情绪，却不是口头上的“大联合”和简单地返回班级坐在一起就可以消弭的。各地各校的红卫兵们回到班级后，“以前的矛盾使同学们坐在一个教室，却各占一方互不理睬。几个红卫兵组织还起劲打‘内战’，根本联合不起来。斗批改进行不了，复课闹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揪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学校原领导人

　　 “斗”是所谓的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各地大中学校返校的各派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继续对原校领导、当地党政军领导人进行轮番攻击和乱揪乱斗。
　　1967年3月18日，北京大学38楼前“斗鬼台”上，陆平等几十名“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揪斗，会后还被游街示众。4月24日，北大“五四”广场上召开了“控诉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彭真、陆定一、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被押上主席台，从左至右一字排开，接受红卫兵小将和师生员工的批判。
　　在蒯大富的领导和策划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于1967年4月10日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至清华园，召开30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名“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押至大会“陪斗”。在批斗会上，红卫兵们对王光美拳打脚踢，极尽侮辱。
　　这一天，“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小将就对王光美进行了三次“审问”。此次大会，以人数众多，“盛况”空前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组织召开的批斗会之最。
　　1967年4月14日，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揪斗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暗斗”。
　　1967年4月26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卫兵和其它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会”。大会还把政法界的老干部杨秀峰、张鼎丞、吴德峰等人“揪出”示众。
同年7月26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与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联合在北航体育场召开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大会。会上，彭德怀、张闻天被揪斗，会后被押上街游斗。
　　8月4日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在北师大“七•二七”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对陆定一进行批判，会后进行了游斗。大会勒令陆定一在8月12日前交出认罪书，否则严惩不贷。8月15日，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与国家经委井冈山总部、中国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解放军262医院“225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十几个组织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及其夫人浦安修的大会。
　　8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大学“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在人民大学第五次批斗“三反分子”，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10月20日，北京卫戍区宣布正式逮捕聂真。
　　当时，北京几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其“揪斗”的也多为中央级干部。全国各地高校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也群起效法，“揪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学校原领导人的事情屡有发生，在“揪斗”中，红卫兵给这些所谓“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们戴高帽、挂木牌、剪“阴阳头”，而坐“喷气式”、拳打脚踢、谩骂攻击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也层出不穷。许多人不堪凌辱，用跳楼、投水、上吊、卧轨、服毒、切腕等种种办法自杀以示抗议。
　　对那些被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学教授们，各地高校红卫兵组织在“揪斗”后对他们的处理，不像对待“黑七类”那样严厉。一般是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抄家，命令他们接受“劳动改造”。对于他们原来享有的高工资、高待遇予以降低或取消。
　　这些老知识分子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成为生活在最下层的阶级。不仅高收入被剥夺，其基本人权和政治地位也被剥夺，在人们眼里，他们是敌人。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和事实上的“种姓制度”，使他们及其后代蒙受了难以补偿的精神和肉体折磨。
　　 “批”，是这一时期红卫兵学校活动的最主要内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正是以后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的准备。
　　这一时期，北京航空学院专门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他们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治学校的；探讨17年以来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研究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试验半工半读的可行性。5月25日，北航开展了大规模的文艺批判活动，先后集中批判了“大毒草影片”《林家铺子》、《两家人》、《武训传》、《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5月底之前，北航还组织写出了一大批大字报贴上北京街头以扩大影响。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总部组织全体红卫兵重新学习了《五•一六通知》。随后，“东方红揭竿而起战斗队”写出了一篇轰动全院的大字报《谁是我院最大的危险？》，把一场全校规模的大辩论推向高潮。
　　这场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17年来地院所执行的政治、组织。干部、教育、科研路线等究竟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路线？怎样才能肃清“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院的影响？这场辩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各级领导干部，也涉及到每位教师和学生，搞得人人自危。
　　北京师范大学的“斗、批、改”使全校出现了所谓“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斗、批、改”运动大方向的人越来越多；批刘少奇、邓小平的人越来越多；搞“斗、批、改”的人越来越多；上街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打内战的大字报越来越少。
　　6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高校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说：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是历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17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他鼓励红卫兵都做“斗、批、改”的“闯将”。
　　 “斗、批、改”运动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批”，即彻底从根子上“肃清”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流毒”，去实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理想。

　　缩短学制，学工又学农

　　“改”，是指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行教育体制过于强调对智育的发展，而忽视对德育、体育的重视。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忽视实践、轻视体力劳动，只会从书本中找学问，脱离实际需要。倘若再照旧的教育体制进行下去，一代青年人又将成为新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明确地指出了“教育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然而，一个久已形成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要打破谈何容易，这必须历经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
　　当红卫兵组织横空出世后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冲垮现行教育体制的种种形式，“教育革命”问题才真正地提到了议事日程来。
　　1967年3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教学改革问题时说：“教育制度要搞个大革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演变来的，后来又接受苏修一套东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
　　5月4日，陈伯达和戚本禹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座谈“教育革命问题”。陈伯达说：“中国教育制度基本上是照搬外国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阶段要好好搞。”并说：“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师范大学要不要办，可以讨论。”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说：“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17年来“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
　　江青的这个讲话随后被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当时教育体系必须改革的看法，作为中央精神下达后，恰好迎合了在社会上冲杀近一年、不愿受规章制度羁绊、处于青春反叛期情绪激昂的红卫兵们的欢迎。
　　7月11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持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陈伯达再次鼓动各校红卫兵组织要进行“教学改革”。陈伯达说“你们是创造这个新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
　　从此“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的口号开始在中国各学校中流传起来。
　　1967年，各地大、中学大多进入了“复课闹革命”阶段。如果说上半年的“闹革命”主要是协调各红卫兵组织间的关系，实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和争夺学校领导权的话，那么下半年到1968年上半年，由于各地高校以一派红卫兵组织为依托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虽然也有个别派别的争斗，但“教育革命”已成为各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新的努力方向。
　　各地高校对于“教育革命”的“新探索”多反映在这一时期由各校主办的“教育革命”刊物上。1968年上半年，此类报刊出版最多。
　　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有《教育革命》杂志；北京市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办有《教育革命》。
　　在上海，新师大（原华东师范大学）红卫兵师成立了“教育革命联络站”，出版了《教育革命》杂志，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师教职工联络站教育革命组和研究生教育革命组分别出版了《教育革命》刊物。
　　在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总部教改办公室成立；天津市还成立了“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
　　在江苏省，南京中医学院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联络站”成立；南京医学院派人赴句容调查，获得了大量资料，并创办《医学革命》刊物。
　　在黑龙江省，黑龙江教育学院红色造反团正式出版了《教育革命》杂志。
　　在浙江省，杭州大学出版了《教育批判》刊物。
　　在山西省，山西大学“红旗公社”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教改联络站”。山西长治第二中学也出版了自编的《教育批判》刊物。
　　在青海省，青海“八•一八”教育兵团教育革命联络站印出油印刊物《教育革命》。
　　各地的“教育革命”和“改革”都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从1967年春天到秋季，“教育革命”的“改革”从对以往旧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到提出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
　　同济大学“教育改革”设想要把学校改为“五七公社”，即由学校、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联合组成教学、设计和施工三结合的统一单位。
　　北京林学院“教学改革”的设想是：取消各系教研室，按专业组成三结合的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
　　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提出的“教育革命”设想有：1．改革考试制度，有的科目不再考试，考试的方式可以采取选题考试、开卷考试、现场考试；2．废除升留级体制；3．招生“贯彻阶级路线，学校首先向工农兵开门。废除升学考试制度，采取推荐和建议相结合的方法，从应届毕业生中，从工农兵中招收又红又专的青少年进入高级学校。”
　　北师大历史系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准备把北师大改为“五七教育革命大学”，将学校按军事编制建文、理科大队，并附设教育革命探索班，大队下设年级连队，连队下设若干排。学制3年。将该校建在农村或偏远地区，逐步变成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此之后，各地的高等院校也纷纷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教育革命方案”，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教育革命”试点。建国以来形成的高等院校的教学组织、规章和制度被全盘否定了。
　　从11月28日至12月5日，陈伯达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陪同下，先后到北京市草场地中学，二十三中、渔水湖中学和清华大学附中视察。在视察中，陈伯达提出，在“复课闹革命”过程中要批判“旧的教育路线”，“提出新的教改方案”，“要搞些劳动，学做工、学做农。”要补“阶级教育课”，要让学生们讲课，说“小孩子也会讲课”，“让学生教学生”，“要个个准备当先生，不能是一两个当先生”。他还提出：“学制可以缩短”，“小学4年，中学4年，大学4年……多快好省嘛！”等等。
　　在陈伯达这些讲话后，全国各地的中学也开始陆续提出“教改方案”，改变学制，缩短学时，“小将上讲台”，把大部分课程改为学习牦主席语剥、写大批判稿、参加体力劳动和请工农兵上课等作法风行一时。
　　所谓“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无非是在形式上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缩短了学制，在教学内容上加入了许多毛泽东著作和中央文件的学习，开展对“文革”前17年所谓旧的教育体制的批判；把以往以教师授课为主改为教师、贫下中农、工人、解放军共同授课，学生也被“请”上讲坛；大学生毕业后先当工人或农民，不能直接去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工作。
　　这些“教育革命”的成果无异是将正规化的教育体制导向非正规化和“向工、农、兵学习”的“全面化”。
　　从本质上讲，这场“斗、批、改”运动实际上是要破除一整套制度化、规范化的教育体系，去建立一整套迎合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和生活状况的东西。在毛泽东看来，教育不是超前的，不是以先进的文化和教育意识去改造贫穷和落后，反而认为应该把现实的需要与工农的认可当做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
　　这样，教育不但无法引导落后的中国农业与工业发展，启蒙素质低下的民众，倒要接受工人和农民的“再教育”，这完全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教育向后拖到纯粹的扫盲水平，这种所谓的“革命教育思想”，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反智倾向。于是，“读书无用论”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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