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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边河:我的1966—1974(山东Y县文革纪实)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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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8 12:59: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一九七三(一)

苏鲁边河

    七三年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邓小平复出了。一九七三年,除评法反儒外,这是第二件大事啦。说句老实话,七三年刚复出,人们那时对邓所知甚少,在过去的舞台上,他还不是主角,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人物领袖人物可谓群星灿烂。他们的沉浮升降,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扑朔迷离,运动此伏彼起,人们应接不暇,真也要等待观望。出水才见两腿泥,尘埃落定见真佛。邓小平开始了他一生真正的治国生涯。这一年是个起点。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是否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但毛对邓是客客气气的,保护的。文革一开始说是“刘邓路线”,喊叫“打倒刘邓”,甚至说到“党内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从六六年中央工作会议刘邓分别做了检讨之后,对邓的批评少了。到六七年更是集中批刘,把邓放在一边。毛对刘邓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区别对待的,此后区别更明显。文革之初的传单已多次揭载毛主席关于应该正确对待刘邓犯错误的讲话,批是批,也批,也拉一把,一点也看不出毛对他俩有什么一棍子打死的念头。毛还一再说:“刘邓的大字报不能上街。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看《毛泽东传(1949-1976)》,有一段文字记述毛为邓的检讨稿修改,真是操心太殷太细了,不像是邓在检讨,倒像是毛自己写检讨。毛对邓的基本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此后的做法由汪东兴做联系人,还时有检查过问,毛对邓够客气、够关心的了!为了邓的复出,从七二年初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到七二年八月在邓的来信上作长篇批示,又有多次讲话,毛为邓能平稳尽快复出做了大量工作,毕竟文革仍在进行,以江青为代表的造反派也是从反刘邓开始起家的么,他们还掌权,要共事,要平起平坐,首先也得转弯子么。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邓在文革初期基本没受到太大太直接的冲击,大儿子是受了折磨,残了。毛毛的回忆说:扫地出门才知民间苦,所谓“民间苦”就是原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了中南海大院,吃穿用一律花钱买啦,真正的民间疾苦见到啦?可那时他们还没出北京城呢。

    邓是大落大起,人民还不是都大惊大喜。有议论,有说法,有待期。这年四月,从周总理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邓小平时隔七年首次公开露面,到八月党的“十大”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到一九七四年率团出席纽约联合国特别会议,两年过渡,他也并没有很快成为中国政坛上的明星。只是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七五年初十届二中全会补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此前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周总理又因病难以视事,他才成为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人物。这时他的地位己超过他在文革前担任的职务,那时是常委、总书记、第二副总理(林彪是第一副总理)。毛周难分。没有了周的支撑,总管,毛的决策将难以推行。邓看似辅佐周,实际上代替生病的周为毛奔走。作为比较,邓的个性更为突出,少了些周恩来的忍耐、周旋、灵活的功夫。

    但邓当然也知道毛周的不久于世,与中国上层政治力量的悬殊对比(“四人帮”势单力孤,在军界更是少有人靠拢),审时度势,他似乎也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他已经着眼于毛周之后的中国。他在江西四年没有白待。这似乎给中高层领导干部一个启示:执政期如果真正免职离岗静养一年半载,思前想后,未必不是好事情。邓如此坚决地拒绝主持中央会议通过一个评价文革三七开的决议,而不是像文革之初,像一九七二年时的一再检讨,及要求复出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时“永不翻案”的保证,其原因,或者说最为可能、也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条。有人说,邓在那时有生命危险,纯粹胡说!华国锋刚上台时他又表现地相当谦恭,而再次官复原职后又一点也不客气了。

    从一个政治家对人处事方面讲,似平并没什么不正常,世易时移,懂得机变,以变应变,与时俱进,这也才是政治人物的常经。但中国普通人中流行的道理,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驷不及舌,一以贯之,说话算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等等,有时也当着尺子量一量大人物么。人们说:毛一辈子几起几落?他写悔过书、检讨保证,过后又不认账没有?邓小平有时为一般芸芸众生所诟病,也许是为这一点。这也是特别国情,中国特色。当然,还有“89风波”。但那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了、褒贬因人而迥异了。有个名网友的名言:如刘少奇也也个“韬光养晦”,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能就姓刘不姓邓了。玩笑玩笑。历史就是历史。刘是刘,邓是邓。假设不得。


我的一九七三(二)

苏鲁边河

    七三年:通天人物的命运也不济——关于李庆霖与张铁生

    1973年先后出了两个通天的“小人物”,先是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李庆霖来信的批示,一句“全国此类事甚广,容当统筹解决”,让人看到毛主席对国情、下情明察秋毫,并非不知。主席老矣,但体察下情民情尚见功力。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凄惨,个人家庭孩子,孩子下乡口粮不够吃,家中到黑市买粮补助,难以为继,请求解决。还有下乡知青招工、参军、上学、返城等问题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尖锐直率,且大有问罪之意。李也有胆有识,捎信人也是。用今天的眼光看,岂止是越级信访!一般人穷极了、逼极了,也不过是干瞪眼跺脚。

    《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件事的记述是: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毛是在会见几个地方及大军区的领导人时讲这些话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讲。中央很重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在毛主席这封回信的注释中写到: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并统筹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中央进行了调查,毛主席的干预仍然是有威力、见效快的。据说知青的生活从此更加受到关注,条件也有改善;而极少数迫害、侮辱知青的人受到了公开处理。掌握知青命运(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都设有知青办一类机构)的某些官员中,确实有极少数败类,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他们都没有逃脱严厉的惩罚。那个时代的惩治腐败的决心、手段与效率仍然是雷厉风行,泰山压顶,决不姑息迁就。

    李后来是不是跟着“四人帮”干了坏事?不了解,不敢妄言。但他在文革结束后的坎坷遭遇也更见得还是毛主席更有胸襟,与气魄之伟大。李毕竟是反潮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别人不讲,他讲了。那些年问题成堆,岂止上山下乡,统筹解决牵扯面大,尚待时日。“寄上三百元,聊解无米之炊”,毛主席仍是现实的。他知道国力有限,全面彻底解决,一时并无可能。这远不如对当时一些专案组搞逼供信的批评、查禁那样斩钉截铁、雷厉风行。但“容当统筹解决”并不是不解决。

    张铁生的信发表了,但那一时那一年的招生也接近尾声。通过考试录取在许多地区已经完成。进行笔试凭分数录取究竟在招生中占多大分量至今不得而知。但中央一定有人倡导推荐与通过一定考试录取上大学,当然也一定有人不赞同考试、以分录取。这也是明明白白的。

    我所见到的一场考试就是滑稽了。已定了我所在单位的一个小青年被推荐了,厂教育科的人在我们单位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一个开方的题,就是一个公式。我想,上过初二代数就该会吧。可小青年千启发万提醒憋了一头汗也说不出答案。主考的笑了笑,说,就这吧。我们以为没戏了呢。不几天却接到了一个师专的通知书,我们问小青年,小青年说:他敢难为我。就不吭声了。

    著名作家梁晓声是初中毕业生,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误打误撞去了的,没考什么试吧。贾平凹也是。在水库工地上搞宣传,油印小报,出了名,被推荐上了。可名额只有一个,他的初恋的恋人(那时已分手)排名在他前面,她让给了他,他就上了大学,后来出脱成一个大作家。而贾平凹的父亲是不是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张铁生后来干了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他写的信没什么错。他讲的不公平当时有。越是在乡下卖力干活的知青,越没功夫复习功课。而“病退”回城、泡病号、不正经干、赖在城里,还有心看点书的,在通过考试以分录取时,优势就太明显了。张的信之所以被发现、被重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适合上层某些人斗争需要是一回事,也是有基础有来由的,是另一回事。他并没有直接给上头写信。他是在一学科试卷上写信诉苦要求公道的。他没什么错。今天,青岛两个考生还因在分数面前不平等状告教育部么。他为许多知青打了抱不平,被不少知青拥戴,正像李庆霖被许多知青一直视为恩人一样。张铁生讲的不公平至今也存在,而且从性质上讲没有什么不同,今日的不公平表现范围更大,更为复杂。在推荐与选拔中没有机会均等。在分数面前也从来没有人人平等过。公平竞争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目标,对有些人更是一个招牌。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对此感受还不够深、对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疑问吗。

    李庆霖、张铁生当初的举动,放在今天,不仅未可厚非,而且也许仍为人称道呢!


我的一九七三(三)

苏鲁边河

    变中生变:七三年风波再起

    一九七三年又起了波澜,搞评法反儒。当然也是由批林引起,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攻击毛泽东是现代的秦始皇么。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也由来已久,不绝于耳。毛主席不无风趣的说: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完全么。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坑了四百六十个。可我们镇压反革命杀了多少万个反革命,超过秦始皇几十倍!毛主席还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骂吧。还就是骂不到点子上。这一回又翻开了旧账:秦始皇是法家,法家执法严,主张犯了法要杀人,厚今薄古。儒家男盗女娼、欺世盗名,“百无一用是书生”,厚古薄今。于是评法反儒,为法家正名,即为无产阶级专政正名;批儒就是批林,也是反击林一伙对毛主席的诽谤。

    可又风传批“现代的大儒”,也是有现实针对性吧。林彪的极左不让批了,说林彪搞政变,卖国,不是左,是右,极右,右的不能再右。抄林彪的家,弄出来林彪的条幅,就与儒家法家孔老二挂上了钩,于是刨祖坟。七三七四两年就干这个。这太虚、太空、太远离百姓了!七八亿人,有几个知道什么儒家法家的?不明白,想装明白都不行,太玄。什么事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也未必想知道,也难知道。毛主席的心思在上层,又在下层。想教育启发下层保持清醒,监督上层,解决上层可能出现的变修复辟的问题。可是没有形成机制。听了几场报告。孔孟、商鞅、李悝、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请出来的请出来,拉出来的拉出来。沉睡多年的历史人物又登上舞台,站队,亮相,来一次关公战秦琼!出丑的出丑,风光的风光,千年匆匆走一回,再回坟墓费思量。

    这一年,大量印发了一些古籍,一时间学习研究古籍也成了时尚,评法反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九七三年的战略部署、伟大任务么。许多有心人借此光明正大地看了许多古书古藉,学有所成。我也看了一些古文,也竟见到了油印的《女儿经》《三字经》《千字文》一类,久闻其名,未得一见。不料在大破大立的时代见到了这些陈年账薄子!真伪杂糅。也是可以看看的么。在批判的名义之下,翻了翻,也燃不起来怒火,里边的一些未必革命的名句倒让我记住了不少。


我的一九七三(四)

苏鲁边河

    记忆中的“十大”前后

    也就在这一年春天,报上常出现几句古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前两句出处知道,《古诗源》里就有,引自东方朔《答客难》。但那时的惯例,一般人引用不会弄得这么醒目又反复出现。也许是毛主席为邓小平复出及解放一大批老干部而引来教育全党的吧?谁知道呢?毛主席这一年又为一批老干部复出重新工作做了大量工作。他对周总理不无歉意地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林彪事件之后,毛对老同事老战友以及老部下老干部当面或当众道歉已经有许多次了,而且有言有行,付诸行动。安排工作,重用,甚至默认老干部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属开后门参军上学。参军上学就是参军上学么,南征北战的将军,九死一生,功劳多多,建国后也辛劳苦劳,而今又炮轰火烧,受了冲击、委屈,自己的孩子当个兵上个学,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杀人放火祸害人。他们的子女真要是作了恶,毛主席也不会答应么。一码归一码。

    就这,人们也是很不满的。工农大众、平民百姓之所以拥护文革,就是把文革理解为反特权,追求平等,对当官的高高在上、气指颐使有气。这种情绪、诉求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民心民意,也不能不考虑。毛主席毕竟是坚持不断前进、不断革命的,对老干部中“官当大了,不愿再革命”的惰性,毛也不满。毛主席也受几种思想的左右,在指导运动上也有摇摆。七四年对反对“走后门”亮红灯,七五年又大批资产阶级法权,七六年又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是不是毛主席也一时有一时的侧重?

    下半年“十大”召开了。十大也是秘密召开,提前一年召开,开完了才公布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里又有了许多新面孔:老干部,及造反派头面人物。常委有毛、周、王(洪文)、叶、李(德生)、康生、张春桥、朱德、董必武,九个。政治局有刘伯承、江青、李先念、姚文元、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韦国清,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朱德、董必武又进了常委,毛作了自我批评“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我也要作点自我批评呢”,有真诚,亦有勉强。称朱德是“红司令”,“我说是红司令,不是就红起来了么”。有恩有威、也有情有义、又有自我批评。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为罗瑞卿平反。也许还有贺龙吧。但为贺龙平反下文件,已是一九七四年下半年了,骨灰安放更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贺龙忌日。贺龙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去世)。贺龙是很冤的么。一点历史问题,也不是说不清。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苏方惹风波,贺龙作为当事人也说清楚了啊!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毛主席、党中央任命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也是有牵掣林的用意吧。毛主席重用林彪了,林彪整贺龙,毛主席也支持。当然,那时的中央也同意。林彪在“九大”讲话时说:感谢毛主席,在毛主席手下工作,才有今天,我们今天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如果我是在贺龙手下,早就成了段德昌。据说林彪当时还哭了。段德昌是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一员虎将,1933年“肃反”时被杀害。但这件事与贺龙有什么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前些年,中央公布的我军几十位军事家,段德昌大名赫然在列。而毛主席给贺平反时仍说贺常佩带手枪,也许有纪律?但仍觉小题大做。

    非常意外,王洪文冒出来了。毛主席太着急了、太着眼于高层了。为什么非要寄希望于某一个人呢?指定林彪作为接班人(当然啦,最终还是中央全会通过么),特别是载入党章的教训够大够深也够损害伟人形象党的光辉、应该够记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了,为什么就那么坚守既定之策不稍加改变呢?王才三四十岁,造了几年反,就坐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要用,也要培养考验么。为什么不让他一类的人多跳几个台阶?多跳几个台阶,假以时日,也比“坐直升飞机上来”强的多。这样一个大党大国,人口近十亿,弄这么个人上来,确实憋气,确实于党于国都没面子。一定要轮资排辈也不行,这样乱为王更不行。众人难宾服。毛主席为之宣传造势,什么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造反反刘有功。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告诫他的同事与战友“不要看不起儿童团”。“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但领袖人物的考虑也是非常现实的。毛主席深感来日无多,身边没人,乐见新人出现。何况这种人事的安排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更不是他自己这么干。他的这一惊人举措再一次令国人世人吃惊。王洪文确实素质不全不高、能力更有限,不久就失宠。毛主席仍然失了算、落了空!毛主席啊,毛主席!英明曾经属于你,看人准、用人当是您老人家的长项,可如今怎么就一次又一次看走了眼呢?可真应了“天荒地老”“岁月不饶人”这些话啊!

    还有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召见,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岁月不饶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廉颇老矣”,主席老矣!在十大主席台上,毛主席竟然在散会时站不起来,只有让代表先走。他极不情愿让人民知道他的老态与疲惫。心境不佳。自信减少,疑虑重重。动作多,动静大,总想让人感到他的存在与威望,更有他的忧国忧民、割舍不下的江山伟业的思路与心态,也越发让人感到他的急切与焦虑。《回首“文革”》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详细记载毛主席晚年印大字本(古籍)孜孜不倦读书并借以教育指导高级干部及身边人的晚年心境及良苦用心,读之令人感动心酸以至泣下!老人家,你也是心底无私地操心一辈子啊!谁成想你也会成为一场悲剧的主角?


我的一九七三(五)

苏鲁边河

    回忆七三年:“三个世界”与智利政变

    当然,毛主席也并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在对外宣传上,毛主席头脑也清醒得很,对一些过激过分拔高吹捧他在世界上的位置、作用、影响的说法提法、溢美之词,从文革之初到七十年代初期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批评,加以删削纠正。不同意在对外文件材料中对国外一些朋友宣传毛泽东思想,认为是“自我吹嘘,强加于人”,作出了非常谦虚的批示、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毛泽东文集》之八等都详细揭载,条目多多)。毛是很谦虚谨慎的,尊重兄弟党、外国友人,尤其对世界上的小国穷国小党更讲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强加于人。许多人可能从电视里看到过毛主席对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以屈膝礼答礼的录像。毛主席是随和幽默,更是一种平等尊重的表示。

    也在这一年,毛主席在同外国领导人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划分三少世界的理论,美苏属于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属第二世界,其余国家属第三世界。一九七四年六月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了这一理论。从此,这“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走向全世界。中国这个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反殖反霸,作为第三世界(后来又加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对所谓不发达、欠发达国家的“恩赐”与“提拔”,中国一开始并不领情、不接受,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给以嘲弄。七十年代后期,才与在世界上流行较广的这一说法“接轨”)国家的一员,与穷朋友就更接近更联成一气了。毛主席因此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敬仰与尊重,至今深深怀念。新中国因此在全世界赢得了众多朋友。毛主席总是面向世界,心中永远装着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毛主席说过,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也真搞了点个人崇拜。但这仅限于国内吧?实事求是地讲,毛周开创的外交局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说毛主席没出过国,闭塞,僵化,故步自封,是不顾事实的一片胡言。以借解读毛泽东,筒直是笑话。某些人骂也不会骂,打也打不到疼处。他们只有仇与恨。他们不懂也不尊重历史。

    一九七三年,南美洲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在美国策划并支持的军人政变(皮诺切特为首。他在政变成功后依靠美国统治智利长达二十多年,杀害革命党人,下台后几乎被追究)中拿起武器与卫队一起战斗,英勇牺牲。阿连德的遗言有“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人民要求武装的时候没有及时发枪给人民”。中国强烈谴责了美国,并严厉批判了苏共“和平过渡”的主张。阿连德正是遵照苏共的“和平过渡”路线搞了选举当选,触及上层利益及美国后被军人造反镇压,死得壮烈,终归又走向失败。这一点,今日委内瑞拉的查维尔看来已牢记了:他本是军人,当选后抓住军权,一波又波的斗争以至政变,他都化险为夷。没有军队,宪政法制是空的。美国的军队一直抓在总统手里(三军总司令么),不是党军,胜似党军。查维尔远没有阿连德有名气,但查维尔是成功的。手中没有军队的总统是靠不住的。民主,竞选仅仅只是一种手段。“和平过渡”“公平竞争”,骗鸟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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