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边河：我的1966—1974（山东Y县文革纪实）1968

tuffy05

我的一九六八（一）

苏鲁边河
回家后窝了一些日子，后来就去了县城。县上正开“四干会”（县、社、大队、生产队），也是春节过后一年一次的例会。应召去会上帮忙，帮什么忙呢，就是领几天的餐证，吃几天有点油水的会议饭。散会了，玩了几天。一切似乎都已就绪，各就各位。当年冲冲杀杀人人敬畏的我们，如今则成了无所归属，无所依傍，不得其门而入的、没有任何身份的打杂的！就这，大家仍都眼热。天奈僧多粥少，不能都留下。同学们商议之下，说我家的境况不好，让我留下来。我也不痛快，就这样为了混一碗饭吃而寄人篱下，被人瞧不起？不如此又怎样呢。那时就差下最后的决心，回家务农去！死了上大学的心！死了混天聊日的心！
有一二个月，我先后和三个人出差。第一个是年龄相当的师范生，六六级的，刚分配的。在Y县革委会宣传组公干。说是地区要开批判大会，Y县有一篇发言稿子，他去发言，我陪着。于是准备稿子，准备差不多了就去了地区。没坐车，坐的微山湖的船。真好。虽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索，可平静清澈的湖水仍让人一时俗虑皆消。而坐船的感觉真好。机动船，可乘坐几十个人。湖里有几个小岛，有几户、十几户人家。船靠码头车靠站。船也停靠一个个小码头，也有人上下。后来就进入大运河，进入市区。河道窄了，水也不洁净清亮了，两岸人家又都破烂肮脏、不堪入目。好在也就上岸了。这也是一次新体验。
住进地区招待所，双人间，白白亮亮、温暖如春的房间，洁白的被单，干净整洁的被褥。茶具、洗刷的脸盆、痰盂也有，还有桌椅。同伴说，这还不是最好的房间。好房间是单人间，双人棕床，有套间，有沙发，吃饭到小餐厅。那样的房间，县以上的领导才住得。县以上的领导就讲究排场舒服、摆阔气，那么地区以上、省以上的大官呢，一定也都有与其级别相适应的更为讲究也更舒适的待遇了？这一切都是革命工作所需要的吗？那么战争年代一级又一级的头头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又是如何革命的呢？他们那时的艰苦奋斗总不至于就是为了今天的待遇与享受吧？那么今天环境好了，将一级又一级的干部的待遇细细的明明白白地规定出来（包括什么样的办公桌椅！）又是为什么呢？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怎么保持呢？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先急急忙忙把自己的干部同普通百姓分开隔开，在干部内部也搞个三六九等分个明白。这里面究竟有多少革命需要的成分、有多少论功行赏也来享受一下子的成分？武革文革，什么革命也革不掉排场和等级，还有特权。说当官有瘾，这么周到的特权诱惑着，能不上瘾么。牢骚发完了，气消了，先住下吧。行啦，这就很好了。这就是我的天堂。得享受且享受。我心里想。
他忙我不忙，他有心事我无所谓。都是同龄人，当年他考了师范，今天成了吃公家饭的；我心高气傲考了高中，如今落在空地，成了蹭公家饭的。他也并不自负自得，至少他还是很注意别伤着了我的自尊心。他给我提到一个人，一个女的，我们俩共同的同学：我初中的同学，他师范的同学。漂漂亮亮的，怎样没德行，把学校里恋爱了一二年的一个同学蹬了，找了一个原副县长的还是一个局长的儿子，并且急急忙忙结了婚。她的前男友就气不过，对人讲：***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亲了摸了都不算数？早知道我把她舌头咬下来！如此男女，一笑一笑。过了几个月，我在家乡代课，与这位女同学在一个公社。是漂亮，也不全在长相。在一个没人打扮的环境里，敢于精心打扮的女人是漂亮的。穿着出众，香气袭人。也许刚新婚不久，恋着小家庭。公众场合一冒面就走，不与人多说话。见了我这老同学还站下来问一问家常，已是很赏脸了。
在地区就是逛、玩，太白楼没开门，人民公园有几只猴，火车站一天一趟的客车，纵横几条马路，够宽的……像个无头苍蝇，无目的地打转转。批判大会完了，就回去。回去还是无所事事。又和本班同学Z一块外调，到了菏泽。菏泽简单的很，一条东西街，叫“东方红”大街，长长的，东头有个汽车站，中间有个百货店，完了。也是地区所在地，较之我们的地区所在地就差的远了，简直没法比。还去了汶上县，后来又去了梁山。
去梁山就是三月底四月初了，天有时也热起来，柳树也见绿了。其中一位，一个教音乐还是体育的老师，矮矮的，好整洁，洗刷认真，不厌其烦。但别人告诉我的是，他因鸡奸受了处分。也有说是同性恋。总之怪怪的，让人不可接近，但他却是主动热情，话多，有点女人作派。外调的对象是一位副县长，说是参加过梁漱溟办的乡村建设学校训练班。到底是怎么回事，查个清楚。但梁是怎样一个人，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绅士、开明人士、是民主人士？搞乡村建设实验打的旗号是为了让农民过好日子，实质是为地主阶级培养人才。这是外调前上头交底的话。副县长的简历也看了，中学毕业后参加过乡村建设培训，以后就参加革命了。去问了一些老人，老人们谨慎的很。但说起梁漱溟，还有话。办乡村建没，又是训练，又是实验，很有热情，影响不小。没说什么坏话的。至于副县长这个当时的学员，则少有印象，能记起有这么个人的就少有，什么言行就一无所知了。去梁山从济宁坐汽车，经嘉祥、巨野，没有沥青路面，沙土路。一路尘土飞扬，车窗外全蒙上了一层土，又是盐碱土，沾上很难掸下来，从车里往外看什么也看不清。梁山是座石头城，围墙屋墙石彻的多。招待所也干净。歇了一天，打听了要去的地方，说不通车，去可以骑车。就租了两辆自行车，一大早就从梁山县城东行。不远有一条大河，很宽，但没了一滴水。河底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青草。过了河再走几里，就进入了沙窝窝地。沙土深的没了脚。车是骑不动了，推着也难。原以为就一段，几十几百步，谁知没边没沿、没头没尾，一二十华里！在庄稼地里干活的男男女女也站在地里看着我们的狼狈相而发笑。原以为一个多小时能到的，结果走了三四个小时。去的是馆驿公社，那样老古董似的一个名字，好奇，印象深，至今还记得。没有找到要找的人，还要等几天。只有回梁山县城打长途电话请示。请示的结果让回去，我们就回去了。以后没安排什么活。也许是有人暗示，也许是感觉如此，我该走了。早走晚走一个走，还是走了好。这样没长短没说法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的文革经历快要结束了。文革至此已过去的岁月，是一个中学生红卫兵在组织内的文革经历，时间一年半多一点，事情也大体是这些事情。红卫兵虽然还没有全部退出政治舞台，但我和我们班、我们学校的应该毕业离校的红卫兵已是退出政治舞台了。据说学校六八年也开始招生了，红卫兵一类组织还存在。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他们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做了什么事情，就不得而知了。此时的文革经历，我是直接的积极极的参加者；其后在文革的经历，我作为社会的一员，基本上是旁观者。


我的一九六八（二）

苏鲁边河
先说一说Y县的文革。Y县的文革在一九六八年的秋末冬初发生了剧变。一夜之间，革委会里的副主任、一个造反派头头与一个老干部（就是我外出调查的那位副县长。解放了？结合了？他与那个造反派头头是翁婿关系？）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捕，Y县革委会成员受牵累不少，以四大组织在Y县的下属组织为基础的革委会随告垮台。另一派已经蛰居一年之久、卧薪尝胆虎视眈眈、见有机可乘就一下子从四下里冒出来，以一贯正确一直受压制的身份冲向了政治舞台，充当了揭批斗争迫害原造反派组织的打手和急先锋。这几句是原汁原味的文革语言。我不能避而不用。而且我以为只有用这样的语言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当时的情态。不少描述评价文革的文章，那过于爱憎分明的咬牙切齿轻蔑不屑的文字更容易误导读者。公开的复仇是快意的、疯狂的。一次，在一场揭批造反派头头的大会上，原先对立面的头头正无比愤慨地控诉，突然他冲向批斗对象，抱着被批斗的头头的脑袋就咬了一口，咬掉了半个耳朵！全场为之愕然！其后是一阵疯狂的口号声压倒了一切！其时那头头早已被折腾的半死不活、有气无力、站立不住，须由两个人搀扶着接受批斗。Y县两种力量翻了个个！很快出现了大的反复。但省、地仍是革命造反的四大组织在内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权。上边察觉Y县形势逆转，地一级曾派要员率大队人马进驻Y县，“常驻沙家浜”，开展所谓反“复旧”（全国范围内都出现“复旧”现象：原班人马，走老路，搞老一套，排斥新生力量。所谓被冲击、被打倒的干部“亮相”、“解放”、“结合”，走了过场，一个个官复原职，革命造反派失势受压。发动反“复旧”，意在敲一敲、整一整老干部，也许还有革委会里的解放军或整个驻军。以重振革命造反派的雄风。
山东当然也出现了这种“复旧”情况。当时的山东革委会负责人王效禹在全省推行这一运动，他同济南军区、老干部搞不到一块，声势大，力度不一，有派仗再开、战火重燃的危险。全国刚在九月初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央对王效禹的做法显然不认同。从县城到公社，有面有点有突破口，也打击了、撤了一些打击新生力量的“复旧”的人物。Y县又翻了半翻，保守势力再次受到一定打击，革命造反派又抬了抬头。但还没有形成“一边倒”、一派牢牢控制权力的局面，也就是革命造反不彻底、反“复旧”煮了“夹生饭”。好景不长，不过半年，“九大”之后，山东省的革委会主任犯“反复旧”错误（他的头銜是“资产阶级政客”）被拿下马。省里的造反派头头因此也受牵连而被冷落被抛弃走向毁灭、而对立面东山再起？Y县文革形势急转直下，Y县文革到此也大致画了句号，所谓“老保翻天、一派掌权”的大势己经形成。而Y县的剧变不过是一场预演、山东全省也从此演变成“老保翻天、一派掌权”之势？是谜也不是谜，谜底早已揭开。从全国而言，造反派夺了权，一直掌握了十年，除上海一家外，余者不闻。这也说明，从夺权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在省市以下早已成定局。
我们这一派无论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农民的造反组织也随之垮台。仅仅垮台也还不怎么惨，是被粉碎摧毁的，头头抓的抓、关的关、判的判，一般成员都树倒猢狲散，一个个丧魂失魄，成了过街老鼠。造反一年半，受用终身，一生受累，全家及亲朋故旧受牵连。造反派也是响应号召犯了错误，一次错误就断送了前程。一些老干部一来运动就整人，坑害人，可依然官运亨通。这所谓体制外与体制内的整人在结局上如此不同，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否定文革后一些人受到清算，但另一些人却以文革中曾受冲击迫害而掩盖了在多次运动中整人的错误与罪孽。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信然。
Y县的剧变在一般人看来确是没有征兆的。省党报一篇以“Y县粉碎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为通栏大标题的报道就是一颗在Y县地面引爆的威力无比的原子弹！是粉碎在前、报道在后，还是报道在前、粉碎在后？抑或是二者不前不后几乎同时传达到Y县人民的耳朵里？绝大部分人确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如果完全是报纸报道的那样，也完全没有必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如此果断决绝而又神秘兮兮紧张兮兮如同对付一场兵变！什么也没有，手无寸铁的一伙人，几大造反组织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过后没多少日子又借口说他们中有人是反革命而摧垮了！这也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有没有这个反革命集团。报道里全是子虚乌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的话。所谓反革命集团也在八十年代平反。这说明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当权派及其追随者并没有死心，他们仍然有自己的渠道、势力以至后台，并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深深懂得兵贵神速以快制慢的重要性，泰山压顶之势更是不给对手以任何喘息翻盘的可能！他们紧紧盯住造反派并试图抓住他们的每一个失误，寻找机会、以求一逞、反戈一击，致对手于死地，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他们做到了。二三年的轰轰烈烈，省报的一篇报道就成了一盆冷水，把一场运动完全浇灭。



我的一九六八（三）

苏鲁边河
这是一九六八年秋末冬初的事。在这一年里，文革运动在一些省市仍在激烈进行，几派力量彼消此长，反复较量。全国全党全军又发生了一些大事，毛主席党中央也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涉及范围之大及人员之广，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早春时节，打倒了“杨余傅”，批判“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批“多中心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黑风。不也是平地风波、突如其来么！又是“小爬虫”，又是“变色龙”，猛批一通！文革中风云变幻，某些人走运与倒霉、甚至生与死，都是转眼之间的事。某省省委书记在被冲击、打倒之列，别人亮相结合了，自己依然吊着不放下来，一颗心也悬着。“九大”闭幕公布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居然榜上有名！激动不已，一时泪如雨下。被揪被斗被扫地出门，“昨日座上宾，今朝阶下囚”，也不稀奇。
所谓“打倒杨余傅”更是一团迷雾，迷雾一团。至今史书议及这件事也作为疑案笑谈。发起人是谁？都是走了什么程序？上层几多人与闻其事？没有统一说法。不问这么多，事是发生了。小道比大道快。大标语上街多日以后，生产大队的头头被召到县城里听林彪讲话录音，那已是四月份了。
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布了“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从工人中选拔养技术人员”的指示，传递了“大学还是要办的”信息。连大学还办不办也要讨论、也要毛主席批示，我乍一听，笑了：这不是太有点滑稽了吗？当然喽，非常时期，非常之举，毛主席操这个心也是很现实的。后来，与我个人经历有点瓜葛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因此得名。比较大的企业都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许多普通的工人进了学堂，上了大学，也学了一些知识，更有不少人因此仕途通达、春风得意。
一九六八年八月初，毛主席还下令“工人阶级管理一切”，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收拾那些闹派性、顽皮闹大了、不听招呼的红卫兵小子。毛主席的意图非常明确：收。从六七年初就给红卫兵下了一道又一道究竟也不知有多少道“金牌”：停止串联！实现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复课闹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消灭派性！红卫兵要整风！军训！搞斗批改！“现在是红卫兵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可北京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五大领袖”被中央文革宠坏了，连毛主席的话也敢打折扣！解放军叔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你们还不当回事呢。这回让你们尝尝工人大爷的手段！他老人家疼爱工人心切，把外国人送给他老人家享用的芒果也给了工宣队啦。你说工宣队还不舍了命的消灭派性。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又下达了上山下乡的指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上山下乡始于五十年代，那还是鼓励提倡，一般是志愿，且属个人行动。这一次就成了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七年，历经十年，先后有近千万城市初高中学生离开城市与父母，志愿的，也有不太情愿以至被迫无奈地，上了山，下了乡，见了他们可能从没没见过的，经历了他们更没经历过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做梦也末必梦到！他们的命运与人生因此也发生了改变，有了更多的曲折与坎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大批学生被欢送走，大中专学生也开始分配或集体进干校，学校、社会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还有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的柳河“五七”干校，在《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也有批示。精减的也好，有问题的也罢，还有在职的，机关干部下乡劳动。但老弱病残除外，体现了他老人家的一贯的区别对待的策略和人文关怀。拿着工资，带着行囊，来到一块地方，也许条件好一点，也许就是不毛之地。按部队营连排班编制，自己动手，盖房种地，批判学习。也是一去七八年，来了，解放了，任用了，走了；放假了，过春节了，也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临时的营盘临时的兵”，进进出出，也是一景。当地百姓乐了：一月拿上百块钱还种地，这种出来的东西多贵？谁吃得起？那么大的官，那么有名的作家、演员，种地啦，养猪放羊赶鸭子啦，不亦乐乎？不知不愠不亦君子乎？后来不少回忆就只剩下“戚戚惨惨凄凄”。而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写得苦中取乐，笑杏欣幔小处着墨，大处显神，格调风流，与众不同，就是“潇洒走一回了”！
还有县以下小学教师下放到大队来办。这就有点惨了。在外教书多年的中老年教师，在原籍哪里还有家可归？幸好也许是没有全部实行，不然乱子就惹大发了。这个馊主意是我们那里的两个小学教师发了昏上的一本，让姚文元看中了，就在《人民日报》上发号召。
你看，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大中专学生分配，高初中生上山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军宣队工宣队又开进了大中学校（县以下农村中小学，包括医院，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都派驻了贫下中农管委会），县城以上的城市还有没有什么人在搞运动、大忽隆呢？
红卫兵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及初期主要的冲冲杀杀大轰大嗡的力量，震惊了世界。但青少年就是青少年，有勇无谋，初生牛犊不怕虎，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积极起来势不可挡，消极起来油盐不进。困难时抱团亲如兄弟，胜利了各自为政互不服气打派仗闹无政府主义。有几个有头脑的想深了想远了，也可能想偏了，渐渐疏离运动，多数则久不耐烦，不斗不批、一走了之、当了逍遥派。真正出了名掌了权眼看成点气候的，也没几个真行的。狂的疯的不听招呼成了挡头、“绊脚石”，终于闹到毛主席耳提面命发了怒，看来不忍心撇开你们还真不行！年青人不能宠不能惯！这一次派工宣队又派军宣队，双管齐下，一下子就结束了少数红卫兵“内战内行”打派仗的局面！行动够快够猛，打击够大。真不该，你们竟敢把最高红司令的话当耳旁风！谁又能说收拾你们、撇开你们、甚至从此不再提起你们，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的切切实实的需要啊！别委屈，更不能“醉死不认这壶酒钱”！错了就是错了！到头了就是到头了！该闹就闹，该散就散。哪有不散的筵席？“客散主人安”么！能把你们请出来的就不能把你们送走？九月中旬，江青在北京一次大会上发表讲话，给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加以评价，并要求工军宣队保护他们。这是红卫兵使命到此完结的公开宣告，也是一种安慰。红卫兵小将们的江阿姨好人也做到底啦。


我的一九六八（四）

苏鲁边河
还有两件大事，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及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全国山河一片红是九月初的事，新疆与西藏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就一片红了。台湾呢？文章中加一括号一说就行了，这出纪念邮票就犯了难：没有肯定不行，有了台湾怎么标颜色？白还是红？当时怎么处理的我没有见过、后来也没留意，但邮票发行后很快又收回了，说明图案处理不当。收回也不可能全部收回，这就成了今日成了集邮爱好者竞相追逐的残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来历。八十年代看了张辛欣的小说《封.连.片》，也才知道集邮世界里也有这么一桩公案。
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着实大吃一惊！说是铁证如山，又不能不信。信了又疑。疑的就是下边入个团入个党还要内查外调、一遍又一遍折腾呢，怎么刘少奇这么个大官、这么大、这么多、又发生那么早的历史重大问题，多少遍、多少年的审查就一点不知道呢？中央办事时不时地也这么马虎敷衍么？刘少奇是新帐旧帐一起算而且是旧帐重于新帐。叛徒内奸工贼，沾上一条就能开除出党，何况是三条？但如果不深究历史问题，开除党籍从何下手？没有现行，不搞阴谋，也没集团。就是工作中与毛主席分庭抗礼，犯了严重错误。犯了严重错误不至于开除党籍，降职，靠边就行了。高饶与彭都没开除出党么，高饶还搞了阴谋呢。对刘的处理确实是建国后没有先例的。
再就是代课了。回家劳动了一个多月。生产队里、家里、邻居家的，什么活也干。拉着个打长谱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架势，还写下日记、立下誓言：坚持晚婚、读书看报学农技、做新农民、无论如何不脱离老年农民之类，干起活来有点玩命。一天的上午，正在邻居家和泥挑墙呢，父亲来叫，家里来人啦。回去一看，是同村同姓的一位兄长，多年的小学教师，也教过我。现在公社教育组管点事。说，缺教师，你在家也不是长久之计，先教几天学吧。父母已同意，认为能有几个活钱，又累不着，是求之不得的。已经替我应下啦。我想了想，教就教吧，走一步看一步吧。乡亲们都说好，干啥也比种地好。同学得闻之，三五个人不远几十里居然来道贺！大半年转下来，走了几个学校，大都是教着几个年级的几十个学生。一周上五天课，周三周六上半天，农忙时上半天，再忙就放假。再有，老师开会也不上课。课本少，两本书，语文算术；两个本做作业。一年级照例，还用石板石笔呢。适龄儿童倒是都上。不用动员，读书有用没用，反正孩子在家也没用，又不用花几个钱，老师又给看着孩子，不打不骂，还哄着玩。学半天，干半天，玩半天。学不了多少东西，也认几个字长点见识。学生穿的不好，也不破烂，就是脏兮兮的。唉，脏就脏点吧。农村哪里有个干净地方？老师也干净不到那里去，做不了样子。
暑假，老师集训，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很火爆。批什么人，白天攻不下来，晚上加温。加温就是动手。谁上，收拾到什么程度，白天都策划好了。一到晚上，灯火通明，喊叫声响成一片，那是正批判审问穷追不舍呢。迁延到深夜，灯一灭，只听见呼咚呼咚的，那就是动起手来啦。挨打的就叫，围墙上或是树上总有看热闹的闲汉，也吆喝起来：“快看快看！打人啦！”灯又亮了，又把不知趴到哪里的批斗对象急忙拉起来。“你叫呼什么！谁打你啦？站好站好！继续审！”批斗对象被打蒙了，左右看看，哪个都像刚刚动了拳脚的，可哪个又都装着没事人似的。不敢说，不能说。说了那还不是再招打？认了吧。低头吧。“没人打没人打。刚才是我一时没站牢靠摔倒了。”“这就对了么。走资派还是说了一回实话么。”有时站得太久、弯腰低头双手倒举，俗称“坐土飞机”，久了，也是累的没招。就晃一晃、挪动挪动双脚。于是招来一阵吆喝，还不老实？还敢乱说乱动？又是一阵拳脚。于是就趁势东倒西歪、前仰后合，或者干脆就躺下。打吧骂吧，踢吧踩吧跺吧，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可捞着放松放松、活动活动麻木了的双腿、快僵硬的腰啦。这是多年之后一个亲历其事的老师好像是当着别人的笑话、趣味轶事讲给大家听的经验之谈。对！就是经验之谈！有心人干什么也多个心眼。挨打挨多了也长见识，取巧，更是***没脸没皮了，至少在打手跟前是如此。打累了，抽烟。抽烟还想着挨打的：“你也来一支？”你千万别不把自己当外人，把手伸出去，但你更不能拉硬屎对他们的恩赐好感没点反应。都不行。不看马王爷的眼神不行。反复无常你也得试着应对，总之你得叫他们打了累了还得***心里舒坦了！“第一次挨打，挨耳光，真是天昏地暗、如陷绝境，怒火中烧，羞愤难当。真有活不下去的感觉。真有。不是多少人就在这一步上寻了短见？怕再挨打。怕见到他们。恐怖震慑，战战兢兢。打过几次十几次，过了三天五天，再有别人开导开导，防线就开了。你得认清了你面跟前凶神恶煞的一伙是些什么人。不能跟他们较真儿。犯不上。再打，再来花样，就以为正常了，比吃饭都正常。哪一天居然没挨打，反而奇怪，空过了一天，这一天过的真反常、真没劲！只要不***杀头，揍几下就揍几下吧。他们也就这副德性。他们不是也没更好的招数？”什么三青团员、假共产党员就审出来了。审出来就处理，什么处分，监督劳动，还是开除回家，也许还要抓起来。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啦。把坏人清理出去了么。剩下的就是好人，好人组成的队伍就是纯。



我的一九六八（五）

苏鲁边河
我是红卫兵，造反的，虽不一个县，观点一致。想重用我当骨干，譬如发言质问抢在前，夜里加温时动动手之类。与我谈过，我说刚来，又是代课，分量轻。主要是心烦，对文革的无了局，对自己没出路，对农业不景气，都烦。动手火爆更是素非我愿。见我不上路，就没打我这张牌。
一次派我和一个骨干提审一个地主，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一个正挨斗的当权派的情况。究竟要问什么，我一概不知，只让我陪着，记一记。一个老头，他的家离我们村只有几里，可也不认识。我伏在桌子上，另一位主审很威严冷峻的样子。那地主站在我们跟前，问了没几句，主审就出其不意的打开了耳光。速度之快令我吃惊。地主也六七十岁了吧，趔趄了一下，又站住了，脸上头上汗冒出来了。我有点不自在，坐不住。可又不能也不敢说什么。正迟疑间，主审又伸手到地主老头脸上很快很有力地抓了一把，我偷偷看了一眼，咦，这是什么动作，老头竟很惨地“哎哟”叫了一声，又用手捂住嘴。原来他揪这老头的胡子！我坐不住了，就到屋外站了一会儿。老站着也不是个了局呀，我又踅进屋。地主老头衣服都湿透了，半瘫在地上。主审对我说，今天就到这里。又对地主老头说：你回去吧。明天来了再说。第二天审没审不知道，因为没叫我。第三天就有人悄悄告诉我：“小Y！你们审的那个地主死了！上吊啦！你怎么审的，审两回就把个活人审死了？死个地主不算什么，这没从他嘴里抠出东西来，这给革命带来多大损失啊！”听到老地主上了吊，我心里一颤。这是个人啊，这么大岁数不得善终。他要有劣迹，他那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也放不过他。怎么我们只不过是外调，借用借斗，就这么下毒手呀。
现在说一说这位主审吧。姓W，五十年代初的小学教师。见自己的女学生漂亮，就提了几斤点心去求亲，也成了。就是现在的妻子，三十多岁，也真不难看。前妻是死了还是离了，不知道，前妻的儿子比现任妻子还大呢。以前的人结婚早，男女年龄相差个十几岁也不算什么嘛。他是公社中心完小的主任还是副校长，是二把手吧；党员。一把手早让他反戈一击击倒了，正斗的不亦乐乎呢。一看造反派得势，他就亮相表态，支持造反派。动手的事，他积极着呢。暗室突审、夜里加温，他都敢动手。众人对他避之唯恐不远。他也心里明白，少言寡语。见了人很快地一笑，立即又消失，很是糁人。连造反派头都说：“***老W！真是打手！搁在旧社会，审个共产党，那还有个不开口的！可惜咱们革命造反组织里就没几个敢这么下手的。不然，有几个难缠的，早攻破了。”
造反派里也有几个打手，人人侧目。暑期过后，都得了好处。公社下边分片，一个片一个完小，管着几个小学。这完小的头都赏给了出过力的打手和骨干。后来两派大翻盘，他又投靠了去。那凶残就令人战栗！他当初投靠的造反派头头又落在了他手里，让他打的惨，抬到医院，医院都不敢收。名声大了，调到县里清查“五?一六”。一二年下来，他打的人多啦。一位他的同事姓LV，也是党员。我也认得的，红脸汉子。造反派当政时动员他打人，他说，叫我怎么批、发多少次言，都行，打人的事不干。其实他也不骂人。大翻盘后，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抗拒造反派、保护革命干部，就调他与W共同审问造反派。意思是你不打好人，总得打坏人吧。不打老保，造反派总要打的么。要不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LV见W发疯变态地打人，变着花样摧残折磨人，吓得得了病，整天像睡不醒似的。可又不敢说不愿打人，就一病到底吧。头头就训他一顿，说他路线觉悟低，目光短浅，看不清形势。他说，我有病，干不了，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只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怎么处分我都行。没招，只好放他走了。而W在八十年代初清理“三种人”时成了众矢之的，不分派，都恨他，揭发他。他也就闹了个精神分裂，死了。据说死得也很惨。
小学教师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吧，不能再说年幼无知、感情冲动了吧。可一批斗起同行、同事、领导什么的，为什么比红卫兵们还要动感情、火气大、下手狠呢？其实整人最惨、敢下毒手出毒招的还是知识分子，也不只是小学教师。这也并不是我的一孔之见。不少人的回忆文章也提到这一点，也就是人的“劣根性”。有的读书人也无行，有丧斯文的不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