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边河：我的1966—1974（山东Y县文革纪实）1966

tuffy05

我的一九六六（一）

苏鲁边河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可仍然是人们的热门话题，更是网上的热门话题，经过的没经过的都来发表意见，肯定的否定的似乎各执一词、言之凿凿。
六七年秋，那时还没离校，到一位老师那里闲坐，见他正装订传单与小报，一本一本的，很是认真。他说，这是难得的资料，以后想再见到，就不容易了。这是历史啊！当时闻之一震。文革一开局，在人们心目中已是重大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文革作为历史大事件肯定有人研究了。文革中有一顺口溜：开不完的会、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实际文革没结束就有人在检讨回顾了。而文革一结束，清查“三种人”，又有“说清楚”，真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说过自已的经历，欣喜的或痛苦的，揪心的或平平淡淡的，而对于整个文革，更不知道谁人能说得清楚。
“九大”、“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看过，那是高度评价文革的。文革中上层领导人讲话，文革那几年，那是“言必称文革”，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余年间上层领导人的“言必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能看到。中央基本否定文革（还有“四大”）的结论性文件，学过。听说过“文革十年史”，没看过。见过《历史在这里沉思》，是一篇又一篇回忆评论文革的文章的汇集本，也没认真看完。最早看的是廖盖隆为顾问、且写了序的、总的命名为《1949-1989年的中国》的一套书，包括《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1989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1989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1988年1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王洪模等著，1989年1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主编的《大动乱的年代》出的稍早一点，90年买到。后记里有“老实说，有些事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这样的话，这不仅仅是作者谦虚，还表明他另有隐衷。因为他紧接着说：“例如为什么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是陈伯达的罪行，我就弄不清楚。”言外之意，陈伯达是受命于人，是执行者，还应追诉下达命令的人的罪行。这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弄不清楚，而是自以为很清楚、却对最高检察院的认定只追诉到陈迫达，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研究评价文革“宜错不宜细”的指示有不同意见呢？这么看来，说清楚是不容易的。邓小平对评价文革的要求是“宜粗不宜细”，也是出于多种考虑吧。
文革否定了，文革初期以至在文革全过程中一直当权的某些至八十年代仍在台上的上层人物，是不少的，谈起文革，难免有点尴尬。对于文革，能站干岸儿、脱了干系、完全撇清、说风凉话的，能有几人？还有，说清楚也有待时间与环境及知情者自身的因素。
同是上一本书，在追忆当年北京市委是否做了统一布置不转载、不发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彭真没有统一布置。去年播传记片《吴晗》又明明白白告诉观众：彭真作了统一布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的《燕山夜话》平反时，都说邓的杂文没有现实针对性，更没有反对那时党的路线；这几年的说法就大变了：邓的杂文就是批“左”倾路线的。还有，刘少奇刚平反，许多纪念文章包括他的家人的文章都是立足于辩诬：没有反对毛主席，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云云；而今刘的儿子刘源著文又说建国后刘就有一套建国路线，此后一再同毛争论，持异见。这种不同变化的说法让人与其说无所适从，不如说生疑。后来又有具有正史之称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有冯骥才的《一百人的十年》，有徐友渔的《蓦然回首》，还有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自传体小说。看过。当然，专门研究文革而公开出版的书，汗牛充栋，我看了仅此几本，大都是持否定文革态度的，或是仅仅直述经历的。还有网上一些极具资料价值而又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一些并不赞同完全否定文革或大体认同文革的，也读了一些。也有不咋的的。起哄的、泄私愤的、一骂了之的、颠三倒四的、而又自以为摸着了大象全貌、“这一回得之矣”的，等等，也浏览了一些。很好笑，不以为然。
作为过来人，我难忘，我关心。我也有话要说。
文革十年，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人们常这样说，这样讲。我也常听到，一些人对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也很不以为然。如一味从形式看，文革从真正发动到中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又何止十年！但我个人早在六八年、至迟六九年“九大”一开，就认定文革已经基本结束了。其后就是扫尾，收拾残局，想划句号。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当然，少见多怪，人微言轻，小人物的判断力往往是极其局限的。实际上，从一九六六年底就时不时地传出毛主席关于什么时候见眉目、什么时候扫尾一类的谈话。毛主席关于文革进行时间长短的预测，版本不少，变化也大。这也说明文革作为一场革命的一时无序状态和失控趋势，还有斗争的激烈复杂与反复。到六八年，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冲杀的就很少了，回本单位了，又成了上了链套的猴了。相当多的人都似乎听到了刹车的声音。
文革进行了几年有争论，文革何时开始也是有争论的。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就由毛主席提议，成立了彭真任组长、成员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在内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早己展开的以文化文艺教育哲学界为主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存在近两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下通知取消。文化革命何时开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事后许多文章说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算不算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是不是更应该算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同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呢？是不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一个确切的开始时间，也须来一番考证呢？
文革中我不是逍遥派。先是保守派，后又是造反派（当然是自以为是、自封的。现在封自己个造反派，还有什么名利可图吗？），造反组织内部讨厌我时，蔑称为理智派、调和派、投降派。没有打砸抢行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曾朝一个低我两级的同学（年龄相差无几、个头还比我高）打过一拳，也是怒不可遏、事出有因。1967年深秋，我们这一派掌权，保守派被赶出学校。一时退潮，相对平静。上层，或者下层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仍处于漩涡之中，众喽罗则一个个闲在。掌权也没事，大批判也无心。住校，一天到晚转转悠悠，遛遛达达，惹事生非，无事生非，心烦意乱，百无聊赖，无头苍蝇一般。吃饭还得回家背粮食，十天半月回家一次，一次回家住个十天半月。被赶出校园的一派于心不甘，常在校园四周围追堵截、搞伏击突袭，逮住我们这一派的就揍个半死。当然，他们也有目标，有打击重点，我也许不在他们的黑名单里边。
这天，他们瞄住了同班同学、我们这个组织的作战部长L。L是有预感，返校时顺路到我家，非邀上我陪他一同回去不可，而我本想多在家呆几天。我俩一人骑一辆自行车，都是借的老师的，路上又碰到三位徒步的同学，把他们的口粮袋放在后车座上。初冬天短，夕阳西下。秋收后的田野空旷，一条大体东西走向的水沟的两岸是稀疏零落的蓖麻子，经霜的叶子也已变黑。连社员也少有。离沟还有十几米，L突然大叫：“下车！”我正惊愕间，从大水沟北沿一下子窜出五个人来。L已是揎拳捋袖，吼声如雷了!那五人见是我们俩，已是打怯，又见L站到车后座上向后呼喊，更生退兵之心。但他们也不好就撤，只有迎上来发难。L并不答话，只是叫骂，拳打脚踢。我气愤难抑，质问冲到我面前的那位，朝着他的脸一拳打过去。打着没打着也记不得了。这是一位我相识的同学，同在学生会文艺部里管点事，平素有交往，对我这个比他高两级的学长也还当一回事儿。今天居然不念旧情，与同伙拦路劫持我，怎能不招打?打的就是你这种目无尊长、背恩负义之人!如是平日里并无交往的，还不至于动手呢!五个劫贼无胆恋战，L是一副金刚怒目，还有帮手，不远的后面又有几个同学边喊边跑前来助威，他们先就且战且退，继尔干脆掉头，撒腿就跑、各奔东西、作鸟兽散！我算连带遭了次伏击，这一次亲历，此后对同伙不知讲述了多少次。因为，文革之中，我实在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武斗经历了。别人有，那是别人的；我只有这一次。



我的一九六六（二）

苏鲁边河
一九六六年，我该高中毕业。十二年寒窗苦眼看熬到头了，熬出来了。到六月，高考体检一关已过，志愿已填过，第一志愿是……第二志愿是……在校生早放了麦假，教职工大多数去了县城集中搞“四清”，后来又说是“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一共搞了五十六天，此后以至多少年后，再提起就是“那年五十六天如何如何……”，说的听的都明白是那档子事儿啦。我们班四十多人全都埋头复习功课，偌大的校园静悄悄。后来才知道，其时的北京大中学校早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开始了波及全国的大批判，而斗争主要在上层。从一般人理解的火药味较浓的学术批判，一步步引向政治斗争、党内上层斗争。这一切，普通的人是在文革真正开始后才从公开发表的社论、文章及广为流传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得知的。说句心里话，我那时并不认同姚文及其观点。
我热心看因此而起的争论文章，学生阅览室的报刋已不能滿足需要，常常破格钻到教师阅览室里去看《文汇报》、《光明日报》，偶尔还能看上几眼《参考消息》。不仅看，还要抄，精彩的段落全抄下来，前后抄了几本子。一个高三学生如此热衷旁门外道，不能不招来老师的白眼。我也不管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就跟傻了一样。上海、北京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座谈会纪要，最有看头。对姚文元的文章及作者本人批评嘲讽的发言、文章都有，似乎比较随便平和，少有火药味。关于清官的议论更精彩。你要知道：不少激进的人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而且说的头头是道、振振有词！
吴晗的检讨文章，邓拓化名向阳生谈道德继承的文章、周扬组织***笔杆子写下的署名“方求”的大块头文章，都分外引人瞩目，更引起争论。那一时我怎么能知道作者的真实身分呢？只不过从字里行间、从语气口吻感觉到这几篇文章块头大、位置突出、有来头、有分量，与众不同。
从一九六六年四、五月起，大批判逐步升级、高潮迭起。一个重要特点是从文化教育知识艺术界转向社会，工农兵以笔做刀枪，成为大批判的主力军。文章短小，火药味呛人。政治批判完全代替了学术探讨与商榷，声讨更超越了批判，浓浓的火爆的火药味也驱散了薄薄一层的平和气息。反动、揭露、开火、批臭，这些敌对的滿是杀气的词汇代替了认识错误、落后一类文诌诌的语言。
北京市委把邓吴等人抛出，也批判了《燕山夜话》及“三家村”。几乎同时，全国不少省市委都批判了自己的小邓拓吴晗廖沫沙，并抛出省里的一个领导当替罪羊。山东省批了《大众日报》于六一六二年开办的“历下漫话”专栏，并抛出了副省长余修说是黑后台、山东省修正主义的根子，供革命师生与工农兵批判。五月初，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化名高炬，关锋化名何明，批判了北京市委的报纸《北京日报》及杂志《前线》，揭露北京市委假批判，丢车保帅。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大批判开展更为广泛。
而《人民日报》六日一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则如同下达了冲锋陷阵的动员令，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令世人震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北大聂元梓等七人人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更是火上浇油！北京的中学生己致信毛主席党中央请求停课闹革命，而党中央国务院也做出了停课半年的决定。
毕竟高考在即，升入大学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不能昏头昏脑丢了。埋头复习功课，再也不敢全身心地投入对这场大批判的关注。偶尔有人提起，议上几句，赶快刹车，注意力集中到成堆打摞的课本中去。一九六六年春节后的大批判，尤其是四五月份升级后的情况，是从高考延期后对时事政治的补课复习中才得知的。
国务院的决定公布的那一晚，我们教室里仍灯火通明。十时半，学校自备发电机关机，教室一下子暗下来，接着就发出了一声声轻轻的叹息。意犹未尽。不肯离去。有的点亮了自制的小煤油灯，有的走出去找老师讨教，多数还是无奈地回到了宿舍。睡也睡不着。朦胧中似乎听到有人说“明天可睡懒觉了！”另一个就反驳：“你比谁都起得早！”那一个又说：“明天看看谁还起！反正我刚从老师那里来，老师才告我说的，说是……”“是么？真的么？你做梦去吧！”
第二天天蒙蒙亮，全宿舍的人都起去了，和多少个往日一模一样：广场上，大路上，教室走廊上，教室前的井台上，都有人走动，念、背俄语单词或政治题，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跳龙门”。我们的上一届有了近达百分之七十的升学率，并且第一次敲开了清华、科技大的大门，从校长到老师又对我们这一届寄予厚望，盘算着能有多少人考上重点大学、日后又有多少将成为工程师、地质学家、设计师、教授、医生，当然也会有人当老师。老师是可敬。壮志凌云、豪气冲天哪！我们的胃口也被吊起来了。想一想，一个僻远小县，一群破衣烂衫的农家子弟，忍饥挨冻，苦读十二年，除了考上大学，还能指望什么呢?一年三百六十日，缺衣少食苦学习。又是一个苦读日！
到了傍晚，学校的一个主任，来了，还有班主任，笑咪咪的，说：“还用功哪，听听广播吧。”于是听广播。晚八时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高考暂停招生，停课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此后是学生的建议、还是解释决定的文章中，还有以后上大学要靠“推荐与选拔”云云。高考已叫停，连上大学的命运也交到别人手里去了。多少年的刻苦努力，而今一朝付诸东流；多少年的大学梦，破灭了！
全是迷惑。一片茫然，一片空白，心悬意乱，惘然若失，象是跌入万丈深渊，掉下去，掉下去……不知伊于胡底。没了紧张也没有轻松，没有笑脸，笑不出来。对于我们，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弯子转得太急太陡！蒙了！晕了！傻了眼了！拥护决定、参加文革？想表现表现，可也不知干什么好呀！那时真还没这个心。升学是一回事，没人引导也是一回事。在校生也放了假。教职工都集中到县城了么！天翻地覆国家大事，全不在心上。是有点没心没肺！放下书本，打开报纸.却原来外边是另一样世界也！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要我们莘莘学子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睡大觉的睡大觉，回家的回家，遛弯的遛弯，一样的找不着北。


我的一九六六（三）

苏鲁边河
文革初期的五十六天
不久，我们这帮没了娘的孩子奉命集中到县城，其他低年级的同学是全去还是只去了骨干，记不清了，都来帮教职工搞“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全县教职工集中在一中（仅设初中），那里一片肃杀。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惶惶不可终日。全县中小学教职工都在，“四清”工作团坐镇指挥。个个检讨，大会批，小会斗，人人过关，升级戴帽，察看、开除、逮捕。今天揪出这个是叛徒、假党员，明天挖出那个是三青团、国民党、历史反革命。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一言不慎、成了现行，一步走错、断了前程！哭的闹的喊的叫的、逃跑的、上吊的；又窜又跳的；也有揭发他人、立功赎过的；被宣布解放了的、过关了的，死里逃生，弹冠相庆。
我们步行去的，三十六华里，一个上午就到。县城是第一次来，此后一二年，用两只脚来量这三十六华里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年轻人走路不算个啥，说一声“走！”就走了。县城分新老两部分、新旧两条街。简单明了。可对我们这些没出过远门、更没见过世面的乡村穷学生，却还不能一目了然。一切都很新奇，我们两只眼都有点看不过来，老实温顺的像一群羔羊。我们去时经过的的是新建的一条街，街两旁县里机关及商店邮局的许多房子刚建好，正粉刷，到处洋溢着石灰粉的气味。有的正建，脚手架也一片一片的，很像今日的胡子工程。路宽宽的，平平的，全是是沙子路。来到后，住处在旧街，远离一中，也很分散吧。一住下就被看管了起来，规定了几个几个不准，其中就有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同老师见面。还告知学校教职工中谁谁谁挨斗了，大会检查了、被抓了、自杀了、逃跑了、又被逮回来了；要求揭露教职工“三反”言行，积极表现。多年的和蔼可亲的老师而今要当成潜藏着的凶神恶煞般的敌人，气氛、神经骤然紧张。参加了几次斗争大会，沉闷、紧张、恐怖。
见到上一届一个考不上学、留校吃公家饭的、极傲慢的家伙，居然在主席台上手舞足蹈、唾沫四溅，揭发批判一位数学老师是“乌克兰大白猪”、批判曾当过他班主任的老师是“庸俗、外号老俗”，心中大不以为然。同学们本来很看不起他：老师教了五六年，别的同学上大学走了，你连个大学也考不上。现在还腆着脸朝老师们要威风来啦？呸！当然，现在看来，打头阵、当先锋也许是不得已，也许是搞的“障眼法”、明批暗保之类呢。也见到当了六年校长的某某被剃了秃头、没收了腰带提着裤子像一具骷髅一样、被公安人员押着从身边走过。也听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女教师在看了电影《白毛女》后居然嘲笑喜儿“不知好歹”、“嫁给黄世仁吃香的喝辣的有什么不好”、因此被揪斗而大为解气、大快人心！居然这样无耻！这样挑衅！这样顶风上、自甘投火！真是可气可恨可鄙，被揪、挨斗，那叫活该！
怎么揭发呢?我们几个同学想到了平日就看不上眼的那位图书馆管理员，据说是摘帽右派，傲慢，爱答不理的，夏日里用大芭蕉扇遮住个头顶，只顾低头走路。有什么劣迹?又想不出，只是不顺眼。教自己课的老师，初中的，高中的，十几个。个个都是好的，认真，耐心，满腔热情。也有毛病来着，在学校就批过了，他们还认了错了。还再翻腾出来，也与“三反”这么大的罚名不沾边呀！是这么一回事：六四或六五年的有一天的下午吧，是我们班还是别的班的课代表到理化教研组去拿作业本。正碰上老师们闲谈，比谁脚上的皮鞋亮，好。这下子了不得了！代表回来一讲，同学们就炸了锅了：如今号召学雷锋，搞思想革命化，提倡艰苦奋斗，老师们却在办公室里比皮鞋，也太不像话了！要向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开一炮！是当面讲了，还是在教室后面的改造思想专栏里贴了小字报，反正老师是认了错了。认了错了，也就完了。老师连学生的批评都虚心接受，他们能“三反”？于是就往深里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位化学老师（还兼着物理课）讲碳水化合物、讲葡萄糖之类时举了例（他很少带备课本，教本也是破破烂烂的。讲起课来声音也不高，笑容可掬、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如坐春风！）：校医家在邻县，从家返校，走了五六十里，累了，也饿了，走不动，就在东关桥头花一块钱买了个烧饼。吃下去就好了。因为烧饼含……容易转化为……易吸收……所以……，俗称“吃糊馍馍”，吃了也就好了。道理差不多。说是敛七家的，那是迷信，用自家的就行。这是不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攻击“三面红旗”？
还有一位老师，名字里有两位革命导师的名字中的字和孔夫子三字中的一个字。将革命导师与孔子并提，又该当何罪？语文老师讲写作文时说，要有真情实感，还拿出了家信来读：爸爸：你上次回来买的萝卜快吃完了。妈妈也病了。你快回来看看吧。你教书太忙，先寄回点钱也行啊！一个读二年级的女孩子能写出来，那是因为有真实感情，还不懂得无病呻吟啊！正是春上，青黄不接，闹饥荒。念着念着，眼里泪光闪闪。当时全班同学听后为之动容、流泪，我们挨饿上学，老师和家人也是吃食不继、挨着饿啊。现在分析分析，老师算不算见缝插针、利用课堂公然宣传黑暗呢？已经大会批斗的一位教过毕业班的老师的罪状之一，就是在回答校长要他加班加点上辅导课时说了句“再给我俩窝窝头，我还能给学生讲一节课。”
议的时候，自然是几个知心知底的，偷偷的议。议，议而不决，竟也没有写出来.一句活，心情不好，失落感沉重，没有热情，更没有激情，狂热更说不上。思想、精神状态与眼前的一切不顺茬、接续不上。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不在状态”。对于一个个大祸临头的人竟还抱着同情心，他们恐怖，我们害怕，厌烦，不安，不平。凭什么把这些平素里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师弄的灰溜溜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呢?一个校长，又没什么了不得的错事，不过虚荣心太强，不敢登台亮相过关（四清工作团有关人员已同他谈话、暗示他：大会检查只是走过场，检查一完就宣布“解放”。无奈校长正春风得意，作惯了总结、报告，一让作检查就慌了神），徘徊犹豫，一夜无眠，终于在曙光初露时选择了出逃。当天在火车站被抓，立即以对抗运动、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由“双开”、逮捕。也太残酷无情了！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罪、罪加一等”，厉行至今，不知坑害了多少人！治来治去竟忘了当初！先治你个不服抗拒的罪！
四清工作团对学生中这种烦躁不安、不平不满的心态肯定有所察觉。同学之中有他们的骨干心腹，耳报神灵着呢。防范不可犹豫，先下手为强。撵人！事不宜迟。一个大雨滂沱的清晨，学生全体集合，由工作队宣布：运动进入新阶段，不需要这么多同学参加。根据需要，只留下部分同学。留下的、走的前一阶段都有成绩，我们都滿意。今天，无论留下的还是走的，都是革命需要。不要胡乱猜测，不要背后议论。走的今天就回家，不要在县城逗留。现在宣布留下的学生名单：……其余马上回家，听候指示。县城实在也没什么留恋的，深入下去的场面不寒而栗，官话更叫人心烦。一帮一伙的学生从新建的县城的泥泞的路上四散出走，骂骂咧咧，气呼呼的。
其时是六六年七月中旬，正是各大城市的大中专学校里贴党支部、工作组大字报的第一批造反学生被工作组镇压下去的时候。这当然不是巧合。所谓文革，仍在体制内进行，在中央及各级党委或是党委委派的工作组的控制之下。少数（也有多数）批评党支部、工作组的造反学生的活动与保党支部、保工作组的另一些学生的活动虽然激烈，但也基本局限于校园以内。学校、学生的动向正是县以上当权派最为关注的。那时某某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对待学生中的“反党活动”走的是五七年反右的路子，反对某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党支部，反对党委、党支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采取的手段就是围攻辩论，开斗争会，戴帽子，也抓也关。这有那时的中央文件为证，某某同志在此后不久的检查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七月下旬，毛主席以七十三岁高龄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批评了某某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做法（毛主席很简明的话就是：中央下了通知让学生起来革命斗争，学生起来了又压制。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下令从各大中学校及一些单位撤出工作组，形势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性的大变化。带有某某标记的文革历经五十多天，自此渐次黯然退出；而正宗谪传的毛主席的文革开始亮相登场，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遍全中国。文革从体制内发展到体制外。当然，毛主席党中央仍然掌管总局，只是中央一些部委、省市及省市以下的当权派几乎一无例外地成了革与保的对象，一时处于比较被动状态，到后来以至瘫痪、被夺权，被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
七月底，全县教职工的“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不久也结束，近五分之一的教职工受处理。我们学校四十多名教职工就揪出来七八个之多。Y县那时在文革方面仍与上面不合拍，或者说晚了一大截。Y县所在的地区大致是和全国同步的，Y县的邻县也大都和全国一个模子。


我的一九六六（四）

苏鲁边河
我的“保皇”与“破四旧”的经历
再次返校是八月初（应该是八月八日前后），到校仍是一片茫然。不久听了大喇叭广播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八月八日公布），接下来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学习、讨论。因为六七月份的“缺课”，还学习了以前的一些文章社论。重要文件、大块头文章太多了，学不过来。感觉还是空泛，似无所指归。没有实际可联系。班主住老师是某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七年毕业生，他到地区所在地（离学较也就百十里，坐车有两个钟头就到）去了，回来就给我们绘声绘影讲所见所闻：学生闹事，到市委大院游行示威。而愤怒的市民也上街游行，反对学生、保卫市委。双方狂呼口号，连挥拳头都使劲向斜里伸，一个个脸红筋涨、态度激昂。透过他讲话时的表情，我们做乎看到了百里之外的游行辩论场面的激烈与火爆。他经历过五七年反右斗争，亲历当年学校划右派就以去没去围攻《某某日报》社为标准，去了就成了右派，他走到半路又折回来就没事。他一提当年仍心有余悸，瞪着一双大眼睛：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闹事没有好下场！关键时刻就看一步，一步迈错了，一辈子没得清静。他是个兄长式的好老师（仍单身），音乐体育都有所好，单纯的像是个大孩子。老师是苏州人吧？反正江苏省教育发达，我们学校的老师不少是江苏人或南方人。记得他说过出身于小业主，家庭条件好。有几个姐姐，他已是大人了，回家仍要接受检查是否吸烟：手指发黄了吗？他的班主任当的真轻松，班里干部管理一切，他每周日晚到班里去一次，开班会，演讲，演出，更经常的是讲时事，主要是来自《参考消息》里的消息。有一次例外，一九六五年九月底十月初印尼发生苏哈托政变，总统苏加诺、印尼共产党人艾地的下场及命运牵着我们的心，应我们的要求，他一天一讲，直讲到印尼右派军人占了上风、我们都泄了气，算完。平常他的话句句听，他现在的忠告，我们更整体一致接受。
而低年级的学生很快行动起来了，可怪的是他们也整体一致。带头发难的是高二（应该是高三了吧）的同学，目标是清查学生食堂、总务账目，很快又涉及学校党支部。大字报铺天盖地。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压制革命群众就打倒谁！谁镇压革命群众就没有好下场！质问学校党支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冷冷清清？……校园如同赶集上庙会。处处是走来走去看大字报的同学们。老师没一个露头的。不几天功夫，我们班居然成了靶子，一夜之间大字报糊满了我们教室的前前后后，质问：高三的同学为什么按兵不动？面对轰轰烈烈的……你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还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好像已经成竹在胸，正义在握，胜利在望。面对质问与挑战，于是我们就表态、就反击。“冷静啊”，“理智啊”，“好好学习、体会文件精神啊”，“你们到底革谁的命？”，“谁在压制、又是怎样压制了你们”……大字报又是铺天盖地，一张一张又一张。集体署名的，三五个人署名的，也有个人署名的。一开始还拟草稿，来一番咬文嚼字。后来，把大纸抻开了，拿起毛笔就往上写。学生么，脑子也来得快，三五张一二千字，一挥而就，立马可待。我们表态之后，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教职工也跟着表态，直夸我们水平高，和我们一个腔调，一个鼻孔出气。不出三五天，我们的意见占了上风。火灭了，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叫我们赶尽杀绝，刚刚热闹没几天的校园让我们弄得冷冷清清。我们是学长，师弟师妹的本意是压我们、激我们参与，成为他们的友军盟军以至领军人物。谁知竟弄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灭火队来！这难道是我们的初衷?这就是开头所说“文革之初我是保守派（也就是保皇派）”的来历。那时，学校几个经历过“四清”结合文革的风风雨雨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校领导，已是战战兢兢、煎熬度日、风雨飘摇、自身难保了。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革命，请拿出证据来！还真没有保护学校当权派的动机。可是，在当权派看来，我们的行动“正合孤意。”我们还成了不折不扣的发自内心的自愿自觉的保皇派啦！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的中国，县城以上己经是狂飙突起、红色风暴呼风唤雨、天也翻地亦覆的文化大革命的世界了！我们这里却像一个避风的港湾，仅仅是翻了几个水花、冒了几个水泡而已。
一天，是八月二十日。我们奉命凌晨步行到县城。三十六里路，这大概是第三次用两条腿量出来的。行前还连夜制作了小旗、彩旗、标语之类。上午八时，骄阳之下，我们接受身着军装的县委书记的检阅。那严肃，那作派，煞有介事的。主席台会标就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呼的口号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没弄明白怎么一回事、更没参加，就己经胜利了吗？他们居然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密接触过吗？又是失落！走出会场，各自返校。在邮局门前有卖《人民日报》的，花五分钱买了一份。一看，原来北京八月十八日就开过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了。还有毛主席穿军装、戴袖章的大照片。毛主席身体真好啊，又胖又结实更魁梧。伟大呀伟大。只是军装不合体，像箍在身上，紧巴巴的。干么穿军装呀，要打仗吗？还戴“红卫兵”袖章，红卫兵是干什么的？看下去，看下去，报道里写着呢，噢，原来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尖兵！”哪解放军是干什么的？中央警卫团不在毛主席身边了吗？我们能不能当红卫兵？还有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林彪的眉毛真浓呀！大人物长相就是个别！那刘少奇呢？还有朱德陈云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么。周总理也讲了话，排位还是第三。刘少奇的名字排在第八位了，靠边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真是伟大呀！年龄大了，也许身体不好，就让给林彪了。报上早已宣传山西省绛县县委书记多年来精心培养革命接班人、又主动让贤的事迹。中央领导也带头了。实在是肃然起敬，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呀！革命发展深入了，变化真快呀！革命老前辈真有度量，顾大局，他们还不都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吗。
回到学校，心里就更不安了，蠢蠢欲动，没事找事。找校当局的事，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破“四旧”，“十六条”上就这么写着，北京的学生早已上街横扫一切了。于是就贴大字报，勒令老师把帝修反的书交出来，把奇装异服交出来，把资产阶级的照片图片唱片及一切腐朽的东西交出来，付之一炬！告别丑恶的资产阶级，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正告你们！我们警告你们！我们将破门而入！破窗而入！这后一句话是一张由我起草的大字报的题目，也是从刚刚批判过的《燕山夜话》里一篇杂文的题目“破门而出”借来的。年轻，记性好，就拉来用了。至于原话另有含义也顾不得了，借用么。年轻么，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不料一句俏皮的狂话就吓坏了老师，更误导了群情激动、无处发泄的学子们。
学校里的破“四旧”从言到行是否因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开始，我无从得知。是，我难以辞其咎，而且愿意检讨。因为这实在并不是我的本心。此后不久，当乡下也破“四旧”烧书时，我曾试图阻止。何况我那时也只是下笔快，言辞激烈也略微花哨，并没有一呼百应的威力。而且同学中确有几支能写的“刷子”，但没有一个成为核心的。毕竟是一场革命么，敢打敢冲才有号召力，写的好能混个幕后的谋士军师就不错了，再不就干个等而下之的红卫兵小报编辑，什么喉舌口条一类。那能走到前台来？如果不是，我也不会因此就觉轻松，因为破“四旧”毕竟给我一直敬爱着的老师们很大的伤害。别人破门没有不得而知，反正我没有动手。去是去了的。一伙有五六个人，踟踟蹰蹰，你推我拉，到了教职工宿舍的第一排第一个门，那正是班主任老师的宿舍。老师正站在台阶上，还笑着。已是很勉强的，又有气的，又迷惑的，很是无奈。我们也是很不自然。老师让我们进去，我们也没进去。抄了什么没有，一点也不记得。破教职工的“四旧”，究竟多少人参加、采取了什么激烈的行动、抄出了什么东西，又怎么处理的，我一概没有什么记忆，事实上我也没再参与更多的行动。我想：如有战果，处于惶恐不安状态的老师主动上交的可能性不是最大也是更大。老师们一类小知识分子大都深谙“从宽从严”之道，属于愿反省常反省、较自觉、不打自招自投罗网的一族。送上门来常有意外收获、分外之喜。但十七年后，到了一九八三年顷，我偶尔翻看《山东文学》，见有我的高三语文老师（据说在某市编辑一本文学刊物）的一篇散文，说是他一直珍爱着的李太白杜工部白香山的诗集，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初破“四旧”时被烧掉了！看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要啥味有啥味，心里总不是味？这难道是我们当年干的？我也干过这个？为之不怿，辗转数日。
到社会上破“四旧”干了两件事：一是到学校所在地的一座早已做了公社办公室的教堂砸了什么，我也没去；另一件事是学校里能盛三百多人的大礼堂，学校里小型集会（毕业班动员教育、少先队队日、新团员宣誓）、演出（一年数次歌舞晚会、歌咏比赛、高年级同学排演的戏剧《小姑贤》《墙头记》，歌剧《红珊瑚》，老师们演出的话剧《青年一代》、我们班还演出了类似今天红极一时的小品的活报剧、电影《战上海》《沙漠追匪记》里的片断、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新局长到来之前》就在这里边演出。那里边曾飞出多少歌声和欢笑！的确是我们的欢乐所在。）大都在里面进行。它也是一座旧建筑，里里外外都有一些饰物，具有封建的政治（如青天白日旗图案，建国前建造的稍大一点的建筑、农村的瓦房的屋山头上，常有。蒋介石也搞突出政治？）的色彩。多些年啦，没谁看见、更没人提起。而今大家忽然有了政治眼光、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看不顺眼，上纲上线，…….勇敢分子才敢干，并没有我的份。我只站在一边看。
听说，邻县的破“四旧”是砸毁了牌坊一条街里几乎所有的牌坊，只留一块，上书：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剥削阶级罪恶的见证。一个传闻很广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地一种很有名气的火柴盒上的招贴画，从正面看，是一只小帆船漂浮在微波荡漾的湖水上；倒过来看却是一门大炮对着天安门。是不是呢？见过的都说是，而这种很普通的火柴盒不久就消失了，被另一种没有图案的火柴盒代替。这更印证了传闻，而且培养了人们的革命的嗅觉与警惕性。一切要从政治上看，一切要进行阶级分析。破四旧就照此办理。这都是学样。一个开了头，其他的就跟着干。很盲目。常常没了标准，没了界限。当然幸好还少有自私自利，更少有恶意破坏发泄。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新世界。
破“四旧”在我们那里只是走走过场，大城市搞的厉害、深入。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北京么，更不一般，似乎当时并不知道。不断有什么“特大喜讯”传来，如：北京揪出叛徒甫志高、江姐的儿子在北京某大学读书，而刚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原来是《红岩》中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李清源的原型，名为“雪峰”，正是取江雪筠和许云峰的名字各一字以做纪念。全都信以为真，不可能不信以为真。叛徒没有好下场，革命者就是这么高尚。你看大家那个激动，一连多少天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啧啧称奇、肃然起敬！


我的一九六六（五）

苏鲁边河
加入官方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红卫兵组织
全校的同学们中间也有考虑更深层次的。高二的同学是得风气之先呢，还是嗅觉灵敏的高人呢，后来得知他们早已在七月底八月初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校党支部、学校所在地公社党委，也许还有县委。传说他们中有几个人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被秘密关押审讯过，但很快就放了。我始终没能得知其详。正是这一批人才是Y县的老造反派，日后成了这里文革的主角和罪人。抓和放都由上边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受到冲击的、已经嗅到战火硝烟味、听到隆隆炮声的当权派也有预感，更有本能，但他们当时也迷惑着呢。偏僻而又闭塞的小县，整个文革，尤其是文革初期，许多事、许多事的过程，晚了不止一拍，而且从形式到内容简而又简、少而又少。别个地方的人们怎么干、干了什么、他们的经历与见闻，就另是一回事了。他们是他们。他们代表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的。你总不能说我们这里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啦，正如鲁迅笔下未庄的革命之于辛亥革命一样。
扫了别人的“四旧”，还要扫自己的，那就是改名字。不管原来的名字含义有没有“封资修”的气味，改名字也要突出政治、革命化，毛泽东时代出英雄，英雄还要名字红。从里往外、从头到脚、从名到实，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红遍全身。姓接的就叫“接班人”，姓甄的干脆叫“甄革命”。名叫卫东、敬东、学东、向东、卫兵、新兵、红梅、爱红、爱武……更是数不清。这也是一阵风。毛主席八月十八日首次接见红卫兵不是给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改名为“要武”么！干革命哪能文质彬彬，干革命就要斗争，要斗争就要有流血牺牲。干革命就必须爱武要武！请客吃饭、做文章，绘画绣花讲雅致、教养、礼让三先，就不能干革命！腰带扎起来，袖子挽起来，两眼瞪起来，两脚抬起来，说话粗起来！怎么样？有没有毛主席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架势和气魄？就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么！我接到了正在师专读书的三哥的来信，还有一本简装的《毛主席语录》，简直如获至宝！这是全班第一次见到真经---《毛主席语录》！还提到了改名，还提到了毛主席八月三十一日的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我的三哥无上光荣地幸福地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念了这一封信，全班一片欢腾！J同学的姐姐在医学院，也写来了信，也是激情洋溢。还在信中写了一幅流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笨蛋，基本如此。好么，革命不革命，全从根上来！苦大必定仇深，根正才能苗红。英雄好汉代代传，革命还须自来红！同一封信里又告诉我们，江青不同意这个对联，并建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也好。改的也好。就是太他妈的平和了，少了点刺激与兴奋。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精力饱满，无处发泄。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一点就着。哪里还经得住几句热情似火的话的扇动！全班同学听后自然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一致要求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学校不敢答复，请示县里；县里答复，请示上级；就吊起来了。可悲的是我们的热情冲劲就到此为止，而后来得知高二的几个老造反已经跑了，上北京了！他们赶上了九月十五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不让上北京就不去，听话的很。这就是我们那一班的德性。不干这个就干那个。于是我们就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这一要求得到了答复，红卫兵很快成立了。红卫兵是选的，还是钦定的，不记得了。总之是少数，是属于校方的。由于我的大字报，我的活跃、激情、善辩，我居然被指定代表红卫兵发言。成立大会时，县上还来了人，讲话，隆重热烈，但没有生气。成立了，发了袖章，就万事大吉、束之高阁了。
到了九月中下旬，学校的文革仍是一潭死水。我们班更没人敢轻举妄动。当然有私心，升大学的念头还没断，也难断。十二年寒窗苦，破灭于一朝一夕，不甘心哪！说是停课半年，谁知哪天又招生了呢！谁说了算？还考不考？我们这一班同学在文革初起时的保守静观不敢轻举妄动，原因在此，概莫能外。但外地油炸、火烧、游行示威、揪这个斗那个的消息不断传来，学校里的平静也是表面的、暂时的。我们班及一部分学生正按上级及校方的旨意按部就班、该干啥干啥的时候，高二那一帮得风气之先的勇敢分子，已经跑出去了。很快又传来将我们班分到全县小学代课的消息，谁去谁不去、谁去哪里，又是几天叽叽喳喳、人心惶惶然。好在不久就公布了名单，全班同学都分下去。于是全班四十多人就各奔前程，风流云散了。我们走后，在校生以学习落实“五七”指示为名，全部开到远离学校的乡下——“开门办学”“学农”“兼学别样”去了。学校成了一座空城，“停课闹革命”？课早停了，可人都没了，革谁的命？这里面难道没有人做文章？反对文革、压制学生、唯上峰马首是瞻的当权派城府深着呢，心计周密着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怎么能得知其详？还在这年四五月份，我因为没听老师及校方的安排，报了理科，学校当局与班主任及几个主要的班干部相结合给我写了很不好的评语：阶级界限不清，接触落后同学，无组织无纪律等等，等于是后来有了名堂的“黑材料”。有了这一条，那年如高考照常进行，我即便考了最高分数（这是有可能的，我的功课比较全面），也没有可能考入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北大。因为那时突出政治，讲阶级路线，操行评语也起很关键的作用。在分数面前并不人人平等。一些二类三类大专学校里，居然常有高考状元、学习尖子，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学校本来也是很看重考入名牌大学提高升学率的，可在高举政治这面大旗之下，他们仍然识得轻重，敢于牺牲尖子、忍痛割爱。我得知这一消息是造反的同学跑到地区抄来了黑材料之后，告诉我我才知道。气愤了一阵，但究竟编派了我什么、究竟是谁参与其事，当时没问，至今亦一无所知。


我的一九六六（六）

苏鲁边河
几个同学
我和几个同学是戴着红卫兵袖章下去代课的。一行八九人，有的戴，有的不戴，戴的不戴的都不自在。正是“三秋”大忙季节，一路上，行人、乡村的人更觉怪异：一队带着行李的青年学生走过来，已属稀罕；还戴着个红箍箍，就更不知就里了。还没到目的地，我们不约而同地摘了红卫兵袖章。我们这一队是个特殊队，班里重量级的人物都在。团支书在，大概他还是校学生会的主席吧？不过也没谁拿他当个菜，做学生学习不行，怎么也提不起来。人缘还可以。胖胖的，大红脸膛，貌似忠厚，听说前几年在乡镇抓教育，也没脱颖而出、乘势而上啊？现而今也许能喝二两的吧？还有两个当时认定有问题的学生，一是女同学W，风传作风不好，如何如何；再一个是同学G，思想有问题。当初传言有几个同学不能往下分，大约就包括他俩。
他们两个都是同班同学，和我的关系较之一般同学略有不同。W是留级生，走后门留级的，如同当今读初二或高二的学生再读一遍初二高二、打好基础，中考、高考更有把握些。但那个年代这样做的极少。她留级来到我们班。在班委会改选时，我得了几票，得票比我多的S同学无论如何不干。班主任叫我干，我也不想干。一是得票少，名不正，言不顺；二是这是给学习好的同学压担子，别光顾自己学习也关心关心集体。那时的班委会干部开会多、管事多，花费精力大，班主任不大用管事，一个星期到班里来一趟两趟看看就行了。说句题外话，你得承认，那一时的教育要比现在的教育成功的多，也全面的多，教书育人、又红又专、做人成材，都有了，也都过关了。班干部责任大，能力强，管事多，责任心、组织管理能力强。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实在是强。都高二了，哪有心思干这个？第三，干就是干文娱委员，最费精力又难做，何况我又一无所长。S同学那时与我很少说话，记得在阅览室相遇，她也曾当面对我说过，是学习委员就当，文娱委员不干。自私呀，心里打自己的小九九呢。我也是。班主任大约再找不着比我傻、比我更好说服的同学了，就盯上了我。还破例允诺给我配两个干事。一个负责唱歌，那时天天唱革命歌曲，一天三唱、四唱，大合唱；另一个负责排演节目，我只负责组织就行了。事已至此，我也再不能推辞了，当了有两名干事的文娱委员。W同学就是其一，负责排演节目。
G思想有什么问题呢？现在真还说不出。他是孤儿吧，由姑母养大。在初中就因传播了一些话而挨斗。那时（六一、六二年）就听到了“甄别”、“平反”、“反苏”什么的。班长也是孤儿，烈士后代。边上学边当通讯员，就生活在乡社一级机关，特认真，更比我们老成，懂的多。特别关心政治，关心集体，也关心像我这样家境比较贫苦的同学。那个时代最突出最受欢迎的优点就是斗争性强。记得曾在课堂上同语文老师争吵不休……初中毕业后当兵走了。同我通过信。在困难的日子里，他还给我寄过钱。大约在六七年秋，他探亲回家，别人告诉我他曾问到我。我二话没说骑车去了他家，三十多里，家里地里都找到，竟遍寻不着。但从当时气氛感觉到他并没走远，也知道我去了。那就是避而不见了。我很纳闷，更是伤心。友情岂止同学三年！有什么理由居然拒不相见？都还年青么，气盛性情倔？二十七年后，一位一块当过兵的战友告诉我：你的同学某某某在我单位，也算是我的手下。闻之又惊又喜，可没想到再见。再见的尬尴与无言还不如就这样相忘于往昔呢。
还是六一、六二年上初二时，他大中午也不让睡觉，在教室后面开会，帮助G。初中三年G没舒开过身，没有发芽。到高中不久又发现G阴阳怪气，你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真心话。你看他傻笑着夸你呢，心里还不知怎么鄙弃呢。总之他看惯的事少，与他来往的人也不多。他有点玩世不恭。记得高二到几十里外的乡下帮社员们插稻子时，吃是吃饱了，可是累、困，带队老师刚刚从师院毕业吧，才气，浪漫都有点（学校驻地东关一条河，新修一座桥，桥下有水，水中有鹅。他见了，也做诗一首，洋洋得意，念给我们听），一笔字写得够溜的，但是个书呆子，特刻板，只知叫学生干活、赶进度（他自己又不怎么干，常常借故溜号），不知体贴自己的学生。又没多少尊严，似乎也少幽默感。（他教我们语文。一次一个同学迟到，悄悄从后门进来、坐下。谁知正在板书的他怎么就发现了呢。叫站起来，训斥：目中无人！云云。全班一下子笑起来）。一推开碗，他就叫集合站队，往稻田里开拔。G仍端着半碗开水发呆。老师叫他，他慢慢扭过脸，答到：急什么，我这还没来得及嚼呢。全体起哄，老师却拉长了脸。一次过稻田里一条上水沟，沟深水急，一木横陈。别的同学几步就跑过去了，他却蹲了下来，用手扶着慢慢地挪。同学们见状，越发吓唬他，往水里扔土坷垃，往独木桥上溅水。他干脆趴下、爬起来……同学们那个笑、那个开心！误了活，老师也无奈。当时正看了电影《箭竿河边》，里面有个没脸没皮的二癞子，于是大家就喊他“二癞子”。我与他同学六年，少有来往，他一直以嘲讽的口吻同我说话，有时也就出言不逊，刺刺打打，很瞧不上眼的。我无心无肺，不知记仇，但同他却一直没热乎过。说到底，我实在对他所知太少。他特立独行，思维怪异，也许有了好的环境，他也会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身怀绝技、终得一逞、搞出点动静的一日。G同学后来怎样，打听过，不得其详，似乎也不顺心。教书为生，连个水花也没翻腾出来。前些年去世了。有五十岁？


我的一九六六（七）

苏鲁边河
S同学也来了。她就是当地的。应该还有女同学L、团支部的W同学。别的还有谁，记不住了。教书的事不说也罢，反正那一回也没正经教几天书。教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谁知文革一起，我们班四十多人的命运就算注定了呢！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去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在九月、在国庆节、在十月中旬又三次接见了红卫兵！我们沉不住气了！可学校仍上课。校长得了这八九个廉价（每月18元，后又升为24元，代课教师的报酬。说实在话，穷极了、饿怕了的我，真也动了心。）的高中生，脸上终日挂着笑。可也丝毫不放松。总是说，毛主席能是谁想见就见的？谁想见就去那还不乱套了？当时可不就是乱套了！可地处偏僻的我们连张报纸也见不到呀！要是当时能知道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有人接待，那不早跑了吗？谁知，当我们打算学样的时侯，中央又下通知说毛主席停止接见、而我们偃旗息鼓、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以后、毛主席又在十一月中旬的寒冷日子里连续两天接见了红卫兵呢！我们就怎么这么听话、又这么背时呢？
十月中旬，接到通知，返校推举赴京代表，全班同学又聚在了一起。激动，争吵，举手，无奈。只有G提出了新的推举办法：不同意见、不同派别的分别推举。这个提议从后来得知的情况判断是相当符合当时节拍、潮流的，可居然“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没人响应。我们都是木头疙瘩，G可是融入革命主流、慧眼独具。可当时还没分派，也没什么政治上的策略上的歧见啊。又得回去教课，灰溜溜的。校长更得意了：怎么样？见毛主席这么大的事，还得组织说了算！又过了几天，赴京代表回来了，让我们立即返校，说上北京的可多了，谁都能去，快回去准备准备吧。还说，火车上人真多，挤的转不开身，撒尿都找不到地方。那时来不及细问怎么准备，饭总得吃吧？于是都跑回家。让母亲做一些吃的带上。母亲哪里相信，唠叨没完：不让考学啦，还不回家干活？上边让教学，教学就教学，多好。又上北京！北京在哪？多远哪？谁领着你们？见毛主席？毛主席能随便见呀！毛主席让去的？毛主席让去的也得有人捎个信呀。你姥姥在时，想念我、让我去，也得让赶集的捎个信呀。哪能说去就去、说走就走啊。讲不清就缠。终于答应给做干粮了。那年“四清”刚完，风调雨顺，好收成，有的吃。母亲就用豆杂面掺了些白面做了咸窝窝，一层一层的，放了葱花，又放了不少油。母亲还给缝补了衣服。到了学校准备聚齐了一块走。正拉着架子准备走人呢，谁知就下了通知，毛主席暂停接见。一下子就泄了气。记得还大着胆子到汽车站问了问，得到的答复是买票上车。失了望、没了脸，就在学校里昏玩了一两天，母亲给做的咸窝窝都给吃光了。只得又回去教课。
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我请了假说到县城看一看。一大早步行到一个桥边等车，正碰上上一届的众学长们从济南赶来扇动造反，让他们好一顿讥讽、嘲弄！什么“进了世外桃源”，“一月18元就把自己给卖了”，“恋肥锅台”，“只关心自己，该组织个小家庭了吧”……不一而足，只有硬着头皮听着。谁让自己耳不聪、目不明，对外面一天一个样、天天大变样、烽火四起、“满街红绿走旌旗”、翻天覆地的世界几近两眼一抹黑、一无所知，仍然远离轰轰烈烈、生活在死水一潭里呢？活该！记得前些日子县上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震天动地。县委书记主持。他抓的一个一个大队的一些农民登台背“老三篇”，老人小孩都背，一时热热闹闹。书记讲话为自己评功摆好，就差说自己是焦裕禄了。而他主持这个新设置的县两年来带头大干，大获成功，真也多打了粮食，老百姓也有了笑脸，舆论也真有把书记说成是焦裕禄的这么一点烟影。他话锋一转，批驳了一些来串联的人对县里大好形势的诬蔑，说：你们跑到我们这里扇风点火，我们不欢迎你们！全县二十二万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身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大寨，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热情如火，革命干劲冲天高，还用得着你们说三道四？对于眼前的一片大好形势，你们攻击为死气沉沉、死水一潭，你们的良心何在？全县人民绝不会答应你们！你们还带来了传单，让我们广播、张贴、宣传，我在这里正告你们，毛泽东思想就够我们宣传一辈子的了！你们的所谓宣传品，我们不张贴、不广播、不宣传！我们不允许你们在这里作蛊惑人心的宣传！你们的诬蔑和攻击，丝毫动摇不了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之下学大寨的决心……曾几何时，县里形势大变，县当局态度也大变：凡来县里串联的红卫兵一律吃住免费，县有的是粮食，放开吃。需要支持帮助的，县里一定给予支持帮助。县里设有专人负责接待，一切公共场所、办公室都要随时准备为接待红卫兵服务。冷脸换成了笑脸。一支支来串联的、路过的红卫兵一律待为上宾。我们学校的学生也陆续集中到县城，住进县招待所。


我的一九六六（八）

苏鲁边河
我进了县城，直奔招待所，在那里见到了一个个喜笑颜开的小师弟小师妹，那个不客气哟！“稀罕啊，一月18块，怎么也舍得出来呀？”“你们端了走资派的饭碗，还知道有文化大革命呀？”“关上门复习功课、还想考大学吧？”“外面再热闹、打破了头也惊动不了你们呀！”尽是骂呀，嘲笑挖苦呀，老学长呢，一点面子都不给。骂呀，作贱呀，弄了个窝脖。可过后还是满腔热情，像是一个老成的大孩子教训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弟弟：何年月日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国形势如何如何、什么人揪出来了，山东省形势如何如何，县上又如何如何，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哪里哪里去了；出门如何坐车、吃饭、找接待站，到了城里怎么过马路、走人行道，怎样坐公共汽车不用买票，等等，等等。全都是新鲜的，闻所未闻，听不过来呀。“就住我们房间吧，都撒出去了，走向全中国。空房间有的是。到接待站登个记就发给餐证，有早午晚三种，午餐证晚餐证通用……”当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思绪万千。平日那么争先恐后，啥时落过后？从老一辈说起，这共产党毛主席号召的事，没一件不积极的呀！这一回这么大的事、史无前例呀，怎么就让别的人抢了先、出尽了锋头、着了先鞭呢！惭愧呀惭愧！快行动起来吧！班里还有那么多同学呢，难道还让他沉睡不醒么？急火火到了县城一个学校，那里有几位同学，见了不免失望：他们身在县城，对眼跟前的轰轰烈烈居然充耳不闻！吃饭时我商之于他们，他们三四个人居然一个腔调：再等等吧，看上边有什么安排。他们吃公家饭还真吃出点味道来了？我只身返回招待所，连夜拟了一份给本班同学的“呼吁书”，有八开的白纸两张半，也有三五千字吧。也来个从中央到地方，备述大好形势，县上及学校现状，学长、学弟对我们的批评与期待，我们的当务之急：告别讲台，到县城集合，积极投身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去吧！签上了我的名字。快要开印时，又来了同学J，赶快告诉他打算，他满口同意，就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刻钢板、油印，也是我。在装订好卷起来准备邮寄时，那位学生会头头a同学也来了，见状就要签名。我烦他。还学生会干部、赴京代表呢，天底下恁大的事，一点反应没有。从北京回来，连个屁也不放。你签什么名？他死乞白赖，非要签。他就用钢笔一份一份自己写上。我赶快收拾收拾，抱到邮局，就发出去了。那会儿红卫兵寄宣传品免费。
呼吁书还真灵，同学们陆续来到了县城（是不是当局也于同时采取了措施、下了令？）。少了几个，有几个已带着学生跑了，上北京的，南下的，满世界转。来到县城，先组建红卫兵，原来的红卫兵已不复存在。那时仍无派别观念，心里想着：同学一场，在这场大革命中还不是要同奋斗、共进退吗？与J商量过，J也答应着。他去了学校，我想等他。一位同学说，听说他在学校成了红卫兵，有谁谁谁、多少人参加，就别等他了。现在谁想成个红卫兵谁就成个。发个宣言、占个办公室、要点钱，就开张了。一个人也能成，某某就是一个人一面大旗，起名就是“独立大队”！我心里仍不是个味，可已是既成之局，想来个大团圆也是枉然。既然这样，我们就自立门户、另起炉灶吧。我和在县城碰上的几位同学一商量，就成立了海燕红卫兵，有七八个人吧。人员有a头，同学b、c、c、d及女同学e与f，还有我。团员多，干部多，老实巴结的多，刺头只有我一个。保守色彩之浓任何组织也比不上。我哪里想到，这几个人能站在一面大旗下，这么齐整呀。可这毕竟全是我一个人跑前跑后、磨破嘴皮、极力撺掇的啊！宣言自然由我写、印，又是激情难以遏止！办公室就在县委大院，一间，有桌有椅，还有茶杯。有几天，年轻貌美的服务员还来上门送水呢。可很快给撵走了。县委书记也曾挨个办公室看望呢。他不是在邻县搞“四清”吗，打了几次电话都说忙得很、推脱不来。几天来正商量去邻县揪斗他呢。现在不请自来，似从天降，是谁的耳报神呢？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L头却感动地抓住书记的手不放。大家笑嘻嘻。猫鼠相揖，和平共处。这是什么样的大革命？靠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呀？


我的一九六六（九）

苏鲁边河
不几天一个晚上，几个组织联合斗了县委书记。何人发起，如何商议，怎么斗争，一概不知。后来我想：学生会、校团委的L头看似忠厚，可待上比我们多着几个心眼子。他才不会造反呢。都骨干了多少年啦，感情也培养出来了，他能对县委书记下手？学习不好，保送有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无能之辈，没大胸襟，更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但他的悄无声息、不露痕迹、若隐若现、神神秘秘，仍让我一再吃惊。在校搞文革一二年，还真的不怎么看见他。不料那晚的斗争会上书记大大方方，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像吃了谁的定心丸似的。巧舌如簧，侃侃而谈，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居然轻松过关！你想，连他上任路过某县招待所想强奸一个服务员未遂、受了批评都主动兜搂出来了，那坦诚能不让初次交手的红卫兵目瞪口呆？那正是阵线尚未分明的时候。有点想法、知点底细的人按兵不动。有点闯劲的红卫兵跑出去满世界串联还没回来。在县委大院里转来转去的，大都是红人、老实人、观望派。文革只是浮在面上，有点冷清是必然的。
经历过第一次交锋，我对我们的海燕红卫兵彻底失望。斗争么，没勇气，更没一点儿冲冲杀杀的欲望，似乎这世界够完美得够叫人舒服的啦，还革的什么命呢。动员他们外出串联又不愿出门，说天冷了，明年再说。我不得已。万不得已。热血沸腾，内在的冲动不可遏止。一切曾有的最现实的考虑，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湖冲击之下已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外边的世界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这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这样地动山摇、前无古人的气魄，造就了这么伟大的时代，发动了这么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革命，这么多血气方刚、朝气蓬勃、风风火火、一往无前的同龄人齐声欢呼、万众一心，又逢这么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我们怎能不动情、不生心、不跃跃欲试呢？为什么不走出去闯一闯、看一看、经风雨见世面、长点见识呢？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红卫兵小将的殷切期望、谆谆教诲、伟大的召唤啊！我们成立了红卫兵、戴上袖章，蹲在办公室算是哪一回呀？对得起谁呀？可我又不愿自己一个人往外跑，于是想到了我的学生。
这次分配下去代课，我与W同学一同分在公社农业中学，她教数学，我教语文政治。也正经教了一两个月课，与学生处的好，一呼百应。还有当地的老师L及校长S，S是个学啥会啥、干啥像啥的大能人，有点自负，更自视甚高，耍点子小聪明。想干点事，也很真诚。他有周窑的计划与蓝图。他有热情，也浪漫，也未必不盲目乐观。但他希望别人在他的控制下按部就班、循规蹈短。假如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会成功的。他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物。见我们来了，如虎添翼，如得天助，高兴的很。跑前跑后，讲办学历史，谈远景规划，有板有眼。他对我们俩寄予厚望。后来见我不能久留、心不在焉、不安心，就失望，想说说；见我鼓动学生，他就生气了。我接连请了几次假，他脸上的笑颜色就不多了。有点不偷快。我向往外部世界的轰轰烈烈，想三想四，他似乎耿耿于怀。还请了中心校长来调和，可也无益。形势多变，大势亦如此，他不满意我，也无济于事。他大概也感觉到这个学校一时要脱离他铺就的轨道。他也不大指望我们了。这次我到县城，学生都嚷嚷着要跟着来。我只好哄他们：我去看看，有机会一定再来带你们。现在好了，可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带他们出去！
学生一共四五十人，最后定下的三十多人。因为目的地是韶山、井岗山、延安、北京，历时八个月，一来就没有打算带女生。女生都撅了嘴，擦眼抹泪的。有一个女孩子特强，吵着闹着非去不可。大家一时没了主意，我也动了心。她十五六岁，长的甜净，明眸皓齿，笑容灿烂，天真无邪，不知避忌。又大大方方、活泼好动、好学爱问、寻根问底，也是农村女孩子中的碗顶子啦。特感染人、招人喜爱。大家都也真喜欢她。别的女生连哄带蒙，平静下来。她就是不改初衷，又声言非跟了我去串联。我一时迟疑过，可最终理智占了上风。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女孩子，走几百几千里路，能行吗？住也不好办，只好委屈她了。S校长及同学W及S答应带女生先走，步行到徐州，才将她骗走。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我送她们上了路，一直目送她们东倒西歪的身影消失在茫茫雪野里。



我的一九六六（十）

苏鲁边河
我们这一队出门就难了：人多，路远，时间长，大都没出过远门，到过县城里也没几个。为了让大家适应环境，我决定带他们先到县城见见世面。此前，我们组成自己的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少不了写宣言、印传单，刻了印章，领了串联经费。每人每天三角五分（实发每人每月6元共48元）伙食补助，粮票每天半斤，另有每人每月宣传医药公杂费用2元。三十多个人，八个月，算算多少钱和粮吧。真是个吓人一跳的大数目。就凭我们红卫兵的一枚公章，到县里一个什么机构备案，领出徒步串联介绍信，凭介绍信又领到了成捆的粮票（全是一两的山东票，那时全国通用了吗？），一沓子崭新的10元一张的人民币，报纸包、红布裹，整日提在手里。后来在路上买了一个带拉链的一冷就硬梆梆的塑料兜，都装了进去，一直伴我们走了六个省、二十几个县、2500里。一路都顺顺当当，利利索索。
那介绍信还在。照录如下：
正面：上头印毛主席《七律.长征》
xx县革命师生徒步串联介绍信
兹介绍我县xxx学校革命师生xxx等xx同志，前往韶山、井岗山进行徒步革命串联。生活费用每人每天0.5斤粮票，生活费0.35元。从元月1日起，至8月30日止，按本省规定应补发者己由我县发给x百x拾x天的补助，计粮票x百x拾斤，生活费x拾x元，宣传、医药、公杂费x拾x元。特此证明，希予接待。
备注：涂改无效。
附名单
中共x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章）
1966年12月31日
介绍信上已印有“已到韶山”“韶章已购”“返程票已办。长沙站。12月16日”“武汉（江津）”“返校已办。郑州站。1967年2月19日”等印章，或是签字。
介绍信背面印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文。
但在县城却出开洋相了。晚上，路灯齐明，一个学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大喊大叫：“老师！老师！快来看！石灰蛋子也亮了！撖面杖也亮了！”我一看，原来他把县机关大院门柱上的圆形灯也当成还没通电的公社办公大院院门两边墙上用来装饰的石灰蛋子呢，那长长的细细的圆筒筒不是撖面杖，是日光灯，也叫灯棍。在住处，学生对玻璃窗充满好奇，屋里屋外，隔着窗子叫、喊、笑、跳。一个拉线开关，更是抢来抢去，非亲手试试不行，拉着了不行，还得再关灭，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西洋镜呢，好奇啊，手痒难耐啊！这情景此前此后都出现过。一九六0年夏升初中考试，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曾对隔音的玻璃窗惊奇不已，在窗子里里外外跑过来跑过去，试一试，听一听。一九六九年到了部队、一九七三年到了一个企业，我也曾亲眼目睹了我身边的新兵蛋子、还有身着一身杠杠服的新工人那样好奇地一遍又一遍地操练电灯拉线开关。我心里总是一阵酸楚难耐。生活的变化不能更快一点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更快一点享受现代文明呢？我们为什么常常总是引导人们向后看呢？有时候我们是那么自豪自信，可有的时候又总有点底气不足，动辄与旧社会比，与过去比。建国十几年了，我们对比的参照系是不是应该更为宽广一些呢？世界大着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更自信一些、坚强一些，而不是与此相反。
这中间，我们还有幸参加了第二次批斗县委书记的大会。这一次真杀了他的威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对这一次批斗，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做了一番准备，他也是有备而来，准备就硬抗到底。上次是在一个几间大的屋子里，只有一二百人。这次在一个正建着的大会堂，简陋却空旷，台上台下，坐着站着，有一二千人。一进会场，刚坐下就感到气氛紧张、凝重，静的可怕。他满有风度地朝大家招招手，还笑呢，还拉近乎呢，也许还想听听拍巴掌吧。台下及四周围得风雨不透，一个个怒目而视。他不服软、不倒架。见有人照像，不让照。见摆上了录音设备，就气不打一处来。大叫：“谁让摆的？不经我的同意，不准录音。立即撤掉！”没谁听他的，没谁动一动。他起身要走，身后两个红卫兵一声不吭将他按到座位上。主持人提问题，让他答复。他说，县委集体领导，要研究后才能答复。我个人无权答复。这就是“三不准”啦。他给红卫兵也来了个下马威。谁知这次就没谁吃这一套啦。台下有一二千人，主席台上围着几十人，一个话筒你争我抢，调门一个比一个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高过一波。一方是上火，急赤白脸，另一方又摆出一副不容冒犯的样子，激火。本来也有几个保守色彩很浓的红卫兵头头混迹其间，抢麦克风，转移话题，试图救驾，无奈势单力孤，嘘声一片，只好识趣退到一边。有的红卫兵提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口称“中央首长王力同志指示如何如何”，他居然轻蔑地笑起来，一脸的不屑：不就是王力么。四九年南下时我们在一起，认识。大个子，能讲话，别的也没什么本事。怎么？他也成了中央首长了？王力文革前地位也已不低（副部级），文革一起，地位更显赫。这位随军记者出身的颇有点文墨的县委书记不可能不知道王力的地位与分量。他这样以满不在乎以至有点轻蔑的口吻提到王力，不过是抬高自己、威吓红卫兵。这一下激怒了正视中央文革为至高无尚的红卫兵，一阵又一阵口号声淹没了会场！这位书记一下子又多了一个“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
于是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于有人喊了一声：“静坐！”就好比升腾翻滚的蒸汽里加了一滴水，全场静场，鸦雀无声，一致静坐。书记大人慌了神了，百般哄劝撩拨，硬缠软磨，见了真功夫。可是无人理睬。他又说，和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语录，也没人响应。他就自己念，从第一页第一段开始，一段一段、一页一页念下去，中间几次停下来要大家和他一起学，没人理。他再念下去。他说上茅房，有人跟了去。念，不紧不慢，只有他一个人的干涩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他念的嘴角冒白沫。午饭的哨子响了，他起身要吃饭，又被按下。他说：“连饭也不让吃吗？”回答他的是一阵鄙夷不屑的哼哼声。静坐还加上了绝食！他又念下去，念念又停下来，表示关心同学们的健康：这么冷的天，不吃饭怎么行呢。吃了饭再开会也行么。回答他的是沉默，是扩音器里嗡嗡的回声。他一直念下去。你知道将一整本《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念上一遍有多长时间么？我们那时没想到他居然坚持念完，要为他记时；那时也没手段掐表记时。但我们亲闻亲见一个县委书记实实在在地把它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冬日的太阳从房顶照进来，照到会场西头。已经下午了，时间不早了。一二千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青年人在饿着肚子。随着时光流逝，也出现了骚动，出出进进的人多起来。静坐、绝食并不是计划中的，更没设立几条纪律。也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么一个具体的斗争大会并没有推举一个或冒出一个公认的自始至终的主持人。四五个小时了，全凭自觉，听其自然。但再这样迟延下去，整体坚持下去就更困难，几十上百个各不相属的红卫兵临时走到一起，乌合之众，群龙无首，难以制约，一旦涣散解体，丢人可大了，损失更不可挽回。不知谁吆喝一声：带某某某去省城！于是全体响应，十几个人挟持着书记大人上了路。从县委大院到汽车站很有一段距离，一个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县委书记，被一群情绪激昂的红卫兵裹挟着，在大马路上跌跌撞撞往前奔，那场面够惊心动魄的！学生动起来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城里人还只知道看热闹呢！看热闹的也不那么称心如意，他们还蒙懂且谨慎着呢。汽车站没车，向总站要，电话又时通时断，书记亮明身份要车，接话的女话务员非常客气地解释，对红卫兵就使性子了。邮电局也许不耐烦、不支持（半年后，邮电局成了全县保守派的大本营）。几个头头先是对着话筒吵，后来一声呐喊：砸邮局去！人群像潮水一般从车站涌出，冲向大街。书记大人见状软了：你们的条件我全接受。
众人欢呼、奔走、散去。这已是下午三时半。此后再斗这位傲慢的书记，我们已上了长征路。回来听说，红卫兵押着书记大人还一起上了济南呢。十几年后，他，还有同他一起上任当县委书记的邻县的一个书记，先后做了一个地区的主官，大刀阔斧，身手不凡。本来仕途都看好，同科的“战友”已升任省官。但他也许是操之急切，动作大，积怨甚多，上下左右关系未必那么和谐，告状的多，堵住了升迁之途。展转做了一个省部门的头，终于到点下课。谁知晚节不保，居然为保住儿子的职位干起了雇凶杀同僚的勾当！而杀手正是文革正炽时他躲到乡下时结认的干儿子！凶器也是他私藏多年的一把手枪！当这一切都已披诸报端、于本世纪初大白于天下之时，此人却是死备哀荣、躺进革命公墓了。没再见到后续报道。没有更多的分析。自然，人是发展变化的。这一句颠簸不破的话也许能让许多对此大惑不解以至忿忿不平的人们不再想三想四、说三道四了吧？天底下的闷葫芦如此君者正不知有多少呢。


我的一九六六（十一）

苏鲁边河
和同学们商定的出行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元旦。我们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回家准备被子衣物，换点粮票，凑点钱。我返回母校，领了代课的钱。领了几个月的、共领多少，记不清了。宣传医药杂费每月也有几元。一下子领这么多钱，我很高兴，也有点怕。怕什么？怕偷怕抢？那是没有的事。一路下来，就没让人偷走一分钱。和现在的污七八糟比起来，那一时可也称得上风清弊绝啦。夜不闭户？夜晚可以不闭户！道不拾遗？拾金不昧么！一个塑料包鼓鼓囊囊，到那里扔那里，居然就没发生任何意外！穷惯了，穷怕了，没想到一旦有了一二百块钱，也怕起来。这是属于自己的么？手续都有，签了字、画了押，怎么会不是呢？回家后告诉母亲，母亲也担心。没出过远门，还领着一帮子学生，行吗。真要出点什么事，咋办。去就去吧。也不是你一个。怎么现在又兴这个？临走又给母亲留下30块钱。母亲说哪来的，我说明了。母亲说，不缺吃的，还有钱花，今年可要过个好年罗。你带这么多钱，我给你缝到棉袄里吧。省着花。也别饿着。累了就歇，歇一天。那么远的路，啥时候跑到啊。可别太强了。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的上午，我从家往代课的学校赶。大雪如絮，漫天飞舞。途经母校所在地，在饭店买了两个大馒头，狠狠心又花二角五分钱买了一个白菜炖肉。开开荤，以壮行色。菜端上来了，一看，大吃一惊：竟是一碗明晃晃、颤悠悠的肥猪肉片子！连白菜叶也没几片。一问，说是新年猪肉降价三天，四角、五角一斤（平时六七角一斤吧？农村的，很少有人买过），将全年赚的再赔进去，这叫货币回笼。已经实行两三年了。新鲜。有钱的这时候买上些猪肉，放到过年，咋还不过个肥年？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挑了几块吃了。眼前这一切如在梦中：才吃了几天的饱饭呀，我还有吃饭剩下肉的这一天？莫非形势真的如所讲的、宣传的那样“今年比去年强，明年比今年更好”、一天比一天好了吗？
饭后，看着越下越大的雪、越来越暗的天空，想着还有近三十里的大雪覆盖着的路，而且也不熟，我心里打怵，犹豫了一阵。可一想到几十个同学那欢喜雀跃的样子，充满期待的一双双眼睛，我就来了勇气、来了精神、更来了劲！我顶着风，披一张包袱皮，就钻进漫天雪幕里去了。漫天大雪飞舞，大地一片白茫茫，雪野里空无一人。天地一色，景是好景。雪景年年有，看也看不够。今天心情急迫，一心赶路，实在无心赏景。只是雪势最大时，风也大，天也暗下来，只觉天旋地转，难辨东西，雪打脸知道，但分不清一团一块的雪究竟来自何处：是天上还是地下。走路更难。多年后读到托尔斯泰的《暴风雪》，后来又看了电影，竟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一天的遭遇大风雪。
到了学校，早已夜幕降临。学校还有人，见我来到，大吃一惊：这么大雪，你怎么来了？哎呀，你看你看，鞋都趟湿了，裤子也湿半截子了。我问学生来了么，说，“来了。又走了。一直等着你，问明天走不走。我们看着天不好，你大概来不了了，就告诉他们先回家等着吧，等你来了再定。明天是走不成了。”我累了乏了，就说，明天再说吧。喝点水，洗洗脚，就睡了。第二天同学们都来了，说，老师，我们快走吧。我说，好吧，明天四点出发。当晚，学生大都住在公社，办公室地上铺稻草。我带大家练习打背包。许多学生的父母也来对着我叮咛又叮咛。我都答应着、解释着、保证着。几十个孩子呢，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就相信你呢？为了我的真诚和执著，一位学生没能参加，做爸爸的还借给了一本分省地图册。这一下子成了我们的宝贝。有了它，我们才找到了每天大致行动的方向和目的地，县城以上都标的清清楚楚。也到几位同学家里家访，也是帮学生做做说服工作，向学生家长郑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