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广州文攻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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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指出：“严禁破坏铁路、 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能行。”命令还要求，对“煽动武斗、破坏铁路、 交通运输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按无产阶级国家法律严加制裁。 但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倒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事实上，在广州冲击和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人，虽然闹得沸反盈天，却没有什么法律去制裁他们。进入春季以后，从外地涌入广州的学生，愈来愈多，对广州局势，构成了诸多危险因素。6月2日，省军管会文教组召集省、市有关单位开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对外地自流来穗串连学生问题，必须作充分估计。根据目前情况，自流串连来穗学生可能继续增加，会带来很多问题。

　　省军管会发出第27号通告，要求外地自流来穗串连学生尽快返回原单位。但那些准备离开学生，却拿不到车票，也有许多人根本不打算拿票，只是准备扒车离开。从6月开始，铁路出现混乱的迹象。6月1日晚上，有60多名学生在火车站卧轨，致使8时30分开出的火车动弹不得。

　　6月2日，又有几百名学生聚集在北站，火车上、路轨上，到处都是学生。入夜，人数达到上千。一些铁路工人和他们辩论，吵着吵着就打斗起来，车辆无法通行，像死蛇一样瘫在路轨上。铁路分局军代表打电话向军管会告急：“北站情况越来越激化，现郊区贫下中农也看不惯学生，有数百农民帮助工人，致使49 次列车无法通过。车上旅客下车，影响很坏。”

　　6月3日，北站仍然有上千学生云集，不肯散去，铁路几乎全部瘫痪，火车无法进出。清晨5时，铁路分局生产指挥部打电话给军管会：“北站已全部瘫痪，有2000多学生在该站活动，除长沙的学生外，还有湖北、 广西等地的学生及广东学生。昨天16次特别快车和250次晋客未能开出，要求军管会迅速解决。”

　　中央“六.一命令”中所提到的一切严禁之事，现在差不多全上演了，但军管会却束手无策。温玉成和陈德指示，将北站的详细情况报告军交部，请他们提出处理意见并上报中央。

　　局面愈来愈难以控制了，学生开始冲击铁路公安组，一名警察被殴打，市军管会派了一辆宣传车前往北站，但学生们根本不听军管会的那一套。铁路方面的意见是：一、决不能爬车运走，创了先例以后不好办；二、把广州外出学生和回家学生分开，只能和外地学生协商；三、把外地学生送回去，但要研究办法。铁路分局军代表表示同意这3条意见。

　　那些爬上火车的学生，把石头也搬运上车，经过沿途车站时，即从车上往下砸，过一站砸一站，据说把源潭车站的职工和农民砸伤了20多人。农民们愤激地围着火车吼叫：“再砸我们就开枪了。”军代表忧心忡忡地建议：一、加设广州南站、北站的值勤部队，每个站至少两个排，以便制止学生爬车；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目睹着车站混乱场面的军代表，向军管会报告，昨天没开出的16次、250次、304次，明天的82次和50次等7趟列车，均要在今、明两天开出，这么多车， 乘客约万人，加上学生，秩序难以维持，请求再派一个徒手连去。但军管会阎仲川副参谋长却表示：学生问题已解决，部队可以不派了。

　　学生问题并未解决。

　　据警司作训处反映，昨天从北站送走的1800名外地学生，有200多名刚到韶关就下了车，准备返回广州，并扬言要砸了北站。实际上，准备返回广州的，不是200多人，而是三四百人。

　　铁路濒临瘫痪，又触发了内部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东风派的春雷和红旗派的反春雷，连日来已经剑拔弩张，酝酿着大规模冲突。反春雷以广铁分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广铁总司）为主，这是5月14日成立的组织。至此，所谓三结合的铁路分局革委会，已经名存实亡。6月10日半夜，反春雷封了革委会，把革委会的人堵在调度所里出不来。同时有传言，聚集在南站的300多名学生，也在准备武斗和冲击调度室。

　　分局革委会的代表6月11日匆匆求见军管会领导，要求军管会采取措施，制止大规模武斗，否则，“春雷忍无可忍，一定要干了”。陈德指示：警司派得力干部，带上宣传车去做工作。但没过多久，省军区又有人打电话到军管会称：这两天的情况有些是“谎报军情”，“铁路情况并不如此严重，去的宣传车已返回，还要派部队去？抓的人已放了，封总部问题要慢慢做工作，并没有几千人，春雷是十多人，反春雷只100多人，不是封在房内，而是他们不出来。” 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三人市虎，莫辨真伪。

　　当天，省军区作战部下达了电话号令：“黄（荣海）司令员、陈（德）政委关于今后动用驻广州部队制止武斗问题指示：一、动用省军区属下，一二四师、一二七师连的部队由省军区黄司令员、陈政委决定；动用一二四师、一二七师营以上部队由广州军区批准。二、抓人问题，现行杀人、放火、行凶犯由陈政委决定，如属其他性质抓人的，必须报省军管会黄（永胜）司令员批准后才能实施。”
　　
　　这时，广州地区的其他产业工人，也开始卷入武斗了。最初是6月1 日发生在广州糖厂的武斗，红旗派出动200多人，东风派出动4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郊区农民。经过一番混战，6人受伤。警司和驻厂宣传组出面调解，使双方暂时停火。但这时的武斗，只是用石头、木棍、铁枝等作武器，还没有动用军事装备。 而军队制止武斗的方法，也不过就是派一辆宣传车去，分隔双方， 宣读中央文件和社论之类。

　　6月15日，地总在广州造船厂召开3000多人的“庆祝军管3周月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大会期间，工联派人前去贴大字报，引起双方冲突。据省军区作战处称，地总群众围殴工联的人，造成工联4人受伤。但据海军支左办称，有20多人受伤，其中地总6人。双方还互相抓了一些人。事后，工联集合了五六百人，包围会场，要求解放军宣传队协助捉拿凶手。 警司派了一辆宣传车和几名干部，工交武装部也派了几个人去，部队派了一个班去制止武斗。工厂已基本停工， 宣传队的宣传，根本不起作用。一些学生组织闻讯，也纷纷赶赴船厂，要求入厂支援。中午，工联抬着伤者，浩浩荡荡，游行到省军管会和警司。

　　6月16日晚上，广船工联群众在北京路市军管会门前召开控诉大会，提出“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事态有扩大迹象，陈德指示：“请警司作战处与公安局一.二五总部取得联系，全力以赴地做好大型武斗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宣传品、宣传车，发现情况马上出动宣传，主要应以政治宣传为主。武斗现场杀人凶手，确有证据者，按七条□办，予以逮捕。有情况及时报告。”

　　与此同时，铁路方面的形势，也进一步恶化了。6月17日，铁路总司发表声明《广铁分局必须实行军管！》。6月18日，春雷和反春雷的谈判破裂，反春雷的群众（据省军区作战处称，大部分是学生，其中有两百多名是长沙学生）包围了春雷的房子，并攻上3楼，把春雷的人逼到4楼。随后，反春雷宣布罢工，300多名装卸工全部停工不干了。

　　6月19日，省军管会对反春雷的声明作出答复：“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经过批准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单位不实行军管。广州铁路分局是经过省军管会批准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根据上述规定，不实行军管。” 反春雷在南站召开紧急会议，有人警告解放军联络员：“你们要注意，今天下午要搞决战！”从6月20日，省军管会的值班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危急：
　　
　　铁路南站情况连报：

　　△反春雷派于今日8时正式罢工，春雷派要上班，反春雷派阻止，不给提货，也不给发货。

　　△反春雷派在上午10时搞了全部停电。

　　△广铁一司在12.30时开了大会，要采取统一行动，说要烧掉南站。

　　△下午1.20时反春雷派对北站的解放军联络员进行围攻。

　　△下午3时在分局集结了200多人，公安处门口也集结了300多人。

　　△反春雷派在南站分了数伙人，有3个人分别到各伙人去动员；今晚要大干一场，对重点人员要一个一个干掉。

　　△下午5点广铁公安处魏同志报告，反春雷派一、二、三司现正在集中作动员，内容：1、今晚要打死他七个八个的；2、 首先拿广南公安处开刀；3、郑州、长沙有七八百人正在南运来广州支援；4、分4路进攻：广州分局、公安处、革命委员会、南站各一个兵团。
　　
　　虽然其中不乏夸大和虚报之辞，但在谣诼纷纭，一夕数惊的气氛下，人们也无暇分辨真假，总之听见风就是雨。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心态，往往一点火星，也可能引发巨大的爆炸。军管会紧张地注视着事态发展。

　　当晚南站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武斗，但气氛丝毫没有缓和。6月22日，地总为铁路总司扣留其宣传车问题发了通令，限其在23日下午6时之前将宣传车送还，否则将“采取有效的革命行动”。据公安厅二办称，铁路总司向南站工人下达了命令：“如果地总、红总的队伍进入南站，便采取堵住打”。 但反春雷坚决否认下过类似的命令。

　　局势仍然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广州笼罩着危机的阴影。
　　
　　刚进入炽烈的6月，就听见造反派发出震慑人心的呐喊了：“冲！冲！冲！向资产阶级反动营垒猛烈冲击。杀！杀！杀！把广州的谭震林及其御用工具杀个片甲不留。” 预示着一个血腥、暴力的时期来临了。

　　6月初，广州一司与市委遵义公社组成市委联络站，专揪王德、焦林义；与毛泽东思想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组成市人委联络站，专搞曾生、钟明、 罗培元问题；6月中旬，一司与省直大联合总部、工交红旗、红旗工人、地总、红总、暨大1226、华工太阳升、华师一月革命总部、中大革委会等，组成斗尹（??人、省直大联合、省委东方红、省委机关遵义公社、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省财贸总部、电台工农兵等组织， 联合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派捣毁黑省委联络部”。7月1日，“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筹委会，实际上是以红一司为核心。

　　大风暴正从地平线疾驰而来。

　　6月中下旬，以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作为楔子，闹得满城风雨。6月22 日晚上，工联、中大红旗的头头们，在交通部中南公路工程修配厂开会，研究形势。他们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分化瓦解地总、红总，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准备第二次夺权”等等。他们认为，东风派现约有90万人左右，红旗派约有60多万人，力量对比差不多，可以夺权。估计8、9月份毕业生要分配，学校要复课，因此红代会的召开和第二次夺权，必须在7月份进行。

　　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将成为一个缺口。在红旗派的奔走呼号下，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浪，渐成奔腾咆哮之势。6月24日，红司、中大红旗、中大八. 三一联合发表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明：
　　
　　一、“八一战斗兵团”绝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省军区硬说它是反革命组织，请拿出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组织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罪行来辩论，我们奉陪到底。

　　二、省军区某些人说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是经中央批准的，我们强烈要求公布事实真相。

　　三、“八一战斗兵团”的确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组织，并确实混进少数坏分子，但绝对不能以此为理由把整个组织打成“反革命”予以取缔。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是另有企图的。

　　四、3月黑风中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就是刘邓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产物，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
　　
　　6月26日，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发表《严正声明》称，“回顾‘八一战斗兵团’的战斗史，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我们就是革命造反派。”“虽然我们在2月23日退出了‘八一战斗兵团’总部，但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对广州谭震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彻底造反，我们决定重新打出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的鲜红大旗”。声明提出：一、毛泽东思想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1967年6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二、广东军区3月1 日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通告是错误的，我们强烈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公开彻底平反，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一广大革命战士公开彻底平反；三、我们坚决与工联、红旗工人、广东红旗农民、红司、三司、新一司等革命造反组织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当天傍晚7时，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东较场召开平反大会。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华工红旗、中山医东方红、暨大东方红、机关红司等组织1.2万人，参加了大会。6月29日，八一战斗兵团也在东较场举行平反大会。

　　这时，除了学生、工人造反派，还有一批人在广州相当活跃，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支农青年，现在趁天下大乱之机，纷纷回城“闹革命”。他们先是包围省军管会闹，又是要钱，又是要粮。陈德指示：“给线、给粮、给饭吃，如未带粮、带钱，可采取开条子、记账的办法。”并在省军管会里腾出地方给他们住。但支农青年在省军管会住下以后，又转去包围农垦厅。7月6日，他们闯进农垦厅职工饭堂，砸开仓库，抢去1000公斤大米。7月7日，又扬言要再去抢粮，还要揪斗罗天。但这次农垦厅属下劳动大学的潮州学生，已经严阵以待，双方发生了械斗。支农青年6123支队（一个群众组织名称）400多人，包围了农垦厅大楼，用檑木、棍棒、石头往里攻。晚上，住在省军管会大院内的100多名支农青年，啸聚成群，在解放军哨兵的目送下，飞奔前往农垦厅支援，一路上叫嚷“不夺回罗天誓不罢休”，吓得沿途居民家家关门闭户。据警司作战处的报告称：
　　
　　罗天在农垦厅被围，劳动大学在楼上，楼下是支农青年，现双方谈判（警司主持，军管小组参加，双方代表参加）。谈判结果：一、8日下午15时30分劳动大学交给支农青年，到12日上午8时30分支农青年把罗天交给劳动大学。二、双方都要保证罗天的生命安全。
　　
　　但到了7月12日，支农青年没有把罗天交还。据农林水军管小组反映，为了抢斗罗天，可能发生大规模武斗，6123支队已准备好了7辆汽车和凶器。劳动大学也在准备去抢罗天。

　　农垦厅的武斗还未解决，广州市技工学校又传警报。技校原有两派，一派是红色造反团（三司），一派是技工红旗（一司）。双方从6月初就开始忙着制造火枪、大马刀、刺刀、匕首，准备武斗。最近连工厂仓库里的20多瓶氰化钾，竟也下落不明，

　　7月7日，警司召集双方开会，经过协商定出5条：一、学习“六. 六通令”；二、不能武斗，谁先挑起武斗谁负全部责任；三、双方都不能到外面调队伍来；四、交出武器，撤除武斗工事；五、成立监督小组。双方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后来警司发现红色造反团又在私造武器，还偷了刀，并拒绝交出。警司请示，如发生武斗可能就是较严重的大武斗，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还在做工作，但效果不大。“在一定情况下，是否可进驻部队到技工学校？情况搞清楚可否强行收缴武器？”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应不问情由，先收缴武器，再调查情况，但军管会的态度仍然迟疑不决。温玉成副司令员指示：“即派部队进去，将凶器等收缴。”但黄业副参谋长的指示却称：“请转告警司马副参谋长， 要把情况确实查清，确实属实，请按温副司令指示执行。” 话虽如此，但在那种情形之下，要真正查清情况，谈何容易。

　　有时对支持哪一派，省、市军管会之间也有分歧； 军管会与其他军种之间也有分歧。毫无疑问，这些分歧会使制止武斗的工作受到影响，甚至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录：
　　
　　（市军管会来电）郊区军管会根据军区后勤支农小组从郊区贫农得来的情况：

　　沙河“红卫”大队（旗派），从我们内部是倾向这个队的。省军管会要求支持贫革联，但现在6904部队71 分队他们在行动上与观点上都支持了“红卫”。因此，郊区农民两派都有反映：军队内部有两派，发展下去可能出现问题。因此，提出建议：

　　一、了解6904部队71分队，为什么支持旗派的“红卫”？ 而这个队的情况郊区军管会正在摸底，是什么情况尚未弄清。

　　二、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明确一下，把口径统一了，是否由郊区军管会、后勤支农小组和6904部队71分队合起来开个会，研究协商一下，情况搞清，统一口径。
　　
　　中央愈强调支左不支派，军队内部愈容易出现分歧，因为谁也弄不清，究竟哪个是左，哪个是派。当两派出现冲突时，往往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采取坚决措施，只好无所作为地坐待事态发展，直到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广州武斗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惨烈的原因之一。
　　
　　7月6日，工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坑口演出时，与春雷大坑口联合总部发生冲突，双方动用了木棍、刀子等武器，互相攻击。

　　7月15日，广州机务段的春雷工人和郊区农民，与反春雷发生武斗，造成8 人受伤。据一些参加了当天武斗的反春雷派群众，后来又“反戈一击”，讲述事情的经过：“7月15日要下班时，头头突然通知我们集合，说广北机务段打伤了我们的人，要马上派人去支持。反正每次都是这样说我们的人挨打，要我们去，前天刚打完一中主义兵，今天又去打人，总感到有些怕，但是头头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直在盯着我们，只好跟着大队人马去机务段。一进机务段，当然又是一场大武斗，我们手上都有利器，我们拿着锄头、木棒、杉钩就往外冲”，“这次我们冲上去，打伤了机务段的人，他们就拼命反抗，向我们这里冲上来了，天黑一片，又不知有多少人，真有点令人心怕，如果被打伤了，一家大小怎么办啊！我们只好走在后面，做个样子，幸好，后来解放军来了，才制止了武斗，直到了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们才走了出来。”

　　7月19日，工联宣传部在街上贴“批陶不忘陶老二”（陶老二即指广州军区）时，受到主义兵围攻。同一天，1000多工联工人冲进八一中学，和主义兵发生武斗，警司的宣传车制止无效，又派了两个连前去调解。双方进行谈判，工联以强硬态度提出：一、武斗是主义兵挑起来的；二、主义兵要交出凶手和幕后指挥；三、今天工人不上班，是主义兵挑起武斗的结果，是警司处理不当的结果， 所有一切损失，应由警司负责。工联群众不停地起哄、喊口号，有人还怒吼：“刘少奇都拉下马了，黄永胜有什么了不起！”据省军区作战处称：“现在武斗是谁挑起来的，还搞不清楚，工联给主义兵扣了很多帽子，主义兵都不承认，工联的人都不走，有的人想走，头头不让走。”军区首长指示：“两个连队撤回来，对工联的无理要求不答复，他们的人不走，不管他。” 由此可见，军区支持主义兵的态度，彰明昭著。

　　7月20日，广州糖厂又发生大型武斗。武斗的起因，7月19日，市二轻局工联和一中红旗的学生在糖厂内贴了一条“广糖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的标语，该厂地总群众把“左”字涂改成“阻”字，并在“工联”上打了两个×，引起双方对骂，还互相推搡。在纠缠中，一个看热闹的农民小孩被撞伤。当晚，有70 多名郊贫联的农民围住糖厂，口口声声，要求工联“交出凶手”。7月20日晚，工联、支农青年、三司、红农友、红体兵等正在厂内开会，地总、郊贫联、主义兵蜂拥而至，扛着长矛、锄头、带钉的扁担和浓氨水。从晚上8时开始，双方爆发武斗。又有3批学生陆续加入，共约1000多人。

　　21日早上，武斗从厂内蔓延到厂外，工人用木棍、气枪、大刀互相攻击。 有一辆红旗派的汽车在开往糖厂支援时，在德泥路立体交叉处翻车，造成1死8 伤。

　　红旗派说，是东风派把车捣毁了——“在陆路，他们（指东风派——引者注）亦层层??有一辆满载红体兵战士的卡车，被他们半路捣毁，全部红体兵战士被抓去痛打。”

　　但东风派则说汽车是自己翻的——“21日凌晨3时多，有工联、旗派的3部卡车向德泥桥疾飞。第一、第二辆卡车都载满人马疾飞过去了。最后一辆是苏联中吉普，约载十多人，开尽油门全速飞奔。驶至桥顶时，前灯亮而直射，接着前灯摆横，车继而向相反方向撞去，就这样来回碰撞后，车四轮朝天的滑了一阵，然后车子翻转180°，从桥顶向西下坡滚。”

　　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对糖厂武斗有如下记录：
　　
　　（市军管会许×亮电）：糖厂情况恶化，工联冲进去一些人，大约1000人，据说地总、红总正在调人，可能一二万人。黄荣海司令员意见，叫给各总部做一些工作。

　　（工交小组反映）攻进糖厂的大部是支农青年，红农友在集中，向糖厂移动，电厂工人也在集中。

　　（市军管会于同志报告糖厂情况）我军主要是保护机器，防堵群众继续进厂，现感兵力不足，要求增兵。

　　（工交小组相同志）六榕寺前过旗派卡车21台， 满载人员去糖厂。地总35分钟出4台车，去糖厂。

　　（工交组相同志）：政治部反映，工业大道400人，已到同福西路，旗派拿着马刀……

　　中大红旗2000人，在管型厂、船厂宿舍，干什么不清楚，听说西村电厂集中3000人。

　　听说中山纪念堂有1000多人，东较场也在集结人。

　　郊贫联在糖厂附近的也介入武斗。
　　
　　这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日子。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街谈巷议，不胫而走。据红旗派说，他们在糖厂被东风派打死了7人。一时间，“血债血偿”的叫嚷声，响彻全城。广州就在这种危疑震惧的空气中，迎来了7月23日的中山纪念堂大武斗。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作了一个极具煽动性和破坏性的讲话，她对造反派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在这个讲话中，她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口号，“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群众识破一小坏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江青所说的“你们”、“他们”，对于河南的群众组织来说，也许是有明确的指向，但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进行随意的解释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刹那间传遍了大江南北。中央文革权倾天下，言出法随，所有武斗，现在都有了一个合法的理由。广医红旗警备司令部随即发表《严正声明》：对武斗的态度是第一坚决反对；第二毫不惧怕。战斗口号是“文攻武卫，血战到底！”

　　7月23日，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总部成立纪念大会。红旗派则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糖厂武斗死难者的大会。几乎是同一时间，地点也望衡对宇。危机再次逼近了。下午，从中山纪念堂到越秀山体育场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有红旗派的，也有东风派的。一些本来准备摆放在追悼会上的花圈，索性摆到中山纪念堂门口，以示抗议。人们的情绪愈来愈激动了。

　　红旗派方面称：
　　
　　22日下午直到次日上午主义兵运了大批砖块、石块、瓦片之类的东西堆放在中山纪念堂内外各个地方。23日上午一队队、一群群主义兵从四面八方云集中山纪念堂，名曰下午开总部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奇怪的倒是上午11点就到齐了，四五千主义兵大部分头戴军用钢盔，手执长矛，腰插匕首。
　　
　　而东风派方面则称：
　　
　　主义兵既然运了几天石头，为什么三军会演了3天半（23日上午还为学生专场演出），两万多观众都没有看到石头？而且3天前糖厂事件没发生，主义（兵）怎么能知道旗派要开追悼会呢？

　　…………

　　1、为什么开追悼会，不把花圈带去越秀山会场，而要放到中山纪念堂？

　　2、为什么开追悼会还要人人带着铁棍、长矛、马刀、标枪……等凶器和麻袋？

　　3、为什么12点钟就有红旗工人在文德路装石头，往中山纪念堂这边运？同一时间又有红旗工人在财厅前装了两车砖头运往中山纪念堂？
　　
　　关于武斗的起因，红旗派称：
　　
　　刚吃完午饭的华农红旗工人及华农野战兵团的部分战士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戴上黑色纱布，抬起献给死难烈士的花圈，分乘2辆汽车前往越秀山追悼7.21广糖血案中死难的7位战友。12时半左右车在纪念堂东侧停下准备集队前往越秀山。可是在那里早已等待多时的几百个主义兵手持凶器一窝蜂地拥了上来，向手无寸铁的工人挑衅……随即有一约30 岁的地总大混蛋抡起一根大木棍猛力地向花圈击去，其它主义匪则马上去夺华农红旗工人的队旗……
　　
　　武斗于是爆发了。但东风派这方面，则坚称地总没有参与这次武斗。 对武斗起因，主义兵有另外一种说法：
　　
　　武斗的起因是纺织学校的主义兵排着队进中山纪念堂就被一小撮旗派的暴徒抢了旗，跟着这一小撮旗派又把他们所谓开追悼会的花圈放在纪念堂并说：“成立之日就是你们主义卒死亡之日。”在场的主义兵小将就将他们的花圈丢了，这一小撮旗派暴徒就首先动手打了一个女主义兵，跟着其他暴徒就将随身带上的武斗杀人凶器取出打主义兵，于是大规模的武斗就开始了。
　　
　　也许，在事隔多年以后，再追查当时武斗的起因，已经毫不重要了。 不管是谁先动手，不管是谁有备而来，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对于事情的结果， 都没有什么影响。很可能，双方都是有备而来的，双方都打算在这个酷热的大暑之日，与对方大拼一场。

　　军管会对事件的起因也不清楚。
　　
　　今日下午，红旗工人、工联、三司在越秀山体育场开追悼大会，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开总部成立大会。于3时发生武斗（事因不详），至5时左右，旗派在外面包围主义兵，约有一万多人，主义兵在纪念堂内约有2000多人，在外面也有部分。事情发生后，警司杨（阳）司令员和省军区黄司令员均到现场制止武斗，被旗派围攻，被部队救出。武斗初，警司派去2个连，后增派6个连，2个营，后增至2个团的兵力，下午6时40分所有大门被部队占领，部队并把双方隔开，方制止武斗。
　　
　　武斗最后停火的时间是晚上8时左右。在此期间，省军管会频频接到各方面的告急电话：“地总在海珠广场集结了1000多人向北走； 西村地总有二三百人向中山纪念堂移动，打伤了旗派3个人；地总总部有10多辆卡车准备拉人，还准备有10多辆汽车石灰，封锁了北京路；郊贫（联）在新村和沙河集中，人数不详。” 解放军从混乱的武斗现场，抢救出89名伤员，其中5人送往医院后死亡。实际伤亡人数，难以统计。红旗派称他们最少有3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主义兵则称他们有9人死亡，100多人重伤。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承认：“武斗中，双方伤很多， 无法统计。”入夜，地总把纪念堂内的主义兵接走。

　　“七.二三武斗”之后，广州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据7月24 日省军管会总值班室，记录了街头动态：
　　
　　△中山纪念堂今上午有1000余学生（新组织的）冲进场内，打乱设备，已派2个连队制止。

　　△中大红旗在校开会，有的准备武斗凶器，要求不准单独外出。

　　△广医红旗上午将水、粮食搬上大楼，并用石头修工事。

　　△17时反春雷派在南站集结队伍，并派30 人手持凶器到办公室将门封锁。

　　△据红司、三司反映，明、后天有大型武斗，十六中旗派已全部转移到七中。

　　△广州体院造反派（三司）今下午带行李和体育器材（手榴弹和标枪）离校，声言要干到底。

　　△市一中七一造反派（旗）将可作凶器的东西都搬上3楼。

　　 …………
　　
　　“血洗广州”的叫嚣声，响遏行云。铁路南站从7月24日起，全部瘫痪，货物不能装卸；工业用煤来源断绝；市内公共交通大部分停顿。工联就目前广州地区频频发生武斗流血事件，向全市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全体工联战士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起来。我们的态度是：一、是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二、是绝对不要被阶级敌人气势汹汹所吓倒，所屈服；三、是在阶级敌人未彻底放下屠刀前，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有权利采取暴烈的自卫行动。‘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工联战士务必牢记毛主席这一教导。”

　　7月25日，红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七.二一’、‘七.二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群情汹涌，“誓向广谭和地总、红总、主义兵中一小撮杀人凶手讨还血债”的呼声，如雷贯耳。北京、武汉、哈军工等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广州红旗工人、工联、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机关红司、新一司、红司、三司、中学广州兵团等组织。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南站的春雷和反春雷两派，矛盾日益加剧，都在酝酿新的武斗。7月22日，南站武装部民兵的枪支，被广铁总司夺走，计有重机枪2支、轻机枪2支、冲锋枪 14支、步枪45支。“7月24日晚，广铁总司扬言要‘砸烂南站家属宿舍’、‘血洗西村’，同时反春雷派已堵住了广州铁路分局的大门。现在南站住的家属因害怕而撤离该站，有些民警也跑了，‘春雷’派已全部撤出分局大楼”。

　　据说，春雷从下属7个总部中抽调60名人员，组织专门应付武斗的队伍，各总部配有汽车一部，春雷总部配有汽车3部，并计划武斗出击时，春雷打第一线，地总打第二线。
　　
　　目前，两派的列车，机车乘务员因互不协作，都没有上车。他们说：出去之后不仅在家的同志挨打，自己也挨打受围攻，干脆就不上车工作，在家准备武斗。现在，列车无法开出，广深线的国际列车也停了，不少外宾上车后也被迫返回，影响很坏。
　　
　　当时武汉形势也一片混乱，“百万雄师”事件震撼全国。军管会正担心广州会后其后尘，7月25日，武汉钢二司赴穗调查组、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八. 三一支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九四三支队等17个组织，联合发表声明，声称“七.二三事件是大规模武斗的讯号，是广谭用其操纵下保守势力穷途末日，用以转移斗争大方向，残酷镇压广州革命造反派的序幕。”武汉三司硬革联亦于7月29日发表《严正声明》，显示出武汉的造反派正积极介入广州地区的文革：
　　
　　一、坚决支持广州工联、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 工人红司、广铁总司、珠江红司、红旗贫下中农、红司、三司、新一司、机关红司等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

　　二、地总、红总、主义兵是在广谭操纵下的保守组织，是广谭的御用工具，若不及早悬崖勒马，必将重蹈“百万雄师”的覆辙！

　　三、广州军区必须支左不支保；广东军管会必须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

　　警告广谭，如果顽固到底，制造武斗，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那么你们必然逃不脱陈再道之流一样的命运。
　　
　　而工联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一篇《武汉革命造反派，我们支持你们！》的文章，大声疾呼：“不管面前风浪多大；不管广谭把刀子卡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誓用鲜血和生命支持你们！我们永远和武汉‘工总’、‘九一三’、‘钢二司’、‘三新’等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南北并举之势，呼之欲出。

　　据公安厅二办称，红旗派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武斗。7月23日晚上，华南农学?、硝酸和盐酸取走，并声言是“作自卫之用”。24日下午，中大红旗强占了学院的化学大楼，里面贮藏了大量的硫酸、硝酸和盐酸。中山医东方红也打烂了学院仓库大门，抢走了500多公斤硫酸、硝酸和盐酸。广州农药厂工联从24日开始全部生产刀叉等武器。同一天， 工联接管了广州灯泡厂全部消防设备，并运了几麻袋匕首进厂。“部署。中医三○一控制机场，中大红旗对付河南海军，华工红旗控制石牌、武器供应，暨大东方红负责粮食，中山医负责战地抢救。”中大红旗、湘江风雷、八一战斗兵团等组织，正在八中开会，研究包围广钢大楼的行动，而最令人担忧的是， 有武汉造反派参与其事。据二办的情报称：
　　
　　…………

　　三、明天（7月28日）武装暴动，全市夺权。

　　四、明天火烧越秀山会场。

　　五、华工红旗出海报，明天8时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每人带武器。

　　六、在市委党校（沙河），旗派开保姆会，动员明天带好小孩，不要怕。

　　七、明天冲击陆军医院。

　　八、明、后天对市一宫总攻击（据说市一宫也作了准备）。

　　九、对主义兵逐个抄家，干掉。

　　十、武汉来3人，能制炸弹，对付市一宫。
　　
　　与此同时，从其他地方，也传来类似的消息。有人说，广州氮肥厂开始疏散家属，准备武斗凶器；华师的小工厂正在加班加点，制造武器；还有人说，省技工学校这几天都在赶制长矛、大刀；重型机器厂宣传组的一名军队政委打电话给军管会报告：
　　
　　他们的口号是：

　　红旗战士随时准备上山打游击。

　　红旗战士一定要走武汉造反派的路。

　　红旗战士这次参加武斗是真假革命的考验。
　　
　　对于广州军区来说，这是个不祥之兆。如果广州地区的武斗， 和武汉地区的搅在一起，南北呼应，推波助澜，甚至在广州重演武汉事件的一幕，大局将不堪设想。人们不寒而栗了。7月26日，省军管会起草了一份《广州地区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向工厂、学校、机关各群众组织征求意见。协议书内容如下：一、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二、如有武斗事件发生时，各革命群众组织应以大局为重，约束自己一方的群众，绝不能调队伍增援。在人民解放军进行劝阻和调解的时候，各方都应予以支持和尊重。三、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坚决不要进城参加武斗。四、任何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得自由抓人，已经抓去的人，应立即释放。五、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使用民兵武器、小口径步枪、猎枪、毒品等进行武斗。六、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学生必须积极投入复课闹革命。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部队支左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制止武斗，坚决揭露一小撮挑动武斗的人，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 但这份协议草案没有得到正准备大干一场的造反派积极回应，局势在继续恶化。

　　7月28日，东风派举行了全市大游行。已经听到太多危险警告的军管会，那颗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他们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当这一天过去时，他们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但气氛反而更加紧张， 仿佛有一股密云不雨、蓄势待发的杀气，飒飒逼来，令人心胆俱寒。各群众组织不仅制造长矛、 大刀等武器，而且开始纷纷抢夺武装部和军队的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混乱还会继续扩大和升级，如果再爆发武斗，那就不再是用棍棒石头的打群架了，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了。

　　东风派也在向军管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立即表明立场。主义兵组成了“七.二三武斗事件”的调查组，并在8月3日早上8时向军管会发出通令：
　　
　　一、立刻公布七.二三事件的调查报告，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二、保证我七.二三调查组的一切方便（包括提供情况，答复问题……等等）。

　　三、坚决执行六.六通令，将七.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和有确凿证据的杀人凶手依法处理和马上找出被绑架人员和失踪战友。

　　四、保证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人生安全和四大自由，马上解决我被迫离校、离家的主义兵战友的衣、食、住等实际困难问题。强烈要求军管会48小时内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7月29日和30日，省军管会革委会一连召开两天会议，讨论当前广州地区的文革形势。会议反映出弥漫于军队内部的忧虑情绪。

　　“由于武汉和湖南问题的影响，揪‘广谭’的温度更高了，比原来揪的更厉害，原来不揪的，也担心当受蒙蔽者，跟我们犯错误而提出猛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议沮丧地认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有的还比较严重。在军管前，压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压了省革联，错定了一些群众组织，压抑了革命左派的革命积极性。军管后，仍犯有不同程度的严重缺点错误，主要是支持左派不甚得力，帮助教育偏保组织也很不够，客观上加深了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而对这些缺点错误又改的不痛快，处于被动、招架应付挤牙膏的状态，与革命造反派的距离没有缩短，关系没有改善。”

　　军队支左人员对于武斗，既怀着强烈的厌恶和恐惧，又感到无可奈何。“少数支左人员对武斗很恐惧。院校组有个片长，对武斗很害怕。有的说，当兵几十年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没有被打死，这次要是打死了太不值得。有的对中央有关制止武斗的指示持怀疑态度，对规定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特别是对打死不开枪有抵触，认为解放军也应‘文攻武卫’。三七一团副团长陈七亭认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大毒草。他说，我这样说，可能干部当不成了，但我还是要提：一、这个口号对制止武斗不利，只会扩大武斗；二、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三、武卫起来，挨打的是群众；四、宣传员不好做工作。”

　　会议普遍反映出对“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反感。会议最后决定：“通过各种宣传，把武斗搞臭，特别是要做好基层工作，努力促使不同观点的各方达成协议。只要有影响的工厂、学校、机关不参加武斗，农民不进城，大型武斗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对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作的‘文攻武卫’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是进一步维护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措施。”

8月份是抢枪的高潮，也是武斗的高潮。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场大武斗，发生在华工。8月4日，华工红旗声称八.一八偷了他们的“发射机”（其实是电子管），集结了几百人包围冲击八.一八总部大楼。双方对峙了十几个小时，退守楼上的八.一八，既没有水，也没有粮，他们于8月5日零时向广州军区、省军管会发出紧急“照会”：
　　
　　军管会对此即将发生的大型武斗事件，和革命小将的生命安全采取敷衍不理和极不负责的态度。华工八.一八数百名战士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对此，我八.一八直捣黑省委前线总指挥部限令你们在明早8 时以前解决数百名八.一八战士的食饭问题，逾期以后不给予解决，我们将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省军区派了一个步兵连前往华工制止武斗，双方谈判了一个通宵，八.一八要红旗先撤走，才交电子管；红旗要先他们交出电子管才撤。谁也不肯让步。部队被堵在外面进不去，送水送饭也被挡了回去。中午12时50分左右，华工红旗开始动员准备冲击八.一八大楼；八.一八也动员准备反冲。形势愈来愈紧张。省军区派了参谋长到现场处理问题，下午3时左右，3 个连的解放军从前后门强行进入校内，将两派隔开。但红旗仍有许多人占据楼下。
　　
　　4时，省军区作战处电，华工情况。步兵连进去之后带了6 部电台，被砸坏了5部。把双方隔开了，八.一八受伤十几人，运不出来。 现在旗派还有人在楼下。4点钟听到两声步枪声，谁放的未查清。要求军管会派人去协助他们做工作。

　　5时半院校组王副科长报告，华工红旗对着八.一八架起了机枪。

　　八.一八下面1、2楼失火。

　　双方还没坐下谈。和华工红旗谈了一下，提出3条意见：一、双方撤退停止武斗；二、准电子管交部队保管；三、将八.一八伤员送下楼来。
　　
　　大楼失火时间约是傍晚6时40分左右。2楼首先起火，华工红旗乘势冲上2楼，用小口径步枪向3楼开火，并投掷教练用手榴弹，部队无法靠近。8时40分， 武斗已基本停止，火渐熄灭。双方从12时45分开始谈判，八.一八提出3条：一、将八.一八被扣留的人放了；二、允许把伤员（79人，枪伤34人）运出来；三、 电子管可交解放军代管。但华工红旗不同意。

　　8月6日凌晨4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华工红旗同意把八. 一八伤员接下楼，但很快他们又反悔了。直到早上8时，院校组、机关组和工交组共8 名军管人员匆匆赶赴华工，协助进行谈判。部队陆续派了6个营去。《红旗》杂志记者姜维洲，也应陈德邀请，参加调解工作。

　　华工红旗的条件是：一、交出幕后指挥者；二、要八.一八公开向全市承认挑起武斗的错误；三、要八.一八交出武器。八.一八的条件是：一、停战可以，放下武器也可以，但匕首不能交；二、八.一八全部撤出学校；三、华工红旗承认错误。省军区的意见是：一、把伤员运走；二、把饼干、水运上3、4楼给八.一八充饥（因已被围了几十个小时）。 军区曾计划用直升飞机向楼上投放饼干和汽水，但经请示中央军委不同意，只好作罢。在姜维洲竭力斡旋之下，下午3时许，华工红旗同意让八.一八人员下楼，但要一个一个下。而八. 一八坚持要成批成批下。华工红旗不允，双方又谈崩了。下午4时，华工红旗准备向楼上发动进攻。气氛一触即发。
　　
　　双方伤亡情况（据张××部长今晨7时40分向白副政委汇报）：八. 一八伤97人，其中被小口径步枪打伤的34人；红旗伤30余人，其中一人重伤送医院后死亡。

　　省军区已准备了饼干900余斤，汽水270余瓶，下午运至华工， 因送不上去，又折回省军区。

　　下午一个连队冲了上去，至3、4楼间， 被红旗战士逼进一个房间，出不来。

　　18时20分，红旗冲上4楼，把八.一八战士逼进一小房间，八.一八战士齐背语录，高唱语录歌。
　　
　　晚8时10分，姜维洲和省军区的几名干部上了4楼，和八.一八的人见面。群众一见军队干部就狂呼：“打倒广谭！”大家谈了一会，姜维洲又返回楼下找红旗的头头谈，希望他们先撤。

　　华工谈判未有进展，校外的八.一八奔走呼号，纷纷到省军管会请愿，要求军管会采取强硬措施。傍晚，八.一八的群众在军管会大楼前静坐绝食。与此同时，华工校内被围的八.一八，已经交出了电子管。华工红旗同意他们撤出，但不能以八.一八战士名义下来，不能住在华工校内。八.一八坚决不干，只撤出了22 名伤员，其余的170人拒绝离开，在4楼静坐绝食绝水。
　　
　　8月7日6时。省军区作战处刘×同志电话：华工的武斗已停止，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八.一八态度很强硬，坚决要绝食，不下楼，因华工红旗提出的条件太刻薄，八.一八不能接收（受）。红旗杂志记者已于今早1时多回来，他说这已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他做工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部队已撤回2个营休息，还有4个营在那里继续做工作。4楼上的一个连队与下边的部队可以联系。
　　
　　八.一八坚持到当天晚上，终于同意撤出学院。所有人在解放军护送下，进入学院外的高炮营营房，然后由部队把他们转移走。
　　
　　广州市内到处可以听见刺耳的枪声。人们体验着危机逼近时积聚着愈来愈强烈的压迫感，以及当危机终于爆发时释放出来的快感。行人寥落的街头，时时有飞驰而过的卡车，上面满载着头戴钢盔、藤帽，手持长矛、冲锋枪，车头架着机枪的工人和学生。驾驶室门口的踏板上，还站着几个耀武扬威的人，一路上狂呼乱喊。一般市民也弄不清他们是东风派的，还是红旗派的。8月7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发生武斗。据警司的报告，是五中东方红一批学生占领了地总在市二宫对面的一个分部办公室，地总要求他们退出，他们一口拒绝，并向外求援。地总、红总把路口堵死，准备夺回分部。但红旗派的大队人马随即赶至，又从外面把他们反包围了。在这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军管会值班室的日记，充满了一种箭在弦上的紧张感。
　　
　　市二宫的武斗已开始。主义兵已去了，打上了。
　　
　　市二宫：21.15。旗派打了2枪，同时向海珠桥打信号弹，谁打不清。市二宫内无灯光，电灯线被剪断。情况待查。（省军区报告）
　　
　　中心区、越秀区，发现旗派的15台大汽车，坐满人，还有轻机、步枪等，准备去海珠桥，支援市二宫的武斗。（警司报告）
　　
　　地总被围约500人。旗派约有5000人。打了3枪，武斗正在进行。
　　
　　8月9日，中南林学院也发生大型武斗。事情的起因， 据军管会驻中南林联络员的反映，8日晚上，江村铸管厂的地总和三元里江夏大队的农民一起抢了军队仓库，当他们把抢到的枪支弹药，用3辆卡车，运住新市，经过中南林学院时，被中南林东方红截住，车上的30多支手枪、一支冲锋枪和弹药，统统劫走，还抓了一名司机（随后放了）。

　　几十名三元里的农民，怒气冲冲地赶来，质问东方红为什么抢他们的武器。东方红回答，武器要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双方揎拳捋袖，大吵大闹，东方红扣了一名农民和两名工人。其他农民一阵风跑回家召人，到清晨6时许，江夏大队开来了四五百名农民，大部分携带武器，气势汹汹，包围了中南林。

　　武斗随即爆发了。

　　两派群众都火速驰援。红旗派去了17卡车的人，地总、主义兵、 春雷也有队伍开去。双方都动用了机枪、冲锋枪和迫击炮。一时间，枪声不绝，炮声隆隆，宛若一个杀戮战场。
　　
　　空军支左办：13时。

　　中南林被围，断水断电，情况严重。中医三○一请求空军支援。 三○一不相信警司，说警司两面三刀，要求新华社发报中央，请援。

　　贫革联：要求中南林放人，治疗伤人；归还武器； 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情况。

　　中南林：要求包围人全部撤退；要派部队进驻学院；重伤员住院；要军区向中央报告（到目前止只派了警司20几名干部，未派部队）。
　　
　　院校组派了6名宣传员到中南林做工作；一二四师派了两个连到现场，但进不去。双方战斗激烈，步枪的“砰砰”声、冲锋枪的“哒哒”声、机枪的“嘎嘎”声，响成一片。中南林东方红有300多人被困在八、九号大楼内。双方均有伤亡，中南林东方红死一人，伤3人；郊贫联、地总死一人，伤5人。东方红提出，东风派先撤退，他们再放人。但地总则要求：东方红放人、归还抢去的武器。如6时前不答复，就用手榴弹炸毁大楼。中南林的学生一面向军管会、警司发出照会，一面匆匆撤往山上。《红色暴动》称：“‘春雷’、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在广谭的指使下，调集几千人，用轻重机枪、步枪对中南林学院革命造反派进行了疯狂围攻和扫射；‘天上掉下来’的炮弹打翻了前往救援的工联、八一战斗兵团、红旗工人等造反派的车辆；抓走了撤退上山的战士，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 基础楼、学生宿舍的财物被抢劫。在我有力自卫反击下，匪徒们才仓惶逃窜。堂堂的军管会，警备区在造反派的一再照会下却沉默不理，反而血口喷人，说什么是新一司和红司打内战。”文章把事件称作“广州兵变的第一步”。

　　虽然这类满天乱飞的小报文章，无不充满了互相谩骂、诋毁之辞，甚至不惜夸大、捏造，但当我们小心地拨开迷雾，总可以看到某些基本的事实：一、武斗动用的武器和规模；二、参加武斗的组织；三、军管会的态度。
　　
　　一个离奇而吓人的谣言，在市民之中，一传十，十传百。据说市收容遣送站放走了84名收容人员，并拒收从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两车偷渡人员。 这些“劳改犯”已经流入了广州市了，他们有武器，到处抢劫。广州市民的神经，在经过这几个月的动乱，早已脆弱不堪，哪怕风吹草动，也会诱发天崩地陷的反应。大街小巷都炸开了锅。市民们冲上街头，敲着铜锣，狂呼“打劳改犯”的口号。

　　所谓劳改犯流入广州的谣言，最初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已经难以考证了。但可以肯定，不是完全无凭无据。当8月初出现冲击专政机关狂潮时，人??记，早在7月15日，就有这么一段记录：
　　
　　（十九号办谭干事电话）：市公安局第十三、十六处所属的劳改所犯人无人管。

　　温玉成副司令员批示：此事由革命委员会查办。
　　
　　革委会查办的结果，没有记录，但问题肯定没有解决。到了8月初，各地都在冲击公安机关，情况就更加恶化了。8月7日，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打电话向省军管会报告：
　　
　　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都跑了，海珠区有3个犯人没有人看。东山区监狱有19人，郊区有12人，越秀区有30人，荔湾20人。目前还有人看， 但力量很薄弱，没有接班。他们意见把犯人集中起来，派部队去看守。

　　（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同意他们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
　　
　　8月8日，市军管会又向省军管会报告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广州市哄传劳改犯流入市区的谣言，如出一辙：
　　
　　公安局十六处在茶头的亚岗农场有500多犯人，其中四类分子占17％，从昨天到现在已跑了400多人，还在继续跑。
　　
　　由此可见，关于劳改犯逃跑的消息，如果不是从公安部门，就是从军管会传出来的。也有一些惊慌失措的市民向军管会报告街头的流言，一位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群众报告：“现有3000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惶，现在不敢上街和上班，群众对军管会抱了很大希望，要求你们马上采取措施。” 他所说的肯定不是亲眼所见的，因为劳改犯逃跑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而且也未对社会构成明显的威胁。

　　然而，8月11日夜晚，是一个谣诼繁兴、人心惶惶的夜晚，市民四出搜捕劳改犯，一旦发现可疑的陌生人，便穷追猛打，棍棒石头齐下，围观的人呼喝助威，好像着了邪魔一样。当惨淡的曙光照亮大地时，广州街头到处是夜间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尸体。永汉电影院门口有一个人被吊在树上还没死，群众仍然围着打；万福路也有3个人被吊起来，两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断气，群众也不敢停手，拼命地痛打。惠福路、上下九路、北京路、丰宁路、爱群大厦、中山六路、解放电影院门前、东山等地方都吊着一具具尸体，在初秋的微风中晃晃荡荡，有些已经肿胀发臭。市民打电话给军管会， 愤然质问：“现在广州市到处吊的死人有的已吊了3天，群众反映很大，据说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这些犯人到处抢劫，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街上到处是死人，市民十分惊惶，到处排队买米买煤，为什么军管会不管？”

　　8月12日，省军管会收到来自广州基立新村、素社新村、万松园、南园新村、小港新村等地居民的来信，信内表达了人们对目前广州形势的强烈不安和愤怒，居民们埋怨，他们“被来犯的强盗弄得已5天5夜未睡觉了。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市面上什么也无买，米也非常难买到。”居民们警告说，“如果你们再不火速采取坚决有效措施的话，我们就联络各村的数万大男细女老老少少，进驻军管（会）及军区，并实行其他革命行动。”信封上没有贴邮票，而且还加注了一行字：“买不到邮票”。

　　军管会不是不管，对劳改犯逃跑问题，他们已经向中央请示，当劳改犯发生暴乱时，可否开枪镇压？8月13日，中央答复：
　　
　　一、发现暴乱，应首先向其警告，指出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否则，将罪上加罪。

　　二、警告无效，发现暴乱、冲监或越狱逃跑，坚决开枪镇压。（以上两条可向群众组织讲。）

　　三、对外部夺取看守监狱部队武装的群众组织，仍应坚持耐心说服，说明利害，坚决不准开枪。

  （只限军内同志知道。）
　　
　　为了稳定广州秩序，省军管会决定，由省军区分别派出3个巡逻队，负责4 个区的治安。第一巡逻队在东山区，第二巡逻队在越秀区和海珠区，第三巡逻队在荔湾区。巡逻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治安巡逻队。并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共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不要阻拦巡逻的解放军。

　　但广州市民，对军队能否稳定秩序，维持治安，并没有多少信心。在惶急惊惧的心理之下，人们纷纷构筑街闸，建立联防。几乎所有大楼的楼梯口都架起木闸，在天台构筑工事，贮存木棍、砖块、石灰等物，作为自卫武器。一有风吹草动，便鸣锣传递警讯，各街闸立即关闭，行人绝迹。

　　8月10日，地总出现分裂。一部分群众脱离地总，宣布成立“新地总”，投到红旗派阵营。

　　8月11日，驻广州空军部队有7个单位被抢，抢去冲锋枪3支，步枪10支，手枪一支、步枪子弹2060发、手榴弹124箱（每箱20发）、望远镜一个、钢盔6顶。 有18名官兵被打伤。同一天，一辆载有解放军的汽车，在暨大附近遇袭， 有人向汽车投掷手榴弹，炸伤一名副连长和两名士兵。三司号召“武装保卫广州”， 他们宣称，“今天我们拿起枪杆子，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拿起枪杆子， 是形势迫使我们这样做的。”

　　8月12日，红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有两万多人参加，一致通过《关于广州地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紧急通告》。一篇代表红旗派观点的文章批评联防，“目前有一些联防，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下，兴师动众，霸占马路，他们以防小偷小摸为借口，千方百计来对付革命造反派，不管革命造反派有什么事情，都一律不准通过，甚至出现把革命造反派活活打死的严重情况。” 8月17日，三司发表对当前居民联防工作的紧急建议，认为有些地区的联防工作，“被广谭和阶级敌人所操纵和利用，成了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战略村”；有些地区严重阻碍和中断了交通运输，妨碍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正常进行。为迅速恢复革命秩序，在街道马路上所筑的阻碍交通运输及行人通行的障碍物，应迅速拆除。8月18日，武汉钢二司、红水院等组织发表关于“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排除联防”的紧急呼吁。

　　一篇文章形容当时广州的形势：“专政机构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提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陆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危在旦夕的广州城啊，正孕育着一场特大决战！”

　　大局危殆，已到了生死悬于一线之际了。
1967年8月14日凌晨3时3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广州各群众组织驻京代表，其中包括工联、红旗工人、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 省直红旗、新一司、三司、红司等。他批评广铁总司8月12日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支的行动。他严厉指出：“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香港特务进来怎么办？外流逃窜犯交给谁？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 周恩来一再强调，我们首先要解决广州的治安问题。

　　8月16日凌晨4时1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第二次接见以上那几个组织的驻京代表，他仍然强调，“广州一定要马上恢复革命秩序。”他指示，广州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派代表上京谈判制止武斗、维持治安、恢复市场秩序、防止敌特破坏和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等问题，并尽快达成协议。他还提出，广东有几个干部站出来了，亮了相，可以考虑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有解放军参加。广州的革命秩序无论如何要马上恢复起来，搞一个领导班子，这样交易会、支港对敌斗争和对美帝作斗争就好办了。

　　省军管会随即发出《告广州人民书》， 要求各群众组织迅速交还抢夺解放军的武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根据中央指示，军管会要求红旗、东风两派，再派出主要负责人上京谈判。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却突然爆发了。

　　“反革命要暴乱了，我们也要暴动。长期的沉闷，疲劳的拉磨战术只能消磨自己的锐气，给予敌人以养精蓄锐的机会。羊城不能再沉闷下去了。羊城要暴动！暴动！！暴动！！”

　　在8月15日的造反派小报上，人们读到如此惊心动魄的字句。在这些字句的背后，人们感觉到的是一片翻涌的血浪。

　　8月16日下午7时左右，一辆中卡从海珠桥方向，驶往省总工会。在驶近总工会时，向天开了一枪。总工会大楼内是地总的一个分部。枪声一响，里面马上开枪迎击。莫超海当时也在总工会里面。双方对射了几分钟。卡车上的是工联和八一战斗兵团的人。

　　大批红旗派群众迅速增援，包围了省总工会，并全部控制了四周的制高点和附近的交通要道。枪战持续不断，双方均有伤亡，但未能得到抢救，警司多次派部队、联络员和救护车，都无法接近。

　　由于武斗发生在广州两派代表赴京谈判前夕，军区非常重视。陈德作出3点指示：一、警司立即派员去，弄清火力点在何处？有几处？火力点系何组织的？要与他们保持联系，做好工作。二、警司派员抢救该区的伤员。三、警司对上述执行情况，属实汇报。陈青山副主任也指示：请各组速通知各线，宣传员、联络员，找各个组织的头头，做好工作，好好谈一谈，要把总工会这个点的武斗制止下来。
　　
　　　　　　省军区作战处：孙参谋

　　　　　　警司作战处：胡参谋　电话反映

　　省总工会周围火力点情况：

　　一、总一烟厂后花园3楼阳台上有迫击炮一门（轻工业学校革委会30多人）。

　　二、总烟一厂靠滨江路楼上有水压重机枪一挺（工联、五中东方红），并常用望远镜向总工会观察。

　　三、陈列馆艺术馆5楼有机枪2挺（三司的）。

　　四、业余大学楼上阳台，有机枪一挺（工联的）不断向总工会射击。

　　五、工人医院右侧靠近五江门楼有机枪两挺，打的最凶，有时还打手榴弹，每次射击开始还发红色信号弹，据判断是旗派指挥所。

　　六、轻工业局位于总工会后面（工联）设4个广播器，开展政治攻势。

　　据我们初步了解，地总打死2人，重伤5人。旗派死一人，伤不明。
　　
　　由此可见当时战况的激烈。18日晚上9时，省军管会向北京告急：
　　
　　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并转黄永胜同志：

　　近3日来，广州市“工联”和住省总工会的“地总”发生枪战，双方都有伤亡。“工联”已占据总工会附近的几处制高点，并控制了周围的要道，今晚工联已紧缩了包围圈，通过广播要地总人员全部撤出，交出武器。“地总”的60余人，表示与大楼共存亡，警司派人调解无效。为了避免继续流血，立即制止事态的扩大，我们除继续做工作外，特建议，中央文革给有关方面来电话指示，或转告双方在京的负责人紧急处理。当否，请示。

　　　　　　　　　　　　　　　　　　　　广东省军管会

　　　　　　　　　　　　　　　　　　　　1967年8月18日21时
　　
　　翻开省军管会值班记录，总工会内的地总频频用电话求援。19日零时5分的电话称：“我们可能最后一次打电话，旗派打炮，电灯全部熄灭。情况紧急，要求派部队求（支）援。”不久又有一个电话：“你们采取什么措施？ 死伤的是阶级兄弟，你们见死不救，你们是什么解放军？连一个解放军都见不到。楼上有几十个阶级兄弟。”另外有一个没有记录人姓名、时间、事由的电话记录，用红笔龙飞凤舞地写下：
　　
　　　　部队派出否？

　　　　军管会采取什么措施？

　　　　王：部队派不出，接近不了，这里无办法。向北京报告，未表态，首长已走。

　　　　到处戒严，根本进不去。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19日零时以后，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二轻局方向首先打了3枪，各火力点一齐开火，60发炮弹落在总工会院内，烟峰直冲夜空。据省军管会一份综合材料记载：
　　
　　到19日零时20分，工联发起总攻。使用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炸药包。打讯号调增援队伍，据查还有中大红旗、三司、华工红旗等组织也参加了，约千余人。到1点30分左右，工联等组织已冲上4楼，地总已退到5楼（最后一层），现正通过广播做瓦解工作，如“地、红总、主义兵注意，你们已被包围，要造一小撮头头反，反戈一击有理。我们已占4楼，交枪不杀。”地总分部人也表示要与大楼共存亡，该总部也要采取行动，现事态正在发展中。

　　对此，现已与各派有关总部协商，通过他们做工作。
　　
　　凌晨1时05分，陈德亲自给警司打电话，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1时15分， 总工会方向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一股浓烟翻滚着升上天空。 内行人听得出，一共是6个炸药包爆炸。据海军支左办报告，石榴岗、河南各工厂都发了警报，准备调集大批人马赴援。有一条船从南方大厦开往造船厂，上面坐着1000多人， 估计是红旗派的人去拦截东风派的援兵。3时15分总工会内的地总打电话给工交组，问军管会究竟是什么态度，再不采取措施，他们就要与大楼共存亡，用炸药炸毁大楼。工联已经攻入大楼了，并在楼下纵火，想把楼上的人逼出来。

　　莫超海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攻打省总工会的人，很有作战经验，这批人打，掩护另一批人冲上前；这批人上去了，再掩护后面的人冲上前，这样作梯级前进，一排排地打枪，一队队地逼过来，是有作战指挥的，不是乱哄哄地嚷着“打总工会”就乱冲乱打的。我们提出：除非派部队来把我们接出去，否则我们就不离开。
　　
　　从珠影东方红一位“特约记者”的描述，可以想象出战况的激烈：“8月18日午夜12时，战役打响了！我‘红联’战士高度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战斗精神，浴血奋战。楼下的大铁门，冲开了！2楼的阻击，击溃了！3楼的防线，突破了！4楼的工事，摧毁了！坚强的工事，见它鬼去吧！杀伤力多么强的新式武器， 见它鬼去吧！我‘红联’战士连续英勇奋战4个多小时，终于在8月19日凌晨4点多钟，攻占了省总大楼5楼。” 其实5楼并未攻陷。

　　19日凌晨，周恩来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撤走攻打总工会的队伍。广州军区派了大批解放军到总工会解围。中午11时，地总、春雷开来了3车援兵，冲进总工会内，登上顶楼，架起两挺机关枪，瞄准工人医院方向。11时33分，双方各种轻重火力一齐射击，枪声震耳，弹雨横飞。 地总有几千人从河南经海珠桥，向海珠广场集结，举行游行抗议。队伍走到靖海路，遇上红旗派的人，双方又打了起来，群众争相走避，互相践踏，一片混乱。

　　下午4时8分，部队突入总工会，把地总人员全部接出送走，并派了一辆救护车拉尸体，一辆汽车运杂物。莫超海离开总工会后，立即作为地总的赴京谈判代表，乘车驰往机场，准备上京。当夕阳在珠江泛起粼粼波光时，省总工会大楼余烟缭绕，人去楼空。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北京谈判还未开始，8月20日，广州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武斗事件。

　　武斗的起因，据红旗派方面说：8月20日上午，工联、广铁二司、中大红旗、十一中红旗、铁中红旗等组织的几百名群众，分乘17辆汽车，先后两批到石井。早上7时左右，在三元里到石井的公路上，遭遇地总、春雷、主义兵、大联总、郊贫联等组织的伏击。
　　
　　（红旗派的文章说）上午9点，当我革命造反派车队的第一辆汽车来到接近新市的斜坡时，三元里附近的匪徒对空射出一颗信号弹，早已埋伏在三元里到新市公路两旁的匪徒们立即向车队开枪射击，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倾盆大雨般射了过来……
　　
　　在红旗派的另一篇文章，则更加准确地说，当时他们有526人，乘坐20多辆汽车，其中还有三司、新一司、红司的人。东风派的人“一面开枪，一面把早已准备好的停在公路两旁的人民汽车向着正在前进的汽车队推过来，把我们队伍截成两段”，“机枪不停地向这几辆车扫来，在周围不时有手榴弹的爆炸”。 这不仅是一次有预谋的伏击战，而且是一场冷血屠杀。 他们说东风派把红旗派的人抓住后，“当作活靶，一批批进行枪杀”。广医红旗八.二○大血案调查组声称，红旗派在这次武斗中，伤亡惨重，“公路两旁遍是尸体”， 光是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就有10多人，受伤住院的50多人（见《广医红旗》1967年8月25日）。但有的文章更惊人地声称，死亡人数达150人，轻重伤无法统计（见《井冈山. 广东文艺战线》1967年8月26日）。郊??管会称：
　　
　　早上旗派（红司、新一司、三司、工联）一车队共8台武装车前往石井方向……

　　先头车于8.30在红旗大队与汽车三厂的一部车（地总司机，车上坐的是郊贫联的3人，正在掉头）相遇，发生磨擦，旗派车旋即向之开枪并投手榴弹，炸伤郊贫联2人（还有些过路的亦有被炸伤的），此车至龙归被郊贫联截住，旗派的第2辆车在新市被截住，第3、4辆车未到新市就下车，散开向郊贫联开火。第5辆在园景大队与郊贫联交火被坏（毁），第6、7、8辆一路走一路打枪，亦在新市附近被截住。武斗从上午8.30起，11.30左右停止。

　　伤亡：据初步了解，旗派2人，重伤2人（有死的可能），轻伤不清。郊贫联死一人，伤七八人。

　　旗派被抓75人。
　　
　　8月21日上午9时，由北京、武汉等地的造反派组成的“战广州兵团”， 在省军区门前聚集，喧嚷不休，声闻四院，要求会见军区领导。由温玉成副司令和孔石泉政委接见他们时，出示了一份省军区作战处处理事件报告，并解释已经用电话报送北京转周总理处。这份报告所反映的事情经过，与郊区军管会最初的电话报告，略有不同：
　　
　　8月20日上午7时许，红旗派（红司、新一司、三司、工联）有8台汽车，据说是开往石井海军仓库搞枪的，途经三元里附近（棠溪村）郊贫联岗哨要停车检查，旗派的车不停，并边走边打枪，郊贫联岗哨也对空鸣枪。车到新市时，因郊贫联与新市车站、机电公司仓库有联防关系，该联防组织不让红旗派的车通过， 红旗派的战士则打枪并投掷手榴弹，双方即对打起来，至11时停火。红旗派死4人，伤17人；主义兵死一人（是在农村劳动的），郊贫联伤9人；另一过路者受伤。红旗派被抓135人，其中在新市被抓100人，分4批释放……
　　
　　武斗发生后，军队赶赴现场，采取了一些抢救措施。
　　
　　处置经过：

　　上午8时30分，警司接到群众报告，三元里一带有发生武斗的可能。10时10分，接三元里301工厂军代表报告，三元里郊贫联与旗派已发生武斗，警司当即布置：

　　一、郊区军管会由负责干部带领工作组前往了解情况，并对郊贫联进行劝说工作。去了一副部长和两名干事。

　　二、警司派出一宣传组到现场。

　　三、通告总医院和各门诊部组织救护车前往抢救。共派出一大卡车和3部救护车12时左右到达现场。

　　警司14时25分报告省军区，要求派出部队；15时26分，由警司王副司令，371团团长率领两个连从警司出发到白云机场北面，遇到红农友拦阻，经反复进行工作，无法通过。当即由警司作战处张处长带一工作组绕道到新市开设指挥部，了解现场情况，组织抢救。

　　21时35分，组织两个排，并派3台空车到龙归市，护送红旗派33位同学直到中山医学院。
　　
　　省军区作战处的这份报告，马上招致红旗派的猛烈抨击， 指它是“恶人先告状”。红旗工人总部提出7项要求：“一、要求严惩地总、红总、主义兵一小撮杀人凶手。二、要求军管会对八.二○事件表态。三、要求军管会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要求保持现场。五、要求将全部伤员抢救出来。六、 要求保证被地总等抓去的人员生命安全并无条件释放出来。七、八.二○事件的责任应由省军管会负责。”红旗工人声称：“我们红旗工人10多万人是不好挠（惹）的， 如果胆敢和我们对抗，我们就要和你们拼到底。”

　　武斗在广州地区凶猛蔓延，未有平息迹象。地总宣称他们有36个分部被砸，3个区的总部被毁，30％的牌子被破坏。而红旗派则指责8月20日武斗的同时，地总还袭击了渔轮厂的红旗派汽车，打死一人，打伤十几人；在黄埔打伤省实红旗、十五中红旗多人。8月21日上午，由新华社记者、清华井冈山、批陶联委、省军管会等30多人组成的“八.二○血案”调查组到现场调查时，又被主义兵伏击，打死一人，打伤司机一人。8月22日，地总打死在员村百货商店贴大字报的四十四中红旗一人，打伤7人。如此等等。许多指控，难以考证真假，唯一可以说明的是，双方的气焰，都没有因为北京谈判而有所收敛，反而愈加升腾。
　　
　　造反派对广州军区发动一轮更猛烈的攻势。广州兵团叫喊着：“刺刀，刺刀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关键的时刻到了！”8月11日，红联发出《特急通令》，公开警告军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持枪是党和人民对你们最大的信任，任何人不得将枪口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准自己的同志，对准人民，否则立即缴械，坚决制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枪，用政治统帅军事，打倒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变相经济主义！”

　　《夺黄（永胜）、刘（兴元）军权，还我新广东》；

　　《广州兵变的序曲》；

　　《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抓紧战机，向广谭发动总攻》；

　　《夺枪以后》；

　　《发动群众反兵变》；

　　《广州告急！广州告急！广州十万火急！！！》；

　　这一类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小报文章，宛如惊涛裂堤，铺天盖地，转瞬间淹没了广州。

　　8月20日，中共广州军区党委在造反派的猛烈攻击下，不得不作出《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承认军区在介入地方文革以后，“没有首先肯定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大方向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而是把他们的某些错误看得过重，并以对所谓‘四大事件’（即冲军区、冲广播电台、冲市公安局和旧省委假让权）的态度来判别群众组织的性质，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打击和压制了某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军区承认他们对省革联的立场是错的，承认镇压八一战斗兵团等军内外群众组织是错的，在迎接春交会而进行整顿社会治安工作中，也扩大了打击面，抓了一些不该抓的人。检查报告重申：
　　
　　对过去被我们取缔和解散的军内外革命群众组织一律平反；过去所发布的有关取缔和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告、布告、“罪状”等，一律作废。被拘捕的人员，除个别有现行罪行、证据确凿的坏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一律平反。在这里，我们特向被错误地取缔和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捕的人员，以及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受到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道歉。同时，有些群众组织在我们影响下犯了某些错误，其责任在于我们。我们感谢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给予我们的批评和帮助，并且希望继续给予我们批评、帮助和监督。
　　
　　毛泽东一直认为，乱并不可怕，乱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但现在他开始担心了。军队和农民愈来愈深地卷入动乱，不少军队开始明确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甚至向他们输送武器弹药，或者自己也组织起各种各样的小团体；8月21日，广州部队内的造反派1000多人，在军区政治部门口召开“愤怒控诉广州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镇压军内造反派罪行大会”，海陆空三军代表和部队工厂、 农牧场代表，纷纷发言，并把军区文革办的负责人揪出来示众，这只是在全国无数同类凶兆中的一个。也有愈来愈多的农民不顾中央禁令，好像赶集似地入城参加武斗。一物失称，乱之端也，一旦军队和农民失控，天下将从此瓦解。因此，毛泽东果断地宣布，运动将从“斗批”向“批改”过渡。从8月开始，中央陆续把各地的群众组织头头召到北京，进行大联合谈判。

　　8月22日凌晨，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两派赴京谈判代表。谈判是在激烈的吵架中开始的。双方争着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指责对方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广州的每一场武斗，都是对方先挑起来的。

　　周恩来在仔细听过双方的陈述后，非常不满地说，我知道你们的武斗也动用枪了。枪是从哪里来的？是抢解放军的吗？我告诉你们，国防仓库的武器，是绝对不能动的，解放军的武器是绝对不能抢的。这是一条死命令。我昨天才说过，不准任何人抢夺炮艇（指8月21日周恩来制止厦门群众抢夺军队炮艇武器——引者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这像什么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周恩来接着指出，你们抢军用物资和援越物资，简直是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不要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以后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了。“军内一小撮”是7月20日事件（指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引者注）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周恩来要求双方立即就停止抢夺并归还解放军武器装备，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达成协议。
　　
　　（莫超海回忆说）在北京主持两派谈判的是中央文革，但处理广东问题是周总理出面最多。开始谈判时，我没有出声，坐在后面，报上去的名堂（指代表的身份。地总第一次报代表名单时，并没有莫超海——引者注），我也是没报的。
　　
　　这时周恩来突然大声问：“莫超海来了没有？”

　　莫超海坐在后排，听见周恩来点他的名，便站了起来。

　　“你来了，为什么不说话？”周恩来问。

　　“……”莫超海期期艾艾。

　　周恩来严厉地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山头很大， 我两句话可以叫你一个人也没有！你能不能处理好广州的武斗问题？”

　　莫超海鼓起勇气回答：“只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 我相信大家是听我的。我可以处理得好。”

　　周恩来说：“好，既然你能处理得好，你明天就回广州， 把武斗的事情处理好。”

　　为了迅速恢复和安定广州的秩序，周恩来提出了4项紧急措施：
　　
　　一、各派组织立即停止夺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

　　二、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抓、抄；

　　四、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
　　
　　两派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并且保证立即通知各自的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总理提出的这4项要求。大家在文件上逐一签名。但与此同时，红旗派的代表却计划在北京发起一连??晨1时30分， 他们向广州发了一份电报，通报了他们在京的准备工作：
　　
　　一、首都红代会、工代会等革命造反派和全国各地驻京造反派代表对于广州八.二○屠杀革命造反派事件，表示极大的愤慨，决定于22日晚召开声势浩大的“声援广州革命造反派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

　　二、广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将于22 日下午在京和首都以及全国驻京造反派战友一起举行大规模游行，揭露广谭和它所操纵的地匪、主义卒等保守派大肆屠杀我革命造反派的罪恶阴谋。

　　三、我广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就八.二○事件，在北京向黄永胜提出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我被劫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黄已和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派了2连人到广州北站与地匪、春雷等交洽释放我被劫走的战友，但遭到春雷一小撮坏蛋用机枪、手榴弹袭击，打死解放军战士一人，打伤7名。这是地匪、蠢雷一小撮混蛋公开对抗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暴露。

　　四、广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于22日凌晨， 给广州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友发来慰问电，向在八.二○光荣牺牲的战友致以亲切的慰问！与此同时，急电照会广东省军管会，对八.二○幕后指挥者广谭，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并提出4点严正要求，责令军管会按要求执行，并将结果迅速来电复北京我赴京代表团。
　　
　　附件提出的4点要求是：“一、严惩八. 二○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为首分子和幕后指挥者，并把他们交由我们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斗争后，依法严惩。二、必须保证我被劫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生命绝对安全，立即释放，并由广东省军管会安全护送交我批陶联委。三、对被杀害的我革命造反派烈士尸体全部由广东省军管会护送我批陶联委，对其家属立即进行抚恤，妥善安排其家属生活。四、对我受伤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必须负责给予治疗和照顾， 并保证在治疗期间的绝对安全。”

　　8月24日，广州军区下达关于收交武器的3点指示：“一、各造反派，尽量做到将要去有武器，送交原地点、原单位。收交武器单位要对送交武器的造反派热情接待，并给予鼓励。二、如果各造反派实在记不起，搞不清要武器来的地点单位，属此类性质的武器，可送交附近驻军单位，该单位对送交武器的造反派要热情接待，并给予鼓励。要办理登记手续，双方负责人签字，报表，武器类别，数量，时间，何组织。三、军区作战部已通知广州驻军单位，负责上述第二点指示的具体工作。通知各组尽快转达上述指示。” 指示十分客气地把“抢夺武器”称之为“要去武器”。

　　《红旗》杂志在第14 期发表了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举拥军的旗帜，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爱护人民解放军，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真诚地从各方面协助人民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的工作。”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为着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在备战中。人民解放军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外部的人进驻的。
　　
　　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
　　
　　中央重新强调军队的权威，显示出又要借军队之力，稳定大局了。但这次比3月份更加困难。原因有二，其一，军队的威信比3月份更低，本来，军队的权威是建立在枪杆子上的，如果军队的武器也会被人夺走，它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其二，军队不是铁板一块，在介入地方文革以后，军队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裂痕，这也使它失去了那种铁的纪律和高度统一的步调。

　　好像是为了证明军队无法控制大局，就在中央发出拥军爱民号召的翌日，即8月26日，广州文冲船厂被一片腥风血雾淹没了。文冲船厂内的两派组织（东风派的五湖四海和红旗派的红革会），从8月24日开始，便处于临战状态，双方封锁厂区，劫走厂船，挖掘工事，埋设地雷，互相对峙，在短短几天之内，便发生了好几次开枪事件。8月25日晚上，双方在一片蔗田里短兵相接，动用了机枪和炸弹。8月26日上午，五湖四海以“文冲地区武卫联防指挥部”名义，勒令红革会在当天下午6时以前，拆除牛山（厂生活区的一小山）上全部工事，全部人员撤下牛山，填平战壕，取出埋下的全部地雷；立即封存所有枪支弹药，不得私自转移，不得分散隐藏，全部交“联防指挥部”处理。厂区内的高音喇叭整天叫喊：“不要搞武斗了！不要搞武器！放下武器吧！”红革会断然拒绝了对方的命令。

　　当晚9时45分，一颗信号弹划破漆黑的夜空。大规模武斗开始了，双方使用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照明弹，互相厮杀，地总的两条炮艇从黄埔破浪而来，利用“洪湖”、“建华”两艘远洋轮为掩护，向红革会的阵地猛烈扫射。经过35分钟激战，双方均有严重伤亡。广州军区派了6个连驰赴现场，制止武斗。

　　在此期间，广州冷冻厂、氮肥厂、西村水厂、电厂等地，武斗此起彼伏。在大街上互相伏击、打冷枪、绑架，更是层见叠现。

　　9月1日凌晨，周恩来再次接见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他说，我看派性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现在黄埔港无法卸货，每条船每天赔500英镑。这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严重浪费。你们再这样搞，黄埔港就要实行军管。军管是可以武装保卫，可以抓人的。周恩来语气激动地说：“上次我没有要求你们马上缴枪，只是封存起来，达成协议后，就要大联合，难道还要打个你死我活吗？你们还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工农联盟是主力军，我首先向工人、农民呼吁，立刻把武器封存起来，如果你们同意，我立刻派代表团跟你们一道下去。你们工人、农民要做模范，把武器封存起来，才能制止武斗。”

　　同日下午2时，两派组织代表在北京再签订《关于“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条协议》。

http://bbs.milchina.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82

高射炮兵

文革武斗时，我们部队刚从援越抗美战场回来，进入广州，常年尊山沟，一下进了大城市，营房电灯就够我们美的了。不久就被武斗搞乱了，公交车不通，城郊结合部设路障，查电话线都不能通过了，天天开机用无线电... ... 后来令我们进城用军车拉垃圾，居民都是从楼上往下丢，街道全是垃圾，臭气熏天，那时没有装载车，全凭铁锨，拉了三天，又中断了... ... 到部队抢枪风潮，我们被抢走20支步枪，工人比较文明，农民粗鲁，主义兵特别狠... ... 到营房连偷加摸... ...

阿陀

炮兵同志您好！
您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现场旁观目击者，也是卷入的参与者，希望您能提供更多的线索！
请问您驻广州的时间段？当时部队对介入文革的具体规定？例如群众抢抢的应对？部队官兵的倾向？各兵总的倾向？还有您个人对一些事件的目击，认知或亲身经历等。希望能和您联系！

另外，叶文列出的广州武斗事件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最详细的记录，但还是有许多遗漏，例如8/19打省总之前，有8/13（？）珠江白鹅潭事件，造反派被打死18人。该文无载。八月底造反派攻打水厂是伤亡惨重的大事，但该文几乎没提，我也查不到小报资料，连具体发生日期都没有。谁能提供？

关于打水厂，多说两句：
死者之一是一位工人郭绍权，他和我们八中的同学一起攻打水厂，不明原因中弹身亡。开追悼会之前，同学把他的相片拿到我家，请我父母帮画一张遗像。她们心目中应该是街头炭像馆那种几可乱真的摹描像，这种工匠工作和艺术家的创作完全是两回事，尽管父母非常认真去完成（也担了风险），但同学看来还是不很满意。
最近才知道，水厂事件中造反派出动了两辆装甲车，其中第一辆自造的车被穿甲弹打得惨不忍睹，据说全车17人死者过半，其中不少是执信女中的。文革中，执信女中无论斗老师破四旧斗狗崽子，还是参加派别武斗，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激烈和投入。为什么？请看到本文字的任何女中同学能和我联系！
我的朋友，水厂事件自造装甲车的当事人欧大侠，正在写他的回忆录，详细记录文革中的各种经历和见闻，有几十篇之多，将陆续发表。各位拭目以待吧！如果您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请不要仅仅满足于做看客。

附《文革十日》提到关于打水厂的一段：
幾天以後，留守學校的八中和二十二中旗派學生二十多人,不得不乘坐前來救援的卡車,撤出己經完全孤立的白鶴洞山頂。因為當時郊區公路沿線都為對立派控制,撤退行動非常隱敞,車廂用帆篷遮得嚴嚴實實。車行至 “花地大橋”,司機擔心對面橋頭總派據點攔截,加大油門, 翻過橋頂準備沖下坡時,迎面突然遇上兩個搭載同一輛自行車的農民,正搖搖晃晃橫在路當中,汽車閃避不及,一下子就輾了過去……司機當場嚇懵了，把不住方向盤,汽車失控沖向橋邊,連續撞斷了兩個護路的花崗岩石碑柱,眼看就要車翻人亡（就算事故不死,也難逃過憤怒的當地農民及橋頭據點的對立派武裝），千鈞一髮之際，幸好司機右座的化工廠工人郭紹權撲過去,拼命扳回方向盤，救了全車人的命。不幸郭卻隨後在攻打西村水廠時死於流彈。

叶曙明

阿佗：你所说的8月13日白鹅潭事件，在我书中的另一章中有提及，摘录如下：

大沙头客运站的东风派组织有曙光总部、海司五一战斗团等，而旗派组织有珠江红司、东风总司、东风三司等。从8月9日开始，两派已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小冲突，主义兵几次企图冲进客运大楼。旗派四处找枪，他们听说和自己一派的“湛运311”号船上有一批枪，便决定8月13日前往“湛运311”联系借枪。
据旗派方面称：


　　（8月13日）上午10时10分，怀着武装保卫码头和国家粮仓的强烈愿望，21 位珠江红司、东风总司、东风三司、内河局五一战斗团、鲁迅兵团、红司、中大红旗、新一司广教红旗的革命战士乘坐交通艇“内交2号”从大沙头出发了。

　　半个钟头后，小汽艇驶近了停泊在下芳村河面的“湛运311”船。“湛运311”船员发现“内交2号”企图造泊他们的船后，就要“内交2号”停车，并发话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艇上代表宁××当即站起来答道：“我们是有事来找你们船长联系的， 我们想派一个代表上船见你们船长。”说着便要上船。这时，手持长矛的船员便立即把矛捅过来，不让他上船。宁××只好退回艇上。



当“内交2号”掉头准备离开时，“却突然响起了一阵摇铃鸣笛报警声。有人大喊：‘劳改犯的船来了！抓劳改犯！’船上的造反派战士闻声后当即扬声大喊：‘我们不是劳改犯！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港务局的工人！’并纷纷高声自报自己的工作和学校单位。”10时15分，地总珠江分部的“先行401”、“粤海104”等船上，“首先射出第一梭子弹，小汽艇上的正驾驶当场倒下”。最后“粤海104”把“内交2号”撞沉，并逐一追杀落水者。在历时25分钟的水上围剿中，据旗派称， 他们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被打死18人，打伤二人。[1]
而东风派方面则称：


　　8月13日早上，珠江红司和广州港旗派一小撮又勾结中大红旗、新一司等共21人，乘坐内交2号交通艇再去海航104和湛运207等轮抢枪。这次，旗派一小撮更加狡猾，竟采取声东击西方法，先到明知没有武器、而且全船六人都是旗派的湛运311木驳船，通过打招呼制造假象……随即把内交2号开往海航104和湛运207轮。约10时20分，到达海航104轮。但该船吸取教训，拒绝“借”枪，内交2 号即鸣手枪一发进行威迫，接着海航104轮也还击了一排枪。随着枪声一响，附近“联防”的“湛运”船舶，即拉响警报。



这场水上追逐战十分混乱。在围攻内交2号的船中间，也有旗派的。地总称，“湛运311”是旗派的，“先行401”也是珠江红司的船，首先开枪的两个人，“一个是珠江红司的，另一个原是八一战斗兵团的”。“全船20人中属地总的仅有两个人（而且事件发生时均不在船）”。最后，“内交2号的舵失灵了，重载和水流的冲击，更加使它失去控制，从而转压到正在前进的粤海104轮左舷船首而沉没。可是，这些人掉下水后，也没有说明来由和身份，仍继续用手枪射击，顽抗到底。”[2]
这次事件有许多疑点，其中最奇怪的是，整个事件，看上去好像是红旗、东风两派合力围剿“内交2号”似的。事件又和抢枪、劳改犯等事件纠缠在一起，扑朔迷离。但随后双方都把它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指责对方要对事件负责。旗派甚至把它和“广谭”扯在一起，一口咬定：“八·一三血案，决不是一件孤立偶然的事件，是广谭操纵保守组织镇压文化大革命，杀害革命造反派，破坏航运支港运输任务，配合刘少奇新反扑，武老谭兵变，给中央施加压力的滔天罪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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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血在燃烧———记八·一三珠江大屠杀惨案》。载《井冈山．广东文艺战报》（合刊）1967年8月26日。

[2]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八·一三事件”的真相和珠江红司的谎言》。载《“八．一三事件”专刊》，1967年12月。

[3] 珠江红司传单《八·一三血案》。

阿陀

多谢！
抢救即将灰飞烟灭的历史，揭开几不可能解答的历史悬案。
向树上飘摇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