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重说《组织部新來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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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海洋大學報》第1542期

時代背景：1956年，《人民文學》雜誌的副主編秦兆陽沒有想到，經他手修改後發表的一個青年作者的小説，會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産生那麼大的反響。這篇小説的名字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作者是王蒙。
1956年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説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一年前發生了胡風事件，然後是在全國開展的肅反運動。也許是因為胡風事件和隨後發生的運動，使知識分子在心理上産生了很大的恐慌，為了改變這一情況，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作了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的中心思想是解放知識分子，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中央認定：“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知識分子。”這次會議有一個重要文件，是當時“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辦公室”起草的《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這個報告中的重要內容，是把中國當時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及高級藝人的情況，作了分類統計，特別是他們的生活情況，可以看出，中央是想提高他們的待遇。這一年蘇共二十大開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也提出來了，這一段時間，用費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説就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説來有趣，1956年9月8日出版的九月號《人民文學》，它的編者絕對想不到這一期雜誌會有那麼多讓人難忘的文章。這期的頭題是秦兆陽以何直筆名寫的引起眾多事非的 《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接下來就是王蒙的小説，還有黃秋耘的短論《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黃秋耘就因為這篇文章差一點被打成右派，從北京發配嶺南。最後一篇文章是彭慧一篇關於紅樓夢的研究論文，彭慧最後也成了右派，這期雜誌真是太不吉利。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這期雜誌的小説欄裏是第二篇。本期共發了五篇小説，用黑體標出的只有兩篇：第一篇是大群的《小礦工》，第二篇才是王蒙的小説。從這個排列上可以看出，編者對這篇小説是重視的，但還沒有重視到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據秦兆陽在1957年4月和5月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召開的北京文學期刊座談會上介紹：“我們是6月中旬收到這篇稿子的。小説組裏看了後，提了些意見，交給我。我看過後對組裏的同志談了些意見，以後小説組請王蒙同志來談了一次，回去以後他作了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來。7月17日，第二天就要發8月號的最後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臨時抽走了一篇待發的四萬字的稿子，就決定發王蒙同志的這篇。於是連夜趕著修改”。
　　據當時雜誌小説組的編輯涂光群回憶，最早看到這篇小説的是另一位編輯譚之仁。涂光群説：“那已經是深夜，我們都在芳草地的單身宿舍，譚敲開了我的門，向我推薦王蒙的這篇新作，認為它很有新意，尖銳地提出了現實生活中反官僚主義的問題，發表後一定會引起熱烈反響和關注。見他如此熱情，我也不敢怠慢，連夜讀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與譚交換了對小説的具體意見，寫出稿簽，即將稿面呈秦兆陽。”從後來編好的雜誌上看，編者對這篇小説並不是特別在意，但如果了解這是臨時換上去的稿子這個背景，就可以説，編輯是特別推崇王蒙小説的。
　　秦兆陽的編輯風格是喜歡修改稿件，這是個好習慣，但也是個壞習慣，因為編輯過多的修改，對於原作也可能是傷害，小説的題目也是他改的。因為小説後來起了風波，主要原因是毛澤東支援小説的思想傾向，所以修改王蒙的小説也成了問題。1957年5月9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由“人民文學編輯部”整理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對比刊在中國最大的一家報紙上，這在當代文學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因為“毛澤東聽周揚等人説小説缺點部分是編輯秦兆陽改的。毛澤東提出要批評編輯。作協黨組原擬讓《人民文學》編輯部寫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茅盾主張先開個座談會，然後把座談會記錄發表，以便説明《人民文學》修改王蒙小説的情況，同時談談作家與編輯的正確關係。”
　　在後來對秦兆陽的批判中，修改王蒙小説幾乎成了最大的罪狀，認為他強化了小説中小資産階級的情緒。其實他的修改大體是文字上的，雖然有自己加上去的話，但基本還是按原作的思路進行的。秦兆陽本來可以不這樣做，但那個時代的編輯對於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作者的作品，這樣處理，自然也有他的道理。因為毛澤東肯定了這篇小説，在五十年代，批判《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倒有一種把帳算在秦兆陽身上的傾向。李希凡《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認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裏的（主要是經過“人民文學”編者修改後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的翻版。”他又在《所謂“干預生活”、“寫真實”的實質是什麼？》中説：“《人民文學》刊載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人民文學》的編者，也正是這一時期的修正主義的首倡者———秦兆陽，還把自己的文學見解強加到這篇作品裏去，對小説作了重大的修改，強化了作品不健康的情緒和林震性格的偏激，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李希凡在不知道毛澤東對王蒙小説的看法前，批判的主要是王蒙，但了解情況後，在文章中就突出説明是秦兆陽了。因為毛澤東對這篇小説的態度，1957年，在批判右派作家時，極少提到王蒙和他的這篇小説，那時受到批判最多的反而是劉紹棠等人。
　　在王蒙寫作生涯中，《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一篇，也可以説是王蒙最好的小説之一。當時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以眼前的社會生活現實來判斷小説，比較普遍的意見認為，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義的作品。這樣理解不能説不對，但在這個層面上認識這篇小説是不夠的。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一書時，對這篇小説有一個新評價：“從小説的文本實際來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然具有揭示官僚主義現象、‘積極干預現實’的外部寫真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個人體驗和感受為出發點，通過個人的理想激情與現實環境的衝突，表現敘述人心路歷程的成長小説。……與外部衝突的再現相比，作者更注重對敘述人心理內部衝突的表現，甚至可以説，對心理衝突事件的精彩呈現，才是這篇作品的藝術獨特性所在。小説的主題和現實針對性也只有在對其內部視角的分析中才能獲得更切實的理解。”這個分析很有啟發意義，它提示讀者，特別是在時間過去許久以後，再從反“官僚主義”的意義上來理解這篇小説已沒有意義。
　　如果從廣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來分析，這篇小説的主題可以概括為是黨文化與知識分子文化的衝突。這種衝突在王蒙筆下表現為他有意選擇的兩個意象，一個是：“組織部”，一個是“學生（青年）”，這兩個意象雖是寫實，但同時也具有象徵意義，王蒙也許不是有意為之，但現在看來，小説因為把握住了這兩個意象的內涵，所以獲得了超時空的意義，後代讀者可以從中解讀出他們自己的生活感受。這篇小説的內在衝突是代表“組織部”的劉世吾和代表“學生”的林震。如果細讀王蒙的小説，你會發現，在過了半個世紀後，還能讓讀者重新解讀出更為深刻的社會內容，就在於王蒙的藝術感覺使他在瞬間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質。
　　先看小説開頭：“三月，天空中紛灑著似雨似雪的東西。三輪車在區委會門口停住，一個年輕人跳下來。車夫看了看門口挂著的大牌子，客氣地對乘客説：‘您到這兒來，我不收錢。”王蒙沒有解釋這個細節的含義，卻給讀者留下了回味的餘地，是不敢要錢？還是不願意要錢？在五十年代，可以解釋為是平民對政府和官員的感情，但半個世紀後讀者還會有這樣的感覺嗎？1957年1月29日，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王蒙這篇小説，在會上，袁水拍有一個看法是：“三輪車不要錢，很擁護，但裏邊是黑暗。有的也可説是無意的，但主要人物是不清楚的。劉世吾也是表面的。”在五十年代的文藝批評中，有一個現象是，那些從政治立場上否定小説的批判者，常常比讚揚小説的人，更能看出小説的妙處，至少在對王蒙這篇小説的評價上，那些批判者的眼光還是有力的，不過他們的立場和對作者的態度是不可取的。
　　把劉世吾當作是一個官僚主義者的形象，這樣理解可能簡單了一些。劉也是北大學生出身，他在組織部，對什麼事都覺得“就那麼回事”。當林震把韓常新隨意整理簡報的事告訴劉世吾時，劉的反應是：“老韓……這傢夥……。真高明……。”劉是一個陷在了“組織部”裏的“學生”，而林震雖然來到了“組織部”，但還沒有陷進去。如果他在“組織部”呆下去，他也是一個劉世吾，因為黨的生活就是這樣。還是在中國作協的那次會議上，就有人認為：“他下去也會變成劉世吾，有類似的調調，有憂鬱病、孤獨感的人。”
　　劉世吾的哲學是：“當然，想像總是好的，實際呢，就那麼回事。問題不在有沒有缺點，而在什麼是主導的。我們區委的工作，包括組織部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呢還是缺點是基本的？顯然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我們偉大的事業，正是由這些有缺點的組織和黨員完成的。”
　　在這篇小説裏，還保留“學生”氣質的人，不論是林震還是趙慧文，都陷入一種困惑中，因為他們看到的現實生活和“他在小學時聽的黨課的內容不是一個味兒。”我一直覺得王蒙在小説中有一種暗諷的東西，他後來的小説，也常有一種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的東西，王蒙幾十年以後形成的創作風格，我們都可以在早年的這篇小説中找到潛質，特別是他的諷刺藝術。
　　王蒙自己解釋寫作動機時説：“想到了兩個目的，一是寫幾個有缺點的人物，揭露我們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極現象，一是提出一個問題，像林震這樣的積極反對官僚主義卻又常在‘鬥爭’中碰得焦頭爛額的青年到何處去。“我寫的幾個人物和他們的糾葛，有一些地方雖然能夠感受、傳達，卻不能清楚地分析、評價，寫這篇小説時，我是抱著一種提出若干問題，同時慚愧地承認自己未能將這些問題很好地解決的心情的。”王蒙當時是以檢討的心理説這段話的，但恰恰是他説不清楚的這些東西，獲得了長久的藝術感染力，如果他當時什麼都想清楚了，那他的作品也只會是一篇概念化的東西。五十年代一些今天看來還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基本都是作家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寫出來的。小説風波小説發表以後，很快引起了爭論。
　　當時以《文藝學習》為主要陣地，發表了許多關於王蒙小説的爭論文章。從1956年12月起，編輯部先後收到了參加討論的稿件1300多篇，用連續四期的篇幅發了25篇。在這期間，先後發表討論文章的還有《人民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延河》雜誌。當時的討論大體還在學術範圍內，參預討論的人雖然看法不同，但所談都是自己的真實感受，不過主要聲音是否定王蒙的。當時劉紹棠、邵燕祥、從維熙和鄧友梅都支援王蒙。邵燕祥認為“作者是從豐富紛繁的實際生活裏汲取主題直到每一個細節的。”劉紹棠、從維熙則認為王蒙的小説嚴酷地、認真地忠誠于生活，他們説：“王蒙同志沒有一點歪曲這個作為典型環境的黨組織，他逼真地、準確地寫出了這裡所發生的一切。我們不能要求他根據對我們黨的整個概念來寫這個黨組織，因為這只能流於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實，才能有藝術的生命力和感染力。”鄧友梅認為：“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缺點。林震的鬥爭是因為黨性，批評缺點都是黨的教育。”
　　參加會議的林默涵、艾青、張天翼和康濯等對王蒙小説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而沒有參加會議的劉賓雁、唐摯、王愚卻是支援王蒙的，不過支援這篇小説的人，幾個月以後幾乎都成了右派，雖然成為右派的直接原因並不完全都是因為支援了王蒙。在這場討論中有三個人的看法值得注意，一是馬寒冰，一是李希凡，還有就是林默涵。李希凡和馬寒冰是反對這篇小説的，認為它不真實。在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上有問題的。李希凡説；“在典型環境的描寫上，由於作者過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經心地以我們現實中某些落後現象，堆積成影響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環境，而歪曲了社會現實的真實。”但馬寒冰和李希凡沒有想到，正是他們對王蒙小説的批評，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度反感。黎之曾聽到過毛澤東的講話，他回憶毛澤東當時的講話情景：“在去年省委市委書記會上我就發表了意見，我不贊成他們的觀點。不知怎麼，把我的話傳達錯了，只説他們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我再説一遍我不贊成他們的觀點。有個人叫王明，哎，不對，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寫了一篇小説批評共産黨工作中的缺點。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産黨，好嗎！部隊幾位同志就‘圍剿’，説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麼就沒有官僚主義。”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和文藝界有一次談話，他説：“我看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宣傳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多長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著幫助他麼。”
1957年3月12日召開的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在反右派運動史上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次會議是涉及在反右運動中是否存在一個“引蛇出洞”論的問題。而現在看來，這次會議的召開，與一個作家的一篇小説有直接關係。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的幾次會議上，毛澤東認為“《文匯報》上姚文元的文章好。……很有説服力……我還看得下去，就是馬寒冰的文章，我看不下去。”後來馬寒冰是自殺了，而姚文元自然得到了重用。
　　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爭論的小説》，發表在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報》上，這個日期是毛澤東發表《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的日子。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配合。林的文章是一篇有總結意味的文章，對王蒙小説是肯定的，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文章最後説：“王蒙的這篇小説，雖然存在著上述的缺點，但他提出了這樣的尖銳的問題，並且表現了他的勇氣和才能，在這一點上也是值得我們歡迎的。我們希望並且相信他的藝術才能會在不斷的鬥爭實踐和創作實踐中得到新的健康的發展。”從文章內容看，完全符合毛澤東後來對王蒙小説的評價。可以説，林默涵的文章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來完成的。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2月26日在頤年堂有一次座談會，主要談的就是文學批評問題。他説：“王蒙寫了一篇小説，贊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度不怎麼適當。《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正在討論，問題在於批評態度。小説揭發官僚主義，很好，揭發的不深刻，但很好，劉賓雁的小説並沒有批評整個的官僚主義。王蒙的小説有片面性，正面的積極的力量寫得不夠，要批評。應該有批評，也應該有保護。正面人物林震寫得無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動。……王蒙是不會寫，他會寫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寫不好。寫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觀點的原因。”毛澤東在這次座談會上，還批評了李希凡，説他的文章不能説服人。他説：“李希凡説王蒙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説北京有中央，難道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説服人的。”“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文章的頭半截使人讀不懂。”毛澤東還説：“王蒙的小説有資産階級思想，他的經驗也還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護。批評他的文章沒有保護之意。……王蒙的小説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
　　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許多作家都去聽了。就是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對王蒙小説給予肯定，之前都是座談會上的談話。毛澤東説；“對於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現在共産黨裏面還有這種人。總而言之，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只能讚揚，不能批評。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總而言之，講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麼幾個人，寫了那麼幾篇文章。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還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説：“其實王蒙這些東西不是毒草”。“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這個人我也不認識，我跟他也不是兒女親家，我就不服。”
　　毛澤東雖然多次肯定了王蒙的小説，但王蒙最後還是沒有避免了右派命運。歷史有時非常偶然，誰也不會想到，1957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前後的思想變化會與一篇小説的爭論有直接關係，而所有捲入這場論爭的作者，從中宣部負責文藝的主要官員，到一般的作家和普通作者，他們也絕對不會想到，所有的文藝批評最後只是一個人的思想，文藝上的是非和作家的命運，都與這一個人的看法相關，生活在這樣時代裏的作家和文藝批評家，當他們明白了這一切後，會有一種大夢醒來遲的感覺，如果連這樣的感覺還沒有，同樣的歷史也許還會重現。作一個獨立的文藝批評工作者，真是很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