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霞：道德的规训—解放区小说中的“落后—改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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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大量解放区小说的考察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主题模式的定型化，归结起来就是“敌我斗争和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人民舍弃旧我、换成新我的模式”[1]。主体在与外部环境抗争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心灵内部的风暴，“落后—改造”模式则鲜明地体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在解放区特定语境下，“落后”是非对抗性矛盾状态下，人民群众内部流通的批评话语。“落后”与“反动”的区别，也正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愚昧、迷信、保守、软弱、自私……等诸种“不良”表现都可以被归并到这个语词之下，毛泽东形象地把它称为“群众脑子里的敌人”：“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2]

　　“封建遗迹”在小说中，则有着更为形象的反映：

　　我们的村子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小一百多口人。原是一个很落后的村子，卫生一点也不讲。村子里到处都是牲口粪，满年四季不打扫。人们天天都不洗手，不洗脸，吃着不干净的东西。婆姨养娃娃，到牲口圈里去养。什么时候得了病，就请神官马脚来治。人人都是封建迷信脑袋，像榆木疙瘩一样，三斧子五斧子劈不开。[3]

　　与“文盲、迷信、不卫生”对应的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种科技传统将现代性的发展指认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与潮流，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从属于这个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就是其内在矛盾的反映。作为后起的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开始于殖民主义时代，由此也注定了这种探寻本身就包含着抵抗殖民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但是，抵抗和批判并没有使中国摆脱现代性的逻辑，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发展的思考和设计中，不难看出其作为依托的现代性逻辑。[4] 解放区大力发展大众文化教育运动，就是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扫除文盲，传播劳动和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但与此同时，西方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匮乏的困境，也自然成为后发现代国家现代性实践中的迷惘与威胁，而百年来饱受外族侵略奴役的历史，也注定了本土的现代性冲动中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诉求。毛泽东构想中的“新中国”，不仅是一个能够在物质—技术层面与西方相抗衡的现代国家，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一套更为理想的伦理价值体系，恢复华夏民族往昔的光荣与梦想，在精神道德上超越西方。因此，在他那里，道德进步意义明显高于物质进步意义，比“文盲、迷信、不卫生”更堪忧虑的，是伦理的失控、私欲的膨胀、道德的沦丧。如果说物质文化层面的匮乏可以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加以弥补的话，那么精神道德的提升则必须启动一个更为复杂的教育改造体系。所以，当小说《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中一个试图剖腹自杀的“二流子”被送进医院时，作为医生的“我”敏锐地发现：“事实告诉我，病人不仅有着肉体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还是精神上的痛苦；医药的治疗在这样情形下是不能起完全的作用的。”[5]

　　在“落后—改造”模式中，主人公所面临的“敌人”是抽象的，被指认为某种与“正确”的观念意识或道德伦理原则相背离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落后人物身后都有一个沉重的历史“尾巴”：他们或者是被“解放”过来的俘虏，在“只会欺侮百姓”的军队里沾染了旧的习气，如《马少清和他的连长》（王啸平）中的马少清、《无敌三勇士》（刘白羽）中的赵小义；或者是既当不好手艺人又吃不下苦种地、进而赌博偷盗的浪荡子，像《土地的儿子》（柳青）中的李老三；或者因为日本鬼子占领后“遍地兴开吸大烟”而染上了毒瘾，挥光荡尽后一蹶不振，如《由鬼变人》（袁毓明）中的刘小七……而追溯历史则是为了完成对历史的控诉。通过主人公的贫苦身世和辛酸血泪史，说明“落后”不是出于主体的本性本心，而是外部环境的迫害和不良影响导致的：如被称为“狗屎”、“老油条”的战士马少清家贫无依，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店铺做了学徒，受尽老板的虐待，也“养成了会调皮、好捣蛋的脾气”[6]；开小差的战士尤贵生“原是一个不幸的人，幼时受继母虐待，后来因为荒年又被卖给另外一家人，后来逃出家庭，做长工，做短工，流浪。他继母打得他很厉害，因为他偷东西”[7]；而二流子王四“年青青的，才二十五岁，旧社会给他染下一身坏习气，吃喝嫖赌，敲诈偷骗，样样都来。”[8] 由此，“落后”就被诠释为外在于主体自我的“他者”，是剥削阶级“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借用毛泽东形象化的说法就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

　　落后人物的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无论劣迹有多么严重，只要拥有一个纯正的出身，就能获得同情、帮助以及最后的救赎，而阶级属性复杂暧昧的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秋收时节》（方纪）中，土改使主人公小立妈，一个出地户户主处处感到不舒服，为了失去的土地痛哭流涕。“我”起初表示同情，可一旦知道她“绝不是上升的中农，很可能是下降的富裕中农，甚至旧式富农”时，“于是立刻，我对她的同情心完全消失了。我冷淡地看着她，一声不响”[9]。《田寡妇看瓜》（赵树理）中的两个主角都可谓是“落后”人物：“最爱偷人”的贫农秋生和“最怕人偷”的中农田寡妇。无产者因穷而偷，小生产者则是因弱而怕——饥荒岁月里的半亩南瓜，投射出两个阶层的无奈和尴尬。土改后穷人经济翻身，率先转变的秋生主动邀请田寡妇去担自家的南瓜，而谨慎多疑的女主人公则是在事实面前才终于打消了顾虑，这一前一后中，也就自然有了“觉悟”的优劣高下之分。

　　变革过程中农村阶级形势的复杂以及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也涉及到“落后—改造”的主题。赵树理的一系列小说都探讨到了这类问题。《邪不压正》中，流氓无产者小旦和带有浓厚小农意识的共产党员小昌勾结起来，利用群众尚未发动之机，打击中农，压制和损害贫农，把革命引向了营私舞弊的“邪”路；《李有才板话》中长期占据着村长要职的地主阎恒元，尽管在革命深入后退到了后台，但依然通过亲族、爪牙把持政权，继续对村民实施隐蔽的奴役和压迫。在他的拉拢腐蚀下，老槐树下小字辈的贫苦农民小元，也从反抗压迫的积极分子，蜕化为“逼着邻居当奴才”的官僚。

　　应该说，在抗日斗争和土改等农民运动中，基层的农民领导者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创建稳固的政治机构和巩固新秩序方面，他们却暴露出了诸多弱点，并由此而导致了新的腐败和专制。而更为根本性的原因，还是革命未能真正撼动沉积深厚的封建宗法人伦体系。因为从封建主的等级特权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靠暴力或强制来维持的，但其背后却是缺乏发达的交换经济的条件下人的个性不成熟以及个人对狭隘群体的依附。因此，“只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打倒封建主并废除其强权，或者再加上把他们作为‘贪婪的私有者’而没收其财产，而不以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以自由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则人身依附关系乃至一般的封建关系是无法消灭，至少无法彻底消灭的”[10]。《小二黑结婚》中，金旺、兴旺之流之所以能够横行村里、为所欲为，正是因为乡村宗法体系下，集体无意识对个人的支配：“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这就给了地痞流氓以可乘之机：“金旺跟兴旺两个，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11] 看来，在“人”的意识还未真正觉醒，健全的机制还未建立之前，即使取消了强制，打倒了特权，得到的也不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和新的“天然首长”。

　　在“落后—改造”模式中，尽管也找到了诸如“旧社会”、“剥削阶级”等“落后”的渊薮和责任者，但依然难以触及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深层动因。而对于种种“落后”表现的判定，最终往往会归结于个体伦理道德的“迷失”：即无法在公与私、理与欲之间做出“正确”的辨析与抉择。小说中，落后者往往纠缠于一己的私欲，或者不能在伦理行为中发扬利他主义精神。《宽大政策》中的尤贵生“缺乏政治热忱”，用“小商人的计较锱铢的算盘看待他的‘当兵’”，因为“羡慕友军某部一个月十二元的饷，从八路军逃跑入友军某部，但是因为每月扣了伙食钱，一个月饷还不够，于是又逃跑了，又投入八路军”[12]；《家和日子旺》（俞林）老寿星家闹开了“家务事”，大媳妇和二媳妇成了矛盾的焦点：一个为着小家庭的利益不顾惜别人，“打定主意分开自个好好地过”；而另一个懒惰固执，“家里的轻活也罢，重活也罢，她算是手不伸，腿不动；娘家有两个钱，新衣裳身上一套，箱子里放一套”[13]，于是，两个落后人物引发了一场家庭内部的公私之辨……义利、公私之辨是传统儒家哲学的核心内容。宋以后，随着儒学的日益道统化、神圣化，“天理”与“人欲”也逐渐走向对立。周敦颐首发“天下之众，本在一人”[14] 之论，颠倒民本君次的儒学原旨；程氏兄弟则将义利之辨转换为公私之辨，提出“灭私欲”使“天理自明”的口号[15]；而朱熹又强化了“天理”、“人欲”之分，主张“去人欲，存天理”[16]，一步步地将人性驱入了理性专制的樊笼。而在民族、阶级矛盾激化、整体利益凸现的革命情境下，群己、理欲的辨析就显得尤为紧要。为了将无数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一个富有战斗力的统一体，就需要确立一套高度统一的价值纲领，激发起最广泛的道德热情。这时，礼法伦理转变为政党伦理，传统的道德资源与现代革命思想偶合，于是，一种高扬理念而贬低欲望、追求大我而抑制小我的整体性、超越性的道德哲学被建构了起来。以儒家哲学为内在依恃的革命政党伦理，自然也把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的必然延伸，通过规约社会生活的形式和价值取向，提供一整套维护理想社会秩序以及衡量个人行为和日常伦理的善的尺度，来确保一个道德优越的共同体空间的形成。

　　改造落后者的重要一环也是“挖穷根”。“落后—改造”模式中，落后主人公在控诉会、斗争会上的慷慨陈词往往会把我们带进一段经典的“苦难”叙事，而从他们的自我剖白中，我们也不难读出这样一种逻辑：我本来有资格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但实际上却没有成为一个那样的人。尽管主人公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这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辩解。通过对苦难、对“他者”和社会的控诉，个体无形中已将罪过责任转移，并重新确立了自我内在的“善端”。

　　“挖穷根”不仅从苦难的经历中寻找到落后的渊薮，建立起关于新／旧社会的强烈的对比关系，更重要的是由此消融了个体与集体、他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前面曾谈到，“诉苦”能够在群体中间确立一种新的区别和认同，即苦难者／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认同以及与罪孽者／剥削阶级的对立和区分。苦难的认同使落后者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又联系着一个更高层面上的历史使命和道德理想。《无敌三勇士》写了三个战士：“穷朋友出身”的战斗英雄阎成福、“政治不开展，生活纪律坏”的“老油条”李发和以及“解放过来的战士”赵小义，因为一句话的纠纷闹起了不团结，是“整军诉苦”运动，让三个人意识到彼此都是旧社会压迫下的阶级弟兄：“我们是穷人，我们有苦处，苦变成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天下无敌。”[17]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体与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落后—改造”模式正是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想象性建构，力图将自我融入社会、融入集体性的“我们”，融入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中去。《织布机翻身记》（何苦）中，织布厂的保全车间工作涣散，爱厂如家的积极分子李富林为此愁眉不展，这时，身为职工代表的妻子一语点醒梦中人：“依我说，这事不能急，也不能光自己玩命干，光靠两三个人积极还能把千百台布机修好了？这一定得先想想办法把大伙团住，大伙一块下手！你想想，一根柴还能生着火？”[18] 在“团结”的主题教育下，保全车间后进变先进：“大家团结一条心，织布机器大翻身。”

　　落后者的自我改造，同样需要同盟者的有力扶助，在“落后—改造”故事中，担当起这一重任的往往是军队或地方上的领导和权威人物，以及深入基层的政工干部等。而像《马少清和他的连长》（王啸平）、《以心换心》（白刃）等不少部队题材的故事中，还特别突出了引导者在帮助落后者过程中自身获得的改造和提升，正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引导者只有“反求诸己”，不断地涤荡内心的尘埃，才能担当起引导教育他人的重任。

　　小说《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一个医生讲的故事》（赵文节）正是通过一个改造二流子的故事，开掘出了“疾病”、“医院”的强大的“隐喻”功能。在有关古典时期用唤醒法治疗疯癫的考察中，福柯指出：在疯人那里，医学必须起唤醒作用，拥有一种权威性的干预力量，通过清醒的而且确信自己清醒的人来干预半睡半醒的人的幻觉。此后，这种方法逐渐丧失了最初的含义，而仅仅成为使病人记住道德戒律、弃恶从善、遵从法律的手段。索瓦热认为承认善便是神智清醒：“错误的道德哲学使那些人丧失了理性，因此，只要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考察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东西更值得追求，我们就能使他们恢复理性。”这样，医生就不再起唤醒者的作用，而担当起一个道德家的职责[19]。于是，一个解除身体疾患的医生同时担当起心灵的训导师：“每天一有空，我就到病房看他，和他谈些报纸上的及当地一些二流子转变的故事”，因为“一个革命的医生，他不但要能够解除和治疗病人肉体上的痛苦，而且还要能够解除和治疗精神上的痛苦”，“一个医务工作人员，同时必须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20]

　　心理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是以惩罚为中心来建构的，它首先不是解脱对象，而是按照严厉的道德要求制造痛苦。“此时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在必要时还需要严厉。让你的理性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在他们的身上有一根弦还在振动，那就是痛苦：要敢于拨动它。”[21]《宽大政策》中，当落后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伤心地抽搐”时，身为指导员的“我”“敏捷地站起来，严肃的皱着眉喊”：“不要哭！”继而又严厉地指责：“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你找不到一个人来担保你呢？这不是人家的错。你自己说了话不算话，人家再不敢相信你了。你太对不起人了！现在不谈了，回去吧！回去好好想一想。”[22] 《背乌龟的小鬼》（柯蓝）中，马虎偷懒的“落后”小鬼刘金被警告如果再一意孤行，就会受到一种特殊的惩罚：“我们就要一块小木牌子，写上‘乌龟’两个字挂在他的背上，看他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就是我们革命里面的处罚，我们革命的纪律，我们是不打人骂人的！”[23] 比“打人骂人”等强制手段更为有效的，恰恰是作用于道德心灵的“规训”式的“惩罚”。当“革命的纪律”真的落实到这个十三岁的倔强少年身上时，来自所有人的奚落、指责和孤立让他再也无法做到“满不在乎”了。“人们应该把惩罚这个词理解为能使儿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的任何东西：……一种严厉态度，一种冷淡、一个质问，一个羞辱，一项罢免”[24]。在公共生活高于个人生活，公共的权力与利益也高于个人的原则下，当群体所有成员一致对某人实施孤立时，实质上也就宣判了某人的非主体性存在，而置身于“集体”强大的舆论攻势中，个体很难逃脱屈从的命运。人的改造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意味着个体将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经验而适应一种对他来说全新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这种转换必然要伴随着一番艰难的自我挣扎和自我指认，这时往往更需要一种外在的、甚至强制性的力量和手段，促成新的主体的生成。因此，“劳动”不仅在和“贫困”的对立性联结中成为解放区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关键词，它还作为一种道德化的规训手段，纳入到这一灵魂改造的工程中。在分析禁闭所的劳动教养制度时，福柯认为：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的关系不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而是一种道德关系维持和推动着这种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意义。它将成为禁欲苦行，成为惩罚，成为某种心态的表征。凡是能够和愿意工作的囚徒都将获释，其原因与其说是他已再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不如说是他再次在人类生存的伟大道德公约上签了字。[25]“落后—改造”故事中，针对“二流子”们的具体改造措施就是鼓励督促他们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像《由鬼变人》中的刘小七、《土地的儿子》中的李老三等落后主人公都是在劳动中改掉恶习，重新做人，并成为了勤劳致富的模范和能手。

　　喜剧的高潮往往伴随着一个崭新合理的社会的出现，通过各种使迷途者知返、强硬者归顺的途径，这个社会显示出自己海纳百川的宽和与美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强调了文艺应该积极、正面地表现落后者的改造过程。“落后—改造”模式中，新与旧、文明与愚昧、先进与保守的矛盾常常在一家两代人之间展开，如《秋收时节》（方纪）、《卫生组长》（葛洛）、《我的两家房东》（康濯）等。年轻一代往往代表了先进力量，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坚信党和政府的领导，敢于移风易俗；而老一代由于传统的积习，较为落后和保守，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被暴露、被鞭挞的对象，在团结落后者的基本原则下，批评被小心翼翼地控制在微讽与美刺的限度内。老一代们一旦经过事实的教育，便能及时转换观念，“大踏步地前进”。

　　“落后—改造”模式下罪过者必然赦免、落后者必然转变的大团圆式结局，强化了“改造”进程的势不可挡。相比之下，《厂长追猪去了》（朱寨）则代表了这类小说的另一种向度。小说讽刺了延安附近一个工厂厂长的事务主义倾向，这位主人公可以把改进产品质量的问题放在一边，却为了工厂猪圈里一头跑丢的猪奔走不已。作者的本意是在“庄严的生活中摄取了点谐趣”[26]，但小说还是被归入了暴露文学一类而受到了非议。按毛泽东的界定，这类问题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是不能讽刺和暴露的。但也许更为关键的症结是小说仅仅停留在了暴露上，未能将落后的状态引向改善和提高，从而使问题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达到如领袖所说的“同心同德，向前奋斗”的目的。

　　所谓“同心同德”，意味着一种消弭了个体权利和差异的同一化的道德心性结构，通过自觉皈依某种共同的价值理念（如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个体的痛苦和欲求也就在一个更加富有伦理深度的目标诉求中获得缓释和消解。“落后—改造”故事中，主体的生成取决于公共意志与私人意愿的完全一致，只有自觉地克服“私”、“欲”，向“公”、“理”皈依，才能生成一个强健的主体性人格。“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27] 如果利重于义，小我压倒大我，那么个体自我就难以向群体履行责任，也就无法依赖于整体的认同而获得一种完善的道德人格——在对于落后者的批判中，其实已隐含了对一种“合理利己主义”原则的否定，在一个消弭了群己差别的高度公共化的空间里，个人的权利与幸福都成了甚为可疑的概念。然而，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的复杂存在，任谁也无法真正做到公而忘私、无欲无求，如果彻底泯灭欲望，压抑自我，也就背离了主体建构的感性之源，阻断了人性发展的丰富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承认“无论是独裁体制还是民主体制，社会总是塑造集体生活而不是集体中的个人生活”[28]，但同时又必须意识到：一旦集体的意志已变成一种不容置辩的绝对律令时，也就对个体生存底线构成了威胁。

　　《老洋人》（王炎）中，年过半百的兵工厂工人“老洋人”孤身在外，因想念家中的亲人而受到了同事们的奚落：“老洋人，总是忘不了家！”“老家伙，家庭观念老是打不破！”“他一定又是想起他那银匠铺的旧生活……”[29] 于是，孤独的老人更加郁郁寡欢。当“家庭观念”也被判定为“落后”思想时，实际上已经抹杀了最基本的人伦要求。《秋收时节》中，尽管出地户户主小立妈最终转变了思想，认清了形势，不过通观全文，这最后的“觉悟”还是显得比较突然，不仅缺乏说服教育等必要的手段，也没有特殊事件带来的转变契机，“公”与“私”的欲望冲撞并没有在主人公内部得到真正的缓释和开解。小立妈领土地证时一番表决心式的发言，反而让我们窥视到了利益丧失者内心的苦衷：“可是自从共产党一来，穷人越过越好，我的日子就越过越不好过！早先我是财主，共产党来了实行合理负担；我地多，他实行统累税；我出租地，他要减租；我放账，他要减息；我雇做活的，他又要增工资！这几年，又是覆查，又是平分，接二连三，就把我这个财主日子折腾干了！其实呀，我省俭细相，我抠抠索索，日子过得死门拉户的……”[30] 这里的“觉悟”，与其说是因为个体自身思想意识的提高，倒不如说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不可抗拒。在历史的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中，个人的欲望法则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道德问题，但道德理想不能用“规范”去定义，更不能用“应该如此”去对生活加以限制。当康德判定了有条件的行为都不是高尚的，而只有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只有那种牺牲性的道德行为才具有纯粹的光辉时，实质上是在用某种宗教式的神性去匡囿人性，其结果必然是把生活问题简单化，甚至会损害生活本身。这也正如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中所指出的：道德行为无论如何是光辉的，只是它所包含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不是一种不明原因、难以理解的“无条件”行为，相反，它有着巨大的生活理由，一种与幸福相关的理由。[31]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2页。

　　[2]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

　　[3] 葛洛：《卫生组长》，《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4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2553页。

　　[4] 相关论述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1期。

　　[5][8] 赵文节：《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一个医生讲的故事》，《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3卷，第1588页，第1586页。

　　[6] 王啸平：《马少清和他的连长》，《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1卷，第263页。

　　[7][12][22] 中傥：《宽大政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1卷，第311页，第311页，第318页。

　　[9] 方纪：《秋收时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1卷，第189页。

　　[10] 秦晖、苏文：《田园诗和交响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11]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

　　[13] 俞林：《家和日子旺》，《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3卷，第1962页。

　　[14] 周敦颐：《通书·顺化章》。

　　[15] 《二程遗书》卷二四。

　　[16] 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语类》卷十三。

　　[17] 刘白羽：《无敌三勇士》，《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1卷，第610页。

　　[18] 何苦：《织布机翻身记》，《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2卷，第1307页。

　　[19][21][25]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69—171页，第167—168页，第53—54页。

　　[20]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2卷，第1589、1592页。

　　[23] 柯蓝：《背乌龟的小鬼》，《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3卷，第1842页。

　　[24] 拉萨勒：《教会学校的管理》，第204—205页，转引自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02页。

　　[26] 朱寨：《鹿哨集·后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第169页。

　　[2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3版，第26页。

　　[28][31]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第32页。

　　[29] 王炎：《老洋人》，《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1卷，第225页。

　　[30] 方纪：《秋收时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1卷，第195页。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7.1

转自 学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