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新中国经济史论――对“非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初步考察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0 10:33:10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因此“反思改革”就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没有了垄断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二、支撑快速工业化战略的资源基础

　　在新中国的管理目标提出之后，就需要考察制约目标实现的各种资源。有形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无形的资源主要是管理，西方也有的经济学家把管理看作是第四种生产要素。

　　中国大跃进和快速工业化战略的最终基础，在于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领土面积，虽然人均剩余生产水平很低，但是总量却很大，足以支持快速工业化的剩余沉淀要求。同时这一工业化所需要的剩余，也必须以“低成本”地从分散在全国的小生产者那里集中起来；由于剩余转移的巨大规模，因此工业化的剩余积累对消费压缩所形成的“负担”，必须相对平均地由各个社会阶层共同分担，后面两个要求实际上是新中国政治设计的起点：低成本集中剩余和平均分配高积累的负担。

　　这一点正如大北三郎所写，它的改革“为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平均主义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所获得的成功是平均分配贫困的成功，而不是平均分配财富方面的成功”。他还写道：“如果中国能在不损害这种平均主义社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转引自罗兹曼等著《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Ｐ326）

　　把一切剩余都转移到工业化目标上来，是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客观要求。新中国第一个转移剩余的重要步骤，是通过土改剥夺了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然后在通过农业税等手段转移给政权掌握，去支持快速工业化的需要。而后来的“三大改造”更是消除了经济领域的各种消费特权，由整个社会来平均担负高积累成本。后来的文革更是深入追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权，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不断推出，例如取消军衔制等等。

　　工业化进程到底是由资本主导还是由政权主导，实际上通过不同的“力量对比”的竞争比较，在建国初期实现了重新选择。当然这个选择过程，本身是依据短线资源的“坏”表现来抉择的。在“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之后，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表现都极端消极，新中国政权最后否定了资本参与主导工业化进程的早期设想――新民主主义，一九五三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本严重不足，劳动力资源丰富，在管理所需要的组织资源上，有一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在毛泽东要求成为“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目标下成长起来的军队转业干部队伍，他们是通过简易训练和战争动员实践中间成长起来的“有机知识分子”。新中国早期政权中间的主流派，要么是有军队工作背景，要么是从前的地方干部（他们也是服务于军队和战争需要的后勤人员）。在资本的整合力量严重不足，能够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资本是“短线资源”，而军队转业干部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一定的威信和相应的动员能力，在国家经济管理中间要算是“长线资源”，这一部分的人员有其特定的优缺点，最后也反映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中间：

　　新中国是一个后革命政权，其政治整合和组织资源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这个组织资源的缺点和优势，既决定了管理方法的军事化特点――“令行禁止”还要加上“简单粗暴”，也奠定了低成本汲取全国经济剩余的制度支持。由于管理成本的存在，使得管理方式和方法上具有“路径依赖”特点，在管理成本投入足够的情况下，才可以指望一个更理性化的行政体系。换言之，管理合理化联系着一个相应水平的管理成本投入，包括管理方式方法改进和学习过程、干部的培训和运用。共产党政权的官僚精英群体，其主要部分是战争年代完成政治整合的，共享一个非常完整的“战争动员经验”，在管理手法上存在着“军事化”特点：管理强度高、目标性强、下级作用小，由此就存在着军事化管理模式对社会经济过程多样性方面照顾不足的问题。早期的许多基层干部，往往从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间产生，不需要也没有条件进行管理经验和文化素质方面的积累。而大军南下时期许多军政大学招生，仅仅培养几个月，就去参加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这样低水平的管理投入和学习成本支付不足，与后来的管理僵化要联系起来看，这不是决策者的设想或者路线是否“极左”所能改变的。由于这一管理特点的存在，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密切互动，就更加重要了。

　　要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私人资本主导之外，就需要通过强化农村基层政权来实现。在土改完成之后，新中国政权就采取各种措施，逐次强化农村基层政权，因为多数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都在农村。从互助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县政权以下的三级政权机构逐步强化并完善起来，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基层政权的权责划分，经过试错和调整，最终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小队）。

　　基层政权动员能力的强化，还只能解决劳动力动员的组织力量问题，尚不足以解决短期内要求社员在报酬水平之上投入超额劳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超额劳动投入，都主要是增加长远利益的，在当年无法取得适当的报酬。所以动员的要点就在于：长远利益要能够激励劳动者的当期超额劳动投入。由于时间和控制权方面的区隔，长远利益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按照农民的经验就是“赊三不如现二”“爷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劳动者必须能够相信或者得到适当的保证：长远利益是可以指望得到的。

　　大寨最终成为榜样不是偶然的。大寨的典型意义恰恰在于很好地解决了把长远利益增加，作为短期内超额劳动投入的“激励因素”来运用，这一点老田以为是“大寨榜样”的核心价值，有类似于“泰勒制”那样的技术合理性。毛泽东后来发展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试图把劳动大众的权力和利益进行更充分的“保险”，这一“保险”的实现方式，就是指向拥有控制权的群体（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防止他们把控制权变成剩余索取权。给人民利益进行“保险”的核心设计，就是要求精英阶层不能行使剩余索取权，这也是平民阶层实现长远利益的唯一风险所在。

　　在大寨大队修梯田的年月，由于个人短期劳动的超额投入不能增加当期收益，肯定是没有对应报酬的。因为当期劳动超额投入只增进长远利益，只能在以后的系列年限里逐步取得收益，长时间的间隔就产生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社员无法确信自己能够从以后的递增收益中间取得合理的份额，社员将拒绝投入超额劳动。要在“个人效用函数”中间加入“长远利益”部分，就必须降低实现个人长远利益的风险，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政治上来解决的――就是依靠取消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来确保民众的长远利益，只要精英们不行使剩余索取权，那么未来可分配利益的增加都将与劳动者的今天努力正相关。按照陈永贵的总结就是要“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需要个人承担当期劳动的超额投入，而“两个大批”则是向社员不断重申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政治承诺，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降低乃至取消劳动者实现长远利益的风险；换言之，只要陈永贵不把大寨大队积累下来的资产搞“MBO”化公为私，后续年份的增产肯定是可以增加社员的可分配剩余，那么大寨大队的社员都有足够的诱因去参加“修梯田增产”的高强度劳动，因此长远利益就在此条件下就当然地成为社员当前劳动投入的激励因素。在意识形态价值上，“两个大批”还能够提供一个粗略的意识形态，帮助增进对公有制经济的认同，降低经济组织的运行管理成本。“两个大批”比吴敬琏于光远等人教条化地照抄马列的陈词滥调，更能在大寨大队的认同建设中间起到实际作用。批判是对不容许少数人行使剩余索取权的一种变相的重申，降低个人的长远利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只要是真正取消了官僚精英群体的剩余索取权，长远利益的实现就不存在风险。（老田《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看新中国的发展战略》，载乌有之乡网站老田网页。）

　　资本在积累不足的条件下，也缺乏适当的控制能力，无法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往往就表现出极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在建国初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囤积居奇”，从而表现出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需要民生目标相矛盾的总趋势。私人资本雇佣的员工多数也很难获得一个长远利益的保障，因此雇用条件下就不存在要劳动者投入超额劳动的适当激励。由此看来，政权主导还有一重好处是可以在个人利益中间顺利地加入“长远利益”作为激励因素，与私人资本主导能力不足难以控制未能的不确定性相比，政权可以方便地排除劳动者实现长远利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从而给劳动者关于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在管理上，政权通过大批判等形式重申劳动者形成的关于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极大地提高了认同水平，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的成效。充分动员丰富劳动力的条件，是给予劳动者以长远利益实现上的可靠保证，毛泽东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都是以否定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为核心内涵的，明确针对了动员劳动力投入超额劳动的需要。毛泽东时代管理成本很低同时管理成效却很高，一个根本原因是在个人利益结构中间，顺利加入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因素，较好地整合了个人努力方向与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依据，还要在政府主导与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对照中间，去进行解读。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到一九七八年完成，累计的基建投资总量为15133亿元。如果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就要考虑加上建设用土地的价格，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交通系统建设中间很多土建工程（1978年公路通车里程89万公里，铁路5万多公里），都是无偿征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的，这个巨大的投入也没有转化为对资本积累的要求。如果是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这一切都必须要付出适当数量的货币，要建设同样数量的工厂和交通事业，要求实际沉淀的“购买力水平”肯定要超过30000亿元以上。考虑到一九四九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总量不超过120亿元，要实现这样数量的积累规模，将需要上百年时间。

　　公有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利益上的“竞争性”，使得企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的学习成本极低，可以由一个或者一群企业无条件地帮助新企业完成技术“复制”工作，这对于私人企业而言是无法得到的，新的私人企业投产总是要经历一个时间的学习和培训过程，更加大了投入要求。

　　由于政权全盘主导工业化，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企业投资方向更少盲目性，所以成功率极高；要完成同样的工业化任务，考虑到投资失败带来的巨大浪费，势必要极度扩大总的投入数量。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喜欢拿效率说事，但总是选择性地“遗忘”各种宏观统计数字。1985年和1995年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的基期，工业企业的净产值率由36％下降到24％，与此相关联的各种效率指标诸如销售利润率、资产利税率等等下降的幅度更大。据工商联统计，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能死亡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私人资本在经营方面失败的概率太高，由此沉没的无效投资数量惊人，如果考虑到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更低的企业淘汰率，则按照单位时间内整个社会投入的资本总量去计算投资收益率，更是大大高于改革后时期。（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编《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2005年6月30日正式发布）

　　“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依据，一方面存在着激励劳动者投入超额劳动的稳定预期，一方面上政权主导工业化比私人资本在“购买力积累”方面，要求更少，包括有形的土地划拨、劳动力动员方面的节约，以及在无形的学习成本节约、经营成功率高两个主要方面。换言之，政权只要有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就可以在购买力积累的水平之上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且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技术的学习成本，计划经济也基本上不担心投资失败问题。

　　范旭东号称中国的化学工业之父，他在创办久大盐业公司的时候，成功说服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启超，在汉代“盐铁官卖”之后实施了2000余年的高盐税体系里，得到低税待遇，使得他的盐化工事业得以顺利生存下来。在中国绝大多数人还不识字的时代，他得到了侯德榜等人的帮助成功开发出“联碱法”，在技术和生产工艺上获得突破。在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都非常不健全的时代，他能够成功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自己的事业的长期亏损，股东们还继续信任他，最后才争取到发展机会；在与西方大企业的竞争中（主要是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居然能够胜出，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成功概率极小的事件。范旭东当然是一个英雄，当然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因为他能够做到一般人无法作到四个重要的“小概率事件”。但是正是这样的“小概率”限制了人们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与这些著名企业家同时存在的是一个“国困民穷”而且看不到未来希望的中国。无论今天的精英主义者对1949年前的中国现实如何花力气去粉饰，那个时代清晰地留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记忆中的，是一个“洋钉、洋火、洋油、洋布”遍布中国大地的时代，还有对准中国民众头颅的“洋枪、洋炮”。只有创业成功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的时代，普通人也可以成功领导企业的时代，才会有经济的快速进步。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许多产业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上百年时间所走过的历程，但是在这些行业的建立与壮大过程中，没有一个英雄和企业家特别值得人们铭记，因为他们只是完成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职任务，他们无须承担任何投资和经营上的风险，也无须靠个人奋斗去突破任何政策和体制上的障碍，担心任何资金筹集与产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问题。这个时代的企业成功概率非常高，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领导企业取得进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这些行业和工厂负领导责任的人员，甚至存在严重的管理经验和文化水平不足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让精英主义者灰心丧气的时代。这个时代所树立的典型都是一些普通劳动者，他们的事迹如王铁人也不过就是努力工作，不计较代价而已。中国改革20年来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典型，如牟其中、年广九、马胜利、步鑫生等等，无一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归根结蒂，企业家还是要以企业成败论英雄的，今天中国企业经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仅成功的比例极低，而且成功之后要守成也不是那么容易。最近20年来的成功企业家，往往是一些往往能够在正常渠道之外取得额外资源的特权人士，中国企业经营由此又重新进入了一个“需要英雄”时代。

　　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高积累政策，不仅直接决定了农业增产的努力方法，也直接给定了新中国的个人分配结构。快速积累过程，使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一方面要减少当前的剩余分配，对于政治认同的下降是决定性的，同时巨大的积累规模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均分配“贫穷”来负担，在影响了消费的同时，要求一种适应性的意识形态作用――突出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相比较而言，精英阶层失去了“高档消费品”的选择，在高积累政策下是必然的，这一点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中间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改革时代主流经济学追随邓小平“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没有什么发展”的论调，强烈抨击“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等等，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统计资料和社会经济的实际进步相一致，但是在政治上则具有相当理由：这一场快速工业化进程中间精英阶层牺牲了特权消费资格，平均分配贫穷首先是取消了奢侈消费。

　　三、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的“自然选择”过程

　　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力量，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政治权力，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除了最早的英国之外，国家政权介入工业化过程的程度，随着工业化深度的加大，其作用也是逐步上升的。英国的工业化进程，相比较而言，较为接近于纯粹的“资本主导”，而后来的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政府介入的程度在逐步加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最大的。

　　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都是否定了资本的主导作用，完全以政府权力来整合人力物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这一模式被人冠以不同的名称，萨米尔·阿明称为“强行军”，保罗·巴兰称之为“陡直的腾飞”，在中国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叫法是毛泽东发明的――“大跃进”。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间，多数信奉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历史观，对于被认定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持友好和扶持态度，这包括在农村保留富农经济和城市里扶持资本家的发展。这一政策的认识背景都是中国的生产力不发达，需要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明确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刘少奇曾经在天津讲话中间说过“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毛泽东在一九五○年很诚恳地说到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些认识都是从理论和本本出发的。

　　政策首先是在农村的土改中间被突破了，富农的土地多，不受多数农民的认同，土地改革中间贫农还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政策执行的结果是服从了多数农民的意愿。那个从本本出发的保护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就是在农民的土改实践中间被“改正”了。毛泽东后来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总结：

　　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P111－112）

　　在“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间，新政权发现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弱小的资本总是倾向于行为短期化，其努力方向与国计民生的要求相反；二是私人资本的存在，往往通过与官员建立分利同盟的方式来牟取暴利，这意味着资本家赚钱的同时政权的合法性下降，是把资本积累的风险和代价转嫁给政权。“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重庆出现的“星四聚餐会”案例，典型地揭示了资本积累增加与政权合法性丧失之间互为消长的矛盾关系：

　　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新华月报》１９５２年３月号，第２７、２ｌ页。）

　　中国人多地少，民生产品短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新中国为了物价稳定和保留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媒介作用，在现实中间选择了直接管制的方式，由政权去掌握物资分配，这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开端。在“平抑物价”期间，为了和投机资本作战，就创办的国营商业公司去控制极端短缺而价格容易被操纵的民生物资。计划经济手段的引入，开始不是出于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对“短缺物资”进行直接管理实际需要，如果短缺无法在短期内消失，那么对短缺产品进行“国家计划”管理或者直接的“数量分配”方式就不会过时，这一管理方式后来发展完善为“票证制度”。

　　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净增加2100万，而从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剧上升了3174万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所要求的农业剩余，与农民的口粮需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这个严重矛盾在市场条件下也无法协调，结果政府又不得不选择对粮食进行直接分配的政策――统购统销（1953年秋天），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切断了农民与资产阶级的联系”，这些都共同终结了私人资本的主导作用，扩张了计划经济的作用范围。薄一波对于粮食问题有着很生动的记载：

　　土改后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比较，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于农村自给性消耗多了，公粮和商品粮所占的比例就降低。1951－1952年度公粮和国家从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28 .2% , 1952－1953年度下降到25 .7% 1953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P257）

　　与主流经济学喜欢把一切决策说成是“领导人凭空设想”完全不同，新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路径选择，无论是选择以政权全盘主导工业化，还是选择计划经济的直接管制模式，都是“形格势禁”的结果，都是在现实制约下作出的被动选择：为了应付无法逾越的困难而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就是这样被放弃的。

　　新政权威望和能力正处在巅峰时期，恰逢民族资本处在最虚弱最短视的状态之下，在“平抑物价”运动期间，资本家通过囤积居奇的这样的极端方式，吸引全国民众来关注并选择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主导力量”这样的问题？私人资本自己跳出来进行了最恶劣的表演，告诉人们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方式――他们赚钱的方式跟国计民生目标直接对立，就这样极度恶化了自身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1952年9月，毛泽东就在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十年到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已经改变了他自己原来的主张，最终在次年6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中间，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了详尽的阐述：“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改造”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们这帮子资本家完全不行，只能是由政权来全盘主导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在主导工业化的两种力量――政治权力和资本――中间，经过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之后，很自然地留下一个唯一的选择。这不是从书本出发，因为马克思的书本结论和毛泽东早年的设想都与此相反，是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包括毛泽东和其它共产党高官的看法。

　　在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资本家生存的舆论环境，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了。这并非决策和指导思想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是在社会现实中间的操作层面最先变化的。我访问过一个老记者，他原来是在前线报道战争的，在打仗的时候战友们彼此拿生命进行掩护和支持，是那种最高程度的合作状态。记者们一进城之后，就发现这帮子资本家他们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要相互留一手，朋友之间也常常相互坑一把，简直比禽兽还差。有这种认识不是个别人，解放初的大牌记者，有资格在报纸头版发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认识，对资本家在人格上极端藐视。说这个认识是极左，也不见得合适，反正人们都是在比较中间进行鉴别的，资本家在解放后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当然就很自然地被记者们拿来跟从前他们关注的焦点――英勇作战的战士――进行对比，本来在这样的对比中间没有人不处于极端劣势的，解放初期的资本家们偏偏又不知道藏拙，还老是搞些操作物价这种特吸引眼球的事情，恐怕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了。在平抑物价的过程中间，你完全可以想像，私人资本表现是那个样子，在记者们的笔下会怎么描述，对高层的决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对投机资本的愤怒，也是很严重的。中国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业集团，最成气候的资本家是荣氏集团，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呢？武汉有荣氏集团两个比较大的企业，一个是申新四厂，是纱厂，另外一个是福新第五面粉厂，他们还有一个自备电厂装机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们把这个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贷款90万元，去外地收购棉花和小麦囤积在仓库里，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就是等着涨价，结果引发武汉市民的愤怒。那些很饥饿的市民胆子格外大，就把福新面粉厂的大门砸开，勒令他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和销售。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作为政策导向的时候，资本家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狭隘私利，耗尽了自己的舆论支持和民心，后来的政策改变和三大改造的提出，只能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了。公私合营的快速完成，倒是很符合布罗代尔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小撮人的特权，没有政权和舆论的鼎力支持就不可能存在。（老田《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历史》，载乌有之乡网站）

　　与此相反，西方的发展经验与新中国完全不同，主要是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外部性内部化”对私人资本积累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西方经济学表述了西方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完全相反。

　　根据诺斯等人对西方私人资本主导下工业化进程的总结，他强调“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净收入款。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它每个人的净收益。)的活动。”“这一结论没有什么新意。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都把成功的经济增长看作是由有效的所有权的发展决定的。他们的追随者显然基本上忘记了这一点。”（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P1，P171）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国家政权主导的，是“宏观动力”的推动模式；中国的工业化扩张过程不依赖“微观企业”的动力，不依赖企业的利润和积累能力，仅仅与中国的机械设备生产能力紧密相关。那种把中国的工业化进展与企业积累能力挂钩的分析模式，在起点上就是错误的，这是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的经验，他们没有政权主导而完全依靠企业积累去推动工业化，私人企业积累的顺利进行或者强调“外部性内部化”是与这个主导力量的成长紧密相关的，而以这样的理论视野去评价中国的企业效率和工业化进程，都不可能不出差错。

　　孙冶方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与改革后主流们强调的“效率优先”在逻辑上很一致，实际上都是私人资本主导经济发展时的必然要求，在政权主导工业化的情况下，他的“正确”认识就要打个很大的折扣了。当然，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强化下级政权和企业的领导责任，与政权中间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权力最大化同时管理事务最小化”诉求一致，孙冶方后来被高度肯定，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而是恰当表述了强势群体（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意愿”，这个政治意愿实际上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主要出发点。

　　把政权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等同于私人资本主导，认定政权主导也一样要以积累购买力为基础，这几乎是经济学界的通病。在分析新中国早期快速工业化进程时，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在于强调“剥夺农民”的问题，认定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积累”“天然”来自于农业。因为已经事先认定政权主导等同于资本主导，就势必要为工业积累找到一个合理的外部来源，否则就违背了“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在这个认识下，一些研究者甚至盲视新中国比价变动有利于农业品的事实，随心所欲地给出结论，这非常不严肃：

　　“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但是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变动看，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从1952年到197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2·4%，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0·1%，但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1·5%，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从等价交换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扩大了20%左右。”（叶善蓬：《新中国价格简史》，178-179页，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由于建国以来的30年里，工农产品比价在缩小而人们感觉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因此比价剪刀差理论‘失灵’的情况下，比值剪刀差理论则大行其道。人们用来计算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点的办法只能是其价值，而价值中难于计算的，又是工农业产品各自包含的必要社会劳动。于是折合工农业劳动的方法就成为计算剪刀差的关键问题。一个工业劳动力折合的农业劳动力越多，价值剪刀差就越小，反之，价值剪刀差就越大。” 这样的说法虽然在字面上仍然保留“剪刀差”，但是实质上已经转移了话题改而强调“工业和农业的交换只能按照产品包含的劳动量进行等价交换”，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与剪刀差概念的内涵和分析价值无关了。因为大量劳动力剩余留置在农村，每年度农业生产中都大量投入了边际收益极低的劳动，而许多水利建设则类似于“保险费”投入不增加当期收益，农业中间广泛存在着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的问题，导致农业劳动的边际收益率极低，而工业劳动相对较少存在此种情况，因此产品中间包含的劳动量并不具有简单的可比性。

　　事实是：新中国从来没有把剥夺农民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无论是政策设计还是现实中间的工农业品比价变动，都缺乏证实剪刀差政策的适当证据。根本原因是政权所主导工业化进程，以长远利益激励劳动者承担超额劳动投入、并以此动员全部劳动力参与工业化建设，并不象私人企业那样要完全依赖于购买力的积累过程。如果与过去的历史比价情况对比，结论就更清楚了：

　　195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步，农村得到的工业品，在总量上是急剧增加，与从农民提交的剩余数量增加的幅度相比，也是如此。在价格运动方向上，新中国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一般而言是趋向上调，而工业品价格总是趋向下调，这样的价格运动模式显然不是为了攫取剪刀差和积累资金。具体以20世纪农民交换到的食盐为例（这是农民最必需的商品），在抗战期间，老家蕲春县的食盐价格是百斤稻谷换一斤六两（十六两制，合725克），国民党统治的正常时期是两斤鸡蛋换一斤盐，毛泽东时代是两个鸡蛋换一斤盐，今天的比价关系大约是两个半土鸡蛋，仅仅略为上涨。

　　四、新中国重工业优先战略和个人消费的关系

　　经济研究常常停留在以货币表示的产值、积累和消费等数量关系讨论上，因此，一个常见的错误往往会在分析中间“自动”出现，货币数量上的相等关系就往往被研究者误认为现实中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从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选择看，这样的错误叙述最为严重。

　　主流经济学家们常常认定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一种任意的替代关系，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即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早期经济运行现实，很容易发行这个基于“货币数量相等”而想像出来的替代关系，在经济现实中间并不存在。轻工业发展需要对应的原料供应，就我们今天看到的统计数据而言，农产品供应不足始终是轻工业投资的决定性限制，1952年87％的轻工业原料来自农产品，直到1996年仍然有67％的轻工业原料是农产品。换言之，在工业化早期并不存在大量进口国外农产品的可能，因此轻工业投资规模，将不得不以农产品增产为前提。实际上在一九五○年代中晚期就经常出现严重的原料不足问题，这样的背景下，去大力发展轻工业或者所谓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实际的可能。

　　中国工业内部的结构和轻工业原料来源的变化：

　　转引自：赵济、陈传康主编：《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P204。

　　同样，重工业优先战略也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这需要一个合适的外部条件。中国执行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外部条件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前哨位置上，新中国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安全的，由此苏联不仅自己援助建设了156个项目，而且发动东欧国家帮助中国设计了68个项目。这一援助并非出于苏联对中国的友谊或者善意，而且出于集体安全利益方面的实际考虑。如果国外的机器设备供应渠道，一五期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达到8：1就不可能，重工业优先政策要求国外的机器设备供应渠道，这也无法靠减少轻工业投资来实现，换言之，反过来重工业也不存在可以任意替代轻工业投资的可能，纺织机械与机床不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这本不需要怀疑。

　　当然，直接替代关系虽然不存在，曲线替代的可能还是存在的，要快速实现轻工业或者消费品生产优先，以改善市场供应状况，其限制条件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快速实现农副产品的大幅度增产？这意味着需要一个这样的政策选择空间：优先投资于服务于农业的工业并在农业产出迅速增长的基础上优先追加轻工业投资。这一道路，恰好新中国曾经尝试并且失败过。

　　一九五八年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等人，拿出了碳酸氢铵小化肥厂的定型设计，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刘少奇、陈云等主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曾经成立中央化肥小组，大量推广。由于定型设计与各地的煤炭资源不合，结果数百家小化肥中间多数无法量产，据说后来“小型氮肥装置经过近八年的探索、试点、攻关和技术改造，到一九六五年，技术已渐趋成熟。正常生产的厂数达到87个，当年生产合成氨18.3万吨，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12.3%。”“农业需要大量化肥，中型氮肥厂一时上不去，小型氮肥厂却具有建设周期短、设备容易制造、投资少、便于地方集资兴办等特点，而这些都是当时中型氮肥厂所不具备的。加之小型氮肥厂一般属县管辖，自产自用，因而各县办厂的积极性很高。一九六八年以后，小型氮肥厂迅猛发展。……为了支援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省和自治区，国家安排上海市从一九七○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制造100套小氮肥设备。这对加快小型氮肥厂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间，全国建成了小型氮肥厂1,225个。与此同时，一些有能力自制成套设备的省、市，对部分建厂早、条件好的小型厂择优进行填平补齐和设备更新，扩大了生产能力。一九七九年，全国小型氮肥厂总数达到1,533个，当年产氨658.4万吨，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55.6%。”在这个叙述中间，我们看到，只是到了中国工业化取得决定性的进步之后，才帮助小化肥起死回生，逐步实现所谓的“过三关”：原料关、技术关和经济关，逐步解决了技术瓶颈问题。陈云曾经说小化肥技术不成熟，而大中型化肥技术比较成熟，这是拒绝承认错误的托词。不可能小型比大中型化肥厂的技术更不成熟，区别在于大中型厂可以调动工业化早期极为稀缺的技术力量（包括人员和技术装备），以改进生产过程的设计和技术不足，而小化肥快速铺开则超越了当时的技术设计力量和装备行业的服务能力，才难以解决生产中间的难题，多数成为“半拉子”工程长期无法运转。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中国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原来缺乏的技术人员和设备技术改进基础都成长起来了，这个时候原来的小厂才有条件实现“过三关”而正常运行了。（参见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电子版，第四章）

　　中国农业的成长，不存在一个短期内快速增长的路径，强行投入大量小化肥工业，结果是未能发挥作用，这一教训是很深刻的。由此回顾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报告的决议中间所设想的“农业增产两步走”方案：早期依靠劳动有组织投入以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来增产以支持快速工业化，再在工业化取得决定性进步之后依靠化肥大量投入来增产。这两个农业增产步骤的顺序，看来不能随意颠倒。一九六○年代初期，想要在工业化取得决定性进步之前，就通过小化肥大量普及来提前实现农业的快速突破，结果招致了严重的损失，这一教训至今未能很好地总结。因为这个严重错误涉及到那几个“一贯正确”的领导人，因此写书的“学者们”今天还在使用曲笔去“为尊者讳”。

　　新中国农业增产过程，需要两个不同阶段的努力，一九六○年代小化肥投资大量失败的事实，也证明了无法超越工业化的阶段提前实现快速增产。因此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或者轻工业（比较优势），都受到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限制，既不存在减少重工业投入、增加轻工业投入的实际可能，也不存在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的可能，合理的选择是在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之下，适当发展轻工业生产能力使之跟上农产品供应水平。

　　一五期间的消费水平快速提高，不在于合理的积累－消费比例关系，也不在于重工业投资的适度，而仅仅在于轻工业生产能力快速逼近农产品供应水平，大约就在一九五六年前后，棉纺能力过剩和原料短缺的问题就一再出现。与此同时，农业在传统技术增产的限度内，快速增长的潜力也迅速消耗殆尽。此后的消费水平提升缓慢，跟农业失去快速增产空间，轻工业原料无法迅速增加相一致。第二次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要等待工业化告一段落，能够大量增加化肥供应来实现，这是一九七○年代中晚期到一九八○年代中期的事情，此后的农业产出水平又陷入徘徊状态。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中国农业产出水平，在经过新中国早期的两步走增产战略之后，就单产而言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了，不存在大幅度增长的空间。

　　由于工业化早期的消费品生产，主要受制于农产品的供应水平，积累和消费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真正的互为消长关系或者替代关系，在“合适的消费和积累比例关系”认识框架下拼凑材料形成的新中国经济史“共识”，本质上是一个“伪叙述”。在这个叙述框架下，一五期间和七八十年代之交两个时代快速消费水平提升的时代，被作为比例合理的样板；实际上这两次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都与积累率下降无关，而是因为农业－消费品产出水平急剧上升，一五时期是因为战乱终止、传统农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迅速恢复，后一个时期是因为化肥使用量急剧放大带来农业大增产。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消费水平大幅度向上攀升的阶段，起因都是特定条件下农业产出的急剧增加。

　　考虑到中国人均不可再生资源水平占有量的低水平，中国也不存在大量从外部攫取资源的可能，这将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消费水平，大概要终结在一个“丰衣足食”的水平上，并不存在实现欧美日那种富裕发达的资源基础。为此，中国的发展与个人利益的实现上，就不能简单抄袭西方的市场化路径。在人均等有形收入（取决于人均资源水平）的增长空间不大时，就必需把无形收益的增加作为重点来安排，换言之，要在减少支出方面做更多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就无法统计在GDP数字里面。那种以GDP指标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非科学发展观”，不足以指导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个人福利建设。

　　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线仅仅局限于收入指标，规定年收入少于668元为“贫困”。实际上这一指标不能准确反应农村居民的真实经济状况，由于农村的贫困（包括部分城市人口），主要不是因为收入不足以应付基本生存需要，而是因为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急剧上升，远远超过它们的收入水平所致，换言之，是开支太高而不是收入太少，导致了更多的贫困。如果考虑人们的支出方面，则现有的贫困线水平上，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数量的人口也是极端贫困的，因此衡量贫困或者富裕还必须考虑“开支水平”和“风险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衡量指标才是全面的。如果考虑后面两个因素对家庭经济状况的综合影响，农村的贫困家庭比例肯定要超过50%，城市的贫困家庭比重也会接近甚至超过三分之一。开支水平的急剧上升，是社会分裂和地位差距充分“市场化”的结果，毛泽东时代医生和教师不容许利用优势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今天知识精英群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制造了极为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好处仅仅是增加了GDP数字。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仅仅依据单位GDP 指标是不足以衡量个人福利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中间，一切优势地位或者控制权都被用来追求剩余最大化，由此产生了很大一部分虚假的“重复分配数字”。

　五、中国工业化晚期的调整要求和改革目标定位

　　新中国第一代经济领导人，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而且非常深刻的“反通胀经验”，这些人在货币回笼和物价上涨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认识。由于蒋政权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基本上取消了货币作为市场交易媒介的地位，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出现严重的破坏性后果。由于负面教训极为深刻，因此就产生了为了物价稳定和货币正常目标，愿意承担一切成本和代价的信念。由此形成了极端保守的财政政策――“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及极端保守的货币政策――“只有市场上具有6-8块钱的物资才能发行1块钱货币”的错误信条。我们今天知道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年货币周转次数为3.54次，根据费雪公式计算，市场上有将近40％的产品流，缺乏对应的货币流，在这种极端保守的财政货币政策思想指导下，结果造成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这个错误的通货紧缩过程，到一九七○年代后期越发严重。

　　邓小平实际掌权之后，从政治需要出发进行所谓的“消费补课”政策，仍然是在极端保守的财政政策视野内，靠压低投资来释放消费空间，仍然简单地假定投资和消费中间存在着必然的替代关系。这一政策调整正确的部分是适时地扩大了消费，错误是不恰当地压缩了投资。由于新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应该适时地转入快速装备期，新建更多的工厂，这个时候扩张消费只要不超出产出能力就是可以的，无需通过消极平衡来压缩投资，其扩张限度应该足以弥补通货紧缩造成的影响。这个时期继续压缩投资，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萧条，搞停产待命。这一政策的作用对象仅仅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此同时，根据一九七九年的“社队工业十八条”却开放了技术层次低和高污染的农村小企业投资狂潮，并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大力倾斜的政策性支持，这是新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最有成效的产业政策，这一轮乡镇企业的膨胀狂潮，最集中地分布在苏南（以集体企业为主）和温州（以私人企业为主），后来被学界包装成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并据此推导了无数的“假学问”出来，本质上是一个不恰当的政策倾斜造成的，黄宗智教授在吴江调查发现乡镇企业兴起阶段明显有“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现象，其实是作为一个产业政策效果而临时存在的，也不是长期固有的现象。而八十年代企业界对这个政策有更为独到的评价――“捆起老虎放开猴”。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社队企业的总产值占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要由现在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半以上。”“遵照国务院指示，农林部代拟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十八条》）。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修改，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国务院以国发〔1979〕170号文将《十八条》正式颁发各地试行。”十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在宏观压缩投资的大背景下，采取各种政策优惠扶持社队企业（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最主要的优惠内容不仅包括资金扶持还包括税收减免：“地方各级政府应尽可能从机动财力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社队企业；国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用于穷社穷队办企业的，一般不得少于一半；农业银行每年要从农业贷款中，拨出一定数量的低息贷款，扶持社队企业，其中用于购买设备的，一般三年至五年还清。”“明确规定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政策。社队企业所得税率按现行的20%的比例税率征收。小铁矿、小煤窑、小电站、小水泥，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三年。其他新办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可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二年至三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队企业免征所得税五年。灾区社队企业从事自救性生产，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和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引文内容参见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远景图像出版社《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三章）

　　扶持乡镇小企业扩张的政策出台，是取决于当时中央高层决心为将要全面铺开的农村改革预备政绩数据，并非是决策者的慧眼看到低技术扩张有什么优点。这一政策固然在中国农村造就了几个富裕地区，但是恶果却主要是体现在工业和城市调整中间。僵化的积累－消费平衡理念和极端保守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误导了对现实问题的诊断，也耽搁了寻找正确出路的努力和浪费了调整时间，长时间的高积累政策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但是调整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口号的系统内调整，未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适时地转型的要求，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则陷入“盲人骑瞎马”的误区。这一轮的压缩和调整过程，受到乡镇企业投资水平的决定性限制，是大量装备了落后技术，落后技术的需求使得小队先进的技术装备反而没有订单，这一个压缩期，使得中国技术进步上损失了接近五年的宝贵时间。这个落后的扩张过程，本身成为后来设备“洋化”要求的准备期。

　　一个相对成功的调整是在农业政策上，当时为了快速改善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以财政补贴方式支持蔬菜优先涨价政策，很快丰富了城市人口的“菜篮子”。同时，大量进口化肥和粮食，并给粮食提价，使得农村的状况在1979－1984年短短的五年间，有了很大的改善。错误在于试图垄断农业产出增加的全部政绩，结果采用了错误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基层政权模式，带来了后来农民负担的恶性膨胀。同时，错误的政策解释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屏蔽了完整的研究视野，不利于选择正确的农村发展路径。

　　根据统计资料，1978年中国农业使用化肥（折纯）884万吨，粮食产量3亿吨，1984年粮食产量增长了1/3突破4亿吨，同年化肥使用量达到1740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96%；199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到4086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362%，同年粮食产量达到5.1亿吨，增产70%，化肥使用量的急剧增加，是1978年之后粮食增产的决定性因素。在此过程中，1982年全国农村逐步实施包产到户的改革，似乎为了给这一“改革”制造政绩，我们看到进口化肥数量暴涨，决策者们看来非常清楚农业增产最需要什么，最高年份进口化肥占全部使用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中国粮食产量、化肥使用量和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的简单对比：

　　年度粮食产量万吨价格补贴支出亿元价格补贴占预算收入比重%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年=100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粮食进口数量万吨化肥使用量(折纯)万吨进口化肥数量万吨

　　1978 30477 11.14 0.98 103.9 100.7 884.0 14.7

　　1979 33212 79.02 6.89 122.1 101.9 1086.3 20.9

　　1980 32056 117.71 10.15 107.1 107.5 1277.3 1269.4 37.3

　　1981 32502 159.41 13.56 105.9 102.5 1424.4 1334.9 95.9

　　1982 35450 172.22 14.21 102.2 102.0 1322 1513.4 253.3

　　1983 38728 197.37 14.44 104.4 102.0 992.5 1659.8 280.9

　　1984 40731 218.34 13.29 104.0 102.7 550.2 1739.8 279.6

　　1985 37911 261.79 13.06 108.6 111.9 698.9 1775.8 453.6

　　1986 39151 257.48 12.13 106.4 107.0 1501.5 1930.6 570.9

　　1987 40298 294.60 13.39 112.0 108.8 1481.1 1999.7 525.5

　　1988 39408 316.82 13.44 123.0 120.7 1494.9 2141.5 401.3

　　1989 40755 373.55 14.02 115.0 116.3 1290 2357.1 554.6

　　1990 44624 380.80 12.97 97.4 101.3 1237.2 2590.3 71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农业在化肥的支持下，粮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增长，自一九七九年开始进口粮食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到突破1000万吨的水平，国内市场的供应状况明显改善。同时为支持“菜价优先上涨”，自1980年开始财政中间每年有超过10％的支出用于对城市居民发放“蔬菜补贴”，菜农的收入大幅度提升，足以维持“蔬菜大棚”那样的高成本生产，再加上财政直接转移所投资的“菜篮子工程”，使得城市的副食品供应水平，也迅速攀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农业产量水平提高的同时，单位产出对于农民的边际效用下降，农民选择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也急剧下降到不足原先的一半。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农民，可能会愿意为增产5斤粮食而增加一天的劳动投入，口粮很充裕的情况下，同样的粮食增产数目，显然不足以激励农民继续投入一样数量的劳动了。根据今天农村调查的案例资料，各地农民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有效劳动投入，跟集体时期相比，都至少下降了一半。

　　改革后，主流经济学界把粮食增产解说为：大包干使得收益与农民的劳动投入更密切相关――农民选择投入更多的劳动――粮食增产，这样的解说，是把劳动作为影响产量的唯一因素或者主要因素来对待的，在全球的农业生产现实看来是最不符合中国情况的，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由来已久，“精耕细作”有很悠久的传统，农业中间最为缺乏的要素从来都不是劳动投入不足的问题，按照黄宗智教授的看法就是中国农业生产中间明显存在着严重的“过密化”，在过密化的现实中间，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很低，说到底劳动投入从来就不是推进增产的主要方面。农业的政绩如何解说，实际上关联着一个中央高层十分着紧的“改革意识形态工程”，这个改革意识形态工程在农业政绩的支持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或者说人们不太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去较真，毕竟还是增产了嘛。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作为改革意识形态工程的主要结论就出笼了，根据相关人士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为了从理论证明集体生产没有效率，林毅夫提出一个“农业劳动监督困难”的假设，去否定了生产队的效率与作用，在这个课题组所进行的“专案审查式”的研究工作中间，结论是先行给出的，证据是后来去找的，非常不幸的是证据没有能够说明结论。在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中不小心透漏出来了一点底细：“林毅夫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在进行微观研究中指出，集体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尽心监督的成本太高。……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35页）

　　本来中国农业还是传统耕作方式占优势的低技术产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生产奥秘，农业生产所受到的各种限制条件多数也为人们所熟知，例如要受到土地面积、气候、土壤、光热条件、化肥和农药投入、种子改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改革意识形态工程”建设“专家”和主流舆论却20年如一日，说中国农业生产只与劳动投入相关，只与农民的积极性有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制度万能”的叙述，完全忽视多种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本质上是制造了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当然从1970年中晚期开始化肥投入急剧增加，粮食增长很迅速，根据这个逻辑可以把所有的增产因素都屏蔽掉，就可以把粮食增产说成是政策设计师和官老爷的功绩，官老爷们最爱听这个话了。学术很难脱离政治的制约，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原来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错误的结论竟然至今还得不到反思和纠正。

　　经过上面的回顾，我们看到，农村改革的政绩，是动用了全部的政策工具才制造出来的，这中间包括后果非常严重的乡镇企业倾斜支持政策，对粮食和化肥的大量进口、财政转移支持蔬菜和副食品的生产能力扩张，这一政绩充分“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之后，就被充分用来指导整个中国的改革事业了。就是在“农业政绩工程”的基础上，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意识形态工程”，然后作为城市改革的认识起点，八十年代初期很是宣传过一阵子“包公进城，一包就灵”什么的。以此而论，供给“改革意识形态”，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盲目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成绩，“军功章”一多半要归于七八十年代之交农业政绩工程，这也很好理解，毕竟还是“事实胜于雄辩”嘛。

　　六、改革开放的起点认识错误

　　除了本土由部长级高官杜润生亲自领导生产的“改革意识形态工程”的巨大影响之外，早期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后，有一个钱纳里提出的“两缺口模式”很受人们重视，这一理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融化在不同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间。中国的改革早期的政策选择，多数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紧密相关，这一认识的内容通俗表述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早期，由于装备工业落后必定要依赖进口国外的机械设备等资本货物，由此就产生了外汇方面的缺口；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一般人均收入很低，所以有储蓄率低下和资本积累的缺口。这个通俗化的解释，既符合早期国家领导人的理解水平，更符合中国精英阶层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需要，因此几乎主导了最重要的政策设计思路。

　　把两缺口模式的错误认识，转化为政策主张就成了：中国应该无条件地引进外资――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无条件地为资本积累提供政策支持最后被归结为“效率优先”。与此相对应，舆论也一边倒地、想当然地把外资包装为“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的化身。

　　以中国而论，“两缺口模式”在分析新中国一九五○年代工业化开始时期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当然，由于中国最终选择了政府主导工业化的形式，积累对工业化的限制就远不如私人企业主导下严重。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人均剩余生产水平很低，但是地广大多，整个国家的剩余生产规模仍然相当可观，在政权全面主导工业化之后，由于具备了低成本集中全国经济剩余的有效渠道，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积累率提到25％的水平。从1952－1978年的加权平均数字看，积累率高达30.44％，与实现工业化的剩余转移规模相比，也仍然是足够的。同时，由于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的，在一五计划结束之后，工业装备的自给率就提高到60％了，根据一九八五年第二次工业普查资料，工业设备国产化率为82％，大体而言，中国也不存在依赖进口资本货物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式是按照西方国家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提出来的，在分析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时候，就有一定程度的背离，用于分析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国的经济现实，则大谬不然。

　　考虑到外资和外债流入国境，都是以正常贸易方式（资本货物进口）进入关境的，加上历年的正常贸易累计的顺差，中国的外汇总盈余数字要高出今天实际储备数字接近10000亿美元。换言之，在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5000亿美元的同时，暗地里流出的外汇数量要高出一倍。相当于中国每引进1美元的外资，暗地里流出的外汇数量为2美元，此外中国还在海外存有1.4美元的外汇储备。以这样的数字而论，中国确实不存在所谓的“资本和外汇”双缺口问题，以中国缺乏资本和外汇的判断为起点而进行调整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是误判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有着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高积累政策，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一个不需要“高积累”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智能化控制系统为特点的，此时需要大力在国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要继续不计代价地引进“物质资本”。（根据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的估算）

　　在新中国工业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剩余转移过程基本上接近结束，中国的装备工业已经发展到可以全面装备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的水平，不存在资本货物的严重短缺和对外依赖问题。这个时期的调整，应该是以终结高积累政策、提高装备工业技术水平和快速普及为特点的调整，并适时地把重点从早期的剩余沉淀转移到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促进技术的升级换代。正是在中国应该大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阶段上，错误地沿袭了物质资本扩大的政策，并且是以不计代价地引进外资和丧失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代价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有了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阶段的正确认识，就知道中国改革时期的需要与工业化早期存在的需要完全不一样。中国在技术、经验和管理方面，都确实需要调整，但是决不需要那种针对工业化早期特点的以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盲目开放政策。错误地把中国作为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来“改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大跃进之后，剩余沉淀过程基本完成，不再需要高积累，而是要深化技术的应用过程。

　　在内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一个重大的错误与这个错误的认识相关，试图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体下移到地方政权和企业手里，把中国的政权主导型经济发展转换为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这一改革进程被人概括为“放权让利”过程。主要的政策调整方向是强化基层政权发展经济的责任，强化企业的赢利责任，与此相关，逐次强化管理层的决策权力，同时以弱化劳动者的权力为代价。但是相关的转换基础则是全面的，没有局部改善的可能，由此决定性地走向西方模式，最终发现改革的结果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初衷。新中国的发展本来却是在西方模式――私人资本主导――失败基础上选择的，结果又转换过去，把历史的教训在更高的起点上重演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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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最喜欢的核心概念，这是他们发言的主要依据。问题在于他们所设计的那个改革启动之后，企业不仅没有增强活力，反而每况愈下。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只好“集体选择遗忘”中国的统计数字了，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引用宏观的统计资料作为依据，为了提醒人们注意某些重大事实，我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1995）和第二次工业普查（1985）的数据，中把国工业企业在改革前后的效率变化整理成一个表格，列在下面：

　　工业企业整体效益的变化与经营环境变化

　　1985年度 1995年度

　　工业品产销率 97.5% 95.9%

　　工业增加值率 36% 24%

　　销售收入利润率 11.9% 3.1%

　　资产利税率 19.4% 6.4%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 151 231

　　3200多种主要生产设备进口设备占18.2% 进口设备占47.1%

　　工业企业个数 518.6万 734.2万

　　从业人员 9397.6万 14735.5万

　　本表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汇总，引自《中国经济年鉴-1997》

　　最近20多年来的国企衰败，乃至整个民族产业的衰败，就是资源流入国企减少的必然后果。与此同理，所谓的“三农问题”，也不过流入农村地区的资源减少的一个必然后果。认识了产业兴衰与资源分配与流动的关系，再来考察资源增加或者减少是如何发生的，就比较容易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了。在分析国企困境的同时，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社会上资源分配是按照“权力”来进行的，政治权力攫取资源的能力高于企业，在不同行业的企业中间，金融、大商业和房地产业又是强势产业，有能力榨取工业的剩余，国有企业就是在“榨取能力”不足的劣势下逐步走入困境的。

　　第一步是政府榨取国有企业的剩余，这个过程在早期最为明显。

　　毛泽东去世之后，原来的国家动员型高积累体系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因此缓和当前社会分配关系的紧张，以争取舆论和民心成为一个政治需要。1979年陈云和李先念联合给邓小平写信，说是要降低积累率。这个战略性政策的调整过程，实际上是要减少增进未来利益的资源分配，改善当前的社会分配紧张关系。这个过程是以给农产品涨价和工人加薪为起点的，197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高达22％，然后工厂工人的工资级别和奖金开支都急剧上升。这个过程本身是以财政支出中间减少对国企的投入为代价的。接着，给老干部补发薪水，大量修造楼堂馆所的开支急剧上升，财政收入部分从国企提取的剩余在持续增加，而回馈却急剧下降，这个过程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终于发展到把国企作为“政治提款机”使用的后果。1983年推行“拨改贷”，实际上就是这一矛盾发展到无法兼容企业资金需要的地步了，政治资金需要压倒了企业资金需要。这样国企的剩余就大量流出，而政治资金需要有增无已，成为国企血液流失的主渠道。（老田《国有企业到底是如何垮台的》，载乌有之乡老田网页）

　　不同类型企业1995年的税负、利润与退休职工负担数据：

　　利润税收退休职工负担产值比重税收比重利润比重利税负比重利税比重/产值比重

　　乡镇企业 991.9 846.4 33.4 19.6 44.3 28.41 85.06

　　三资企业 400.4 398.2 19.1 9.9 24.5 12.34 64.61

　　国有企业 665.6 2563.2 603.8 33.8 55.2 59.24 175.27

　　以“利税负比重/产值比重”粗略地衡量三类企业的按产值创造的增加值能力，本表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计算而得，平均赢利能力＝100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在国企失去新技术跟进能力的同时，快速提升消费品更新换代速度，不仅使得国企逐步丧失市场份额逐步失去了从市场上汲取资源的能力，而且国企早期投入的生产性资产也迅速地过时了，后来国企失去生存条件的原因之一是其存量资产在消费品快速升级期间等于报废了（或者称为“无形损耗”），这是消费品强制升级带来的“沉没成本” （就是为快速建成“特权消费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投资注定是无法回收的。

　　国企剩余适应政治需要而大量流出，缺乏回馈，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市场产品寿命却急剧缩短，国企显然缺乏进行技术装备升级以适应市场需要的资源份额，产品逐渐落后于市场需要乃是必然的结果。国企技术装备水平的迅速过时，伴随的是海外技术装备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的急剧上升过程。这些产品最开始是通过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然后又随着外资的流入在中国本土生产。今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企业，例如宝洁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他们不仅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可以方便地从中国市场上攫取垄断利润，实际上是挤占了民族企业或者是国企的利润空间，在这些企业垄断利润的实现过程中间，就攫取了中国社会可用以支持企业发展的大部分剩余和资源。而且这些合资企业是享受政府低税收优惠政策来与国企竞争的，而维持中国政府运转和政治需要的资金却主要是从国企提取的。结果国企就在失去自身剩余支配权的情况下，继续失去了市场份额，受到政治和市场体系的双重打击，国企逐步丧失足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同上）

　　由于国企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夹击，流入企业的资源日渐减少，未来的破败前景就不可避免，这一前景迅速被企业管理层把握到。结果由于对企业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管理层与企业共命运的意愿迅速下降，行为短期化的诉求迅速上升，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潮流。企业管理层在毛泽东时代，要受到严格的财经纪律的约束，“化公为私”的渠道开始并不是很畅通。等到邓小平极力主张的、以“放权让利”为特色的企业改革深化之后，企业资产和利益流失的口子就全面打开了，国有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流失，除了与企业管理层的短期化需要相适应之外，还与企业官员与政府官员分利同盟的日益成长水平相适应，最后是企业与政府官员高度合谋的条件下，在非常低的法律风险下加速流失的。正是这个普遍的行为短期化的基本条件一直在起作用，所以所有的企业改革，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出现了人们普遍谴责的“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的严重弊端。同时，从主流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都看到了企业管理层行为短期化的后果，都对企业未来完全丧失信心，结果从根本上摧毁了国企的内部认同和管理基础。

　　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各地政府实质上蜕化为一个单纯的“买税人”角色，争相招商引资，计划经济固然没有了，连产业政策实际上都已经无法执行，大量重复投资集中于产品加工装配的末端，导致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整个中国分得的份额急剧下降，并同时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引发恶性竞争，导致产品实现的成本也急剧上升，价格下跌。这也使得生产环节对于产品实现环节的地位下降，宏观后果就是商业的地位上升，可以榨取工业的剩余。

　　1980年代短期内大量引进的生产线，分布在全国的每一个城市，结果使得投资规模严重超越市场容量，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结果是：1995 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像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内燃机43.9％。一些重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如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0％。结果使得国内产品市场出现恶性竞争和价格下跌，企业在产品实现上的成本也相应增加，许多小企业无力建设自主的销售渠道，依赖商业中介来联结最终消费者，而恶性竞争使工业企业相对于商业企业的谈判能力下降，商业侵蚀工业利润就成为可能，这也是工业净产值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资源有限的中国现实中间，第三产业的兴旺是以工业得不到适当的资源份额为前提的，美轮美奂的商业大厦是建设在破败的工厂基础上的。在中国大量引进生产线的同时，实际上摧毁了中国自主技术的发展空间，加深了中国装备对海外的依赖，中国企业以垄断高价大量国外设备，不仅供给海外垄断企业以巨额利润，同时却加重了自身的财务负担（例如折旧数量急剧上升），实际上是海外的垄断利润表现为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下降。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最终产品，例如家电行业的核心部件，要通过垄断价格对外采购，高利润就这样输送给海外的垄断企业了，本土企业投资密集在末端加工装配环节，最能够赢利的部分生产环节在海外。（同上）

　　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剩余根据政治需要流入财政渠道之后，自身的资金需要不得不依赖金融机构解决，大量的资金需要和有限的资金供给之间的不平衡，正是金融机构的优势地位的强大基础，金融业侵蚀工业利润也是工业净产值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金融产业的兴旺和漂亮银行大厦的背后，只剩下更加破败的工厂了。

　　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在1995年末，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79233.9亿元，其中固定资产38444.3亿元，占48.5％；流动资产35561.0亿元,占44.9％；负债总额为51751.1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负债35630.4亿元,占68.8％；流动资产周转天数231天,比1985年延缓80天；资产负债率高达65.3％，流动比率为0.9981，已属不良型。企业偿债能力较低，致使企业相互资金拖欠严重。企业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不足成为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整个产业资本分配出现严重失衡，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利息负担沉重，成为中国工业企业的通病。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中国经济年鉴-1997》，P682）

　　我们从二十多年来国企困境的形成过程中间，很清楚地看到，企业的赢利能力最终是依赖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或者权力。无论是在市场还是非市场机制下，权力或者相对地位都是价格形成或者说是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国企的衰败，是改革后放开的竞争环境中间企业地位低下和劣势无法掩盖的结果，而毛泽东时代对于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业曾经硬性规定：商业利润为1％，建筑业利润为2.5％（房地产业根本没有），银行和政府财政当时完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后勤服务部门，这基本上是通过政策硬性取消了非生产性行业的优势地位作用，资源更多地流入了生产性行业（特别是工业），因此当时工业企业的赢利表现，要远远好于改革后。在这样的对比中间，很容易看到国企为什么在改革后必然地效率下降，最终丧失生存条件，在所有的重要原因例如金融业、商业和政府攫取工业企业的剩余诸主要因素中间，都是市场化之后行业权力地位不同起到“竞争”作用的结果，基本上不存在产权因素起作用的空间。而国企资产流失和管理驰废，本身是作为国企衰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出现的。

　　七、中国进行技术自主创新的利益补偿和发展的空间限制

　　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中断政权对资源的整合，没有出现苏东国家因资本整合能力不足而引发的经济崩溃。同时，中国转型时期恰与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后劲释放阶段重合，许多长期短缺的产品因此供应量急剧上升。在这两种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显得很成功，或者说不那么失败。西方的主流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学术信誉，也倾向于把中国作为成功典范，升级到新的样板地位。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与西方的主流们相比，他们更偏执。西方的主流愿意承认苏东转型的失败，但是中国的主流们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西方主流承认苏东转型的失败，在理论上就对政府介入转型过程持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而中国的主流们完全站在“瓜分集团”的立场上，要求把所有的存量国企资产统统私有化。特别是，西方的非主流学者如沃勒斯坦等人，通过总结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过程经验，得出结论说外围国家不可能出现比较规范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伴随着各种“超经济强制”，这与毛泽东早年的预言完全一致。但是中国的主流们不仅拒绝接受苏东转型失败的教训，也拒绝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表现纳入考察范围，继续兜售“私有化和市场化包医百病”的偏执立场，向国人许诺“制度决定一切”，只要中国采取欧美日那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能够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发达，宣扬这种变相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版本。这本质上也是他们无法放弃的遮羞布，舍此他们就无法要求平民阶层继续忍受“代价”，也不能说明今天的代价在未来有什么回报。这样的分析已经不受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水平的支持了，为此他们越发需要把经济学理论空洞化和模型化，屏蔽掉资源、人口、国际分工影响等等重要视野，在坚守精英立场的同时逐步达到了丧失理智的高度，已有的经验教训和重要的现实问题，以及海内外理论界（无分左右翼）作出相应的理论总结，都在他们的刻意遮蔽之列。

　　中国早期工业所必须“高强度剩余转移”阶段，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就已经接近完成，技术进步的重点应该逐步转移到“高强度人力资本投入”阶段。1979－2003年的加权积累率，反而高达39％，这个高积累仅仅联系着海外垄断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需要：为了实现中国精英阶层更高水平的特权消费，中国需要为此长期支付海外垄断企业的高利润，这是中国剩余转移和资源外流的结构性原因。就一般情形而言，工业化之后的高积累都是不再是主要的，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们继续突出“效率话语”，实际上是要求大众为特权消费社会的需要，无限期地承担所谓的“改革成本”。

　　“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这些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质，除了施加种种限制之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一版，P10）

　　在早期工业化的高积累阶段，作为后发国家，一些基干产业的兴起不仅确实需要集中的体制，而且也不存在通过市场联系供求双方的现实选择。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原来压缩消费去支持快速积累过程的政策就不再需要了，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者（被管理者）和消费者的需要，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有的高积累政策配套意识形态需要改变，企业的生产需要面对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种生产适应消费的作用机制，改变过度集中的管理机制。这一转型过程，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力量对比总是呈现出严重失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就越是高度集中于精英阶层，毛泽东晚年对此高度警觉并为此作出了孤注一掷的探索，仍然未能建立起对精英阶层有效的制约机制。精英阶层追求建设一个“特权消费社会”的趋向，就是俗称“拉美化”的过程，苏东国家转轨严重失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带来的，按照美国大卫·科兹教授的总结，苏联的“党国精英”的利益和意愿，实际上主导了苏联的解体和转型过程，所以他把苏联的崩溃和转向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

　　中国的经济调整确实要求企业和产品，比以前更加灵敏地适应消费者的需要，经济发展要求比以前更加面向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这与工业化早期集中精力完成中国的经济调整确实要求企业和产品，比以前更加灵敏地适应消费者的需要，经济发展要求比以前更加面向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这与工业化早期集中精力完成工业化的基础目标、在需求方面仅仅满足于解决低层次的“有无”不同。这一过程要求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信号更加敏感，与传统企业满足于扩大生产和提升技术水平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个人作为生产者（被管理者）和消费者，都随着工业化的进步提出了更为不同的要求，这确实需要进行改革经济体制来实现。但是改革的努力方向，被简单地误判为中国的技术积累不足和赶超西方消费品技术，这个“错误的认识”明显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意愿。精英们的特权消费意愿――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消费水平提高到尽可能接近欧美日水平，最终是在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中间兑现的，目的是通过轻工业快速引进高档消费品生产技术。

　　一九八七年，王建等人提出极端荒谬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声称要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重工业发展取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持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参见张新京主编《改革十年重要理论观点综述》学苑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P271－272）

　　“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和那个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样，最后都走向了反面。号称要增强企业活力的企业改革过程，最终是把国企都给改跨了，声称利用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来沟通农业和重工业联系的，最终是把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和海外的重工业联系上了，把自己的装备工业彻底报废了。为了把握中国国内资本的投入和服务方向，国家各个部门公布的强制性的产品技术标准，都是“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这等于强制新投入的生产性资产必须以满足精英阶层需要为目标。仅仅这样，尚不足以保证特权消费的最高水平，中国还必须维持与海外市场的紧密经济和技术联系，从利益流动和分配关系上看，中国填补国际分工的末端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是欧美日垄断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关键环节，得利多的一方或者说应该是欧美日担负“责任和义务”来维护这一循环正常进行的，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特别强、而且他们维护特权消费社会的意愿尤其强烈，结果在国际贸易争端中间反而是欧美国家以“斩断循环链条”来要挟中国。今天进出口贸易数量接近GDP的80％，就是配合着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增长和中国不可再生资源大量廉价外流的，不仅中国的工人农民失去了消费能力，而且本土资本也得不到适当的利润。这个所谓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最终是斩断了中国农业和轻工业与重工业的物质循环联系，把物质和利益循环的联系嫁接到海外垄断企业身上，以支持它们的高额垄断利润。

　　作为一个常识，引进技术应该与国内原有的技术创新部门结合，也就是和那些学习能力最强大的部门结合，这与普通人常识完全一致，完全不需要国际大循环理论的高妙包装，这个所谓的战略关键之处在于引进技术由最没有学习能力的部门进行。这一点刘力群先生看得非常清楚：

　　本来应由制造者的机电和使用者的轻工共同引进国外技术,原因是原轻工部门技术差距太大,吸收消化不易,时间拖长,成本又高。而且轻工多为专业厂,对技术需求狭窄,引进后扩张效果不大。而机电业与国际技术差距最小,在引进吸收使之国产化上,比轻工部门容易得多,若在军民兼营的综合大厂中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其扩张效果就要大得多。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引进技术,只由使用者直接买设备,这既拿不到技术,又出让了国内设备市场份额,而且设备维修、零部件补给还须依赖国外。最后,引进的技术设备对国内原材料和其他配套条件都不能完全适应,这也是引进技术并国产化过程中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国以轻工为主的引进,却是由不懂制造技术的生产厂直接引进,且设备引进大大多于技术引进;技术水平低的轻工设备制造厂引进技术多于机电仪制造厂；多头引进万国牌,重复引进乱花钱,都买总成组装厂,谁也不管前序元器件、零部件、材料半成品的引进。50年代打基础时,我国总共借了20亿美元的外债就从无到有地建起了现代化的重工和军工部门。80年代我国工业基础已大大加强,并拥有半工业化国家的机电仪制造业。可是我们仅为增产耐用消费品,就借了400亿美元的外债,这个投入产出比岂不令人吃惊吗?（刘力群《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兼论赶超战略》，引自三农中国网站）

　　在经过现实检验并证明是错误之后，在有人公开指出错误之后，王建等人还拒绝公开承认错误，就不能再认为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了。当然仅仅是一个王建，尚不足以误导一个国家的方向，问题在于这个政策虽然对国家和整个民族不利，但是对精英阶层却是很有利的，最终的政策后果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国内的高端消费提高到欧美日同等水平。与此相联系，为了维持与海外垄断企业的产品和技术联系，中国进入国际分工的末端并尽力保持一个经济上的循环关系，则是“特权消费社会”顺利运转所必须的。

　　与王建等人所宣传的相反，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不仅没有提升中国的机械工业生产水平，反而促使了本土工业制备行业的彻底解体。197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装备工业体系，中国工业装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80%以上。1979年开始通过“社队企业十八条”，政策倾斜支持“落后淘汰技术”在农村社队企业的超小投资规模上的恶性扩张，后来的所谓“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是这一产业政策扶持的成果；与此同时进行的所谓“调整整顿”，却竭力压缩国内相对高水平的技术的装备过程。结果这一个阶段实际装备的都是小工厂和应该淘汰的生产技术，其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更大。中国的精英阶层又反过来又攻击“几十年一贯制”，迫切希望迅速在消费水平上与西方接轨。到1995年进口设备比重从1985年的18.2%上升到47.1％，十年新投产的设备多数是进口的，国内装备工业在“国际大循环”的无原则引进政策主导下，几乎失去了全部国内市场份额，多数企业最终陷入破产。同时，1980年代中国市场上消费品升级换代过于迅速，产品寿命急剧缩短，许多工厂的新设备刚刚投入生产就过时了，按照韩德强的说法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也带来大量的生产资产报废。装备行业的萎缩和消费品生产行业的大量报废资产，实际上都是为快速建设“特权消费社会”而付出的沉没成本，这些投资或者成本，在特定的时间和政策空间里，不可能找到合理补偿的渠道，最终“自发”地发展为“国企垮台”和“银行呆帐”。这又遗留了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中国在工业技术装备上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工业的灵魂---装备工业全面垮台，产业结构上更加密集于轻加工工业；2）装备工业的垮台使中国失去了高素质人员就业机会和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成长空间；3）存量资产的报废对工人养老保障基础的严重破坏，有人估计今天社会保险账户亏空数字高达2.6万亿元。

　　而作为出传统社会主义遗产的农村土地公有制，恰恰提供了劳动力实现低成本生命再生产的循环渠道。从这里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工能够忍受如此低的工资水平，而且在工作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中国的工潮还维持低水平的原因。看起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残余制度安排，今天，却成为中国顺利融入全球分工链条末端的根本条件，李剑阁、樊纲等人时不时就出来提醒说不要给农民工涨工资，说这是中国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即便是把农民工排除在外，不用考虑他们的福利，就像李剑阁先生那样把他们作为中国精英阶层维持与海外经济技术联系的工具，问题还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国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流出和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严重困扰。换言之，维持中国作为全球分工链条末端的地位，在不考虑农民工的福利水平的前提下，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成本和代价也太大了，这也不是中国能够承受得起的：

　　“目前我国93%的能源、80%的工业原料、70%的农业生产资料是以矿产品为原料而提供的。2001年，我国矿产品年产量达到45.65亿吨，其中原煤产量11.06亿吨、原油产量1.65亿吨，10种主要有色金属矿石开采量1.22亿吨，铁矿石开采量2.17亿吨，化工原料矿石开采量5000万吨，其他非金属矿和各类建材工业用岩、土、砂石开采量25亿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矿物原料，受我国矿产资源条件的制约和下游加工业自身效益提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矿产品的供需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已由‘国内生产为主，进口为辅’向‘立足国内，多方式多渠道利用国外资源’的方式转变。这样的供需方式弥补了我国石油、铜精矿、钾盐等紧缺资源的需求缺口，同时也为利用铁、锰等进口矿产品来提高和改善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保障作用。”“经过几十年开采，我国已发现和可以被利用的储量急剧减少，铁、铜主要矿产的消费量与储量增速比呈负增长，铁为-0.74%、铜为-0.5%.后备资源储量严重不足，已危及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给。目前全国面临资源枯竭的矿山有440座，有色金属66%的主力矿山进入中晚期，已关闭和即将关闭的矿山有83座，到2010年预计还要关闭355座，占矿山总数46%，产能消失近5000万吨，占总产量的35%；冶金矿山有46座面临资源枯竭，将丧失生产能力3600万吨；即使资源条件较好的煤炭，到2010年前弥补报废矿井产能的精查储量缺口也高达300亿吨。”（国家经贸委研究室提供《中国矿业企业发展问题研究报告》，2003-05-15）

　　中国消费水平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一致，而应该与中国的资源水平相一致，在工业化告一段落之后，技术应该更加广泛地帮助多数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改善，这才是中国的现代化基础和目标所在。西方的富裕发达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寻求一个与资源水平相适应的适度发展战略，这意味着适度的生产技术和多数人参与生产过程，适度的消费水平，人不能降低为生产工具更不能把多数人排斥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

　　中国技术创新目标，不可能象欧美日垄断企业那样来自企业的创新利润，这是后发国家的特性所决定的。换言之，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可能为自己带来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终结海外垄断资本的垄断地位，就是说企业不能指望“涨价”的利益，但是整个国家存在巨大的“降价”利益。

　　关于技术创新的利益存在方式一个案例：在中国企业能够生产SDH光通信设备之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价格高的离谱，湖北省电信“东环”“西环”干线光通信工程中间，设备价格竟然高于2000多公里光缆的总价。在国内企业完成技术开发过程，新产品投入市场之后，跨国公司的价格一下子下降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国内的技术创新者迅速失去了从市场回收投资的空间。但是国内的消费者却因为本国竞争者的加入，节省了巨额支出，体现在消费者身上的“外部性”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价格，就完全无法“内部化”给技术开发企业。所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再在技术开发上投入（这也是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所一贯主张的），这样一来，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就无人挑战，整个中国的消费者每年受垄断价格盘剥的数量，要多出技术开发投入的许多倍。这个外部性内部化的范围，实际上与国家的边界是重合的，但是与枯三国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的中国企业，却无法“内部化”这样的收益。为此，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需要以政府作为新技术投入的承担者，即便这样的技术并不需要真正市场化，而仅仅着眼于打破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也是非常值得的。绝大多数的民用产品技术，其创新利益的存在方式都是如此，国家在民用技术的开发上，需要因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市场对外开放的现实中间，开发新技术意味着缺乏投入早期的超额利润回报。但是，没有技术装备的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竞争力都将失去依托，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庞大的资源和剩余流出规模，是作为垄断利润流出的结果，新技术开发的主要利益空间，在于破坏海外垄断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迫使其降低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这样的利益存在方式，本质上无法在企业经营的渠道里实现。企业开发新技术，可以迫使垄断企业降价，但是企业得不到丝毫的回报，因此作为企业最合理的选择是拒绝进行技术开发投入。显然，这样的技术－利益回报方式，要求政府作为技术创新的投入者，最终的收益是中国的消费者和国民福利水平的上升，依据是压缩垄断企业的暴利空间以减少剩余流出。

　　美国企业史家钱德勒认为好的企业要在生产设施、销售组织和管理结构上进行成功的“三重投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更象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以此而论，这个大企业在“管理结构”方面投入明显不足，引发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毛泽东时代，不足主要表现在管理实践上，决策圈子的许多次所谓“路线斗争”其实是由于缺乏理论带来认识上的不一致，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间则呈现出简单粗暴的特点；现在，这个不足突出地表现在简单地抄袭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妄断历史，结果使得新时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发生严重误判，更重要的可能是理论欠缺方便了“误导改革方向”的可能，特别是这种“误导”和强势群体的利益相互适应的时候，更妨碍了新认识的取得和推广，使得“误导”长期化或者结构化。中国的精英阶层缺乏对外竞争的意志，但是对于国内平民阶层则从不让步，李剑阁、樊纲等主流经济学家反复提醒不能给工人加工资，也不能给工人以福利和保障，在他们看来就是要把“剥夺工人”作为提高中国竞争力的唯一砝码。这个方面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当一个社会的市场竞争过于残酷，当企业的责任感过于淡漠，经济活动中便要出现一种向低成本竞争的方向。企业在低成本竞争中，首先压低的是劳动工资，当其他经济资源要素的成本无法再压低的时候，企业只能在最有弹性的劳动工资上进行压缩。这就导致中国社会永久地出现了一大批低收入的劳动大军。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领域叫做“向底部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而这种市场经济的法则最终导致的却是一个国家内产生了一批永久贫困的劳动阶级。在向底部竞争的过程中，劳动工资永远被压在低点，这一劳动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永远难以改变。这就是广东地区的打工者从80年代到今天一直保持着五六百元工资收入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来谈一个大的宏观问题，那就是追求效率和效益至高无上的后果：大量的失业、待业劳动力出现了，这帮人现在城市里是几千万，全国加起来最少有一亿多人是待业状况，这些人没有消费能力，这个问题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中国有这多人没有消费能力，造成中国市场的低迷，这是效率至上导致的恶果。由于国内缺乏消费能力，导致中国的商品非常多地出口，中国的财富大量的廉价外流。这个宏观问题值得注意。”（仲大军：《效率至上和恶性竞争的后果是资源廉价外流》，《国民财富廉价的出口使中国在补贴世界》，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

　　最近二十多年来，现代化被界说为要在中国建设“特权消费社会”，而且露骨地坚持中国不需要自主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一政策主张，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最终都是适应海外垄断资本利益需要的。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都严重地受到利益集团的扭曲。从内外资企业税收并轨这一事情的不同表现上，可以看待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同。商务部和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所一致反对税收平等政策，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群体对于至关重要的切身利益却鸦雀无声。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乐于把自己打扮成民营资本的代言人，也一贯主张“国退民进”，但在这个悠关民族资本利益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站出来他们说话，倒是几个被主流所反对和排斥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为民族资本争取平等税收待遇说话。在建设“特权消费社会”方面，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海外垄断资本有着共同利益，主流经济学家也是服务于他们这个群体的。

　　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转自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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